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臉對著臉，相互辨認
我聽見有人在遠方鼓掌
一支午夜的鋼琴曲歸於寂靜
對了，是這樣：一個人走近我
猶豫了片刻，隨即欲言又止地
退回到他所從屬的無邊的陰影
——《午夜的鋼琴曲》節選
西川
原名劉軍，1963年生於江蘇省徐州市。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著有詩集《隱秘的匯合》、《大意如此》、《西川的詩》，隨筆集《讓蒙面人說話》、《遊蕩與閒談》、《水漬》，譯著《博爾赫斯八十憶舊》、《米沃什詞典》（與北塔合譯），編有《海子的詩》、《海子詩全集》等。現居北京。
儘管詩壇風雲變幻，新人輩出，但大多是過眼雲煙，領得三五天風騷後便無影無蹤。我曾經對詩人影響力的大小進行量化，結果發現：能夠被人記住五首者寥寥無幾，大約也只有北島、於堅、西川、伊沙、海子、韓東、歐陽江河、王家新等少數幾個。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上面這份名單堪稱「大師級」人物了。
「大師」並不見得總是一個褒義詞，它炫目的光環下隱含著某種腐朽的氣味。一個人被稱為大師，除了說明他達到某一領域的高峰，也常常意味著一個無奈的事實：他似乎已經沒有高峰可攀，或者對於更高的目標，已經無以為繼。我今天只想談及這個詞語令人尊敬的一面。
與那些天才詩人相比，西川對語言的敏感度不佔優勢，但他對詩歌結構的把握，他的文化視野和文學綜合素質卻稍勝一籌。有的詩人才華橫溢，但充其量只能稱為「聰明」，而西川的聰明接近了智慧，他的詩不僅僅是詩，還是文化和思想。淵博的學識和雍容的風度構成了西川與其他詩人迥異的面貌，使其披上了博爾赫斯式圖書館館長的色彩。
一
1963年3月，西川生於江蘇徐州市，母親是徐州某紡織廠工人，父親在北京海軍航空兵服役。1966年11月，西川的母親帶著西川和西川的弟弟前往北京。三年後，因為中蘇關係緊張，林彪發佈「第一號號令」，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969年11月，西川兄弟倆被疏散回徐州，與外祖父、外祖母生活。「一號令」執行了半年多，中蘇關係有所緩和，1970年5月，西川重新回到北京。
西川與詩歌的「交情」大約可以追溯到1976年。那年7月，唐山大地震，西川在進入抗震棚前，書包裡塞滿了四大名著及《封神演義》、《鏡花緣》等書籍。16歲時，西川開始學習國畫和古體詩。1980年，西川開始給《詩刊》投稿，投的當然也是古體詩。結果是泥牛入海。
作為一個後來廣為人知的詩人，西川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卻不是詩歌，而是散文。那是1981年2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作文指導》上，西川寫於中學時期的兩篇作文被當做範文發表。當時他還沒叫西川，發表時用的是本名劉軍。正如人們不知道蘇童的原名童中貴，格非的原名劉勇，如今，知道西川原名的讀者已經鳳毛麟角。
1981年9月，西川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英文專業，因為留著長髮，辦借書證時，圖書館工作人員想當然地在「性別」一欄上填了個「女」字，後來得知真實情況，又直接將「女」字改成「男」字。因此，西川的借書證留下了一個「不男不女」的記號。
當時中國百廢待興，讀書是一代學子最為自豪的事情。西川所在的宿舍住著六個同學，每人都有8張借書卡，六條漢子從兩個圖書館一摞一摞地往回搬書，互相交換著讀，把當時能夠找到的所有名著讀個精光，然後眼巴巴地等著圖書館進新書。「瘋狂」的閱讀，給西川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也為他將來成為詩人埋下了伏筆。
最初，西川感興趣的是中國古典文學，隨著閱讀的深入，又慢慢地轉向了中國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在讀了《聖經》和巴金的《家》之後，西川開始寫新詩。最初寫新詩時，還不敢讓人知道，躲在床鋪上寫。後來通過同學傅浩才知道班上還有幾個同學也在寫詩。1982年春天，西川、傅浩、張鳳華三個男生與兩個女生李東、陶寧組成了一個只有五個成員的文學團體，併合作出版油印的詩刊《五色石》。中文系的一個同學看到《五色石》後，說：「你們寫得像朦朧詩。」西川才第一次知道了當時有一種詩歌叫「朦朧詩」。
西川至今對「五色石」印象深刻，是因為張鳳華的悲慘人生。據介紹，「五色石」成員張鳳華家境貧寒，但才華橫溢，上初中三年級時參加天津市高中生知識競賽，就獲得了第三名，是1981年天津市的高考狀元。大學期間，張鳳華除了英語成績優異之外，還懂得法語、德語和拉丁文。張鳳華雖然富有才華，卻極為淳樸。有一年寒假他從天津回到北京，由於天晚沒能趕上回北京大學的公共汽車，只好到距火車站不遠的西川家找西川。走到西川家門口時，又擔心打攪西川一家人，便在西川家院子外面胡同的一輛大卡車車斗裡待了一夜。大學畢業時，喜歡佛法和氣功的張鳳華報名去內地設在香港的華潤公司，行李箱裡只帶了一本《華嚴經》、一本《老子》、一本《莊子》和幾件衣服。
身在香港，張鳳華並不開心，他給西川寫信說想去美國萬佛城當和尚。西川以為他是在開玩笑，便回信說，即使要當和尚也最好回五台山當，這樣大家離得近一些。殊不知張鳳華是真的看破紅塵。1992年秋天，張鳳華在深圳跳樓自殺。
1982年10月，西川第一次讀到北島等人編印的《今天》雜誌，深為喜愛。同月，加入了北大五四文學社，開始了現代詩創作。五四文學社對於西川的成長十分重要，不僅使他的文學才華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還由此認識了駱一禾。1983年春天，西川又通過五四文學社詩歌組組長沈群而結識了海子。後來，「北大三劍客」的名聲響徹全國，至今仍被人們津津樂道。
當時的五四文學社精英薈萃，走出過一大批著名小說家，但這些作家基本上都出自中文系。相比之下，西川所在的西語系要「寒酸」得多，沒出過什麼文學名人，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膨脹得有點誇張的自信。「大不了將來成個薩特！」一個叫鈕淵明的學生這樣說。
1984年4月，北大舉行第二屆未名湖詩歌朗誦會，西川報名參加，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波折。對這段經歷，西川曾在《幻覺在創造歷史》中進行過風趣而詳細的回顧：「我去報名的時候，中文系的張頤武不許我登台，他說我有不良情調。張頤武當時是研究山藥蛋派的，而且是五四文學社的一個類似評委的小頭目，最後社長還是讓我上了台。」
這次朗誦，西川一炮打響，獲得了創作一等獎，朗誦二等獎。會後，賀敬之和柯巖的兒子、北大80級學生賀小雷要走了《秋聲》，但賀敬之夫婦讀後，認為寫得很混亂，便叫兒子退回給西川。這首詩除了被老木收錄進《新詩潮詩集》中，再沒有正式發表過。
同年11月，西川參加第三屆未名湖詩歌朗誦會，朗誦自己創作的《人說……》，再次獲得創作一等獎，朗誦二等獎。兩次的獎金共20元，對於當時的學生而言，不算一個小數目，全被西川用於購書。
有了如此良好的開頭，西川對於寫作已經欲罷不能了。北大32樓前有一個咖啡館，每天晚上，宿舍裡的同學熄燈入睡後，西川就趕到咖啡館裡寫詩。200餘行的長詩《雨季》就是1985年三四月間在咖啡館裡寫出來的。這首詩被擔任《十月》雜誌編輯的駱一禾拿去發表在該刊1987年第一期上，並獲得了當年度「十月文學獎」的詩歌獎。
