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著的密探》先有地圖的冒險旅行
“跟地獄一樣燙、跟罪惡一樣黑、跟愛情一樣甜。”——先讓我們記得這句亞美尼亞人的俗語，據說他們是用這話來形容一杯好咖啡的，本書中，引述這俗語給我們聽的那位亞美尼亞八十歲的老外婆還說：“要是湯匙不能在杯子裡直立起來，那麼咖啡就太淡了。”
喝!
記得這樣的話幹什麼呢?誰曉得，也許哪天你會要到某家廣告公司謀職，又正好有哪家飲料公司客戶有新品咖啡要上市也說不定——我的意思是說，幹嗎非要先弄清楚有什麼用途呢?有人收集郵票，有人收集錢幣，有人收集球員卡，有人收集書籍，也有人收集女朋友云云，要在這收集過程的漫漫時間和心思中藏放一個他日的、純功利主義的目的並不難，要催眠自己有一天靠這玩意兒飛黃騰達也盡可當個正當理由或一場私密好夢。但這些枝枝葉葉的胡思亂想而外，收集本身仍有一個以自身為目的的主幹，你就是喜歡它，尤其喜歡它在品類流行、琳琅滿目的萬事萬物中跳出來在你眼前的那種有緣感覺，不單單是而且先於某種佔有的慾望，而是某個想像力在第一時間被此物叫醒過來，上天垂憐，我們如今活在多沒想像力的一個現實無趣世界不是嗎?
瓦爾特·本雅明便是個收集者，收集珍稀的小東西，收集書籍，更收集別人說過的好話，他一直沒來得及寫成一本書很可惜，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全引述他人的話語組合而成。
收集者，通常有一個不見得自覺的原則，容易被誤解或自我異化為“獵奇”，一種蠻討厭的行徑。基本上，他尋求的總是那些異質的、獨特的、甚或直接講就是在空間和時間上皆屬遙遠的事物，以一個未知的、廣大的世界的勃勃好奇心所支撐起來，因此，它可被視為某種逆向的、是山走向你而非你走向山的旅行，一種化大千世界為芥子的神通挪移之術。收集物既是異質世界真實存在的證據，同時還是包藏著豐饒訊息的實質樣品，它和你原來熟稔世界的事物既相同復相異，差異的不見得是構成材料，一如一枚郵票仍是紙制的印刷著彩色圖樣或風景，一枚錢幣仍是惰性金屬鑄上某個肖像人頭並注記了文字，功能其實一樣也是相仿的，真正有趣的分別最是在於，在如此透明到看起來已翻不出什麼新花樣的相同材料和功能上頭，原來還可以這樣子來——相同部分的疊合，使得相異的部分跳出來，而且可理解。通過這樣子的收集物，你已然硬化到只此一種的世界被轉動了一下，萬花筒一般居然完全變一個新面貌了。
一個遠方的珍稀之物，帶來了不同想法、不同關懷、不同視角和想像的嘖嘖驚喜；琳琅滿目的收集品便像實體的百科全書般構成了一整個可能的世界，既顯示著某種誘人一探究竟的遙遠邊界，又因差異而顯示了它的廣大、深奧和危險，裝得進那些奇奇怪怪但被你惟一現實的世界宣告為不可能的想法，而且彷彿還是可行動可實踐的。
人有一種復活的感覺。
也因此，收集者的一生中遂有一個靜極而動的臨界點等在那兒。一開始，他是個閒坐在自己書房，用鑷子夾取、用放大鏡觀看異質世界事物的人，但兩個世界總在他專注不抬頭的時間眼角之外偷偷進行替換，如同白晝在不經意中轉成了黑夜，直到那一刻——在我個人通過閱讀收集的話語之中，說得最好的內舉不避親是朱天心的小說《夢一途》。小說中，兩個世界的更換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做夢收集的，建構一個“新家”、“新市鎮”，朱天心說：“種種，你有意無意努力經營著你的夢中市鎮，無非抱持著一種推測： 有一天，當它愈來愈清晰，清晰過你現存的世界，那或是你將必須——換個心態或該說——是你可以離開並前往的時刻了。”
收集者，在此跨前一步而成為行動者。
莫名其妙的大都會收藏家
讀小說的人想必都不難發現，布洛克本人大概也是個收集者對吧。比較清楚是他筆下的小偷羅登巴爾，從書籍、繪畫到錢幣無所不收，當然其中有執業維生的成分，但誰都曉得不只是這樣；殺手凱勒收集郵票，並因此才得以從倦勤的職業低潮期走出來，重新精神抖擻地殺人；馬修·斯卡德這上頭比較隱晦些，但他是那種看《紐約時報》訃聞的人，還讀宗教聖者的死亡大全之書，欣羨他們能找到那麼“多彩多姿”的各種死亡方式，事實上，整部《八百萬種死法》就直接是他大紐約市的死亡集郵冊不是嗎?
這裡，譚納收集的可有趣了，他收集的是全世界的革命異議小團體，包括泛希臘友誼協會、席裡西安亞美尼亞復興同盟、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和蓋爾民族會、英格蘭地平協會、馬其頓友誼同盟、世界工業勞工組織、自由意志主義聯盟、克羅地亞自由協會、西班牙國家勞工組織、反氟化聯盟委員會、塞爾維亞兄弟會、國際史丹塔法特兄弟會、納茲多亞斐德洛夫卡、和立陶宛流亡軍云云。按譚納自己說，“我對無望的目標有興趣……尋常官僚和警察顯然無法理解全心奉獻於一個毫無希望的目標是多麼有魅力的事。一群散佈在全球各地，為數大約三百的人，他們全心全意追求一個毫無希望的夢想——像是要讓威爾士從聯合王國中獨立出來——你要不就覺得這美妙得令人心碎，要不就嗤之以鼻，覺得這一小撮人根本就是瘋子怪胎。”這個古怪的收集癖好，使得譚納成為紐約市郵差最痛恨的人之一，因為他一次總會收到來自全球每個奇怪角落、為數幾百的宣傳小冊子，得整袋整袋背給他。
還有，譚納也收集語言，除了西班牙北部一直想分離的巴斯克人語言對他一直有困擾之外，他精通的語言數目幾乎和他參加的異議小團體一樣多而且亦步亦趨。語言，既是打開每一個異質世界的門鑰，也自然而然帶來了它所由來的那個世界的思維方式、角度視野及其價值序列，這是任一位研究語言的學者都知道的效應。書中，譚納在遭到押解的飛機上看見愛爾蘭土地計劃逃亡時，他說的是，“我沒料到這兒這麼綠。到處是一片蒼翠，由堆起來的石牆劃分不同的萊姆綠、鮮黃綠和森林綠，灰色的道路像纏繞的細緞帶般在綠色的百衲被上蜿蜒。有一處霧氣籠罩的水域——夏濃河口?到處都是綠意，綿延不絕的綠意。我俯瞰這片土地，一件不尋常的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幾乎立刻就開始用濃厚的愛爾蘭口音思考。我幾乎立刻就成了愛爾蘭人，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一員。我們即將抵達的地方是我的勢力範圍，穆斯塔法一點勝算也沒有。”
