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靈魂，它的完整，它緩慢而堅韌的生命脈搏，它獨有的韻律，卻沒有任何闖入者可以體會，除非你在童年時就已浸淫於它綿延不絕的平緩節奏。否則，你就像一個旁觀者，觀看著馬賽人的戰鬥舞蹈，卻對其音樂和舞步的含義一無所知。」
——柏瑞爾·馬卡姆《夜航西飛》
1.前往伊西奧洛
馬賽人不是肯尼亞唯一的部落。
肯尼亞的部族超過40個，分成三大語系：班圖語系的農民、尼洛特語系的牧民和庫希特語系的外來人口。著名的馬賽人和桑布魯人、圖爾卡納人一樣，屬於平原尼洛特人；高原尼洛特人包括卡倫金人和波科特人；湖河尼洛特人則以奧巴馬生父的部族盧奧為代表。說庫希特語的埃勒摩洛人、朗迪耶人、博拉納人、加布拉人和尼洛特人一道，生活在肯尼亞北部的荒漠。
「揮舞的長矛、潑墨般的色彩、鮮艷的羽毛頭飾和刺激眼球的血紅色長袍。」這是《孤獨星球》對肯尼亞北部——上國的描述。雖然種種恐怖傳聞不絕於耳，包括凶悍的遊牧民風、非法槍支的氾濫、為了搶牛不時發生死傷的部落衝突、索馬裡強盜的猖獗、襲擊外國人的武裝團伙、疑似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基本為零的公路交通……凡此種種，無一能澆滅我對北部的一腔嚮往。
「你怎麼去？」小天問我。
說此話時，我們還坐在奇可洛裝飾得美輪美奐的酒店大堂裡，小天是肯尼亞中國旅行社的帥哥導遊——特別插播，感謝肯中旅的父老鄉親們讓我免費搭了一次「便機」，蹭了《動物天堂肯尼亞》作者張遠翔先生的專機，將5小時的吉普車程化為短短50分鐘。短短50分鐘的航程要200多美元哇！果然時間就是金錢。
「我知道有個攝影團最近要去圖爾卡納湖附近拍部落人像，但人家是自己開飛機去，當天去當天回，一天都不敢多留。你這樣的怎麼去？」小天又打量我一番。
「我哪樣的？我坐馬他突去。」我輸人不輸陣，其實心裡默默知道，馬他突在第一站伊西奧洛（Isiolo）就已經到了盡頭。雖說「車到山前必有路」，但後面的行程是根本沒有車，連路都沒有。
「你就自求多福吧。要是能不掉皮不掉肉地回來，我就請你吃火鍋。」這是小天給我的最美好的祝願。
好吧，就算是為了火鍋。
馬他突——肯尼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肯尼亞擁有全世界最高的交通事故率，平均每一千輛車中就會發生五起死亡事故，比位居第二的南非高出整整一倍。其中大多數與橫衝直撞的馬他突有關——「大多數馬他突的事故都是正面撞擊，司機旁邊絕對是死亡之地。」《孤獨星球》這樣告誡。
但是當穿著暗紅馬甲的售票員畢恭畢敬地將司機旁的車門打開，把你的大包丟在地板上，邀請你坐在這個最為尊貴的位子上時，你還是欣然接受了。
因為你絕對不想走到後車廂，和另外五個人一起擠在同一條鋪有不散熱海綿墊的三人長凳上，一邊聽著聲音大到破音的永遠美滋滋的班加音樂，一邊目睹嚼阿拉伯興奮草嚼到兩眼血紅的司機不減速地側著車身殺上路肩，一邊還要在腰彎成了直角整個臉已經湊在你隔壁乘客鼻尖的臭汗津津的售票員鬼鬼祟祟點著你的肩頭時，冒著摸進隔壁人的口袋的風險，從兜裡掏出幾張濕乎乎的紙幣來付車錢……比起上述種種，你寧願承受死亡之地的威脅。
沒有人抱怨。大多數人都興高采烈地含著棒棒糖。大家熱愛它的程度高得超乎想像，讓我都忍不住從伸進馬他突的小販的手上拿了一支。
經過了錫卡、馬庫尤、涅裡、納羅莫魯和納紐基，短短的五個小時後，我們就到了伊西奧洛——上國的第一站，現代文明的最後一站。
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和國寄宿處」，就在離汽車總站不遠的地方。極目遠眺，沒有遊人。我略帶緊張地從十來個蹲著的男人中間穿過，走進接待處昏暗的辦公室。桌上散落著破本子和強力膠，坐在桌前的男人看上去眼神渙散，以一種間隔詭異的悠長節奏講話：「我是老闆阿卜迪，你要什麼？」
阿卜迪漫不經心地領我參觀了類似集體大院的宿舍，大多是兩人間，從鐵欄杆窗口望進去十分簡陋，灰頭土臉的男人從公共浴室走出來，感覺上是民工的臨時住宿點。「要是你想自己一個人住，我也有單間，在隔壁大院。」
隔壁大院看起來像私人住宅，大鐵門，停了破吉普，一個眼睛有點斜、瘦得嚇人的男人在擦車，對我似笑非笑了一下。兩層的「同」字樓。我被一個神情倦怠的女人領著走上「同」字的右臂二層。三平米大的房間，自帶衛浴——雖然簡單，但還算乾淨。女人說，給我1000先令。我大驚，北部怎麼這麼貴？回到辦公室，老闆阿卜迪問我對價格還滿意嗎，我說太貴。他說，那就500先令好了——就這麼輕易，連價都不用還。然後他翻開旅行者登記名冊給我看，最近一次有外國名字的登記也在兩個月前了。這裡是完全不具備旅遊條件的偏遠小鎮。
伊西奧洛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它是那種不管你走到哪裡都希望趕緊跑回旅館的地方。哪裡都風沙滾滾，哪裡看上去都不像可以吃些什麼或者坐下歇歇的安全地方，人們要麼假裝看不見你，要麼對你好奇得過分。
2.愛你的鄰居，像愛你自己
我可沒有期待在北部能遇上什麼旅遊者，我來這兒是看部落人的（我承認，那時的我還不那麼「政治正確」，提起部落總有種去看史前巨獸的稀罕勁）。所以我讓倦怠女人的小兒子波羅帶我去部落集中的大市場逛一逛。教師罷工，他的暑假已經多放了一個星期。
他們家是博拉納人——奧莫羅人的一個分支，他和媽媽哈碧芭每天從村子裡步行到「共和國」，媽媽打掃衛生，他去上學，擦車的斜眼男人是他的叔叔。「他病得很厲害，可能要死了。」波羅若無其事地說。
即使不是因為罷工，波羅也不願意去上學。「大男孩打我，所以我就不去。」波羅長得瘦瘦小小，但看上去聰明伶俐。我覺得哈碧芭在旅館幫工應該比牧牛要賺得多些，但波羅衣領上破的洞一路爛到背上。「哈碧芭知道你逃學嗎？」「沒人知道。我會躲開他們。」
波羅帶我逛電影院，門口貼著的是甄子丹的系列電影海報，黑幽幽的房間裡伸出一隻粗糙的手要拉我進去；他帶我去隱蔽的水果店吃沙拉，好多人都在吃，蒼蠅亂飛；帶我去看街頭藝人講笑話，我一個字也聽不懂。波羅把他認為最有趣的伊西奧洛一一展示給我看。
我們正在大市場閒逛時，一輛白色的小綿羊突然停在我們跟前。兩人把頭盔拿下來——竟然是白人！
「你在這裡幹什麼？！」後面老一些的白人大叔驚奇地問我。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我對他的驚奇也很驚奇。
「這個鎮上就沒有我不知道的外國人。你是剛到的吧？怎麼一個人在這裡晃？」大叔問。
「我不是一個人，有波羅帶著我呢……」我回頭去找波羅，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了。我腰桿兒不硬地說：「好吧，我就是一個觀光客，你們呢？」
「我在這裡有一所孤兒院。我叫保羅，波蘭人。他是克裡斯，德國來的。」
孤兒院！在米利瑪尼旅館住宿時，我曾問過店員怎麼能到伊西奧洛，她十分好奇地反問我：「伊西奧洛在中國很有名嗎？為什麼每個中國人都要去伊西奧洛？和你同房的兩個中國女孩已經去過了，說是有家孤兒院在那裡。」
「所以你就是小繆的朋友？」人一下都對上了。
「你認識繆！」保羅也嚇了一跳，「上車！我們好好聊一下。」
我就被前面的德國小伙克裡斯和後面的波蘭大叔保羅夾著，小綿羊一路突突去了博門酒店。據說這家酒店是各國非政府組織在伊西奧洛最喜歡的落腳地，擁有全鎮最明亮、最舒適也最價格不菲的房間。於是所有的外國人都聚在一起了——一共五個：
開兒童收容中心的保羅；保羅的沙發招待客，騎小綿羊環遊世界的德國小伙克裡斯；克裡斯的同行旅伴，騎重型機車的德國旅行攝影師法蘭克；英國某地圖繪製公司的勘測員湯姆；還有我。最後法蘭克的本地女友普瑞希拉也姍姍來遲。
「北邊還有兩個外國人。但那對夫婦最近回愛爾蘭了。」保羅點了一下人頭。
「為了穆宗古。」
「為了穆宗古。」
大家舉杯慶賀。
其實保羅口中的繆是我在米利瑪尼旅館的短暫室友，她和另一個叫樂薇的女孩都住在新西蘭，和保羅也只是從沙發衝浪網站上認識的。她們在他的兒童中心住了兩天。
「兒童中心的名字是Fursa，斯瓦希里語裡『機會』的意思。」保羅的英文有些吃力，向我解釋，「你應該來看看，或者住在我那裡都可以。克裡斯明天一早和法蘭克出發去莫亞萊（Moyale），你可以睡他的床……今晚大家都來我的住處吧，我煮金槍魚意大利面。」
克裡斯留下來和法蘭克研究路線。前往莫亞萊的路崎嶇難行，小鎮是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的陸路邊境所在，除非要繼續北上，否則沒有人會專門去那裡。雖然我也一度計劃從第二站馬薩比特（Marsabit）繼續往莫亞萊走，去看看黑暗平原和外星一樣的小鎮是什麼樣的，但必須從那裡原路返回讓我心煩意亂。
保羅帶我去看他的新的兒童中心。他講英文的口音十分有趣，所有的疑問句只是將陳述句的語氣調整聲調，露出徵詢的表情，然後在末尾加上一聲上挑的「耶？」所以他發出邀請時是這樣：「我帶你去看新的兒童中心，耶？」你就默認了。
