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號太多，故事太少。宏觀太多，細節太少。
前幾天記者節，在錄節目的過程中，一個記者問我：「現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種擔心，為什麼很多問題都是先被記者發現，其他部門幹嗎去了？」
這是一種情緒性的判斷。我明白他的潛台詞，大意是什麼問題都由記者先發現，政府部門幹嗎去了？
我說，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話：「記者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我不認同記者是「無冕之王」這個說法，有點兒自我誇大，容易讓人產生幻覺。新聞的力量，並不體現在別人是否把你當「王」，而體現在你是不是真正懷有一種責任感。
記者是啄木鳥，不是喜鵲
記者既然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就要承擔很多使命。大家應該都看過《泰坦尼克》這部電影，其中有一個真實的細節：當這艘全世界最豪華的大船離岸之後，兩名瞭望員突然發現，忘了帶望遠鏡，於是一直在那兒搓手、聊天。聊著聊著一抬頭，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經來不及轉向了。
「泰坦尼克」的沉沒一直是個謎，有很多原因導致了這個結果。它遇見了冰山，並且以最不可思議、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瞭望員沒有帶望遠鏡。否則提早看到，悲劇就躲過去了。
這個歷史的細節提醒我們：作為社會這艘大船的瞭望員，你的職責是什麼？當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信息，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時反饋，這樣船才可以安全行駛。讀書、思考以及責任感的支撐，就是瞭望員的「望遠鏡」。如果瞭望員自覺不自覺地，或是受命於某種指示地，報喜不報憂，那麼他提供的信息就是失真的，這艘船的安全就是沒有保障的。
再回到記者節上那名記者提出的問題。當時，我也舉了「泰坦尼克號」的例子，然後反問他：「如果什麼問題都是記者後發現，還要這支隊伍幹嗎？」
在這個世界上，良性運轉的制度極其重要，它可以使人從「想做不好的事情」，變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時間長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這樣一個邏輯線條。
但是不管制度多麼完善，總有人要去鑽空子。所以在推進制度法律建設的過程當中，記者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職責，就是維護制度和法律的正常運行。
好記者應該像啄木鳥，通過叼出一隻又一隻樹上的蟲子，既給自己找到食吃，又維護了森林的健康。試想，在我們的生態圈中，如果沒有啄木鳥，少了那些煩人的啄木聲，暫時是安靜了，長此以往呢？
還有一些時候，記者偶爾可以當一下喜鵲。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會有各種新鮮的嘗試。這些嘗試代表著更開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體應該善於捕捉它。很多人說起媒體的職責就是輿論監督，說起輿論監督就是「揭批負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樣。遇到可喜的進步，媒體能夠迅速地意識到，立刻予以支持，讓它定型成為發展的大方向。因為一句話說得好：你把對方當朋友，他最終真是朋友；你把對方當敵人，他最終真是敵人。其實，換個角度，時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鳥又偶爾當一把喜鵲，兩項職責加在一起，才是輿論監督的全部含義。在中國，相對而言，前者很容易達成共識，後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戰。
