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茂大橋附近，出町柳以西不遠，有一家臨川書店，今年剛好創業八十週年。林文月在《京都一年》中提起臨川書店，曰：
這一家舊書店以好書多和價錢高聞名，往往有已絕版的書，因此對一個急需的人，或有購書癖的人來說，明知其貴，也不能不傾囊了。據說這書店的老闆極有眼光，也極有生意腦筋，一本絕版的好書在他手裡，一夜之間可能提高好幾倍的價錢。舊書鋪裡的書絕不全 賤售便宜貨，一本舊書的價格比新出版時貴上三數倍，乃是極普通的事情，因為畢竟書的價值並不在於其紙張的新舊，和裝訂的好壞啊。「臨川書店」的書籍向以外間稀少著稱，有時他們甚至號稱「僅此一家有」，但是，如果一本老闆認為「別家所無」的好書突被發現，他會毫不遲疑地派人高價收購下來，以維持「物以稀為貴」的原則，和書店的「信譽」。這一點，往往使讀書人恨得咬牙切齒，但是卻奈何他不得，因為他們的腳步永遠比你快一步!
這家店平時並不開門，每月有一到兩次舊書特賣會。開始沒怎麼留意，因為日常總見大門緊閉。某次敲門進去，對方說抱歉，敝店平時不對外開放，給了我一本圖書目錄，告訴我下次特賣會的時間，上午9點半到下午4點半。我下午才去，架上空了大半，但還是挑出一堆：民國二十四年版《宋人軼事彙編》二冊，《日本兒童遊戲集》一冊，《萬曆武功錄》一冊，《粵海關志》兩冊，《東遊行部志》一冊，後三種皆非全本。而每冊只三百日元，品相好，其價亦廉。
臨川書店在加茂大橋附近，出町柳以西不遠，平時不對外開放
等到下個月特賣會，起了個大早趕過去。才剛開場十多分鐘，門前書箱又空了不少。我最關心的東洋史一塊，居然空了大半。剩下的裡頭有光緒點石齋石印巾箱本《文獻通考》二十三冊。品相算不上很好，有幾冊已脫線，但內頁紙墨明淨清晰，且標價止一千三百日元。我當時對買線裝書毫無經驗，看到可能有用的、字紙過得去的、價格合適的，就都買了。當日還買下涵芬樓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雲仙雜記》一冊、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丘漢平編著《歷代刑法志》上下兩冊、三省堂《枕草子 徒然草》一冊。
三年後，偶跟友人談起京都喜歡的書店，對方興致很高地講起臨川書店，說當年曾以一萬日元的價格買下民國線裝關外本《清史稿》：「那天我很早就去了！守在門口，一開門就看到了這《清史稿》。一翻，品相真不錯。再看價格，真是心動！二話沒說買下了。那天還有光緒點石齋石印本《文獻通考》，卻為巾箱本，我嫌字太小，畢竟看著不方便，就算了。」我忙問他，是不是某年某月的事？他想了想，點頭。我大笑：「你沒看上的《文獻通考》，被我買走了！還以為自己那天去得早！」有此故事，友人更是陶醉：「我在京都這些年，這是迄今最得意的一件！這些年臨川書店的好東西是遠不如過去多，但偶爾還是能撞著驚喜。」
臨川書店在京都的根基很深，有自己的出版社，專長在中國文史、日本文史、考古學等人文方面。在東京也有分店，全國各大城市均有經營處。當然舊書特賣會只是京都才有的福利。
1929年，初代主人武井一雄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系，曾供職日日新聞社，在不久之後的清共運動（red purge）中遭解雇。因為個人興趣，他到東京著名的中國書店文求堂見習了一段時間。1932年，他決定到京都開一家專門進口中國書籍的書店。之所以選擇京都，一是因京都的人文環境，二也是為避免與文求堂競爭。而當時京都已有匯文堂，且匯文堂主人大島友直亦出身文求堂。當時日本經營中國書籍的書店並不多，圈子很小。研究中國的學者們自然也對這些書店多加關照。比如和匯文堂關係很好的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小島祐馬，就特地對臨川書店多加照拂。如此方立足京都書肆界。
