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呼吸，像青草一樣
把輕輕的夢想告訴春天
我希望會唱許多歌曲
讓唯一的微笑永不消失
——《我會像青草一樣呼吸》節選
顧城
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於北京。著有詩集《黑眼睛》、《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靈魂在前進》、《沒有目的的我》、《顧城文選》四卷，長篇小說《英兒》等。1993年10月8日去世。
2000年夏天，我在應「90年代詩歌論壇」（又稱「衡山詩會」）主辦者之邀列舉「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個詩壇事件」時，列出了「《後朦朧詩全集》出版，顧城襲妻、自編，《詩歌報》停刊、復刊再停刊，《〈他們〉十年詩歌選》出版，盤峰會議，70後詩人浮出水面並引起重視，詩生活、界限等網站的出現」等內容。儘管在行文時將《後朦朧詩全集》出版列於首位，但事實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顧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上午，正在四川樂山市造紙廠進行畢業實習的我，從當天出版的《樂山日報》上看到了顧城於10月8日在新西蘭上吊自殺的消息。這個消息給我雙重震驚：首先，我幾近崇拜的詩人英年早逝；其次是他離開人世所採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為——用斧頭襲擊妻子謝燁並最終致其死亡！
那之後整整兩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絕不止我一個，直到今天，人們仍然不時談論這一話題。在紛紜的傳聞中，每個人都在對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別和判斷，自然，結果不盡相同。
一
1956年9月24日，顧城出生於北京白塔寺邊的人民醫院。顧城的父親顧工是有影響的部隊詩人，但從顧城後來發表的作品看來，他並沒有受到父親的影響。
6歲的時候，顧城「寫」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首詩：「星星在閃耀，/月亮在微笑。/我的姐姐呵！/等得爸爸回來了。」說是寫，其實是「口授」，由比他大兩歲的姐姐顧鄉記錄在一張明信片上，因為當時顧城還不懂得寫字。
這樣的「詩歌」自然不會有什麼微言大義，它更接近順口溜，但明信片寄出後，仍然在顧工的單位引起了轟動。
在顧城看來，自己5歲前是快樂的，後來進了幼兒園就不那麼快樂了。為了逃脫幼兒園的拘束生活，顧城沒有上大班就直接讀小學。而小學同樣不幸福，一年級到三年級，反覆更換學校。只有在課外時間，顧城才會開心起來，因為他可以在荒地上找小動物玩。
「文革」開始時，顧城正讀三年級。「同學們都興奮起來，老師開始也還高興，給我們念一段《燕山夜話》，然後怒火萬丈地批判；很快好的就都變成了壞的，老師帶頭造反，把校長圍了起來，校長也大聲背誦毛主席語錄，要把模範老師修正主義地主分子捉起來。」（《責任與思索》）
1968年，軍宣隊將顧工保存的書籍用麻袋裝走，只剩下一本《昆蟲記》因為包在舊報紙裡沒被發現而倖存下來。這本唯一未被軍宣隊抄走的科普讀物使無書可讀的顧城成了狂熱的昆蟲愛好者，在後來很多次演講中，顧城都會提到書中的一句話：「它來到世界中，沒有誰歡迎它，石頭是搖籃……」《昆蟲記》對顧城後來的詩歌創作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他的那些融入自然、歌唱自然的童話型詩歌，充滿了對微小事物的熱愛與親近。
從1966年開始，顧城再也沒有進入過學校學習。但詩心在生長，1968年9月，12歲的顧城第一次用筆寫下詩歌《星月的來由》和《煙囪》。
樹枝想去撕裂天空，
卻只戳了幾個微小的窟窿，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
人們把它們叫做月亮和星星。
——《星月的來由》
煙囪猶如平地聳立起來的巨人，
望著佈滿燈火的大地，
不斷地吸著煙卷，
思索著一件誰也不知道的事情。
——《煙囪》
這兩首詩作為顧城的處女作，被置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顧城的詩》篇首，我們從中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詩人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對自然萬物的傾心。
由於對大自然和小昆蟲的熱愛，1969年秋天，當顧城聽到要全家下放到山東火道村時，竟然歡喜萬分。然而，到達目的地後，顧城狂熱的心冷了下來，等待他們的不是自由自在的昆蟲世界，「而是暗色的茅頂、土牆，和直達天際的荒灘……」
在那以後的3年裡，顧城由一個昆蟲愛好者變成了「放豬和拾柴的愛好者」，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別有天地》一書裡，收錄了許多顧城與豬的合影。其中有一幅：小小的顧城一身灰衣，站在豬圈門口，一臉寧靜。
雖然每天放豬拾柴，但顧城沒有放棄他的寫作愛好，1971年，顧城寫下了《生命幻想曲》、《我讚美世界》等後來引起廣泛反響的詩歌。顧城把這些詩抄在一個小本子上，命名為《無名的小花》。
1973年，顧工被「落實政策」，到濟南軍區宣傳部工作。在濟南，顧城看到了《高山下的花環》的作者李存葆。李存葆叫顧城念兩句詩歌給他聽。顧城背誦了《生命幻想曲》裡的幾句，其中有「睡吧，合上雙眼/世界就與我無關」。李存葆聽了，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但最後還是很大方地鼓勵了幾句。而這些詩在《閃閃的紅星》的作者李心田看來，不夠進步，「屬於三四十年代的貨色」，「得批判」。後來，又有人把顧城的詩推薦給當時還未「落實政策」的郭小川，郭小川讀後，批了幾個大字：「藝術的沒落，政治的死亡。」
1974年，顧城重新回到北京。開始在《北京文藝》、《山東文藝》、《少年文藝》等報刊零星地發表作品。1976年4月5日，顧城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悼念周恩來的大集會，面對如此壯觀的場面，激動萬分。被擁擠的人流撞倒在地時，顧城如夢初醒，「突然懂得了畢生的使命」，於是對熱衷於培養他的黨支部書記說：「我要寫，一生都不夠。」書記愣了半天後，反問了一句：「那麼，工作呢？」
二
習詩以來，我閱讀過顧城的大量作品，20世紀80年代末，他的好幾首短詩曾令我神往和迷戀，記得有一本書叫《青年詩選1985—1986》，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裡面收錄了許多當年引領潮流的詩人的作品。於堅的《尚義街六號》、《作品39號》，北島的《結束與開始》，韓東的《美好的日子》等都是我第一次從這個選本上讀到的。還有顧城的《早晨的花》，這首創作於1983年4月的作品，語言豐富，想像奇崛，是典型的天才之作：
1
所有的花都在睡去
風一點點走近籬笆
所有花都在睡去
風一點點走近籬笆
所有花都逐漸在草坡上
睡去，風一點點走近籬笆
所有花都含著蜜水
所有細碎的葉子
都含著蜜水
2
她們用花英鳴叫
她們用花英鳴叫
她用花心鳴叫
細細的舌尖上閃著蜜水
她用花心鳴叫
蜂鳥在我耳邊輕輕啄著
她用花心鳴叫
風在籬笆附近響著
遠處是孩子，是泡沫的喧嚷
她用花心鳴叫
午後的影子又大又輕
她用花心鳴叫
我同時看見
她和近旁的夢幻
3
午後的影子又大又輕
早晨的花很薄
早晨的花在坡地上睡去
早晨的花很薄
被海水塗過的窗貝
也是這樣，很薄
早晨的花很薄
陸地像木盆一樣搖著
木盆在海上，木盆是海上的
早晨的花也是海上的
4
我不是海上的
空氣中有明亮的波紋
花朵很薄
我不是海上的
早晨的花呵
我不是海上的
她們用花心歌唱
在海上，我被輕輕地揉著
像葉子一樣碎了
海有點甜了
我不是海上的
花在睡去，早晨在哪
風正一點點側過身
穿越籬笆
《早晨的花》作於1983年4月，那時候顧城作為「朦朧詩人」的代表之一，正處在批評與讚揚的「冰火兩重天」之中，而對於他的創作而言，卻是黃金時代。顧城大部分有影響的詩都創作於1979年至1983年，比如《一代人》、《遠和近》、《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感覺》、《風的夢》、《等待黎明》等。
這首詩運用的手法很簡單，無非是擬人、排比、反覆。將花和風都擬人化，通過一些簡單的排比，對這些花朵和清風進行反覆描述，使一種單純、自然的印象深入人心。
全詩四節，每一節的詞句間都有反覆，比如第一節，短短九行，「所有花」就出現四次，「風一點點走近籬笆」出現三次，「睡去」出現三次，「蜜水」出現兩次。第二節，「她們用花英鳴叫」出現兩次，「她用花心鳴叫」出現五次。第三節，「早晨的花很薄」出現四次，「木盆」出現三次，「海」出現三次。最後一節，「我不是海上的」和「花」分別出現四次。而節與節之間，則是詩句與詩意的迴環，花，葉子，風，草坡，籬笆等交叉出現。這種反覆，就像音樂中的迴旋，有一種暗示和強調的作用，一次又一次，把讀者帶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境地。整首詩像一首溫婉的催眠曲，營造了一個童話般的氛圍，露水般晶瑩，夢幻般輕靈，單純而美好。
