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

我的家庭「社會體系」總共是三大板塊，姑父一塊，父親一塊，母親這一塊，我一直以為是依附於父親這個「板塊」的。我長期跟隨母親「過日子」，見到的是父母親相親相愛、互相禮敬、謙讓，不但沒見過他們二老反目，鬥口，一般家庭常見的摔摔打打、板臉子、說難聽話等等，我們兄妹四人誰也沒有見過。母親曾告訴過我，三姨和舅舅都是他（父親）幫助出來參加革命的，如果守在「王家莊」，「不得了」。

「不得了」，用文一點的形容詞就是「不堪設想」之類吧。母親娘家是中農，怎麼會有這種設想？我有點思量不來。但是關於外祖父家的情況，母親終生對我們守口如瓶。由於母親參加革命較父親為遲，地位一直比父親低，母親的弟妹也是父親攜帶「出來」的。這一見識似乎成了定論，母親的家族有相對獨立性，但總的是依賴父親的。

然而我信守這樣的格言，「沉默就是有話可說」——事實上不是這樣？我們終日見到一些人口若懸河，誇誇其談，你去探討吧，他一準是個「糠蘿蔔」，內裡一點水分沒有。

一直到寫這篇文章時，我向舅舅三姨瞭解真情，我心中的疑惑有所解凍。母親家的「社情」，較之父親還要激烈複雜而且尖銳——我沒看見她打仗，但我見過她槍斃犯人，犯人一槍斃命，母親泰然自若。她的性格剛烈，說打就打，說罵就罵。騎馬打槍，敢於單槍匹馬地幹。除了她天性使然，與她的家族史也隱然有關。她竟是一位正牌子的烈士子弟！父親死於日本人之手，大哥亦是烈士。她的二姨夫亦是烈士。複雜性在於二哥當過偽村長。家庭錯劃中農。她自動出去革命後，又在建國前收攏尚有條件參加革命的弟弟和妹妹。「板塊」的情態就是這樣形成的。

外祖父是地下黨。聽父親說過一句，但他再也沒有多說一句。1963年三姨到南陽來探母親的病，我隔牆隱隱約約聽見他們議論「死得慘」，其餘的又不甚了了。因此我在填檔案表格時，從來沒有寫入。通過舅舅瞭解，這才知道，舅姨他們也是在「文革」中才明確了這一點——這件事倒應該謝謝造反派。

起因是這樣，三姨在天津工作，「文革」中「站錯了隊」，對立派到村中調查她的歷史，將二舅舅馬富科當過偽村長的事原封轉到正在廣西部隊工作的舅舅單位，那意味再惡不過：要請「解放軍」也來「清理」舅舅。

舅舅在部隊是進步很快的，他是1947年的資格，授銜初是上尉，繼而大尉，繼而少校，這樣的速度在當時是令人艷羨的，接到這封密告信，部隊黨委立刻採取了措施：一、讓舅舅到「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交代問題；二、派人到山西老家調查落實情況。

最終的結果是：一、舅舅沒有去學習班，他的一個老領導保了他；二、調查回來的結果，我的外祖父馬潤淵，抗戰時期即參加工作，在昔陽城開一家銀匠鋪為掩護，是八路軍的情報聯絡站。後被翟姓偽村長告密，1940年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農會主席張登寶，還有一位農會會員宋老先生（醫生），被憲兵隊毒打致死，屍體扔在昔河河灘。（宋先生甦醒逃回）。八路軍曾採取報復行動，槍斃了告密的村長。解放後，村裡曾為此事公祭追悼，立碑述記，立在王家莊戲台旁邊。大舅舅馬富蘭，亦是1938年參加革命，昔東遊擊隊的情報員，以偽棒棒隊團長為掩護。外祖父的事出來，身份暴露，他被憲兵隊抓去打得奄奄一息，回來不久即故去。我還有個二舅舅，叫馬富科。他以搗騰糧食販牛為生，在外跑跑生意，也在家種種地。1944年即將解放，村長沒人敢幹，他因見多識廣，村民用黃豆投票選中了他。這個時候誰都知道，八路要勝利，不敢接這差使，他逃跑出去幾個月，回來還是他幹。1947年土改，他作為「反動富農」被拉出去鬥爭打死。

