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的饕餮是因父親從小就鼓勵我吃，就算沒有「薛仁貴立功名」這一思想，還有一條「穿在身上不算你的，吃進肚裡才是你的」的道理管著。但有的人稟賦薄，天生吃不下去，再鼓勵也沒有用。我能吃，和胃口胃消化力這些胃功能大有干係。不但北京湘蜀飯店那些小姐們新奇，就是在部隊與那些農村來的棒小伙比賽，我也是個「七把叉」（外國一位豪吃客），吃得他們目瞪口呆。為吃的事，母親沒有「嚷過」我，但她不止一次笑說，「解放是個吃僧」，是個「吃谷堆嘴」，雖說是批評我能吃不能幹，但似乎對父親「盡量吃」的指示有所保留。
只有一次，她是很溫善地與其說是批評——更像是告誡我「吃」的問題。我們住在羊角山下時，有一天上午，我到街上玩，聽見鼓樂齊鳴，鞭炮響得開鍋稀粥一樣，信步走過去，原來是斜對門一家街坊「搬親」（辦婚禮）。我站在旁邊正發呆，報門的高聲喊：「馬局長公子到！——」他們當然是認得我的——一群人上來，賠著笑臉，簇擁著我「請進，請進來坐——」我還不足六歲，這種場合渾不知如何應付，猶豫著，左顧右盼不由自主就進了人家門……直領到正室，在中間一桌坐下，和大人們一道吃了一頓，施施然回來了。因為人家結婚的事，在欒川沒見過，在陝縣也是第一次，沒有見過新郎也沒見過新娘什麼打扮，如何做派，今天統都見到了，又吃得和家裡大不一樣，人們也把我當大人，這也是頭一回，我心裡挺興奮的。但是母親回來告訴我：「不能這樣。你還小，不懂，以後遠遠地站著看，啊？」她給人家補了一份禮，又謝了人家，這事算拉倒。
母親的「厲害」是挺出名的，有句話叫「仰臉老婆低頭漢」，意思是這兩種人難對付，我一直不能認同。因為父親經常是低著頭，走路吃飯都像是尋思事情。但他一生都在躲避別人的無端傷害，他什麼過錯也沒有，卻像一隻驚弓之鳥；母親總是平靜地注視前方快步走路，她雖不苟言笑，但聲音溫和平靜，不過我覺得公安局的叔叔們對她心存畏懼——站在她面前，這些漢子兩隻腳來回搓動，手也握得不自然……我當時當然不能理會，但我有了社會閱歷，知道這屬於小學生見老師的那種味道。
她很少同人發脾氣。只有一次，她向人發火，站在旁邊的我臉都唬白了——那是一個犯人脫逃，一個警察來報告，母親勃然大怒，「啪」的一聲拍案而起，桌上茶杯都倒了：「你幹什麼吃的？火車站汽車站渡口路口統統給我封了，你是個混蛋，滾！」那人擦著汗，連聲說「是」拔腳便跑了。這件事印象很深，因為那犯人被追得走投無路，逃了回來，竟鑽進我家房東的防空地窖裡，腳印留著，給發現了，報告了。母親帶著一群警察到了後院，看了腳印問：「有人看見進去了？」
「是，不過有二十分鐘了，不會再逃出來吧？」
「這個地面，」母親用腳蹬蹬地，「他要出來還會留腳印。」她目光轉向地洞：「你聽著，我是馬局長。告訴你，五分鐘之內我們下去搜查，下去之前要投擲三顆手榴彈，你要有種，就挺著！想活，就給我滾出來！」話音剛落，洞裡頭一個帶著哭腔的男人就喊：「別扔，馬……馬局長，我出來……」他舉著手出來了……