1987年，西川與楊克、陳東東、歐陽江河等人參加了《詩刊》社第七屆青春詩會。當時的青春詩會不像近幾年那麼寬鬆，入選者都堪稱千里挑一，而現在的青春詩會，每一屆都有兩三個從未聽說過的名字。當年青春詩會之嚴格，用西川的話說，輔導老師「言辭犀利的程度，足以把任何人的自尊心擊得粉碎」，他的作品「像乾屍一樣被禿鷲啄食」。也正因為這種藝術上的嚴格，西川完成了他的名作《輓歌》。
《雨季》給西川帶來了不小的榮譽，也帶來了不少麻煩。一時之間，各種怪人聞風而至。在《瘋子·騙子·傻子》一文中，西川記錄了許多趣事。
「聖誕樹被人砍走了！」某個中午，一個自稱是西安詩人丁當的二十多歲男青年邁進了西川的家門，第一句話就把西川弄得暈頭轉向。西川便留他吃飯。這傢伙吃飯非常利索，而且愛惜糧食，吃完後伸出舌頭把碗舔了個乾淨。
更讓西川驚訝的在後頭：對方用舔過的飯碗盛滿開水，兌了點醬油喝了一口，讚一聲：「鮮」，然後把碗端到西川面前，問他要不要嘗嘗。這一舉動，讓西川感覺自己似乎不像個真正的詩人。
臨走時，西川送了一冊《傾向》雜誌給他。他收下《傾向》，又問西川要照片，說要帶回西安讓朋友們看看西川長什麼樣。西川只好找了一張照片給他。
沒過幾天，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給西川打來電話，說他們扣住一個自稱是詩人陳東東的騙子，那騙子有西川的照片，還拿出一首刊登在《傾向》上的詩證明他的身份。偏巧西川也送過一本《傾向》給那位清華的學生，幾個證據對照，假丁當、假陳東東當場露餡。看在此人也算文學青年的分上，大學生們沒有難為他，將《傾向》和照片沒收之後便把他放了。
也許是因為詩人單純、好客，在那時，像前面提及的那位「假丁當」一樣冒充詩人招搖撞騙的事時常發生。一天晚上，駱一禾接到雲南《滇池》編輯米思及的電話，詢問西川是否在雲南，因為編輯部來了一個自稱西川的人。駱一禾趕緊告訴米思及，西川在北京，沒有去雲南。最有趣的是，一個騙子以詩人陳東東的名義「雲遊」到了內蒙，在和當地一個女孩發生了一段或淺或深的故事後，留下了陳東東的地址。有一天陳東東接到了這個女孩子的信：「東東你還記得那天我冒著大雨送你上火車的情景嗎？」
除了詩壇騙子，有一個可愛的傻子也讓西川記憶深刻。80年代後期，西川和唐曉渡一起參加了北京的一個改稿會。講座結束後，一個面容姣好的山西女人拿著幾首詩向西川請教，又問西川要了地址。在離開前，這個女人掏出一個鑰匙鏈送給西川。半年以後，西川忽然收到這個女人的信，上面寫著：「本女王現詔你進山西，封你為伯爵。」西川把信的內容講給唐曉渡聽，唐曉渡說，他也收到了這女人內容相同的信。西川提起半年前這女人曾給他送過鑰匙鏈，唐曉渡說這個女人當時也送了他一個鑰匙鏈。於是兩個「伯爵」大笑不止。
其實，當時的西川也有點「瘋」和「傻」，1988年9月，「十月文學獎」在北京復興飯店舉行頒獎典禮，西川穿著一身破破爛爛的工作服去參加，被飯店門衛攔住不讓進。西川很認真地對門衛說：「這個會，那些穿得衣冠楚楚的都是來看的。我，是來領獎的。」
二
由於要編選詩歌民刊《揚子鱷》，2002年起，我和西川有過書信往來。我沒有保留書信的習慣，每年的大量信件都在年末整理辦公室時被清理掉，只有少數幾封因為各種原因而捨棄不了，西川的信是「少數」中的一個。在這些信件裡，西川很委婉地提醒我不要把詩歌寫得太像「詩」；認為自己獲得過魯迅文學獎的詩集《西川的詩》很幼稚，極不成熟；他不願意刊物轉載《在哈爾蓋仰望星空》等舊作，而希望讀者關注他90年代中期以來的變化……
儘管西川反覆說過已經不喜歡早期的作品，但我相信大部分讀者在移目90年代中期以後西川那些繁複、智性又帶有一點神秘感的文本的同時，不會忘記20多年前為他帶來巨大榮譽的《在哈爾蓋仰望星空》：
有一種神秘你無法駕馭
你只能充當旁觀者的角色
聽憑那神秘的力量
從遙遠的地方發出信號
射出光來，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爾蓋
在這個遠離城市的荒涼的
地方，在這青藏高原上的
一個蠶豆般大小的火車站旁
我抬起頭來眺望星空
這時河漢無聲，鳥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瘋狂地生長
馬群忘記了飛翔
風吹著空曠的夜也吹著我
風吹著未來也吹著過去
我成為某個人，某間
點著油燈的陋室
而這陋室冰涼的屋頂
被群星的億萬隻腳踩成祭壇
我像一個領取聖餐的孩子
放大了膽子，但屏住呼吸
《在哈爾蓋仰望星空》語言簡練而內涵豐富，從1986年2月在《詩神》發表之日起，就一直被認為是西川的代表作。
這首詩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為前五句：「有一種神秘你無法駕馭/你只能充當旁觀者的角色/聽憑那神秘的力量/從遙遠的地方發出信號/射出光來，穿透你的心」。寫的是對大自然的一種認識，突出了某種強大而又「無法駕馭」的神秘力量的地位。在博大的宇宙面前，人類是如此渺小，「只能充當旁觀者」，承納自然的神啟。這五句確立了全詩的基調——它的重點不是人，而是神奇的、浩瀚無邊的宇宙。由此也可以看出，作為一個詩人的西川的胸襟和抱負。
第二層從「像今夜，在哈爾蓋」一直到倒數第三句「被群星的億萬隻腳踩成祭壇」。在這一部分裡，詩人對身處的環境進行了客觀描述，展現出了時間的凝固感和空間的空曠感。視角從地面移向星空（「抬起頭來眺望星空」、「青草向群星瘋狂地生長」）；描述之物從具象的「蠶豆般大小的火車站」，到抽像的「河漢無聲，鳥翼稀薄」、忘記了飛翔的「馬群」、「吹著空曠的夜也吹著我」的風；心靈的感受從固定的時間（今夜）到廣闊的空間（風吹著未來也吹著過去）。這些描述，強化了第一部分的結論：與無邊的宇宙相比，人的渺小。最後，又從廣闊無邊的星空回歸到具體的「人」和「物」身上——「我成為某個人，某間點著油燈的陋室」。所有這些，不僅營造了一個開闊曠遠的境界，也進一步增強了其中的神秘感。
有了前面的情景鋪墊，最後兩句就來得順理成章了：「我像一個領取聖餐的孩子/放大了膽子，但屏住呼吸」。承接了前面使用過的方式，將視角從對客觀事物的描寫重新拉回到主題，通過「聖餐」、「孩子」、「放大了膽子」、「屏住呼吸」的描述，說明了「我」沉浸其中的投入，以及被壯美的自然景象所征服的虔誠狀態。到了這一境地，詩歌不僅僅是詩歌，而成為一種撫慰心靈、提升萬物的宗教。
因此，我們也可以這麼認為：在哈爾蓋這樣一個寂靜而且接近天空的地方仰望星空，實際上指向了詩歌作者對純潔與神性的敬畏與嚮往。
關於《在哈爾蓋仰望星空》的創作經歷，西川曾在一些文章中有所涉及。
1985年6月，西川從北京大學英語系畢業後，進行過一次漫長的旅行。先是隨北大「智力支甘服務團」赴甘肅蘭州、酒泉幫助當地培訓英語師資一個月，然後赴嘉峪關、敦煌、青海西寧、哈爾蓋。此間新華社同意接收西川，於是西川在8月份返京，到新華社國際部報到。沒幾天，便作為新華社實習記者赴山西太原，然後旅經五台山、運城、陝西米脂、綏德、河南洛陽、登封、內蒙古呼和浩特、包頭、四川成都等地，歷時半年，直到次年元月份才返回北京，整個行程超過三萬里。
在去青海之前，西川與幾個同學打定主意要去看青海湖。他們在地圖上發現青海湖離一個叫哈爾蓋的地方很近，誰料到，下了火車，才發現四處空空蕩蕩，只有幾個揣著刀子的藏族人在站台上遊蕩。在當地人的提醒下，西川一行找到了駐紮在那裡的軍隊。第二天，在那個部隊一個連長的幫助下，西川等人坐上了去青海湖的卡車。
「我們的車在荒原上開了很長很長的時間，上了一個高坡之後，青海湖突然展現在我們眼前，大鳥像飛機一樣在頭頂盤旋，那種感覺真是太好了。從青海湖回來，我們住到火車站旁邊的一家小旅店裡，夜裡我出來，抬頭一看，又傻了眼：滿天的星斗啊！世界上除了大地就是星空，和這個小火車站，然後我就寫了《在哈爾蓋仰望星空》。」（《幻覺在創造歷史》）
