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有一個感覺，我做事的膽氣和豪勁是母親給的，而腦力和智慧則受賜於父親。他的慮事之細，洞察世情之密，審時之精，度勢之明——回憶起來，我這一生見到的高人多了去，很少有人能在這上頭比到他的。
有人批評《西遊記》，說孫悟空在遇到困難時，首先想到觀世音，依靠母親的力量來除妖降魔，解決問題；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際，而觀音也有力量不夠時，他就會請「父親」如來出面力挽狂瀾。某一剎那，我也會用悟空來自況。
父親是這樣的「力度」：
他站在世界地圖兩米開外，你用手指指任何一個部位，他立刻便侃侃而言：這是某某地域的國家，國名是某某，人口若干，面積幾何，意識形態是甚，當今領袖是誰，經濟主脈，氣候條件……他不是給你背誦，而是——說家常那樣地講解，很隨意地信手拈來，無一滯礙。這一條我們兄妹都抽冷子出題測試過，他竟沒有一次稍有猶豫——現在的外交部有沒有這樣的人，我都有點不能肯定。
二月河與戰友。1942年，反掃蕩最艱苦殘酷的時期。他是昔西一區政委，也就是區委書記。但說來令人難以置信，昔西一區彼時是「無人區」，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在這裡完全徹底地執行了。沒死的也逃向洛平榆次這些地方投親靠友。但我對「無人區」這概念，也許領會有誤，因為父親寫了一份回憶錄《1941——1945年太行二分區第一區——網格子的對敵鬥爭大事記》，人還是有的，而且不少。不然就不會有「網格子」（人居的網格子）這一觀念。無人區大約指的是掃蕩後一個極短暫的真空時期，而且可能特指的抗日根據地。父親說他們當時人最少時僅有三人。在與敵周旋數年之後，重建了根據地，反將日寇偽皇協軍困在馬場，直到1945年形勢已經翻轉，當然有分區、有縣委，也有群眾共同的領導參與，但父親在這樣的形勢下與敵周旋，沒有智慧恐怕不行。
1947年隨劉鄧大軍南下，父親留在河南欒川縣做對敵工作，收編散落武裝——說白了就是剿匪，收編殘匪，支援大軍南下。父親告訴我：「形勢極其惡劣凶險。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裝，城內的奸細也多如牛毛，戰鬥力也很強。」就這樣，他在進駐時僅有七人，「整整拉出一個團來。經過憶苦訴惡，建立黨組織，清除內奸，這支隊伍打到廣西，無一人離隊逃亡。我為此受過黃鎮的表揚。」這當然也是各方綜合力量的工作結果，但父親是主要人物之一。有一年，欒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陽來探望，說起當時隊伍中內奸密謀暗殺我父親、反水投匪的事，歷歷如在目前。我問父親：「有沒有這回事？」他說：「這種事多了。這一夥原本就是土匪，他們投共，土匪也是不容他的。他們商量殺我之後，用血衣為證，回歸土匪隊伍。」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全身出入，工作成就斐然，我以為腦筋必須絕對夠用。
在他眼裡，我認為是「沒有小事」。在物上說，除了錢，什麼都是大事。在人上頭，除了相貌，別的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則是人的政治立場和人的品格。
父親是這樣的。比如說你患個頭痛腦熱的感冒什麼的，躺在床上睡覺。他會每隔二十分鐘來看你一次。似乎有話要說，卻又不說什麼，繞室徘徊幾遭，不言聲又去了。如此幾番，躺著的病人自己都有了「有罪」的感覺，坐起，吃飯了，他也就有了笑容，恢復了常態。他自己不閒著也見不得家中有閒人，大家都生龍活虎忙著去做事，人人「在外頭都順心」，他的失眠症就會大為減輕。
