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那位十五歲的女孩來到胸罩調節環製造廠上班後，她就無意再隱藏年齡的秘密。事實上，她還把她的姐姐介紹到工廠裡來，說她才是那張身份證上的“陶玉然”。當然，真正的陶玉然的確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名字都已經進了名冊，那個女孩兒又站在跟前，急於得到一份活兒干，老闆們當然別無他法了。他們給她在那台機器的生產線上安排了一個位置。同時，出現了一個問題，怎麼處理那個假的陶玉然。其實，她的名字叫作陶玉鳳（音譯），還有差不多一年才十六歲，中國的法律是禁止僱傭這麼年輕的人做工的。可事實上，這種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很多情況下，求職者會使用假身份證。有人如此急於得到一份活兒干，你又能怎麼辦呢？於是，老闆們讓那個女孩子留了下來，在流水線上培訓她做胸罩襯骨。
下一個要考慮的陶姓人，名叫陶非（音譯）。他是這個家族的老大，長相跟這樣的角色很相配：個子高大，體格魁梧，有著當兵人一樣挺直的身板。他的頭髮花白，剪得很短。他的臉龐瘦削，面頰凹陷，不停地抽著西湖牌香煙。在他兩個女兒的身上，找不到這個人的一丁點兒影子，至少從表面看來如此。這兩個女孩都有著柔弱的、孩子般的特點，缺少父親身上的那種威嚴儀態。不過，當這個男人笑起來的時候，有著一點點相似——他跟他的兩個女兒一樣，透出某種伶俐的眼神。那是一種天生的聰明，夾雜著決斷和果敢，這樣的眼神正是陶家三人帶到工廠裡來的一種品質。
原來，這家人在安徽省靠種田為生。他們住在太和縣陶樓村——從字面意思來看，那個地方算得上是“陶家的莊園”。實際上，那兒的所有人都姓陶。不過，儘管叫“陶樓”，可他們多半窮得舔灰。以前，老陶和他老婆在不到一畝的土地上種植玉米、小麥和黃豆。他們生養了三個孩子，三個子女的順序跟農村經典的排行順序一模一樣：女兒、女兒、兒子。跟許許多多農民一樣，老陶和他老婆通過交罰款的方式來規避計劃生育，直到生了個兒子才心滿意足。
近幾年，跟中國所有的農村一樣，年輕人都陸陸續續離開了陶樓村。通常情況下，留在家裡的只有老一輩人，他們耕種著田地，靠孩子們在廠裡打工掙錢寄回來維持生計。不過，老陶和他老婆也想打工，於是，他們一家人一起離家外出。到了麗水，他們從一個農民手裡租了一套房子，每個月的租金也就一百七十多元。那套房子是土坯砌成的牆，鋪著廉價的地磚，面積不足十四平方米。陶家五口人全都住在這裡，晚上還要用來堆放貨物。老兩口算得上是開路先鋒中的一員，他們在調節環製造廠的附近安頓下來，擺了一個很小的雜貨攤。這個雜貨攤僅有一張長條桌，蓋著一張防水布，擺著一些專供打工者購買的廉價商品：低檔的電池、塑料刮鬍刀、洗髮水，以及別的廉價梳洗用品。貨攤旁邊，老陶的妻子正在一台腳踏式天鵝牌縫紉機上忙活著。為工人們改制服是她的專長：工廠的打工妹們一般都不喜歡廠裡發給她們的那些鬆垮垮的工作服，於是，她們來到陶家開的縫紉攤，花上兩三塊錢，把工作服的大小改得更合適一些。這項活計的收入比較穩定，此外，他們還從廢舊雜誌和舊書買賣中獲得一些收入。每個月，老陶都要去麗水城區的國營新華書店，以一元三角左右的價格購買廢舊雜誌。在他的雜貨攤上，這些廢舊雜誌可以賣到一元五六角。他也做以物易物的買賣——打工者可以用兩本雜誌換走一本。這都是老陶獲利的手段。對安徽人來說，這樣的營生十分平常。因此，他們以在工業城鎮開設小攤小鋪而出名。
陶家人是在聽了同村人的介紹後來到麗水新建的經濟開發區的。一段時間裡，更多的親戚跟了過來。隔三差五地，某個表兄妹或者侄兒侄女進入了胸罩調節環製造廠。有時候，廠裡邊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竟然都是陶家的人。老闆們仍舊需要臨時性的勞動力，因為他們還處在起始階段，而陶家總有人願意臨時性地幹上幾個小時的活。他們是駐紮在麗水的斯諾普斯家族——一旦這個家庭站穩了腳跟，其他人就緊跟而至。
先把最年輕的人派出來，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天才。如果讓老陶最先進入工廠參加招聘，他肯定不可能被僱傭，因為年齡太大——老闆們是不會招聘那些四五十歲的老頭的。即便老陶找到了工作，那麼他每介紹一個女兒或者表兄妹進廠，都得向別人求情，那樣的角色當然十分尷尬。相反，他們派出了最年輕的女孩子，拿著她姐姐的身份證前來應聘——實際上是一箭雙鵰之舉。隨後，她的父親跟著進場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因為他也正好願意做那些收入極其微薄的活兒。一旦老陶進到了廠子裡，他就有機會掌控自己的兩個女兒，而且保證她們的收入不會拿得太差。他把兩姐妹每個月的薪水收起來統保管——姐妹倆從沒有碰過自己的薪水。