然而她平時並不張揚，她有一股豪氣，是父親沒有的：剛烈而不失溫存，這就是我的母親。她有時見了叔叔，會拉拉他的衣服：「扣子掉了，軍容風紀呢？」「髒死了，臭！快回去換洗換洗！」有時會拍拍叔叔肩頭：「俺孩辛苦了，回去好好睡一覺。」這時她又像一個大姐姐，人被她撫慰得眼中放光。只有一次她是抱怨了一個叔叔，且是真的抱怨。那是她一次開會，把我委託一個叔叔管照。那個叔叔就帶我到食堂裡吃飯。那次吃的是拉麵，這是我「年既老而不衰」就愛這一口的飯，平常在家天天都是蘿蔔白菜，這次口味新鮮，鹵子也好，我就放開了吃，一碗兩碗三碗……那個叔叔萬萬想不到小小的我這麼能吃，也動了好奇心，想看我「到底能吃多少」，就不停地給我添，「再添一碗」——這麼著，我吃撐壞了。說得好聽，學名叫「急性胃擴張」，難聽點是「撐死了」，住了三天院。
如果說我們家純淨得像蒸餾水，連一點雜質也沒有，也不是事實。就父親來說，他最初工作是在稅務上，曾經收了商人一塊布，十二尺吧，代稅，因為沒有換成錢，拖到最後不了了之。還有在欒川剿匪時，從繳獲品中取了火柴盒大小一塊煙土收起來作為治肚子疼應急藥——這兩件事也是他老人家告訴我的，他一直嘮叨到老，二三十歲時的雞毛蒜皮，他說到八十歲：「公家的便宜，一分錢也不能佔，當時覺得沒什麼，後來越想越後悔。為什麼要做今後後悔的事呢？」受他這個影響，我也是這個原則，不欠別人的賬，也不佔別人的便宜。我是好睡手，再熱鬧的環境，躺那裡五分鐘就「過去」，但如果頭天賒了哪個小店幾元錢的賬，或者哪個人給了我個什麼好處，我沒有回應，這個覺睡著睡著就會噌地醒來，醒得雙眸炯炯，這肯定是父親給我留下的「基因」作用。
比較父親，母親不那麼謹小慎微。我們幼時穿的鞋，都是勞改犯做的，我的保姆，也是犯了輕罪的女犯人，我們當然不會白穿白用，但是我想，那應該也是一種優惠，應該和母親的工作地位有關。母親有時會在他們公安局食堂打一點餃子餡，或者改善生活時賣的肉菜，打一點回來全家吃，在糧、肉都是限制購買的年代，這也算是一種便宜吧。我們全家一處吃飯很少，有時父在母不在，有時母在父不在，有時兩人都不在，吃了也就吃了。只有一次，是1960年冬吧？母親用小手帕兜了五六個雞蛋回來，恰被父親看到：
「老馬，哪來的雞蛋？」
「小劉從鄉下回來，帶給我的。」
「現在是什麼形勢？毛主席都不吃肉！」
「……我給過人家錢了。」
「這東西現在給錢也買不到——給人家送回去！」
「小劉——」
「小劉是你的上級，你可以收，下級不行，送回去吧。」
母親什麼也沒有再說，默然提著雞蛋走了。
這些事不需要他們再來說教什麼，我們看得明明白白，這是做人的原則，二十年後我寫書，創業初期，妻三十多元，我五十多元，合計是個九十元工資，還要吃得相對好一點。領導知道我在做大事，開會不點名批評：「有些同事，上班帶孩子，用公家稿紙寫自己稿子……」他批評的動機是另一回事，但他批評的是事實。女兒凌曉生下來母親沒奶，我請不起保姆，親戚有時顧不過來我，上班帶孩子的時候確有。用公家的稿紙也確有，每張八開紙寫到四千字，但這畢竟是「公家的」。這位領導後來貪污被判十二年徒刑，我在大學講這件事，同學們哄堂大笑，我說：「他判刑，不能證明我正確。他批評的是對的。我確實出於無奈才佔了這點便宜。」
「天下沒有吃白食的。」是母親的話。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是母親教我的道理。
「天下老鴰一般黑。」也是母親說給我的。
