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樺
在此，我要向文學研究者及普通讀者慎重推薦詩人劉春所寫的這本書《一個人的詩歌史》。為何要如此慎重其事？原因很單純：如果一位讀者想瞭解「朦朧詩」（我從來不認可這種命名，我更樂意叫它「今天派」，但考慮到普通讀者以及人云亦云的詩歌專家對「朦朧詩」情有獨鍾，我也隨遇而安，就用這個稱呼）之後的一代詩人的生活與寫作狀況，那最佳讀本肯定就是劉春剛完成的這本奇書。
為何說它是一本奇書並還如此肯定地推薦，且聽我如下緊接一一道來。
這本書，從文體角度上說，可謂作者自己所說「四不像」：它既是詩人成長的故事，也是作品的細讀，又是詩壇狀況的介紹等……進一步說：它像評論，又像（斷片的）傳記，也像新聞，猶如作者在《後記》中概括的那樣：「它是一部隨筆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學評論、人物傳記甚至新聞報道的特徵。而書中引用的幾十首詩，也足以構成一個優秀的詩歌選本。」如此龐雜的文體融於一爐，就需要一個核心來穩定它，並使各路文風跟隨這核心旋轉（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雜於一」）。這是怎樣一個核心呢？正是隨筆的核心，即思想性、學術性以及斷片中令人折服的「試驗性」閃光（這也是隨筆區別於散文的地方），從而排除了散文所偏重的感性。另外，這種隨筆也區別於純粹的論文，其中的妙處猶如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頭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的《自序》裡所說：
「論文」是一篇學術作品，點綴著許多腳注；「散文」（按：這裡的散文其實是指隨筆，宇文所用的詞是essay，而不是prose，下同）則相反，它既是文學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學術性的。「論文」於知識有所增益，它希望自己在未來學術著作的腳注中佔據一席之地；「散文」的目的則是促使我們思想，改變我們對文中討論的作品之外的文學作品進行思想的方式。「論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價值；「散文」則應該給人樂趣——一種較高層次的樂趣。
由此可見，這種能夠娛思（entertain an idea）的隨筆文體——將文學性、思想性、學術性融為一體——不僅提供了別具一格的書寫樣式，也預示了另一種書寫風景。劉春這本書正是循著這一樣式和風景為我們娓娓寫來的。
為此，我當然要對此書做出特別的肯定與推薦。另外，如有讀者存心要將劉春這本書與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作一番互文比較也未嘗不可，那是我所樂意見到的，也是作者暗含的雄心。在此，我且宕開一筆，再繼續來談一下我對此書的一些感受。
本書以個案研究與一個時代的整體詩歌場為經緯編織而成，總共寫了六位詩人的「成長史與心靈史」（劉春語）。這是劉春系列隨筆的一部分，據我所知，他所關注並撰寫了專文的詩人遠遠不止這六位詩人。在這些隨筆中，「史」是其中一個重點，正如書名所示：「一個人的詩歌史」，這也是我尤其欣賞的。這跟我的志趣有關，猶如我在上課時反覆告訴我的研究生，切不要去學虛幻的闡釋，那不僅會使學術的行家裡手笑話，而且闡釋本身水分大，還有拖延字數之嫌，除非你是耶穌或孔子，否則豈敢隨意闡釋；只有史學功夫（也包括語言學功夫）才是真學問。我從來就只偏愛具有嚴格歷史學訓練的文章，不大瞧得起臨空蹈虛的闡釋，即我一貫獨尊漢學排斥宋學（簡單解釋一下：漢學重考據、實證，偏好以小見大；宋學重義理，即闡釋之道）。我這樣說，讀者切莫誤會，以為我完全拒絕批評。其實從此可見，我是太重視批評了；我只是想著力強調以具體史實帶出的批評，並且恰如其分，而非瞞天過海、逛語聯翩。真是幸運，劉春在這本書中所展覽的六篇批評隨筆正合我心，滿足了我的閱讀期待。他以歷史學者般的眼光，首先著手處理了每一個詩人的基本傳記材料，這其中最見作者的剪裁功夫，即哪些要，哪些不要；哪些是重點，應突出書寫，哪些是次要的，應略寫。之後，這些材料又怎樣與所引用的詩篇及恰到好處的評論天然地融為一體，並還要在其中貫穿一種潛在的思想性與傾向性？這一切綜合的工作，劉春都完成得若行雲流水，天衣無縫。加之，由於作者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他便自然地在行文中帶出一種特別的新聞現場感及深度報道感。這些隨手攜來的意外品質無疑又為這本書已經很豐富的文體錦上添花，讀來無不令人涵詠。同時，由於「新聞」的適量介入，這六篇文章顯得更為落實、可靠、飽滿，並逶迤出一種科學般的準確性，真應了「詩有別才」一句矣。為此，我稱這一寫法為一種評傳式的隨筆寫作（以史學筆法為主要特徵），這種靈活機警的隨筆非常好看也極為耐讀，它的資料性及作者隨處的洞見不僅對相關研究者很實用，對普通讀者也一定會是賞心悅目的——他們通過這本書及書中的六位詩人便可較為充分地認識一段詩歌史。我每每也不覺跟隨作者的文字一路宛轉而下，欣賞起沿途各個不同的景致來，即每位詩人不同的側面：詩或生活或內心的悸動……
歷史很奇妙，往往需要等待，等到某個恰當的時候以及某個恰當的人出現，那其中一頁才會被精彩地書寫出來。從這一角度說，「朦朧詩」之後的這六位詩壇精英是幸運的，一位比他們小十餘二十歲的詩人劉春即時出現了，並愉快而勤勉地勝任了為他們畫像的任務。