譚納這兩個奇怪的收集癖好，書寫者布洛克賦予它們一個幾乎是可信但毋庸聽起來更神奇的理由，那就是譚納是個不睡覺的人，無法入睡(因此事後中情局調查人員對他進行疲勞審問時半點也構不成威脅)，原因是他年少參加朝鮮戰爭時遭炮彈碎片擊中頭部睡眠中樞受損，以至於從十八歲以後他就用一天大約一小時的瑜伽來替代正常人約八小時的睡眠。也就是說，他的每一天幾乎就是完整不打折扣的二十四小時漫漫長日，因此他有豐饒到已經是無聊的大把時間得填滿，徹徹底底和都會生活之中普遍患有時間貧乏症的人節奏不同，如同本雅明口中的漫遊者，他操持生活行當的姿態遂也完全不同，“無用”的革命團體及其目標、“無用”的語言。“無用”，但仍暗中存留傳遞的破碎訊息和知識，也如同大都會被人們棄置的垃圾般被他拾荒似的一一撿拾、分類並收藏起來——妙的是，譚納居然還因此找到一個維生的行業，那就是幫哥倫比亞大學或紐約大學的學生寫論文和報告，甚至出馬當槍手考試，這幾乎是嘲諷了。
我想，真正弔詭的地方也就在這裡了。大都會，人口最密集、生存競爭最激烈、生活節奏最迫促、人最現實無情、而且這些最極致之處已升高成為象徵的永恆束縛之地(不是那些生命大徹大悟的、以及沒徹悟但有錢有閒的人，爭取自由和個性時首先就得逃離它嗎?)，卻也常常是保有自由反抗心志惟一可棲息的隙縫之地，列維施特勞斯在半世紀前就準確抓到這個，他當時推出的就是紐約。他以為紐約是個處處留有“空洞”的地方，像愛麗絲的鏡子或樹洞一般，聯通著某一個不思議之國。
事實是不是如此呢?大概是吧。大都會總是率先反叛的核心之地，包括那些反叛它自身、點名攻擊它詆毀它的運動，比方說那種左翼下階層的、那種綠色環保的、那種素食的避世宗教的，乃至於像我們台灣二十年前蔚然成風的鄉土文學運動，通常都始發於大城市並在這裡尋獲它們的盟友。事實上，大城市做得還不止這些，大城市不僅孕生它們、支持它們、推進它們，還在它們未成氣候時保護它們，復在它們失利逃散時收容它們，一如一八四八年之前宛如“世界首都”(借用本雅明的說法)的巴黎，或一八四八年之後在歐陸幾乎已無棲身之地的倫敦。
然後就是紐約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紅色革命成功之後。
譚納這樣的人便是純紐約式的，難以想像，除了紐約之外，地球上還有哪一方如此奇特如此慷慨的土地，可能養得起像他這麼莫名其妙的收藏家。
一紙奇特的地圖
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有一本年少時到利比裡亞這個奉自由為名的非洲國家的遊記，叫《沒有地圖的旅行》，這是一種古老的旅行方式，也是一種古老的認識世界及其事物的方式——人直接抵達生命的第一現場。直接面對實物和某一部分實體世界，直接觸摸，概念的產生是稍後的事，它要等人摸過一個一個實物之後，通過彼此間的比對、過濾、共相的捕捉和結晶才出現。中文的“觸類旁通”這個詞，便忠實地記憶了這個由實物到概念的轉變發生過程： 觸摸——分類——然後思維獲得了某種橫向的飛躍能力，從沉重到輕靈自由，煥發著一種認識的喜悅色澤。
地圖也是這種過程的稍後產物，它的視角是仿上帝的，從俯瞰的至高處注視著大地，並以線條和符號刪除蕪雜的實物細節，好簡潔地、總體地一次記錄著大地的形貌。但這樣小天下的位置，很長一段時間是人類到達不了的，沒有飛行器，沒有人造衛星，黏附在地表的旅行家只能一小塊一小塊如拼圖般辛苦地完成，像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書中便記敘著一段如此經過： 光是要弄清楚薩哈林(即庫頁島)這個俄國的極東酷冷之島究竟是島或是半島、它有沒有某一處聯結著歐亞大陸，便耗費上百年時光，由一波波前仆後繼的旅行家探勘者冒險航行或在島上跋涉深入加猜測推斷完成。
笛福筆下隻身流落荒島的魯濱遜做的不也是類似的事嗎?他試圖用自製的獨木舟繞海岸線航行，又攜了獵槍和糧草用雙腳尋路攀爬，最終絕望地相信了，他的確是被命運的暴風雨拋擲到一座孤島之上。
這樣一段地圖製作的來時之路，今天我們仍可在存留下來的老式手繪地圖上看見遺留的足跡，包括未刪除的實物，通常是遠方大陸上雄踞的異獸，或大洋波濤間露著半截身軀的巨鯨；有雙腳不可能走到、只能全憑想像鋪滿的四方邊界，通常繪上了無法征服的綿延高山或擋路的環繞大河以示興歎；還有，如果你對照今天精確的衛星空照地圖，很容易發現即便在較熟悉的基本活動範圍內，舊日的老地圖仍處處縫隙、處處空白、處處錯誤，意思是，處處留有未知和空白。
相反的，在地圖基本上已精確完成的今天，我們的順序已完全翻轉過來了，如今我們是先有地圖才有旅行，或甚至，只有地圖沒有旅行，一如活在都市的小孩一般，在看過無數的繪圖和照片之後，才見到長毛的、活蹦亂跳的雞。
伊凡·譚納的故事正是這樣現代式的、都會式的，不是沒有地圖的旅行，而是概念先於實體、地圖先於行動的冒險故事，這樣的冒險故事之所以還可能成立，其關鍵性的不同在於，譚納的地圖不是抽像的、純符號的，他的那張奇特的地圖是用他收集的實物，尤其是異議革命的小團體和語言，一塊一塊拼合而成的，這使得他的經歷不凡得如同一則令人不敢置信的成人童話，可又是言之鑿鑿，這個世界的確還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話語、這樣的人們、這樣的想法以及夢境。
黃金神話
我們一般人如今使用的地圖實在太乾淨了，乾淨到不留一絲危險的痕跡，你看，廣漠且如善變女人的大洋就只有一片均勻的、色彩柔和的藍色，鵲橋俯視，連一絲水波都不興，人好像就可以不沾濕腳地幾個大步跨過去；同樣的，高山就只是些赭色和綠色，有灰線條或黑線條的公路和山徑穿梭其間，隱去了絕路、深谷、斷崖、落石、風暴、雪崩和飛禽走獸等等一切可能帶著敵意的東西。沒有錯，世界的確相對於人的能力和配備是變小了，也變安全了，可還沒小到、安全到如此田地是吧。公平點來說，這樣的縮小和安全一部分是事實，但有一部分卻只是地圖帶來的幻術，付諸行動的旅行仍有程度不一的危險，一如我們仍三不五時知道旅行的人意外喪生於某遙遠陌生的國度一般，只是這構不成冒險故事，只能是不幸的新聞號外，因為它只有危險，並沒有想像力。
如果先有地圖不實際背起行囊付諸行動，今天的地圖更是連一絲冒險故事的想像可能都難以建立。雷克雅未克、摩爾曼斯克、馬達加斯加、的的喀喀、興都庫什、塔克拉瑪干、布宜諾斯艾利斯、加拉帕戈斯等等這些名字，只會把我們拉回高中時代昏昏欲睡的下午地理課，成為你非得口訣化才背得起來且稍一猶豫或多想就弄混的純聲音名詞——我高中的地理老師曾謙卑地建議我們不妨用錄音機錄下他一堂講課，“失眠的時候放來聽，保證各位在三分鐘內一定像現在一樣呼呼睡著”。
一百年前的自由主義大師小密爾稱之為“沉睡的平庸”。——當然，他本來說的是民主體制下的社會基本景況，但一樣的。
