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條上，父母親可以說是十分默契。我在邯鄲大姑姑家，見過姑父打孩子，他打的不是自己的兒子，而是寄養在他家的大表姐的兒子。他一邊打，大姑姑在旁哭著拉。大姑父是出了名的「不怕老婆」的，被她勸得惱了，回身怒視大姑。很像要給她一巴掌似的，轉眼看見我在旁邊，狠狠出一口粗氣，一屁股坐了抽煙——我家絕無此事。父親對我們的管理主要是說理。他從不打人，但他哼一聲，臉上稍微帶一點「不愉」之色，我們兄妹個個都會屏息、躡腳、遞眼色說悄悄話。
父親的教育思想是，一、子女要獨立；二、子女不能在政治上出問題；三、身體健康；四、不談戀愛。他期望我們子女成才，然而他的這個期望值愈來愈萎縮。
父親給我的第一課是《西漢演義》，第二課是《東周列國志，接著鼓勵我讀《史記》。他從沒有讓我讀《紅樓夢》，更沒有談過《水滸傳》、《西遊記》這些書。如果說「紅學觀點」，他倒是個「薛寶釵」派。
「薛寶釵健康，上下左右關係處理得好。」
「找媳婦要薛寶釵這樣的。她懂得別人，能將心比心。」
兄妹四人，左一為二月河，依次凌建華、凌衛萍、前騎車為凌玉萍。「薛寶釵聰明，是領導幹部的材料。」
「不能學林黛玉，她誰也團結不住。」
「吃飯吃得像貓兒那麼少，林黛玉能做什麼事？」
「林黛玉是餓死的。」
我告訴他，我同情林黛玉。父親想都沒有想，說：「同情是一回事，相處又是一回事。一個人要讓別人同情，說明這個人社會生存能力有問題。」父親對賈母有好感，對賈政也是正面印象，「一個家庭的主要支柱，他要在外面站起來。」
很明顯，父親壓根就不指望我能從文學作品中汲取什麼，即使《西漢演義》這些書，他也不是欣賞其中的文學性，而是「大丈夫建功立業，轟轟烈烈一世英雄」。我們很明顯地能感到他的期望，沒有哪個子女敢於叛逆，做與他期望不一致的事，我在初中就想讀《封神演義》、《三言二拍》這些書。試了幾試，看他的臉色，還是把話吞了回去。我讀紅樓、水滸、三國、聊齋都是在學校「違父兄之命，背師長之教」，在破課桌縫隙一行一行偷偷看下來的。
「吃供給制」的幹部子弟是很牛的。我聽父親和母親說：「對解放學習不要逼得太緊，我們的子女該有工作時還能沒有個工作？」
但後來的情勢和他原本的料想很有距離，當我面臨能不能考上初中時，我認為父親已經覺到了緊張：「初中不畢業能做什麼工作？」他這樣問母親，「當工人？」母親沉默不語。
隨著他的膽愈來愈衰，我的「工作」問題變得愈來愈令他焦心，氣愈來愈短。
「考不上正規的，上個民辦的（畢業）出來當個工人就好。」
「當幹部恐怕解放不行，他學習不行。」
他對我說：「你能有個工作，有個好身體，就應該滿足。」
從「學薛仁貴，頓餐斗米建功立業」這一心胸逐步下滑到「有個工作就行」。
然而到1968年，有了一個機會。這年大徵兵，僅僅南陽一地區就徵兵數千。一時，軍分區和各縣武裝部來來往往的都是陌生面孔的軍人紅領章、紅帽徽——他們是各地部隊來南陽接兵的。這一年上山下鄉的運動也已如火如荼地拉開。我時年二十三歲，已經超了應徵年齡一歲。軍分區首長都是好人，他們同情也關懷父親這位不得意的少校，按軍分區黨委的意見，是努力把我「送出去」，然而接兵部隊卻更喜愛我的二妹妹凌衛萍，她聰明、漂亮，口才也不錯，乾淨利索。和一向馬虎，大大咧咧不懂人事交往世情過從的我一比，她的優勢是明顯的。
