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人世皆是繁華正經的，對各人她都敬重，且知道人家亦都是喜歡她的。有時我與她出去走走，江邊人家因接生都認得她，她一路叫應問訊，聲音的華麗只覺一片艷陽，她的人就像江邊新濕的沙灘，踏一腳都印得出水來。”
——在胡蘭成的書裡，他曾經記敘了這麼一位漢陽女孩子小周，湊巧得很，在漢陽，我也認得一個叫小周的女孩子。
和民國年間的小週一樣，我認得的這個小周，也是頗得周邊四鄰歡喜的。她開著一間美發店，只要是小孩子來剪頭髮，多半都不要錢。閒下來，她也像個小孩子般，樓上樓下瘋跑。平日裡，她除了養狗，還養了一群鴿子，為此故，後來我只要想起她，第一個念頭便是她又牽著狗在巷子裡奔跑，哪怕雨天，她的裙子上沾滿了泥點，終究還是不管，奔跑著，笑著，使一條街都變得亮堂，變得有顏色。
還有鴿子，她老是在美發店的天台上喂鴿子，餵飽了，一隻隻地捧在手掌裡，盯著看一會，再一隻隻將它們送入空中，鴿子們飛遠了，她還在盯著它們看，既認真，又心不在焉。
她多少有些心不在焉，因為她只對一件事情認真，那就是做演員。打我認識她，她就奔忙在本地的各家文藝院團之間考試，但從未獲得錄取的機會。失敗太多，難免陷入沮喪，但她很快便又打定了主意，重新牽著她的狗在巷子裡瘋跑了起來。因為她相信，這只是暫時的，她不過是在走周迅的老路。
是的，在所有的女演員裡，她最喜歡周迅，不，應該說，她只喜歡周迅。美發店的牆壁上，除了一張價目表，張貼的全都是周迅的畫像——海報，封面，掛歷，插圖，不一而足。她想當演員的念想不是因周迅而起，但是，這世界上一個名叫周迅的存在的確給了她最為重大的安慰。這安慰並非是野心，並非是自己一定要像周迅那樣被整個國家的人知道，一開始，僅僅是喜歡，喜歡她幾乎每一回出現在銀幕上的樣子，而後才是敬慕——如果自己也能像她一樣，從小城出發，最終變作國家的玫瑰，果能如此，該有多麼好啊。
只要那個名叫周迅的演員仍然在演戲，漢陽小周對她的想像就不會停止，做演員的執念就不會停止，非如此不可，唯有如此，她才能忘掉不願直視的週遭：多病的母親，漸漸增長的年齡，門庭冷落的美發店，以及，她越來越成了街談巷議的笑柄。
我也看過不少周迅演的電影，有一回，在黑暗的影院裡，看著銀幕上的周迅，我突然明白了，小週身上的神態，那種既認真又心不在焉的神態，也來自周迅，她一直都在模仿她，這模仿著實耗費了不少心力，但不得不承認，她模仿得剛剛好，我剛剛能從她的眉眼和奔跑中看見周迅的影子。與此同時，在她拒絕了許多次提親之後，以街坊四鄰看來，她幾乎成了一個怪胎，如此，嘲笑既起，就愈演愈烈，她卻還是不顧，美發店有一搭無一搭地開著，大部分時間裡，她都在醫院裡照顧母親，剩下的空閒，她照舊遛狗和喂鴿子，每一回，鴿子們早就飛得老遠了，她還在盯著看。
有一個雨天，我在巷子口遇見了小周，她全身上下都被雨水淋濕了，本來已經從我身邊跑過去了，又折回來，站到我的傘下，跟我說，她去看周迅了，可是她的運氣實在太壞，乘坐的公交車在半路上拋錨了，她好不容易趕到江邊的電影院時，周迅卻剛剛結束電影的宣傳活動離開了。
和往日相比，她的話少了許多，也幾乎沒有笑過，最令我詫異的，是她開始懷疑自己一輩子的運氣也就這樣了，她告訴我，她要離開，去北京，她就不信自己混不出來。因為不知道該如何勸說她，我便將自己當作她的聽眾，聽她說了一路，自始至終，她都在說，她要離開，她一定會離開。
可是，哪有那麼容易離開？為了給母親治病，她家的房子已經賣掉了一半，美發店自然關門了，母親的病卻非但沒有好，反而越來越像是不久於人世的樣子，但越是如此，她越是告訴自己，也跟更多的人說：她要走，她馬上就要走，最遲下個月她一定會走。漸漸地，關於她的笑柄不再單單是她想做演員的事了，還有她的遲早一定去北京，人們個個都心知肚明，卻偏要故意問她什麼時候去北京，又或者徑直告訴她，北京最近的天氣不錯，去了就多待一陣子，不要著急回來。每逢此刻，她倒是鎮定的，像一把劍，定定地站住，再告訴對方：她馬上就要走，最遲下個月她一定會走。