正如西川所說，那一趟旅程對他「太重要了，完全是作了一次自我教育，眼界一下子就開闊了，我開始瞭解不同人的生活，體會到貧窮，還有貧窮本身蘊涵的生命力。我意識到我要擺脫學生腔，寫作必須容納地平線」。而西川的詩歌，也是從《在哈爾蓋仰望星空》之後逐漸走向成熟的。甚至有一些詩人認為西川80年代的作品在質量上要高於90年代以後，因為它們簡潔而機智，不像90年代以後那麼紛繁，那麼「學者化」。
除了《在哈爾蓋仰望星空》，80年代中期，西川的另外兩首短詩也風行一時，它們是《體驗》和《起風》。
火車轟隆隆地從鐵路橋上開過來。
我走到橋下。我感到橋身在戰慄。
因為這裡是郊區，並且是在子夜。
我想除了我，不會再有什麼人
打算從這橋下穿過。
——《體驗》
《體驗》只有五行，它從一個人在鐵路橋下感受火車開過來時的輕微震動著筆，傳達了一種屬於個人的神秘感覺。這種感覺是獨有的，沒有同樣經驗的人們無法體會。
在這首詩歌裡，與其說西川寫的是一種生活感悟，還不如說是西川在借此詩表達對藝術創作的自信。西川的詩歌，模仿者不少，但模仿者缺乏獨到的生命體驗和豐富的生活經歷，以及高超的文字處理能力，只能模仿其形，難得其神韻。因此，在西川的獨特性面前，識趣的模仿者一般懂得知難而退，不再「打算從這橋下穿過」。
起風以前樹林一片寂靜
起風以前陽光和雲彩
容易被忽略彷彿它們沒有
存在的必要
起風以前穿過樹林的人
是沒有記憶的人
一個遁世者
起風以前說不准
是冬天的風刮的更凶
還是夏天的風刮的更凶
我有三年未到過那片樹林
我走到那裡在風起以後
——《起風》
《起風》是西川早期的作品中少見的具有「情節性」的作品之一，全詩共12行，前面10行看起來是客觀描寫一些自然景象，包括裡面出現的人，也是個「遁世者」，「沒有記憶」，但這只是一個幌子，只是「起風以前」的情況。後面兩行，詩意突然逆轉：「風起以後」，一切都已改變。從「起風以前」到「風起以後」，時間已經過去三年，這三年中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詩人沒有明說，但給出一個巨大的空間，讓我們展開想像的翅膀。
西川還有一首「早期作品」《虛構的家譜》也值得一提。這首詩寫一個人在寂靜的夜裡「以夢的形式，以朝代的形式」沿著時間往上追溯，從當下一直逆行至3000年前，似乎在尋找某種十分重要的事物。依托於想像，虛構了自己的祖先、祖父、父親的各不相同的身份和生活道路，從而對「自己」的存在進行思考。但他最終沒有獲得確切的什麼——
我虛構出眾多祖先的名字，逐一呼喊
總能聽到一些聲音在應答；但我
看不見他們，就像我看不見自己的面孔
整首詩似乎有點玄虛，卻說出了生活的真諦。太陽底下無新事，「我」來自「祖先」，他們和「我」雖不能相見，卻能夠隔著時空呼應，這是一種血緣，更是一種冥冥中的心理契合。而這樣的感覺又何止在「祖先」與「我」之間？
像這樣的作品，雖然簡短，卻韻味豐富，堪稱言有盡而意無窮。如同海明威筆下的冰山，我們在看到露於空間的十分之一後，又開始對沉在海中的十分之九發生興趣。這些詩歌與《在哈爾蓋仰望星空》等一起，構成了西川早期藝術大廈的結實框架，西川後期詩風的改變也是站在它們肩膀上的。因此，即使西川認為它們「很幼稚」而將它們「拋棄」，作為讀者，我們也不能忽略它們。
事實上，西川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表示「不喜歡」早期的作品，另一方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又不無得意地說：「有人知道德令哈，是因為讀了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人知道哈爾蓋，是因為我寫了《在哈爾蓋仰望星空》。」這樣看來，西川「不喜歡早期的作品」不過是謙虛之辭而已。
三
寫西川，不能不提及海子和駱一禾。因為海子、駱一禾生前和西川親如兄弟，被人們譽為詩壇「北大三劍客」。近20年來，西川默默地整理了亡友的大量作品，並為出版他們的著作奔波勞碌，嘔心瀝血。
曾有人認為西川後來贏得大名，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海子與駱一禾。事實並非如此。儘管駱一禾比西川年長，但他和西川的創作一直是並列的，西川甚至比駱一禾早一年參加「青春詩會」。而海子在世時，西川無論從發表作品的數量、獲獎檔次還是在詩壇上的影響，都遙遙領先。從西川的《體驗》、《在哈爾蓋仰望星空》等名作的創作和發表時間，也要早於海子的大多數代表作。而且，很少人意識到西川對海子的影響。
據西川在《序燎原〈海子評傳〉》中介紹，海子的詩歌《秋天的祖國》有一句「秋雷隱隱，聖火燎烈」，燎原認為「燎烈」一詞是海子創造的，並為海子尋找自創新詞的理由：「海子絕不認為自己有必要去遵循什麼語法規則，講什麼邏輯道理。」其實，這個「聖火燎烈」是海子從西川的詩歌《雨季》中借用的。即使是在後期，幾個朋友之間仍然密切地關注對方的寫作，海子的長詩《太陽·弒》中有一段《摘棉花謠》，就得自於西川，而這首詩的標題，則得自於駱一禾——海子的原作標題為《太陽·弒君》，在駱一禾的建議下把「君」字刪去。由此，也可以看出「三劍客」相互扶持與幫助的偉大友情。
1989年3月26日，海子臥軌自殺，駱一禾和西川在巨大的悲痛中投入了緊張的工作：處理善後事宜，為海子募捐，整理海子的作品……同年5月14日凌晨，駱一禾因勞碌過度，觸發隱疾，在天安門廣場突然昏迷，5月31日下午1點31分，在北京天壇醫院因腦血管突發大面積出血而去世，年僅28歲。而在他昏迷前一天晚上，他剛剛寫完紀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
三個月內，西川連續失去兩個摯友，「三劍客」僅餘其一，這一打擊之巨大可想而知。多年以後，西川談起海子和駱一禾，仍充滿感傷與懷念。他的工作，也從最初的整理和聯繫出版海子作品增加為整理和聯繫出版海子和駱一禾的作品，以及處理一系列與兩個摯友身後相關的事情。現在我們看到了，西川沒有辜負人們的厚望，他不僅全力促成了《海子的詩》、《海子詩全編》、《海子詩全集》、《駱一禾詩全編》等書的出版，也正是摯友的去世，讓西川對生活與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他的詩歌不再單純，而是走向了豐富與複雜。
遺憾的是，在今天，與海子受到的隆重待遇相比，駱一禾似乎正逐漸被遺忘，這一點從近20年來各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數量可以看出來——海子的各類詩集達到了一二十本，甚至出現了盜版以及粗製濫造的版本，而駱一禾的詩集，大概只有《世界的血》、《駱一禾詩全編》等三五本，其中有一本還是與海子的合集，即周俊和張維編選、南京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海子、駱一禾作品集》。兩人的實力差別有如此巨大嗎？肯定不是，那又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呢？值得人們深思。
順便插一句，現在很多人誤認為《海子、駱一禾作品集》是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是一個很明顯的錯誤。1992年我在四川讀書，郵購到這本書時，很清晰地記得該書出版方為南京出版社，後來這本書被一個詩友借走，再無蹤影，至今仍是我心頭一大遺憾。