一邊要接妹妹，一方要送哥哥，發生了矛盾。軍分區來「徵求老凌意見」，父親從不在個人私利上有所計較的，這次非常堅決：「請首長考慮，我革命一輩子，沒有任何個人要求。我希望兩個孩子都走——他們應該到部隊上鍛煉。」軍分區首長作了指示，辦事的同志竭力工作，我和二妹妹凌衛萍同時參軍。記得父親是這樣，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坐倒在我家唯一的竹躺椅上，以手加額：「這件大事辦下來了。」
沒有走的是大妹妹。她身體弱是一個原因，以她的個性，是一熱血性情，激昂慷慨的青年。她堅持說要下鄉，在廣闊天地大顯身手。相信報紙，相信當時鋪天蓋地的宣傳——因為她壓根不知道「上山下鄉」口號的具體落實對個人的命運有什麼樣的影響。父親對這件事有口難言，因為要從他的口中說出任何與政策不符的話比登天還難。他不接受任何異端，而現在這「異端」卻是從他不能冒犯的地方發出來的。他心裡沉重，臉色也陰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誡大妹妹：「要考慮困難。道路曲折、艱難、複雜……千萬千萬不要在農村談戀愛，千萬千萬不要隨便對人付出感情……」——他說這話時，大妹妹未必懂。但她很快就懂了。她在這段時間，身上長了牛皮癬，本來就弱，更贏弱了。又黃又瘦。這個時期我在軍隊，我想妹妹恐怕一下鄉就懂了，尤其是當返城時，父親三番五次宴請他們的大隊支書，她已是徹底懂了。大妹妹凌建華是個個性開朗、豪爽、開放型的孩子，圍棋下得好，朋友多，心緒容易調整，而且她聽話，始終沒有在農村對誰「付出感情」談戀愛。不然，後果真的難以想像了。
一個大隊支書有多大權力？你進了他的一畝三分地就明白了——比總理大十倍。父親（後母）心眼用盡，反覆送禮，希圖大妹妹招工，最終也是鏡花水月。直到「運動後期」別人紛紛回城，大妹妹還滯留在那裡。當時是家中來了一位不知哪個縣裡的領導。他是父親的舊部，父親向他訴苦：「建華還沒有回來，沒有一點辦法。」那領導從兜裡掏出個煙盒子，在上頭寫了幾行字，給父親，「你帶這個條子去見×××（支書），他不放人，我剝了他的皮。」這樣，妹妹才得以回城。
二月河在香嚴寺坐禪谷。大妹回城後變得很順利，她屬於先天厚福的那種人，她兜裡只要有兩元錢，就會用來買吃的，花光為止，沒錢再想辦法，沒有當官的念頭，也不求有什麼大的建樹，對任何人不設城府，有話就說，有淚就流，流著淚一句逗笑她會破涕而笑。下棋輸了會哭，邊下棋邊哭，贏了又嘻天哈地——一句話，她「沒有心機」。她被安排在「晶體管廠」，而後又隨丈夫去了油田，日子過得瀟灑自在。
問題倒是出在我和二妹身上。我們兩個「爭一口氣」的心太重了。我1968年入伍，1967年底集中在新兵連。軍籍還沒定，已經定了入黨重點發展對象。到施工連，連長指導員都看重我，幾個月的時間又再度確定我為「發展重點」，連裡的大批判稿子，黑板報，連裡組織宣傳隊，都由我負責撰稿創作。正準備填寫《入黨志願書》，且是要任命連「統計員」的時候，團政治處一個電話，調我去「幫助工作」。
這樣，重新來。反覆了幾次，1968年入伍，1969年下半年還是讓我填了《入黨志願書》。這似乎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外公，地下黨；伯伯，烈士；父親母親、姑父、舅父、三姨夫、四姨父都是共產黨員，我入黨有什麼問題。我沒想到的就是父親把家史的陰暗部分長期對我有所迴避。這就發生了「談話」的事。