要讓這些名字、這些符號活過來，你必須賦予它們實體內容，賦予它們記憶，不管是個人的或他者的或集體的——我們試著來舉例，摩爾曼斯克和我們熟悉的貝克漢姆才離開的歐洲足球強豪的英國曼徹斯特，押著頭韻，在地圖上一東一西遙相呼應，卻是冰封的北極圈中惟一溫暖的不凍港；雷克雅未克，冰島的首府，威廉·英里斯所說的“北方神聖的土地”，也是阿根廷盲詩人博爾赫斯嚮往的神秘島嶼，“德國、英國、荷蘭、陸上斯堪的納維亞都已經忘記了所有有關神祇的故事”，博爾赫斯以為，神祇的記憶便只能封存於冰島，和藹可親的巨人國度；的的喀喀，聽聲音即知一定源自於土語，長期和俄國西伯利亞南邊的貝加爾湖競逐世界最深湖泊的頭銜，但當然遠比貝加爾深邃且神秘，它坐落安地列斯山的絕高之地，聯繫著神奇的、在人類歷史中宛如日影一夕飛去的美麗瑪雅文明，讓人心悸；興都庫什，太多冒險家的故事了，包括曾穿越它東征不返的亞歷山大大帝，一座離天太近、人最容易變成神的高山，就像吉卜林筆下那兩個異想天開的騙子，他們想到這裡佔地成為歐亞大陸之王，卻意外成了神，惟最終仍從七千公尺的深谷翻飛墜落下來，回復成凡人凡骨，連同亞歷山大昔日沒帶走的皇冠……
而語言，便是集體記憶之海，查理曼大帝說，擁有另一種語言，你也就擁有了另一個靈魂。
伊凡·譚納，在他不可能睡著的無數個紐約的不寐之夜中，便百無聊賴地收集了一個又一個這樣的不同靈魂，這成了另一張世界地圖，另一種護照，另一個打開神秘之門的通關密語，這指引了他另一條不為世人所知的路徑，自由地穿越過一個又一個其實我們有錢有閒大概也都去得了的國家。只是，路線不同，景觀不同，而且他在此同時收集的地下組織生死盟友，是完全不同的在地嚮導，他們負責接待他、保衛他並護送他往下一站去，指給他看的東西以及講解的東西亦完完全全不同。
如果我們從地圖上畫出來，這趟行程大致如此： 土耳其——愛爾蘭——西班牙——法國——意大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科索沃——馬其頓——保加利亞——土耳其。
這當然不是我們熟知的所謂十二天十一國豪華超級旅行，也沒索菲亞大教堂、西班牙鬥牛、凡爾賽宮以及四星三星的大飯店云云。譚納的交通工具包括了步行、腳踏車、走私者的驢車乃至於搶來的警車，通過法意邊界用的是剪開鐵絲網的老虎鉗，在馬其頓迎接他的是一場二話不說的流血革命，他開槍殺了人，婉拒了新國家的總理職位，還極可能留給當地反抗軍一則天降美國英雄的神話和一個有著卡裡斯瑪血緣的兒子。他又在保加利亞加入了一個極神秘到說不清的、只知道是遍佈全球的左手協會，又多了一個收集品，等等等等。
這當然是一則神話，在久已不生產神話的除魅殆盡的今天。但我們這些現代城市人多麼寂寞不是嗎?偶爾不也會心起憂思、在光害昏紅的大樓天際線一角瞥見一顆黯淡頑強的星星不是嗎?我們其實並沒變得無所不知，我們並不是對萬事萬物都已有了答案，生命的巨大謎團依然包圍著我們如同不久前包圍著我們的先人，不一樣的只是我們收回了好奇，不再輕易地抬起頭來，我們以一種老於世故的絕望取消了問題，放棄了對於答案的尋求而已不是嗎?
一座高山，得存在多少年才能化為滄海?一個人，要別過多少次頭才假裝他並沒看見?半世紀前那位吟唱不知所終的詩人說，答案，答案在茫茫的風裡。
神話，並不是直指那些冥想的、超驗的、生命最終極奧秘的大哉問題而生，當然也就不是那種強作解人概念性答案的偽裝。神話遠遠比宗教謙卑而且細心務實，它留在生活第一現場，親切地收集人們週遭每一個細碎不可解的謎，在哪天有個更聰明的人出現(神話中往往直接顯示了這個人的召喚)或者我們自己變得更聰明之前，它先把問題給保存下來，並編織起來，讓原本困惑人折磨人的難題從隔絕如孤島的個別人心中分離出來，成為普遍的、可攜帶的、可傳送的、可彼此談論商量而且可相處的。神話於是總像一串美麗之謎的珠鏈子，既是疑問，又可展示給他人(本雅明說，在你尋求他人的忠告之前，你總要先能把它講出來。現代人的孤寂便在於我們總是不知道如何講述自己的困惑)，也因此，神話不是解答，毋庸更像尋求解答，上天入地找知道答案的某人，在這裡，坐而沉思轉變成起而尋道，成為一個旅程，一則冒險故事，沒有錯，一次只有奇怪破碎地圖的旅行。
更好的是，在神話中，原本抽像性的解謎，總是被賦予物質性的實體，它是金羊毛、是所羅門王傳說中的琳琅寶藏、是一隻飛過彩虹的純青色鳥兒、是一條大地湧出的清涼箭河，當然，更多時間它就只是黃金，簡單、實在、世俗、但沉甸甸的永恆存在、永遠光澤耀眼。
伊凡·譚納的冒險旅行便起自於一堆黃金，昔日的亞美尼亞人慷慨拋擲性命、卻吝嗇沉埋起來的黃金，總得要有個人去把它挖掘出來，讓它重見天日不是嗎?
《作廢的捷克人》原來有這麼神奇的化妝術
在推理小說的書寫世界之中，有一件大家很想做但總是做不好的事，那就是，如何把一個人合理地變成另一個人，尤其是，如何把一個人和另外某一個特定的人混同起來——布洛克的譚納系列卻輕輕鬆鬆地做到了，他真是個有意思的小說書寫者，到他手上，很多困難的事會變得跟破竹一般簡單。
要讓這人變成那人，這當然得有個加工過程，通常還得有些物質性的協助才行，此一加工過程和物質要件我們籠統稱之為化妝，或喬裝、變裝、易容、人皮面具等等等等。今天，在我們這個現實人生裡，不為殺人，不為執行什麼特殊任務，人們希望自己被人看見的樣子別是自己被上帝或父母親所創造出來的原始樣子，這幾乎是普世性的共同需求了，因此，它老早就蔚為一個龐大無匹的工業體制，發明出各式各樣精巧昂貴的有效或者騙人物品，並且愈演愈烈地快成為大多數人每天每時生命中的首要大事——沒錯，我們的現實人生，一如古來哲人所再再提醒我們的，果然是個詭詐重重的不義之地，而如此詭計最代表性的遂行場域之一，便是遍在的百貨公司，每一家百貨公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空間、配備和工作人員，努力誘引並協助我們變成另外一個人，林志玲，裴勇俊，或邁克爾·喬丹，或《哈爾的移動城堡》中的哈爾。
如此龐大不懈的工業體制存在，意思是，在其專業的最尖端之處，人們業已擁有了不可思議的個中技藝了，有辦法惟妙惟肖地把這人變那人。比方說，如果你對如今電影工業中的化妝特效略知一二的話，或至少你看過像《魔鬼任務》那樣子的電影或“電視冠軍化妝王”那樣子的節目，秉性多疑些、神經質些的人，的確大可開始疑神疑鬼自家老婆或丈夫一定被偷天換日掉了，不曉得他們幹嘛要這麼做，我只知道這大半輩子過來了，這個人還有什麼是我不清楚的嗎?偏偏近兩年來愈來愈陌生、愈古怪、愈鬼鬼祟祟，這一定是另外一個人扮成的不是嗎?