小女兒玉鳳上到初中二年級就輟學了。她告訴我，她一直都算不上好學生，而每年的學費卻要八百多元。“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覺得給我家裡形成了很大的負擔，”她說道，“我對於輟學一點也沒有感到難過。”即便她仍舊留在學校，也不過是看著自己的同伴一個接著一個地離校而去。因此，她覺得還不如早一天離開校門，到工業城鎮盡早開始自己的職業之路。來到麗水之後，這個女孩子尋思著，到了十八歲，她就可以到別處找個好一點的工作來干——到那時，她的年齡不再是不利條件，她可以到大廠找工作，那樣的地方會認認真真地檢查身份證，還會發放正兒八經的工作服。她很喜歡到制鞋廠工作，也許在那裡她能夠學到很多東西，然後自己開一家工廠。“如果我開了廠，我要賺好多好多的錢，然後回老家去修一棟房子，”她跟我這樣講。“一棟真正的房子，兩三層樓那麼高。我爺爺奶奶就可以住在裡邊了。”舉家外出的頭幾年裡，這個女孩一直由爺爺奶奶照看著，因為她那個時候太小，沒辦法跟著父母親外出。現在，老人們成了她和那個小村子唯一的聯繫。一次，我問玉鳳，她爺爺奶奶長什麼樣，那女孩沉默下來，眼睛裡充滿了淚水。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問過她爺爺奶奶的事情。
在廠裡，她主要處理胸罩的襯骨。具體的工作，是把那些U形鐵片一個一個地放在盤著的細長鬆緊布之間，一條鬆緊布可以放得下五十七個襯骨。接著，襯骨的兩端要蘸上一點尼龍粉，然後送進工業烤爐中進行烘烤。在廠裡，玉鳳干的活兒是為數不多的、不以上班時間計算報酬的工種。玉鳳幹的是計件的活兒，工廠根據她安放的襯骨數量支付報酬。更準確地說，她的薪水以副為單位計算——畢竟，襯骨的數量跟胸罩的個數是相關的。在工廠裡，大家覺得計件的活兒是流水線上級別最低的工種，一般只有年齡不夠的工人才願意從事。
每放置一副襯骨，玉鳳可以掙到五分錢。一開始的時候，她對活兒不熟悉，一個小時只能掙到兩元錢。但是，這個女孩十分機靈，學得很快。沒過多久，每小時就能掙到六元四角了，這比麗水市的最低工資標準還高出一倍。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著一隻頂針，每放一副襯骨到鬆緊布裡邊的時候，那金屬片就會碰得卡嚓作響。卡嚓，卡嚓——那聲音有節奏地響著，像是一隻節拍器，快得我都數不過來。
一天下午，我看著玉鳳放完了幾千個襯骨，全部都是B75型號。這家工廠採用的是歐洲算法，通常情況下，她會連續十個小時放置一個型號的胸罩襯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斷手中的活兒、不用抬頭也能回答我的提問：卡嚓，卡嚓，卡嚓。她說，她喜歡安放襯骨，不喜歡安放調節環。
“做這個不需要用到機器，”玉鳳解釋道，“如果要用到機器，那得靠機器來決定節奏。這樣的話，更自由些。我想幹就干，想幹多久就干多久。”頂針上下翻飛著：卡嚓，卡嚓，卡嚓。那女孩繼續跟我聊著：“實話實說，我經常會感覺到很平靜。一個人幹活兒，沒有人來打擾我。尤其是我什麼也不用考慮。如果我要考慮什麼事情，那就做得沒有這麼快了。所以，我盡量讓自己的腦子裡面什麼也不要想。”
各大工廠開始投產之後的頭幾個月裡，經濟開發區裡邊還沒有什麼正式的娛樂項目可供選擇。沒有戲院，沒有酒吧，沒有卡拉OK機，也沒有修建起開放式的公園。不過，大街基本上起到了那樣的作用——街上車輛不多，任何人只要在馬路上擺個臨時性表演攤，誰都可以使用。到了晚上，在遂松路上，某個小老闆會擺上一台電視機，接上卡拉OK機，每首歌一元的收費標準開始營業了。有時，也會有某個巡迴表演團駛下高速公路，給當地的人們帶來另一種娛樂方式。低檔次的演出——尤其是帶有靠運氣賭博性質的演出——十分常見，不過，也有一些比較精緻的表演。有一次，一支傳統婺劇團在遂松路的中心位置支起一個木製舞台，連續一個星期，每晚都進行演出，吸引了幾百名觀眾觀看。在經濟開發區，這樣大規模的演出活動通常是免費觀看的，因為有大公司提供贊助。像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這樣的大公司將服務對像鎖定為數量巨大的外來務工人員，這批人就這樣助推了娛樂市場的發展。年輕的工人們離家在外，到了晚間便無事可幹，很多人甚至是人生中第一次掙錢。
有一周，紅星雜技藝術團來到了城裡。他們開著一輛破舊的玉康大貨車，這輛大貨車進行了改裝，側廂板變成了幕布，上面印著彩色的圖片，圖片上是一群女人，穿著比基尼。幕布的中心部位挖了一個窗口，算是臨時的售票處。在車尾對著的地方，他們支起了一頂帆布帳篷。電子擴音器的音樂響起來了，在整條大街上迴響著。幕布的四周掛上了橫幅：
雜技團巡遊四海
迎來八方觀眾
歡迎大家觀看！
他們停車的地方，就在遂松路上，跟同豐人造革公司離得很近，離胸罩調節環製造廠也不過幾個街區的距離。附近還有另外兩家仿皮公司：金玉和華都。雜技團選擇這樣的地方落腳，是經過了精心考慮的——他們知道，仿皮廠僱傭的多半是男工。因此，他們在傍晚時分把那一大幅比基尼圖畫的大幕撐了起來。那是工廠交接班的時候，也正是經濟開發區展現魅力的時候，所有的街道上都擠滿了人。很快，四五十個人圍攏在幕布的周圍，雜技團的人開始對著麥克風說話了。
“女士們，先生們！”他大聲說道，“老闆們，工友們！兄弟們，姐妹們！歡迎大家觀看雜技表演！我們知道，大家辛苦了，幹了一天的活兒，都累了。歡迎大家前來觀看表演，放鬆放鬆！”
這位拉客者皮膚黝黑，骨瘦如柴，高顴骨，瞇瞇眼。他穿著細條紋套裝，套著馬甲，表袋裡掛著一根廉價的黃色鏈子。他穿的那件衣服有些寬大，在支帳篷的時候沾上了不少的塵土，這讓他看上去很像一個稻草人。儘管瘦弱，他的雙手卻很粗大，手腕的肌肉也很發達——手臂更像是一個農民。他用有些緩慢、有些黏糊的強調招徠著觀眾。“工——友們——，老——板們——！”他高聲叫道。“兄——弟們——，姐——妹們——！今晚，我們將會進行專場演出……”