要交代姑姑被斗致死的「歷史問題」，還要談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父親極為看重這件事。為了這件事，他寫了一封長信給部隊黨委——這封信寫了些什麼？他怎樣表述事情的經過與性質以及他對「問題」的認識，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出差南陽我們父子見面，他也沒有談及這封信是怎樣寫的。我1971年春節至今都想知道他是怎樣行文說明的。我為此事入黨時間整整推遲了半年。1971年他說，自從接到我的信，直到我入黨，他本來就嚴重的失眠症加倍地嚴重，「根本無法入眠，睡去半小時就會猛地醒來……」直到我向他報告，我已入黨，沒有預備期，現已是正式黨員，他才一口氣鬆下來。他告訴我：「你立了一大功。這不僅是個你入黨的問題，而是你們兄妹是否有入黨資格的問題，是整個社會對你們地位的觀察角度問題。你是你這一代第一個入黨的。妹妹們就好辦了。」——他全心全意，終夜輾轉不能成寐，希望的也就是「整個社會」能不再把我們兄妹像他一樣地作為「富農」歧視冷落。他的這個話有道理。二妹隨之很快也入黨了。但她那個單位是個高級保密單位，人人「根紅苗正」三代無瑕疵，二妹本來是決定要提干的，因為有此「瑕疵」而復員回宛。二妹凌衛萍的個性與她姐姐不同，細緻、精明、有內涵而不外露，心事重。她入黨時與我有同樣的經歷。「紅色家庭」的概念一下子出現了故障，提幹的事也泡湯，她鬱鬱地回到了南陽。子女的擇偶，父親也是同樣的標準。我1971年出差連同探家，總共是二十天時間。他和繼母晝夜不停地為我物色對象，鄰居們笑：「老凌現在是栓保爹，老安（我的繼母）是栓保媽。」二十多天時間，介紹了將近四十個「朋友」。絕大多數是女方不同意，理由是，一、我的部隊離得遠；二、我本人提干年齡偏大，前途沒保證（這一條沒人說，是我感覺到的）；三、家庭複雜；四、我的牙不好。對像家的政治問題由我父親審評，對像本人的「藝術標準」則是由繼母觀察——我本人似乎完全是局外人，現在回想起來，我們是出於對父親的信任和依賴，認為我既在外，根本無條件談戀愛，「是個女人」，「下雨知道趕快回家」就可以了。在我心底深處，還有一個思想，「大丈夫事業為重，妻子何足為患」——這是個潛意識，是父親早期給我的影響所在。總而言之，我找對象，我沒操心，只有一家，人家願意，我也同意「談」，父母親都很高興，但第二天又有消息，女方父親「一個學校校長」有歷史問題，是個「國民黨」，父親像被開水燙了一下，倏地站起身來：「不能考慮！」他的「政治標準」是決定性的，只要有歷史問題的一律「不行」，只要是黨員，或貧農，全都「可以」。在政治上要合他的格，是空軍飛行員的標準。他說：「她要跟你一輩子，她的一切都要跟你，包括她的負擔也是你的，有些事，你負不起責來。」
社旗山陝會館春秋樓遺址。也許吧，現在已經不能問他了，1955年的「審干運動」是條槓槓。這個界定年過後，他的神經衰弱變成了「官能症」，在有毒的空氣的漫淫下，他有了條件反射式的過敏。小妹妹凌玉萍是1954年生於陝縣。母親因工作忙，無奶，時年父親也調洛陽，在洛陽郊區菜農家，尋了一個奶娘，她也就因此成了農村戶口。對此，我的小妹妹是頗有意見的。「哥和大姐二姐都是城市戶口，為什麼讓我一人留農村？你們知道1960年我在鄉里怎麼過的嗎？」其實這件事父親多次說過：「跟著我有什麼好？奶媽一家待她很親。」——這時我們已有了繼母，且繼母又生了一個小弟弟。繼母安紅軍很賢惠，她在真正瞭解了這個家庭之後，也同樣介入了這個家的憂患陰霾——「咱們一家人走路都和別人不一樣，是雙著趣著（摸索著）走的。」但她和弟弟來到這家庭，使父親覺得關係處理變得比過去複雜了點，在此情形下，他沒有急於讓三妹回家。但到了玉萍十六歲時，是「政策界限」——再不回家，就會真正變成農業戶口。父親非常迅速地為她辦理了回城手續。