我寫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出書後才去見他。有這樣一段對話，他說：「你出書了？好！」
「爸爸，這很艱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沒有告訴過您。」
「好。你說將來要超過我，我還以為你吹牛。」
「我在政治上還沒有超過您，這是小說，這不算了不起。」
「我聽過馮牧的報告，沒想到你當作家。」
「馮牧是馮牧，我是我。」
「這件事意義非常大。孔子有什麼？不是一部《論語》嗎？」
「那不能比。」
「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
他的最後一句話，我很長時間不能明白。因為我敢肯定，沒有任何亂臣賊子會懼怕我的書。
繼而我的《雍正皇帝》也寫出了。我又去見他，又有一番對話：
「這套書我想給武漢。」
「那就給他們。」
「河南會不高興的，但武漢會在《當代作家》上連載，多登一次影響會大得多。」
「河南不能連載？」
「他們沒有雜誌。但河南出版社是給我出了頭一本的。」
父親瞇縫著眼躺在椅上豁然開目說：「天若有情天亦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爸爸說得好，他們就叫長江文藝出版社。」
這件事的決策內幕還有這麼一段情節。
《雍正皇帝》書出後，真的開始「影響全中國」了。北京書評以「橫空出世」評價了這部書，甚至有「直追《紅樓夢》之說」，出版社開始擾攘我的家門，訪問拜會的人也是與日俱增，冷落了多年的父親，走到哪裡，都會有人指點：「看——那就是《康熙大帝》他爸！」年節之中，他也成了地方長官和首長的重點看望對象。這時，父親又一句冒了出來，是西晉竹林七賢中的阮籍說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這個時候，全國取消了成分，地富反壞一風吹，都成了人民，父親以手加額又一句：「鄧小平，千古一人。」
他時不時就冒出一些令人警醒的言談。我是直到有一天，胡富國派昔陽縣委書記，南李家莊村村長，帶著小米和醋敲開了我的家門，以胡書記尊貴身份盛情邀我還鄉，到此，我才恍然有所憬悟「孔子著《春秋》」那句話，不必定是要人家「懼」，能獲取人多敬，獲取一份必要的安全是題中應涵之義。領導這樣的關照與彌密友好，情愫公開見於生活，肯定有很強的「辟邪」作用了。
我真正「認得」父親，是在1953年之後了。我幼兒時期父親在陝州軍分區。那時，母親是在陝縣公安局。父母親同在一城，工作單位距離不到我上學路程一半，每星期可能只有一次見面（我說「可能」，是因為我不怎麼記得他和母親在一處），吃住都不在一起，各幹各的工作。這在今天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卻是那時的普遍現象。
後來，陝州軍分區撤銷，併入洛陽軍分區。父親就調到了洛陽。我去過父親工作的陝州軍分區。那是很大的一座廟院。什麼廟？現在回憶，極有可能是關帝廟。我記得裡邊有一塊石筍，又細又高，有四米左右吧？父親帶我去看，指著說：「那原來是一棵樹，後來成了石頭。」根據這個含義，應該肯定是一塊硅化木。另有一塊石頭，大如臥牛，一半有人腿跪痕，另一半有被刀劈過的裂印，刀跡平滑像割開的豆腐，被劈的石紋則如手掰開的豆腐——我問父親：「劈掉的那一半呢？」他笑著搖頭：「沒人問過這件事。可能飛到黃河北邊了吧。」
這是幼年憶記父親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因為他說「飛到黃河北」，我當時深信不疑。曾和我的同學到黃河邊去「觀察」過，我只是想，這刀能把石頭割得豆腐一樣，「刀子真（鋒利！）」，這要多大的力氣才能把劈下的石頭崩過去？現時也只有依此印象，推斷那是一座荒棄了的關帝廟。