如果觀眾中間有老闆的話，我沒有認出來。此外，也沒有姐妹。幕布上的比基尼招徠的只有男人：他們在那大幅廣告跟前轉悠著，聽著拉客者的吆喝。很多人都穿著各自廠裡的工作服，有些還戴著安全帽。雜技團每人收費五元，比普通工人一小時的薪水略高一些。在半個小時的時間裡，拉客者極其耐心地把他們勸進了帳篷——“工——友們——，老——板們——！”——總的算起來，他們拉到了七十名觀眾。觀眾們坐在窄窄的凳子上，面朝著一個粗陋的檯子，搭檯子用的木板連油漆都沒刷。
表演開始了，一個中年婦女首先演唱了一首愛國歌曲“走進新時代”，以歌頌改革和發展。之後，兩個女孩兒穿著胸罩、短褲和白色短襪走上了舞台。一個女孩兒高而瘦，另一個矮而胖，她們和著電子音樂的節奏跳起了舞蹈。她們無視節奏的存在，也無視彼此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隨著自己腦子裡面的旋律舞動著。兩個女孩兒沒有笑容，眼睛也一直盯著腳下的木板條。偶爾，那位拉客者——現在充當起了司儀的角色——對著麥克風吆喝著：“姑娘們，搖呀！搖呀！搖呀！搖呀！”
觀眾們一片沉默，唯一有生命的跡象，是那黑暗中閃爍著的煙頭。男人們看上去眼神茫然——人們聞了十個小時的仿皮味兒，然後又來觀看這樣怪頭怪腦的表演，那種表情是不可避免的。一個年輕男子走上舞台，心不在焉地表演了一段霹靂舞。接下來，穿著短褲和短襪的那兩個女孩兒又回到了舞台。她們表演之後，一個面帶肺癆病人那種疲態的老頭走上舞台，抿著嘴唇對著觀眾笑了一下，給大家唱了一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接著，一男一女上台表演了一段喜劇小品。表演結束時，男演員的拉鏈劃開了，女人則抄起了一把剁肉刀。這個節目之後，那位司儀走上舞台，給大家演起了一段冗長的獨角戲。他講起了他的童年往事，在一個貧窮的小村子裡，大人們都外出務工了，他如何孤獨地成長著。他的爸爸和媽媽都離家進廠了，多年來杳無音信，只好跟著自己的爺爺奶奶生活，這讓他不禁心生愧疚。後來，他獨自上了路，來到沿海地區四處尋找，尋找自己的父母親。他沿著一個個工業城鎮打聽著，但一直沒有找到。再到後來，這個善良的雜耍團收留了他。獨角戲表演到尾聲時，一個女人從舞台的邊上鑽了出來，手裡端著一碗剛剛煮好的飯菜。“媽媽！媽媽！”司儀哭喊著，可那女人還是走下了舞台——原來，那只是一場夢。
講完自己的故事，司儀端著一隻碗繞場走了一圈，希望觀眾中有人慷慨解囊。男人們的臉上依舊面無表情，不過還是有兩個人捐了幾個小錢。輪到肩術表演時，他們的募捐稍微慷慨了些。進行肩術表演的是另外一個人，只見他走上舞台，將肩胛骨擠出關節窩，隨著募集現款的那只碗在帳篷裡慢得揪心地繞場傳遞著，表演者的身體也在痛苦地扭動著。為肩術表演畫上句號的，是另一個跳著舞的女孩兒——臉上沒有笑容，雙眼盯著木地板——慢慢地褪下短褲，面向觀眾裸露著身體，足有五秒鐘之久。到此，觀眾們終於有了反應：男人們低語著站起身來，嘴裡的香煙依舊閃爍著紅光。接著，表演結束了，音樂停止了，觀眾們退出了帳篷。外面，天已經黑了下來，同豐人造革廠的窗子裡亮起了上夜班的燈光。
紅星雜技藝術團來自河南省一個叫作小紅的貧困鄉村。他們其實就是一大家子人：三兄弟，和他們的父親、一位叔叔、一位遠房表親，以及幾個年輕人的配偶。跟他們一起的還有一個殘疾人，也是他們的鄉鄰，一路上幫他們煮煮飯，做做清潔衛生。到了晚上，他們就睡在改裝卡車上那一排排的雙層床上面。幾對夫妻都有小孩，但都留在了鄉下，由年老的親戚負責照料著。
雜技團的人很好相處，也很健談。第一天的演出結束後，我跟他們一起就在卡車邊上吃著飯。那位精瘦的司儀名叫劉長福，已經有十五年的表演經歷。他只上到小學四年級，說到自己知識的局限，他十分坦率。“我差不多算是個文盲，”他對我說。對於表演，他也沒有抱過幻想。“真蠢，”他說，“我們的水平真的很低，連套正規的服裝都沒有。”
正是因為質量不高，所以他們基本上每天都要換個地方表演。“人們看了表演之後，就再也不會花錢看第二次了，”劉司儀解釋道。只要可能，他們就會在工廠的附近支起帳篷，因為流水線上的工人是他們最理想的觀眾群體：這些人十分無聊，而且要求不高。各處的經濟開發區為他們安營紮寨提供了很好的場所。每一年，紅星雜技藝術團都會沿著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走遍沿海地區，從一個工業城鎮走到另一個工業城鎮。最近，他們從江蘇省南京市附近的某個地方啟程，一路向南走到了這裡。上個星期，他們被趕出了永康市，也就是以製造電子衡器聞名的那個小鎮。
那也是他們只得不停地趕路的又一個原因：因為從好幾個方面來說，他們的表演是不合法的。他們沒到文化局登過記，改裝的卡車也沒有得到批准，十一個團員中連本駕照都沒有。他們還表演脫衣舞，這在中國是受到嚴格禁止的行為。就在這次巡演的途中，他們因此被趕出了南京和杭州。
“只要我們遇到了麻煩，”劉司儀說道，“我就說，‘好吧，我們這個團那麼小，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只是不想麻煩文化局的同志們！’一般情況下，那樣說還是很管用的，他們也就不管我們了。”
