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荊州，我篤信這樣的傳說：故楚破國之日，紀南一帶的天空中飛來悲雀萬數，遮雲蔽日，淒啼不止，鬥殺不止，就像一場天譴，就像提前敲響的喪鐘；楚山之下，雙足俱失的卞和端坐在一塊巨石上，對著懷抱裡的美玉號泣了三個晝夜，淚水流盡，直至眼眶裡滲出血來，他之號泣，不是因為剛剛領受的踐踏，卻是為了同胞們，全都將他懷中的奇跡視作了謊言；月黑風高之夜，大將軍伍奢之子伍尚奔赴在尋死的路上，為了不留後患，楚平王假伍奢之名，傳令兩個前線上的兒子回家，意欲將父子三人同時問斬，風塵僕僕的長子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下場，但是如此甚好，他寧願和父親一起去死，卻又將弟弟伍子胥驅逐，使其在暗夜裡狂奔，過了韶關，一夜白頭。
——在古代中國，許多的時候，荊州，是國家的花朵，盛開之時，太白也要折腰：“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又或是：“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而在更多之時，荊州，卻是這個國家最決絕的所在：一場鮮血的潑灑，要等來另外一場鮮血的洗刷。它和它內部的人民，輾轉於不盡淵藪之中，往往只能在血光離亂中見識自己的命運：非得要端出血肉，城池方能清寧，非得要先領受了死，方能如釋重負地生。
如今被河水與麥田包圍的荊州古城牆，若是為它在流年裡折損的部分招魂，它的魂魄當是包藏在一次漫長的流亡中：一支襤褸的隊伍，傳說是鳳鳥的後裔，從只有在《山海經》記錄過的大荒裡來，在蒺藜和沼澤中生兒育女，又在戰亂和瘟疫中篳路藍縷，如此百年，直至建成一個國家；只是，這些世人眼中的蠻夷，每回都不能擺脫都城被敵人攻破的宿命，他們唯有繼續流亡，漸行漸遠，到了今日的荊州，一個名叫郢的地方，君王傳下令來：就此壘石築城，就此把身心安頓，不走了，再也不走了。
舉目之處，看不見一處關隘和天塹，楚人卻定都於此，難道只是賭氣後的決定？天可憐見，這個國家的人民有福了，他們其實是想通了一樁事情：退無可退，則無須再退，我偏要無險可依，我偏要棲身在離死亡最近的地方，如此，我和我的兄弟，我們的性命和血，才能算作這座城池的壕溝和城牆——越是將初生的一日視作在世上的最後一日，那真正的最後一日，才會到來得越遲。一場戰爭結束，誰要是活著回家，誰就是可恥的。死亡如影隨形，如何能說服自己，活下去是值得的？於是，就在荊州四野，在那些祭台和公墓邊燃燒的火堆裡，誕生了古代中國最早的歌與詩，經由楚人屈原之口，它們仍然活在今日的人間：“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尚不能說，中國人最初的生死觀就是在荊州鑄成，但是，血肉荊州猶如一柄匕首，在繁星般的春秋戰國時代劃出過一道寒亮之光，以此告訴人們，世間存在著這樣一種死法，那是一種冷靜卻喜悅、凌厲卻清晰、唯其如此才能算作過完一生的死。一個人的故鄉，其實便是他的出處和來歷，繞樹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護，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轉輪，血仍未冷，即使到了明朝，荊州人張居正，孤身入仕，少不了逢迎與權謀，自然，謗亦隨名而至。