武井一雄曾回憶為何選址於加茂橋畔。他說當年還在東京時就常拿著京都地圖研究，想在鴨川以東的百萬遍、吉田區域的京大學生街或御所附近的同志社學生街選一處地方，但都未如願，於是索性挑了這麼個折中的地方，離兩邊都不遠，也獨樹一幟。至於店名，現在人們大多以為臨川的川指的是鴨川，其實不然。當年武井決定來京都時，曾央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賜名，田中起了三個。當時郭沫若正亡命東京，與田中相交甚篤。他偶然瞧見，認為其中「臨川」之名最佳。一來王安石有《臨川集》，二來京都嵐山有臨川寺，五山版中即有「臨川寺版」，是故臨川二字與出版業淵源甚深，用作書店名很是貼切。此番來歷鮮有人知，店主也不刻意糾正客人們的誤解，反覺臨著鴨川之畔的巧合也是不錯的解釋。
每月一次或兩次的舊書即賣會，得趕得早才有所得
說到田中慶太郎，原也是京都人，祖上是京都皇宮御用日文書店「田中屋」的主人。1899年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次年，第一次到中國，遊歷上海、蘇州、杭州等地，訪書購書。1901年，田中初次來到古書店彙集的北京，更是大開眼界，由此確定經營漢籍書店的志向。同年，京都的文求堂書店移往東京，成為東京第一個，也是最有規模的中國典籍書畫專門書店。1908年至1911年，田中慶太郎在北京購置房產，住在北京，一邊進修有關漢籍書畫的知識，一邊致力搜求善本古籍運回日本。1923年東京大地震後，文求堂的古籍、書畫毀於火厄。此後三四年間，文求堂從原來主要從北京輸入珍本古籍改為主要從上海購入實用性、普及性的「白話文的教科書。以四書五經為主，兼及諸子類書」〔5〕。當時，文求堂是東京很多學者文人常聚的場所，頗似琉璃廠在北京文化界的地位。田中本人對古籍版本有相當的研究，與顧客們的交情也全是文人式的交遊。郭沫若在東京時，也是文求堂的常客。田中從京都到東京，又反過來為京都輸送了諸如匯文堂、臨川書店這樣的中國書籍專門店，也是很有意思的輪迴。
如今，日本漢學研究的風氣漸漸衰頹，當年盛極一時的京都學派也冷清不少。京都學派第四、五代學者回憶往事，說當年光東洋史研究室的學生就有七八十人，現在也就二十多人而已。比起經濟、法學、醫學等相對熱門的專業，中國留學生也不算多。在中國文學歷史領域，國內已有相當的研究水平，早已不是當初非要留學師法東洋西洋的時候了。因此京都此專業的圈子實在不算大，到了臨川書店特賣會的日子，大家出來淘書，回頭一問，常有「哦，某某書你買了啊，我也看到了」「某某書怎麼被你買走了」等語。
前些日又趕上特賣會，仍是趕早去，未有特別的收穫，只略買幾種。或與專業有關，或自己感興趣，絕非難得之版本，只是價格十分公道，列出來也不怕貽笑大方：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九朝律考》上下二冊、東亞研究所昭和十五年（1940）版鄭肇經《中國水利史》日譯本、人文閣昭和十五年（1940）版朱謙之《支那音樂史》（《中國音樂文學史》日譯本）、汲古書院1987年版堀敏一《中國古代的身份制——良與賤》、築摩書房1978年版小島祐馬《古代中國研究》、大雅堂1943年版《支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上下二冊譯本（有譯者簽名）、書藝文化新社1983年版孫過庭《書譜》。
京都傳統舊書店中，臨川書店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家——不，早已不是單純的舊書店。其出版社品質、效率之高，令人信賴、欣喜。八十年浮沉，見證京都書店界多少浮沉興衰。文求堂、匯文堂雖已凋敝，臨川書店的欣榮，亦可謂薪火不斷。
臨川書店
606-8204 
地址：京都市左京區田中下柳町8 
電話：075-721-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