大家知道，十八屆四中全會開四天，頭三天沒有新聞，第四天發佈大會公報。開幕第一天，我做的《新聞1+1》標題就是「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大家可以回過頭去查，當時，在中國的主流媒體中，這是第一個把「法治」和「信仰」聯繫在一起的大標題。
我身邊很多人都有些擔心：這樣行嗎？我說：放心。
四天後，我很慶幸，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中，的確出現了「信仰法治」這四個字。在黨的報告裡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報》《新京報》的社論標題皆是「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
前不久我參加高法一個倡導政府信息公開透明的會議，周強院長多次談到「信仰法治」。我還通過一些專家瞭解到，總書記也曾在某一個場合講過「信仰法治」。
作為一個媒體人，要具備相當的敏感度，哪怕很細微的信息都能夠捕捉到。很多人將敢言歸納為「勇氣」不，表面上是勇氣，背後卻是學習、思考和對方向的準確判斷。
我經常聽到一句其實很不願意聽到的話：「白巖松，你膽夠大！別人都不敢說，就你敢。」乍一聽是表揚，其實是一種誤導。說別人「不敢說」，不等於說別人「不能說」，或「不該說」。如果僅僅是敢說，那是練膽大。膽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開玩笑說：膽，是練出來的。這「練」，是讓不斷學習成為訓練。
二十多年來，新聞已經成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聞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兒。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區分「騙子」和「理想主義者」
具體到當下，新聞的力量如何體現？在不斷演變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質規律是不變的？媒體從業者如何與這個時代溝通、與受眾溝通？不妨用一系列對比來完成。
第一，在面向整體社會的溝通上，方向談得很多，方法顯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號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觀太多，細節太少。
第五，媒體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調動媒體積極性、用尊重規律的方法去傳播太少。
第六，在對外溝通過程中強調「不同」太多，對人類「相同」的基礎關注太少。
第七，社會期待傳媒公開透明的意識增長很多，相應的保障還太少。
當然，還可以加上，黨性談得夠多，可人性談得有點少，等等。其實，這些「太多」與「太少」，不僅是媒體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在溝通時都面對的問題。
先說第一點。這年頭騙子跟理想主義者很難區分，我通常會這樣判斷：只談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騙子；既談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義者和建設者。
「方向」是很多人熱衷的話題，但不需要總談，或者空談。
經過多年改革，中國整個大方向基本明確，一次又一次寫進黨的報告裡。從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都在確立方向。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寫進了極具歷史意義的兩行字，確立了一個新的目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句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靈魂，對未來中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過去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沒有新目標的提出，也不會有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這四個字的明確。