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之中，當我滿心歡喜地走出長春火車站，絲毫想不到一年之後就會離開它。想那時：滿城燈火都呈現出恰當的清淡，南湖邊的白樺林被風吹得嘩啦作響，丁香花的花期雖說剛剛被我錯過，但香氣還若有似無，通宵飄蕩在斯大林大街的上空。
一個二十二歲的大學畢業生，遠赴數千里之外，即將迎來他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租住地，是在城市邊緣的光機學院家屬區，但全無不便，由此步行半個小時，即可到達我的工作地。這破落的家屬區，如果是在南方，它幾乎令人絕望：地上全是貨車駛過砸出的泥坑，紅磚砌成的單元樓搖搖欲墜，在樓群之間，各家各戶隨意搭建的小平房連成了片，起風的時候，籠罩著小平房的塑料布們獵獵招展，直至被吹上了天空。
但我沒有半點失望，因為的確就是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國，那些別緻而熱烈的生機正在我眼前依次展開：烤串店的煙霧熱氣騰騰，啤酒瓶的碰撞聲此起彼伏，男女如若相愛，赤裸的言辭更是不在話下。夜晚裡下得樓去，隨意走進一間小平房，即可與人高聲談笑，大口喝酒。到了清晨，我從家屬區的後門去上班，要經過一片遼闊的菜地，每次，當我走在掛著露水的白菜們中間，我都疑心自己會在長春過上一輩子。
終究還是不行。難處很快降臨了。事實上，在長春，我遭遇的所有難處只有一樁，那就是語言的喪失。和剛剛開始工作一樣，我也在剛剛開始寫小說，這些小說雖然拙劣，但南方風物景致卻是顯而易見：青苔，護城河，石拱橋，春天裡四處瀰漫的腐敗氣息。我自小在其中長大，依賴他們，而現在，幾乎在一夜之間，當我寫作，我突然找不見它們的蹤跡了。
一邊是寬闊的大街，碧藍而肅穆的天空，莊重到龐大的蘇俄及日式建築，還有鋪展千里的松嫩平原上，高粱和玉米正在燃燒般熱烈地生長；而另外一邊，是窄而彎曲的小巷，總也曬不幹的衣物，還有常年積著漬水的青石台階。一個是北方，一個是南方，我就站在中間，兩條看不見的繩索將我左右撕扯，我竟然不知道該描述誰了，“心中有美，但又苦於讚美”。
這不過是一場失敗的寫作生涯掀開了序幕，但彼時之我卻茫然不知，只是一心要將自己的一生都固定在白紙黑字之上。從未想到，前來北國，吃飯不是問題，與人相處不是問題，到頭來，語言卻成了最痛徹的折磨：在沒有學會描述北方之前，我唯有寫下南方，而屬於南方的字詞就像被北方的言說嚇破了膽子，紛紛逃遁，我通宵達旦在等待，但它們都沒有來。
我無法不失魂落魄。就算把寫作放下，生而為人，裝著多少秘密，說著多少道理，終於能夠過下去，不過是一再暗示自己：我們有可能靠近那些慘淡和自以為是的勝利，但說到底，一切勝利，不過都是語言的勝利。
而語言的裂縫還在擴大：坐車的時候，往右轉，被稱作“大回”，往左轉，被稱作“小回”；在菜市場裡一路走下去，一路的菜販子都在叫著“大哥”，甚至更親一點，“哥”；在烤串店裡，兩個此前全不相識的女人，一番交談，兩三分鐘後就可以叫對方“大姐”，甚至更親一點，“姐”——這些我都不習慣，甚至生出了拒斥，於我而言，“哥”，只代表著我的弟弟，代表著我與他之間的親密、冷戰和他遠在比利時的孤單；“姐”，我叫過人姐姐，那是在我被寄養的幼時，有一個長我幾歲的女孩子，在我饑寒之時經常給我吃喝，一見到她，我就想到我的母親，想到我的母親為什麼沒有在我之前生出她。
就是這樣。我熟悉的字詞，言說，還有附著在其上的情感，乃至倫理，正在像河水般從我的體內流走。我已然坐臥不寧，但又無法對旁人道明，於我嚴重的疑難，也許對旁人只是些微小事。滿大街的人群裡，要是人們知道有個人在為如此荒謬的小事而茶飯不思，只怕會笑出聲來。
開始想法子。開始尋找可能去靠近我熟悉的語言。在我上班的途中，會經過華僑賓館，有一陣子，一個大型的書市在長春召開，來自湖北的與會者們就住在這裡。這天清晨，我從賓館門前走過的時候，看見大門上懸掛著“歡迎湖北代表團”字樣，並沒有想到我會和這個會議有什麼關係，只是在心裡動了一下，但是，工作到下午，我便決定下來，要去做一樁必須去做的事情——我跑到華僑賓館，找到一個不相識的家鄉人，告訴他，書市上如果需要人手的話，我十分願意幫忙，且是分文不取，對方盯著我看了半天，答應了。
在書市上，我當了整整十天的搬書工，終日裡，那些繁雜的書堆，被我從一個場館搬到另一個場館，雖說疲累不堪，但當我走在回到光機學院必經的菜地裡，卻也滿心歡喜，雙腳生風：被人送了好多書，也拽著人說了好多話，就在這些說話之間，許多我熟悉的事物都在舌頭上一一復活了。譬如桑葚，合歡，梅雨天；再譬如鱖魚，芭蕉，竹林裡的野狐禪。