1983年，中國詩歌正「朦朧」得一塌糊塗，像這樣的清新之作十分少見。從這首詩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顧城與北島、楊煉等人的區別：北島的詩歌氣勢昂揚，有殉道者的悲壯；楊煉的詩歌渾厚磅礡，文化感濃郁；顧城的詩歌所專注都是自然界中纖弱而明媚的事物，再輔以豐富奇崛的想像，創造了一個令人神往的藝術空間。
類似的詩歌，在顧城的作品數量不少，比如《風的夢》和《等待黎明》，這兩首詩無論長度還是內在的氣質，都完全可以和《早晨的花》媲美。
由這些詩歌可以看出，顧城是一個天生的詩人，一個連小學都沒讀完的少年，如果沒有超人的天賦，不可能在中國當代詩歌穩居一席。顧城作詩，依靠的不是社會經驗，而是對萬物的敏感和與生俱來的才華。無論是從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顧城早年詩選《走了一萬一千里路》，還是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顧城的詩》中，想像新奇、語言獨特的詩篇，難以計數。
與顧城的詩歌意境一樣新奇的是關於顧城的不諳世事。
詩人楊克在《詩歌·1985前後的幾個片斷》中形象地描述了顧城當年參加漓江詩會的情景：「那時開筆會，二十來歲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帶夫人，但是顧城每次都帶謝燁，因為他連買個火車票也弄不太明白。顧城跟日常生活有隔膜，會議晚上有卡拉OK什麼的，他覺得受不了，只想鑽到桌子底下去，他似乎只能跑去森林裡面，聽那種諸如鳥的叫聲、樹葉掉下的聲音、螞蟻從地上爬過的聲音。顧城發言時眼睛會翻到上面去看屋頂，不看會場。說『街上走過的女孩像水草，男人都像礦石』，他用這種語言來談詩。我跟他一起在桂林上街，街邊有人賣古錢幣，我過去問，這個多少錢？人家會說二十或三十塊。顧城一問，人家會說，你們買不起的，走吧，就把我們趕走。」
舒婷在《不堪回首，一輩子為了錢犯愁》中，也提及了不少顧城的趣事。
有一次，顧城收到了一百五十元稿費，非常開心，便跟謝燁一起手拉手，穿過一個大廣場和兩條街，把錢存到銀行裡。可是幾個小時後他們才發現沒錢買菜了，於是兩人又手拉手，穿過廣場和街道，去銀行領了十元錢。事情還沒完。第二天早上，他們又發現自行車胎破了，便再次去銀行取了十元錢。銀行營業員有些不耐煩，半生氣半開玩笑地問：「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塊錢一起領了？」
還有一次在國外，舒婷和顧城、謝燁一起去逛商店，謝燁看到了一個中國製造的小玩具，思鄉之情頓生，再加上這個玩具售價不足兩美元，很便宜，便想買回去給兒子木耳。顧城不同意，就跟小孩子撒嬌一樣坐地上，氣得謝燁當場流下眼淚。舒婷忙說由她買來送給木耳，顧城才很不好意思地從地上站了起來。
舒婷把顧城的這些表現歸結為因為窮慣了，「為錢犯愁」，但從另外的角度看，何嘗不表現了顧城對世俗生活沒經驗的「單純」？
顧城肯定也意識到自己與世俗格格不入的毛病，因此偶爾也會自嘲一下。1992年6月15日，顧城在倫敦大學舉辦的「中國現代詩歌討論會」上發言時，就講述了他的一次有趣經歷：1988年，顧城應邀赴美國講學三個月。顧城和謝燁去辦去美國的簽證，辦事處的職員問顧城是什麼膚色的人種。顧城說：你可以在這一欄裡寫上「美麗的」。
世俗生活的「弱智」到了藝術世界中，卻成為罕見的天才，被萬人追捧、仰慕，造物主就是那麼神奇。
三
關於顧城、北島等詩人當年的受歡迎程度，可以舉出無數例子作為證明。這裡僅舉一例。
1986年12月上旬，《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中國·星星詩歌節」，詩歌節還沒開始，兩千張門票就被一搶而光。為了防止出現意外，開幕那天，主辦方專門安排了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詩人在場上演講時，不時被台下的「詩人萬歲」的呼喊聲打斷。詩人們演講結束，大量讀者在通道旁等著索要詩人簽名，需要警察或糾察隊保護才能順利走出會場。有一次，舒婷甚至被「圍困」得根本無法離開會場，最後只好由幾個警察架著她，另幾個警察在前邊開路。
儘管主辦方對場面的火爆情況早有心理和人力準備，但後來還是出現了「事故」，一些沒弄到票的讀者爬窗子進入會場，致使會場秩序大亂。大量聽眾衝上舞台，要求詩人簽名，有的人還把鋼筆直接戳在詩人身上。詩人們招架不住，趕忙逃進更衣室，把燈關掉，小偷般地縮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門進來問：「顧城、北島他們呢？」一個尚未來得及躲藏的詩人急中生智，戰戰兢兢地用手一指後門口：「從那邊溜了。」於是，觀眾順著詩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後門湧去。
活動的主辦者之一、時任《星星》副主編的葉延濱2008年7月在接受《中國財經報》記者的採訪中，對當時的盛況進行了更詳細的描述：
1986年在成都舉辦的《星星》詩歌節，是中國詩歌熱度最高的一個標誌了。當時我任副主編，詩刊發起「我最喜愛的10位當代中青年詩人」活動。讀者參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紛至沓來，最後舒婷、北島、傅天琳、楊牧、顧城、李鋼、楊煉、江河、葉文福，還有我10人當選。
當時，對於詩人們的動向，成都3家電視台每天的新聞聯播前先報告15分鐘，詩人受關注程度真不亞於奧運傳火炬。舉辦講座的票由2塊錢一張炒到20塊錢，是當年人們40元錢工資的一半。記得葉文福講演那天，我主持會場。結果講演廳6道大門擠壞了5道，椅子被踩壞了幾十把。所有的聽眾都擠到了講台的跟前，前胸抵後背，沒有一個人肯坐下來。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發生，我站在講台上向聽眾鞠了三十幾個躬。
朗誦晚會那一天，觀眾把現場擠得水洩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斷高呼「詩歌萬歲！」「詩人萬歲！」場面熱到無法控制，聽完後人們一齊往上湧。葉文福的臉上又是口紅又是鼻涕、眼淚，我說的一點也不誇張。現在的明星沒有一個能享受到這樣的待遇。
上面的這些說法在一個嚴謹的學者那裡得到了證實。2006年9月，北大教授、著名學者洪子誠到廣西師範大學講學時也談到了這次活動的盛況：當主辦方為「十佳青年詩人」頒獎時，獲獎詩人葉文福被衝上台來的「粉絲」們抬著一個勁地往天上拋。另一些人圍著顧城，如眾星拱月，顧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對個人崇拜」。有一個為了詩歌而辭掉工作的大連青年，在那幾天裡一直跟著詩人們，要向詩人傾訴內心的痛苦。在被詩人拒絕之後，這個小伙子二話沒說，掏出一把匕首戳進自己的手背，說：「我要用我的血，讓你們看到我對你們、對詩的熱愛！」
這個小伙子絕對不會想到，僅僅7年之後，他的偶像也像他一樣操起了刀斧，但他的偶像砍的不是自己，而是相濡以沫十餘年的妻子。
上面所說的事情發生在1986年。對於中國新時期詩歌來說，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年份。一方面，在這一年，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北島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顧城的詩集《黑眼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的詩合集《五人詩選》，「朦朧詩人」的地位終於獲得官方肯定，並達到了他們詩歌生涯的頂峰，享受了今天只有影視明星才可能得到的最高禮遇。另一方面，更年輕、更具破壞力的一大撥詩人正蠢蠢欲動，揭竿而起，喊出了「Pass北島」、「打倒舒婷」的口號。從1984年開始，這些後來被稱為「第三代」的詩人們就在全國各地暗暗集結，蓄積力量，1986年10月，徐敬亞等人在深圳操持「現代詩群體大展」，100多個「流派」迅速聚集起來，在當時中國所有報紙都只有4個版的情況下，《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連續三期，破天荒地給出了7個大版面來刊登他們的作品，轟動全國。
也是從這次大展開始，「第三代詩人」「起義」成功，取代「朦朧詩人」走上了前台，至今，他們中的優秀者如於堅、韓東、西川、歐陽江河等人仍然是中國詩歌界乃至於中國文學界的中堅。雖然顧城等人也以「朦朧詩人」的名義參加了86大展，但讀者的目光已經更多地停留在那些更新銳而有破壞力的詩人身上了。因此，也可以說，1986年，是「朦朧詩人」的最後輝煌。
對於顧城而言，1986年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是在這一年6月北京市作協舉行的「新詩潮研討會」上與時任《詩刊》編輯的李英（英兒）的相識，從此，命運之神在他與英兒、謝燁之間糾葛不清，直到家破人亡。