當時，只要邊關起了戰事，管他是倭寇，還是韃靼人，運籌帷幄之際，張居正卻是興奮的，雖說機鋒早已深藏，他也仍不想掩飾自己的故楚臍帶，在一篇奏稿裡，他甚至引用了西漢名將甘延壽和陳湯的話：“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言猶在耳——就是在荊州，當客居於秦的楚懷王死亡的消息傳來，楚南公曾經於竹簡之上，刻下悲憤讖言，囑咐楚人世代牢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定然有兩個荊州，一個是畫圖與絲絹上的荊州，春來開花，秋來落果，人民用生米煮成了熟飯，間或桃李春風，岑參與杜甫舉杯，又曾江湖夜雨，元稹與白居易唱酬，酒旗之上飛揚著更多的煙火，逸事和傳奇從來沒有虧欠城牆下的戲台，倘若時光就此清平，麥田里的荊州，只願做一個溫潤充盈的小婦人；可是，另有一座城池，那是史冊和典籍上的荊州，戰陣森嚴，馬嘶人怨，向來白骨無人收，若遭火攻，必成焦土，倘若水襲，便作了汪洋一片，有意的，無意的，情願的，不情願的，它越來越成為奪人心魄的必爭之地，非但做不了自己的主，卻更似高掛頭牌的玩物，打馬飛奔的開國功臣，韜光養晦的未來天子，都要一把拉扯過來，劍挑了它的臉，才能算是刻下了印記，在自己的妖嬈版圖裡點上了濃墨一滴。
這一段從畫圖到史冊的路，是沉默與喪失的路。單說三國之時，一座荊州，它是劉備的暖巢，也是劉表的命門，它是孔明的疆場，也是公瑾的噩夢，幾番易主，數次更迭，看似是紅塵囂嚷的註腳：草船借箭，白衣渡江，截江救子，刮骨療毒，一部一百二十回的《三國演義》，八十二回說到荊州；實際上，伴隨著生靈的罪與怕，一個血污中的嬰兒般的荊州。一個不知道多少回給古代中國締結出嶄新源流的荊州，沉默了，喪失了。在此地，誕生過這個國家最早的青銅樂器，當秦帝國還沉浸在瓦缸發出的聲響中時，鐘磬鼓瑟的奏鳴曲已經在楚國的上空響徹；在此地，也誕生過這個國家最著名的囚犯孔儀，以至作為革命信徒的青年汪精衛，即使深陷囹圄，也要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句子。只是，尤以三國為盛：那個絢爛的、瘋魔的荊州，那一道中國文明中最奪目的閃電，被塗抹，被篡改，只作了滿目雄渾的一部分。
今夕是何夕，而我辜又是何辜？如果荊州是一具肉身，是戰亂流離中的霧都孤兒，天一亮就被束之高閣，甚或被關押在九曲迴廊下的水牢裡，天久地深，面對這被咒語籠罩的命運，會不會生出幾分怨懟？清醒和放縱，花紅柳綠和哀鴻遍野，有過一點自暴自棄，也有過一點無情無義，到底哪一個，才是脫離了迷障的我——“世上哪個聖潔，定吾罪者，誰？”
也因為於此，大凡英雄，大凡在史冊中手起刀落的人，生逢荊州，必有一劫。且看狂奔入吳的伍子胥，據說，那些睡不著的夜裡，除了磨刀霍霍，他度過難挨時光的唯一辦法，就是在心裡給楚懷王盤算出各種各樣的死法，不僅要活下去，還要殺回去，這個將牙齒都咬碎了的人，荊州是他的病，也是他的藥，他非得要喝下這劑猛藥，才可能繼續心如死灰的人間生涯，實際上，無論他離荊州多遠，終其一生，他都是荊州的囚徒，即使雪恥之日來到，他當真掘開了楚平王的墓，仍然可以斷言，楚平王的荊州已經徹底改變了他，縱馬入城的，不再是當初那個白袍少年，是仇恨，是整個後半生都將在荊州這間牢獄裡錐心苦度的白髮人。
尚有神話般的關雲長，誰能想到，過了五關，斬了六將，到頭來，竟然迷惑於一條並不深密的小計，大意失了荊州，後世裡，至少有幾十出戲都唱了這一回，十有八九，都在感歎英雄的驕狂與末路，卻多半是些輕描淡寫：明明是劫難，看上去，卻更像是一次為風雅準備的波折，雖說給鐵幕般的三國荊州橫添了一絲少有的情趣，但革命終究不是繡花，不是嶙峋怪石背後探出的一叢櫻桃——失了荊州，便只好踏上窮途，更哪堪，性命的終點，麥城，就在不遠的前方，事實上，就在失去荊州的同時，英雄也失去了他的一生。