除第一句話我改成「沒有免費的午餐」。三句我都照搬講給樂於聽我嘮叨的青年學子。我認為，我所領受到的其中的哲理，比我有能力講給他們的表述不知要充沛多少倍。現在想起陝縣生活場景印象：有點像萬花筒。欒川感受到的是「風蕭蕭」，大風整天呼呼地吹，形勢緊迫，連群眾開會都架著機關鎗，支起「小鋼炮」（迫擊炮），我看見戰士往機關鎗上撒尿給它降溫，打得掛了花的人血肉模糊被拖著拉下來，子彈打在鐵水槽上叮叮噹噹地響……還有夜裡那風，那狼，還有去野地吃飯，母親把她碗裡的土豆給撥到我碗裡的場景，我餓得大哭，母親指著天上的風箏喚我：「解放，你看你看那是什麼？五角星怎麼飛到天上啦？」……等等，欒川給我留下的味道，是火藥味。
陝縣不一樣。一、與四喜、黑喜、申學、鐵蛋、疙瘩姐這群小朋友的逃學史開始創作；二、太陽渡的晚陽，長河上的暮日輝煌，織成我心中永遠的黃河風光；三、吃撐死過去；四、抓逃犯的故事。那蒼涼指天的白楊，絨花樹，和鬧狼的滿城恐怖，還有牛老師憤怒的紅撲撲的臉，在我腦海中不停地幻化流移。
還有陝縣的監獄，也讓我追憶難忘。
這個公安局的院子很大，貼城北牆東西約有近二里左右，南北淺一些，東部有半里，西部約一里，是個西頭大東頭小的葫蘆形，連舊城樓都囊括了進去。小小縣城這麼大公安局院子，今天看是不可思議，但這肯定是「歷史遺留」問題。我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也算我的經驗：大致革命沿變，只會變了個人命運，貧富打亂，和了麻將一樣稀里嘩啦一頓「洗牌」，然後重新組合，你這個二餅原本挨著五餅的，忽地撞成白板什麼的……原可到甲手中卻變成了丙，但牌卻還是那些張，一樣的紅中東西南北風，一樣的萬餅條，贏輸仍舊靠手氣，技術或圈套。倘是一成不變的規律，比如說這個地方是縣政府，革命前大致就是縣衙門，再前就是知縣府衙。打個比方說，南陽知府衙門，革命後就是南陽行署，現在恢復了，往下刨刨，一直到元代，它都是「衙門」。這陝縣的公安局、監獄院落，應該就是從民國、前清「沿」下來的革命成果。
院子大，是三個部分兩個組合，東邊和正門是公安局辦公院，舊城門洞封了口，是審訊室，西邊部分是兩個監獄，重犯監和輕犯監。重犯監不大，是以黃土地切豆腐一樣「切」下去的一個四方塊院子，四周是崗樓，崗樓外則是凹凸起伏的小丘陵，長的有棘、荊條，還有密不透風的野花，黃蒿、灰條菜、笤帚苗……說起來叫人吃驚，這些荒榛蠻草，能長得像房子一樣高，我們小孩子看去，簡直就是樹林。裡邊還深藏著一個廢了的廟，一排空房子邊和院落，也都是長著這樣的樹林。這地方在公安局大院之內，又在警戒線之外，獄上持槍站崗的哨兵隱約可見。這裡頭絕對沒有狼，倒是有不少黃鼠狼、兔子、獾、狐狸什麼的，公安局的子弟小孩，有七八個吧？有這個特殊條件，能在這裡邊玩捉迷藏，我身上剮的三角口子，多數是在這「抓特務」時留下來的——這不需要解釋，母親也「不嚷」，晚上脫下來往床邊一甩，第二天早上自然就「好了」——捉迷藏呀、打野仗呀、逮特務呀、摘酸棗呀、吃桑葚、構桃呀……玩是玩夠，一個個嘴唇烏黑，灰頭土臉「到東院去」，現在回想，有點像——孫悟空從火雲洞裡趕出來的一群小妖怪。
從那邊回東院，必須穿行輕犯監，從女監房再穿男監房，女犯們幹的活是納鞋底子，滿院晾曬的都是洗乾淨的布匹，很多女人不言聲蹲在那裡梳洗，曬太陽，很平靜的。男犯們幹的活是染布、種菜、挑水澆糞、刷髒桶，各忙各的。我們這一隊過來過去，他們都認識了，習慣了，沒人看守時偶爾還笑話我們幾句，頗友善的。
有時他們還演戲，台上演員是犯人，下頭觀眾也是犯人，看去和外頭野檯子演戲無甚不同，沒有檯子，平地演，演員都沒女的，角兒需要，也是男扮女裝。我們就擦「台場」過，有時也站下來看一會兒，如演梁祝：