四
參加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集會後，顧城對詩歌有了新的認識，不再一味地書寫小花小草，而是開始了對生活和命運的思考。在那一個月，顧城寫下了一首與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的短詩《巨星》：
在宇宙的心臟，燃燒過一顆巨星，
從灼亮的光焰中，播出萬粒火種。
它們飛馳，它們迸射，點燃了無數星雲。
它燃盡了最後一簇，像禮花飄散太空，
但光明並沒有消逝，黑暗並沒有得逞，
一千條燃燒的銀河都繼承了它的生命。
很明顯，詩人在這個時候豪情萬丈，信心十足。特別是最後兩句，頗有北島的悲壯慷慨之風。
與此同時，顧城開始了「瘋狂」的投稿行動——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報刊的地址都用一個小本子記下來，把一大摞信封堆在桌子上，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填好，每個信封塞一兩首詩，也不管這些雜誌是國家級的《詩刊》、《人民文學》，還是省市級刊物，以及縣區級的內部小報，只要有稿費，都一視同仁。給編輯的信也是複印好的，上面寫著「編輯同志，寄上拙作，多多批評」等字樣。
多年以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顧城回憶起了當年的「投稿生涯」，不無幽默地說，「我覺得這就跟玩兒電子遊戲機似的，你這邊兒詩往信筒裡一扔，扔著扔著扔著，那邊兒『嘩啦』來一張匯款單。這是實際的，就跟那個『老虎角子』機似的，比較省心。」（《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
儘管也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作品，但對於有「野心」的詩歌寫作來說，光有信心和熱情遠遠不夠，還需要對現實生活有足夠深入的認識，以及開闊的藝術視野。在隨後的兩年中，顧城開始有目的地鍛煉自己，終於在1979年4月，寫下了他被流傳最為廣泛的詩歌《一代人》：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這首詩，以對「文革」的殘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對個人願望的無畏袒露並置其中，既是詩歌，又是哲理名句，易於背誦，至今仍然是各種新時期詩歌選本的必選作品。
也是在1979年，顧城讀到了北島、芒克等人創辦於1978年12月底的《今天》雜誌，驚訝萬分，在此之前，他以為這個世界上除了自己，沒有人會寫這樣的詩。在姐姐顧鄉的帶領下，顧城在《今天》編輯部認識了北島、芒克等「今天派」詩人，並以「古城」為筆名在1979年秋天出版的《今天》第三期詩專號上發表作品。後來，他們一起被命名為「朦朧詩人」。
現在，有人認為，顧城是在《今天》發表作品後才受到關注的，這與事實不符。在寫出《一代人》的前幾個月，顧城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影響。1979年3月，北京西城區文化館創辦的《蒲公英》報第三期，在頭版以半個版的篇幅發表顧城的油印詩集《無名的小花》中的詩作，首印5萬份很快銷售一空。那一天，顧城特地買了一百份報紙，興奮地沿街狂奔。
由於反響熱烈，《蒲公英》開始分期選載《無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詩作。被稱為「國刊」的《詩刊》也向顧城伸出橄欖枝，於當年10月發表他的《歌樂山詩組》。
1979年3月中旬，右派平反之後安排在安徽省文聯工作的著名詩人公劉讀到顧城發表於《蒲公英》上的詩歌後，馬上寫成《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一文，認為這樣的詩歌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視。文章完成後，在「地下」廣為流傳，幾經波折，這篇文章才發表在當年10月出版的《星星》復刊號上，隨後被1980年《文藝報》一月號轉載，並加了編者按。4個月後，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朦朧詩大討論」。
此時的顧城已聲名鵲起，受到了更大範圍的關注。1980年10月，《詩刊》在北戴河組織了首屆「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顧城、梁小斌、張學夢、葉延濱、舒婷、江河、楊牧、徐敬亞、王小妮等17個青年詩人參加。「學習會」結束後，《詩刊》十二月號以「青春詩會」為名推出專號，此後，一年一度的「青春詩會」成為中國詩壇最具影響力的活動品牌，被譽為「詩壇黃埔」。
這一屆「青春詩會」歷時一個多月，其時間長度和隆重程度堪稱空前絕後，艾青、臧克家、田間、賀敬之、蔡其矯、李瑛、馮牧、黃永玉、高莽、袁可嘉等當時在詩歌界最有名望的詩人和理論家都給青年詩人授課。由於當時比較興奮，也沒見過什麼大場面，顧城在發言時有些口無遮攔，他說，中國人見面，老問「吃飯了嗎」，怎麼沒人問「你快樂不快樂」啊？第二天早上，有人一見到顧城，就問他：「你憂鬱嗎？」把顧城弄得哭笑不得。
那次詩會，顧城對詩歌的熱愛和對朋友的真誠令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梁小斌回憶，當時的顧城個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見面時，顧城背著書包，裡面全是詩稿，風一吹，稿子滿院子亂飛。而徐敬亞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詩會結束前，顧城專門裝了一書包的梨送給在場的每個人，以示分離。
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詩會上，顧城的另一段發言差一點闖了大禍。顧城談起了現實與大自然之於詩歌創作的關係，認為政治口號只是一陣風，大自然要長久得多。隨後，顧城舉了一個例子：以雲朵的角度看大地，國徽跟瓢蟲身上的花紋沒什麼兩樣，甚至還沒瓢蟲好看。這些話一出口，好幾個老詩人當場拂袖而去，唯一留下來的柯巖很嚴肅地說：你要是我兒子，我現在就給你兩嘴巴，你知道那國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鮮血嗎！
據第一屆「青春詩會」的「班主任」王燕生透露，《詩刊》「青春詩會」專號發表了顧城的《小詩六首》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一位在大學中文系任主任的朋友指著顧城的《弧線》說，這也是詩嗎？什麼「鳥兒在疾風中迅速轉向」，小孩撒尿難道不是弧線？在隨後幾年，這首詩引起了更廣泛的爭論。在張映光撰寫的人物印象文章《孫紹振：命運浮沉因詩歌》中，孫紹振回憶道：
1980年，我參加了南寧的詩會。會議即將結束時，會議組織者張炯覺得不夠熱鬧，說叫我「放一炮」。當時顧城剛剛在四川的《星星》上發表了《一代人》、《弧線》，被很多人稱為「古怪詩」。我為之做了辯護。沒想到，詩會一下變得四分五裂，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說，現在的問題不在古怪詩而在於古怪理論。我回擊說，你們說你們讀不懂那些詩，還說要對年輕人加強指導。你們既然讀不懂憑什麼指導人家，憑你們比別人干飯吃得多？憑你們鬍子比別人長？這番講話激怒了很多人。他們說，這傢伙說我們是吃乾飯的，不行，不能讓他溜了。會議因此延期，繼續討論。
《劉三姐》的作者黃永剎就反擊我說，1958年，困難時期，很多人吃不上飯，《人民日報》登了篇文章說，從樹葉中可以提煉出一種小球藻，比豬肉還有營養，這個東西其實是騙人的，現在這麼長時間過去了，在詩歌界又出現了一些小球藻理論家。
南寧會議是一次沒有官方色彩的會議，討論的都是學術問題。但是，一些人將這次會議的內容向上級做了匯報。我的名字也傳到很多人的耳朵裡。據說，一位老詩人聽了後特意給謝冕寫了封信，告訴他要與我劃清界限。當然遭到謝冕的斷然拒絕。
1982年，舒婷、顧城的詩合集《舒婷、顧城抒情詩選》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因為此前舒婷剛剛出版了詩集《雙桅船》，不願意重複發表，因此這本詩合集只收錄了她近20首詩歌，顧城的作品佔了70％以上。在排版前，顧城主動提出在目錄中把署名去掉，並模仿了舒婷的詩風寫了幾首，使整本詩集看起來更為平衡。由此可見，顧城與舒婷友情之深厚。
《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出版後，大受歡迎，連連加印，一時洛陽紙貴。與此相應，一些老詩人和評論家對「朦朧詩」的聲討也逐漸升級，到了1983年，顧城、北島等人承受的壓力幾近極限，用顧城的話說，是「幾乎失去了發表作品的資格」。在這一年3月舉辦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頒獎儀式上，以《雙桅船》獲獎的舒婷只說了一句話：「在中國，寫詩為什麼這樣難？」就淚水橫流。曾與顧城一同參加過「青春詩會」的徐敬亞，更是因為在1983年第一期《當代文藝思潮》發表了著名的《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而一再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流毒，在全國範圍內被反覆批判。