最終小周還是去了一回北京，在她結婚之前。
據說，她本來是不用結婚的，照她自己的意思，是想把剩下的一半房子也賣掉，好給母親湊夠剩下的醫藥費，母親怎麼也不肯，好幾回尋死，說是寧願早死幾天，也不願她將來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如此反覆了好幾回，不知道因了什麼樣的機緣，她結婚了，對方答應，幫她出母親的醫療費，還答應她，帶她去一回北京。
她在北京待了三天，每天都去一趟北影廠，一句話也不說，就在大門口坐著。關於北影廠的大門，在許多娛樂報道裡都是一個神奇的所在，似乎有不少想當演員的人都在這裡等來了機會，有的報道甚至說周迅當年也曾出現在這裡，所以，小周去這裡倒是也不奇怪，只是她沒想到的是，離開的前一天，她竟然真的等來了拍戲的機會——她被人叫進北影廠，在一部清宮戲裡扮演了浣衣局的宮女，洗了整整半天衣服。
回來後她就結了婚，沒過多久，母親還是去世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她剩下的那一半房子也賣掉了——卻原來，她嫁的這個人，是個身染毒癮多年的人，之所以娶小周，是因為他父母隱瞞了真相，想找一個女人管著他，來收他的心，至於他自己，早就已經債台高築了，結婚沒多久，他和小周的家就被債主們砸了，不得已搬回小周開美發店的房子，沒過幾天又被砸了，為了幫他還債，小周心一狠，賣掉了房子，這一回，對於這條街，她才算是真正離開了。
就算要搬走，她也沒忘記牆壁上的那些畫像和海報，一張張都被小心地取下帶走了，還有她的狗和鴿子，也伴隨著她消失無蹤，我在經過那間房子的時候，總要駐足一會，似乎稍等片刻，那個蹦蹦跳跳的小周便會出現在樓梯上。
終究沒有，自打她搬走，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只見過她三回。
第一回，是在協和醫院，我從擁擠的門診大廳裡出來，突然就看見了小周，她一個人，在停車場邊上，擺起小攤，正在專心地給一個老人剪頭髮。都說歲月催人老，她卻一點都沒有變老，僅只頭髮長了些，她一邊剪，還一邊笑著和旁邊圍觀的人說話，站著不動的時候，她的右腳會輕輕踮起來，一如從前的樣子。我正看著，城管卻來了，擺小攤的人們紛紛奔逃，她也不例外，可是她給人家的頭髮才剪了一半，只好扶著那老人往前跑，沒跑兩步，剪髮的工具們散了一地，她只好回來一樣樣地撿起來，臉上還掛著笑，並沒有多麼慌張。
第二回是在武昌的長江大橋下面，這一回，她沒有給人剪頭髮，卻是在賣鴿子。鴿子們飛得到處都是，江水邊，石階上，還有一株桂花樹的樹梢上，都站滿了她的鴿子。每一回，當樹梢上的鴿子朝她俯衝過來，她便噘著嘴，張開雙臂，像是抱住了自己的孩子，待到抱住了，她就一隻隻地親，一隻隻地跟它們說話，而她的丈夫就躺在不遠處的石階上，可能是毒癮沒能戒除的原因，眼見得的虛弱，也不說話，只有當鴿子們飛向他的時候，他才會暴怒著喊叫起小周的名字。
我最後一回見到的小周，其實並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遺像——為了討得一點毒資，她的丈夫手舉著她的遺像，回到了她從前住的房子，終日對現在的房主取鬧，非要說當年賣房子的價錢太低了，現在必須給他找補，否則，他就不走，我恰好遇見了，這才知道：小周已經死了，她穿得乾乾淨淨的，跳了長江。
世界上竟然再也沒有小周這個人了。一個人的消失，竟然如此輕易和徹底，偌大的塵世絲毫也沒有被驚動，就像她活著的時候，她的笑，她的奔跑，她想當演員的執念，其實從未獲得無論多麼微薄的見證。
小周並不知道，許多年以後，我在影院裡看了一部名叫《孔雀》的電影，電影裡的女主人公，雖說比她當初的年紀要大，卻也和她一樣，不斷地對人宣佈著她的即將離開，看著女主人公在一座塵沙之城裡獨行與四顧，一時之間，我竟難掩悲傷，頭腦裡滿是小周當年斬釘截鐵說出的話：我要走，我馬上就要走，最遲下個月我一定會走。