結果就是這樣，舅舅沒有歷史問題，也沒有成分問題。組織上解除了他的審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晉陞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親在家是長女，比舅舅大十二歲。這些情形她都是瞭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這些變故，拉扯弟妹的責任就無旁貸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齡最小的舅舅馬文蘭，就「跟著大姐過」。舅舅說「我是在大姐背上長大的」。我親眼見過他們姐弟在一處，他們對母親的尊重遠遠超過我這個當兒子的。舅舅給母親梳頭，倒洗腳水；三姨來時母親已經患病，三姨給母親擦洗身子，代替父親給她「擦屎挖尿」，同樣的，母親受之不疑，她這個姐姐當得非常到家。

由母親的家庭狀態，可以斷定她的獨立性格與早熟。她不是輕輕鬆鬆一個人走進我們那座刻著「退一步想，夫然後行」的磚雕大門的。她是背負著一門血仇，負擔著沉重的娘家責任來的，這樣的仇恨，同樣可以帶來野性的反叛意識！我越來越清楚地看清了母親，她愛父親，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從來也沒有看自己是「凌××愛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親——有點什麼——戰友味吧！

在欒川、陝縣、洛陽，我基本是「隨媽」。大抵都住個明暗套間，裡頭住人，外頭辦公開會。到鄧縣，父親在武裝部是政委，房子給了四間，我們兄妹和保姆都住在武裝部院裡。我單獨跟母親，母親極少談她在隊伍裡的境遇，我對她在單位的情況一無所知。父親更是沉默如石，但此刻的我們已經有能力觀察這些事了。母親的情形我們感覺不到，在洛陽、陝縣，她是勃勃的精神氣兒，一直是副職，到鄧縣，主管法院，仍舊是副院長——她在昔西縣是縣婦救會主席，降了再降，一直沒有「恢復」到原位去，她和父親一樣，被圖釘釘住了，「副」了一輩子。我不是個在乎名位的人，但這種位置在那年代代表著「禮」與「理」——是社會地位與社會對人認同的標準，這就是另一回事了。曾經一度人們稱她「馬部長」——是政法部吧，但很快她就病倒了——那是夏天，她下鄉回來在家洗臉，父親說了準備讓她提「縣委委員（常委）」的事，又說「有人說，叫她進來（當委員）吧，進來再狠狠整她！」母親就是聽見這句話一下子頹然倒了下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母親有大漠孤雁那樣的氣質，在我的印象中她確實不是飛針走線做窗下女紅工作的女人，而是騎馬打槍的英雄。我對父親敬是佩服，有「盡義務」的成分，我對母親則是崇拜，終生的崇拜。她的死，是成神了，「聰明正直謂之神」，她是二者兼備——她死後連著幾年，南陽在她忌日秋雨連綿——天都在哭。

但在實際生活中，我的這個認知並不全面。爸爸、姑姑都告訴我，母親是個「過日子人」。僅從針線活而言，「王家莊」一帶無人能比。

「你奶奶是很挑剔的人，」姑姑說過，「新來媳婦，三天過後就得給婆婆針線活樣品，你奶奶要求補補丁時，補上去的布要和原布色調一樣，遠遠的不能看出是補丁，你媽做補丁不但是原色對原色，連布紋一絲一線都對得嚴嚴整整。她這樣的針線你奶奶都驚訝異常。」

但在我的實際生活中，我幼時穿的衣服鞋襪都不是母親的作品，而是勞改犯——準確說是女犯人做的。偶爾我剮破了衣服，肩頭上、屁股上會綻出三角破口，這倒是母親一針一線連起來，我沒有細看過補口，她連得那麼快，不可能「布紋對布紋」。我覺得看她擦槍更習慣，更自然些。一捧槍機零件，在她手中如活潑潑的小魚，很快對起來，就成了一支小巧的——雙筆劍槍。