那麼，劉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順勢而來，我要為普通讀者作一個介紹（詩人們對他應是很熟悉了），並以此進一步說明為什麼獨獨是劉春而不是別人寫出了這樣一本書。
說起來，我與劉春神交接近十年，但迄今為止從未見過面。最初的交往是他寄給我的一封約稿信，信中向我要一件我的手稿，似乎要用於他所編選的一本詩集中。由於我對他有所瞭解，便很認真地開始翻箱倒櫃，從一個佈滿灰塵的紙箱中尋出一篇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稿《犧牲品》。為何單單選這篇寄他？那是因為我覺得此篇手稿品相最佳：從零亂的改動中，你可清楚地見出一首詩產生的軌跡或刻痕。此後，我又讀了他的詩歌，其中一些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個認真、嚴格且心懷抱負的詩人，用一種古典主義的口語寫作。再後來，我又讀到了他大量的隨筆，其中有許多是寫當代詩人的，而這些隨筆在那時已顯示出他後來不同凡響的評傳隨筆形式了。從這些隨筆中，我發現了他寬闊的詩歌視野與品位，他絕不堅執於一種詩歌口味，從這本書所選詩人可見，他既能激賞口語詩人如於堅、黃燦然，也能對歐陽江河、西川給予極高的禮讚。
這裡，我要稍稍多說兩句黃燦然。因為劉春對他有一種隱秘（當然他也是公開表達過的）的熱情，這熱情其實來自於二人在隨筆寫作上的一些共同處及不同點：二人都推崇文章是真有話要說，即言之有物、不弄玄虛，而且絕不允許在文章中亂玩所謂的時髦理論（這種理論主要是為了威嚇讀者）；文章應具體、準確、豐富（信息量大）、誠實（邏輯性強）。但二人又有不同，劉春的文章顏色要暗一些，調子要沉實一些，黃燦然的文章卻更為明亮，調子也尖銳一些。
劉春雖出身於廣西桂林，但他曾在成都求學四年，那正是詩歌在成都風起雲湧之時，繼北京之後，成都被公認為又一座中國詩歌的重鎮。成都或整個四川的詩歌氣氛無疑感染了這位當時還很年輕的學子，再加上他那學工科的背景，這就更有意思了。他對文藝的科學精神以及鎮靜獨立的批評姿態，或許可以從中找到線索。而他後來長期從事的新聞工作，又為他在行文中非常講究的實在感與精確性找到原因。還有一點很重要，即便他說他最初對新詩的興味來自席慕容和餘光中（之前他喜歡古詩），但他真正意義上的新詩（也可以說現代詩）品位應是「朦朧詩」和「第三代」打下的，這便順理成章地預示了他從一開始就擁有一個高起點。
?劉春這本書，有幾個必須重視的關鍵詞——如果我們將書名拆解開來，用不同的斷句方法，就可以找到其中豐富的指向：「一個人」的詩歌史；一個「人」的詩歌史；「一個人」的「詩歌」「史」；一個「人」的「詩歌」「史」……首先，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這本書是劉春「一個人」的，無論對所論述的詩人、詩作、事件的選取和闡釋，都體現出某種濃重的個人氣質。其次，我們還可以認為，這是一部關於「人」的詩歌史。我們以往所讀到的大量文學評論中，「人」是極少出現的，大多數情況下，浮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個又一個冷而硬的術語、貌似「客觀」但缺乏體溫的行文、內行人熟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所謂論證邏輯、名人名言的引用及羅列……這樣的評論文章，讀了一遍之後，我們得不到作品那力透紙背的信息，反而可能增加內心的懵懂。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文章裡缺少了「人」的存在。沒有「人」，也就沒有了生動在場的氣息。而劉春的這一系列隨筆，隨處可見「人」的形象，可以感受到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體溫。作為一個後來者，劉春用自己的真誠去感受詩歌兄長們的生活行跡與作品內涵，再把自己所獲得的感受形成甚至可以觸摸的文字，因此，他的文章注定會感染所有被他書寫過的詩人們，也將打動無數陌生或相識的讀者。
前面說了本書的關鍵詞之一：「人」。毫無疑問，接下來的關鍵詞應該是「詩歌」。這是一本談論詩人與詩歌的專著，所論述的六位詩人的成名作、代表作，書中都有所提及，其中有的是點到即止，有的則逐字逐句進行解讀。據我粗略統計，僅細讀的就有顧城的《墓床》、《悟》，海子的《黑夜的獻詩》、《春天，十個海子》，於堅的《在漫長的旅途中》、《讀弗洛斯特》，歐陽江河的《手槍》、《草莓》，西川的《在哈爾蓋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黃燦然的《親密的時刻》、《高樓吟》等近20首。未細讀但進行重點推薦的也超過20首，基本上涵蓋了這些詩人自習詩以來最重要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對一些作品的闡釋中，劉春絲毫不拘泥於前人的規範，而是從自身的理解出發，提出自己的個人見解。他對顧城的《墓床》所進行的分析，是我至今為止所讀到的對這首詩的最令人信服的解讀，特別是對「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這兩句的闡釋：