然而，同樣也是我們，在打開一本小說、轉身遁入推理虛構世界時，我們卻一如往昔受不了書寫者此種老套拙劣的詭計安排，我們仍服膺著“沒有兩片雪花一模一樣”的老式格言而無視於此事在現實人生的長進；我們甚至也肯承認，世界上確實有孿生子這種東西、有那種生物遺傳基因特強但毫無創造力的為人父母者總生產線般把每個小孩生得一模一樣，有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尤其在如今這個世風不古的時代、也有不為什麼兩個天南地北的不相干之人就他媽的長得可以以假亂真云云。但我們這些固執的推理小說讀者，就是不肯接受一部推理小說的關鍵詭計及其解謎，可以一夕間讓此人原來就是那人，而不把它當失敗或難看或鬧劇的同義詞，就像吳宇森的《變臉》那樣。
但如果不用為詭計揭謎的關鍵一擊，而是當作詭計的設計前提，我想，一般認為這就好多了(這是否也恰好證明了我們其實並不反對人可以長得像這一事實?)。比方說，阿加莎·克裡斯蒂《不祥的宴會》一書，便預設了兩個可以是一模一樣的可敬女性，一位是艷傾天下卻想擺脫她丈夫的超級巨星，一位則是才開始的電視模仿秀女演員。小說開始於一場公開的電視模仿秀，由後者戴上金色假髮扮演前者，也就是說，小說前五頁就讓讀者知道此事，完成協議，並靜靜等待在如此不尋常條件下，一樁幾乎是宿命性的謀殺悲劇如何被召喚出來，如何在這個難見的偶然基礎上被冷血地架構起來並付諸實踐。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時，一人兩角皆由我們那年代的巨星費·唐納薇主演——我們先把這例子擺這兒，稍後可能還會用到它。
這裡，在愈來愈以假亂真的現實人生和宛如青山不動的推理小說世界之間，我們便明顯看出一道獨獨對推理小說家不盡公平的裂縫來了。上帝可通過他大能的手令這人如那人，整形醫生或化妝品專櫃小姐也可通過專業的巧手讓這人像那人，惟獨推理作家書寫的手不可以，不是絕對不行立入禁止，而是我們對他特苛刻特挑剔。這是不是就像博爾赫斯說的那樣，推理小說創造出我們這些推理讀者來，也同時叫出我們根性中最多疑的成分，因此我們在面對一部推理小說時，總是遠比我們扮演一個正常社會公民時更不信任人?還是我們直覺到其中有什麼不安的東西還在，並沒因為表層的、訴諸視覺單一感官的神奇化妝術真正被解除?
一隻名叫伊凡·譚納的變色龍
這本《作廢的捷克人》，譚納首次以秘密特派員的身份，再度踏上歐洲東半邊這塊種族衝突的犬牙之地，重溫他獨有的九天八國搏命豪華之旅。更好笑的是，他這回要弄出來的不是沉默的、人見人愛的一堆金子，而是一個討人厭到人人皆忍不住誅之的納粹餘孽；而且，這個只剩一個錄音機般重複且喋喋不休大嘴巴還活著的一身殘破怪老頭，基本上已喪失了行動甚至行走的能力了，於是，譚納的巨大難題便極其荒謬地成為，如何讓他從能說話變成不能說話、不能行動變成能行動，把他像扶老太太過街般扶過那半個崎嶇破碎的歐洲。
當然，行走於遠比大馬路更像虎口的歐陸逃逸之路，譚納仍得不斷借助他所收集的那些異議小團體的接力性協助，因此，還要加添新一層的難度： 你如何要求這些人捨命幫助這麼一個他們時時宰之而後快、今天可是自己送上門來的王姓八蛋?
人的荒謬處境，是好笑之母，更是機智與創造之母。
旅程之中，我們便也再次見識了譚納最精巧而且還瞬息萬變的化妝術了——他仍是偉大或該死美國來的伊凡·譚納，他的長相也沒改變過，但他就是能變色龍般變成一個完全融入不同種族、政治信念、獨特主張夢想的溫度和色澤的人，每一個愛憎分明不容他者到隨時動刀動槍、又沒安全感到極點不信任陌生人的封閉小團體，都可以在素昧平生的十分鐘內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自己最親密共生死的兄弟，這是伊凡·譚納，哦不，應該說勞倫斯·布洛克，所有榮耀歸於他，令人歎為觀止的特技表演。
伊凡·譚納牌的神奇化妝品，一如我們在上回介紹文字中所引用過查理曼大帝的名言，是“你擁有了另一種語言，就擁有了另一個靈魂”的“語言”，一種塗抹在靈魂上頭的美白霜，一種敷在靈魂上頭的面膜或者人皮面具。
總有化妝不到的地方
回頭來想，阿加莎·克裡斯蒂《不祥的宴會》那兩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女性究竟如何被瞧出破綻?是哪個地方疏忽了沒塗抹到?答案發生在書中那場眾目睽睽的宴會上，那場既是謀殺設計執行關鍵、又是兇手在此洩底因此被克裡斯蒂以“不祥”名之的宴會，而關鍵之物就是語言——宴會的吃飽撐著閒話之中，不小心出現了一個不祥的字眼Paris，假扮超級巨星的女演員有足夠的學養，知道這是特洛伊那個拐走絕世美女海倫從而引發希臘聯軍十年長征木馬屠城的闖禍王子帕裡斯，全程侃侃而談應對無誤；而掉包而來、熱衷於流行時尚的大明星本人，則順理成章只曉得世界花都那個法國巴黎。是的，靈魂忘了也該化妝才能糊弄人，從靈魂上來看，這是長相天南地北、完完全全不像的兩個人。
從這個阿加莎·克裡斯蒂所創造的不祥謀殺故事中，我們再清晰不過看到了，人的感官並非只有視覺這一項，儘管它是最早最快最直接也最搶眼的一項；人之所以是一片獨一無二雪花般的一個人，也並非只有外形的臉孔身材而已。笨的推理小說書寫者，其實像極了那些天天號稱要追逐獨特自我、又全身栽進流行時尚、甚至把時間資源、心力資源、經濟資源悉數投在表皮一層的年輕小鬼。你要個性要不同，最有個性最不同的地方不在這裡；你要以假亂真要成為另一個想望的人，他最該模仿也最不容易模仿的地方亦不在這裡。