也就是父親第一次談關羽，說黃河，很無意的一句話，在我心中埋下了「二月河」的種子。
陝縣城是很典型的邙山地貌，全部是一起一伏的黃土丘陵，形同龜背，曲似長蛇，東西逶迤綿綿。火車站自然在隴海線上，地處縣城南端，緩緩由南向北波伏漸高，直到北城門是最高地，崗風肅然衰草連天的土城牆下，突地直削而下，是一帶黃土懸崖。土壁上長滿了酸棗、荊條、何首烏、知母草和白茅之類植被，只有一條「之」字形黃土牛車道「貼」在懸崖上蜿蜒而下。下邊是河灘地，還有兩三個小村莊，沙土地上長著的莊稼也很簡單，除了幾片高粱玉米，全部都是花生，再往前幾百步，便是黃河。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油畫、照片：如尼加拉瓜大瀑布，黃果樹瀑布，很美的，但若不親踐其地，只能瞧見它們的「色」，永遠不能受用到那振聾發聵的「聲」，可以洗欲，可以洗心，可以把你所有的榮辱憂患，統統洗得乾乾淨淨，在大自然的靈威中讓你受到天籟的訓誨，認知自己臣服的地位。黃河的嘯聲，白天在城裡是聽不到的，夜裡住在公安局，（以後又遷到城西民居），都能徹夜聽到它的聲音：不間斷，悶聲的滾動，不改變韻律，猶地在震動，如無數人在呼喚，又像一聲無盡的長吟和歎息——這是黃河的「天籟」，它是沖刷式地不停洗浴著大地。
但到黃河岸邊，你就立時明白：夜裡遠遠聽到它的嘯聲的緣由。在這裡是一片黃水，滔天激流在咆哮，一浪接一浪，河中心在翻湧旋轉，河心到岸，則是一排跟著一排，長線似的與河平行向岸不停地推過來，倘站在岸邊久了，你會覺得整個沙灘在向河心前進。泛著白沫，捲動著水草的黃浪拍擊出的水霧，撲面而來，微帶一點清心的腥味——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黃河的心情。但上頭這些話當時沒有能力說的，當時我只是覺得自己太小，黃河太「大」了，河面寬得好像有些渺茫，對岸山上的樹，山下的房子都朦朦朧朧地模糊一片，我和我的一個同學一道私自逃學來的，他也癡癡的，許久才說：「我要是孫悟空就好了。這麼寬的河，腰扭一下就過去了。」
「孫悟空是誰？」
「小人書（連環畫本）上的，本事大著啦，一斤斗能翻十萬八千里！」
孫悟空能翻十萬八千里，關公刀劈石頭崩到黃河北岸也就不算什麼了。我從此開始找「孫悟空」的小人書，開始看到的第一本整部頭書也是《西遊記》，從而尋到了書的世界，游進書的海洋。
由這次開始，黃河岸邊成了我最愛去的地方，我經常逃學，倘逃學，十有八九次是在那條「之」字大道旁的荊叢中摘酸棗，吃臭瓜蛋（人們吃甜瓜拉大便遺下種子出來野瓜秧上的「香瓜」），偷花生——蹚到畦邊，在花生秧根上猛踹一腳，拔起秧子（大致上花生粒都能帶出來）就溜到樹林裡，那東西能吃得人一嘴白沫。還有，到黃河裡洗澡，雙手扒著沙灘河床撲騰，呆望著縴夫們拖船，直到下學（放學）背上書包回家。日子久了，母親再忙也覺察了我的這點秘密——她很容易便能判斷我「到黃河裡洗澡了！」——用手指在我腿上一劃，出來一道白痕，必是洗澡無疑——接下來的事我很熟，打屁股。別說今天，就是當時，心裡口裡也都沒有怨言。
父親是個講吃不講穿的，這是我到洛陽對他的第一印象。我長期跟著母親，幾乎不怎麼見到他。母親在欒川，父親見到我，他對我很溫和。但我覺得他是「外人」，堅決不允許他「上我們的床」——這事直到他年老，提起來還笑不可遏。我真正「確認」他是「爸爸」也是到洛陽之後。因為母親到洛陽比他遲，住房、上學這些事務沒有安排好，我曾跟隨父親在洛陽軍分區住過一年多。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升起來，慢慢地想到：「他比媽還重要。」