現在已經明確強調，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是姊妹篇、上下集。沒錯，「依法治國」相對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標，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還有一個反例，中國足球，隔幾年就談一次方向，從來不提供方法，後果呢？
想想看，每屆足協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個「未來十年發展綱要」。這屆「世界盃」德國奪冠了，中國足球號召學德國。可是你仔細看那場比賽，德國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贏的可能性更大。德國後衛嚴重失誤，阿根廷前鋒一看好機會來得太突然，反而暈了。如果那兩三個球進了，阿根廷奪冠，中國是不是就要學阿根廷？
一場比賽中的偶然性，將決定中國足球未來的必然方向，這太搞笑了。或者能徹底學德國、一直學德國，也沒問題，可是這屆「世界盃」之前咱們學的是西班牙。
所以，傳媒也好，執政者也好，執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熱衷於天天在那兒談方向，從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麼實現呢？
如果沒有特區的建立，中國怎麼開放？如果沒有土地承包的開始，改革怎麼破局？在「聰明」的中國改革中—很多時候「聰明」體現在字詞的更迭上，失業改成了下崗—如果沒有「下崗」，怎麼完成那次歷史性的緩衝？
「摸著石頭過河」既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方法，包括「不爭論」「要允許去試」，不都是方法嗎？
鄧小平是一個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確了方向，同時用一種寬容的態度，鼓勵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這種感受應該非常明顯。浙江的經濟模式就是在「不爭論」「允許試」「放手」的環境當中成長起來的。有很多領導對「浙江模式」表示過讚賞，對吧？
有人開玩笑說，改革最初十幾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樓在寫檢討，二樓在搞接待，三樓在寫成績匯報。這是很多年前，試驗走得太超前了，偶爾寫寫檢討；同時，全國各地來參觀學習的源源不斷；本地領導又在寫取得了什麼樣的成績，經濟又增長了多少。
其實，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結合也早有定數。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一個字是「道」，在「儒釋道」中最該居首。「道」這個字怎麼寫？先要寫一個「首」，接下來寫一個「走之」。「首」是什麼？腦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走之」呢？行動。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順序也不能錯。
那麼，對於傳媒人來說，什麼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選題，乍一聽好像不能做，問題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嗎？記者是幹什麼的？是陳述過程和記錄事件的。可是現在很多媒體人把它簡化了，上來就想直奔結論而去—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好事還是壞事—豈有此理。