新的兒童中心在馬以利塔圖區，伊西奧洛鎮西南方向50公里處。保羅借了一輛摩托車，開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遠遠就看到一棟砌好的平房，外牆已經修整好，塗有童稚筆觸的彩色畫，內部還沒有裝修。「會分成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有廚房和餐廳。後面是有機農場，前面有一口水井，才打出水來。電會從一百米都不到的小學拉過來。等學校開始招生後，我的孩子們上學只要走五分鐘的路。我買下了這塊地，四畝。生態農場的菜可以做孩子們的食物，也可以供應給伊西奧洛鎮……」保羅在孜孜不倦地向我介紹，「現在舊的那個有46個孩子，等到新的開門，就可以容納80多個孩子了。」
我其實沒有很認真地聽，因為跟著他走了一路荊棘地，我的「人」字拖紮了一腳底板的刺，刺刺入心。我實在忍不住，要求坐在石塊上拔刺。他一把就把我扛起來，扛到房裡的木凳上放下來，然後很奇妙地不知從哪裡拿出一部筆記本電腦，放映他的《搭車去自由》（Hitchhike to Freedom）的短片，講述他是怎樣一步步地從波蘭移民到英國，到放棄酒店經理的工作，到搭車橫穿亞歐大陸，再到抵達非洲，遇見意大利女士羅珊娜，到開始一肩攬下Fursa兒童中心。
可是我只覺得麻木，我既不覺得震撼，也不覺得感動。他說小繆在看到帳篷搭起來的學校時哭了，可我哭不出來，我見過比這更糟的景象。
「他們來看過新的兒童中心嗎？」我指那些孩子。
「他們和我一起散步來過，都很喜歡這裡。大概還有一年，就可以搬過來了。」
50公里的路，小孩子們就散步一樣一路走過來。
「你別小看他們，他們去哪裡都是走路，體力比我們好得多。」
因為難得有摩托車，保羅想把重要的事情都辦完。於是我們又折回鎮上，沿著A2公路一路往北騎，到一個叫作噶萊馬拉的地方，這裡是愛爾蘭夫婦開的圖爾卡納兒童救助中心，像模像樣，有明亮的教室、學生宿舍和教職工辦公室，儼然一所正規小學。保羅是來向有經驗的人士求助的。「新來的兩個女孩，腳指頭被jigas咬得不像樣子。」保羅拿出手機照片給他們看，「你們都用什麼辦法治？你知道我沒有太多錢。」
我看了一眼照片，頭皮都發麻。照片上，女孩的腳指甲已經被完全鑽空，指頭上全是坑坑窪窪的黑洞，這還是腳嗎？！說自己有密集恐懼症的人恐怕要暈過去。
「Jigas」到底是什麼？保羅的英語沒法兒向我解釋清楚，但他恨「jigas」恨得牙癢癢，說狠心的鄰居們就看著這兩個沒父沒母的小姐妹被蟲子活活吃掉，家裡還有一個瞎眼的老奶奶，什麼都管不了。兩個女孩自己走來兒童中心的時候，姐姐的眼睛流著膿，妹妹則直喊腳指頭疼。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石蠟泡熱水，每天晚上睡前給她們泡一次。不要碰傷口，也不要讓其他的小孩子碰到。要隔離。」
回國後我才查出來，這種吃人的小動物叫作「jiggers」，俗名叫作「沙蚤」，學名是「穿皮潛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拉丁美洲都有，但目前非洲的受害人最多。這種世界上最小的蚤生活在沙土地裡，潛入真皮層繁殖，直接從血管裡吸血。它們不只啃食人的腳，牛、羊、狗也不放過。因為被寄生的孩子多是穿不起鞋的，家裡也鋪不起水泥地，長年赤腳踩在沙地上，沙蚤極易從腳趾進入身體。被沙蚤寄生的宿主不會死，但極容易二次感染，得破傷風、壞疽或其他致命的病。
有沙蚤的兩姐妹是克裡斯汀和希羅，她們找到Fursa兒童中心也只是兩天前的事。按照流程，義工去她們村瞭解情況，發現確實沒有親戚有能力照顧她們，向保羅匯報之後，今天才正式接納她們倆加入中心。中心現在有46個孩子了。
為了準備晚餐，保羅帶著我跑遍整個鎮上的大小超市，只搜刮到兩盒金槍魚醬。
老Fursa就在大市場的背後，經過一個體育場、一片荒野，拐進一條小巷。鐵門內是一小塊黃土的平地，是集合的場所；左邊的小木屋是大男孩的宿舍，正中的平房有兩間，分別是男孩宿舍和女孩宿舍；一個大的圓筒蓄水箱立在廚房邊；保羅的住所和廚房很近，也是一棟平房，遊廊的水磨石地板擦得珵亮，外面是客廳，裡面則是他的房間和一間客房。
克裡斯已經回來了，在擦拭他的愛車。孩子們都圍在他的四周，大眼瞪小眼地看他。他自稱是機械師，車子在路上無論出了什麼問題都能自己搞定，還說自己收藏有全部顏色的小綿羊。
「粉色的也有？」我挑釁地問。
他瞇著眼鄙視地看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還真有，在德國的家裡。」
「你叫什麼名字？」一個穿綠色T恤的男孩問我。
「Trix（特麗克斯）。」
「你是繆的姐妹嗎？」
「我認識她。」
「一會兒他們會再問你一遍。」克裡斯悄悄地給我使眼色。「我叫什麼名字？」他問四周蹲著的小朋友們，小朋友們搖搖頭表示不知道。克裡斯苦笑著說，你們可是問過我無數遍了。
志願者來來去去，最長的待幾個星期，最短的如克裡斯和我只待兩三天，想讓這些孩子記住所有的異國名字是不現實的。
他們對修車的德國人的興趣很快就轉移到了我的身上。「你會功夫嗎？」「你認識Jackie Chan（成龍）嗎？」「你認識Jet Lee（李連傑）嗎？」現在輪到我一臉苦笑了。
迄今為止，我進入肯尼亞後最常被問到的三個系列問題是：一、你是來修路的嗎？二、你會功夫嗎？三、你吃狗肉嗎？
修路系列問題不僅僅局限於修路。「你是來考察的嗎？」「你是來做研究的嗎？」「你是來勘礦的？」讓我羞愧地覺得來旅遊實在是最沒出息的答案。功夫系列的問題還包括空手道、柔道、飛天遁地水上漂，以及是否認識成龍、李連傑和甄子丹，中國動作片傳遍世界的同時，也為中國的旅行者帶來了江湖名氣。狗肉系列則包括一切本地人認為噁心的食物，比如所有海鮮——章魚、蝦、蟹等，以及蛇肉和青蛙。
保羅讓孩子們為來訪的客人表演。四十來個孩子全部站在院子裡，最小的只有三四歲，最大的有十六歲，站成三排，領頭的是個大男孩。他們拍著手唱斯瓦希里歌曲，我隱約聽出歌詞裡有「挖豆豆」這個詞。這首歌在說什麼？
「Watoto是斯語『孩子』的意思。請世界不要忘記非洲的孩子，我們還在挨餓。」大男孩說。
所謂的客人，其實只有我一個。法蘭克和普瑞希拉到了之後就閃進客廳，在裡面放起了爵士樂，再也沒出來過；克裡斯和湯姆因為不願喝常溫啤酒，騎著摩托去鎮上找酒吧了。20分鐘後，他們搬了一整箱塔斯克啤酒回來，凍得滴水。
唱完了兩首歌，孩子們表演圖爾卡納舞，與馬賽人的跳高舞有些類似，也是跳躍的舞蹈。然後他們轉移到遊廊上跳街舞，每個小朋友都要到中間扭一段，雖然被推進去的時候都很害羞，但哪怕最小的男孩都扭得有模有樣。
沒有人在乎。客人們在裡面大飲啤酒，談天說地。
天已經全黑。廚娘讓孩子們排隊洗手吃飯。46個孩子呼啦啦地全都擠進了遊廊，貼著牆根坐在水磨石地上。廚娘從矮牆牆頭遞進來一個個鋁盆，盆裡是一團燉甘藍和烏咖喱。接過飯盆的孩子們大喇喇地用手抓著烏咖喱往嘴裡塞，吃得一頭一臉都是白渣。沒有人講話，只有狼吞虎嚥的咀嚼聲和沙沙的衣服摩擦聲。有的女孩邊吃邊從嘴裡丟東西出來，可能是甘藍的硬莖，甩得一地都是；有些更小的孩童不會自己吃飯，就等著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吃完再塞給他們；大些的男孩坐在另一側的地上，看到我在看他們，都有了青春期的羞澀，稍顯斯文地往嘴裡送著食物。
客廳的燈光瀉在遊廊的地上，裡面的音樂傳出來，是鮑勃·馬利的《唯一的愛》，聽得到克裡斯和湯姆的笑聲及酒瓶的碰撞聲。今天裡面餐桌的菜單是金槍魚意大利面配番茄捲心菜牛油果沙拉。
只是一道遊廊之隔。
「我剛來的時候，他們用桶吃飯，所有人都在桶裡吃。至少現在都有自己的飯盆。」保羅在我身後說，「一會兒他們吃完，你給他們分餅乾。每人三塊。」
整個吃飯的過程可能只用了10分鐘。地上有食物的殘渣，踢得滿地的鞋子，沾了烏咖喱的翻倒的鋁盆。孩子們重新排好隊，等著派發餅乾。只是最普通的綠色包裝家庭牌原味餅乾，在馬他突車站隨處可見，不到20先令就可以買上一長條。餅乾的包裝都還沒有拆開，一隻隻小手就已經伸在我手邊等著要了。也有孩子爭搶，搶到餅乾的孩子得意地在旁邊飛快地把餅乾塞進嘴裡，小小的孩子則仰著頭，淚光閃閃地期待。
我做不了這事。正好普瑞希拉出來，我趕緊把分發的活兒交給她，自己只是低著頭，默默地拆包裝。
飯前還在和我一起唱歌跳舞的孩子，剛才還讓我覺得與之平等的孩子，在奢侈的零食麵前現出了一種讓我陌生的急迫渴求。只是三塊餅乾，可以讓他們發自內心地高興，也會引發一本正經的爭奪。他們與我終究是一樣的，不過底線不同，一個只在乎身體感官的即刻滿足，另一個則要剝開層層肌理去尋找答案。身後的保羅或許已經習慣這一切，也已經習慣於站立著伸出施捨的手；身旁的普瑞希拉也已經習慣於這一切，她或許也這樣生活過。但我做不了這事。我看不得他們用那樣渴求的眼光盯著我手中的誘惑，似乎我本身也在其中急切仰望。
明天就要搬進Fursa，不知道會不會是個錯誤。
帶著所有的行李，我搬出「共和國」，沒等我搬入兒童中心就已經開始執行第一項任務——和保羅一起領著克裡斯汀去醫院看眼疾。相比她被沙蚤咬得千瘡百孔的腳，不停流淚流膿的眼睛似乎更是當務之急。
和我一起坐在後座的社工穆罕默德還是大學生，在Fursa義務志願，負責收容兒童的家庭背景調查。克裡斯汀帶著妹妹來中心的第二天，他就出發去她們的村裡，確認確實是沒有成年親屬有能力照顧她們之後，才向保羅匯報，建議收容。
Fursa中心的孩子大多是街頭兒童，流浪時被保羅或其他人發現，進行背景調查後帶回來，提供住宿、食物、基本教育、醫療和康復咨詢。他們不一定是孤兒，其中的一些可能家人都健在，但這些家人無一例外本身缺乏照顧兒童的能力，甚至自顧不暇。除去最單純的貧困境況，還可能是單親家庭、一方再婚後原配偶的孩子被驅逐、家庭暴力、吸毒或酗酒、性虐待、患有疾病（通常是艾滋病）或者溝通障礙。
