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供職於波士頓郊外的塔夫斯大學,在那裡講授日本文學課。美國的大學有種叫「Office Hour」的制度，每週一次。在這段時間裡，學生可以自由地拜訪老師，隨意暢談。不同國籍的學生在Office Hour期間來到我的辦公室，喝著咖啡啃著甜甜圈，海闊天空地閒聊。
一天，一位女生跑來說：「請您幫忙看看我寫的小說。」我回答「行呀」，便看了。我一般不做這種麻煩事，可因為是Office Hour，差不多的事也只得慷慨允諾。儘管是用英文寫的，好在並不長，也不是詹姆斯·喬伊斯那般講究的文體，很容易讀。她是為Creative Writing（創意寫作專業課）的作業而寫的。
作品從整體上來說，雖然難說是佳作，但也有幾處出色的地方。用於說明的部分稍嫌冗長，但其他內容很生動。這樣的作品容易評論，我可以說「這個地方寫得很好，這地方不好，所以這裡這麼修改就行啦」。但如果整體上很平均，看起來「還算湊合」的話，那可就讓人犯難了，因為無法提出忠告。
聽我這麼評價之後，她露出困惑的表情，說：「可是，村上先生，我們班的老師說的完全相反。」
就是說關於她的作品，我讚美的部分，恰恰被那位女教師批評；而我批評的部分，反倒被女教師讚美。她這麼一說，我便尷尬了。我又不能批評她的導師，於是含糊其詞地矇混過關了事。後來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我在這裡想說的是，創作就是這麼回事。這固然是個極端的例子，不過什麼算好什麼算壞，因為場合不同對手不同，可能會相差萬里。基本沒有不可動搖的價值基準之類的東西。也就是說，由於師從不同的人，小說的寫法可能會完全不一樣。可怕啊。
不過，其實也沒那麼可怕。因為歸根結底，人只能把與自己身材相符的東西穿在身上。不合體的東西即使勉強穿上身，用不了多久也自然會掉下來。因此將不合適的東西強加於人，或許也可以稱為出色的教育。但要為此支付高額的學費，可就有點讓人受不了啦。
我有時覺得搞搞Office Hour也不錯。晚秋的午後，坐在大學狹小的研究室裡，喝著紙杯中淡淡的咖啡，等待著誰來跟我聊天。偶爾這樣也挺好的。
不過，有句話說來好像有點任性：最好別把您寫的小說帶來。
本周的村上 鄧肯甜甜圈店退出日本，已經過去了漫長的歲月。這是國家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