梁山伯唱「梁山伯與祝英台」。[（小聲）——日你老娘！]
祝英台：「——山上草橋來結拜」。[（小聲）——肯定你妹子想我了。]
梁山伯：「只知你是男子漢」。[（小聲）——放你姐的屁。]
祝英台：「哪知我是女扮男」。[（小聲）——是男是女你媽知道。]……
演員們在戲台上還有這些花樣，是我六歲之前便知道了的，這以後看了不計其數的戲，再也沒有見過這「戲中戲」的對罵，在四十二歲寫《康熙大帝·驚風密雨》（第二卷）時這件事一下子跳出來衍化成了如下情節：
說的是吳三桂堂會，兩個小戲子，一個扮諸葛亮，一個扮馬謖，演著演著在台上打起來了，吳三桂問原因：
……這場鬧劇是姬妾「八面觀音」指示著諸葛亮演出來的，故意讓他們把戲做砸，來取笑兒。《失街亭》中有一段，諸葛亮向馬謖授計道：「馬謖——附耳過來！」
馬謖按規定出班躬身附耳靜聽，不料台上的諸葛亮卻向他耳語：「叫你媽在列雲軒後耳房等著，晚上起更我去。」扮馬謖的茄官，新得「四面觀音」的寵愛，哪肯平白吃這個啞巴虧？偏他下一句台詞該是「妙計」，便一邊說詞兒，一邊朝文官腳上狠狠一跺。「諸葛亮」立刻淚流滿面，「啪」地打了馬謖一記耳光……
看《桑園令》，「薛平貴」和「王寶釧」，在台上也玩這遊戲，看《櫃中緣》，「岳雷」和個什麼「小姐」也在台上夾著台詞玩笑，台下觀眾哪裡知道，打鼓板的、演戲的都有他們永遠聽不到的「雙台詞」，恐怕戲的走向滅亡，也就因為它太老，戲之。觀眾欣賞水準都固定了，演員油滑得不需要任何感情的投入，倘羅密歐和朱麗葉也在台上弄這個，莎士比亞也得完——但這已離題了，我是說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戲中戲謎底。
我敢肯定這些輕犯的日子是比較愜意的，起碼比外頭有些過得苦的人要舒適些，因為每隔一段日子會發生這樣的事，有叔叔送母親一張名單，說：「這幾個犯人是這次刑滿，不願意出去的，請求留用……」母親一般都同意了的，他們留用，實際上是監獄工廠的工人，已不再是犯人，我穿的鞋、棉襖，大約就是這些人做的，用的保姆也是女犯人，我認為我母親這班人，對犯人是人道主義管理的，不然不會有這些事。
二月河在家中客廳。我在寫《乾隆皇帝》時寫到一個事件，直接移植了陝縣的重犯牢房，書中的表述和我見到的基本一致，不過「公安局長」換成了「阿桂」。解放初，這裡是發生過一次小規模的越獄事件的，像我前段記憶的那次，肯定是重犯霧裡逃脫。因為輕犯們過那樣日子，再越獄不合算了。
犯人都那樣快活？不見得。說到重犯，就無法輕鬆了。
建國初期，最初是剿匪反霸，到1953年，鎮反運動開始。蔣介石在台灣喊的口號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陸」。毋忘在莒說的是齊公子小白最初窘困，在莒國做人質，後來返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的掌故，和「反攻」是一碼事，也還不停地向內地派遣特務。
有一天，我們到西院去玩，回到辦公大院，碰到一位叔叔，他笑說：「小特務隊回來啦！告訴你們，今天我們真的捉到一個特務，從飛機上跳下來的！」這恐怕是他們很得意的一件事，因為局裡的人儘管和我們很親熱，公事上的事從來沒人說過。我們整天玩「捉特務」（那時還沒有看過電影），聽有「真特務」，嗷嗷大叫問：「叔叔，在哪裡，我們能看不能？」那叔叔指了指城門洞說：「你們現在可以看，審過關起來就不行了。」我們一陣歡笑，又換了小心，躡著腳溜到審訊室玻璃窗戶外偷看。果然見兩個「叔叔」正在審一個中年人。