在我幼小的時候，偶爾會登上荊州的古城牆，在當初的藏兵洞裡消磨時光，時至今日，我還記得北門外的一棵皂角樹，雖然它堪稱高聳，卻是形容枯槁，說它天命將盡，每年春天卻都生出絲縷新葉，謎底揭開之日，正是它油盡燈枯之時，原來，在它的內部，早就已經生出了一棵新樹，那時我年少無知，熟視無睹，倘若是現在，我問我自己：你怎麼知道，那是不是故楚的魂魄依舊在今日荊州湧動，不光是這棵皂角樹，它也湧動在夕陽下的楚墓、奔流的江水和鋪天蓋地的滾滾麥浪之上？
回到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故楚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天，當秦帝國的戰士踏入城門，有一樁事情，他們決然沒有想到：被征服的隊伍裡，除了平靜下來的平民，幾乎沒有看到一個王侯公卿，而空氣中無處不瀰漫著酒香。那其實是，當滅頂之災已經注定無法逃脫，他們放下武器，寫好了遺書：罪在我等，甘願一死，勿殺百姓。之後，喝光壇中的美酒，拔刀自刎——為了親人們的生，他們，如釋重負地領受了死。
肉體的遺跡
這一回，說的是絕命詩。瞿秋白赴死之前，曾有“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之句，世事便是如此：死這一字，自是性命的終局，也未必不是真境、善知識和血肉裡最後開出的花。在生死的交界，有人要留下句子，是為絕命詩，或是死不瞑目，或是追悔莫及，終歸是指望和安慰，有這一句兩句，彷彿是驛站長亭多了一座兩座，長夜孤旅，攜壺題壁剛剛好，最後的拯救與逍遙，都來得剛剛好。
自是有一些人，這一世不替自己活，他是在替眼前的風雅和後世的典籍而活，他也活得心力交瘁，但在旁人看來，肉體之外的物事篡改了他，他的行狀裡沒有呼天搶地，也甚少欣喜若狂，說到底，這一場沒有煙火氣的生涯，不過是花團錦簇的閹割。唯有到了寫下絕命詩的時刻，風開雲散，水落石出，八十一難已過，此身便是如來，你是什麼命，你就要歸於什麼樣的句子，這絕命詩，實在不是別的，它是肉體的遺跡，也是遺跡裡的肉身。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被押上刑場之前，監獄裡的瞿秋白作成了這最後一首，卻是集唐人四句而成，這四句裡，除去致命的空無，還有隱隱的、獨善其身的冷漠，這冷漠早在拷打之前就已將自己畫地為牢，也足可使接下來的刑場和子彈自取其辱——我早已是孤兒，槍還未開，且讓我最後一次完成這聯句之戲，大限到來，我亦不過是，生生世世的孤兒。
子彈穿過身體，不會生出前所未有的道理，就像佛法道識，它們在今夜灌注人心，明早起來，該唸經的唸經，該打坐的人還是要打坐，塵世依然廣闊，心懷一死的人照舊不盼望結果，無非是法身非相，無非是無住無相，如此，唐伯虎才會在陰陽交分時留下如此句子：“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又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漂流在異鄉。”
世事真是難料，唐伯虎和瞿秋白竟是赴死路上的同道中人，如果他們生在一個時代，如果俄羅斯詩人葉賽寧也和他們生在一個時代，弄不好，在肉眼看不見的地方，他們要結伴同行。一九二五年一個冬天的凌晨，在俄羅斯，風雪中的葉賽寧咬破了手指，用血寫下最後的詩句：“再見吧，朋友，不必握手也不必交談，無須把愁和悲深鎖在眉尖——在我們的生活中，死，並不新鮮，可是活著，當然更不稀罕。”
葉賽寧訣世而去，卻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找不到鋼筆時就咬破自己的手指，相反，有人會走得更遠，以至於，如果在這世上找不到一個人，她便要去另一個世界裡找他，就像葉賽寧的情人加琳娜·別尼斯拉夫斯卡婭。他最後的詩句是為她所寫，一年之後，在他的墓前，無法接受世上已無葉賽寧的別尼斯拉夫斯卡婭，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誰又想到，一首絕命詩，絕了兩個人的命；誰又能想到，別人的句子，怎麼會變成殺死自己的刀子？