小周也不知道，又過了一些年，在廈門，我見到了周迅，這才知曉，原來周迅的朋友們也叫她小周。那天晚上，在鼓浪嶼對岸的一家酒店裡，我和周迅一起，去佟大為的房間裡喝酒，喝得高興了，周迅放了音樂，也不管我們，一個人，自顧自地，躲在角落裡舞蹈了起來，霎時間，我便想起了你，漢陽小周——你給人剪頭髮，你喂鴿子，你蹦跳著奔下樓梯，你對著牆上的畫報看了又看，既認真，又心不在焉。
窮親戚
油菜花的表姐不是牡丹，公雞的表妹也不是天鵝，就像世上的窮人，他們的親戚多半都是窮人，甚至是比窮人更窮的人。我也不例外：在這城市裡，一年到頭，總歸會有來自家鄉的近親遠親找到我，但是，於我有求的，也都不是什麼大事：一周的飯錢；找個過夜的地方；被打了，又或被欠了工資，給我打個電話，問問該怎麼辦。如此而已。
這一回遇見的事情，卻是要棘手得多：我最小的表妹，她原本是在郊區的工廠裡打工，有一天早晨從宿舍裡醒來，突然就厭惡了人生，想一死了之，去工廠外的小診所買了安眠藥，吞下了，但是沒死成，被救活之後，不用說，被工廠開除了。她暫時不再尋死，但也不想回家，這城市裡有她眾多打工的姐妹，她就在這些姐妹的宿舍之間輾轉流連，與此同時，又將另外一件事情當作了救命的指望。
我豈能不管她？接到來自家鄉的電話，我足足找了一個星期，最終在一家乾洗店的閣樓上找到了她，幾乎是強迫著將她帶走，住進了我的工作間，那也無非就是一間三十平方米的房子，但住下她已經足夠了。
現在，我終於可以瞭解清楚，那件被她當成救命指望的事情，到底是什麼，說來再簡單不過：她有一個姐妹，在鄂爾多斯打工，這個姐妹說，鄂爾多斯不但掙錢容易，生活也全然不乏味，完全不同於終日站在機床前的一潭死水；好消息是，這個姐妹馬上就會回來探家，到時候，她可以帶上自己一起前去鄂爾多斯。所以，她一直在等待，這等待甚至讓她產生了幻覺：她一遍遍地跟我描述著鄂爾多斯，酒店，霓虹燈，風，地下賭場，但是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她想像出來的。
我還知道，在陽台上，在她的房間裡，她一直都在哭，但也一直沒哭出來，有時候，她會偷偷地站在鏡子前，長時間打量著鏡子裡的自己，等待著自己哭出來，“人生如夢——”這是她剛剛學會的話，我聽見她在電話裡對姐妹說，“我連哭都不會哭了！”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她其實是會哭的，有時候，我在客廳裡寫作，可以隱約聽見房間裡的她在睡夢中發出的囈語和叫喊，它們是驚恐的，在夢裡，它們是她的敵人，她怒斥著它們，最後，終於放聲大哭。
就像等待戈多一樣，她在等待著那個女孩子從鄂爾多斯回來，在等待中，她日漸焦慮，幾乎坐立難安，漸漸從一個她變成了兩個她。一個她是：從不看電視，覺得電視劇都是騙人的，倒是抱著一堆雜誌徹夜翻看，乃至讀出聲來，對於雜誌上的某些文章和段落，她大為歎服，想辦法將它們都掛在嘴邊上，跟我聊天的時候，她有意無意都要將話題引向她感興趣的地方，最終，她會順利地背誦出雜誌上的那些話，用它們作為談話的結論，“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等等等等，無非這些。
另一個她卻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尖刻與乖戾：沒來由的暴怒，一刻也離不開零食，手持電話本到處打電話，但是，每打一通電話都是以爭吵和哭泣而告終，如果我去提醒她，她不該任由自己無度地怨天尤人，她便會正告我，她是在等待，她馬上就要去鄂爾多斯了，等待於她，已經變作了一個巨大的容器——一切悲上心頭和百無聊賴都是因為它，而它又讓她動輒陷入劇烈的擔心，擔心身體，擔心鄂爾多斯的女孩子已經忘記了承諾，擔心幾乎全部未曾發生的事情，最後，又將這些擔心帶入了嶄新的暴怒與無精打采之中。