批判到底隆重到什麼程度？在張映光《徐敬亞：因詩歌「掘墓」而「殉道」》一文中，徐敬亞回憶道：「1983年新年剛過，發表我文章的刊物還沒有印出來，1月10日，按照指示，大型『討論』會就在北京召開。不久，長春、蘭州、重慶等地也召開了很多會議。隨後，對『三個崛起』乃至朦朧詩的批判開始了。據《朦朧詩論爭集》的不完全統計，當年，批評《崛起的詩群》的文章達數百篇之多，總字數應該有幾百萬字吧。後來，由於當時一位領導將我的文章定性為『背離了社會主義文藝方向』，並親筆刪掉了我名字後面的『同志』兩個字，事情變得異常可怕，在基層，吉林省的『討論』力度尤其重大。之後，已經不是『同志』的我所在的單位領導讓我寫一篇檢討，我以為這不過是一個單位內部的檢討書，但修改多次通過後，我奇怪地發現它突然被正式發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很快，《文藝報》、《詩刊》、《文學研究》等報刊全部進行轉載。當我拿到《人民日報》寄來的稿費時，心裡感覺非常怪誕。」在那篇題為《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的檢討文章中，徐敬亞承認自己「受當時氾濫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影響很深，使這種探索和評價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和錯誤」。據說，直到現在，徐敬亞仍把此事作為他畢生的一大恥辱。
五
1979年7月，23歲的顧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車上遇到謝燁，兩個人正好坐在一排，於是很自然地攀談起來。分別時，顧城給謝燁留下了地址。幾天後，兩人在北京又見了面。謝燁離開北京時，顧城專門去車站相送。
顧城和謝燁最早的兩封情書，詳細地描寫了當年兩人相識的過程。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邊沒有睡，我們是怎麼開始談話的，我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話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夢幻的魚群，鼻線和嘴角有一種金屬的光輝，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就給你念起詩來，又說起電影又說起遙遠的小時候的事。你看著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聲。我完全忘記了剛剛幾個小時之前我們還很陌生，甚至連一個禮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現在卻能聽著你的聲音，穿過薄薄的世界走進你的聲音，你的目光，走著卻又不斷回到此刻，我還在看你頸後的最淡的頭髮。
火車走著，進入早晨，太陽在海河上明晃晃升起來，我好像驚醒了，我站著，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過一會兒你將成為永生的幻覺。你還在笑，我對你憤怒起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你活著，生長著比我更真實。我掏出紙片寫下我的住址，車到站了你慢慢收拾行李，人向兩邊走去，我把地址給你就下了火車。
顧城 1979年7月
你是個怪人，照我爸爸的說法也許是個騙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裡，樣子禮貌又滿含怒氣。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著長長的長著白楊樹的道路走，輕輕敲了你的門，開門的是你母親，她好像已經知道了我，就那麼注意地看我。你走出來，好像還沒睡醒，黑鋼筆直接放在口袋裡。你不該同我談哲學，因為衣服上的墨跡惹人發笑，我想提醒你，又發現別的口袋同樣有許多墨水的顏色，才知道這是你的習慣。我給你留下地址，還挺傻地告訴你我走的日子，離開那天你去送我，我們什麼都沒說，我們知道這是開始而不是告別。
你會給我寫信麼？你說會的。寫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於兩部長篇小說。
小燁 1979年7月
在顧城看來，謝燁就是他夢中天使的化身，為這一次相遇，他已經等待多年。1986年10月，顧城到桂林參加漓江詩會，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了與謝燁相遇前對愛情的憧憬：「在這以前我就感到了她——她在南方細細編結的薄瓦下安睡，手裡拿著玩具，像百合一樣光明；她是真實的我，長大，生活，使周圍灰暗的世界變得潔淨；她是真實的我，正向我走來，我們將在時間的某一點相遇，我灰色的翅膀為此變成眼淚。我知道，我有兩次生命，一次還沒有結束，另一次剛剛開始。後來在開往北方的火車上我就遇見了她。我們坐在一起，我一看見她就知道是她。」（《我曾像鳥一樣飛翔》）
從1979年7月到1983年8月，顧城和謝燁開始了長達4年的異地戀愛，兩人寫下了大量情書，顧城還多次赴上海找謝燁，但謝燁的父母一直在猶豫著。據說，顧城為了顯示誠意，曾搬了一隻大木箱子睡在謝家門前，最終將謝燁的父母打動。
1983年8月8日，顧城和謝燁在上海登記結婚。
對上海，顧城感覺非常糟。於是他跟謝燁說，我實在太煩了，我得把自己丟掉，你給我二十塊錢，我買個船票，然後隨便某一站下船。見謝燁不理睬，顧城開始耍小孩子脾氣，坐著不動，一天不吃飯。謝燁把他帶去碼頭，但沒有買票，而是讓顧城到馬路對面的橘子攤討一個橘子，如果他能夠討得到，就給他買船票。顧城愣了老半天，仍然沒有勇氣去問別人要橘子，只好乖乖地跟著謝燁回家。回到家不久，顧城抑鬱成疾。
半年後，顧城如願以償，帶著謝燁移居北京。
1987年5月27日，顧城夫婦應邀赴德國參加明斯特國際詩歌節，開始了周遊世界的旅程。因為不通外語，又是第一次出國，顧城專門學習了兩個最常用的詞：Sorry和Thank you。一下飛機，看到乾乾淨淨的機場大廳，顧城馬上恍惚起來。迷糊中，行李車撞上了一個女士的腳後跟，顧城忙中出錯，說：「Thank you！」對方聽了，拂袖而去。
隨後，顧城和謝燁先後到奧地利、丹麥、荷蘭、芬蘭、瑞典、法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講學和訪問。1988年3月，謝燁在新西蘭奧克蘭的婦女醫院生下一個男嬰，顧城給兒子取名「小木耳」。三個月後，夫妻倆以符合技術移民條件被准許在新西蘭永久居留。兩人在奧克蘭海灣的瓦西基島（激流島）買下一座房子。次年1月，顧城辭去了奧克蘭大學職務，開始了隱居生活。
在新西蘭，顧城並沒有和國內的李英失去聯繫，而是想方設法讓李英出國。經過努力，1990年7月，李英來到激流島。在後來的三年中，三個人的生活與情感問題叢生，關於愛、孤獨、佔有、背叛與出走……
六
新西蘭媒體報道了顧城和謝燁去世的消息後，天津《今晚報》在1993年10月11日進行了轉載。文章援引新西蘭奧克蘭警方偵緝督察喬治·伍德的話說，「顧城的一名親戚，上星期五在奧克蘭附近的懷希基島發現37歲的顧城吊死在一棵樹上。他的妻子，35歲的謝燁，頭部被一柄斧頭擊中。她被發現躺在一條通往附近一間偏僻房屋的小道上，當時她已奄奄一息，警方用直升飛機急送她到醫院搶救；但終因傷勢過重，失血太多，在一小時半之後死亡。……警方掌握的線索顯示，他倆存在著『婚姻不和』問題。……顧城用一把相信是斧頭的武器襲擊妻子」。
在事件發生前，顧城與謝燁一直被人們認為是天作之合，彼此無法離開。如此恩愛的夫妻，突然發生命案，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這一點從案件發生後，顧城的父親顧工的回憶中可見一斑：「我們簡直不能相信，至今我都不相信。這孩子性格特別溫和，待人彬彬有禮，那麼謙恭，怎麼會……他們兩人又一直那麼好，和一個人似的，在北京時就是出去打電話、上街買菜都手拉手一塊兒去，別說讓他們分開一年，就是分開一時都不行。……我至今認為他倆是天生的一對，十年來形影不離，十年，實在太短了，如果沒有意外，他倆美好的人生會很長很長……」