將南京出版社誤為南京大學出版社的源頭也許是來自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海子的詩》，因為《海子的詩》封面上的「海子簡介」中，赫然寫著「《海子、駱一禾作品集》（199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
有意思的是，2004年9月27日出版的《舊書信息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指瑕》的文章，在指出洪子誠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些差錯的同時，自己也犯了錯誤，將《海子、駱一禾作品集》寫成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海子去世後，西川接待了大量來訪者，其中有好幾個想寫「海子傳」。但經過接觸，西川發現這些人有一個通病，那就是關心自己勝於關心海子，他們錯把海子當成了他們自我幻覺的載體，因此西川對他們十分反感。在西川看來，這些所謂的「崇拜者」是在敗壞詩歌的名聲，正是這些人使詩人成為世人嘲笑的對象。
一天，一個山東青年找到西川，說要寫「海子傳」。西川一看他的名片上印著「我是宇宙的大門，我是天地間惟一的溝通者」兩行字，就心存疑慮。這個海子崇拜者問西川練不練氣功。西川說不練。「不練氣功你怎麼能理解海子？」那個山東人說。西川回敬了一句：「我對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那個山東人很不高興地說：「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頓！」西川哭笑不得，說，如果你看不到我頭上在冒紫氣，你就動手吧！「他被我說蒙了，忽然意識到他功力不夠，因為他看不到我頭上的紫氣。於是他緩和下來，又回到氣功與詩歌寫作的話題。『不練氣功你就不可能參悟宇宙天地，』他說。『那麼看來愛因斯坦也是個氣功修煉者，不知他練的是哪門功？』聽我此言，他轉身摔門而去。」（《瘋子·騙子·傻子》）
「更有甚者，個別人甚至因為自己有了為海子作傳的念頭或打算，便覺得對我擁有了某種權力，這令我反感乃至厭惡。1997年4月，曾有一位長沙的小姐因欲作「海子傳」而要求與我見面，但她又在信中事先警告我：『你我不妨各自做好話不投機的準備，老實話總是不大好聽。』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覺得對一個她從未見過的人有說這種話的資格，也不知道她有什麼『不大好聽』的實話要對我說。我自知沒有權力代海子選擇其傳記作者，但我有權力選擇是否要與某位海子的准傳記作者合作。我對只想為自己的衝動、狂想、開悟心得作傳的人根本不感興趣。」（《序燎原〈海子評傳〉》）
於是，西川給這個長沙女人回信說：「我們不必見面。」
四
海子自殺一年後，西川認識了他的大學校友、後來同樣自殺的詩人戈麥（褚福軍）。當時戈麥剛剛大學畢業不到一年，在《中國文學》雜誌做編輯，他的詩歌已經在朋友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戈麥敏感，有理想，也有些自卑，他想過一種理想中的生活，但現實冷酷，自己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在《生命的故事》中，西川敘述了戈麥的一個小片段：有一次，北京大學作家班的人請吃飯，戈麥坐在西川旁邊，頗有些自卑地說：「在座的不是名人就是教授，只有我什麼也不是！」
1991年9月24日，24歲的戈麥在北京西郊的萬泉河跳河自殺，在殯儀館，西川第一個走進告別室。兩年後，詩人西渡編選的戈麥詩集《彗星》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在這本詩集的卷首文章《戈麥自述》中有一句話：「戈麥喜歡一切不可能的事，他相信一位年歲稍長於他的詩人的一句話：『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這句話中提到的「年歲稍長於他的詩人」就是西川，「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出自於西川的短詩《李白》的第一節。
當時西川還在新華社工作，由於一個媒體人和詩人的雙重身份，西川對詩歌創作以及生活的本質具有常人難以理解的深刻。詩人身份使本職工作不再枯燥，而媒體人的身份，又無形中糾正了詩人身上的某種偏頗，這也許是在大多數詩人都走向偏激和瘋狂之後，西川仍一直能夠保持開闊和理智的原因。
但自己不瘋狂，卻不能阻止別人的瘋狂，20多年來，西川對「瘋狂」的詩人已見慣不怪。據《瘋子·騙子·傻子》一文介紹，一天下午，單位樓下的傳達室給西川打電話，說有人找，請他馬上到傳達室來。西川放下手頭的工作，到了傳達室，看到一個矮個子男人在裡面。西川很友好地問他叫什麼名字。這男人反問道：「這重要嗎？」把西川弄得一臉窘迫。
儘管心裡不大舒服，西川還是很有風度地請他去辦公室聊，而來客不願意去辦公室，只想在傳達室聊。然後，「他開始訴說他的苦悶、他的憤怒，他向我抱怨這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心，他痛斥了這個國家、這個文明。我坐在一邊，沒有插嘴的餘地。」這人說完後，並不告辭，而是安靜了一會兒，又向西川打聽其他詩人的情況，比如某某是不是離婚了，某某是不是還沒有男朋友，某某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某某的老婆為什麼要自殺，某某是不是就要得諾貝爾獎了，等等。面對這個熱衷於打探別人隱私的詩人，西川只好一概回答「不知道」。在兩人分手時，沒有探聽到任何「情報」的詩人突然冒出一句：「一個人，還活著，軀體已經發臭了！」
最精彩的是西川轉述的鄒靜之的故事——
《詩刊》編輯、詩人鄒靜之給我講過另一個瘋子的事。有一段時間，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電報。電報內容與一般言簡意賅，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車到京請接站」之類的東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種抒情性的縹縹緲緲，比如「秋天來了，樹葉紅了」。這種違反常識的電報讓人摸不著頭腦，讓人覺得自己被一個躲在暗處的、意圖不明的人給盯上了。靜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強烈：「每天你桌上都擺著這樣一封電報，你想想那會是什麼感覺！」隨著靜之的不安逐漸變成恐怖，恐怖的電報就來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裡殺死我。」此後的電報一封比一封血腥。靜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讀桌上那血淋淋的電報，但鬼使神差，他又總是控制不住，他覺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瘋狂。但後來電報不來了，靜之鬆下一口氣，可同時內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覺得一個故事沒有結尾。一天，靜之在文聯大樓裡的《詩刊》編輯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詩歌作者。那人問靜之：我拍給你的那些電報你都收到了嗎？靜之大吃一驚，原來那些血淋淋的電報都是眼前這個人拍的。可看他的樣子，正經的文學青年，老實巴交，不像個愛搞惡作劇的傢伙。那人與靜之聊了半天詩歌與詩壇，一切正常，只在臨告別時臉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說是白癡的，也可以說是瘋狂的微笑。他低聲對靜之說：「我留在《詩刊》的稿費你就隨便花吧！」此人曾給《詩刊》投過許多稿，但從未在《詩刊》上發表過，哪兒來的稿費！這下靜之看得清清楚楚：一個瘋子！