吸毒與酗酒在伊西奧洛不稀奇。「共和國寄宿處」的老闆阿卜迪神情恍惚，講話節奏古怪，直接原因就是桌上的強力膠。吸膠是最普遍的吸入劑濫用現象，不只是大人，街邊的修鞋人甚至會把強力膠以極便宜的價格賣給街頭兒童。Fursa的兒童中也有一些有吸膠依賴，因此需要義工和保羅的監督和心理輔導。所以，不是每個孩子都心甘情願在Fursa住下，一些孩子跑來，編造些瞎話，住上幾天，混口飯吃，又趁看門人不注意時跑得無影無蹤。
「他們不願意待在Fursa，寧願在街上做些體力零工掙工錢，有了工錢又可以去買膠。但在Fursa他們必須守規矩。」穆罕默德說。
鎮醫院倒還算敞亮整潔，比起醫院更像是幼兒園。保羅和穆罕默德為了掛號跑來跑去，根本顧不上走路都困難的矮小的克裡斯汀，我就自告奮勇帶著她在眼科旁等他們。她穿著過大的紅T恤，領口不時從肩膀滑下來，一條辨不出花色的及膝裙子，胳膊上蒙著一層不知是白灰還是皮屑的東西，右手一直擠揉著右眼，右眼則不停地流出黏稠液體。她一直用髒兮兮的袖口擦眼睛。我連她的五官都看不清楚，全部皺成一團，顯出痛苦的神情。
我從藥房要了一張紙巾，遞給她擦眼睛，告訴她不許再用手，然後給了她一顆糖。她一聲不吭地接受了。沒有對視的回應，也沒有任何表情。
醫生說她是風沙引起的眼病，加上用手不衛生引發炎症，開了眼藥水。保羅拿著長長的賬單，包括登記費、掛號費、診詢費、醫藥費，歎了一口氣。
回到Fursa，我把大包扔上了克裡斯的床。他一大早就和法蘭克上路了。「普瑞希拉怎麼辦？」我問保羅。他只是諱莫如深地笑了笑。
院子裡突然吵鬧起來，我們趕緊出去看。是廚娘法麗達嬤嬤。她嘴裡罵罵咧咧的，站都站不穩，衝著院子裡零星的幾個孩子發火。保羅讓所有的孩子都回房間，小小的腦袋擠在門縫裡往外偷看。
「你也進去。」保羅命令我。我沒動。法麗達嬤嬤開始對著我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什麼「你們中國人……」，後面的我聽不明白，然後是「不要跟我講什麼英語……」，然後是「朗姆」。
「她喝得爛醉，在發酒瘋，你進屋。」保羅再一次命令我。
我不情願地挪回客廳，像其他孩子一樣，盯著成年人間的僵持。法麗達嬤嬤似乎對保羅很不滿，面對這個醉酒的三十來歲的女人，保羅既語言不通，又手足無措，還氣憤難當。
「穆罕默德，你讓她走，不要再回來！這不是她第一次喝醉了，我怎麼和她說的，酗酒的人不許在Fursa工作。」保羅只能讓穆罕默德當翻譯。
法麗達嬤嬤不願意走，一直在嘟嘟囔囔罵罵咧咧。「她說她不走，她要加工資……」穆罕默德轉述她的話，顯然他對一個女人也不能怎麼樣。
「我才給她加過工資，又找我要！讓她趕緊離開，我不想再見到她。」保羅轉身回到客廳。
法麗達嬤嬤在院子裡鬧騰了很長時間，踢球回來的孩子們看到這樣的場景，驚訝地問我發生了什麼。我只是如實回答。
「我最不想讓孩子看到的就是這樣。酗酒！這樣的大人會給他們造成什麼影響！」保羅很生氣，氣得手都在抖。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抖得這樣厲害。雖然認識的時間不長，但我從來沒見過他笑，也很少看到他和誰開玩笑，總是一副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一個人死扛的堅忍勁，但明顯感覺到他力不從心。這裡所有的開支都是他一己承擔，再有就是依靠社會捐贈。他是四十來個孩子的爸爸，卻很難和他們建立起一種互相信任的關係，孩子們的年齡普遍都偏小，不能理解保羅的苦衷。我看到他在很努力地將一些小事做好，比如一筆筆地計算出這個月的賬單——他戴上老花鏡，在計算器上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按按鈕，然後寫在筆記本上。看得我一陣心酸。他可能四十歲都不到，卻被一種沉重壓得透不過氣來，我隱約覺得，還差最後一根稻草。
法麗達嬤嬤被趕走後，孩子們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成熟老練。大些的孩子都自覺地在廚房裡忙活，男孩子們劈柴燒火，準備煮烏咖喱；女孩子們抱出一大筐帶泥的甘藍，我也幫忙擇菜，擇完直接丟進盆裡。女孩每人手裡拿上一把甘藍，捏著沒有刀把的刀片把它削成細絲。他們來到Fursa前，也都是這樣照顧自己的，甚至照顧父母。
大男孩們都已經可以用英文和我說笑了，但他們更關心的是中國人怎麼生活。「中國孩子可以買酒嗎？肯尼亞規定要十八歲才能買酒和喝酒。」「中國有非洲人嗎？中國人喜歡我們嗎？」「你來自哪裡？像內羅畢一樣繁華嗎？」「你有兄弟姐妹嗎？有幾個？」
這些簡單的問題我卻難以回答。中國孩子不用借酒消愁，他們除了考試和升學沒有其他大不了的煩心事，有的孩子還會因為考不好而自殺，這對很多上不了學的孩童怎麼解釋？中國有非洲人，廣州就有很多，但是有些中國人管他們叫「老黑」，中國人又為什麼瞧不起黑人呢？我居住的城市比內羅畢還要繁華，還要富裕，但要如何描述呢？中國的兒童大多沒有兄弟姐妹，因為有計劃生育政策，一個家庭生太多的孩子只會變得貧窮，但要怎麼向出生在有十個兄弟姐妹家庭的孩子說明呢？
晚飯後他們都自覺地鑽進小屋睡覺。都是上下鋪，好幾個孩子擠在一張床上，被隔離的克裡斯汀和希羅兩姐妹佔了一張床。Fursa沒有自來水，孩子們的廁所是木板房裡地上挖的一個洞，我進去一次就要被熏倒了；洗澡的地方則是一個吊腳的木箱子，提著一桶水進去蹲著洗。下午我趁他們出去踢球的時間跑回「共和國寄宿處」，就著涼水沖了個澡，上了個廁所，個人的衛生狀況還不算太糟。但圓筒水箱裡貯存的水似乎已經用完了，我連手都沒地方洗，只能用剩下的一點兒礦泉水漱了漱口。保羅是怎麼在這樣的環境裡一待數年的？
小孩子們被趕進自己的宿舍後，保羅邀請了六個男孩進入「內圈」與我們一同吃晚飯。「要讓他們建立起責任感，我一個人做不來。」
他們是：很聰明的托尼，在Fursa已經待了近七年，現在在讀中學，和我聊起天來滔滔不絕又不失分寸；害羞的查爾斯，是每個小團體中都會有一個的憨大哥；心事重重、一言不發的恩布，他剛賣力地劈完柴，和托尼是好朋友；兩個小一點兒的男孩安東尼和納羅克，健壯的足球小將和跑腿小夥計，保羅日常需要的香煙、凍水、土豆、鹽什麼的都由納羅克負責採買；最後是戴著畫家帽的詹姆斯。
我不知道對於男孩們來說，進入「內圈」是不是一種殊榮，只有托尼表現出了一點兒輕鬆感，其餘的五個男孩幾乎一致地凝重。保羅不苟言笑地將意粉分到了每個人的盤中，大家只是吸溜地吃著細長的麵條，沒有人說話。保羅幾乎視我為無物，對每個男孩語重心長地強調晚宴的主旨：在座的是這個兒童中心最優秀的群體，要為更小的孩子做榜樣。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能成才，讓兒童中心驕傲。
詹姆斯只是默默地捲著意粉，幾乎不往嘴裡送；托尼點著頭，露出贊同的神色，這男孩以後一定很會交際；恩布則是由頭至尾沒有說過一句話；查爾斯有時會和我眼神一交會，就羞澀地低下頭去。兩個小孩則吃得心花怒放，把詹姆斯沒動過的通通倒進自己的盤子裡。
下午我們玩拍手的遊戲，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圍成圈，拍一次手是繼續輪到下一個人，拍兩次手是逆轉回到上一個人，誰的反應慢誰就被淘汰，獎品是一根棒棒糖。我和保羅都參與其中，在我和眾小朋友的協力合作下，保羅被踢出局，大家一起過來和我擊掌歡呼。也是從遊戲中，我發現了很聰明的幾個孩子，還有很天真的幾個，不太靈活的，和喜歡耍賴的。詹姆斯是三次遊戲中的兩次冠軍，把他的棒棒糖分了一根給一個女孩，所以我留意到了這個戴畫家帽的聰明又沉默的男孩。
「你為什麼不吃意粉？不喜歡嗎？」我碰了一下他，問。男孩們的「內圈」晚宴已經結束，都被保羅要求回到自己的小屋。詹姆斯叼了根草稈，坐在遊廊旁的黑暗裡。
「我不想變成胖子，所以不吃超出我飯量的食物。」他的回答很讓我驚訝。在食物常常匱乏的環境裡，他竟然有意識地在注意自己的飲食。
詹姆斯的父母都在2010年過世了，母親是他最愛的人。「她病了很久，沒有人顧得上我，所以我住進Fursa。有一天晚上，我夢見媽媽死了，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回家，他們已經在埋葬她。我在土上面挖啊，挖啊，可是再也看不見她的臉。」
我幾乎沒見詹姆斯笑過，即使他贏得了兩次遊戲，都沒有笑過一次。在Fursa，沒有雙親的孩子很多，也有孩子恨自己的父母，那些酗酒的、打小孩的、不顧家庭的，但像詹姆斯這樣對媽媽依舊保有著的深刻依戀，我在其他孩子身上沒有覺察到。但我只是個過客，不能為他帶來徹底的改變，最好的方式只能是讓他在自己的環境裡更加適應一些。我說：「如果你覺得心裡很難受，可以和保羅聊一聊，相信他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我其實沒和保羅說過幾句話，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記不記得我的名字。保羅每天都很忙，沒有時間聽我們說這些無關緊要的心事。」
一陣沉默。伊西奧洛的夜空星星很多，也很清晰，但讓你無法輕鬆地讚歎說好美。每一顆星星都是一個孩子，都背負著一個故事。
「我媽媽說，每顆星星都代表你的一個朋友，你們的友誼越深厚，那顆星星就越亮，Trix，你相信嗎？」