汗牛充棟的失敗推理作品帶來了這樣的經驗和教訓，如今，仍忍不住要玩這種“A像B”老遊戲的書寫者，大致都懂得該著墨該處理的地方何在了，除了科幻領域那種連身體帶記憶的百分之百複製而外，兩個不同的人就是兩個不同的人，你只能針對被糊弄者認識或說在意的那一部分模仿並遂行欺騙，長相、聲音、指紋、筆跡、密碼、信物、某一個秘密或某一段往事記憶云云；同時，模仿遊戲也再不可能“一治不復亂”地欺瞞所有不同認識、不同熟悉層面的人，它最有趣也最驚險的地方於是在於，你得竭盡所能躲開那些從各個你沒模仿部分辨識真偽的人，模仿遊戲遂也成了某種和時間賽跑的緊張遊戲，彷彿攜帶了個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一般。更重要的，你非得老實承認這世界一定存在某個或某些你絕對糊弄不了的人不可，只因為他們對你模仿的對象瞭解太全面太完整了，已成為某種不假思索無需時間的直覺，你騙不過復又躲不勝躲，只能選擇除掉他們，也因此，這種模仿謀殺遊戲一定發展成複數謀殺，殺掉那個你處心積慮的人，然後再售後服務保固維修地一個一個收拾掉那些已看穿或勢必看穿你假面的倒霉鬼。
事實上，《不祥的宴會》顯然也是這麼來的，那名在宴會之中不意窺見Paris意義歧路的年輕男演員唐納德·羅斯，果不其然就因此而後腦勺上多出了一把刀子。
真誠的騙局
讓我們回轉到語言與靈魂，回轉到伊凡·譚納的神奇化妝秀來。
譚納的變身秀之所以如此行雲流水，首先關鍵當然在於布洛克聰明地先設定出如此適合他演出的秀場舞台來，所有他要糊弄的觀眾，儘管心思各異，卻全是迢迢千里之外的素昧之人，他們不認得他該是何種外表相貌，事實上也壓根不在意他究竟長哪種樣子，他們決定一個人是友是敵，有點像阿里巴巴所面對的那扇藏放金銀財寶的頑固洞窟之門，它只聽某個咒語，“窗戶向哪邊開?”“窗戶向南開。”“幾點幾分開?”“十點十分開。”答對了大家握手擁抱果然是好同志好兄弟，說錯了你下地獄去吧。
我們之前說過，在我們共同承認人可以長得很像而且人的確已有足夠改變外貌的技藝此一基礎之上，我們依然受不了那種老推理小說的傳統變身秀，其中另一個原因是“時間”。改變外貌，不管是暫時性的化妝或長久性的整容，都不能像比方說日本推理之父江戶川亂步小說中那樣，人的假面像千層派一般可瞬間一層又一層地撕開來，一下子是預言死亡的駝背瘦小老婆婆，一下子是已遭謀殺而死的高大健壯中年男主人，一下子又回到睿智如凜凜天神的偵探本人，我們察覺出其中那個必要的細緻變身過程被略去了，也經驗地想到這連脫衣穿衣的時間都不夠，因此只能以鬧劇一詞嗤之以鼻。
伊凡·譚納的瞬間變身，一樣需要這個時間過程，而且可能更難更長更辛苦。但我們曉得，譚納是有時間的，他時間比誰都多，那是因為他睡不了覺、在紐約一人獨居的漫漫長日裡，除了幫那些寧可花錢也不肯唸書的好命大學生寫報告或當考試槍手而外，其他時候，從模仿變身的角度來看，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此一作業，主體是語言學習，什麼樣的鬼語言都學，但也包括跟著此一語言學習而來的閱讀、思索、信息收集和書寫云云，如此說來，就連他受雇寫報告的過程，亦一併包括在他此一模仿變身的前置作業之中。
還有，伊凡·譚納也不定期慷慨地捐錢，原本宛如投錢入海的無(功利)目的捐錢，日後亦將成為他變身秀的重大關鍵。
也就是說，譚納之所以完成這樣精彩的變身神跡，奧秘在於他改變的是靈魂這部分而非形體，這個改變更耗時更艱難，惟它可以預先作業；還有，人一個時間只能擁有一種形體，這受最簡單也最沒轉圜餘地的物理法則所約束，就跟我們不能同時既在此處又在彼處現身一般(所以推理小說才這麼愛玩不在場證明)。但人卻同時可以擁有諸多的靈魂形貌，而且更妙的是，它還可能瞬間出入甚或同時出現在不同時空之中，從遙遠的撒哈拉，到古昔已不存在的克羅馬農人狩獵採集世界，當然，有關人靈魂這些動人的能耐，某些宗教虔信之人、某些神秘主義者可能有他們各自不同主張和相信的特殊運動方式，但這裡所說的可半點也沒超越常識的神通在內，靈魂的幻化自在，就只是來自於人再平常不過的學習、理解、設身處地以及同情而已，這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做的事。
得提醒一下的是，那些通過他們所熟悉的語言接納譚納的各個異議小團體，並非像全民英檢的改考卷老師或移民局測試你語言能力及不及格，好決定是否應許你入籍的官員；也就是說，支撐譚納神奇變身秀的語言，不只是他能聽、能講、能讀、能寫這個層次而已，而是在語言迅速取得初步的信任優勢之後，他還能通過語言無礙地聆聽與表達，表達什麼?表達他對他的團體異於常人的理解和同情，這可不是現場即興編造得來的，這些都是他在無所事事的紐約單身公寓裡所先累積備妥的。是以，譚納的變身秀，有一個不易察覺出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特質，那就是“真誠”，他是在表演、是在糊弄人，但也是誠摯的，或者說他只是真實地抖露他某一個靈魂面貌，也正因為他是誠心誠意的，他才是這麼好的一個騙子，他的表演才可能如此逼真沒破綻，而且才能如此召之則來。
由此，譚納獨特的語言變身秀，是成人童話故事的異想天開美妙設計，也可以是個豐饒的隱喻，連通著我們正常人、正常經驗世界的隱喻，不因為我們不負擔著秘密任務、不出生入死在那些個險象環生的特殊國度，就無法進一步感受、進一步得到啟示。我們生活於人群之中，我們每天接觸一樣有著不同外表形貌、有著不同記憶、心事和主張的人，每一個再平凡也都同時是獨一無二的人，我們也持續聆聽也持續表達，我們的靈魂每時每刻地不停出入、穿梭和變易，我們和伊凡·譚納的處境其實並沒有本質性的、風馬牛不相及的迥異差別，只是沒那麼誇張、那麼放大到滑稽凸梯的地步而已，仔細想想不是這樣子嗎?