不過，他們主要的問題還在於競爭越來越激烈。在經濟開發區，娛樂性質的藝術團和音樂會已經越來越常見。就在麗水市，他們在仿皮廠附近表演的那一晚，另外一個劇團也在同一條大街上進行著表演。劉司儀認為，那肯定會影響到票房。於是，第二天，紅星藝術團開著車往南走了一段路，幾乎到了經濟開發區的邊上，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地點。半小時後，他們把車停在了工廠區跟一大片農田交界的地方。也許不久的某一天，這個地方也會變成又一個建築工地，但目前來說，當地人僅僅把它當成了一處垃圾場。到處都是一堆堆的垃圾，還有成群的蒼蠅，空氣中瀰漫著難聞的氣味。我們頭頂的天空飄散著仿皮廠排出來的褐色煙霧。不過，劉司儀對這個地方十分滿意。“這兒有個村子，那兒也有一個村子，”他說道，“邊上還有個工廠。”他指了指那一排排的樓房：一家仿皮廠，一家化工廠，一家不銹鋼廠。在劉司儀眼裡，它們都成了潛在的顧客，而那些污物則是獎賞——有了它，大家的期待值都會保持在最低點。
他們剛開始支起帳篷，幾個村民踱了過來。劉司儀的父親向其中一個村民打聽，最近有沒有什麼別的人來表演過，那人點了點頭。“很多啊，”他回答道，“今天晚上還有音樂會哦。”
大家都愣了。父親再打聽是什麼樣的音樂會。
“免費的音樂會，”他說道，“中國移動的。”
他們都耷拉下了臉——對於雜耍表演者來說，再大的沮喪也不如“中國移動”的競爭更讓他們感到沮喪。經過緊急磋商，雜技團決定派父親去執行偵察任務，其餘的團員留下來繼續撐帳篷。不過，他們也抬頭看了看天，天空不僅佈滿仿皮的廢氣，還充滿了更加不祥的預兆。“中國移動”和大雨——如果警察出現，那會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昨天晚上，他們只掙了不到八百元錢。過去兩年時間裡，他們的收入持續下滑，因為不斷遇到新的競爭對手，他們從劉司儀每晚都要表演的“迷失的打工者”這個獨角戲中得到的捐贈也大不如前。20世紀90年代末期，他從別的雜技團那裡學到了這個節目。他解釋道，這個故事能夠講述成功的關鍵在於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個離鄉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雙親盡失，或者是棄兒，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為觀眾多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一個無法企及的女性人物，那也正是劉司儀以夢境結束表演的原因。對於那個故事，他有兩個版本可演：有時候是一個孤兒夢到了自己的母親，有時候是他夢到了自己失蹤的妻子。如果是夢到母親，她出現的時候會端著一碗飯；如果是妻子，她會抱著一個孩子。劉司儀一直沒弄明白，哪個版本的效果會更好一些，因此，他在節目單上一直保留著兩個版本。在他們那只用來求施捨的碗裡面，一般能裝上四五十元錢。不過，也有那麼一兩次，有人扔進了百元大鈔。“也許，那個故事讓他感到有些悲傷，”劉司儀說道，“也許是他們覺得好玩。我也不明白。”
沒過幾分鐘，父親執行完偵察任務回來了。他手裡拿著一張傳單，上面帶著令他們感到倒霉的標誌：“中國移動”的徽標，以及“免費演出”這幾個大字。該公司正在促銷一款新的手機卡，每分鐘只收一毛八分錢。
“我們要走，”劉長福說道。
“不一樣，”他父親說道，“他們是演唱會，我們是耍把戲。”
帳篷已經撐起來，雲朵變得更陰沉了。就在他們討論這事的時候，“中國移動”的表演場過來了五六個人。他們二十來歲的樣子，穿著光鮮，一看就是城市人。他們穿著領尖釘有鈕扣的白襯衫，脖子上掛著個大大的“中國移動”的身份牌。他們的樣子並不像是在生氣——只是出於好奇，有點自大，更有一點瞧不起人。在垃圾滿地的田地裡，他們跟劉家的一大家人面對面站立著。
“你們表演什麼？”“中國移動”的一個人問道。
“雜技，”父親回答道，“什麼都有。”
“中國移動”的那個人走到畫著比基尼女郎的幕布跟前看了看。“你們的女人在哪裡暱？”他問道。
“她們在帳篷裡邊。我們正在做準備。”實際上，那些女人一直要等到表演開始才現身。這樣一來，那些可能掏腰包的顧客才不會看到參與表演的女人遠遠沒有幕布上畫著的那些女人漂亮。
“你們知道嗎，我們的表演是免費的？”“中國移動”的人問道。“如果看我們的表演不要錢，是不會有人到你們這兒花錢看演出的。”
“沒事，我們的表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你們要知道，我們是個大型的演出。”“中國移動”的人仰著腦袋說道，“我們的表演總共花費了五千塊錢。”
“我們的設備還可以，”父親說道，“我們的表演是用電腦控制的。”為了顯示證據，他朝著一隻大盒子指了指，那裡面裝著一台壞掉的雅馬哈電子琴。
“你們的門票多少錢？”“中國移動”的人問道。
“五塊。”
“那麼便宜！”
“中國移動”的人指著我問道：“這個老外在這兒幹什麼？他要表演嗎？”
“是的，”父親回答道，“他跟我們是一起的。”
我決定讓這事就這麼過去得了——我一直都沒有說話，“中國移動”的人一定以為我聽不懂中文。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父親的膽量，他挺著胸膛，跟“中國移動”的幾個小伙子對峙著。一下子，他們全都不說話了，也許在想像，竟然有一個外國人和一大群身穿比基尼的女子同台演出。不過，他們很快又自鳴得意起來。“我覺得你們最好還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中國移動”的人說道。