「那我們的友誼就是那顆星。」我指著正東方的一顆星說，「我相信你媽媽的話。以後你看到那顆星，就要想起你在中國有一個朋友。」
詹姆斯是一個敏感細膩的男孩，這樣的性格在粗糲的環境裡會受到很多傷害，這是他的磨煉也是他的稟賦。我對他說：「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個詩人，或是小說家，你可以感受到很多旁人感受不到的東西，這是上天給你的禮物。就像上天給了安東尼足球運動員的身材，給了他很健壯的小腿和靈活的腰；給了法蒂瑪長頸鹿一樣的脖子，讓她可以優雅地跳舞。宇宙給每個人都準備了驚喜，可是你要去發現它，使用它。」
他懷疑地看著我，說：「Trix，可是我從來沒有寫過什麼。我真的可以嗎？」
說真的，我不知道。這不是一個沒心沒肺的童話，沒有「從此以後，在兒童中心長大的男孩詹姆斯用他的小鉛筆頭在筆記本上記錄，經年累月，寫出了一部震撼肯尼亞的自傳體小說」這樣的結尾。我不知道詹姆斯的故事會有怎樣的結尾，但即使他的生活寫不成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也沒有關係。他不用成為保羅寄予希望的人才——我不知道怎樣的人才是「人才」。保羅和我是人才嗎？法蘭克和普瑞希拉算不算？收集摩托車的克裡斯和畫地圖的湯姆呢？他也不用成為我看見的詩人或小說家，他只要成為他自己——不再活在母親離世的悲傷中，也不活在虛無縹緲的幻想裡。
入夜後，保羅把這棟平房的所有門窗都上了鎖。兩個星期前，這條巷子的巷尾發生了槍擊事件，一個男人被打死，屍體就橫在街上。保羅還煞有介事地告訴我，本·拉登在被美方發現前，藏匿的地方就在伊西奧洛附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你這間房被人闖進來過，就是從這個窗戶進來的。不過現在我讓孩子們拖了刺灌木放在外面，比較安全。」
我鑽進睡袋，太熱；睡在墊子上，又覺得哪裡都刺癢。戴上耳機聽音樂，想著克裡斯和小繆都在這張床上將就過，那我也能撐過去。然後就察覺保羅進來了。我住的房間沒有門，只掛了一個布簾子，所以敲門都省了。
「有事嗎？」我隱約已有預感他晚上會進來。
「你介意我在這裡躺一會兒嗎？」保羅問。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出現了。
我介意。出門在外，我不怕吃苦，也有極好的忍耐力，我盡量不去煩擾別人，也最厭煩自己的空間被別人侵犯。但凡寄人籬下必有此困擾，這也是我不願當沙發客的一個原因。搬來Fursa是我考慮過的決定，因為希望多一些經歷，既然這也是經歷的一部分，我只能面對。我沒好氣地問：「你不會是要跟我睡吧？」
他乾笑了兩聲，說：「我只躺一會兒。」
我用有力的聲音說：「保羅，聽我說。我決定來這裡不是因為我對你有感覺。如果你躺下只是為了一個人類的陪伴，我可以接受。」我用了human being（人類）這個大詞。
他苦笑，說：「好吧，就當我是為了一個活人的陪伴。」
黑暗中的沉默。一個裹在睡袋裡像條死蟲子的我，一個尷尬、寂寞、無力的46個孩子的爸。他拉起「死蟲子」的手，攥在手心裡，說：「人類的溫暖真好。我希望你留下來，不是為我，只是為了這些孩子。我們可以一起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深夜的聲音顯得特別響。
我問：「保羅，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是法蘭克，不是克裡斯？」
「他們不關心。法蘭克以前在特種部隊服役，他早就對人性失望了。他和普瑞希拉的關係也是資助人和被資助人的關係，他資助她上大學，她用身體交換。至於克裡斯，我沒有和他深聊過，他只是個貪玩的年輕人。你關心那些孩子，他們也喜歡你。你留下來會對我幫助很大。」
我其實沒有過一絲遲疑。我說：「保羅，我問一個問題，請你不要介意。」
他讓我問。
「……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我不止一次地聽你說起希望他們可以聽話，可以好好學習，出人頭地，但是如果他們都做不到怎麼辦？他們如果真的不能成才，你會不會後悔付出這樣多的心力？」
他沒有回答。
我不會留下的。我也只是個過客，只是保羅把我當成了局內人。我雖然喜歡看到孩子們的笑臉，雖然能叫出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但是我之所以可以專注於這些瑣碎而不覺厭煩，是因為這日子對我來說有盡頭。我不會一直過沒有水的日子，不會永遠為洗一個澡穿過整個鎮，不用每天醒來眼前跳出的是巨大的財政問題和46張嗷嗷待哺的嘴。我最怕的就是承擔他人的責任，他卻要將這麼大的一個擔子交給我。請原諒我的軟弱和殘酷，我做不到。
他很無奈。我能感受到他有多需要一個人為他分憂，或許這一請求向小繆也提出過，向其他因為各種原因來志願服務過的人也提出過。
一個人要多強大，才能問心無愧地說，我能幫助別人。當自己的力氣被逐漸耗盡，疲累地躲在義工、志願和善舉的名義下，沉溺在別人的痛苦中，如果不是在滋養已經膨脹的自我，就是為了無須再面對自己。一個沒有力氣愛惜自己的人，沒有能力去指引他人的生活，哪怕他人在生理上有殘缺，在物質上有匱乏，也不見得你比他更完整，你比他更豐裕。
耶穌說，愛你的鄰居，像愛你自己。
愛你的鄰居前，愛另一個國土上的兒童前，首先要愛自己。世間所有的愛，如果不是來源於一個自愛的自己，便都是虛偽。以犧牲為名，一旦付出沒有回報，就會以兩敗俱傷為結局。「我為你付出那麼多，為什麼你不能體諒？」這時交易的真相才真正暴露。
只有真正充沛的能量才可能流淌。它不是單方面的虛耗，它與更強大的源頭相連接，像一個小圓與大圓的圓心重合一般，源源不絕地獲得補充。流向他人的愛意不應讓我們覺得更貧瘠，反而應感激這種分享。像一朵承載過多水汽的雲一樣，潤澤萬物的同時也疏解自己。
我不相信組織與名號，我只相信親眼見到的人。他們散發出的是一種怎樣的能量，他們在付出的同時是不是也在從中獲得，他們的能量是不是來源於自身，他們期許的結果是什麼，還是付出本身就是一種完滿。他們努力為著更美好的世界做出努力時是否自身也變得更完善和充實。我也不相信「犧牲自我，造福世界」的偉大標語，連小我都不能照顧好的人，沒有資格讓全世界感恩戴德。
只有每個人都能承擔對自己的一份責任，一個國家的父母能承擔起父母的責任，生育時能承擔起撫養的責任，酗酒時能想起還有做飯的責任，這個國家的兒童才有希望。這種意識的扭轉比開一家兒童中心要難得多，但也只有意識的扭轉，才可能帶來希望。
總是由別人擦屁股收場的人，永遠都可以繼續闖禍。
世界上擦屁股的人還不夠多嗎？
走的時候是清晨五點，孩子們都還在睡覺，只有詹姆斯已經起床送我。我把手上的一條犛牛骨串珠悄悄地戴在他的細瘦手腕上。他問我：「你還會回來嗎？」
搭上吸膠的阿卜迪為我安排的車，前往第二站——馬薩比特。
3.遇見安吉拉
到了馬薩比特，才知道伊西奧洛是多麼可愛的一個繁華城鎮。這裡一點兒都不像猛犸象的家園——《孤獨星球》用這句話誘惑了我——雖然有一座被森林覆蓋的高山，但是到處都是灰濛濛的，感覺像是剛剛經歷過一場地震，人們臉上有一種驚魂未定加麻木不仁的表情。傑傑旅館很顯眼，就在馬薩比特的主幹道A2公路上，一棟方正的四層小樓，竟然還有一個像模像樣的花園，讓我十分歡喜。抵達的時間是下午一點。我已經兩天沒有好好洗過澡，沒有刷過牙，當下急著上廁所，肚子又餓得咕咕響，只想趕緊把大包扔到地上，趕緊排空加補給。但是旅館的門房實在磨嘰，說500先令的單人房間已經全部客滿了，只剩800先令的雙人房，還不是自帶衛浴的，還不肯給我一點兒折扣。我繼續耐心地咨詢有什麼方法從馬薩比特到圖爾卡納湖，得到的回答是「我怎麼知道，我可從來不去那裡」的事不關己和「你只能碰碰運氣自求多福」的幸災樂禍。
他身為門房，對於交通工具卻一無所知，讓我十分不解，更讓我不解的是，我明明是清清楚楚地問問題，卻總是天南地北地被繞暈，最後問了什麼都忘了。我不知道是自己理解能力有問題，還是他在故意地顧左右而言他。我很生氣，覺得北部人既不友好又不實在。用了公共廁所之後我就在接待處坐著。然後，我遇到了對旅途繼續異常重要的一個人——修女安吉拉。
我已經不能清楚地記起修女安吉拉的樣子，我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她是修女的呢？她既沒有穿那種黑邊白框的修女肩衣，也沒有一身黑袍，印象中她脖子上甚至沒掛十字架。她十分瘦小，拖著一個巨大的行李箱，似乎是出差途經馬薩比特。她也要一間單人房。當然沒有。
我們對視了一眼，一下就達成共識，決定一起分享一間雙人房，這樣比計劃的單人房還要省100先令——雖然還不到人民幣10元，但確實讓我很高興。她的言談間總是提到修女（sister）和神父（father），但是我一開始並沒有反應過來，以為她只是在提及家庭成員，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我有幸遇到了傳說中的傳教士。