欺瞞的語言
小說書寫者，有的是通過了縝密的思考設計，有的則是感受地、近乎直覺地直接抓取到手。我們沒問過布洛克本人，不曉得這裡他是怎麼來的，但不論如何，他在譚納這樣子的秘密任務冒險故事中獨獨選擇了語言這個一般不容易被視為武器的東西作為譚納的最重要秘密武器，而不是比方說“七”情報員邦德那些Q所交給他的多功能手機、鑰匙圈、鋼筆乃至於拉風的BMW跑車，這既是間諜小說史上一次最另類、最天外飛仙式的幻想，氣質高雅卓然獨立而且宛如羚羊掛角般簡直不曉得是怎麼想到的；同時，奇怪它也是最現實、最準准嵌合於人類歷史經驗、也最合情合理的，如果我們證諸這一兩百年來、且此刻猶如火如荼的抗爭史、種族衝突史的話——又奇想又現實，圍棋世界中，這種事我們稱之為“兩邊都下到”，是每一名棋士不太敢置信的夢想。
有關語言和種族抗爭史的關係，如今人類可有太多文獻、史料和主張論述，書很容易弄到買到，像霍布斯鮑姆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或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都是早有中譯本、誠品書店隨時有而且精彩好看的經典級著作。這裡，我們簡單來說，在數以百年計的種族持續再分割和持續衝突的歷史裡，語言的確已超越了血緣、地域、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習俗等等這些過往界定並凝聚種族的老東西，成為新的核心。
此一變化不來自什麼學理上的新發現，而是由現實的實踐所拉動逼生出來的。事實上，若說在此一變化過程中，嚴肅認真的學理思辨有助於什麼一臂之力的話，那只能說是所有學理論證的拆穿和破毀。我們曉得，民族或種族的界定，從來就得不到生物學的任何理論支撐，有著真正生物基礎的界分只到人屬人種為止，有別於黑猩猩、狒狒等其他靈長類的兄弟姐妹們。因此，生物學所支持的反倒是四海一家、人人都會在幾百萬年前的東非找到共同老母親的老掉牙道德主張，而不鼓勵人類的再分割和彼此爭戰殺戮。今天，人類外形的一些差異，不過是嚴酷天擇底下遷徙、微調適應不同生存環境的演化結果及其可貴證據而已；至於非自然的、人為文化的界定，我們簡單用霍布斯鮑姆搜羅考查的結論來說，那就是民族和種族的無從定義，學理上的每多一分研究進展，我們就多一分發現，原來過去我們教科書上所洋洋列舉下來的那一長串民族要素和定義，沒有一個能禁得住稍稍認真的追問，沒有一個能稍稍完備地解釋人類歷史真的發生的事。
如此混亂無序的要命情況下，像切開紅海般把人逼向兩端，嚴謹的、恪守基本學術規範的人變得更加小心翼翼，話愈講愈複雜愈曖昧難懂；至於那些浪漫的人、那些希冀現實行動乃至於召喚革命的人，則乾脆拋開這一切，改用最簡單的話、最無需經驗或學理支撐的所謂“信念”來替代，其中最極致而且迅速被全世界此道中人熱切接納的，便是所謂的“唯意志論”。怎麼界定(或該說凝聚)一個民族?很簡單，你相信自己是就是，血緣不同沒關係，長相各異也無妨，宗教信仰、文化教養、生活形式和習慣云云全都不是問題，惟一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目標以及一致的行動；也就是說，民族不再是某種既有的承襲，而是放眼未來的創造，它於是不受任何的約束，取得了完全的行動自由。
勒南演講中的那兩句話，於是也成為人們一再引述的經典名言：“民族，是每天錯讀歷史的結果。”
由此，傳統民族定義下要素之一的語言，便從平行列舉的一項，躍居於核心甚或惟一的位置。它仍有效聯繫著過去和歷史，好維持住那種共同歷史命運的必要情感，但它卻遠比血緣、長相、文化云云靈活、流體化而且具備彈性，可以依據今天的現實需要如勒南所說來重新解釋或有意錯讀歷史，必要時，它還能創造出“歷史”來；同時，它看起來也遠比血緣、長相、文化云云心胸開闊，既可躲開傳統民族運動狹隘封閉唯我的各式道德質疑，又方便在現實的敵友和戰瞬息萬變關係中，隨時改變認定標準做出符合當下策略和利益的調整。
然而，靈活、彈性、有寬廣到幾乎無所不能的解釋空間對誰最有利?永遠對少數掌握權力、掌握解釋權的人最有利，這是語言一直有的、一直為人詬病的欺瞞本質，容易成為權力工具的面向——也因此，這一波仍(號稱)為著爭取自身自由平等地位的民族運動，包括我們在台灣每天看到聽到的，總帶著集權的令人不安氣味，不只是革命戰鬥特殊時刻必要的權力集中好方便統一意志發號施令而已，而是它的根本體質、它的哲學基礎乃至於它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不深烙著集權的印記，一旦它不小心勝利，帶出的通常也不會是民主自由平等。
如斯情況下，這一波民族運動，於是很容易出現某個理論上頗弔詭但因為屢見不鮮已見怪不怪的畫面——在這支理應最排外、最刺蝟般豎著硬毛的戰鬥隊伍中，我們總是看到其中間雜著幾個完全不同長相的人，一看就曉得系來自遙遠國度(尤其是美國)非我族類的人。
下次再看到這個，記得和善地跟他招呼示意一下，非常可能，他就是伊凡·譚納，那個滑稽、真誠、充滿同情心的騙子。
《譚納的十二體操金釵》加法的冒險故事
先來看書中的幾段話：
首先，是“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的某牧羊人。他協助伊凡·譚納穿越希臘和塞爾維亞邊界，為的是譚納要去看他那個傳說中他日會成為馬其頓革命領袖的兒子——“國界?”他笑了起來。“什麼國界?”他雙手握拳捶著大腿。“國界?只因為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在馬其頓的心臟地帶畫了一條想像的線，就表示有一條國界嗎?只因為專制君王和壓迫者拉起帶刺的鐵絲網，設立了崗哨，就能構成一條國界嗎?”……“所以我們得找個地方，越過邊境會比較容易的”，他說。“我們就扮成兩個趕著羊群的傻牧羊人。山羊會懂什麼國界或帶刺的鐵絲網嗎?山羊只曉得哪裡有草就往哪裡去吃。”
其次，是米蘭·布泰奇，小說中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內政部副部長，大戰期間的反抗軍領袖，戰後鐵托政府的重要組織幹部，也是極受尊敬的學者思想家，他寫了一本有關巴爾幹半島前途的書，譚納要把書連同作者運回美國。——“但戰爭總是與我們常相左右，我懷疑往後也會是如此。我知道過往的戰爭是什麼樣子。我一輩子都在研究歷史，譚納先生，而且我知道戰爭的成長模式，史無前例的大國投入史無前例的大型軍隊，彼此對抗。你知道那首詩《多佛海灘》嗎?那是英格蘭詩人馬修·阿諾德的作品。我還記得其中一句。‘無知的軍隊在夜色中交戰。’所有的軍隊都是無知的，譚納先生，而且所有的戰爭都發生在靈魂的黑夜。現在我們的世界由巨大的國家組成，不是嗎?中國、蘇聯、美國、西歐共同市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國和多國聯盟。多年前若有兩國交戰，尋求和平的人可以走五十里到另一個國家，這樣他就不必擔心自己置身於戰火之中。小型國家打小型戰爭，小型軍隊打小型戰役，世界仍持續運作。但想像今天一場戰爭發生在美國和蘇聯之間，或是美國和中國，或是蘇聯和中國。我們能走到哪裡去?躲到哪裡去?整個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是伊凡·譚納自己想的。彼時他急於找出逃離拉脫維亞的辦法，遂只身前往愛沙尼亞的海港首府塔林碰運氣。這番感受和心思有點康拉德的味道——“塔林的港邊酒吧就像任何港口的港邊酒吧一樣。大家聊著女人和船，拚命喝酒，店裡有十二種語言同時在交談，而在這一切之下，是一種對法律和秩序的良性漠視。骨子裡，每個船員都是走私販子和無政府主義者。當一個人大部分時間都航行在開闊水域，身邊是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水手，他就會學會不要太服從於地球佔四分之一土地的政府——出於某種神秘的理由，上帝覺得應該糟蹋掉這四分之一的地球，於是覆蓋上陸地。”
當然不止這三段，但先這樣。
這裡，我們把這三段話從完整的小說中割出來，或者說“解放”出來，單獨閱讀，如本雅明所說“我發動武裝搶劫，把這些句子拯救出來，讓它熠熠發亮”，是試圖多指出一種讀小說的方法，一種見樹不見林的讀法，一種在小說森林中也試著單獨凝視某一棵樹的讀法。
得簡單說明一下的是，讀小說有很多方法，多到你可以在概念上把它當無限多種好保護其開放性，因此意思上遂也等於是沒有方法。這裡，我們不是單獨標示其中一種，而是“多”標示其中一種，也許仍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但只要記得方法和方法之間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取代就行了，而且，誰說一次閱讀只能容納一種視角、節奏、焦點和心思呢?而且，誰說同一部小說不可以再讀一遍?