經歷了無數類似的遭遇之後，西川得出一個結論：凡是太像詩人的肯定不是詩人，至少不是好詩人。
為了避免類似的騷擾，西川在辦公室的門上貼了一紙告示：「來人談話不得超過一小時，飯食自理。」當然，這樣的告示對於某些「熱情」過度的客人來說，形同虛設。
西川的第一部個人詩集《中國的玫瑰》出版於1991年，這是一本「半自費」的詩集，印數只有300冊，至今仍被西川稱為「沒有必要存在的詩集」。
1993年6月，西川調到中央美術學院工作。當時西川剛滿30歲，但已成為新一代青年詩人的偶像，人們時常可以在《花城》、《詩歌報》、《人民文學》、《北京文學》等名刊上看到他的名字。當時最受青年詩人喜歡的安徽《詩歌報》月刊，每出現一次西川的作品，我都會捧讀半天。即使是後來西川幾乎沒有再提起過的組詩《南風》和《黃昏三章》，也讀得我們如醉如癡。
西川曾在《水漬》一書的「後記」裡透露過他離開新華社的原因：「最簡單的一個就是海明威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你搞文學，那麼你應該受到過新聞訓練，但是新聞訓練的年頭不能超過九年。』」那個時候，西川在新華社正好工作了8年半，所以他想換個單位。
拿海明威的話來說事，自然有玩笑的成分，在我看來，西川是意識到了新聞工作的思維模式和文學的內在要求有衝突，才決定調到高校工作。調到高校之後，西川那些天馬行空的長詩紛至沓來，不知道是不是高校的環境讓習慣了新聞工作的詩人感到空前解放的緣故。而此前他的作品除了《致敬》等一兩首長詩，其餘的基本上都是比較嚴謹的短詩。
因為《中國的玫瑰》印數極少，「粉絲」們無緣一見。1993年8月，萬夏和瀟瀟編的兩厚冊《後朦朧詩全集》，大大緩解了讀者飢渴的閱讀願望。《後朦朧詩全集》裝幀之豪華、規模之龐大，在新時期詩壇前所未見，西川有40首詩收入該書，等於是一本小詩集的篇幅。
在隨後的幾年裡，西川繼續在《花城》、《人民文學》、《大家》、《作家》、《山花》等名刊發表長詩、組詩和詩論，並獲得了「《人民文學》獎」、「《山花》理論獎」、第二屆「現代漢詩獎」等獎項。他編輯的《海子的詩》也於199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現在，這本詩選已經多次重印，銷售了近20萬冊。
僅就著作的出版而言，1997年是西川最為輝煌的一年。這一年的前8個月，西川出版了5本詩文集和由他編選的《海子詩全編》，差不多每月一本。這5本詩集和文集分別是改革出版社出版的詩集《隱秘的匯合》，中國和平出版社出版的詩集《虛構的家譜》，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西川詩選》（1999年再版時更名為《西川的詩》），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大意如此》，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隨筆集《讓蒙面人說話》。在後來的十多年中，每隔兩三年，西川都會有著作出版，但再也沒有發生過一年出版6本書的奇跡了。
五
在戈雅的繪畫裡，它們給藝術家
帶來了噩夢。它們上下翻飛
忽左忽右；它們竊竊私語
卻從不把藝術家叫醒
說不出的快樂浮現在它們那
人類的面孔上。這些似鳥
而不是鳥的生物，渾身漆黑
與黑暗結合，似永不開花的種籽
似無望解脫的精靈
盲目，凶殘，被意志引導
有時又倒掛在枝丫上
似片片枯葉，令人哀憫
而在其他故事裡，它們在
潮濕的巖穴裡棲身
太陽落山是它們出行的時刻
覓食，生育，然後無影無蹤
它們會強拉一個夢遊人入伙
它們會奪下他手中的火把將它熄滅
它們也會趕走一隻入侵的狼
讓它跌落山谷，無話可說
在夜晚，如果有孩子遲遲不睡
那定是由於一隻蝙蝠
躲過了守夜人酸疼的眼睛
來到附近，向他講述命運
一隻，兩隻，三隻蝙蝠
沒有財產，沒有家園，怎能給人
帶來福祉？月亮的盈虧褪盡了它們的
羽毛；它們是醜陋的，也是無名的
它們的鐵石心腸從未使我動心
直到有一個夏季黃昏
我路過舊居時看到一群玩耍的孩子
看到更多的蝙蝠在他們頭頂翻飛
夕光在胡同裡布下了陰影
也為那些蝙蝠鍍上了金衣
它們翻飛在那油漆剝落的街門外
對於命運卻沉默不語
在古老的事物中，一隻蝙蝠
正是一種懷念。它們閒暇的姿態
挽留了我，使我久久停留
在那片城區，在我長大的胡同裡
——《夕光中的蝙蝠》
《夕光中的蝙蝠》創作於90年代初期，是西川最珍視的短詩之一，其在西川心目中的地位高於自己的所有短詩作品，因此，值得認真對待。
詩歌從戈雅的繪畫切入，描寫了蝙蝠的怪異姿態。西班牙畫家弗朗西斯哥·戈雅的多幅作品均有蝙蝠出現，這些蝙蝠有的長著人臉，極為邪惡恐怖，它們「上下翻飛，忽左忽右」，「給藝術家帶來了噩夢」，「卻從不把藝術家叫醒」。寫的是蝙蝠，實際上是在描述命運的多變性和神秘感。
第二節和第三節，繼續描述這種「長著人類的面孔」、「渾身漆黑」、「似鳥而不是鳥的生物」的詭異形狀以及可能帶來的命運。「說不出的快樂浮現在它們那人類的面孔上」，描述的就是蝠身人面的形象，因為佔據主動，所以它們在黃昏最後的幽光中飛翔，「說不出的快樂」。
「與黑暗結合，似永不開花的種籽」。在黑暗之中，黑色的蝙蝠自由自在，恣意飛翔，像「永不開花的種籽」，永遠保持著各種可能性。但正因為「永不開花」，因此，它們看似快樂，實則「盲目，凶殘」，容易「被意志引導」，而且「無望解脫」。而另一些時候，它們卻弱小得像一張張枯葉，令人憐憫。這既指明了它們形象的多面性，也暗指生活的多變性。
第四節和第五節，描述在深入，命運的神秘感和殘酷性展示得更為徹底。「而在其他故事裡」一句中的「其他故事」，指的是哪些故事並不重要，不必翻箱倒櫃查找典籍我們也能想見，古往今來必定有大量關於蝙蝠的傳聞。在這些故事裡，「它們在/潮濕的巖穴裡棲身/太陽落山是它們出行的時刻/覓食，生育，然後無影無蹤」。這些長著人類面孔的精靈，在人類的生活空間中時隱時現，性情也時好時壞，難以捉摸。有時候像個強盜，「強拉一個夢遊人入伙」；有時候，卻遮蔽了別人的光明，「奪下他手中的火把將它熄滅」；有時候又擔負了一個救世英雄般的使命：「趕走一隻入侵的狼/讓它跌落山谷」。
經過前面五節20行的鋪墊，第六節，「人」終於出現了。這種精靈開始向「遲遲不睡」的孩子講述命運。孩子混沌初開，天真無邪，受人喜歡，也容易被蠱惑，無論是好蝙蝠還是壞蝙蝠，都與之有天然的親切感。對於這一切，「守夜人」毫不知情，即使他守到眼睛酸疼。命運也一樣，即使你每天都在策劃、追求，但總有捕捉不到的時候。
對於蝙蝠這種東西，中國的傳統一直是褒貶兼半，有人認為它陰暗、邪惡，而另一些人卻因為它的名字中有一個「蝠」字而聯想到「福」。理解上的張力構成了這首詩的巨大闡釋空間。於是，詩歌的第七節和第八節的表述自然而然地到來——首先，人們對蝙蝠持懷疑與抵制情緒，認為這些「醜陋的」、「無名的」生物，「沒有財產，沒有家園，怎能給人帶來福祉？」因此「它們的鐵石心腸從未使我動心」。