“我們就要在這裡，”父親高聲說道，“你們招徠你們的人，我們招徠我們的觀眾。”
幾個年輕人搖了搖頭，紛紛離去了。父親的臉上顯露出驕傲、不服輸的神情，抄著雙手，看著“中國移動”的那一夥人漸漸走遠。直到他們走到了看不見的地方，他才轉過來跟幾個孩子說話。
“我們得馬上離開這裡，”他說道，“只要那幾個傢伙在這裡，我們是不會有觀眾的。”
半個小時後，他們收好帳篷，重新上路了。幾滴大大的雨滴落了下來，他們朝北一直開去，直到找到一塊空地才停了下來。不過，當地一個工人告訴他們，就在頭天晚上，一家醫藥公司剛剛主辦過一場免費的音樂會。接著，他們又到一家拉鏈廠附近試了試，不過那個地方太狹窄。最後，他們找了個前景不錯的地方，旁邊是另外一家叫作蘇恩優的仿皮廠。就在他們支好帳篷，音樂才剛剛響起的時候，一輛警車出現了。
那是我在經濟開發區第一次看見警車。下來兩個警察，他們站到了售票窗口前的梯子上。其中一個警察問劉司儀，他們的雜技團是否登過記。
“沒有，”劉司儀回答道，“可我們只是個小團，只在這裡呆一個晚上。”
兩位警察商量了幾分鐘，其中一個又回過頭來對劉司儀說話了。“好吧，”他說道，“不過記住，千萬別出亂子。”
警察們走了之後，劉司儀開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推銷：“工——們，老——板們！”幾個從蘇恩優走出來的工人穿著藍色工作服，聚到了卡車跟前，兩眼直直地盯著那張幕布和比基尼女人們，很快就買了票。跟往常一樣，真正的女人們還是沒有出現。那天早些時候，我跟劉長福說起了裸體的事情。“雜耍嘛，總得有這個東西，”那個瘦瘦的男人解釋道，“人們買票進場之前總要問一句，‘你們的表演是不是比較開放的那哦？’我們只能說是。表演結束時做的那點事，不過小事一樁而已。可那也就夠了，我們就可以說，‘對，我們的表演很開放。’”
我問劉司儀，他的老婆是否表演過結尾時的那種脫衣舞。他的老婆有點胖，頭天晚上我看演出的時候，她上台表演過。她穿著胸罩和短褲在那兒跳舞，踩不上節奏，眼睛還老盯著地板。
“沒有！”劉司儀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我不會讓她演那個。我兄弟的老婆也不會演那個。那不太好，你知道，如果近親演那個，不太好。所以，每次演出的時候，都是另外那個女人去表演。”
在紅星雜技團的組織架構裡，那是個最低下的位置：最遠最遠的表親的老婆。她姓王，二十三歲。在團裡，她是唯一算得上是美人的團員，有一雙黑黑的眼睛，臉上總帶著溫順的表情。我沒聽到她怎麼說話。不過，有一次撐帳篷的時候，她十分害羞地湊過來。“你有沒有美元？”她問道。
我的錢包裡剛好有一張，於是拿出來讓她看了看。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她說，“值多少錢？”
“大概八塊吧。”“我給你十塊錢，換得到不？”
那真像是給一個脫衣舞女的小費——我把那張鈔票遞給她，並告訴她，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著，對那件外國人給的小禮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他們演出前，我跟他們道了別，開車走了。劉長福說得對：那樣的表演，是不會有人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經慢慢地喜歡上了這個雜技團，怎麼也無法再看一次他們的表演。
2006年3月，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裡，胸罩調節環製造廠正式做好了形象標誌、網站、名片，以及樣品手冊。這全部都是溫州的一個設計人員為他們製作的，費用大概有六千多塊錢，很多都是借用競爭對手或者其他公司的模板設計的。他還給公司取了個英文名字：the 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Ltd.（麗水婭順內衣配料實業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網站上，設計者貼上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棟高層大樓閃閃發光的圖景，可這棟大樓跟麗水的這家工廠沒有任何關係。網站還標明，該廠具有“多年的”胸罩調節環生產經驗。提到那台機器時，更是顯得特別驕傲：“德國進口的全自動生產設備。”
公司的主色調是熱烈的粉紅色。在網站上，那台機器的稜角是粉紅色的，網站上還有幾個粉紅色的泡泡在彈跳著。樣品手冊也是一樣的顏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幾個外國女人的圖片，她們穿著胸罩和三角背心，顯得十分奔放。就連老闆們的名片也印成了粉紅色。名片上還裝飾著公司新設計的形象標識：
我第一次看見這個標誌的時候，以為那可能是一隻飛翔的鳥，或是一顆心。隨後，我又仔細看了看，禁不住想，那是不是表示一對乳房暱。“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麼，”王老闆承認。“不要緊，只要好看就行。設計人員也許是從其他公司那兒拷過來的吧。”