人其實可以遠比自己以為的要自由靈活多了，人其實只是常畫出一條想像的線，甚至架起帶刺鐵絲網限制自己而已。而這三段我們解放出來的精彩話語，恰恰好講的就是這個，人的心並不難比塔林的酒吧更寬廣，可以同時有十二種語言進行交談，可以“良性漠視”法律和秩序，可以做個縱橫四海的走私販子和無政府主義者。
這三段話語構成的一幅無政府的迷人無邊風景，一眼跳過，老實說，並不影響故事情節的正常進行，但博爾赫斯講得好，小說並非只是情節而已，尤其是長篇小說。博爾赫斯以為，短篇的小說往往是一段情節、一個特別的故事，但長篇小說最終真正呈現的，卻是某一個特殊的人物。就像《堂·吉訶德》真正呈現的是那位拉曼查的愁容騎士和他的隨從桑丘·潘沙一樣。往往，漫長、不免冒險的情節難保有不合理甚至失誤，塞萬提斯也有這個麻煩，但博爾赫斯以為，當他寫成了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這些瑕疵便只是專業文學者的職業性挑剔和識者的笑談而已。
一樣的，在我們此刻手中這個漫長的、系列的密探冒險故事中，真正精彩迷人的、真正有別於其他拯救世界的英雄密探故事的，最終仍是這個無政府主義者伊凡·譚納本人不是嗎?
一開始就走了另一條路
這是我們這位閒著不睡覺的譚納老兄的第三個跨國冒險故事，由一段浪漫淒迷到掉眼淚的跨國愛情故事(愛情如吃草的山羊，不懂得國界和帶刺鐵絲網)引發，但愈往前走愈臃腫邋遢直至不可收拾，最終，原先要從波羅的海老蘇聯鐵幕裡帶出美麗女孩的最初意志得到貫徹，可也鬼使神差地順便以及被迫做成了一大堆其他事情，更好笑的是，出發時是譚納單操一人，回家時卻扶老攜幼一整個大旅行團，像《聖經·福音書》裡耶穌誘拐漁夫彼得跟他走時所講的話，“我要讓你得人如得魚。”
然而，要將這樣一個滾雪球似的結果悉數歸諸命運，那也不盡公平，畢竟，最開頭的那顆小石子其實是譚納自己有意無意扔下去的——我們誰都曉得，作為一個身懷秘密任務的密探，過的理應是某種“減法”的人生，這正是他的道德困境和人生宿命悲劇的原因，勒卡雷一部一部了不起的小說所觸及的正是這個。他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朋友，而且理論上還非有不可，否則就容易啟人疑竇，容易從他想隱身、如水滴溶入大海的社會之中異常地浮現出來；也就是說，一具正常家庭的“軀殼”，既是他人性上的自然需要，還是個必要的掩護。因此，他的真正困難不在於孑然一身，而是在非孑然一身的狀況中狠著心(對親人也對自己)時時保持一種實質的、內在的絕對孤獨或說無情，有些秘密心事永遠不可以講，有些行為永遠得背著所有人去做，有些再自然不過的情感永遠有立入禁止的森嚴界線，不可以讓它自在地、放心地發展，否則不僅可能危及一次任務的執行，更可能刨根似的直接瓦解那個終極性也同時是排他性的情感和信念，那就是密探世界的上帝，你時時準備為它而死的國家怪獸云云。這樣子的自我減除、自我強迫的孤獨，尤其在一次任務的前夕，那一刻你什麼都得放下來，包括自己的命和所有他者的命，你的人生狹窄到只容一件事，陪伴你的只有鏡子裡頭的自己。
但我們看伊凡·譚納做了什麼?他想順便到馬其頓去看他不小心遺留在那裡的兒子，像我們正常人出發旅行時一樣，好不容易又花時間又花金錢跑這麼一趟，總要盡可能地利用甚至幫鄰居誰誰買個禮物回來不是嗎?
所以事情打從一開頭就“錯”了，在該運用減法那一刻，譚納居然使用了加法，未來因此全然改觀。
帶來瘟疫的英雄
傳統密探的減法故事，可不只表現於我們上述的接受任務準備行動那一刻而已，那只是這個減法運算的正式啟動，它一樣會滾雪球般展開來，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達高峰；而且，它也絕不會局限於、滿足於、運算於這個密探本人而已，接下來，它一個一個減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惡是非，抵擋它的人得死，好心協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運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數“1”，也就是剩下這個密探本人一個而已，恍然如惡夢——好吧，好心一點的密探故事會多少再留點東西給我們，答案等於“2”，通常是個年輕的女性，衣衫襤褸、滿臉血污、驚魂未定但還是很美麗的女性。
於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們真正讀到的，其實是一個致命傳染病爆發蔓延的醫學實錄，書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產生抗體的帶原者，是“傷寒瑪麗”，他所到之處、所觸碰之人總無一倖免；也彷彿是一則最嚴酷的優生學寓言，不分年齡、族裔、職業、性別，惟有那兩個長最帥最美麗的才能活下來，這裡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長相的追星族。
這類的減法密探故事大行於近代，二十世紀的東西冷戰把整個人類世界轉變成超大型的病菌培養皿，讓它先是文字書籍、接著是連續影像的電影電視大行於世，但其實它的極致形式，我個人以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國已然完成，那就是傳統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戰國之交，楚國大夫伍奢一家遭滅門之禍，只有次子伍子胥堅持復仇，不願赴難，向東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吳國。如同伊凡·譚納，在這趟後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漁人農戶的冒死協助掩護，但個性褊狹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擔心這些好心的人洩露他的行蹤，臨別時居然還要求他們保證封口守秘，於是便有人當場自殺於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有秘密，好讓他安安心心向下一站出發，再去害死另一家好心人。
通常，要洞察事物的虛偽和荒唐，有個再簡便不過的除魅方法，那就是順著它的邏輯再多誇張一點點、再多往下推一步，我們就清清楚楚看它露出可笑或駭人(兩者經常是一體兩面)的本來面目來——伍子胥的逃亡，正正好就多了這麼一小步，遂把英雄還原成為病毒，洩露了秘密。
兩個無限大於一個無限
問題是，我們這些一樣善良、尊重生命、放生巴西龜和食人魚，而且在電視機前掛心迷途擱淺海豚的人，為什麼安心浸泡在這樣的減法故事裡幾百年時間不生氣，而且還挺享受的呢?