父親教給我是「狼吞虎嚥」地吃飯。到如今，我吃西瓜不吐子，吃米飯不咀嚼，吃得前胸兩手油漬，還常常遭到家人的噱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請我吃飯，一編輯說「凌老師的吃相」，怎樣如何，招得社長大怒，要端掉他這「吃相好」的編輯飯碗，還是我來說情才免了他這一劫——但社長肯定對我吃飯的樣子是「瞧科」了的，的確是不好。母親也沒有批評過我吃飯，她只是說我：「慢點，誰和你搶（飯）。」每年看我的成績單，她會發怒，「你爸在小學上過四年，年年都是頭名，我一天學也沒上過，也比你強，你是個吃僧（生）！」吃僧大概和飯桶的意思差不多吧——和老師的評價一致。但現在回憶起來，我還是寧願母親罵我一句受用些。因為我知道感情。母親自己節衣縮食，有時帶一點好吃的，會笑著對我說，「俺孩是個吃僧，好好吃哇。」她會坐在一旁看著我把一大海碗餃子或者雞蛋炒米飯吃得乾乾淨淨。有一次給院子裡的花澆水，沒有扁擔，我雙手提兩桶水來回運水，母親笑著對父親說：「解放提水像提兩包棉花（那樣輕鬆）——孩不但能吃，也能幹。」

母親也做吃的。但大多數是吃食堂，她初到欒川，是公安局鋤奸股的股長，以後股又改稱偵察股，她仍是這個職務。吃飯就在公安局食堂。我的印象那伙食是不錯的，大約公安局內的孩子很少，叔叔阿姨都非常親我，我的「不錯」的印象，是我能受到最特殊的照顧的結果，不論什麼時候進大廚房，炊事員總會把一個包子或一條豬尾巴遞給我：「這是叔叔留給你的，悄悄吃，別叫二胖子（另一小孩）看見了……」我喜愛吃醋炒土豆絲，食堂改善生活常有這個菜，我和母親一道坐在水渠旁的土坎上吃飯，母親會把她碗裡的土豆絲一點一點揀到我的碗裡。我從來也沒想到過讓一讓她，老實不客氣全部吃光，在欒川、陝縣、洛陽，一直到鄧縣，母親一直吃食堂，她是一下子被山一樣的病壓倒，才離開食堂的。

但她偶爾的，也會有一點小製作。在洛陽市郊區公安局，是她生活相對安定的時期。那時的星期天，食堂一早一晚兩餐。中午，母親會給我們包餃子吃。她包的餃子，一律只有拇指大小，像一隊隊的士兵，整齊排列在墊了報紙的桌子上。然後做「臊」：紅蘿蔔、豆腐、土豆丁、菠菜葉，炒好加紅糖少許，再兌水，加粉絲——餃子出鍋，澆上這樣的湯汁，再加一點黃酒——這就是山西特有的「頭腦餃子」。可能只有昔陽才有這種飯。我在寫《康熙大帝》第二卷時，特意地把它寫了進去，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知道它：比如你腸胃不適或者拉肚子、痢疾之類，熱乎乎來這麼一碗，它的醫學效應是異乎尋常的好——假如你沒有病，這飯的鮮美口感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吃餃子之後往往口乾舌燥，這種餃子下去非常平和。我現在患了糖尿病，按理不能用它，但當我肚子不舒服，忍不住還要用它。我認為效果肯定比黃連素好。再一種，她會用鋁皮飯盒（圓桶形的），坐在煤火爐上，同樣是指頂大的豆腐丁、紅蘿蔔和菠菜（配起來非常好看），煮進去，她坐在火爐邊，用筷子攪麵糊，黏糊糊的……一直攪得非常勻，一點一點「撥魚」也叫「剔筋」，把面撥進翻花大滾的飯盒，最後用筷子蘸一點香油，也就那麼一滴，立刻滿屋子鮮香四溢——那吃起來……

「過河幹部」的家庭情況我見得極多，大致是這樣三種：一、家中有原配妻子，幹部在外作戰，就近又在部隊或部隊附近「又解決」一次的；二、家無妻小，在部隊找到愛人的；三、夫婦都是老資格，同時過河的。這三種情況當然是戰爭的原因，戰爭造成夫妻長期分居，勝利後離婚的，趁機離婚的，是當時一股強大的、不可阻擋的風。有一篇回憶錄說，徐光達大將乃至每見一個部下，都要恂恂相問：「你離婚了沒有？」（這可能是他判斷部下品格的一個標準）。鑒於這種特殊情況離婚的，離婚不離家的，原配在家，部隊又成家的，不離婚稀里糊塗過的家庭不計其數。父母這樣同時過河，同處一地工作的，一般說女的資格都比較老，這樣的家不多見。常見的倒是離異家庭（我對此不持批評態度，這是戰爭結果）。父親是老資格，母親也是老資格，我們這個家如果放在北京，甚至鄭州，也許是個大展鴻圖的家庭。兩株成材樹在森林裡是安全的，放在一片小樹苗中，那就太扎眼了一點，別的不談，因為他們二人工資總合三百餘元，不但一般的地委、縣委書記不能望其項背，即使軍分區的司令、政委，也難與為匹。《鬼谷子致蘇秦張儀書》中說：