這可能是個高級特務，三十歲上下吧，瘦點，看去很清秀，眉毛有點「倒八字」形，嘴角稍有點上翹，個子不算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上身確實是飛行裝那種皮夾克，除了這身衣服，和小人書上的「特務」無一似處。抽著煙，操一口洛陽話和審訊員對話。雙方都似乎相當客氣，也沒有平時審案拍桌子喝罵那凶煞樣子。我們這一群你看我，我看你，都有點失望：特務原來是這樣的？後來聽說他落網，是破譯了敵方的電報密碼，指揮敵機空降地點就在公安局附近，落地同時落網——長這一說，又讓我們對「局裡」神往了一陣子。
形勢驟然間變得緊張起來，第一，我們不能再穿越輕犯監獄「過西邊去玩」。第二，公安局從審訊室到監獄加派了崗哨，最初是三個，後來到五個，再後來是一個班，槍上都上了刺刀，公安局的叔叔都隨身挎上了駁殼槍。母親的槍連在皮帶上，也隨身在腰間——即使在欒川，她也沒有把槍亮出在外面的。第三，往日輕犯們抬土，刨地，出入監獄，現在他們被封了，滿院都是公安幹警，個個神色莊重，真槍實彈氣氛嚴肅。輕犯都這樣，可想而知重犯監那邊如何了。
這種情勢，根本不可能在大院裡邊玩了。我們就到羊角山去玩。但羊角山上的廟卻封了，白紙打「×」蓋著公章，問了問，說老和尚是特務，頭幾天要抓他，他自殺了，這件事又讓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陣子——不信？沒人不信政府。
接著的形勢愈來愈讓人透不過氣來，開始「槍斃反革命」。再沒有比公安局這地方更能體味此類情狀的了，幾個臉色灰敗的犯人銬著鏈子，鋃鋃鐺鐺被押到審訊室外，小公安們早已準備好鐵錘、砧子、鉗子等，給他們叮噹叮噹開鐐子，街上叫來的剃頭師傅準備好，給他們剃頭……再接著會給他們送一頓好飯，白面饅頭、酒和四個菜——我後來才知道，這也是一成不變的千古規矩，叫「辭世飯」，確實有點人道主義的情味在內的——再接著，就不和他們客氣，五花大綁起來，脖子插上亡命牌子，衝鋒鎗押著就走了，門外有那種朝鮮戰場上繳獲的美國道奇車，哼哼幾聲開去，世界上從此就沒了這幾個。
這樣的事那陣子幾乎天天有。重犯監那邊關了多少反革命？我不知道。天天三個五個，有時多的有十幾個，開鐐、吃飯、上綁、登車——去西天。這就是鎮壓反革命那陣子的情況。我們已經不能再出去玩了，因為氣氛不對了，小朋友有的爹或叔也被鎮壓了，這時的母親也臨時住在公安局，我就整日悶在她房間裡看小人書，看院裡的梧桐樹。
我在過幾年懂事後，父母閒時對話，我旁聽，「殺的都是縣團級（偽人員）」。我又在過了幾年懂事後，知道還有戰犯一事，我弄不懂為什麼國民黨的高幹都好好的，這些下級卻得剃頭吃飯上車……不懂了好多年。又再過了若干年，讀了些書明白了，這其實是政治鬥爭的需要，也是人文心理的政治反映，大人物，殺一個便會有人說你「凶狠好殺」。由此可知，官，要麼就不做，要麼就做大官，背上靠旗的大將軍，可以盡情做，打著號旗的嘍囉「校尉們」，你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