作為顧城夫婦最直接的親人，顧鄉可以說是顧城和謝燁的恩愛情感的最權威的見證人。在事情發生11年後，顧鄉回想起往事，對弟弟襲擊妻子一事仍表示難以置信。2005年，顧鄉在整理顧城的文集《別有天地》時，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至今都無法相信這件事情，一直到10月8日中午，弟在我這裡向燁要了車鑰匙去學車等她一起去搬東西看孩子的時候，從他那裡看不到任何日子將中斷的跡象，他正在安排打算下邊一步步的生活。事情突發在下午近四點的時候。弟來告訴我他把謝燁打了。他離世後，醫生對我說謝燁會好的。燁經由直升飛機送至醫院後晚七時略過竟亦離世。後『斧子』傳言極廣。經警方檢驗，數月後排除了斧與事件有關，並在我自北京返回前往時向我證實；警方不以為有確認其他器物的必要，因為兩人均已去世。同時仍結論燁傷自顧城，因為我說顧城說他將謝燁『打了』。」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顧城的詩》附錄的遺書後，有一段「附註」：「此四封遺書是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出事現場被警察拾取，字跡繚亂，說明遺書是當時倉促寫的。結合他遺書中所言，他是被逼上絕路的，他寫遺書時還想著等會兒最後去看兒子木耳（三木Sam），並為之流淚。從遺書中還可看出，謝燁是將繼續在世上的。否則顧城不會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點明房子等歸木耳。因為如果沒有了謝燁，房子等必然是木耳的，手稿等當然由姐保管。看來事發突然，不知謝燁最後又帶給他什麼打擊。顧城自盡前向姐姐顧鄉說：『我把謝燁打了』，是有叫姐姐去救謝燁之意的。顧城離世後，謝燁被顧鄉叫來的救護車又轉直升飛機，越過海峽送入醫院後，搶救數小時失敗。顧城四封遺書於當年12月22日由新西蘭警出示並當場複印送交各方，後經中國駐新使館認證及國內公證。遺書上有陳××及另一男子原名及身份。」
由此可見，顧城的舉動很可能是受了刺激一時情急而傷人，而且所用的凶器不是斧頭，因為警方最終也沒認定凶器的類別。本文為了敘述方便，仍沿襲世人已經習慣的「斧頭之說」。
是什麼讓顧城舉起手中的斧頭？坊間傳聞很多，但說法千差萬別。竊以為可以從顧城與謝燁合著的長篇小說《英兒》找到蛛絲馬跡。華藝出版社出版的《英兒》一書中有這麼一段簡介：「這是一部真實的情愛懺悔錄，作品描寫了主人公顧城和他的兩個妻子在太平洋一個小島上的生活、情愛、衝突和陰差陽錯。他不想建功立業，只想做一個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為夫為父，疏遠子裔，仇視自己的慾望，以實現他意念中的淨土——女兒國的幻想。他渴望愛慕他的兩個女子互相愛慕，這異樣的幻影最終驅使他走向毀滅。」
小說的內容透露出了主人公在生活上面臨的困境：「一夫兩妻」同居一段時間後，一方面，英兒跟著一個傳授氣功的洋老頭私奔，另一方面顧城與謝燁的關係也出現了問題。顧城去世前，留下了四封遺書，其中一封遺書寫道：「我現在無奈了，英走了也罷，燁也私下與別人好，在島上和一個小××，在德國和一個叫陳××的人，現在正在分家，離婚。她說要和陳×生個娃娃。燁許多事一直瞞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計劃地毀滅我的生活。後來我愛木耳要好好過，她也不許了。她的隱情被發現，我才大悟，為什麼他們一直用英文寫信通電話，當面騙我。英出事後，他們就一直等我自殺，或去殺英。他們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們好過日子，直到被發現後亦如此，奈何。燁也好心救過我幾次，但到她隱情處，她和陳就盼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
據《三聯生活週刊》2003年10月總第259期刊登的《顧城十週年祭》一文介紹，一個與「住得離激流島不算遠，跟顧城、謝燁還算熟悉」的女詩人說，「那個下午，謝燁已經收拾好了東西要離開，那個德國男人馬克，已經在附近等她了」。如果這個女詩人所言屬實，那麼，顧城在遺書中所寫的「燁許多事一直瞞我」有一定道理。情急之下舉起凶器，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英兒》中，顧城還寫了這樣的話：「在愛的時候，死是平常的事。但有兩件事你不應該，一是你把我你的事弄給了別人。你讓我死不乾淨。二是你光想你父母。我也有媽媽，已患心臟病。這是兩個我不喜歡的事。我知道，我是你，你等我死，我就死。但你太脆弱，最後也不說一句話，看一看。你太愛自己的心。其實說過，你一個電話就能叫我回來。孤寂為什麼不打呢？我也昏了，想掙個白房子之類的送給你，我拚命幹。不說了，我還會努力活幾天，最後等一下你的電話。在死之前我的生命是白天，不睡覺了，也許以後可以補上……」
如果說《英兒》一書的原型是顧城的真實生活，那麼從這些文字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顧城放不下英兒，更離不開謝燁。顧城對自己的愛人有一種強烈得近乎狹隘的佔有慾，這一點，在顧城的生活中已經不算什麼秘密。前面提到過的舒婷《不堪回首，一輩子為了錢犯愁》一文，就談到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謝燁嫁給顧城之初，心情並不順暢。顧城不准謝燁打扮，不讓她戴耳環戴項鏈，甚至外出交往前穿什麼衣服都要顧城同意。更不喜歡謝燁穿游泳衣在公眾場所出現，哪怕是跟舒婷她們游泳。顧城在外面的生活大多是謝燁出面操持，因此很多外國人和漢學家都認為，連顧城的詩都是謝燁寫的。
連自己的妻子穿泳衣和同性好友去游泳都不樂意，由此可以想像，謝燁和英兒的「背叛」，會讓顧城絕望到什麼程度。《英兒》創作於1993年3月英兒離開激流島兩個月後，由於小說簡介與作者的現實生活高度重合，很多讀者把這部小說當做極具參考價值的紀實文字。不管書中所寫的是否屬於生活中已經存在的事實，總之，完成《英兒》一書後，1993年9月18日，顧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了這麼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知道該怎麼辦了。」
20天後，1993年10月8日下午近四點，顧城重傷謝燁，上吊自殺。
七
人們對於「顧城襲妻」事件性質的殘酷性雖然沒什麼疑問，但出於各種因素，不同的人還是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事件發生後，顧工這樣回憶顧城幼時的情況：「他媽媽記起在顧城很小的時候，有一次餵飯他坐在窗台上，摔到地下會不會對腦神經有影響？在家裡時，他偶爾會激動起來，只是偶爾。為他媽媽一兩句話把杯子推翻，可那只是剎那間，很短，他又像孩子似的請他媽媽原諒。顧城他就像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這樣看來，似乎顧城的腦子太簡單，他最終做出惡行也是一時衝動，因此不能過於苛責。
在互聯網上，一個自稱顧城的「粉絲」的詩歌愛好者則用另一種方式為顧城開脫：「謝燁的死並非顧城的本意，也並非很多人說的，這是必然的，一切只是一場意外。他們發生了爭吵，衝突，激動的顧城用斧頭誤傷了謝燁，嚇壞了，跑了，然後自殺了，一切就是這樣。我甚至能想像出當時的情景，他們衝突發生的起因，想像出謝燁說的刺激他的話……」
與顧城同為「朦朧詩旗手」的舒婷言語中更是充滿了愛護與惦念：「顧城對生活很尊重，很熱愛，對一朵花或一隻鳥都曾經給予很大的熱情和關注。現在我還認為他是一個善良的人，我一直很喜歡他和謝燁，從前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希望每一個人不要過多驚擾他，願他安息。」
著名老詩人牛漢這樣回憶道：「顧城和謝燁的悲劇發生後，舒婷到我辦公室來過。她和我有共同的認識——他倆不願回國，在國外又活不下去，於是，他們商量好了一塊兒死。他們的死，並非緣於人們傳說中的『感情糾葛』。」
讀了老先生這段文字，我開始懷疑自己曾經的判斷，一樁血腥四射的慘案被模糊了，一段纏綿悱惻的情史卻清晰了起來。我雖然不認為這是牛漢和舒婷對死者的「偏袒」和維護，他們一個是顧城的師長，一個是顧城的好友，且都是我十分尊敬的詩人，但我仍然隱約感覺到這裡面有一些微妙而奇怪的邏輯——一個人死了，活著的人忙著懷念行兇者，這是為什麼？
著名作家李銳則要犀利得多，他認為顧城是「典型的自戀型精神撒嬌者」，顧城生前的許多行為包括襲妻自盡都說明詩人的精神撒嬌症狀十分明顯，而且有自戀傾向。過於自戀的人往往也自私，甚至極端自私。在現實殘酷地打碎詩人的夢境時，他已別無選擇，由此引起了生活和價值體系的混亂。最後，李銳給出結論：顧城發生悲劇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個極有天賦卻脆弱得不堪一擊的詩人。
幾乎所有發表意見的人都圍繞著顧城轉圈，要麼痛恨，要麼惋惜，要麼感慨，要麼回憶起顧城在世時的點滴，事件的另一主角謝燁從未擺脫從屬和被動的地位。
我反覆用「百度」搜索，終於找到了謝燁父母的短短幾句話——謝燁的父親得知女兒出事的消息時，痛哭失聲：「事情怎麼這麼殘忍？」而謝燁的母親謝文華淒慘地呼喊：「人間，還我一個公道吧！」
八
每次想起顧城的死，我都會想起他的那首《墓床》，這是我讀到的顧城最令人動容的作品，無論從藝術角度還是社會角度都值得細細琢磨。它冥冥中折射出了顧城的生活以及他內心所面臨的困境，甚至暗示了詩人的最終結局：
我知道永逝降臨，並不悲傷
松林中安放著我的願望
下邊有海，遠看像水池
一點點跟我的是下午的陽光
人時已盡，人世很長
我在中間應當休息
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
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