他和我第一次談話就是說吃的問題：「孩子，只有吃進肚子裡的東西，才真正是你的，別的一切都要扔掉。你要學薛仁貴，頓餐斗米，才會有力氣做事。」
「我們不要奢侈，其實我們也奢侈不起來。不管好歹，一定要吃飽，人的高下不在衣裝上比。」
「你將來可能會遇到各種場合，見到各種人物。不管是誰，再大的官，一道吃飯不要空著肚子忍。」
這些話當時不完全懂，但我覺得他的話比媽媽新鮮，有勁。事實上，我終生都在按他的這一指示做著。田永清將軍在我的《二月河語》中點明我的「不修邊幅」，實際上我真的從來沒有考慮過「應該怎麼穿得好看點」——沒有這個思路。
壯觀的社旗山陝會館。他的話是說對了。我參軍之後，做的是最重的體力活，刨煤——煤礦掘井一年，又打坑道掘井五年。這是公認最耗體力的活，我都扛過來了，而且還有精力讀大量的書。倘是個小白臉、闊公子，恐怕不能。我這裡可以舉一例：我參軍後第一次到北京，是送稿子去的，在王府井「湘蜀飯店」吃飯，我點了一個拼盤（雞肉、香腸之類），一盤拌黃瓜，一盤炒雞蛋，一盤豆腐條，四個「墊菜」，再有一升啤酒，主飯是一斤二兩糧票的水餃，那盤子足有一尺來長，垛得高高滿滿的，獨我一人大吃大嚼，旁邊的服務員（那時不興叫小姐）看得目瞪口呆，都笑，我說：「你們笑什麼？看看我的飯單，還有一碗雞蛋西紅柿湯呢！」我初從煤井上來，調入機關工作，有一次吃饅頭，吃得周圍的人都停住了看我，同事給我端來一大盤子：「你到底能吃多少，今天測驗你一下。」結果是，二兩半的大個饅頭八個半，外加三大碗蘑菇燉肉。但我能吃也能熬。我在部隊總後，一次幾百人的現場會議，會務材料及簡報工作就是我自個。熬了六天五夜沒合眼，接著睡一夜，第二天照常上班，晚上再打撲克、看書……
沒有這樣的吃法，當時沒有力氣精力讀書，後來也沒有體力寫書——你寫書，本來就睡不好，再營養不良，你不完蛋誰完蛋。
吃的副作用也有：我五十歲之後得了糖尿病。我總結起來看，這個病是職業造就：又吃又坐，運動少成了毛病。
我的圍棋也是父親教的。我十三歲那年到南陽，他教會了我，我妹妹凌建華、凌衛萍也都學會了，這上頭我們都沒有什麼發展，終老也就是個業餘初段吧……今年，我妹妹帶了王冠軍八段來找我求字，我寫了「棋道即天道，人間第一趣」給他，這玩意沒有高手指點很難成器，但它練腦子，增強智力確乎無疑，棋類裡頭，它的趣味個性也罕有其匹。
父親更多的是下象棋。他的棋盤上寫的不是「楚河漢界」，一邊四個字，「不要生氣」，一邊又四個字，「再來一盤」。
父親和母親不同的，他除了吃飯，晚上睡覺的事，別的一概不問。母親一向管著的事，比如洗澡、理發、換衣服、上學、功課等一向「煩死人的事」在洛陽軍分區一下子全蒸發掉了，突然沒有了。
洛陽軍分區是個基督大教堂改建的，離洛陽車站（現洛陽東站）約可三百米左右。母親在陝縣，父親敢於放手讓我獨自坐火車兩地往來，年紀小，也不買票，我就在車廂裡穿來穿去玩，連列車員都認得了我。
二月河五歲生日照。最妙的是軍分區還有個圖書室，三間房大小，圖書佔滿了兩三排櫃子，大架子上還有旁邊的報刊架上散亂地擺放著一堆堆、一摞摞的雜誌、報紙、小人書之類。這實在是在陝縣、在欒川都夢想不到的好地方，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專門讓人讀書的地方。我當時在洛陽鐵路小學讀書，「正經功課」作業做完，業餘時間幾乎全都是在這個圖書室裡。這還是《西遊記》那件事引發出的興趣，我覺得比所有的「玩」都有意思，但我「水平」也還只能看「連環畫」，《表》、《孫悟空三盜芭蕉扇》、《真假西天》、《哪吒鬧海》、《薛仁貴征東》、《御貓展昭》……也能尋出一些嚴肅名著來，卻都憶不出名字來了。至今記得一些片段句子「她閉著眼向他開了一槍……」誰打的誰，好像是情人生死之恨？什麼書呢？記不得了。另一些書比如鎮壓反革命的宣傳冊子，還有反胡風的小畫冊，也都沒有漏過我的眼睛；也有一些是宣傳共產主義的畫冊，說得極其美好，有一次吃飯時我問父親：「爸爸，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樣子？」他指了指碗：「你看，我們有米，還有雞蛋，這就是共產主義。」