父親一生都在告誡我們，「走，是原則。三十六計，走為上——這不是一句空話，是值得奉行終身的。」我的記憶中，是在大哥1964年夏「走」（到武漢上學）時他犯過猶豫，因為這時母親的病重垂危殆。本來讓大哥和愛明姐來宛，就是想身邊有人照應的。但母親從口中迸出一個字「走」，他立刻釋然放大哥去了武漢。小妹妹參軍的事從她到南陽第一天，父親便已作出了決定。
這是1970年。這時的軍分區，已不是他離休初的情形，老熟人、老首長垮台的垮台，打倒的打倒，紛紛卸職離任，新的領導不熟悉，且「後門」入伍之風大熾。父親挨個回憶自己的首長「還在位的」，他想到了王維國——林彪事件中的著名人物，空四軍政委，他帶了小妹妹赴鄭州，準備轉道上海去見王維國。
假如這件事「辦成」，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再假如王維國喜歡聰敏、機智、潑辣的小妹，選進「小分隊」，那是不堪設想的又一情勢。
但上蒼對父親的懲治已經厭倦了，也許它覺得已經是太過分了。父親走到鄭州，突然頭疼，不是失眠，而是尖銳性的那種疼痛，他實在無法再繼續「走」了。住在軍隊一個招待所，恰又逢到他的一個舊部，在省軍區是處長，很當權，且又負責著「後門」，一夜之間，一切問題全部解決，妹妹參了軍——一併——在駐馬店159醫院當了衛生兵。
就我自身的感覺，參軍入伍之前，除了覺得父親過於細緻周到，過得太拘謹小心，沒有覺到他的病態。他是我們家族的太陽，這太陽不夠溫暖，但這太陽燦爛，他的光榮照耀著我們每一個人，他是包括親戚朋友都在心理上敬畏敬崇的神靈。誰也不曾懷疑我們的家史上空籠罩著這麼厚重的陰雲。父親在我入黨後，才對我講：「真實的情況是，我們是一個光明磊落的家庭。家史上有些事長期沒有告訴你們，是有些歷史談不清楚。你們還在上進，我不願你們有任何陰暗心理。」然而他沒有想到，這個社會的情態，偏偏不能滿足他的這點希冀。小姑姑的死「曝光」，奶奶移居邯鄲，哥哥在學校受到的歧視待遇，隨著「入黨」的事一件一件「東窗事發」。原先很多想不懂的事，漸漸拂去了塵埃。父親雖絕口不作解釋，我們卻愈來愈明白自身的「社情」——陰極的電流和陰極一樣強大。
這種有毒的氛圍對家庭的每個人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一旦明白了自己其實是個弱者，相應的人格格局就會變成這樣：我們兄妹個個都是謹慎有餘，進取不足。人人不敢殺雞宰兔，絕不惹是生非（我的小妹妹幼在洛陽，十六歲才返回家中，她是例外）。吃了虧沒有人敢說一句「報復」的話。一個個都練成了「打太極拳」，柔和而防衛周到。每個人都隨時注意自己的任何言行，學會了審時度勢。絕沒有人說大話，幫助別人也是量力而行，努力去幫，幫成了你不用感謝，幫不成也請不要抱怨——這樣一種幫法，絕無「後顧之憂」。父親把聰明、睿智，心靈的周密防衛術，與人為善的心地，連同他對社會的病態畏懼，都傳給了我們兄妹。我們祖訓中說的「退一步想」，做到了淋漓盡致，「夫然後行」卻是「行不得也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