子獨不見河邊之柳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讎，蓋所居者然。夫華霍之樹檀，嵩岱之松柏……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伐，亦所居者然也。

這和《神滅論》說的意思差不多，父親和母親這兩片葉子吹落到北京是一回事，落到一中原縣城，就成了河邊之柳，折枝激根在所難免。我認為母親身體太弱，經不起這樣的摧殘，她的死與她的優秀及與眾不同有關；父親退得早，倘若進入「文革」，他仍在工作，也是很了不起的。

投奔革命記

凌爾文

馬翠蘭同志（小名翠妞），山西省昔陽縣王家莊人，1922年生於一個手工業兼少量土地的家庭。父親馬潤淵和哥哥馬富蘭在昔陽縣開個小銀匠鋪，自做自賣，並無雇工，二叔馬潤寬在榆次當織布工人，小叔和二哥在家種田。1931年母親宋氏因病去世，翠蘭當時只有十一歲，因弟、妹年少，只好棄學回家幫助料理家事。母親在世時，曾通過親友說合把她許配給李家莊文明為娃娃親。

1937年10月1日，日寇佔領了昔陽城，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父親為了避難，便將十五歲的翠蘭送到李家莊草草完婚。婚後夫妻恩愛，公婆愛待使翠蘭倍感幸福。但是，日寇的殘暴行為日盛一日，百姓不得安寧，父親失業參加了秘密農會與情報工作，大哥馬富蘭也投入了抗日活動。翠蘭因當時封建思想的干擾，加之公婆年過半百，弟妹幼小無人照顧，只好留在家中。1937年至1940年，出外抗日的兄弟們還有信息交流，逐漸地因日寇清鄉，實行強化治安而中斷了書信往來。