不知怎的，我有點失望。
父親到垂暮之年，始終能吃能喝，他的病是兩種：便秘和失眠，用的藥是三種：舒樂安定、松果體素、排毒養顏膠囊。
可以這樣說，他終生都是孤獨的，我不記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對所有人都一樣：客氣、冷漠、善待、關心。但絕不和人套近乎，談起所有的人，和他昔年的戰友，他總是能說出這人大堆的戰功、優點、成就。我的記憶中，從領袖、領導到戰友，他沒有說過任何人的缺點，但我也沒有看到他的那些戰友私下與他過從甚密。就這一條，我覺得他深邃、寬容，也覺到了他頭上那片烏雲濃重的密度。「文革」期間他已離休在家，但外訪調查歷史事件的人還是不少，有一次昔陽縣的造反派來，是調查一個「當權派」的。問：「你認識嗎？」
「認識。」
「當時你在哪裡？」
「我在一區。」
「×××和你在一個區嗎？」
「不在。他在×區。」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嗎？」
「知道。」
「他有沒有變節或失節的行為？」
「就我所知，沒有。」
「他自己承認他出賣了你，他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輕人，」父親盯著他們說，「要知道，我當時是區委書記，不但群眾都知道，連敵人也都知道，是公開的身份，這怎麼能算出賣？」
那年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歲月，來找他「外調」的人絡繹不絕，各路人馬無不掃興而歸。
但我仔細想，這並非純然因了父親仁厚，因為自身挨整甚多，不願別人飲此苦酒；而是他的整個「政治智慧」的原則，在週遭密佈荊棘的環境下，本能生出的防衛術。他順利通過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儘管「上頭」始終沒有重用他，但也只能對他留而存疑。
1955年授軍銜，他是少校，這個象徵榮譽和地位的軍銜按他的「准團級」定，也還算公道。但是，到此為止，直到軍銜取消，他就像一個圖釘在牆上按死了的舊掛歷，一直是「1955年」。與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欒川縣時，曾是他的警衛員，授銜時是上尉，繼而大尉，再繼而和他一樣：少校。父親在外頭，在家裡從來沒有一句話，只是說：「組織上已經很照顧我了。」他心裡怎樣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作為兒子，我當然難以聽到人們對父親的反面評價，我感覺到有刺的有這麼幾次。一次是他在軍分區門口，他走過去，幾個戰士在背後議論：
「他叫什麼名字，怎麼老在院裡轉悠？」
「叫凌爾文，別看是少校，工資高著呢！216元呢！」
「都是少校，他憑什麼這麼多？」
「資格老唄，四六年的兵，加上入伍前的資格，軍齡補助就高。」
「入伍前也算，那也算軍齡？」
「誰知道呢？」
他們的不屑、羨妒，我都聽出來了。當時我也不懂，只是心裡想：氣死你們。
再一次是他搭檔的一位同事，粗放又「豪爽」的，也是父親從他面前走過，我就在他們身邊，他瞟著父親的背影，對周圍的人說：「我才不管他有多老的資格，該整他我就整他！」這是爸爸的戰友？我差點氣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