然而，鄂爾多斯的女孩子始終沒有回來，她的等待也來到了極限，她決心不再等下去了，她要自己去找她，所以，她想要我給她一點錢，以作上路的盤纏。但我告訴她，我不會給她，除非她要跟我解釋清楚：為什麼每一天她都會在睡夢裡發出驚叫，她之前的打工生涯裡到底發生了什麼，還有，她為什麼要尋死？
這些疑問，其實已經被我反覆提起，但是，每說一次，話頭剛起，就迅速被她掐滅了，這一回卻是躲不過去了，她必須要說出來，才能換來前去鄂爾多斯的盤纏，她想了又想，這才開口說話。
事情起源於一種紅色的藥丸——在她打工的工廠，擁有著眾多駭人聽聞的森嚴規定，譬如遲到一次要加班五個小時，譬如午飯只能站在機床背後吃，在這些規定面前，人人都被折磨得五內俱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著，這時候，主管就發給她們一種紅色的藥丸，說是吃下了就會精神抖擻，幾乎人人都吃了，她也吃了，吃下去之後，果然精神好了許多，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這紅色的藥丸就是她的救命稻草，也是更多人的救命稻草。然而，後來他們慢慢才知道，那其實就是普通的口服避孕藥，也就是說，在吃下藥之前，他們的身體並沒有什麼問題，之所以覺得精神抖擻，完全是因為心理暗示的緣故。
當別人都在慶幸自己的身體沒事的時候，我的小表妹，她卻受不了了，因為她突然認識到，自己可能是愚蠢的。自小她就活得認真而極端，認真的人都有強烈的自尊心，儘管沒有念過什麼書，但她也大致可以猜測得出來：既然一顆紅色的藥丸都可以騙過自己，那麼，在許多時候，她肯定被更多的東西騙了，如果她一直生活在被欺騙之中，那麼，還有必要活下去嗎？
“我也沒辦法，別人看起來都是小事，可我就是過不去，所以我非要去鄂爾多斯不可——”她說，“以前我覺得是我在操作機床，後來就不了，我盯著機床看，發現我根本就不存在，我就是鉚釘，是沖頭，是冷卻管，總之，是沒有腦子的，那我到底是誰呢？”
我不再作聲，只在心底裡歎息著，給了她盤纏，再給她兩個月的生活費：世間眾生，誰能逃得了對“遠方”的渴慕和追逐？更何況，在受侮辱受損害之時，如果沒有一個“遠方”作為念想，作為安慰，我們又如何能欺騙自己度過諸多難挨的此刻？這個“遠方”，於昆德拉是巴黎，於南唐李煜是淪落的故都，於千里送京娘途中的趙匡胤是開封，於我是寫作，於我的表妹來說，就是鄂爾多斯。她既然想去，遲早就一定會去，儘管到最後她會知道，所謂鄂爾多斯，不過是另外一粒紅色的藥丸，但是現在，且讓她先走進“遠方”裡去，再讓“遠方”來檢驗她想像中的“清醒”，為了獲得這些“清醒”，只有天知道，她到底背會了多少雜誌上的文章和段落。
第二天一早，她就坐上了去鄂爾多斯的火車。而我的生活還將繼續，繼續寫作，繼續發呆，繼續迎來散落在這城市各處的窮親戚。
接下來找我的窮親戚，實際上只是我的遠親，雖說我應該叫他表舅，但他的年紀其實比我大不了幾歲，十年裡我並沒有見過他幾回，但是作為一個老好人，作為被交口稱讚的孝子賢孫，他的好名聲卻一直被我熟知，所以，當他給我打來電話，儘管我對他說起的遭遇覺得匪夷所思，但還是趕緊去接了他，讓他住進了我的工作間。
大概在半年以前，他在工廠裡做工的時候，和另外一個工友一起，被工廠裡的鏟車撞了，當即，兩個人的腰都被撞斷，迅速住進了醫院。他受的傷要輕些，住了兩個月的院以後，算是重新站了起來，他的工友則沒有這麼好的命，時至今日，還癱瘓在病床上接受治療。這只是悲劇的開頭，緊接著，工廠只肯賠他們一點點錢，作為一個怯懦的好人，他接受了，但工友的兄弟妻女卻不肯罷休，開始了漫長的逐級上訪。