老闆們有更要緊的事情需要操心。首先，他們生產的胸罩調節環無人購買。這家新廠買來了機器和原材料，請來了技術人員和在流水線上做工的工人——卻連一個顧客也沒有，至少沒有找到胸罩調節環的買家。對於襯骨，他們有幾個老主顧，因為他們生產襯骨有好些年頭了嘛，可他們生產的新產品卻需要一個良好的開端。高老闆告訴我，浙江的企業就是那個樣子。“如果你沒有做出產品，當然賣不了啦，”他說，“你得首先把產品生產出來，然後再去尋找買家。那就是我們要先把這些東西搞起來的原因吧。”
一旦樣品手冊印刷完畢，幾位老闆就開始了他們的浙江巡遊之旅，跟各大胸罩生產企業的代表們見面開會。為了建立起關係，對於新廠來說，用禮物去打動買家是他們的典型做法，僅僅讓他們看看樣品是不夠的。胸罩調節環製造廠的幾位老闆送出了一瓶瓶五糧液白酒，一條條中華香煙，這都是浙江的老闆們喜歡的牌子啊。有時候，他們也會送出去一盒盒黃花魚，這算得上是溫州人的最愛。除了各大廠家的買主，政府官員們也伸出手來。稅務局尤其重要——如果沒把這些幹部們弄高興，他們會讓你的企業完全垮掉。“你知道在中國是怎麼回事吧：偷稅漏稅，”高老闆說道。他這麼說的意思，是指如果工廠要跟著大家做那種低報營業收入的勾當，先得跟那些幹部們把關係搞好。“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一步，但稍後，我們肯定要請稅務局的官員們出去吃吃飯，”他說。我問他，這些宴席上要不要送禮，他搖了搖頭。“飯桌上是不送禮的，”他跟我講，“那些事情都是單獨的。要送禮，得到他們家裡去。”
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沒怎麼從銀行貸款。在中國，對中小企業家來說，要獲得貸款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時常也需要用到關係這個東西。高老闆對我說，那得跟銀行官員和審批貸款的人員結交朋友，大家都希望有人請吃送禮。為了免掉這樣的開銷，王老闆主要用現金進行投資，高老闆也只從銀行貸了一點點款。他得把這筆賄款省下來，用到更重要的官員身上。他告訴我，在麗水市，這樣的幹部會要求送禮的金額在兩千塊錢上下。在溫州，行賄的代價還要高一些，那也正是他們把廠址選在這個地方的原因之一。“這兒的租金便宜一些，拉關係的費用也少一些，”高老闆解釋道。
一開始，關係這個東西的方方面面都顯得十分神秘和複雜，因為我是一個外國人，是無法參加宴會和秘密會談這些活動的。不過，過了一陣子，我終於明白，那其實已經形成了體系，在浙江南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體系具有十分強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禮物已經標準化，需要便於攜帶，這就使它們更像某種現金。某個商人可能收下一條中華香煙，他送給了另外的某個人，然後又轉手送到了某位幹部的手中，而這位幹部可能又把它送給某個職位更高的人物。要是中華香煙能夠說話就好了！也許一箱箱的中華香煙就這樣從甌海的灘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個庭園裡，最後轉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鈕扣城或者仿皮村做過短暫的停留。不過，最要緊的是，有了關係就方便多了。高老闆告訴我，他有時候要給一些官員們送現金卡，那樣的卡在當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問，他怎麼知道送多少才合適。
“反正知道唄，”他說。
“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我也說不清楚，不過那是明擺著的，”他說，“在這裡，連一個學生娃都知道該送多少。”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樓上的辦公室裡坐著跟幾位老闆聊天，稅務局來的三個官員走了進來。他們的到來完全在意料之外。王老闆正在清理一些文件資料，高老闆則在琢磨那本剛剛送過來的樣品手冊。稅務幹部們走進來的時候，他正在把胸罩調節環往那本樣品手冊上粘貼。高老闆怔了一會兒，好像是突然被人看見了正在玩小孩子玩的遊戲一樣。所以，他迅速合上了那本手冊。為了顯得更有尊嚴，他站起身來，給幾位幹部遞上了他那粉紅色的名片。
幾位幹部都不太注重著裝，不過，他們還是高昂著頭，其中一個拿出麗水市國稅局的身份卡晃了一下。他姓劉，穿著藍色牛仔褲和橘黃色Ｔ恤衫。他蓄著平頭，這樣的髮型在中國一般意味著麻煩來了。在中國，那是恃強凌弱者的經典髮型，我只要看見這樣的平頭，心就會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過，我還是給劉幹部遞上了我的名片。他琢磨了一陣子，然後聳了聳肩：只要我跟這家公司沒有任何瓜葛，他是不會對我產生絲毫興趣的。他轉向了王老闆。
“我們給你們帶了幾份登記表過來，”他說，“你們得在上面填一下。你們在投產之前應該把這些表格先填好。”
“我——懂，”王老闆說道，“我們正打——算投產呢。不過，我們還沒有開始銷售產品。”
王老闆一緊張，說話就會口吃。那一陣子，他的眼皮不停地眨動著，他的聲調則升高了好幾個八度。他給那幾個人倒上了茶水，招呼他們在仿皮沙發上坐下來。不過，他們依舊站著。劉幹部走過去，對著那扇門查看了一番。
