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垂暮之年的金斯伯格路過一個叫愛爾米拉的小城，那是二十五年前“垮掉一代”鬧革命時待過的地方。不消說，二十五年前，因為這些妖魔鬼怪的到來，遍佈工廠的愛爾米拉曾經有過短暫的、不真實的喧囂，但是現在，物不是人已非，“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都到眼前來”——金斯伯格老淚縱橫，回到紐約後，他寫了愛爾米拉雨中的草地和士兵，寫了霧靄繚繞的群山和灰濛濛的工廠，然後，他寫道：“只是傑克不會再次出現，尼爾的屍骨已寒。”
我確信，一直到他死，他也不會再去愛爾米拉了；就像在武漢的我，在小梅被執行槍決之後的半個月裡，每次坐出租車路過我掛職的看守所，都會下意識地繞道而走，我懷疑，我不會再進到那個鐵門緊閉的大院裡去了。
十九年前，小梅出生在廣西的看守所裡，她的母親因此逃過一劫，帶著她回到了四川老家；十九年後，當我在武漢的看守所裡遇見小梅，她已經殺死了欺騙她的男人，被判死刑之後，正在看守所裡度過她在人世的最後一段時光。
我幾乎是第一眼就喜歡上了這個女孩子：一天中，我起碼會聽到她十次以上的笑聲，那笑聲就像永遠不會停止，清脆，響亮，旁若無人；我也看見過她發脾氣的樣子，這多半是因為放風的時候又有人欺負了她的姐妹，一到這時，她就要憤憤不平地出來主持公道，其實她的姐妹都比她大出了好幾歲。除此之外，我還見識過她更多的快樂和氣憤，譬如她唱歌獲得了第七名，譬如她在電視裡看見了害人不淺的偽劣嬰兒奶粉。
我曾經有好多次和她單獨交談的機會，每逢此時，我的茶杯裡哪怕才剛剛喝了一口，做過小餐館服務員的她都要趕緊地拿起茶杯去為我加水，舉步之間，連蹦帶跳，我必須承認自己對她充滿了好奇：她何以如此快樂？再想想自己的生活，又何以如此無趣？有一次，她甚至說，她可以為我按按頭，這樣我就不會那麼辛苦，想當年，她也是某某髮廊手藝最好的洗頭工。我連說不必，一來是，我從沒因為工作而覺得辛苦，二來是，多少我還是覺得有些侷促——這侷促可以證明我活得有多麼不真實，不像她，幾乎把每個認識的人都當成了自己的鄰居。
和此前見過的別的犯人不同，不管我說什麼，她都點頭，微微笑著，眼神裡不斷會閃過驚奇，有過看守所生活經歷的人都會知道這是多麼難：幾乎每個犯人的故事都可以寫一本書，所以，絕大部分的時候，他們的眼神裡並不會有相信和驚奇。就是在這樣的相信中，在看守所院子裡的一叢葡萄架底下，我聽她說起了她出生的鎮子；初來武漢時站在武昌南站外的慌張；為了見一個男人，先用冷水把自己淋得重感冒，然後再去請病假；當然，她還說，她愛北京天安門。
她說：“天啦，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慌張，東西掉在地上都不敢去撿回來，就怕被別人當成小偷。”
她說：“天氣真是冷，我淋了自己兩桶水，跑出門的時候，覺得胳膊都要凍掉了。”
“從四川出來的時候，我就想，要是能去天安門看一次升國旗就好了。”她又哈哈笑著說，就像是在說別人的事情，“後來有好多次想去，每次都有事，都把錢寄回家了，咳，到現在也沒去成。”
在此之前，已經有好幾個看守所的同事對我說起過小梅剛被逮捕歸案時的事情，那時候，無論警察問什麼，她都拒不開口。後來，她說她想去北京看天安門，看過了天安門，想說什麼都可以，但是出於紀律，沒有人答應她的請求。說來奇怪，應該是在去年冬天，我做夢的時候夢見了一個在天安門看升國旗的女孩子：朝陽初升，在簇擁著的人群裡，那個女孩子抬起頭來直盯盯地看著國旗，並且和眾人一起唱國歌，因為激動，她一直都在緊緊地攥著自己的小拳頭。
畢竟只是夢境一場，我相信，類似的情景也曾在小梅的夢中出現過，最終，她把天安門放在了腦後，跟著姐妹們做操、唱歌、繡十字繡；就像她把死放在了腦後，該笑的時候哈哈大笑，該生氣的時候就把牙齒緊咬。記憶中唯獨的一次說到死，是她想聽我的MP3，我當然就摘下來給她聽。她對裡面的音樂不感興趣，我連忙問她喜歡什麼，並且告訴她，回去之後我可以把她喜歡的音樂拷進去，等下次來的時候再給她聽。“啊，還可以這樣啊？”她好玩地拍打著身上的腳鐐，對著我的MP3看了又看：“那能不能快點啊，我馬上就要死了。”
不止一次，我看著小梅的背影出神，《飄雪》《相思風雨中》，還有《看我七十二變》，這都是她喜歡的歌，有時候，我甚至希望眼前的這個背影在音樂聲裡掙脫腳鐐，跑過武漢關的鐘樓，跳上回四川的火車，而她越變越小，直至最後，回到了八九歲的時候，在荒僻的四川小鎮，她赤足鑽進了她說起過的、綿延了十幾公里的油菜花。
事實的情形卻是，小梅，她在看守所裡迎來了生，她還要在看守所裡迎來死，就像那個寫出了《長夜漫漫路迢迢》的尤金·奧尼爾，“生在旅館，真該死，死也死在旅館”——這是他的臨終之語。而我們身邊的世界，這廣大而滴水不漏的世界，它不會停止，到頭來，我們每個人都還只能看著它繼續沉默地運轉不息。
六月七日，小梅被執行槍決。出於懦弱，我沒有去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