為了突出上訪的效果，他們做了一塊木板，然後，又強迫我的表舅繼續扮作癱瘓的樣子，躺在木板上，被他們從一個大院的門前再抬到另外一個大院門前，理由是，真正的癱瘓者必須繼續接受治療，而他作為共同的受害者，理當跟他們一起上訪，還不能私自接受工廠賠償的那一點點錢，否則就是對他們的背叛。老天作證：他簡直害怕死了。他一邊怕工友的兄弟妻女對他不依不饒，另外一邊，他又怕有一天他會被人抓起來，到了那時候，一家老小的吃喝可如何是好？
在假扮了兩個月的癱瘓之後，恐懼大過了一切，他實在承受不了了，終於和工友的兄弟妻女不告而別，住進了我的工作間。自此之後，他便閉門不出，並且不斷地對我強調，他必須閉門不出。終日裡，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跪在地上，對著虛空裡的十方菩薩死命磕頭，再眼巴巴地等著風平浪靜，到了那時，他好出去找一個新的工作。
除了恐懼，慌張也如影隨形：磕頭的時候，嘴巴裡唸唸有詞；不磕頭的時候，嘴巴裡還在唸唸有詞；一天到晚，窗簾緊閉，他就躲在窗簾背後往外眺望，看看那些逼迫他躺上木板的人找來了沒有，他深信，即使今天沒有找到他，明天他也一定會被他們找到。“這可怎麼辦？”他的滿眼裡都是火燒一般的焦慮，“這可怎麼辦？”我安慰他，讓他些微放心，聽我這麼說，他也似乎好過了些，也在認真地聽，等我說完了，他卻又驚慌失措地笑了起來：“我知道，你這是在寬慰我。”
而事實上，這個膽小到怯懦的人，幾乎無一日不在違背自己定下的禁戒：他每天都在出門，且不是去往他處，而是去醫院，去看那個至今還癱瘓在床的工友。“畢竟，”他對我說，“我們是好兄弟。”每次前去，他都像打了一場仗，因為怕被兄弟的妻女發現，從來都不進病房，遠遠地掃一眼，掉頭就狂奔而去。回來之後，他再一遍遍對我說起他和這個兄弟的情義，在自己最窮困的時候，這個兄弟借過錢給他，如果不是因為怕被抓起來，他確實應該配合他們，將那一齣戲演下去，可他就是怕。
可是，在我看來，他其實是過分強調了他眼下的生活，慚愧，怕，幽閉，磕頭，反覆說起自己和兄弟的情義，這一切都被他過分強調了，他其實是對它們上了癮，不如此，他便不知道怎麼度過失魂落魄的現在，他非要這樣，才能說服自己。在如此緊張的情勢裡，他只能什麼也不做，就像他一遍遍地用言語和狂想給自己製造出風聲鶴唳，然後，再用去醫院探病來冒犯這些風聲鶴唳，這樣，他既能仍然對自己放心，反覆確認自己還是從前的老好人，又可以告訴自己，你甚至在做一件了不得的事，以此再來躲避他不肯繼續躺在木板上的萬般焦慮和自譴。
他為什麼每天晚上都要像個地下工作者般，火急火燎地去醫院走上一遭呢？按照他的說法，危險其實是在一步步升級：他開始給他的兄弟買水果和營養品；他甚至進了病房去跟對方說話；最危險的一次，果真就被對方的妻女發現了，她們一直追著他跑出了醫院，好在他還是順利脫了身。在我看，骨子裡，他其實是希望他們找到他，他甚至故意升級危險，希望他們早一點找到他。
——所謂勇氣，不光是武松打虎，也不光是倒拔垂楊柳，有時候，它需要的，恐怕僅僅是一頓酒，一個犯了糊塗的念頭，乃至一個儀式，這既是勇氣的激發，也是勇氣的磨損，但就是在對勇氣持續展開的磨損中，勇氣又漸漸被抹消了突出、嚴重乃至神聖，最後，它終於被視作了常物，懦弱的老好人才算有了跟它平起平坐的可能。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這一天早晨，我打開工作間的門，看見了讓人震驚的一幕：男男女女，七八個人，竟然全都跪倒在我的門口。我與他們素昧平生，但實際上我早就已經認得了他們，他們正是將我的表舅放置在一塊木板上再抬著他四處奔走的人，只不過，這一回，強迫換作了哀求。我聽見我的表舅在屋子裡歎息了一聲，終究還是走了出來，看看我，再看看他們，搓著手，一遍遍地問：“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問了足有十幾遍，他才差不多是帶著哭音對跪倒的眾人說：“是禍躲不過，我跟你們走。”