要知道，結論是危險的，過程是安全的；結論是方向，讓審查你的領導都提心吊膽，但過程是方法，是行走，反而是安全的。媒體人真正應該追求的是細節和過程的闡釋，而不是簡單地只下結論。
很多年前，丁關根當宣傳部長的時候，召集過一次中央台六七個人的小型座談，我也在場。他問主管新聞的副台長：「《焦點訪談》一周七天是怎麼安排的？」副台長說，一般情況下三篇正面的，三篇批評的，還有一篇「游擊隊」，就是不一定。
丁關根頭也沒抬說了一句：「在我看來，七天都是正面的。」
我的思維當時就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為什麼要糾纏於表象？哪怕連續一周都是看似負面的報道，但它有力地推進了現代化的進程和社會文明的提升，促進了問題的進一步解決，難道那七期節目不是正面的嗎？
這句話也讓我明白，為什麼在丁部長的任期，湧現出《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實話實說》等一系列新欄目，以及那一場電視新聞改革。這一切都是奔向好方向的方法，也真的蹚出一條通往正確方向的道路。
聯繫當下，我覺得又到了可以重新理解這句話的時候。有好方向更需好方法。
智商決定對手，情商決定結果
接下來說第二點，情商與智商。
前天的節目中，我評論習近平主席所說的「APEC藍」：這是一句既坦誠又高情商的話。我特別加了「情商」二字。因為習主席談到，那些天他每天早起先看天氣，擔心有朋自遠方來，被壞天氣掃了興。好在人努力，天幫忙，始終不錯；想誇上兩句，可又怕話說早了。有人給它起名叫「APEC藍」，很美好也很短暫，那麼希望今後通過大家的努力，「APEC藍」能變成永久的藍。
我為什麼說他情商很高呢？一個互聯網上誕生的詞，被傳統媒體放大，再被總書記說出來，前後不到一周，這樣的經驗在過去幾乎沒有。
我可以坦誠地告訴你們，APEC開幕前我去懷柔，懷柔宣傳部長非常憂慮地跟我講，最新的天氣預報出來了，11月8日到12日，整個會議期間都有嚴重霧霾。從那天開始，石家莊車輛限行、濟南停課停產，都跟這次天氣預報緊密相關。
我也在心裡打鼓，這能管用嗎？結果證明很管用，因此才有了互聯網上「APEC藍」這個說法—最初不是表揚，而是吐槽，也包含著某些腹誹的成分。但是連發明這個詞的人都沒想到，總書記不僅直面，而且坦然引用，使得「APEC藍」突然成為一種社會共識，成為中國夢的一小部分，吐槽的含義沒了。
我為什麼說，很多時候執政領域在傳播溝通方面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大家想想看，當社會不斷前行、越來越多的老百姓變成公民、社會越來越需要溝通理解的時候，官員和媒體人的高素質、高智商是必然的結果。但僅僅動用智商是很危險的行為。中國人常說一句話：「你以為誰傻呀？」如果你在那兒鬥心眼，一個老百姓也許沒覺出來，十個老百姓肯定有好幾個覺出來的，就會產生牴觸，甚至對立。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僅包括依法治國，其中必然也包括提升整個社會的情商，尤其是執政者的情商。一個國家的良性運轉，一個社會要達成和諧，情商必不可少，甚至高於智商。
我經常跟我兒子說，智商決定你跟誰比賽，情商決定你比賽的結果。
再舉一個反例，溫州「7·23」動車事故發生時，正值高鐵蓬勃向上的發展期。幾十個生命的離去，加上陌生的新興科技，一下子觸動了中國老百姓的敏感神經。此刻該如何面對人們的情緒？
回顧汶川地震，當人們剛從新聞中知道這件事，總理已在飛往汶川的飛機上。民心所向，全社會立刻擰成一股繩去應對這場災難。這體現了中國執政者的高情商。
但是溫州動車事故的處理，卻是一個極低情商的決定。一個死亡數十人的惡性事故，第一場新聞發佈會，居然讓鐵道部的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出面，他擺得平嗎？應該出面的是鐵道部部長。出於種種原因，部長們沒來，我認為部長們應該反思。由於你的不作為，後來把包袱甩給了總理。
大家可以去研究輿論曲線。那場新聞發佈會，不僅沒有舒緩民眾情緒，反而火上澆油，進一步刺激了輿論對立。我當天晚上在直播中，就抨擊了王勇平的很多說法，包括「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其實我個人非常喜歡王勇平，也和他有過多次交往。他是難得的受過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黃埔一期」培訓的一位，也始終在努力做事。事歸事，人歸人。他那天是在替面對危機時情商不高的鐵道部背黑鍋。