這是一場嘴唇和舌頭的盛宴。多少一生都用不上的字詞，都被我挖空心思地想起來了，說出來的時候，放心且全無障礙，它們可以被呼應。然而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十天以後，家鄉人全都離開了長春，我又重新獨自活在了我的北國之城，我倒是並不為他們的離去而悲傷，我悲傷的是：不管我有多不捨得，長亭沽酒，灞陵折柳，好一番十八相送，那些話語和字詞終究是別我而去了。
所以，尋找只能繼續——整整幾個月時間，菜場，餐館，電器維修店，甚至在光機學院的左鄰右舍中間，我一直在尋找著家鄉人，尋找著在北方尤其顯得古怪和不可理喻的口音，一旦尋見，我就找借口上去攀談，結果並沒有多好：好不容易找見一個，這口音卻往往正在被它的主人用於叫賣，用於訓斥孩子，甚至是用於乞討，生活和生計，正在折磨著這些口音和它們的主人，事實上，它們沒有工夫停下，來與我的口音相逢。
打這個時候起，我已經大致可以想像得出：我與長春，可能終須一別了。
世間的語言，何曾只是滔滔言說的工具？它是身世，是情慾，是梁山泊，也是雷音寺。管它是像毛線團扭結在一起，還是像大雪後的平原般一覽無餘，你只要走進去，就理當躲得進樓閣，認得清花徑，可以大鬧天宮，可以為虎作倀；更有那些言說：高音，低音，吶喊，哭泣，喃喃自語，喋喋不休，它們除了是口舌的信使，更是在見證你的悲痛，你的狂喜，你的被侮辱與被損害。
對一個正在開始寫作的人來說，你所信賴的語言，即是你所信賴的生活，拋卻道德，哪怕它是一個惡棍，你也應該向它宣誓，向它效忠。
可是在長春街頭，我失去了我俯首稱臣的對象。
結局是突然到來的。這一天，我從紅旗街的地下音像市場出來，被一輛汽車蹭得踉蹌著跑出去好幾步，結果卻並無大礙，沒料到的是：當我還正在低頭檢查身體可有受傷之處的時候，車裡跳下來的人卻立刻開始了惡言想向，我當然要與之反駁，與之爭吵，但終於沒有，因為當我要開始爭吵，竟然沒有一個恰當而凌厲的字詞從我的嘴巴裡蹦出去，要命地，當對方聲色俱厲的時候，我卻站在南方與北方的中間，猶豫著到底要選擇哪一句話來進行還擊，想想這一句，再想想那一句，左右為難，但這難處已經與對方、與當時的急迫處境全無半點關係了。某種淒涼之感誕生了，這淒涼之感告訴我：也許，真的到了離別的時候了。
有何勝利可言？我再次走進長春火車站之時，天上下著大雪，北方之美正在天地之間洶湧地呈現：雪落在火車站的屋頂，使得茫茫夜空更加深不可及；雪落在小飯館的玻璃窗上，使得窗內的尋常煙火和說話都極盡熱烈；雪落在斯大林大街的松樹上，一根松枝悄無聲息地被壓斷；雪落在收割後的松嫩平原上，勞苦的兒女終於可以離開，待到明年再來；如同詹姆斯·喬伊斯所說，“雪，落在所有的死者和生者身上”，自然，也落在我這個戰敗者身上，是啊，滿火車站的人怎麼也不會想到：在這個城市裡，有個人為了一樁荒謬的事情打過一場仗，現在，他戰敗了，正準備落荒而逃。
有何勝利可言？自從回到原籍，已經十幾年過去了，寫出過一些小說，更多的時候則是什麼都沒寫，真相是，什麼都寫不出。現在的問題是：從相信語言開始，我相信了這些語言背後的事物，但是，時代流淌得是多麼急速，我宣誓和效忠的事物正在一點點碎裂，全都化為了齏粉；和在長春時一樣，我又站在了中間地帶，甚至是站在了死結上，一邊是活生生的滿目所見，一邊卻是日漸殘損和瘖啞的我的諸多相信，我該去拽住誰的尾巴，又該與誰如影隨形？日復一日，先是王顧左右，再是痛心疾首，終了，舉目四望：廚房，會議室，陰雨時的小旅館，諸多航空港與火車站，竟然全都變作了長春，那個二十二歲時、連爭吵都找不出恰當之詞的長春。
面對這四野週遭，我到底該如何是好？
卻也沒有別的法子，認輸吧。唯有先認輸，再繼續寫，繼續挺住。就像威廉·斯塔夫，旁人問他：“你為什麼還在寫？”他問旁人：“你為什麼不寫了？”
沒有別的法子。唯有將正在苦度的每一處都視作長春。先去書市上做搬運工，再去菜場、餐館和電器維修店，甚至來到光機學院的左鄰右舍中間，去尋找可能會相逢的口音。是啊，唯有再打一場注定失敗的仗，最後成為那個落荒而逃的人——十幾年過去，我多少已經明白：別離不是羞恥，它只是命運的一部分。猶如此刻，我寫下了一次生硬的、不足為外人道的別離，卻又想起了羅伯特·勃萊的詩——
“我對自己說：我願意最終獲得悲痛嗎？進行吧，秋天時你要高高興興，要修苦行，對，要肅穆，寧靜，或者在悲痛的深谷裡展開你的雙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