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飲食習慣像一個國家的文學習慣，是很難理解的。美國人喜歡的《紅字》作者霍桑，只是個二流作家，情節上矯揉造作，漏洞多得像漏勺，美國人就是喜歡霍桑。愛倫·坡當然是天才，美國人並不喜歡他，與其說是不喜歡，還不如說是不信任。因為愛倫·坡的作品中沒有霍桑的本土關懷，更多的是異國風情。（老車註：對，就像我在北京街頭見到西餐館這類的異國風情，總是缺乏信任感）
毛姆這麼說。
飲食習慣中的很大部分劃給了本土關懷，毛澤東身在懷仁堂，放眼的還是辣子和紅燒肉。他在陝北多年，並沒有愛上酸菜和油饃；他在北京這麼多年，也沒有愛上豆汁和驢打滾。
驢打滾，一種北京小吃。
本土關懷，作為飲食習慣中的世界觀與地方性，是極其狹窄的，酸菜和油饃，豆汁和驢打滾，對毛澤東而言，就是異國風情了。而歐洲人為了表達他們文化的開放性，不遠千里來到中國，在飯店裡喝湯，也堅持要用筷子。對異國風情的迷戀或者愛好，或許是優越感的曲折表現。
羅蘭·巴特說：
「筷子在他們手裡是飛翔的翅膀，到了歐洲人手裡，無疑是枴杖，淒涼的是——還是雙拐。但我寧願拄它，比起刀啊叉啊這種屠殺的感覺，還是好。」
一個國家的文學習慣像一個人的飲食習慣，毛姆這麼說。
（在散文裡）毛姆說得很好，他本人的小說卻不怎麼樣。他迫於壓力或者是為自己辯白，他開始和多數人一起抬舉契訶夫。我也是喜歡契訶夫的，我認為短篇小說在契訶夫之後，只有短篇，而沒有小說了。現在多數人一起抬舉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我也是喜歡博爾赫斯的，但我還是更同意納博科夫那句話：「博爾赫斯——南美的一個小品文作家。」在納博科夫那裡，或許是輕視；而在我看來，真是獨具慧眼，其中有納博科夫對異國風情的拒絕，所以他長得也像一塊紅燒肉。
我準備寫一篇有關扁豆的小品文，不料寫到文學。我在準備扁豆素材的時候，突然想起契訶夫有個小說，他寫他看到十幾個中國人在一起吃扁豆，有一個人一定要把扁豆橫著夾起後，才吃。像一艘船嘟嘟嘟地開進嘴裡。
我不知道扁豆在扁豆學中如何劃分，我只根據我的眼睛來區別扁豆。
紫色的，我叫紫扁豆。綠色的，我叫綠扁豆。粉色的，我叫粉扁豆。青色的，我叫青扁豆。紅色的，我叫紅扁豆。我有時候會把青扁豆和綠扁豆搞混。我從來沒有把紫扁豆和紅扁豆搞混過。白色的，我叫白扁豆。黑色的，我叫黑扁豆。
我喜歡紫扁豆。
葉子落下，黑扁豆爬滿粉牆，「願愛與慈悲／闔上它雙眼」（喬伊斯《詠扁豆》）。喬伊斯不能用它來煮扁豆湯了。
我不論清炒扁豆還是紅燒扁豆，都要放姜，一放放不少，否則我會覺得腥氣（在蔬菜之中我覺得扁豆是最接近雞鴨魚蛋的植物，還有茄子，還有魚腥草……），這是我吃扁豆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