中國的新聞發佈存在一個大問題：很多新聞發言人由於級別不夠，無法出席決策會議，卻要扮演把決策傳遞給社會的「二傳手」。而在國外，有些總統的新聞發言人級別很低，但他可以越級參加總統的各種會議。這又回到了方法問題。方向有，意識也在進步，但具體的保障沒跟上，這是題外話。
動車事故的負面輿論不斷發酵，什麼時候才出現轉折呢？直到溫家寶總理趕到溫州，在事故現場召開新聞發佈會之後，對動車事故的新聞搜索量開始急劇減少，說明民眾的情緒開始得到緩和與釋放。
我們要研究這個情緒的轉化，很奇妙。它說明了什麼？面對來勢洶洶的輿情和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情商遠遠高於智商。情商是媒體人、執政者、決策者對社會情緒的敏銳體察和妥善應對，相當於普通個體對周邊環境的感知，以及對人際關係的處理。
新聞行當裡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虛假，而是冒犯。一般情況下，一個單位出現虛假新聞，新聞中心的頭或副頭要下台；但如果出現了嚴重的冒犯，這個單位的領導就該被幹掉了。
中國社會到了越來越在意情商的時期。我們期待一個協商民主的機制，任何決策的出台，都有一個事先的協商和社會情緒的評估。
我是全國政協委員，新一屆的政協，就是在為協商民主拓寬路徑。社會轉型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下個紅頭文件就能解決的，各種複雜情緒，需要掰開了揉碎了，通過溝通協調尋求理解和支持。這是情商的活兒，不是智商的活兒。
而且情商對於中國的執政者、媒體格外重要。中國老百姓最受用的一個詞是「態度」，不管受多大委屈，如果你的情商很高，帶著愛、帶著溫暖走到他的身邊，人家立即眼淚一抹，「放心，我自力更生。」啥委屈都扔一邊了。
就好像公共汽車上你踩了人家一腳，儘管很輕，但如果你沒有任何道歉的意思，倆人可能打起來。但也有可能你踩得很重，但態度特別好，道歉很真誠，別人再疼也就忍了。情商高低會導致不同的社會情緒氛圍。
作為政府新聞發言人，一定要把情商當成重中之重。相當多的政策在發佈的時候，需要一種「無情政策的有情解讀」。會解讀的人，更容易得到社會的理解支持；不會解讀的人，就容易引發負面情緒甚至對立、不接受。
比如，教育部曾出台一項新規—所有民辦教師都要取得上崗證才能從業，無證執教將成為歷史—這其實是進步。但是面對幾十萬名民辦教師，新聞發言人措辭很嚴厲，「堅決清退民辦教師、嚴格執行持證上崗」等。
當天晚上，我在節目中評論這件事，標題就叫「堅硬的政策」。我說，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有過百萬人次的民辦教師，經年累月，以幾十塊錢的低收入，支撐著共和國教育所不能到達的深山老林，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得到教育的惠澤。此時此刻，感謝他們都來不及呢，怎能一聲「清退」，如此無情？當然，社會在不斷進步，共和國越來越有能力，讓更多更高水平的教師到偏遠山區去，彌補教育上的欠賬。但我們仍要感謝民辦教師為中國教育做出的貢獻和努力，與此同時，也拜託社會各界幫助今天的民辦教師，去補課，去進修，爭取讓他們能夠擁有上崗證。如果實在有困難，也希望他們的未來能得到合理安排。
我說得對還是教育部發言人說得對？同樣一項政策，他剛解讀完，西北就有民辦教師上街了；聽我說完，人家流著淚，再大的委屈也忍了。這樣的事少嗎？一點都不少。當然，教育部的新聞發言人聽到我的話，也認真思考。我們倆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尊敬他。
再以北京的APEC假期為例。放假前後，市委市政府都給全體市民寫了態度誠懇的公開信。限行讓人不高興，放假就讓人很開心。因為天氣預報有霧霾，河北、山東也不得不限行，但是河北又不放假，肯定牴觸情緒比較大。當地也出台了一項「情商政策」—公交車全部免費。
請注意，這時的公交免費，不是政策行為，是情商行為，是應對負面情緒及時的疏導和撫慰。雖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但能夠緩解相當一部分。這和平時的人際交往是同樣的道理。