在各種旅遊指南上，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幾種在北部的交通方式，其中的一種就是搭傳教士的車，因為他們總是在各種條件最艱苦、交通最不便的鄉鎮間穿梭，傳播福音。另幾種方式分別是搭運貨卡車、蹭非政府組織的車或者自駕。修女安吉拉告訴我，據她所知，北霍爾天主教會的安東尼神父在下個星期一會去圖爾卡納湖東岸的羅揚加拉尼（Loiyangalani）。正是我千方百計要去的地方，真是天大的好消息！這天是星期四，我有三天的時間先去北霍爾與神父會合，再搭教會的便車。
安吉拉將我的問題簡化成「找一部車去北霍爾」。她馬不停蹄地帶我去運貨大卡車的集散處，問當地人這幾天有沒有車拉貨去北邊。他們似乎都認得她，很禮貌地建議第二天再來問。安吉拉叮囑我第二天必須隨時準備好上路，卡車說走就走。她則會搭一早的卡車去另一個鎮。
4.前往北霍爾的卡車之旅
我在清晨五點多睡眼矇矓地醒來時真切地被嚇了一跳。黑黑小小的安吉拉正把極短的頭髮窩進織帽裡，她轉過頭來向我打招呼，讓我覺得彷彿身處異星。
送她去乘卡車的地方，那些裹著粉色圍布、頭上插著花和鳥毛的桑布魯莫蘭在舉著他們的長矛往上爬，那些戴了八層串珠、手提空空牛奶桶的朗迪耶婦女也在往上爬。我心想，這是多麼奇妙的體驗啊！於是也很期待自己的卡車之旅。
下午四點，我終於爬上三層樓高的卡車頂，和浩浩蕩蕩的本地大軍一同前往北霍爾。
再見了，馬薩比特——這個從抵達的第一刻我就在盤算著怎麼離開的小鎮，全城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旅館餐廳和一家猶太人開的先進無比的超市，在那裡你甚至可以買到葡萄適。再見了，這個以一個叫作「馬薩」的人命名的地方，不知道他在「馬薩的家」有沒有過快樂時光。再見了，博拉納人與加布拉人的戰鬥之地。雖然這兩個部族都是奧莫羅族的支系，但從1994年開始，兩個部族就牛群的所有權展開了自相殘殺，死傷多少無從考證，但我猜最後博拉納人贏了，因為要去的北霍爾是加布拉人的聚集地，他們留在那裡放駱駝了。
卡車的頂是不能站人的。支雨篷的鋼架就是乘客的座位，下面的空間全部用來堆貨，能夠從包裝上辨別的有成箱成箱的餅乾、礦泉水，看來是給北霍爾小賣部的補給。慶幸的是車上沒有牛，因為北部大多數流血事件都是由牛引起的。車頂上有二十來個人面朝車頭的方向，抓住鋼架，排成三排，擠得緊緊地坐在鋼條上，後排人的腳可以垂到貨倉裡，前排人的腳不能放下去，因為已經有人佔據了貨倉前部的有利地形，窩在了成包成包的捲心菜上。他們的腳只能蹺在貨倉前沿的一段狹窄平台上，也就是我背朝車頭坐的地方——這似乎是最好的「座位」了，因為司機煞有介事地示意我這個唯一的穆宗古坐在這裡。
開車之前，我就已經充分做好了預備措施：穿上最厚的外套，外套口袋裡放了巧克力糖，大背包藏在座位的下方，手邊放了礦泉水，頭則用棉布圍巾裹得只露出眼睛——天知道這一路要吃多少灰——這也是我無法對周圍事物做出全面觀察的主要原因。條狀視野範圍之內，沒有見到桑布魯人或圖爾卡納人，大多是裹著彩色花布的博拉納婦女和戴著刺繡小帽子的穆斯林男人。我的左邊是一大包甘藍，用繩子拴在鋼架上，像個人似的倚在我的身邊；右邊是一個端著AK47的顫顫巍巍的老人，槍口直指著天空，我又開始擔心老人會不會在顛簸的卡車行程中一槍轟掉自己的下巴；面前是千瘡百孔補了又補的一個青少男的牛仔褲襠部，他的兩條腿無處可放，只能蹺在我的身體兩邊，我從頭到尾沒見過他的臉，只記得他穿的是阿迪達斯運動鞋；我背後的車頭上不知道爬了多少人，但有一個人，從一開始靠在我的背上漸漸地變成了坐在了我的肩上，我可以理解他稍微往外坐一點兒就會翻下車去的困擾，但騎著一位外國女士的脖子似乎不是一個禮貌的舉動。
和坐馬他突的情況類似，除了我一個人在想盡辦法趕緊找個舒適的姿勢入睡外，其餘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像小學生春遊一樣，大家快樂地聽音樂、拉家常、含棒棒糖（永遠的棒棒糖！）……你知道這一路要坐多久嗎？整整12個小時！
如果不提騎在我脖子上的那個人，其他人倒都算友好，雖然語言不通，但坐在貨倉裡的人總是不聲不響把我垂下去的腿腳挪在適當的地方，這樣我就不用繼續踩在他們肩上；坐在我前面的破襠青少男總是小聲地關懷——「我的朋友，你還舒服嗎？」太陽還在的時候，我一直回答他「舒服」；傍晚開出城外的時候，我看著美麗的落日，回答他「很棒」；晚上十點左右，卡車在一片舉目無人的漆黑中卸貨，青少男跟我說「我們到Maikona（邁卡納）了」時，我還有心思跟他開玩笑說「為什麼是我的角落（my corner）不是你的角落」；午夜時分，卡車開進無邊無際的扎比沙漠，我已經什麼話都說不出，只有淚千行，覺得今晚若能平安熬過就是大幸；到凌晨三點，我已經像死屍一樣吊在車上，覺得不如去死，不想再活受罪了，我這是圖什麼啊！
我終於明白大家為什麼不睡覺了，因為根本沒有辦法睡。坐在車頂的人只要一鬆手，就會從三層樓高的地方掉下去，不死也是殘廢；坐在我這種位置的人，一旦不能清醒地支撐自己的身體，就會像身旁的甘藍一樣被顛簸的卡車肆意拋擲，被四周的鋼架磕得鼻青臉腫、遍體鱗傷；只有在貨倉裡的人稍顯幸運，可以在捲心菜和胡蘿蔔堆裡調整睡姿，盡量塞進蔬菜的空當，盡量舒適一些。
在沙漠裡行進根本沒有路，全靠司機憑著經驗辨別方向。他們是憑著什麼呢？是天上的星象？是金合歡的分佈？還是前人留下的混亂車轍？那些有經驗的沙漠嚮導，即使是盲的，也能嗅出風沙裡的濕度，判斷出風從哪裡來，而人又該往哪裡去。
順著車燈照亮的方向看去是一片沙漠，轉個方向照亮的還是一片沙漠，單調的地貌讓你覺得自己已經出現幻覺，覺得卡車似乎沒有在動，只是面前的場景幻燈片一樣地不停翻動，一幅幅沙丘的圖片立起來，翻下去，又一片立起來。為了不被幻覺所迷惑，你抬頭看天。天上的星星倒是很亮，也只有在這樣單調的地貌裡，人類蹤跡很少的環境下，才能看見這麼亮、這麼多的星星。但是很快地，你的眼球就被一陣黃沙打得生疼，你知道我們的卡車又被沙塵暴追上了。沙漠裡龍捲風一樣的沙塵暴是唯一的活物，它們不知道從哪裡升起，像鬼魅一樣跟著我們的卡車，追不上時，你能清楚地看見它，一旦被它追上就是一頭一臉的昏黃。
我終於覺得，要死了。但不想哭。覺得靈肉分離了。看著自己的身體像一具臭皮囊一樣被任意摔打，已經不覺得疼了。我咀嚼著殘留在記憶裡的一些美好畫面，想起自己也曾幸福過，也曾付出和被寵溺過，和愛著的或愛過的人一起放聲大笑過，在雪地裡追逐奔跑過，把手放在對方溫暖的大衣口袋裡過，在喧鬧的老城喝一杯甜茶，相看兩不厭過……人死之前，看到的是不是都是無比眷戀的場景，所以覺得這一世並不枉走，所以還想一次一次地回來？真是奇妙，即使只是品嚐過一點點的甜，也能讓人熬過不可思議的苦難，人只是依靠這樣微小的滿足感存活吧？
……你要清醒！萬一這就是最後的5分鐘呢？你已經挺過11個小時55分鐘，萬一這就是最後的5分鐘呢？車上的人都這樣的安之若素，你又憑什麼倒下呢？你如果就這麼倒下，就是前功盡棄。到了北霍爾，還有一場仗要打，你必須清醒。
於是我只是死死地抓住鋼架，即使眼皮再也睜不開，也要撐著不能睡著，否則就會糊里糊塗地翻下車去。
看見了一個高高的紅點。那應該是人類的標記，像是高架塔。應該就快到北霍爾了，只要朝著那個方向繼續走，就能到一個像模像樣的小鎮，一切都會好起來。我告訴自己。
凌晨四點，卡車在一個什麼也不是的地方停下了。沒有平房，沒有小店，沒有一點兒燈光，除了有幾個黑乎乎的破破爛爛的蒙古包一樣的圓帳篷，什麼都沒有——這就是北霍爾，高架塔下的人類棲息地。我鬆一鬆已經腫脹的手指，挪動挪動麻木的雙腿，必須馬上接受眼前這一切，恢復到最佳作戰狀態。把頭上綁了12個小時的頭巾拿下來，順便打量了一下同行的乘客——他們都已經髒到人類極限，灰土蒙得滿頭滿臉，連五官都蓋在了下面。面目模糊的青少男問：「我的朋友，你還舒服嗎？」
我迅速地從捲心菜堆裡翻出背包，縱身爬下三層樓高的卡車，抓住一個從駕駛室下來的年輕人，讓他帶我去北霍爾的教堂。「安東尼神父在等我。」我向他透露這一信息，暗自希望他不要在凌晨四點的漆黑郊野對我起歹意。
這個自稱大衛的人應該也是個基督教徒，受洗時接受了這個西方名字。依仗我頭燈的微弱燈光，他帶著我七扭八扭，穿過一片沒有任何人類氣息的沙地，終於到達北霍爾天主教教堂。
安東尼神父沒有鎖大門，他就睡在露天的一張板床上——他真的在等我！神父關切地問我餓不餓，要不要吃點兒什麼。我什麼都不要，只要趕緊讓我挨著枕頭睡覺就好。他帶我去了一間舒適的房間，交給我一把十字架形狀的鑰匙：「好好睡一覺，晚安。」
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只想說，感謝上帝！
5.羅揚加拉尼，第一眼便愛上你
第一次被熱醒是上午十點。一陣一陣的風很大，把窗簾吹得亂舞，但不見一絲涼意。被窗外的景象嚇到：烈日當空，黃沙遍野，連個人影都沒有。
我身處一片虛無。
又渴又餓，但是沒有水，翻出包裡還有一盒葡萄適，就著幾片剩下的餅乾衝進胃裡，繼續睡回籠覺。第二次被熱醒，腦袋不知什麼時候被錘子砸過一樣，摸一摸到處都是腫包。全身哪兒哪兒都疼，瘀青不下七處。屁股還被跳蚤咬了兩大團包。渴得實在受不了，再這麼下去要脫水，硬著頭皮，我咂著嘴出門去找水。
摸回昨天安東尼神父睡覺的地方，大門緊鎖，裡面一個人都沒有。一個人走出教區，想找個小店買瓶水喝。我敲進了一所還算像樣的土房，一個年輕人自告奮勇地帶我去小店。
這才發現北霍爾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荒涼，還是有一些人住在這個不毛之地的，圓頂帳篷曼達西上層層疊疊覆蓋著破布、劍麻席，也有小孩在玩耍，也有女人在餵羊，地上散落著很多牛羊的頭骨。坐在鎮上唯一一家有冰箱的小店門口喝完了一瓶凍可樂，覺得十分適意。鎮上沒有小吃店，所以還是沒有東西果腹，我只能折回教區，看看能不能撞上安東尼神父，向他討口吃的。