我還是說實話吧。他言語裡夾雜的哭音，首先自然是因為無辜，此去之後，恐懼，怕被抓起來的憂慮，再不能被他關在窗簾之外了，它們都將重新真真切切地進入他的生活，但是，這哭音裡也隱藏著微妙的激動，那種姑且不論結果好壞、先硬著頭皮迎來一個結果的激動：“我一直都在等，你們怎麼現在才找過來呢？”
我並沒有送他離開，不是因為門外北風呼號，天上降下了鵝毛大雪，而是因為表妹打來了電話，沒有錯，就是我遠在鄂爾多斯的小表妹。再說，我幾乎可以確定，當我的表舅跟著眾人離去，在他們之間，其實已經滋生出了某種怪異的親密。雪下得太大了，他們暫時還沒有走遠，還在一樓的樓道裡躲雪，如此，我一邊接著小表妹的電話，一邊還可以聽見樓道裡的討論：我的表舅正在責怪對方，木板太硬，太冷，他躺上去受不了。
先說表妹。我早就知道，鄂爾多斯並不能將我的小表妹從枯燥與瑣屑造就的水火中拉扯出來，但是，我還是沒想到，她的夢竟然破滅得如此之快。長話短說：那個被她當作救命指望的女孩子，根本就沒有從事什麼流光溢彩的工作，事實上，她是一個暗娼，小表妹趕到鄂爾多斯的時候，她剛剛被警察抓起來。隨後，她一個人在鄂爾多斯奔走到今天，終究還是沒有找到什麼像樣子的工作，就在剛才，她身上僅剩的錢卻被人偷了，就算她已經決定離開鄂爾多斯，回來，可是，如果我不寄錢給她，她便連一張回來的車票也買不起了。
電話裡，我的小表妹言語急促，甚至錯亂，說到最後，終於放聲大哭，但我沒有阻攔她，任由她哭，世間之事，無非如此：千里萬里地趕去鄂爾多斯，不過是重新學會了哭，但這也未嘗不是好事一樁，當此之時，“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有何意義？“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有何意義？它們都不能趕走她幻想過的酒店和霓虹燈，還有風和地下賭場，當她在會背誦的那些文章和段落當中一一自取其辱時，她唯有哭泣，才有可能帶來些微但卻是真正的“清醒”，哪怕“清醒”之後，她又要再去尋找一個未曾踏足過的鄂爾多斯。
好在是，哭泣之後，放下電話之後，我的小表妹給我發來了短信，短信裡有我給她寄錢的地址，那是一家她剛剛找到的做洗碗工的餐館，在地址的後面，她還寫了一段話，這段話不是來自於哪本雜誌，而是她自己寫的，要我說，它們其實比她從雜誌上背下來的那些話要好得多：“我所經歷的是不幸嗎？如果它是，我自己都不想安慰自己了，我總算明白，不管去這裡還是去那裡，最終不過是成了一個證據，證明被騙、流浪、走投無路都是真實存在的，根本不存在什麼過得很好的人，也根本不存在什麼過得很好的生活。”
而在我樓下的樓道裡，熱烈的討論還在繼續：我的表舅終於使身邊的人相信，重新換一塊木板是有必要的。看著窗外的彌天大雪，我突然想：此時此刻，就在這司空見慣的滿目風物裡，造物之主其實安排和呈現出了三種人人概莫能外的命運——一種是我，躲在窗簾背後，既沒有安靜下來，也沒有走出屋子；一種是我的小表妹，先是呼號著奔向了“遠方”，再被“遠方”不由分說地驅趕回來；還有一種，就是我的表舅，是不是身在一座囚籠裡已經不重要，如何使自己的囚籠更舒適，更精緻，才是迫在眉睫的事。
就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雪漸漸下得小了，我的表舅也慢慢跟隨他的同伴走遠了，過了一條小河，再繞過一條荒廢的鐵路，他們停下腳步，依照安排，闊別多日之後，我的表舅重新躺在了那塊木板之上。天氣還是太冷了，他其實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看上去，既像一個落魄的匪首，又像一具可憐的活祭；他們也只能繼續往前走，一行人，在雪地裡緩慢地行進，越往前走，就越像一支淒涼的送葬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