誰會講故事，誰就擁有世界
接下來，我們說「口號太多，故事太少」。
一個好消息是，「故事」這個詞在去年，終於進入了意識形態主管者的視野—被寫進了總書記的講話中。因此今年的記者節晚會不叫晚會，沒有歌舞昇平，主題是「好記者講好故事」。
過去在中國人的概念中，講故事就是虛構，是添油加醋，因此做新聞怎麼能講故事呢？但是大家都忘了，講故事其實是一種方法，讓聽眾更容易接受的傳播方式。陳世美、秦檜、岳飛……千百年來，那些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信仰，不都藏在一個又一個故事裡，一代代地流傳下來嗎？
人類就是一種喜歡透過感性的方式來獲取理性的動物。
柏拉圖說：「誰會講故事，誰就擁有世界。」我們全家都是研究歷史的，歷朝歷代的勝利者，都是會講故事的人。陳勝吳廣在地裡埋一個東西，刨出來以後，說起義是上天的旨意—這就是講故事的模式。
我曾經開玩笑說，毛澤東為什麼打敗了蔣介石？毛澤東和共產黨講故事的能力高於國民黨。人類歷史上有過很多奇跡，其中一定要濃墨重彩記錄的，是原本有著巨大差距的國共兩黨，如何在四年之內逆轉乾坤。共產黨為何能夠實現以弱勝強？
離開西柏坡向北平去的路上，毛主席跟中央其他領導說，這是進京趕考的日子，別忘了，是老百姓用獨輪車把我們推到北平的。這跟講故事有關係嗎？當然。
從1945年開始，共產黨就不斷對老百姓強調，一旦我們勝利了，所有人都將享受勝利的果實。土改，就是一個講得最漂亮的「故事」，讓貧苦農民心甘情願地有錢出錢，有人出人，家裡有倆雞蛋，恨不得給你仨。根據地逐漸擴充，力量逐漸強大，在最後的關鍵時刻翻盤。
相比之下，國民黨就沒有好故事。蔣介石的故事講給了既得利益者，沒有講給老百姓，但既得利益者各自心懷鬼胎。後來他的民眾支持越來越少，身邊的隊伍也開始鉤心鬥角、分崩離析。
一個有趣的對比：1949年蔣公到了台灣，閉關數月，1950年3月重新出山，推出一個重大舉措就是台灣土改。大家去研究一下這段歷史。他開始明白，要回歸土地—這個土地不是實際的土地，而是指根基。你的存在不能脫離根基。國民黨到了中後期，難道不是飄浮之物嗎？所以會講故事的人擁有世界。
說到我們搞傳播的，講故事是本來就該擁有的能力。如果天天都是標語口號，誰會聽呢？講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將心比心，用感性的方式去傳達理性。平時開各種大會小會，經常有人強調「遵守會議紀律」，我不這樣看。會議紀律問題都出在主席台上，你念兩個小時的稿子，還不許人家犯困，沒道理啊。應該是睡覺很正常，不睡覺有獎勵。
另外，會議越短越好，文風應該活躍，街頭的標語口號最好能減少一點。很多東西真正能夠落地、深入人心，靠的不是這些表象。問問我們自己，有幾個行為舉動是出於大街上標語口號的感染？一定是被身邊的細節或故事感動啊。
媒體還存在一種問題：做「負面報道」時精神百倍，一遇到所謂「正能量」「主旋律」，就胡亂對付，於是產生了惡性循環。
「正能量」也需要好故事。在座各位，誰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字不落地背下來？很難。但是《感動中國》這檔節目做到了。它就是一檔傳播核心價值觀的節目，但創辦十幾年來，沒有空洞的「大詞」，只有故事、情感、人。這一切形成了品牌的力量。無論你站在哪一立場，面對一個具體的人，都很難說不，都會被他打動。
我也經常接觸「90後」，也給他們講錢偉長、鄭小瑛的故事，都是「正能量」。今天的年輕人都強調個性，每個人的愛好都應該得到施展的空間，但在過去那個國破家亡的時代，年輕人的個人愛好要為國民的責任讓路，自己扳了自己的道岔，改變了一生的命運。這樣的故事，「90後」照樣聽得熱淚盈眶，入耳，入腦，入心。問題是我們用心去找這樣的故事了嗎？
意義沒有意義，好細節才有意義
下一個問題，「宏觀太多，細節太少」。
現在社會上最缺什麼？公信力。尤其對於政府和傳媒。傳統媒體總是習慣批評互聯網「謠言滿天飛」，但傳統媒體自身的很多態度，難道不是失實的嗎？通篇宏觀意義，跟老百姓的生活脫節，又讓黨的大政方針落不了地，所以會產生「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這樣的言辭，所以總是被人拒絕。為什麼？沒細節。