教區還是空無一人。在教堂門口研究地圖：昨天我們的卡車從馬薩比特出來後上行90公里，到了昨夜卸貨的「我的角落」，再北行110公里，就是現在我身處的北霍爾，要去的羅揚加拉尼在北霍爾西南方向85公里處，其實是兜了一個半圓。這座藍色拱頂的教堂很特別，要不是頂上有十字架，看上去一點兒都不像教堂，應該是為了吸引加布拉人，模仿他們的帳篷設計的。外牆上寫有「四十年的福音」（1964—2004），有我熟悉的名字：安東尼神父——1996年來此，已經在北霍爾待了16年；安吉拉則從2000年工作至今。1964年，一名叫作羅卡的神父最早來到這裡。
在肯尼亞，80%的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一個肯尼亞人跟你說他（她）叫彼得、瑪麗、安都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總比基馬蒂（Kimathi）、卡馬烏（Kamau）、穆王吉（Mwanki）要好記得多，可是基督教來肯尼亞之前，本地的人信什麼？
據我有限的所知，馬賽人有一套完整的信仰體系，上有恩蓋神和他的妻子月亮女神歐樂帕，下有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生日守護神，中間以神聖的牛為媒介——不知為什麼，牛被相信與恩蓋有相似的特質。這讓我想到也把牛放在神聖地位尊崇的印度，是巧合嗎？
馬賽人通過吃牛肉、喝牛奶和恩蓋聯結。恩蓋和歐樂帕都是暴脾氣，有一次打架，歐樂帕把恩蓋打傷，於是恩蓋就讓全世界人都被猛烈的太陽照射，再也不能直視他，這樣就看不到他的傷口。作為報復，他一拳打傷了歐樂帕的一隻眼睛，所以每次滿月時，人們都能看到月亮女神發黑的熊貓眼。馬賽人相信，世上所有的牛都屬於他們，因為恩蓋神祇創造了三種人：一種是多羅波人，他們是善妒的獵人，收集野果，恩蓋賜予他們蜂蜜和所有的野生動物（這些人也為馬賽人執行割禮儀式）；第二種是馬賽人很看不起的基庫尤人，這些人務農，擁有種子和穀物；第三種就是馬賽人自己——恩蓋選中的幸運兒，擁有世界上所有的牛（因為世上所有的牛都是恩蓋的）。生日守護神在每個人生日慶典上被分配好，庇佑馬賽人一生平安，死後的馬賽人也由生日守護神來審判：生前是好馬賽，死後就被送到一片肥沃的牧場，和無數的牛為伴；生前是壞馬賽，就被送去沙漠，既沒有水也沒有牛……
至於其他的部落，有據可查的神話資料已經很少：東南沿海地區班圖語系的米基肯達人（Mijikenda）相信祖先住在卡亞（Kaya）聖林裡，他們通過古樹與祖先溝通；庫希特語系的奧莫羅人曾持有一神論，相信天空之神瓦克，但現在這種信仰也幾乎消失。
前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說過一個笑話：傳教士來到非洲的時候，他們手上有《聖經》，我們手上有土地。然後傳教士說，來吧，讓我們祈禱吧。等祈禱結束的時候，我們睜開眼睛，發現我們手上有《聖經》，而他們擁有土地了！
距離我房間不遠有一個大院，那是修女們的住所，教區總共有五個修女，但這兩天都出差去了外地，只剩下七十來歲的腿腳不太靈便的帕特修女看家。她穿著白色的肩衣，很克制地跟我打招呼，邀我去「修女之家」小坐一下。帕特修女說自己來自舊金山，到北霍爾也不過一年多。我簡明扼要地解釋了自己怎麼找來的。她神秘兮兮地問我，知道安吉拉去哪兒了嗎？原來安吉拉是庶務修女（lay sister），主要處理金融會計、對外聯絡和日常照顧神父的工作，但她最近和教會之間有一些小摩擦，一氣之下離開了。
帕特修女拿了一本關於加布拉人的書給我看，這是為了讓早前的傳教工作順利進行而編著的，其中提到了北霍爾天主教會的成立——原來這裡的歷屆神父都來自德國巴伐利亞州的奧斯特堡，設計這座藍色拱頂教堂的人也是德國的建築師，名叫阿道夫·扎克，他在肯尼亞北部的卡拉扎、杜卡納、古斯和伊勒雷特設計的幾處教堂都風格各異。
這本寫於1999年的書非常翔實地介紹了加布拉人的生活習性、節慶禮俗等。加布拉人和博拉納人雖同屬奧莫羅部族，但是現在分工明確，博拉納人放牛，加布拉人則主要放牧駱駝，雖然也有牛、綿羊和山羊，但這些不入流的動物是屬於女人的，駱駝才是加布拉人的命。婚禮要在駱駝圈裡辦，聘禮是三頭駱駝——兩公一母。養駱駝的人從不殺駱駝，更加不會賣，連騎都捨不得騎。
書上說，加布拉人不定居，居住的流動村落叫作「歐拉」，帳篷全部面西，最尊貴的人住在最北邊。村落、牧場和水井是加布拉人最重要的三個地標。他們每七年（或七的倍數）象徵性地遷徙一次，這種遷徙和水源、牧草無關，是一種朝聖式的慶祝活動，叫作「回家」。最近有記錄的一次在1986年。
安東尼神父回來後，我向他討了些麵包和奶酪來吃。他為人很親切搞笑，能說非常流利的斯瓦希里語和有趣的英語。說它有趣，不是因為神父用詞或者句式之類的非常特別，而是情緒飽滿，在需要表達驚訝或憤慨的時候，他總能恰當地把一些擬聲詞加入談話。開始我以為是教會特有的語言習慣，因為在和安吉拉、帕特修女聊天時，也能聽到「嗚咦」「哎耶耶」之類的語氣助詞，時而高亢尖銳，時而百轉千回，就像配音片一樣充滿戲劇性。還有就是「imagine（想像）」一詞使用得出神入化，敘述人會在後面留下巨大空白，給你很多想像空間，配以充滿不屑又略帶期待的眼神，雖然你覺得那情況並不難以想像，但還是禮貌性地發出嘖嘖聲連連稱奇。
隨著旅行的逐漸深入，我發現不只是北霍爾的神父修女，回到內羅畢後認識的盧奧族朋友也會使用「媽呦喂」「嗚囉囉」之類的感歎詞，聽起來十分好玩。
神父最讓我嘖嘖稱奇的是，他竟然可以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之地保持德式生活水準：滿滿一冰箱的食物，有水果，有啤酒，連德國香腸都有，他還切了幾片給我，非常美味；整整一房間的儲備品，一整面牆的各種果醬、茶包、咖啡罐、巧克力醬，看得我目瞪口呆，就算發生饑荒他也一時半會兒餓不著。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他為什麼喝果汁要兌水，他一定對我把濃縮果汁直接咕咚咕咚地喝掉半盒很不滿；就像他同時不明白我的是，為什麼我狼吞虎嚥前連禱告都沒有做。
我們吃飯的客廳牆上掛著幾張放大的舊照片，其中一張就是肯尼亞50先令紙幣背後的圖案——遷徙中的加布拉人。駱駝馱著彎弓一樣的東西，排成行前進。「那個彎弓一樣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帳篷，拆開來是一根根的木條，搬遷起來非常方便。駱駝上是不能坐男人的，病弱的老人和小孩在特殊情況下才可以坐。」我問他哪裡還能看到這種遷徙的場景。神父一聲歎息，說最近十幾年已經消失殆盡，加布拉人不再遷徙。因為有了固定的學校、診所、教堂，他們已經不再隨心所欲地搬來搬去。
「還有，你千萬不要舉著相機去拍攝加布拉人的駱駝。駱駝既是他們的財富象徵，又代表著他們的尊嚴，不能讓外人知道他有幾峰駱駝，這是十分忌諱的事情。拍攝他們的駱駝是有生命危險的，拍攝牛羊可以。」我默默地記在心間，並為加布拉人貼上了凶悍的標籤。
神父們有一項奢侈而隱蔽的愛好：過度辛勞之後的一次游泳——羅揚加拉尼就是他們的秘密根據地。
安東尼神父早就叮囑我，星期一一大早我們就出發，因為本地人有這麼個習慣：一旦知道有車要去哪裡，即使沒什麼事情要辦，也喜歡擠上車一起去遛遛。前一天的下午就是這樣，神父有一場彌撒要去南部的馬拉波特做，讓我跟著一道去開開眼。我享受特殊待遇，可以坐在神父身邊的副駕駛座位，不用和後面至少十個小孩、四個大人擠在一起。除了一個大人是要運貨去中途的一個小賣部，其他人只是單純地去「遛遛」。
不得不提的是，馬拉波特的地貌與月球無異，我猜月球還更涼快些。我們在一路海市蜃樓的陪伴下馳騁，最終停在光禿禿的沙漠中幾棟孤零零的門窗緊閉的平房前。一個叫「一種歡樂」的人主動帶我到處轉轉，於是我跟著他冒著曬暴皮的風險，穿著拖鞋，手腳並用地爬上一座火山灰堆積而成的小山，然後在太陽的直射下極目遠眺黑乎乎的庫拉爾山，並在上面發現了斑點鬣狗深夜藏身的洞穴以及堆在洞口吃剩的鳥毛。據說，斑點鬣狗有著雌雄同體的詭譎名聲，它們常常在月圓之夜圍成圓圈相連交合。
無論如何，星期一一大早五點半我就起床了。到吉普前一看，至少有20個人已經等在那裡。機關算盡，不及加布拉人的敏銳及耐心——這個穆宗古遲早是要走的，不管她去哪裡。出公差回來的胡伯特神父開車，我和安東尼神父、來非洲度假的德國女孩喬安娜、一個加布拉婦女和她懷裡的嬰兒擠在第二排的三人座上，後面見縫插針地蹲了一團人。開始時除了擁擠，一切都好，直到嬰兒忍不住腹瀉。當然沒有幫寶適之類的紙尿片，加布拉媽媽很自然地置之不理。窗戶不能打開，因為外面黃沙滾滾，我被熏得想哭，又被卡位卡得一動不能動，乾脆決定也蹲到後面去。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很英明的決定。雖然安東尼神父提醒我後面顛得厲害，但我總算逃離了加布拉嬰兒特有的氣味。後面的人陸續下車，只剩一個老漢帶著兩個年輕女孩，他們看來是要一路坐到羅揚加拉尼。女孩們和我很快就熟稔了，一路教我斯瓦希里語歌謠，這首歌我記憶中聽了無數遍，可就是想不起來是從哪裡：
Jambo.