日本鬼子越來越猖狂，在西峪口一次殺害三百人，1941年在昔陽城大廟活埋了二十一位知識分子，接著組織起蠅蛆一樣的自衛團（百姓稱為棒棒隊、鐮把隊），瘋狂屠殺活埋數以萬計的人，許多抗日誌士慘遭殺害。日寇漢奸還不斷以「雙抗屬」的罪名毒打、扣押、勒索翠蘭一家，逼他們交出外出抗日的親人。全家人整日提心吊膽，翠蘭原想在家養老撫幼的願望徹底破滅，便產生了跑出去投奔抗日隊伍的願望。她跑到娘家，娘家嫂子抱著沒爹的孩子，兩家都哭成一團，出外的兄弟們都沒有音訊，各種流言不斷地傳來，甚至還有一些人來勸她們改嫁。直到1943年，根據地擴大，環境好轉，才傳來了文明的消息，翠蘭禁不住放聲大哭。丈夫還活著，他在昔西的大山裡打日本鬼子，捎信人還見過他。雖然地址不詳細，但翠蘭決定投奔革命，到大山裡和丈夫一起抗日。公婆好言勸阻，都無法動搖兒媳的決心，便把翠蘭送回娘家。二哥是個粗漢，軟硬兼施地繼續勸阻，兄妹兩人吵了起來，沒辦法，乾脆把翠蘭鎖在房子裡，並囑咐嫂子說：「跑了可是丟咱家的人，千萬看好！」但兩個嫂子心地善良，看著妹妹整天不吃不喝，埋頭哭泣，心中不忍，便把翠蘭送到了河西姑母家。姑母六十歲的人了，會下神算卦，為定出翠蘭出走的吉凶，她洗了手，點上香，向紅布蓋著的神房默默禱告，之後抽了一支籤，上邊寫的竟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貴人遭難吉中有凶，凶能化吉，前途光明。」於是當天晚上，便送她上了路，並囑咐說：「不管有多難，要一直向西走，自有神明保佑你。」翠蘭跌跌撞撞走了一晚上，到了離城八里的巴州。面前有一條大河，她依然不敢停留，不料過河時，忽然雷鳴電閃，下起了傾盆大雨，翠蘭不顧生死繼續前進。這時山洪暴發，沒腰深的水沖了下來，兩岸人群呼喊，幾個大漢急下河把被大水沖倒的翠蘭救上了岸，但她不敢久留，繼續趕路。半路遇到了小村莊，歸秦山管，這裡離敵人碉堡不遠。但百姓們說八路軍也不斷來，村政幹部都是兩面維持。當晚住在一個老太太家裡，她想認翠蘭做乾女兒。翠蘭不敢久留，假稱去嶺西探親，回來一定相認。第三天沿山路爬到了掌城西川，聽當地人說，翻過大山即是西寨牙。山上全是小路，有時沒有路，向上看，山接著天，只有一些打柴人踩下的擱腳路。這裡離昔陽縣城二十餘里，離掌城敵人碉堡七八里，翠蘭藏在樹林裡長吁了一口氣，心想，日本鬼子離我遠了，那大山再高也是中國的山，山上的虎狼也是中國的，總得給我讓條路。又爬了十餘里路，身上被劃破幾處也不在乎，天快到下午了，心想今晚住到哪裡？想到這裡只有前進，手抓樹根、荒草，腳踩亂石向上爬。爬了一陣，忽然看見了一個小廟，也沒有院牆，翠蘭心中暗喜。進了廟門，只見小廟沒有門窗，神胎泥像的金皮已經脫落，也沒有香爐，可見長久沒有香火了。翠蘭自幼受家庭影響，從不信鬼神，在這滿目荊棘、滿山狼嚎狐竄、遠離親人的深山破廟裡，也不由得向這個泥像叩了個頭。自念一生行善，一切鬼怪不得近身，又想想姑母送的戒指，自感勇氣倍增。扭頭向後看都是高低不等、深不可測的高山深谷，想退萬不能；再仰望西山，高山密林頂著雲天，卻又有些膽怯。她在廟門前正猶豫，冷不防有人喝道：「站住，什麼人？」這一聲震得山裡回聲四蕩。她嚇了一跳，正在發呆，早有兩個穿便衣握著手槍的人連唬帶嚇地把翠蘭捆了起來。這些人說，這女人東張西望，不走正路，肯定不是好人，說不定是個奸細。翠蘭並不掙扎，只說是走親戚，不是壞人，但他們並不理睬，一前一後押著她向北走。翠蘭心中拿定主意，如果落在漢奸手裡，就拼他個你死我活；如果是掠財的土匪，就把銀首飾送了；如果受侮辱，就拚死跳山澗；如果是八路軍就算我千幸萬幸。

他們押著翠蘭一直向北走，她心中雖有懷疑，但並不害怕。也不知走了多遠，天已大黑，北斗星安然地眨著眼，好像在安慰她。前面出現了燈光，好像是個十餘家的小村莊，她不由得一陣心寬。「田班長，看，快到杏莊了！」前面一個人說：「到了杏莊就住下來，可能王區長王汝成就在這個莊。」這兩句話使翠蘭心裡寬多了，這兩個人可能是自己人。

到了村裡，進了一幢比較寬敞的三間房屋，只見有幾個人圍著一個鐵殼麻油燈坐著說話，他們進去後，田班長說：「王區長，今天抓個從城裡來的女奸細，你們審訊吧，她可能瞭解很多敵情。」這時屋中另一個人就衝著那個叫「王區長」的人點頭說道：「汝成，你是昔陽人，本地話通，還是請你給她好好談談吧。」於是，王區長便對翠蘭說：「我是昔陽人，咱們是老鄉，你又是個女的，諒你也跑不了，田班長把繩子去了吧，讓她好好談。」田班長解了繩子說：「這女人一路上倒也老實，只是她的形跡可疑，為什麼漫山爬，不走正路？」這時，另一個人給翠蘭端了一碗茶又打了一盆水，要她洗臉。她又饑又渴，把茶狼吞虎嚥地喝了下去，但臉是不能洗，這個時候，臉越髒越好。