第一句定下了全詩的情感基調。「我知道永逝降臨，並不悲傷」，有一種洞悉命運的坦然，所以，儘管知道自己將永遠逝去，內心卻仍然很平靜，「並不悲傷」。
「松林中安放著我的願望」和「一點點跟我的是下午的陽光」，點明了「我」對大自然的親近。在人群的喧囂與大自然的寧靜之間，「我」選擇了後者。這符合顧城一貫的性情。
「人時已盡，人世很長」，這句話值得注意，「人時」指的應該是肉體存在的時間，而人世，則是指生活。也就是說生命消失了，但生活仍在繼續。而「我」感到累了，想「休息」。注意這句話的「中間」二字，在生命與生活中間休息，無疑是烘托出一種深刻的失落，也就是說，無論是生命還是生活，「我」都不再身處其中，因此「我」也不再關心。從這句詩，可以看出顧城的絕望與執拗。
「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這兩句初讀有些費解，彷彿作者在夢囈，但細細琢磨之後，就會發現其中的深意。兩句話裡「走過的人」，不是指同一個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兩個，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對於同一種事物「樹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卻看到了它內在的生命力——「在長」。對藝術品的欣賞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結果就大相逕庭。我們也可以說，最後兩句與前面兩句相互呼應，樹枝的「低」是對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種哀悼，樹枝的「長」則是對「願望」的期待。
結合顧城的詩歌追求與他的生活態度，我們不難理解這首詩的內涵。從表面看，整首詩安詳、平靜，彷彿一個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語，然而實際上卻充斥著「永逝」、「悲傷」、「人時已盡」、「休息」等讖語，這些詞句無聲地揭示出了詩人內心的厭倦以及因厭倦而招致的結果。從詩歌傳達出的信息看來，顧城走到自殺這條路，早已預定。
多年以來，我向大量朋友介紹過這首作品，2003年1月，我在一篇關於張棗詩歌印象的文章中，再一次提起了《墓床》：「讀張棗的詩歌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顧城，那個絕代天才，他對文字有著天生的敏感，他的詩就像用手指輕拂絲綢，總能讓你產生一種難以言說的舒適，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現並不『舒適』的詩意，最典型的代表是八行短詩《墓床》……」把最不舒適的詩意用最舒適的語言表達出來，當代詩壇，除了顧城，還有幾人能夠做到？
而作於1980年的《悟》，也將因其精練的語言和巨大的張力而不朽：
樹膠般
緩緩流下的淚
粘和了心的碎片
使我們相戀的
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歡
前三句，寫的是形象：渾濁的淚水如同樹膠，使兩顆心相逢；後三句，寫的是結果：是痛苦而不是歡樂使人相互信任和相互依戀。的確，結緣於歡樂中的人們，情感往往難以持久，而受到苦難磨練的情感，則更為牢固。從技藝上來說，第二節的「相戀」接納了第一節的「粘和」，第二節的「痛苦」對應了第一節的「淚」和「心的碎片」。有情有理有形象，詩歌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這首詩，遠比那些乾癟枯燥的格言來得生動有力。
當我翻開一部過往的文學作品集時，我習慣給那些優秀或不優秀、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品進行如下分類：哪些是有文學意義的，哪些是有文學史意義的，哪些兩者兼具，哪些兩者皆無。用這一套方法，不同的讀者可以較為便捷地從一本書裡挑選出各自感興趣的篇章。《墓床》和《悟》無疑首先是以其文學價值而存在的，但因為字裡行間若隱若現的心路歷程，它足以成為研究者的重點關注對象，即它兼具了文學和文學史的價值。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的想法。我知道，更多的顧城詩歌愛好者的目光不會在這首詩上過多停留，他們喜歡《一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簡短、響亮，所蘊涵的「道理」得來全不費工夫；或者喜歡《弧線》：「鳥兒在疾風中/迅速轉向//少年去撿拾/一枚分幣//葡萄籐因幻想/而延伸的觸絲//海浪因退縮/而聳起的背脊」。晦澀、迷離，能讓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或者喜歡《簡歷》，清新、直接，從中可以窺視詩人的性情：
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
始終沒有長大
我從北方的草灘上
走出，沿著一條
發白的路，走進
佈滿齒輪的城市
走進狹小的街巷
板棚。每顆低低的心
在一片淡漠的煙中
繼續講綠色的故事
我相信我的聽眾
——天空，還有
海上迸濺的水滴
它們將覆蓋我的一切
覆蓋那無法尋找的
墳墓。我知道
那時，所有的草和小花
都會圍攏
在燈光暗淡的一瞬
輕輕地親吻我的悲哀
不能說那些文字不漂亮，也不能說沒有價值，它和其他很多作品一樣，對讀者瞭解顧城的詩風不無幫助，可是在「命運」本身面前，風格只能退居其次，所以顧城那些「風格清新、想像奇崛」的作品，除了《早晨的花》等有限幾首外，其他大部分作品，我不像某些論者所評價的那麼高。我不大喜歡那種風格與命運剝離的作品，比如北島的《回答》。後者社會學上的意義更為突出而文學性稀薄，或者說，它具有文學史的意義而不具有文學的意義，它「震撼人心」依靠的是歷史的外因幫助而不是藝術本身的魅力。歷史是「人造」的，而藝術永恆。
九
很自然地聯想到黑龍江的詩人阿櫓（魯榮福），這個據說也曾經是天才詩人的殺人犯。
我對阿櫓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發表在1992年冬天某一期《詩歌報》上的隨筆，內容是喜歡清淨的生活，安於貧窮，只有如此靈魂才會乾淨，才能寫出優秀的詩篇之類。這篇大約2000字的短文於次年被評為《詩歌報》的兩篇年度隨筆獎之一，另一個獲獎者好像是甘肅詩人林染。對阿櫓的詩歌，我卻沒有多少印象，90年代初期，我太年輕，對詩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說「先鋒詩」了，而阿櫓卻是「先鋒詩」的代表人物之一，獲得過某權威刊物評選的「中國十大先鋒詩人」的稱號。也許他的確優秀——當他東窗事發之後，太多詩人露出了遺憾的表情。
我在網絡上搜索阿櫓的詩歌，只看到《阿櫓之死》、《雪的草原》、《船歌》、《秋鴻》、《源自深秋的寧靜歌聲》等幾首。《阿櫓之死》發表於1989年的《詩歌報》上，據說曾引起很大的反響，但今天讀起來，除了看得出詩人不錯的語言組織能力，我沒有感受到作為一件藝術品所應有的深刻。《雪的草原》等四首發表於《星星詩刊》1991年第6期，很遺憾，我同樣沒感覺好在哪裡。
此外，詩人張靜波在一篇短文裡引用了阿櫓的詩句：「我的歌聲，把我的馬送上冰山」，「在冬天裡巡視，那片綠過的草原」，「我和我幼小的孩子，在午夜的岸上等船」。張靜波對這些句子給予盛讚，可這樣的詩句也能算好詩嗎？在我看來，即使將它們放回80年代的語境中，仍然堪稱平庸。倒是同為黑龍江詩人的馬永波提及的一段往事有助於人們更清楚地認識阿櫓這個「著名詩人」的本質。馬永波的作品已通過《人民文學》終審待發，阿櫓為了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作品，便悄悄以馬永波的名義給《人民文學》編輯寫信，稱那些詩歌已在《飛天》上發表，不能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希望換上阿櫓的詩歌。
我對阿櫓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謀財害命的殺人犯。他與顧城不同，顧城是一時情急之下誤傷謝燁，阿櫓殺人完全是經過周密安排和謀劃，而且所殺不止一人。從一個崇尚安靜貧窮的人淪為殺人犯於1997年被槍決，不過三四年時間，我看到了貧窮對一個詩人人格的傷害，也看到了一個靈魂走向瘋狂時的猙獰。
饒有深意的是，在阿櫓的那篇隨筆獲獎的那一年，顧城對相伴十年的妻子舉起了利斧。
十
翻閱顧城的詩集，我們會發現，顧城似乎很早就為自己後來的舉動發出了預言。事發前幾個月，顧城寫了一首題為《新街口》的短詩，詩歌中充滿了血腥之氣：
殺人是一朵荷花
殺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換的
一開頭就是「殺人」！短短三行，出現了兩個「殺」字和兩個「手」字。如果把這兩個字連起來，就成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專有名詞：殺手。可想而知，很少讀者會樂意去面對這個不祥的詞語，但它是這首詩的詩眼，若要解讀詩歌，就不能繞過。