「一隻，兩隻，三隻蝙蝠」，如孩子數數，有動態感，也意味著蝙蝠的數量之大，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這一句，增強了人們對蝙蝠的戒心，也表明了詩人對蝙蝠的關注度在增強。然而，這些印象在那個夏季黃昏發生了逆轉，當「我路過舊居時看到一群玩耍的孩子/看到更多的蝙蝠在他們頭頂翻飛」，這群玩耍的孩子讓「我」回想起了童年時光，如果返回若干年，「我」可能正是他們中的一個。和當年的「我」相比，其中的區別只不過是「在他們頭頂翻飛」的蝙蝠更多一些而已。
「我」還看到夕光在胡同裡布下的陰影，也看到了那些蝙蝠在夕光照耀下的金色翅膀（「鍍上了金衣」），「它們翻飛在那油漆剝落的街門外/對於命運卻沉默不語」。一種沉靜、忍受的氣質油然生起，在這個時候，蝙蝠已經不再邪惡醜陋，而是帶著某種讓人警醒的神喻。詩人感到，「一隻蝙蝠/正是一種懷念」，他浮想聯翩，思緒回到了少年時代，「在那片城區，在我長大的胡同裡」，「久久停留」……
這是一首與「過去」相關的詩篇，詩人從小小的、在人們看來是「不祥」的蝙蝠入手，逐漸將讀者帶回豐富、飽滿而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少年時代。那是一個簡單、樸素、友好得令人懷念的時代。在這個喧囂而匆忙的社會，人們為了生活和慾望疲於奔命，已經沒有多少空間用於回憶和思考。他們變得固執、冷漠、封閉，不再關心身外的環境，而在這樣的狀態下，詩人對被忽視的小生物投去溫柔的一瞥，並且感受到了冥冥中的啟示。蝙蝠「挽留」住了詩人的目光，詩人的作品也挽留了我們的注意力。從對生活與命運的揭示與思索中，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意味深長的答案。
六
評論家程光煒認為，西川的詩歌資源來自聶魯達、博爾赫斯和龐德。我不知道什麼叫「詩歌資源」，它指的是題材、技巧還是精神的傳承，抑或是其他的什麼？印象中聶魯達的詩歌熱烈而大方，不吝嗇激情，卻相對漠視技巧，讀他的詩像思維在疾走。同為長詩，著名的《馬楚比楚高峰》也不如帕斯的《太陽石》和瓦雷裡的《海濱墓園》來得深沉。西川的詩從來沒有跑步的感覺，只是不匆不忙，閒庭信步，甚至躑躅慢行。艾青某些詩的「資源」倒更有可能來自聶魯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時勢所決定的。龐德，一個語言的鍛鑄師，一個「野心勃勃」的「泛詩歌」天才，後一點與西川相似。博爾赫斯比西川神秘，他的詩歌裡有謎語般的誘惑力，這一特長西川作品也具備，但相比之下沒有前者豐富。兩人的書卷氣倒相當接近，西川的確「有某種介於現代詩人和博爾赫斯式圖書館館長之間的氣質」（程光煒語）。
西川對博爾赫斯的喜歡程度，幾近崇拜，在很多個場合，西川列舉自己欣賞的作家作品時，博爾赫斯名字的後面，總會加一個括號，寫著「所有作品」。
在《與書籍有關》中，西川曾講述過他與博爾赫斯的緣分：1990年12月1日黃昏，西川送別朋友後，獨自往回走，路過西單十字路口南側的中國書店門市部，便拐進去看書。發現架上有博爾赫斯的《迷宮》。西川如獲至寶。拿到手中後才突然想起自己身上只有3元錢，一看定價，正好3元，高興得「差一點暈了過去」。
這樣說來，程光煒的論斷似乎也不無道理。只是這樣的結論意義不大，一個中國詩人如果不在國外找到「資源」或「偶像」是否就無法下筆呢？一談到某個中國詩人就首先為其在西方找出一個「老師」或對應者，除了能夠證明評論者的博學，還能說明多少問題？閱讀雖然重要，卻永遠無法代替個人的天賦和生活經驗，屈原和李白的詩歌資源來自於哪個外國詩人？
有意思的是，評論家陳曉明則認為西川「深受歐美象徵派詩人葉芝、瓦雷裡、梅特林克等人的影響」。兩個著名評論家列舉的名字沒有一個重合，不知道哪一個更有道理？西川對這些論斷是否認同？
也許，西川對這些論斷只能是部分的認同，西川的「詩歌資源」不僅來自於對外國詩歌的深入閱讀，中國幾個優秀的古代詩人和外國文學大師也曾給他無盡的啟發。在回答意大利漢學家米娜的提問時，西川坦承了自己的「師承」：「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我早先推崇的是李白（其語言幻象）、屈原（其結構特點）、曹植（其書生意氣），後來又加上了陶淵明（對個人完整性的維護）、杜甫（限制中的自由）和韓愈（他應對影響的方式）。在西方詩人中，我喜歡布萊克以及與布萊克有關聯的詩人，如葉芝（幻象、神秘）和龐德（泥沙俱下，先知式的積怨，文化視野）。對布萊克系統有修正意義的詩人如博爾赫斯（精確、智力形態）、史蒂文斯（虛構，智力形態）也是我所敬重的。一般說來，我的詩歌胃口良好。我並不反感那些純粹的抒情詩人，如蘭波、特拉克爾、加西亞·洛爾加、聶魯達等。」
西川是誠實的，如果我們將葉芝和史蒂文斯的某些作品與西川的某些作品對照著閱讀，我們的確可以從中發現在形式或內容上的細微合拍之處，比如葉芝的《麗達與天鵝》相對於西川的《十二隻天鵝》，葉芝的《當你老了》相對於西川的《一個人老了》，史蒂文斯的《觀察一隻烏鶇的十三種方式》相對於西川的《鴿子》。不過，這些只能說是西川的「習作」或「準備期」的作品，比如《鴿子》創作於1983年或1984年初，那時西川的風格還遠未成型。
檢視西川的作品風格，不難發現，西川的詩歌興趣及關注點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前面談及的詩人在西川的各個創作階段或多或少地留下了痕跡，而從2000年起，他又開始對「具有某種封閉性的俄國詩人和東歐詩人發生了濃郁的興趣」，比如捷克的霍羅布，波蘭的赫伯特等。此外，西川還受到過大量中外作家、藝術家的影響，並且他認為，從詩人身上尋找他的非詩歌傳統可能比僅僅尋找他的詩歌傳統更有趣，也更有意義。
如果要我列舉西川喜愛的外國詩人，波蘭的米沃什應該也算一個，西川不僅與人合作翻譯過一本《米沃什詞典》，還翻譯過米沃什的詩歌。他翻譯的那首《禮物》一直是我的至愛：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園裡幹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佔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並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讀這首詩時，我常常會想起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但米沃什的寧靜與開闊，海子無法比擬。讀了《禮物》，你會發現詩歌其實可以很簡單，很直接，而且能夠讓你如沐春風，全身通泰。
當然，說到底，西川只是西川，而不是任何外國詩歌大師的影子或隨從。正如西川本人所言，閱讀越廣泛，寫作就越來越開放。早在1986年，西川參加「兩報大展」時，就沒依靠任何「幫派」和「勢力」，而是給自己的「流派」命名為「西川體」，這個流派的旗幟下，只有西川一個人。那時，西川才23歲！
七
儘管西川已經成功地走出了大師們的陰影，成為一個享有盛名的詩人，但這個時代對他的瞭解仍相當缺乏。在《思考比謾罵更重要》中，西川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對於批評，他根本沒興趣理睬，因為那些批評都是隔靴搔癢，根本提不到點子上。有意思的是，對於某些表揚之辭，西川同樣毫不領情，在回答譚克修的提問時，西川說，他獲得過一些獎項，比如莊重文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劉麗安詩歌獎、《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啟明星獎、「明天·額爾古納」中國詩歌雙年展「藝術貢獻獎」等，但這些獎的授獎辭大部分寫得都不準確，「好像寫的不是我，或不完全是我。在領莊重文文學獎的時候，批評家李敬澤、小說家畢飛宇都認為那授獎辭寫的是另外一個人。這使我在領獎時有一種局外人的感覺」。