王汝成區長慢慢地說：「你不要怕，要說實話，八路軍寬大，如果你是給日本人探消息，說出來也不處分你；如果你是好人，政府也不冤枉你；大杏莊有親戚，也可以保放你。」他說的都是抗日的話，翠蘭更膽大了，但去根據地找丈夫是不能說的，誰知他們是不是真八路？因此她仍然堅持說是去嶺西走親戚。過了幾天，區長說區公所留著女的不行，就把她關在一個老百姓家裡，由本村兩個婦女看守，門外還有兩個帶槍的。第二天，由田班長及兩個隊員帶著翠蘭一路奔上嶺西山，雖然看到山巒疊翠，雲霧繚繞，一派秀麗景色，但她無心觀賞。到了嶺西，只見村中十幾戶人家斷壁殘牆，有人扛著農具上了地，也有帶槍的民兵，這些景象使翠蘭心裡寬敞多了。天到下午，他們到了區公所，田班長把翠蘭交給了區長趙相應。趙區長坐在一個破板凳上，她被幾個民兵押著接受審訊。翠蘭經過仔細觀察，區公所破爛不堪，區長和民兵們看上去都很規矩，便感覺這裡肯定是根據地無疑了。正想著，區長突然大聲嚇唬她說：「從城裡來，又走這樣遠，行動鬼祟，不走正路，今天既已到了根據地就應老實說明情況，就是鬼子密探，只要不做壞事，從實交代，政府也會寬大。」翠蘭心裡一陣激動，八路軍就在眼前，吃了那麼多苦，目的就要實現，真話一定要說。她說：「我是昔陽李家莊人，名叫翠蘭，我冒死從敵占區跑出來，就是要找我的丈夫文明。」趙區長奇怪地一笑說：「文明和我在一個整風訓練班半年多，從來沒有坦白他娶了媳婦，怎麼現在忽然從敵占區裡冒出一個老婆來，令人懷疑。」儘管他這樣說，但從此卻把審訊的架子去掉，變成了和風細雨的個別談話。於是，翠蘭痛哭流涕地把自己的身世和日本鬼子對抗屬的百般殘害以及自己決心投奔革命的情況訴說了一遍。趙區長聽後便安排翠蘭和婦聯主任住在一起，並安慰她說：「我一定設法幫你與文明接上聯繫，幫你加入革命隊伍。」

說來也巧，在趙區長問案時有個叫和爾凌的小民兵。文明過去到過他家，他對文明以「表哥」稱呼。和爾凌見翠蘭來找文明認親，也覺這事蹊蹺，就飛快地跑回家告訴了他媽。老人家一聽慌了，急忙顛著小腳趕到區裡找趙區長。懇求趙區長同意在問題沒搞清楚之前，暫讓翠蘭住在她家，並證實說文明在家時的確定過一門「娃娃親」。後來日寇入侵局勢急劇惡化，加上鬼子姦淫燒殺無所不為，兩家老人害怕有什麼不測，就草草地給文明他們完了婚，這媳婦可能就是翠蘭。

和爾凌的母親也是窮苦人出身，曾得到過文明家的恩助，六歲時因災荒隨父到嶺西討飯，後來她嫁給一個姓和的男人。文明參加革命後，一次隨隊伍到這一帶駐防，恰巧就在和家吃飯，和媽媽聽文明的口音，不由得勾起思鄉之情，於是就問：「你是哪裡人？」文明說：「我是鋪溝李家莊人。」和媽媽又追問：「你貴姓？」文明笑著說：「我姓凌。」和媽媽聽後驚呼道：「哎呀孩子，我也是李家莊人，姓凌。」老人失聲痛哭，把文明緊緊抱在懷裡不放，刨根問底地問個不停，這才道出了她和文明家以前的關係，文明於是認了和媽媽為「姑姑」。

翠蘭到了這個陌生的姑姑家，姑侄倆真是親如母女。姑姑說：「俺孩可受了罪了，來找文明投八路軍又遇了這麼大曲折。不過你的福氣大，總算找到了共產黨八路軍。」她回憶了前不久和文明巧遇的情況又說，「這下子好了，不久你們就會見面的。」翠蘭聽罷，一頭倒在姑母的懷裡哭著說：「在這裡雖吃得不好，但心情非常愉快。」當年翠蘭只有二十二歲，由於苦累過度，卻都說她像三十多歲。有人還說風涼話，哪像文明的老婆，真像他媽。她聽了也不怨人，只感到這樣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