「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這兩句初讀有些費解，彷彿作者在夢囈，但細細琢磨之後，就會發現其中的深意。兩句話裡「走過的人」，不是指同一個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兩個，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對於同一種事物「樹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卻看到了它內在的生命力——「在長」。對藝術品的欣賞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結果就大相逕庭。我們也可以說，最後兩句與前面兩句相互呼應，樹枝的「低」是對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種哀悼，樹枝的「長」則是對「願望」的期待。
?這種進入作品的方式，新穎、獨到而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在這裡，劉春沒有局限於字面上和內涵上的發掘，還生發到人們對於藝術作品的理解方式之中。讀者從中獲得的已經不僅僅是某一首具體的詩歌的理解，更是進入藝術作品內部的方法。「授之魚，不如授之以漁」這句古話，在一個當代青年詩人筆下得到了完美的回應。
按一般人的思維，一首詩解讀到這個地步，足以完美收官了，但劉春卻沒有止步，他還要往更深處掘進。緊接著，他從詩意本身延伸到對詩人命運的討論上，並最終得出結論：
從表面看，整首詩安詳、平靜，彷彿一個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語，然而實際上卻充斥著「永逝」、「悲傷」、「人時已盡」、「休息」等讖語，這些詞句無聲地揭示出了詩人內心的厭倦以及因厭倦而招致的結果。從詩歌傳達出的信息看來，顧城走到自殺這條路，早已預定。
我想，這樣的文字，我們已經不能用單純的「文學評論」來概括，它是一種綜合性極強、韻味極其豐富的文體，它具有文學評論的精確與簡練，也有生活隨筆的細膩與溫潤，同時也自然帶出隨筆特有的一種思考。我想，這也許正是劉春的詩學隨筆能夠突破眾多學者和批評家的包圍，成為批評百花園中的一枝而為世人關注的原因吧。
接下來，應該說「史」了。
據我所知，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歷史癖，人人都可算是業餘的歷史學家（譬如我就曾在《南方都市報》的一次採訪中公開說我自己是業餘的歷史學家），不然怎麼解釋劉春對歷史的著迷呢？須知他這本書的書名正是《一個人的詩歌史》呀。自然而然，在這本書中，歷史或事實是他首先要去面對的一個問題。詩人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尤其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名的詩人，他們經歷了詩歌的狂熱期到冷寂期，人生經歷充滿了傳奇性。劉春這本書裡談到了許多或極富趣味或令人深思的故事，也澄清了許多多年以來纏繞著文學界的問題。比如顧城和謝燁剛把錢存進銀行又反覆去領取；比如於堅少年時，親身經歷的父親同事對友情的背叛，青年時因為幾句抒情詩而被學校領導批評為「有陰暗心理」；還有「朦朧詩人」早期受到的種種磨難，八十年代詩歌江湖狀況的描述，對《尚義街六號》寫作時間的考證……真正的歷史不正是在這些可讀可感的細節中建立起來的嗎？由此也可以反證，劉春這本書，寫的不僅僅是六位詩人的成長史和創作史，而是整個八十年代以來的整體詩歌現場。
同時，劉春當然也深知，在超乎此點之上，「對於一個有創造力的作家而言，情感的真誠比掌握『事實』更重要。」（喬治·奧威爾：《我為什麼寫作》，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頁）由於劉春本身就是一個詩人，他瞭解同行的行為與作品，即使有時候這些同行的行事風格略顯怪誕，在他的筆下，也看不到社會上習見的調侃與譏諷，有的是無盡的尊敬與愛護。為此，他才會在歷史與事實之中傾注他對這六位詩人的可貴情感，寫出了這部充滿情感的詩歌史。
最後說幾句並非題外話：昨夜在構思為劉春寫序的停頓時刻，我隨手抄起了床頭邊的一本書，希羅多德的《歷史》，在開卷第一段中我讀到了如下文字：
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爾那索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由於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彩，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載下來。（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頁）
套用這段文字，我改寫如下，以表我對劉春、對書中的六位詩人以及更多的詩人敬禮：
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是廣西桂林人劉春的當代漢詩之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當代漢詩的功業，使之不致於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中國當代詩人的那些值得讚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彩，特別是為了把他們日以繼夜對現代性的追求之原因給記載下來。
2009年10月15日
於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