Jambo Bwana.
——你好。
——你好，老爺。
Habari gani？
Mzuri sana.
——你好嗎？
——很好。
Wageri, mwakaribishwa.
觀光客，歡迎你。
Kenya yetu hakuna matata.
我們肯尼亞，完全沒問題。
突然，大女孩很有問題地越過我，一把拉開車窗開始嘔吐——後面確實十分顛簸，並且開始走盤山路，胡伯特神父開車像打了雞血一樣，一路狂飆，看來是想在午飯前趕到羅揚加拉尼。他在前面安慰大女孩說：「往你們的右邊看，馬上就有驚喜。」
然後一大片松石綠色的水面泛著金光讓人措手不及地出現了，在經過了三個小時單調的戈壁地貌之後，突兀地出現在山丘的後面，那就是有「碧玉之海」稱號的圖爾卡納湖。你似乎都能嗅到潮濕的風從那個方向吹來，但它突然又不見了，消失在山丘裡。慢慢地，盤山路結束了，黑色沙石路的兩邊漸漸出現趕著羊群的野性男人，他們有的赤裸著上身，有的只披一塊毛氈，就那樣零星地意外地點綴在廣闊的平原上。你無法想像他們怎麼會在那裡，走了多少的路才到達那裡，又要走多少的路才能到下一個哪裡。
他們對我們的吉普視若無睹，默默然繼續趕著他們的羊群，或者望著遠方的不知什麼出神。只有一團綠色，遠遠地從湖的那一邊朝吉普飛奔而來——一個披著綠格毛毯的男孩，背上扛著一根竹竿，挑了個牛奶罐之類的容器。他向神父說了些什麼，然後就從後門上來，和我們坐在一起。他帶來了一種不可忽視的強烈味道，是一種雜糅了羊、奶和腥臊的原始氣味。我假裝不經意地盯著他戴銀質長耳線的耳朵，發現那兩個女孩也在好奇地看著他，那種部族之間的打量——加布拉與圖爾卡納的交鋒。男孩用一種驕傲的姿態置身於我們之間，與我們保持著完美的隔閡。
我一直都在期待羅揚加拉尼——肯尼亞部落色彩最濃郁的地方。當吉普緩緩駛入村落，看到頭髮稀落的婦女緩慢而優雅地漫步，鮮紅或艷藍色布巾將她們的身體完全隱藏，像一個個蛹一樣只露出頭顱時，我被深深地震懾了——難以想像的美牢牢攫住我，像是進入了一個與時間無關的角落，好像這裡的部落真的如史前生物一樣依靠露水為生。
羅揚加拉尼，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十分帶勁的地方，讓我第一眼就徹底愛上。
6.有趣的嚮導大喜
我在一家叫作「摩桑朗圖（Mosarefo）」的宿營地住了下來。
摩桑朗圖，是埃勒摩洛（El Moro）、桑布魯（Samburu）、朗迪耶（Rendille）和圖爾卡納（Turkana）四個部落的字母縮寫，他們是羅揚加拉尼的四個主要聚居部落，另外也有一些索馬裡裔散居在鎮上。
我決心走進這些部落，但要如何入手呢？直到我在主路的竹子飯店遇見大喜。
我坐在竹子飯店的遊廊裡喝凍可樂，大喜和其他人沒有不同，他們都在聚精會神地從一個米拉（miraa）分銷商那裡拿貨。分銷商雙眼通紅，亢奮地將棕櫚葉裡包裹的米拉分紮成捆，然後交到迫不及待的男人們的手上。你見不到錢，沒有現金在手中流轉，只有成堆成堆的葉子被扯下或吐出，地上一片狼藉。
我見過米拉，這種綠色的小把植物在伊西奧洛的市場裡被熟客們精挑細選。那裡離出產地梅魯更近一些，運到羅揚加拉尼的米拉經過兩天的路程已經有蔫了的葉邊。但葉片慣例上是不嚼的，只有不體面的人才會討些葉子來過過嘴癮，嫩莖才是最好的部分。考究的上等人把葉子一片片摘下，丟在地上，就著花生米或甜糖嚼嫩莖，鼓著腮幫子把裡面的卡西酮成分狠狠地嚼出來。米拉是阿拉伯文化裡的安非他明，東非人的四倍濃咖啡。在歐洲人還沒有開始喝咖啡的時候，非洲之角和阿拉伯人已經開始邊嚼米拉邊談生意了。
然後他們變得興奮、健談、歡快，和你愉快地交心，他們不吃、不喝、不睡、不想女人、不想工作，他們變成永動機，大腦高速運轉，點子層出不窮。瞳孔放大，心跳加快，行動異常，急不可耐。未來似乎觸手可得，而你只需要繼續嚼下去。
但是一開始你不知道這些，你只是安靜地聽一個很難得的會說英語的本地年輕人小心翼翼地開啟話題：「你是來做研究的嗎？我可以給你做嚮導。我給美國國家地理頻道做過助手，他們在羅揚加拉尼拍紀錄片，上面有我的鏡頭。」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開頭。於是我問他：「是關於什麼的紀錄片？」「在圖爾卡納湖釣魚，我的朋友雅庫布是很厲害的漁夫。」他的手機裡還有那個雅庫布的電話，險些就要打過去向我證明他們之間的關係。回國後，我查到雅庫布·瓦格納的資料，他是捷克人，才二十九歲，國際釣魚協會數項大魚紀錄的保持者，美國國家地理頻道《超級大魚》系列片的主角。
我覺得國家地理和雅庫布聽上去都十分顯赫，而我只是個一文不名的背包客，我可請不起他來當導遊。他倒很直白，說：「錢不是問題。我一分錢都不收你的，我不喜歡為一點兒小錢斤斤計較。我的家庭在鎮上十分有地位，這家竹子飯店就是我叔叔的，我拿米拉也從來都不用給錢。」他狠狠地啐了一口綠渣，吐在了遊廊的沙地上，「你叫我尤素福就好。」我暗暗感歎，遇上本地首富的公子哥兒了。
又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你還是叫我大喜吧，這裡的人知道大喜這個名字，不知道尤素福。」然後他在褲兜揣了一大把米拉，帶我去看圖爾卡納湖。從鎮中心的主路走上一條岔路，經過一棵大樹、一口公共水井，經過數十個隨身攜帶小板凳納涼的圖爾卡納男人和戴著「鳳冠霞帔」的桑布魯莫蘭，大喜都一臉嚴肅，除了和一個主動迎上來的雙眼通紅的老人熱情問好，與其他人一概沒有互動，於是我也不敢主動上前去和部落寒暄，雖然我對他們的小板凳十分感興趣，也很想問問花鳥魚蟲都往頭上戴的莫蘭是不是能和我合影一張。我忍不住問大喜，究竟要怎麼辨別四個部落的人。以下是簡要說明：
埃勒摩洛男人獵殺河馬，所以會佩戴河馬骨頭做成的耳環，女人佩戴層層疊疊的彩色珠盤項鏈；桑布魯的男人手持長矛，穿艷藍或艷粉色的裹布，女人則佩戴兩邊相連的耳線，額頭上有多邊形的銀牌；朗迪耶人數極少，莫蘭和桑布魯人一樣留赭紅色長髮，女人戴的珠盤項鏈多是純紅色或純黃色的；圖爾卡納人最好認，男人總是隨身帶著一個巴掌大的小板凳，納涼時當座椅，這樣就不用直接坐在燙屁股的沙地上，睡覺時還能當枕頭，女人則統統削髮，只留下頭頂中間的幾綹頭髮編成髮辮，結了婚的女人會在耳朵上戴葉狀耳飾……
「剛才那個過來問好的老人是埃勒摩洛人，他邀請我們去他家做客，是我第二好的朋友，叫No.2，你什麼時候想去就告訴我。還有就是，部落的人多數不願意拍照，很多人害怕相機會吸走他們的血。不怕的人則會要錢，100先令一張，專門來攝影的人一把一把地塞錢，一拍就拍好多張。部落的人不懂數碼相機，以為只拍了一張。」
一條黑沙石路筆直地通向圖爾卡納湖，路上有車轍，路的兩側是無邊無際的黑暗平原。我穿著「人」字拖吃力地跟著大喜，滿腳底板插的都是荊棘刺，聽他邊嚼米拉邊滔滔不絕地描述他的商業藍圖：
「你看到沒有，那邊的柵欄。那就是雅庫布買下的地，用的是我的名字。等明年他回來，會蓋一棟大房子，把他的女朋友接來一起度假，我會和他們住在一起。柵欄是我專門找人來做的，這裡的人不懂得怎麼拉柵欄，他們只是拿石頭圍個圈，就以為占好了地盤。」
「你看到那棟房子沒有，在山腳那裡，是我新買的，大概佔地五百平方米，我打算把它整修整修，蓋成一棟度假村，讓那些歐洲人來度假。聽上去怎麼樣？」
「我的計劃是，把圖爾卡納湖變成一個旅遊勝地，不能指望政府，政府根本沒心思顧及我們。他們不知道，這裡有世界上最美麗的沙漠湖，有最棒的落日，有火山口，有三文魚和尼羅鱸魚。我們已經有自己的機場，甚至可以直接從內羅畢運人過來。但為什麼外國遊客不來呢？因為沒有像樣的地方。這麼大的一片空地，一個酒店都沒有，住鎮上又太遠。依我看，就該在湖邊建酒店，打造一個船隊，坐船出湖釣魚，一定很有市場。」