“這個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哦，”他說，“為什麼不換一把安全點的鎖呢？”
“我們剛剛搬進來，才在清理這些東西。”
“從窗子也可以翻進來。你們的發票保存在什麼地方？”
王老闆讓他們看了看那個金屬檔案櫃。
“你們應該做得更牢靠些。這一帶是有小偷的。”
另外兩個人在房間裡來回走動著，把那些破舊的擺設看了看。其中一個人對著高老闆的電腦顯示屏琢磨了一陣子，另一個人則拿著那本樣品手冊翻看了一下。“這是你們生產的嗎？”他問道。
“就是。”
“需要什麼材料？”
“只需要金屬和尼龍電鍍粉。很簡單的。”
“會產生哪些副產品？有危險嗎？”
“沒有危險。只需要水，還有高溫。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你知道，”劉幹部說道，“你們應該早些跟我們打一聲招呼。”
王老闆漲紅了臉。“我一跟稅務局打過電——話，但沒有得到要填登記表的答覆，於是，就覺得我該等一等再填。你要知道，我在這兒又不認識人。我們才剛剛開——始生產。如果我親自來見你們，可能會好一些，所以，我覺得在電話上說起來不太方便。”
其中有兩個人終於坐到了沙發上，不過劉幹部還是踱著方步。他站到了窗邊，往窗子外的遂松路上看了看。“這裡的環境不太好哇，”他說道。“所有的東西都是新的，”王老闆說，“他們還沒有把街道整結束。”
“你們有多少個工人？”
“十二——，嗯，十三個吧。等我們找到客戶之後，我們還要再招幾個人。”
“多少呢？”
“可能五六十個吧。”
“那邊的房子是誰的？”
“那不是我們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經租下來了。那家公司是從上海搬過來的。”
“他們生產什麼？”
“熱水瓶。”
劉幹部點了點頭——也許，他走到哪裡都是這麼幹的，一路上收集那些即將落成的新建工廠的相關信息。他又轉過來面對著王老闆。“你們有會計人員嗎？”
“我們的秘書可以做賬。我們暫時還用不上專業的會計人員。”
“噢，不久你們就會需要的。”
“一旦業務上了正軌，我們是要請一個才行。”
劉幹部從他那仿皮手包裡掏出一張名片。“你可以給這家公司打個電話，”他說，“老闆是我朋友，他可以為你們提供會計服務。”
稍稍頓了頓，王老闆立馬就反應過來了。接著，他恰如其分地問了一句：“多——少錢？”
“我想可能也就六七百塊錢一個月吧。不過我也拿不準。你可以給他打個電話。他們那家公司還不錯。”
王老闆把那張名片放到了辦公桌上。對劉幹部來說，那可謂一箭雙鵰：既幫了朋友的忙，又額外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因為會計服務也可以讓他瞭解到這家公司的業務狀況。當然，最絕妙之處還在於，胸罩調節環廠即將花錢請人對自己實行監控。
劉幹部拿出登記表，王老闆在上面蓋上了公司的公章。末了，那位官員又提到了會計的事情。
“好吧，”王老闆說道，“我會給他打電話的。我只想讓事情變得方——便些。”
“我們也想方便些，”劉幹部笑著說。他朝房間外面走去，另外兩個人跟在他的身後，沒有人握手道別。那幾個人一走，我才意識到，剛才看著他們進行那一段對話的時候，自己有多麼緊張，於是，我仰頭靠在了椅子上。不過，王老闆已經抄起了辦公室的電話。他照著那張名片上的電話號碼撥了過去：“喂，我想讓你給我介紹一個會計……”
關係是有邏輯的（“連一個學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從個體的層面上來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確的。官員得到了禮物，工廠就能夠得到優惠待遇——對這樣的交易，也就沒有什麼神秘可言了。只不過，要看清楚一個城市會為這樣的系統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還很困難。在麗水市，駕車走在嶄新的道路上，沿途經過一個個建築工地時，我常常會想：誰在為這一切買單？以浙江省的標準來看，麗水是一個欠發達地區。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僅有一萬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於計劃經濟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這個地方投入的資金少之又少。中國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籌集所需的資金，可是法律又不讓他們像美國的城市那樣發行地方債券。他們也無法徵收財產稅，因為土地是國有的。稅收的基礎十分薄弱，對於剛剛起步的工業區尤其如此：在麗水的經濟開發區裡，公司在開始投產後的頭三年內，享受稅收減免。那之後，大多數公司會想方設法在自己的收益報告上做手腳。這對於公司和官員們都是皆大歡喜的事情——他們可以得到優惠待遇、收到現金和應有盡有的中華香煙——可是，這座城市要靠稅收維持運行卻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國的大多數城市一樣，麗水卻到處都在花錢。