我竭盡全力，仍無法找到莊重文文學獎的授獎辭，不知道它的「離譜」程度。不過我找到了魯迅文學獎的授獎辭：
《西川的詩》顯示了詩人強烈的文體意識。西川津津樂道的「詩歌煉金術」，實際體現了他對詩歌藝術的總體精神的把握。西川是重視經驗的，他說：「一個缺乏經驗的人不可能瞭解真正的藝術」，但他同時又強調超越經驗。他的詩不是對生活原生態的實錄，而是同生活經驗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主體自身的虛懷去體接現實，把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超驗的詩歌意象之中，從而在精神上獲得一種提升。西川建立自己的詩歌方式的努力是通過對語言進行詩性操作而實現的。詩人有良好的控制力，他超越了在年輕人中風行的「青春寫作」，很少運用激烈的、呼告式的語言直抒胸臆，而代之以智憊的、澄明的、沉著平緩的敘述。他善於把智性的感悟與富於象徵性與隱喻性的意象結合起來，使其詩作不再是直線式的指陳，而是處於不同運動狀態的多種元素的交錯與糾結，從而構成厚重的張力之網。西川特殊的外語專業背景，使他早期的詩作直接地受到了西方文學的浸潤。進入1990年代後，西川明顯地調整了價值取向，開始有意識地銜接中國的詩學傳統，並在他的作品中有所體現。
西川認為，在幾次獲獎的授獎辭中，「唯一比較準確的是唐曉渡為《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啟明星獎所寫的授獎辭」。我在《光芒湧入——首屆新詩界國際詩歌獎獲獎詩人特輯》一書中找到了唐曉渡執筆的授獎辭：
敏銳的問題意識，深厚的人文底蘊，使西川的詩不斷逾越自身，成為當代詩歌最重要的整合點和出發地之一。他的詩沉穩、大氣、均衡、精確，充滿睿智的洞察但也不迴避種種困擾，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卻又向異質事物充分敞開。他以孜孜不倦的熱情貫通經典和當下，以靈活多變的語言策略致力於綜合的創造。通過引入文明的悖論模式，他大大擴展了詩歌經驗的內涵，在不斷增加其負荷的同時也不斷鍛煉其表現的強度。他使我們意識到，一種在質地上足以與生活和歷史相對稱、相較量的詩不僅必要，而且必須。
這兩份授獎辭區別何在？我想，關鍵在於唐曉渡看到了西川90年代以後著力追求的詩歌的異質部分，在保持平穩的同時，又「不迴避種種困擾」，「向異質事物充分敞開」，「引入文明的悖論模式」……而這些追求，是魯迅文學獎的評委們所沒有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卻未能深入關注的。
但我並不覺得魯迅文學獎的評語有多麼離譜，也許西川的為人有感性的一面，而在人們眼裡，西川的作品本就以平穩、玄妙而智性見長，如果說感性，還是顧城和海子比較貼切吧。因此，吳思敬撰寫的這則評語，即使不能完全概括西川的所有創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西川的詩歌特點所在，至少是如同西川所說，是在部分讀者心目中的形象。他的許多作品，都可以被這則評語涵納其中。比如創作於1994年的《午夜的鋼琴曲》，我一直認為它是西川90年代的短詩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幸好我能感覺，幸好我能傾聽
一支午夜的鋼琴曲復活一種精神
一個人在陰影中朝我走近
一個沒有身子的人不可能被阻擋
但他有本領擦亮燈盞和器具
令我羞愧地看到我雙手污黑
睡眠之冰發出卡卡的斷裂聲
有一瞬間灼灼的杜鵑花開遍大地
一個人走近我，我來不及迴避
就像我來不及迴避我的青春
在午夜的鋼琴曲中，我舔著
乾裂的嘴唇，醒悟到生命的必然性
但一支午夜的鋼琴曲猶如我
抓不住的幸福，為什麼如此之久
我抓住什麼，什麼就變質？
我記憶猶新那許多喧鬧的歌舞場景
而今夜的鋼琴曲不為任何人伴奏
它神秘，憂傷，自言自語
窗外的大風息止了，必有一隻鷹
飛近積雪的山峰，必有一隻孔雀
受到夢幻的鼓動，在星光下開屏
而我像一株向日葵站在午夜的中央
自問誰將取走我笨重的生命
一個人走近我，我們似曾相識
我們臉對著臉，相互辨認
我聽見有人在遠方鼓掌
一支午夜的鋼琴曲歸於寂靜
對了，是這樣：一個人走近我
猶豫了片刻，隨即欲言又止地
退回到他所從屬的無邊的陰影
這首詩，寫在靜夜中聽到一首鋼琴曲，從而引發出無盡的緬想。「午夜」代表寧靜的氛圍，這個時候適合聯想，「鋼琴曲」則具有優雅的氣質。如此，午夜的鋼琴曲，無形中就具有了神啟的性質。「我」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無邊的想像與反思，其結果必定是豐富而充實的。
詩歌的中心是「一個人走近我」。這一主題在字裡行間反覆出現，從第一節的「一個人在陰影中朝我走近」，到第二、第三、第四節的「一個人走近我」。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也感覺一種精神在被強調，並逐步加強。
《午夜的鋼琴曲》語言從容而澄明，有幾分神秘感，彷彿什麼都沒寫，又彷彿什麼都寫盡。這種舉重若輕的技術，非一般詩人可達到。如果西川連這樣的作品也不滿意，那麼，要麼是因為他的興趣已不在這種風格上面，要麼是他還有更高遠的目標。
的確，西川一直在詩歌之路上尋求著。正如他在回答意大利漢學家米娜的提問時所說，《雨季》在《十月》雜誌1987年第一期發表後，他開始覺得自己算一個詩人了，但出於對自己的更高的要求，他在內心裡無法完全確定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個「詩人」。1992年，西川完成了長詩《致敬》後，開始相對確定了自己的詩人身份。而幾年之後，1998年，西川寫出了另一首長詩《鷹的話語》，再次懷疑自己是不是「詩人」。當然，這一次的懷疑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懷疑，因為《鷹的話語》在行文上已經超出了詩的邊界，而內在精神仍然屬於詩歌的範疇。
只要我們梳理西川的創作脈絡，就可以看到一份清晰的滑動軌跡，在詩與「非詩」之間，在經驗與文化之間，在個人與世界之間，西川模糊了詩人身份，對自己寫下的作品是否屬於「詩歌」已經不怎麼在意，他希望寫出完全體現自己追求的文本，比如1993年11月的《這些我保存至今的東西》、1997年5月的《鼠與貓》、2003年10月的《鄰居》、2004年2月的《思想練習》等短篇與2003年10月的《曼哈頓亂想》、2004年7月的《小老兒》等中篇，以及1997—1998年間完成的《鷹的話語》、2003—2004年間完成的《鏡花水月》等長篇。這些文本可能不「像」詩，卻獲得了更廣闊的文化空間。
這種與中國傳統的詩歌觀念極度偏離的做法，一再讓批評家失語，讓讀者無所適從。因此，對其作品的評價也顯示出不同的向度。可以這麼說，對於西川的創作，沒有人能事前介入，更別說開研討會來「指導」了。批評家和讀者一樣，只能跟在他身後，看著他一次次的轉變而目瞪口呆。
如此讓讀者和批評家「疲於奔命」，西川90年代以後的作品不再像80年代那樣受讀者關注，也在情理之中。
關於受到讀者和評論界的「冷落」，在回答譚克修的提問時，西川很有些遺憾地說，早在1992年，他就寫出了長詩《致敬》，但直到10年以後，才看到了一篇有關《致敬》的像樣的論文，而且這篇論文不是中國批評家寫的，而是荷蘭漢學家柯雷寫的，隨後才讀到幾篇中國人寫的有見地的論文。一篇作品要被消化10年，在中國是極其罕見，也是對一個詩人的耐性的巨大考驗。
