前不久給《人民日報》「學人論談」寫了一篇短文，題名叫《從成才的「軟」和「硬」說起》。那只是一篇千字文，涉及的層面當然極有限，單單是說了成才的兩個管道。
其實就這話題，可以說一火車的話。一般而論，「成才」二字不是自家說了算，是需要社會承認的。承認到何種程度，你就在這範圍裡立定了腳跟。我們國家設立了「自學成才獎」，從中央到省、市、縣，各自都有個層面。可以說這四個級別就是四個層次，用心可謂良苦。但是，作為社會主體對才的知與認與任，還是照資格來事。
成才是一回事，選才用才又是另一碼事，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說起選才用才的法子，真是難為了我們的社會。就中國而言，較早期的春秋戰國時，是貴族的一個小圈子的事，選是貴族選的，選的當然也是「自家人」——最放心，也最需要（當然是他家族的）的還是自己的孩子——這種沉悶的局面維持了幾百年，慢慢地不成了。因為列國的紛爭，各個國家需要人才，也就是說引進了「競爭機制」。這一引進不是誰、哪一國的郡主情願不情願的事，而是它在中國能否生存、能否稱霸的事，是整個華夏民族的需要。於是，在機制的導向下，庶民階層的人才就參與了社會政治。你可以看看《東周列國志》那裡頭縱橫捭闔活躍在社會最高層的精英人才，可以說光知道吃喝玩樂的紈褲哥兒幾乎是沒有。這種生動活潑的局面在學術上更是體現得充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哲學思想景觀，也是和人才輩出同步進行的。
這樣的局面被秦始皇以極快的速度撲滅了。很簡單，這位「祖龍」不需要這些玩意，他只要他的王朝一代又一代地「統」下去。車同軌書同文度量衡的統一那是進步，撲滅學術的百家爭鳴毫無疑問是歷史的反動。他定下的這個規矩無論善惡，一股腦兒地為後世帝王全盤接受，毫不猶豫地堅持了兩千多年。漢取才用九品官人法，實際上是改良了士族的特權。不是那麼絕對的聚才「定位」了，庶人中、自由民中有特殊才幹的，也還有些引進——「引進」也只是做官，做官便是「一切」——官本位的基本制度把人才死死地卡在一個極狹隘的空間裡，也把人才的發展趨嚮導進一個極窄的小胡同裡——就這麼一點引進，也還是導演出三國紛爭時那樣鮮活靈動的政治社會大劇目。
唐代的科學制度，從本質的意義上看，它是徹底取消了貴族人士（成才）的特權。貧富窮通都不論，都請來考試。考卷面前人人平等，這當然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是進了一步，再就是坐滑梯，一直溜下去，溜到二十世紀，老掉牙了還在溜。我們給似乎與生俱來的文化上的惰性——一拖就是幾百年，一千年，兩千年都不肯更張——有藥抑或無藥可醫，我不知道，反正現在還在坐滑梯。「A+A+A+X」其實仍舊是應試，「X」是什麼？還是變了變味道的應試。「素質」是什麼？用什麼標準來度量？考官怕也是懵懂。「辦事」，請拿出「本本」、「文件」。用人？對不起，也請你「拿本本來」。官場如斯，商場如斯，企業如斯——博士，請！碩士，可以考慮。本科、專科……各種本本把用人單位套牢，我們的企業家連《子夜》裡的吳蓀甫都不如，有一個屠維岳在跟前，幾個「家」能用出來？
這種成才、用才的人才觀確實是老了。它早就老了。《唐書·裴光廷傳》裡載：「乃為何資格？無賢無不留。」這位姓裴的真算好腦筋，出來了一個無賢無不留。「資格」面前人人平等。他讓後世一千多年的官宦可耗了多少神！
這種資格理論從文化心理上，它是因循與惰性的集中體現，在很短的時間為社會所接受，同時輻射滲透到全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次與各個視角深度，成了一種不下於制度的利器。無論考試、晉陞用人、衡量，也無論士農工商兵學，全部起用資格學說，努力是無比強大的「首要考慮」。看看金庸小說裡頭「大師哥」、「小師弟」的次序，到官場裡的大軍機、小軍機，到兵營裡「老兵」與「新兵蛋子」，那是一點也不得錯亂顛倒的。如果透窺了去，資格的背後是「禮」，是中國文化的命根子，是上下左右永遠不可更移的「秩序」。這玩意兒真是太厲害了。
以我的觀察與思維論，資格這一利器的使用，它的生命力的旺盛也是無與倫比的，它的衰落恐怕還真的是「伊于胡底」呢。但是，政治家已經發現它很要命地在變，社會學家也在想辦法，想破資破格的有效辦法，辦法不多，效果不明顯，資格之說有點動搖就是了。
動搖得最明顯的圈子好像是娛樂圈。這裡頭「貓膩」自然還是不少。比如幾大腕人物要捧紅一個角，這種事還有，然而一個終極的限制，還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觀眾。你再捧，角色必須自身棒，因為考官是民眾，是「廣大的」觀眾與聽眾。這個觀音不好瞞，能不能「紅」起來，關鍵是觀音大士大眾。我看，凡是公開的、明白的競爭，人才想捂都摀不住，凡是評委主持，考官量核的事，有錢人有權人便能操作出花樣來。
我們文化中的劣根是盤根，積的弊是一座山。這種文化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他也就是仰空浩歎罷了。民主是解去盤根錯節的利器，也是挖山的爆破器，好生發揚民主是人才出頭的希望和前提。而思想的清醒與解放，隨著人才的輩出，同樣會迸射出它必有的力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