絕命詩一途，實在也是字詞搭成的奈何橋，在這橋上流連的人，既有一個無法重蹈的前世，還有一個霧氣茫茫的前方，無論是心無掛礙，由此及彼只當作擊鼓傳花，還是捶胸頓足，拼盡氣力也要踟躕不前，暫且全都放下，時間到了，想哭的人終需哭出來，一切訴說、眷念和絕情，都要淋漓，都要惡狠狠，唯有如此，才能拿獲此刻的解救，如此，做過清朝官吏的故明遺民吳梅村才會對自己說：“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因烏台詩案下獄，自忖難逃一死的蘇東坡才會對弟弟說：“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你若是聲稱自己打山中來，總歸有人要問，帶沒帶來蘭花草；現在，你是打血肉裡來，你在寫絕命詩，你便不是別的，那只執筆之手，其實就是包藏了人間生涯的七情六慾，或是已灰之木，或是不系之舟，旁人看去，總要見到你這一世，到底是水漫了金山，還是命犯過桃花。縱如李鴻章，“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之句既出，再回想他二十歲時寫下的“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便有多少人拋卻廟堂高論，轉過身去，念及了他的難與苦；再如宋朝的蔡京，臨死寫下“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無家”的句子，讀過的人終是不免惻隱，千錯萬錯，他究竟是餓死在窮途末路上。
話說回頭，皮肉之苦，性命之憂，並不是在所有的絕命詩裡都能尋見相應，“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嵩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清人嚴我斯的這幾句臨終之詩，看似聲色未動，實有自圓其說的欣喜，卻深得多少人的傾慕，只為它呈現出了一個結果，這結果風平浪靜，讓人忽略道路上的枝丫叢生，卻又堪稱奇跡，而且，奇跡的獲得，並不是瀝血抄經後的恩賜，說出去，人人都會相信，如此，它便成了人人的指望，好像才子佳人小說裡末尾處的大團圓。
我第一回著意於絕命詩，是多年前看章回小說《劉公案》之時，小說裡有一個女子，名叫焦素英，不堪冤屈，懸樑自盡，留下詩句十首，也不過是些尋常之語，譬如“獨坐茅簷雜恨多，生辰無奈命如何”，譬如“猶有一條難解事，床頭幼子守孤幃”，這些尋常之語，一如她在世時吃過的粗茶淡飯，但卻和了血淚，慢慢讀下去，便覺得事事關己：她放不下的，我們也一樣都放不下，她所日夜號啕的，即使擱在今日裡我們也一樣無力承擔，她就來自我們中間，我看見的她，其實就是我自己。
在無邊的絕命詩曠野上，如果以墳地作喻，我喜歡的，不是城闕般的高聳陵寢，只是滿目可見的散落野墳，它們往往被荒草包裹，卻各自連通著回家的道路。因為於此，在我讀過的絕命詩裡，恰是兩個無名氏留下的句子最讓人不堪再讀，一個是過去時代的死囚，在斷頭前的一瞬，他既是無力回天，便只得喃喃自語：“黃泉路上無驛站，今夜投宿在何方？”另有一個，是古羅馬時代的妓女，閉目之前，她捧出呼告，並且囑咐姐妹們將這呼告刻在自己的墓碑上：“生前已遭蹂躪，行旅至此的人啊，勿要再踐踏我。”
果然是——你是什麼人，你便有什麼樣的命？你是什麼命，你便被埋葬在什麼樣的句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