傳播有一個重要規律：沒有細節就沒有公信力。細節是一切文化產品的立命之本。
我們對意義和主題強調太多，毀掉無數趣味。其實最有意義的意義藏在故事的細節裡。美國沒有宣傳部嗎？沒有。真沒有嗎？那好萊塢是幹嗎的？好萊塢比宣傳部更狠，向你傳播美國的主流價值觀，不但不給錢，還收你錢，讓你熱淚盈眶地接受。市場手段比行政手段厲害。
為什麼總說中國沒有好編劇？我們傳統的文化教育教的不是講故事，而是中心思想和主題匯報。我是一個古典音樂愛好者，古典音樂當中，翻來覆去不就那些主題嗎？悲傷、愛情、苦痛、掙扎、絕望……但是為什麼要聽不同的作曲家和不同的作品呢？甚至同一個作品，為什麼要聽不同的版本呢？因為細節是不重複的。同一個主題下，總能誕生新的節奏和音符。
中國的教育往往會忽略細節。當你問一個孩子，《約翰·克裡斯朵夫》這本書為什麼好？他會告訴你，因為這是名著，因為它表現了「人要戰勝自己」這樣一個偉大的主題。那《簡·愛》為什麼好呢？回答《簡·愛》也是名著，被稱為「女性的第二本《聖經》」，在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如果讀書只為讀它的意義，就沒必要讀書了，直接百度一下就OK了。
好的媒體人不是無冕之王，而是細節之王。
報道香港回歸時，我的任務是駐港部隊的全程直播。我想了很多說法，「駐港部隊一小步，中華民族一大步」等等，但這些都是空的。
6月29日，我在現場溜躂，突然看到橋中間有一個很寬的鐵板。我問執勤武警這是什麼，他說是「管理線」，相當於香港和內地的界標。
當時我豁然開朗，這就是我要找的細節。歷史空說無憑，恢復行使主權需要一個標誌，這就是標誌。我立刻協調相關人員，把直播地點改到「管理線」這裡。第二天直播時，我見證了第一輛車的前車輪越過管理線的瞬間。這才是駐港部隊的一小步，中華民族的一大步。在整個香港回歸的紀錄中，以及歷史的潮流裡，永遠都會留下這個鏡頭。
報道需要細節，語言也需要。APEC會議上，總書記談到21個經濟體應該像雁陣一樣，這種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能抓住人，比空談團結的效果好得多。
前些年給主持人大賽當評委，我經常忍無可忍地點評：「又聽到一段流暢的廢話。」聲音完美，一級甲等，字正腔圓，毫無瑕疵，但是說完了我一句沒記住。
都是些什麼樣的語言呢？「在和煦秋色中，舟山的媒體人和政府新聞發言人，與來自央視的白巖松共聚一堂，在中國夢的大環境下，暢想新聞的美好未來。」
這種「流暢的廢話」不少見吧？我稱其為「散文聯播」。
微信時代的心跳也是一樣的
最後，我們講「人治指令太多，自發調動太少」。
習總今年對新聞宣傳部門的講話中，再次強調要按照新聞規律辦事。規律是什麼？規律就是在變化的時代中維持不變的東西。
中國人對新生事物的接受度全球領先，對變化也格外敏感。我們的電子設備更新率甩開歐美好幾條街，還發明了微信，有最牛的電商。但是別忘了，在這種對變化的渴望和探求中，要設一個不變的底線，否則社會就失控了。
我一直在談敬畏。改革開放的中國是一條奔流的大河，敬畏就是河兩岸的堤壩。與之相似，規律也是一重堤壩。有規律在，就不驚慌。
進入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在聊轉型，聊新媒體取代舊媒體。但是我說，內容為王就是一個不變的規律。無論你用微信寫情書，還是用鵝毛筆寫情書，你的心跳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微信時代的你，可能被回絕得更快。
有數據統計，移動互聯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PC終端，這是毫無疑問的。於是很多傳統媒體也慌了，蒙了，紛紛轉型做新媒體，喪失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可是我反過來問你，你見過幾個傳統媒體把新媒體做好的？
兩個不投入：不投入金錢，不投入時間。傳統媒體的優勢在於報道的寬度、深度、耐嚼度，現在都耐不住性子了，跟新媒體學，玩「短平快」，那你一定死，到死的時候都沒人同情。
在內容上不願意投入金錢，在新媒體上卻玩命砸錢，沒用。機制不改革，你投多少錢都是打水漂。比方說，我給騰訊寫一篇稿子，夜裡十二點發過去，對方三分鐘後回短信：「收到了，謝謝白老師。」我給傳統媒體辦的網站寫一篇稿子，晚上七點多發過去，第二天早晨八點半收到了回信：「白老師，上班收到您的稿子，謝謝。」你覺得這兩者之間能競爭嗎？