將「殺人」這一殘酷的動作比喻為優美的名詞「荷花」，除了技藝上的考慮，更強化一個曾經單純率真的詩人即將發展成一個奪人性命的惡魔的人格反差，而用「荷花」這一美好事物為意象，也多少還能令人聯想到當年「童話詩人」的身影。簡而言之，「殺人是一朵荷花」表明的是當事者的變態心理，他把「殺人」這麼慘烈的事情也視如荷花一樣美好；後面的「殺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換的」兩句，則強調了殺人行為的獨特性。殺人的方式有千萬種，每一種都各不相同，《新街口》展現的就是這種殘酷的美學。
姑且撇開顧城夫婦之間的愛怨，單從技術上說，殺人也是一種獨特的美學。在古代，劊子手執法時，同樣是刀，同樣是人的脖子，刀的鋒利程度與劊子手的力度稍有不同，其結果就有天壤之別。事前打點過執法者的，可以死得很爽快；讓劊子手不高興的，可能就會死得很難受、很難看。我猜測，詩歌標題「新街口」也許就是古代執行死刑的地方。
一句話：這首詩是詩人內心思想的反映，在寫作的時候，詩人的心理已經產生變化，人格在扭曲，不復有以前人們熟知的「童話詩人」的單純。
在顧城後期的詩歌中，「殺人」這一意象並非罕見，《我把刀給你們》一詩把死亡寫得更絢爛，也更陰森：
我把刀子給你們
你們這些殺害我的人
像花藏好它的刺
……
再刻一些花紋，再刻一些花紋
一直等
兇手
愛
把鮮艷的死亡帶來
在這裡，「兇手」的殘酷行徑被比喻為「愛」。的確，「殺人」這一行為也是一種藝術，其中就包含了「愛」。更重要的是，「愛」卻帶來了「鮮艷的死亡」。聯想到顧城的人生經歷和最終結局，我們無法不服膺於詩人的預感。顧城的一生，不就是在「愛」中糾纏，顧城向自己的妻子舉起斧頭，不就是因為曾經的愛已無法挽回嗎？
在顧城的詩歌裡，還有不少這樣的死亡想像：「假如鐘聲響了/就請用羽毛/把我安葬/我將在冥夜中/編織一對/巨大的翅膀……」（《假如……》）「別問，我累了/明天還在黑夜那邊/還很遙遠……我累了，真累/我想在你的凝視中/休息片刻」（《歸來》）；「在秋天/有一個國度是藍色的/路上，落滿藍熒熒的鳥/和葉片/所有枯萎的紙幣/都在空中飄飛」（《淨土》）……
有一次，和桂林作家王布衣聊起顧城，王布衣說起了這麼一件事：在1986年舉行的漓江詩會上，顧城悄悄地告訴王布衣，他最喜歡的詩人是洛爾迦和安徒生，數年後，顧城襲妻案發生。王布衣如此總結道，洛爾迦和安徒生都是木工，顧城也是木工，而木工的工具就是斧頭……王布衣的話，不一定完全準確，比如關於顧城最喜歡的兩個詩人，應該是惠特曼和洛爾迦，儘管顧城寫過兩首詩向安徒生致敬。但王布衣的話仍令人內心凜然，一個貌似手無縛雞之力的詩人，一個多次向童話大師安徒生致敬的詩人，他怎麼能夠與那麼凶殘的事物聯繫在一起呢？他的靈魂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不禁想起了顧城的短詩《攝》：「陽光/在天上一閃/又被烏雲埋掩//暴雨沖洗著/我靈魂的底片」。
顧城和阿櫓的行為以及結果，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學者所說的，昭示了詩人烏托邦的破滅。的確，十餘年來，優秀的詩人一個接一個地離去，或者出國，或者早逝。除了顧城和阿櫓，因故離世的還有海子、戈麥、方向、昌耀、徐遲、宇龍、楊春光、餘地、周建岐、吾同樹……死因各不相同，卻各有方式和理由。而無論崇高還是卑賤，這些身影會漸漸消失在我們的記憶中，留下來的是乾淨的詩篇。
或許，相對於永恆的藝術，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藝術之神是一盞明燈，需要人們忘我地尋求。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追尋者採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羅式的隱居者，有史蒂文斯式的公司總裁，也有艾略特式的銀行家。套用顧城的詩歌來說，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無論是詩人還是其他類別的藝術家，他們與普通人的區別也只是在他們進行創作之時，創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為都不應當被「特殊對待」。就像其他行業的人也會做壞事一樣，詩人干了壞事，結果只能由他自己負責。然而文學界內外，都有一種「不把詩人當人看」的觀點，於是我們看到了太多對詩人的指責，而且這些出自個人的行為往往在無形中被別有用心地「推廣」——海子想用朗誦的方式與酒吧老闆換酒喝，人們就認定所有寫詩的人都是瘋子；食指腦子出現障礙，人們就便認為所有詩人應當住進福利院；顧城傷害了妻子，所有的詩人便成了六親不認的潛在殺人犯。
1997年的某一天，阿櫓從一個詩人變成「死人」之後，我看到了下面這些想像力豐富的文字：「當阿櫓在騙取他的一個又一個的東北老鄉信任，然後又殘忍地殺掉，僅僅是為了謀財害命，由一個追求理想的詩人變成一個十惡不赦的殺人魔王的時候，我們更深地思考著：真正墮落的不僅僅是阿櫓個人，而是中國走在變革時期的詩歌。」（荒城之月：《海子、顧城、阿櫓》）
再沒有比這更混賬的邏輯了，一個詩人犯罪，整個詩壇都要承擔後果！
十一
對於顧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對同一件事，也常常會被弄得真假難辨。這種形象，猶如顧城的詩歌《山影》所言——
他變成了浮雕
變成紛紜的故事
今天像惡魔
明天又是天使
可以把這幾句話當作顧城對自己身後形象的總結。作為詩人的顧城，將像天使那樣長久地立足於人們的記憶中；作為一個殺人兇手，顧城與惡魔無異。因此，他既是永恆的浮雕，也是紛紛紜紜沒有定論的故事。一千個人的眼中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一千個人的眼中有一千個顧城。飄忽不定撲朔迷離之處，又不得不讓人想起他早期寫下的《遠和近》：「你/一會看我/一會看雲//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
芒克曾寫過《顧城》一文，文章裡提到了他和顧城第一次見面以及其他情況，這篇文章後來遭到了顧鄉的反駁，從芒克和顧鄉的筆下，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同一件事情中的「兩個顧城」。
下面是芒克文章的有關段落：
他已死於異國他鄉。聽從那裡來的人講，他的孤墳在一座島上無人光顧，永遠孤零零的，可悲而又荒涼。
我和顧城頭一次見面是在1979年初。那一天他姐姐顧鄉把他帶到了《今天》編輯部……那天我和北島等人正在埋頭印刷雜誌。顧城進屋後像個膽小的孩子躲在他姐姐的身後，他一句話不說，兩眼怯生生地盯著我。我心說這裡又沒人打你，你這是幹什麼呀？……後來我們在《今天》雜誌詩歌專號那一期，選了顧城的兩首詩發表，並給他換了個名字叫古城。
顧城再一次發表詩作是在當時由西城區文化館辦的一份小報上，他曾拿給我看過，是哪幾首詩我忘了。從此他開始漸漸小有名氣，直到20世紀80年代他成為「朦朧詩」的主要一員。
……顧城總是頭戴一頂用牛仔褲褲腿製作的帽子出現在各種場合。我多次說過讓他把這破帽子扔了，我覺得晦氣，可他卻說這帽子是他的煙筒，他有氣就能從那裡冒跑了。一天會後我們走在街上，他頭上的那頂帽子引來了幾個好奇的醉醺醺的黑人酒鬼。那幾個酒鬼年輕力壯人高馬大，他們一把搶下顧城的帽子，互相扔著，開心地戲耍。而顧城則被嚇得抱頭鼠竄，扎進了人堆裡。我真覺得他太丟人了，上前幫他要回帽子……
這段文字中的顧城，純真、可愛、耽於幻想而不諳世事，一個典型的「童話詩人」。
在同一篇文章裡，芒克還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我當初認為他這人生性怯懦，並且煙酒不沾。只是後來聽楊煉講，才知他也夠狠，他在新西蘭時曾一口氣殺掉上百隻雞，血流成河，絕不是鬧著玩的。」
這段文字，又讓人看到了「童話詩人」的另一面。
讀了芒克的文章後，顧鄉於2006年6月19日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認為芒克的文章基本上屬於想像與編造，並對芒克的文章進行了全面的反駁。
顧鄉說，她和顧城第一次去《今天》編輯部時，只有北島等人在，去了很多次以後，才見到芒克。當時芒克也不是在油印，而是從外邊進來，抽著煙，就進裡間了。而且顧城的詩稿交給《今天》時署名就是「古城」，因此「古城」並非芒克等人幫取的。
關於「古城」這個筆名是顧城自己取的還是芒克等人代取的，我比較傾向於顧鄉的意見，因為我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的《持燈的使者》一書中，看到了芒克的一句話：「顧城是他姐姐顧鄉帶著找去的，夾著他的一大卷詩。我對他的詩不大滿意，直到第二次詩專號才發了他署名『古城』的兩首詩。」另外，據一個保存有全套《今天》雜誌的讀者在「顧城之城」網站上透露，顧城在那一期《今天》發表的詩歌也不是兩首，而是四首。由此可見，就連芒克自己對同一事情也是模糊不清的。
針對芒克文章中所說的「顧城在《今天》詩專號上登了兩首詩後，才在其他地方發表作品並為人所知」這一說法，顧鄉說，《今天》「詩專號」是1979年8月左右出版的，而顧城的《無名的小花》詩集從1979年3月1日起就已在《蒲公英》報上連載，連載完後，影響較大，連《詩刊》等著名刊物都向顧城約稿。