「中國人現在很富裕，很多人在肯尼亞投資，能不能讓他們考慮在羅揚加拉尼投資旅遊？我們的年輕人需要工作機會，可是這裡什麼都沒有。你知道這裡的地多少錢嗎？5萬先令可以買到200平方米（合人民幣20元每平方米）！連你都可以來這裡買地，所有的手續我都能幫你辦妥，什麼麻煩都沒有。你為什麼不買塊地呢……」
我很吃力地跟著大喜，腳步跟不上，腦子也跟不上。雖然對他的商業大計連連稱讚，但我考慮的是：一、這裡的火山沙石地表能不能承受地基；二、高壓電纜從哪裡拉過來；三、淡水的持續供應可能；四、蔬菜水果的極度短缺。但這些他都拍胸脯打包票，說什麼都沒問題。我雖然對於投資什麼的沒有想法，但還是很佩服他的商業頭腦，他有些羞赧地說：「我如果不嚼米拉，就什麼都想不到，也說不出來。這東西給我很多靈感。」
「你有沒有跟雅庫布說過這些計劃？」
「雅庫布？他既沒有心思賺錢，也不需要錢。他家裡是貴族，十分顯赫。他本人什麼都不喜歡，只愛釣魚，滿世界亂跑。他太瘋狂，也完全無法預計，不是一個合適的商業夥伴。」
我們走到圖爾卡納湖邊，已經接近傍晚。他說，這是一天最好的時刻。即使是一個人，他也會來到這裡看落日。
我們見過無數的落日，無數的日出。有時你會想，有多大不同呢？都是那一輪圓盤盤的黃，升上去或降下來，鑽出山谷或沉入大海，但是人類的拜日情結仍是走到哪裡都揮之不去。似乎只有在這一特殊的時刻，你才能感覺到自己與宇宙尚有一絲關聯，通過見證一些巨大的規律來體驗自己渺小的存在感。如果長久地留在羅揚加拉尼，我想我也會像大喜一樣，每天走這一條望不見盡頭的路，從鎮上走到圖爾卡納湖邊，在水鳥的嘎嘎聲裡，在漁民悠然的撒網中，看著一天的太陽重新沒入碧玉之海，新月升上來。
落日之後馬上就是漆黑的一片死寂，新月的微光照不亮我們回鎮的路。羅揚加拉尼整個鎮都沒有通電，隱約地看到煤油燈光閃過，看不見面孔的人在黑暗中和大喜握手問好。
他帶我去吃魚，我自己永遠找不到這麼隱蔽的飯店。吃飯的地方在後院裡，穿過一家人的客廳和廚房，發現院落裡擺了兩張矮桌，桌上放了煤油燈，草叢裡飛的是螢火蟲，有客人已經在喝甜茶。這裡只供應一道菜——燒鯽魚。
我當時並沒反應過來，這種鯽魚就是在中國常說的非洲鯽魚。原來非洲鯽魚真的跟非洲有關係！漁夫從圖爾卡納湖撈上來的魚分成幾類：三文魚放在倉庫裡晾乾；大的尼羅鱸魚被運到維多利亞湖區的基蘇木（Kisumu），從那裡繼續向全國擴散銷售；而小的非洲鯽魚則馬上被放到鐵鍋裡煎，在第二天一早賣給鎮上的小店或人家，上桌前只要再用湯汁煮一下就好。
老闆娘端上來一整條魚放在我的眼前，配的主食是一坨烏咖喱。大喜在嚼米拉，什麼都不想吃。他示意我開動，可什麼餐具也沒有。我看著旁邊煤油燈光裡，一個桑布魯莫蘭正用手摳下魚肉放進嘴裡，他看上去十分瀟灑不羈。我學著莫蘭的樣子，直接上手。那種感覺十分奇妙。
在你的人生裡，彷彿從來沒有一整條魚擺在你眼前供你用手隨意擺弄，它們不是被切成魚片或做成魚塊的形式，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用他們的筷子捅上兩下。但現在你覺得十分滿足，有一種絕對的佔有感。你的手指觸到魚身，卻又覺得魚是否會感受到你在用一種十分野蠻的方法逼近它，因為你直接從魚肚子上扯下了一塊肉嚼了起來，很有嚼勁——在肯尼亞已經16天，幾乎沒有吃過什麼像樣的食物，能吃到魚十分難得，而且這裡的魚都是從湖裡新打撈的，從上岸到上桌，間隔不到12小時。但不是每個部落都吃魚，對於圖爾卡納的一些分支部落，吃魚是禁忌，甚至捕魚都不行；一些桑布魯老人也不吃魚，認為有悖於他們的傳統。
我用三根指頭揪了一塊烏咖喱，放在湯汁裡點一點，塞在嘴裡。這裡的烏咖喱質量不好，嚼起來嘎吱嘎吱像是有沙子。大喜饒有趣味地看著我吃，很快就忍不住了。他說：「你是不是害怕烏咖喱？」
他給我示範：揪下來一大塊烏咖喱放在手掌裡，整個手搓啊搓，搓成一個髒球，然後用大拇指在頂端按下一塊凹陷，舀一點湯汁一口放進嘴裡。整套動作行雲流水，而且只能用右手單手完成。烏咖喱是這樣吃的！
鯽魚肉很鮮美，挖空它的肚子，剔它的背，摳臉蛋肉，翻一個個兒，再一點點兒把它蠶食乾淨。莫蘭已經端起盆來喝湯汁了。連燒魚用的湯汁都可以這麼直接喝掉。
我抹著嘴邊的殘汁問大喜：「『很好吃』用斯瓦希里語要怎麼說？」
他想了很久，告訴我：「tamu sana.」
「sana我知道，是『很』，那tamu就是好吃咯？」
他很痛苦地想了想，說：「tamu是甜。」
「可是食物不一定是甜的，它可能是鹹的。那要怎麼說？」
他徵詢了一圈人的意見，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就是「tamu sana」。甜的就是好的，沒有為什麼，他們笑著解釋，就是這樣。
老闆娘希望我明日再來。在這麼一個四下無人兩眼一抹黑的地方，我也找不到第二家可以吃飯的地方，這家「視野」餐廳就成了我在羅揚加拉尼的固定食堂。
為什麼甜的就是好的？我不能理解。
跨文化溝通這件事，永遠是我們努力把對方或自己調整成同樣的模式，才可能達成的事情。如果對方使用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我們就會嘗試用自己的方式來解釋，如果不能，就會開始嘗試改變對方。這也是我在肯尼亞步步走入的困境。我總想知道這是什麼，那是為什麼，他在說什麼。可是知識只能讓彼此越來越遠，在我們之間形成不能越過的障礙，因為把對方當成謎一般的個體去學習，反而加深了差異。現在想起來，才覺得這是我犯下的最大的錯誤。忘記去感知，而更多地訴諸頭腦。我在努力地區分，區分出桑布魯、圖爾卡納、朗迪耶和埃勒摩洛，努力地為他們貼好標籤，在我的大腦裡分別入庫的同時，卻忽略了最重要的真相：他們彼此間沒有不同，甚至與我都沒有不同。
7.探訪桑布魯村落
桑布魯人住在庫拉爾山，山上有一座醫院，也是整個羅揚加拉尼鎮的醫院。從鎮上走到庫拉爾山要六個小時。健康強壯的桑布魯莫蘭拄著一根長棍，單腿站立著，他讓旁人為我翻譯，願不願意和他上庫拉爾山做他的妻子。這是第一個主動和我說話的桑布魯莫蘭。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是旁若無人地漫步，去桑布魯人開的小賣店，只和同樣階層的莫蘭對話。我托路人問他，他下山來是做什麼的？路人說，他來買食物。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小袋東西，我猜是糖。桑布魯人不需要其他什麼，牛、羊肉是他們的主食，奶和血是他們的飲料，只有糖——他們煮甜茶的必備物——需要通過交換獲得。
見我沒有對他的求婚做出反應，他有點兒急，慫恿路人告訴我，他已經買好東西，現在就要回去了，問我走還是不走。我十分驚訝，問他要走多久才能回到庫拉爾山。「四個小時。」路人比畫，「但是他帶著你走的話時間會更長一些。」單程四個小時，來回就是八個小時，他走八個小時只為買這麼一點點兒糖！
在鎮中心南邊就有一小塊桑布魯人的聚居地，叫作奇旺加村，大喜帶我進村。他們也住在和圖爾卡納人類似的圓棚裡，大概幾十個圓棚圍成圈，就是村寨（manyatta）了。小孩子光著身子跟著你大喊，穆宗古！穆宗古！大喜徵得一個女人的同意後，讓我進她家的草棚裡看看。裡面非常黑，光幾乎透不進來，一進門的腳邊就是灶，燒的是木柴，一個平底鍋架在上面，正在烤恰帕提圓餅，煙又大又濃，我幾乎睜不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