過去有人說，中國媒體什麼時候實現了民營化，在美國上了市，有N多個「中央台」互相競爭，就牛了。這種狀況在互聯網領域早已成為事實，新浪、網易、搜狐、騰訊……在美國、香港上市，以同等體量在競爭。但是機制不同—新媒體真正的「新」不是技術，而在機制—傳統媒體學得來嗎？
開個玩笑，比如《寧波日報》辦了一個網站，新媒體。假如老媒體員工一個月拿一萬二，新媒體員工一個月拿四萬八，可能嗎？宣傳部長會同意嗎？好，不可能，那就新媒體也一萬二，老媒體也一萬二。能做出差異嗎？
很多年前，全國各電視台都去參觀湖南台，因為湖南台娛樂節目很領先。我當時就說，參觀有什麼用？湖南台背後的很多東西你學不來。湖南衛視是上市公司裡的，湖南廣電是上市集團，這一來他們的思維馬上改變，因為要向股東負責，要有年報，要做業績。
近三十年前，我在湖南台實習的時候，我當時的一位領導後來去了湖南廣電。我開他的玩笑，「當年很保守的」，可是接管湖南廣電以後，一下子變得思維前衛，舉措新銳，所謂屁股決定腦袋。
新媒體之「新」，可不是體現在互聯網的形式本身，而是互聯網背後的機制：進人、獎勵、速度、自發工作、沒有上下班的概念等。關鍵是激勵機制，對人的活力與能力的調動，並自覺按規律辦事。
領導幹部也要遵守傳媒的規律。有時候，主管領導熟悉報紙，不熟悉電視，他用報紙那一套標準去衡量電視，那怎麼行？
規律就是規律。報紙跟電視最大的區別，在於報紙可以重複閱讀。一篇文章可以掰開揉碎了讀，一小時看八遍，直到看懂為止。報紙還可以錯位閱讀，先看第四版，再看第二版，你有你的編排，我有我的選擇。
電視則如同人生，單行線，直奔終點而去，不可逆。因此，電視面臨的第一個考驗，就是必須用感性的方式傳播理性。以一個細節為例，電視語言不適合一段話說很多數字，人們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跟了，一摁遙控器換台了。而報紙語言無論是文學的、理論的、抒情的，都可以。
第二個區別，報紙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公眾屬性的媒體，供人在公共空間閱讀；電視卻是純粹的家庭媒體。我經常告訴我的同行，不管你背負多大的責任，要傳遞多大的政策，得先整明白一件事：你在人家裡怎麼跟人家說話？
人們一回家，摘掉社會面具，即便在單位天天講八股文，回家也一定不喜歡聽八股文。你在電視裡說的話只要不招他喜歡，卡，換台，很殘酷。中國人沒耐性，換台頻率就是快，四到七秒，有上百個免費頻道可選呢，世界第一。所以，領導面對報紙與電視，不能用一個方式來管，各有各的規律，你也得懂。
記得2002年的元宵節，在人民大會堂，我跟李長春同志和管紀檢的常委在一桌聊天。李長春同志說，輿論導向正確是最重要的，但在宣傳中一定要入耳、入腦、入心。如果做不到，導向再正確也在空中飄，落不了地。
別忘了，我們每天是在跟誰競爭？《非誠勿擾》《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您整天念報告能競爭得來嗎？不管多大的新聞單位，越是承擔著大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傳播任務，越要遵循規律，用入耳、入腦、入心的方式去吸引觀眾。
2014年 浙江舟山千島傳媒論壇
自己的讀後感
尊重規律是必須的，可在現實中，你很容易發現，身邊有很多的規定是違反規律的。這個時候就不好辦了，是按規定辦？還是按規律辦？
按規定辦，時間一定會修理你，讓你付出代價；可按規律辦，你的領導可能立即修理你，讓你馬上付出代價。
我們很多的浪費與彎路，常常與此有關。
好多單位出台規定：報銷差旅費，必須是來回機票、火車票與目的地住宿費一起報。可問題來了：出差目的地如果是父母家，想回家住還為組織省錢，但規定不允許，沒有住宿票，來回路費也報不了。於是，要麼開一間房不住，要麼買個發票占組織便宜……這樣做倒是符合規定，但這裡存在的問題呢？而你知道，這只是我可以拿出來舉的例子，現實中，違反規律的規定多著呢！
我們要理順的東西還有很多，如何讓規定與規律不矛盾？如何在透明公開的意識提高了很多之後，也能讓制度保障跟得上？還有要思考黨性與人性的配套而不是割裂等問題。
課題都不小，可不是我能說明白的。但時代前行，這些問題我們恐怕都躲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