關於芒克所謂顧城「在新西蘭時曾一口氣殺掉上百隻雞，血流成河」一說，顧鄉認為十分滑稽，整個過程中其實是謝燁辛苦殺雞，顧城負責抓雞和拔雞毛。
對於芒克說「顧城的帽子是褲腿做的」，顧鄉也提出了反駁，說帽子是用與褲子同樣的布料做的。而對於「抱頭鼠竄」一說，顧鄉也表示不可能，因為顧城是常遇到事的人，從不可能「抱頭鼠竄」。
最後，顧鄉還對顧城「殺人」的工具、證據以及芒克所說的顧城的「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最後的結局我不願為顧城辯解，痛心是全部。但不是斧子就不要說是斧子吧！是人們都偏愛斧子嗎？顧城先死的，他要是真有心，又何必？有這樣殺人的人嗎？警方最後也沒有任何物證，唯一的證據是我提供的，就是我說顧城對我說的『我把謝燁打了』。你要是願意知道更多的細節，就上網看一下我寫在九四年的《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吧。你還說到墳，你這都是哪聽來的呀！」
這封公開信澄清了人們對一些事情的誤解，也向我們指出瞭解「顧城襲妻事件」的一條線索——顧鄉寫於1994年的《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該文公開出版過，在互聯網上能夠找到，感興趣者不妨按圖索驥，這裡就不再贅言了。
芒克和顧鄉的說法，孰真孰假、孰對孰錯，就不是我這個局外人所能瞭解的了。值得一提的是，顧城去世後，他的書桌上留下了這樣一首短詩：「一個人弄錯了愛/就像投錯了胎/你的樣子就十分奇怪/一輩子也改不過來//你的心問你的腦袋/怎麼總不明白/要是你心裡明白/怕已沒了腦袋」。這首詩簡單而直接，像順口溜，沒什麼藝術性，內容卻頗值得思索。
十二
表面看來，雖然同為80年代中國詩歌界的代表人物，但顧城與北島的形象、氣質、作品風格等方面截然不同。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詩歌取向，北島身上都具有一種勇於懷疑和擔當的英雄氣質，這種形象高大而倔強，令人尊敬和仰望。而顧城則像一個純真的孩子，用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北島堅決、剛硬，毫不妥協；顧城稚氣、單純，充滿童心。
顧城曾經用「爬牆」作比喻說明他與北島的區別：「我經常爬一個牆，不是北島說的那個北京火車站的牆，一爬過去可以走遍全國，或者跑出國境，走遍世界；不是這樣兒的牆。我爬的是一個動物園的牆，一爬進去呢，自然有很多動物；但是我要去拜見的不是那些偉大的動物，不是老虎和獅子，而是我喜歡的那些小蟲子。」（《等待這個聲音》）
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儘管顧城的大部分作品像童話一般純淨優美，但也有少數作品具有相當強烈的懷疑精神，比如《兩個情場》：「在那邊/權力愛慕金幣/在這邊/金幣追求權力/可人民呢？/人民，卻總是他們定情的贈禮」；尖銳、凜冽，以「情場」為橋樑，將金錢、權力與民眾的關係揭露得一針見血。又如《石壁》：「兩塊高大的石壁/在傾斜中步步緊逼/是多麼灼熱的仇恨/燒彎了鐵黑的軀體/樹根的韌帶緊緊繃住/岩石的肌肉高高聳起/可怕的角力就要爆發/只要露水再落下一滴/這一滴卻在壓縮中突然凝結/時間變成了固體/於是這古老的仇恨便得以保存/引起了我今天一點驚異」。詩意緊張而乾脆，極具象徵意味，厚重的歷史感凸顯無遺。
最令人驚訝的是《不要說了，我不會屈服》一詩，它的意韻、內涵與北島的《雨夜》及《結局或開始》簡直異曲同工，甚至有些句式都極為相似。這首詩創作於1980年10月，即使不比北島的《雨夜》和《結局或開始》更早，至少也是同一時期。
顧城後來逐漸淡出這一不甚擅長的主題，回歸到「花草」與自然之中，用一大批佳作進一步確立了「童話詩人」不容動搖的地位。也正因為他與北島形成的強烈反差，使得詩歌的田野更為豐富、蔥蘢。
令人遺憾的是，80年代中期顧城出國以後，其作品的「童話」雖然仍在，但已不再明媚，而是遍佈夢囈般的「超現實」，遠不如80年代初期受人矚目了。看看下面這首《虎坊橋》：
老虎在過道裡走來走去
你看 事不太好
窗子下的貓 臉朝上
看向日葵
你一下拿出了那個釘鉤
掉了的枰盤在麥穗上
麥穗掉了 麥桿站著
依蓮娜是瑞典畫家
他們一下砍掉了他的腦袋
三分之一 你能和老鼠說些什麼
他們拉他過去
又拿著毛乎乎的椰子回來
在路燈下一刀
你勸他 告訴他 這一回
要把腿掰了
小椰子裡邊也長頭髮
〈大地上有這麼多金黃的日子〉
他們在後邊走在後邊
〈金黃的花在微風中搖曳〉
你靠前邊一下子笑了
在《關於〈城〉的兩封信》中，顧城專門提及《虎坊橋》中括號的用法，他認為，「大地上有這麼多金黃的日子」和「金黃的花在微風中搖曳」兩句中的括號之所以用單書名號「〈〉」，而不是圓括弧「（）」，是因為「〈〉」有字幕、書名的暗示。可是，這絲毫無助於改變這首詩的實質。這些結構凌亂，思路擁堵，上句不搭下句，整個兒不知所云的詩句，很難相信是出於有「天才詩人」之譽的顧城之手。
類似的詩歌顧城寫了不少，比如《琉璃廠》、《鬼進城》、《白塔寺》、《建國門》、《象來街》等。也許顧城這樣寫自有他的想法，但對於大部分讀者而言，這不是詩歌，挺多是徒有詩歌的形式而已。如果這樣的文字也能算是詩歌，如果詩歌真的如此容易完成，那麼，也難怪90年代以後世人會發出「一塊石頭砸下來，砸到十個人中有九個是詩人」的感歎。
不獨顧城，北島在出國之後，也走向了同樣的循環，他在90年代以後的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隨筆，都缺乏早期深入骨髓的批判性，精進的不過是寫作的技藝，「知識分子」的光芒逐漸減退。特別是他的散文隨筆，要麼講述與世界名家的交往，要麼遊走於休閒美景之間，要麼在這裡朗誦在那裡開會，雖然文筆日益精湛，但總讓人覺得缺少了某種激人反思的精神。當前的北島，與七八十年代時給人們的印象，已經偏離很遠了。
十三
在我看來，出國之後的顧城必定是苦痛纏身，這苦痛來自於日常生活的逼壓，更來自於精神的煎熬。他在國外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為了過日子而不得不做一些不符合自己心性的事情；他想同時擁有兩個女人，把自己當作至高無上的帝王。而最後當他發現這一切都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完美時，結局只有無可阻拒地瘋狂……在這裡面，沒有誰是幸運者，溫柔善良的謝燁死了；顧城也在惶恐和悔恨中結束自己的性命；英兒沒有死，但她的一生都不會好受。
而我最關注的是顧城和謝燁的兒子小木耳，一個無辜的，在幼年便失去父母的孤單孩子。
顧城去世前一個月，寫下了一生中的最後一首詩《回家》。每一次讀到裡面的片段，我都禁不住眼角酸澀：「我離開你/是因為害怕看你/我的愛/像玻璃/是因為害怕/在台階上你把手給我/說：胖/你要我帶你回家」。
顧城的最後一封遺書也是寫給小木耳的：「木耳：你將來會讀這些話，是你爸爸最後寫給你的。我本來想寫一本書，告訴你我為什麼怕你、離開你、愛你。你媽媽要和別人走，她拆了這個家，在你爸爸悔過回頭的時候，她跟了別人。木耳，我今天最後去看你，當馬給你騎，我們都開心。可是我哭了，因為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見你，別怪你爸爸，他愛你、你媽媽，他不能沒有這個家再活下去。木耳，好孩子，你的日子長呢，留給你的屋子裡有你爸爸畫的畫，124號。你爸爸想和你媽媽和你住在那，但你媽媽拒絕。三木，我只有死了。願你別太像我。」通篇溫言軟語，慈父之愛，躍然紙上。
謝燁也給小木耳寫過一段話，同樣溫馨無比：「有一天我要帶你回家，給你嘗一百歲的外婆作的白酒瓜丁，帶你看燈影濕潤的江南水鄉，看捉蟹的小燈在湖面閃爍，劃一隻小船。在那，北方古老的院落裡停立著春天。」現在讀來，這種溫馨讓人忍不住想哭。
這篇文章從2002年開始動筆，至今已7年有餘，7年中，我反覆修改，斟酌詞句、甄別材料，已記不起幾易其稿。在我終於修改完這篇文字的時候，我卻沒有任何欣慰的感覺，只有無盡的感傷。現在距1993年已過了16年，小木耳也已長大成21歲的男子漢了，我和大部分關注顧城詩歌的讀者一樣，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我想，還是不去打攪他為好，讓他安靜地生活吧，心中留著美好，把憂鬱的往事當作一場夢，在該出現的時候，他自然會出現在我們面前。正如27年前，顧城寫下的詞句：
不要問我的過去……
我回來了
這就是全部故事
——《歸來》節選
昔人已去，留下我們這些碌碌之輩，為謀取每日的口糧而低首斂眉，過著平常而自得其樂的日子，沒有得到顧城般的才華，但也沒有感染上那份血腥；沒有謝燁般的寬懷，但也沒有經歷她那樣的苦痛。這樣的日子已經值得慶幸，那麼，就讓我們先學習做一個尋常人吧，少張揚，不驕奢，為小小的幸福而感恩……
記得顧城在桂林漓江詩會上說過這樣一句話：「偉大的詩人都不是現存功利的獲取者，他們在生活中一敗塗地，而他們的聲音，他們展示的生命世界，則與人類共存。」今天，當我重讀顧城那些清新明快的詩作，感慨萬分，在這一瞬間，我忘記了前面所說的關於「文學的價值和文學史的價值」的分類，我想，即使僅僅是出於對一個「始終沒有長大」的詩人的緬懷，我們也有理由記住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