比較息事寧人的答案是，因為我們曉得故事是假的，被害死的人是演員是道具云云，但不止這樣。
沒事的大部分時候，我們通常認定而且講生命是無價的，強調的不見得是它的價值連城，如我們說“蒙娜麗莎的微笑”那幅恍惚的名畫或圖騰卡門的黃金面具是無價的一般(我們什麼時候像保護那幅畫、那個面具那樣保護過人?我們也以為因這幅畫、這個面具必要時犧牲掉幾條人命是合理的壯烈的不是嗎?)，而是如同古希臘的煩惱數學家碰到無限的數一般，它無法建立式子，無法彼此演算，所以我們說生命不可讓渡，也就是不知道該怎樣加減乘除——對不確定、不明白的東西，擱置疑問，保留其素樸樣態不侵犯是好的，也是明智的。
可我們又知道它絕不是完全獨立的，它們彼此有著邏輯上弔詭的、無從推演的“關係”，因此衍生出一堆著名的詭辯來，最簡單的是，有些無限是另一些無限的一部分，就像自然數是整數的一部分一樣，因此，在直觀中，有些無限就遠比另一些無限要“大”不是嗎?這裡便有些不祥的氣味透露出來了。
更嚴重的不祥是，生命無法演算，但它卻是有“單位”的，一個人、一條命云云，我們用眼睛就可以看出來，用手指頭就可以進行加減乘除，遂時時引誘人去加減乘除，二就是大於一，是一的兩倍，因此，在概念真理世界中生命不可讓渡不容替換，然而在諸神衝突的現實世界裡，生命通過一個數字化的簡單轉換，又變成是可犧牲的了。
減法冒險故事的正當性，便是建立在這樣數字化、可犧牲的現實世界之上，為了保護兩個人，幹掉或害死一個人，很明顯是有盈餘的，而且兩倍利潤的高獲利，也有效弭平我們的道德焦慮。
賺到整個世界的騙局
但我們進一步來問，在這樣所向披靡、瘟疫般人走到哪裡死亡到哪裡的故事中，既然最後只活下來一兩人，那我們究竟保護了誰?我們犧牲了可見的所有人，賺到的那些豐厚盈餘究竟在哪裡?
答案有點像廣告用詞，我們賺到了全世界——這是任誰都知道的這類減法密探故事的永恆背景，也是它全部正當性的源頭。總有某個或某些既聰明冷靜卻又瘋得不曉得如何是好的怪人想控制全世界甚至乾脆毀滅全世界，從古老宗教的惡魔到從中世紀流傳至今不衰的那種“三百個人秘密控制整個世界”的純恫嚇傳統說、到希特勒式的現代狂人等等等等，這些玩意兒最終彙集到二十世紀的東西冷戰，形成末日恐懼的高峰，極現實的和極想像的相互援引彼此支撐，一方面，惡被實體化，從神經質的個別想像釋放到光天化日來成為每天每時的現實，另一方面，現實也被象徵化了，每天每時的必要計算，不再運行於理性基礎之上，而是向著無法驗證難以回返的惡夢展開。二十世紀的冷戰，正是莊周夢蝶是莊子抑或蝴蝶的夢魘版本，更糟糕的是，它還真不容易醒，冷戰告終，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巨響，都驚不破沉酣已久的人們，我們自己今天的海峽兩岸對峙，不也這樣又現實又夢幻嗎?
這裡有一點我們一定得指出來，如此不幸的結果，全怪到這些減法密探故事的小說書寫者、電影電視編劇者頭上並不盡公允，他們是有責任，但只是不知情或稍稍知情的小角色共犯，真正的主嫌仍是那些手掌大權的傢伙(政客、軍火商、跨國企業鉅子云云)，他們非常需要這些既存的惡夢，更需要一海票催眠師哄人們入睡，夢中，便無須公共辯論，不必理性或言之有據地說服，這省好多事，也省好多成本。
如此這般，這種死一個無限生命換兩個無限生命的不得已計算方式，便不再如某個人跳水拯溺、救上來兩個人卻自己慷慨犧牲的既溫暖又哀傷故事，它失去了這樣直觀的、現場的、實時的計算基礎，要命的是，這也是它勉強成立的惟一基礎——如今，犧牲的成果在空間上分隔，亦即被拯救者並不在場；還在時間上被延遲，亦即被拯救者是未來式的甚至根本還沒出生，這樣本身既無信譽、又無法驗證、事後也不附帶懲罰的允諾，絕大部分時候於是只是騙局，而且還真難不是騙局。想想，犧牲你，救他們，惟獨我沒事，而且利益全歸我，你說這樣子的事怎麼可能不是騙局?
每個人都該是人道主義者
在密探小說的書寫歷史上，最理解這種騙局的人大概是勒卡雷，因為他自己曾經也是這個詐騙集團的一員，真的參與過英國的情報工作，日後，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同樣寫這種減法的密探故事，卻把一個一個倒下的人還原為就只是死亡，沒有什麼壯烈犧牲這回事，有的只是被騙害死他人或自己傻乎乎去死而已，一種虛偽、不義、毫無補償而且最終是全然虛無的死去。像他《鏡子戰爭》一書所直接標示的一樣，所謂的拯救世界捍衛世界那一套唱詞，不過是鏡花水月是看起來真的一樣的幻象；而且，兩邊陣營的人，互為這樣可悲的鏡像，沒有誰真的是惡魔是英雄，他們做著完全一樣的事，都只是為著一個幻象不斷害死無辜的他者也害死自己而已。
從沒參加過詐騙集團的布洛克，則從相反的方向來，徹底翻轉了這個已成格式的書寫途徑——心軟的伊凡·譚納不是殺人密探，更沒打算時時要犧牲，他是去救人的，包括原來要救的人，還有一路上碰到得伸手一救的人。當然，在此過程之中他也會陷入殺身的危機，但我們曉得，救人是有風險的，去問問衝進火場抱出號啕大哭小孩的消防人員，或是我們前面講過那種跳水拯溺的人，這樣的風險不是常識嗎?
馬克思痛恨這樣的溫情主義人道主義，不是因為他天性好亂好殺，樂於看人陷入悲慘的境遇不伸援手，而是擔心因小失大，為拯救一個人而壞了歷史任務、妨礙了歷史大事。他是相信那種延遲償付的人，極可能還是這一套夢想最激烈最有力的主張者辯護者。
而博爾赫斯則明明白白、甚至帶著某種不解的語氣講，每個人都該是個人道主義者——他不曉得人為什麼可以不是人道主義者，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常識嗎?這是需要解釋需要懷疑的嗎?
但一如我們總會以為博爾赫斯遠比馬克思天真一樣，布洛克回歸常識、回歸正常人道主義世界的密探故事，也普遍被看成是密探小說的成人童話，這如若不是我們集體發生了感覺功能障礙，那必然是我們眼前這個世界發生奇怪而且令人悲傷的事了，我們一定陷入了某種幻覺和惡夢之中，夢魘成為現實，夜晚成為白天，以至於現實反而被視為夢境，常識之言反而被當成是夢話。
是哪一位人類學者講的?只有小孩和野蠻人才分不清夢境和現實。但仔細想想，是這樣子的嗎?
博爾赫斯沒告訴我們如何醒來，如何做個本來就該是的人道主義者(可能因為他本來就是少數沒沉睡過的人)，但布洛克的伊凡·譚納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他告訴(或說轉述)我們，別沒事畫一些想像的線來限制我們自己，更別在這想像的線上架起鐵絲網、設置崗哨、還動不動發誓要以自己和他者的死亡來保證它、確認它，我們分割完陸地，還持續分割海洋和天空(這點可遠比譚納以為的要嚴重多了)，在這樣恣意畫線的過程中，我們也無可避免地把自己切割得一塌糊塗，倒頭來還不如那頭理直氣壯的吃草山羊。我們以為這是必要的保護，但我們卻只保護了自己的猥瑣、自私和殘酷，並誤以為人的生命全由這些壞東西所構成，而忘記了那些恢宏的、美好的情感和想像也是我們正常人性的一部分，最重要或者說最值得保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