西川最為滿意的長詩《鷹的話語》，「命運」與《致敬》一樣，發表後在國內仍沒能引起重視，倒是在國外找到了不少知音，比如加拿大詩人梯姆·柳本稱之為「一首強有力的詩」，美國詩人喬舒雅·克羅瓦稱之為「驚人巨作」。更讓西川驚訝的是，2002年，紐約戲劇車間的八位演員演出了這首詩。一位女演員對西川說，她第一遍沒讀懂這首詩，讀第二遍時認為作者是一個「瘋子」，而第三次閱讀時，她流下了眼淚。
這個女演員的評價讓西川感慨萬分，「謝謝她稱我為『瘋子』，在中國國內，我可是一個被認作講究智性和理性的『知識分子』。我不想說外國人多麼識貨，我只期待著我的同胞的有價值的反應，但是沒有。人們更經常地提到《在哈爾蓋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一個人老了》。《蝙蝠》還可以，但與《鷹的話語》沒法比」。
竊以為，對於西川的意見，讀者見仁見智即可，不必視而不見，也不宜奉為圭臬。在文學創作中，作者與讀者、評論家見識的錯位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正是這種錯位，賦予了一個詩人更多的可闡釋性，要是所有讀者和評論家的見解都和作者一致，這個作者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激起更多讀者和批評家的興趣了。因此，對待一個詩人，讀者只能擷取自己能夠接受和理解的那一部分，無法完全進入詩人的內心軌跡。畢竟，人的生活經驗、學識、氣質、對文學的理解是有差異的，不必、也不可能強求統一。
其實，正如父母對自己的孩子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種愛屋及烏的心理，作者本人對自己的作品雖然珍視，卻不一定具有最高發言權，有時作者津津自得的作品，在大部分讀者眼裡卻並不具備與作者的意見同等的價值。最終結果如何，還是由時間來評判吧。
不過，西川的性格裡的確有感性的一面。1997年11月，西川在印度的一個小城裡，走著走著，突然用中文高唱《三百六十五里路》，「把周圍的印度人全給搞糊塗了！」
八
每一個成熟的詩人都擁有一套自己的制勝武器，這一武器的存在，使「這一個」與「另一個」有了區別。西川早期詩歌的武器之一是對仗：有時是上句與下句的對仗，有時是段與段之間的對仗。「看山的人風化在山中/看海的人漂浮在海上」（《世紀》）；「在目光和談吐之間/在黃瓜和茶葉之間/像煙上升，像水下降」（《一個人老了》）。這種技巧的運用不僅在字面上覆蓋了一層吸附力，也使詩歌增添了濃郁的書卷氣。
然而，西川的缺點也正好並存於優點之中。當讀到《我和你、我和他、我和我》、《我看見，我聽見》時，我產生了淡淡的失望：一個詩人是多麼容易被習慣所牽絆！在這兩首洋洋數十行的詩歌中，幾乎每隔幾句都會出現對仗，令人忍不住懷疑：如果沒有對仗，這些字句還能寫到第幾行？
當然，這些作品只出現於西川創作中的某一階段，而且數量並不大。對於一個素質全面的詩人而言，上述「破綻」是白璧微瑕，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有哪一個詩人的每一句作品都經得起推敲呢？相對於很多詩人，西川已經很完美了，大多數後來者只能生活在他的光環下。我把上面這個「缺口」當作西川故意留給更年輕的寫作者的一個鼓勵，讓他們不至於因為前輩的輝煌而裹足不前。
從西川的創作狀況看來，他還有高峰可攀，即使是人們已經認為他達到了某種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西川本身也還有探索的後勁。從20世紀80年代的《在哈爾蓋仰望星空》、《體驗》到90年代的《致敬》、《近景和遠景》、《厄運》、《鷹的話語》，到21世紀的《遊歷與虛構》、《遊蕩與閒談》，從簡單到繁複，從單純到綜合，從詩到「非詩」，詩人的形象日趨豐滿，文體的界限逐漸模糊。有福的是讀者，他們從中得到了更豐富的感受。新時期以來的中國詩人，能夠由簡而繁並能「雙贏」者屈指可數，西川是其中之一。創造力如此旺盛，誰能料到下一步他會給人什麼樣的驚喜？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川具有的不僅僅是文學才華，他還有同代詩人少見的刻苦和自覺。詩人劉立雲在一封信中認為，中國的詩歌走到今天，大家都在努力，但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要命的是，現在許多人都想當大師，甚至直接認為自己就是大師，但卻看不到他怎麼努力去做大師。而在這方面，西川做得比較好。
對劉立雲的觀點，我深有同感。
九
我和西川見過兩面，最近一次是2008年4月下旬在北京，我們一起參加一個詩歌研討會。由於與會者很多，兩人僅僅寒暄了幾句。除了得到西川贈送的新著《個人好惡》及他與唐曉渡主編的《當代國際詩壇》第一輯，以及喝酒時友好地碰杯，沒有多少值得記錄的內容。
令人懷念的是第一次見面。
那是2004年11月，西川帶著中央美術學院的8個畫家到桂林寫生。作為領隊，西川一下火車就撇下同伴，跑出來和我喝酒。我約上還在桂林讀研究生班的詩人甘谷列及幾位詩歌愛好者，到在漓江中心的一個小島上吃魚。小島面臨漓江民族風情園，背靠伏波山和疊彩山，安寧靜謐，風景優美，竹林間掩映魚餐館數家，這一秘密只有好吃的「老桂林」知道。在這樣的地方飲酒品茗，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多年以來，我在這裡接待過大量文學界的朋友，其中詩人有浙江的梁曉明、海南的盧煒等。
飯後，一行人乘車趕往桂湖邊的一家茶館，聊到半夜12點。西川口若懸河，十分健談。當然，大部分是在回答桂林詩人的提問。對於他的成名作《在哈爾蓋仰望星空》，多年來我一直心存疑問，我在很多地方讀過該詩，發現其中一句話有兩種版本：「射出光束穿透我的心」和「射出光來穿透我的心」，一個是「束」，一個是「來」，應該有一個字是印刷廠工人揀字錯誤，而出版社又沒有校對出來，這兩個字放到詩裡都能說得通。我問西川哪一種版本正確，西川想了想，搖頭說：「我忘記了。」
說到時下某個著名詩人，西川的語氣有些不屑：「我看他寫了哪首詩就知道他最近在讀什麼書！」對於另一個更著名的詩人，西川則告訴我們一個很好玩的故事。他說，這個似乎鄙視任何官方榮譽的詩人，實際上什麼都想要，有一次西川去某國一家文化雜誌的編輯部，竟然無意中看到了那個詩人主動寄去的一大堆作品集以及信件，其中一封信還是西川代為翻譯的！
十餘年來，像西川這樣跟團隊來桂林旅遊，到達目的地後就悄悄溜出來喝酒的詩人還有很多。2008年14日，四川都江堰詩人王富祥和文佳君以及一批同事來桂林，安頓好行李後就脫離大部隊，溜出來和我們喝酒。第二天，原《詩歌報》編輯、現在安徽某縣掛職副縣長的詩人藍角帶隊到來，也如法炮製，在一個細雨黃昏打車趕到餐館。我遂將文佳君夫婦再約出來，拉上幾個桂林詩人一起海飲。當時藍角腸胃不大好，但逢酒必干。席間得藍角贈送一包蘇煙，據說價格比廣西流行的中華煙還昂貴。我平時基本上不沾香煙，但有時候出去應酬，有人將整包煙塞過來，我也會虛情假意地厚著臉皮收下，帶回家裡在書架上放著，待集夠三五包時就趁回老家之機轉送給老父親。父親看到價值幾十元一包的好煙，通常會皺起眉頭說：買那麼好的煙幹什麼？一包等於我一條煙的錢了！我說，別人送的，不要白不要。
於是父親那遍佈皺紋的老臉就溢滿了自豪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