從2000年到2005年，麗水花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錢達到了七百一十多億元，相當於之前半個世紀投資總和的五倍。經過那一次大規模的花錢運動之後，他們立刻又趕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調節環製造廠開業那陣子，麗水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頭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七，房地產投資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七點二。這都是貨真價實的現金投資啊，所有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橋樑和新建築的建設上，這可不是幾條中華煙換換手那麼簡單的事情。可是，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築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土地使用權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過程。在中國的農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體性質的，像魏子淇這樣的農民們無權到開放的市場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裡面把持著所有的買賣行為。如果某個城市拿定主意要發展到某片農田所在的地方，連村組織也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可以隨心所欲地佔領土地，他們所支付的價格，是政府早就訂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為，農民們就得從原來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那片地方也就變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權可以按照市場價格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一方。這是一種套利交易，從農村買來土地，作為城市土地再次出賣。而這種行為，只有鎮以上級別的政府才有資格進行。
從類似交易中獲得的利潤是巨大的。汪利娜（音譯）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經濟學家，她告訴我，沿海地區的各大城市財政收入的一半來自房地產交易。在她看來，中國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長則是CEO。“他們的目的就是賺錢，這是明擺著的，”她說，“不過，他們不能只出賣房地產。投資者不是傻瓜——他們的心裡十分明白，不禁要問，如果城市裡面沒有工業，誰還會來買房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地方政府往往會成立一個經濟開發區，裡面的土地使用權按成本價出售。便宜的價格吸引著各大工廠來此落戶，工廠反過來又會上繳稅金。不過，關鍵的地方，還是他們使城市得到了拓展。更多的老闆、店員、務工人員跟了過來——這一切都意味著，郊區面積擴大，房地產市場更火熱。
城市如果要想把債務還清，它就得不斷地進行擴張。為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從國有銀行借出了巨額貸款。王麗炯是麗水市經濟開發區的一個主任，他告訴我，在2003年，市政府為了炸毀那些山頭用於修路，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大約有五億元人民幣。“要想用羊毛，就得養綿羊，”他是這麼解釋的。可是在中國的很多地方，地方官員純粹是在碰運氣，賭的是那些永遠都不會出現的投資者。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經濟開發區就永遠是個半拉子工程，貸款成為壞賬，然後，整個泡沬也就破滅了。
到2006年，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樣的體系存在著的巨大風險，從而力圖放緩發展速度。利息提高了，各個城市凡是大一點的擴建項目必須經過嚴格的申請審批程序。然而，權力已經極度分散，這樣的規章制度很難得到真正的貫徹執行。汪利娜說，國土資源部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進行必要的現場調查。有時候，他們只能嘗試著依靠衛星影像來推斷，哪些城市在搞大規模的建設項目。預算也跟著遭災，因為地方政府很容易就能作出決定，哪些東西該上報，哪些東西該隱瞞。汪利娜最近到河南省的一個城鎮做過調查，據當地政府報告，他們一年的財政收入僅有兩億元，可他們花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的錢卻是這個數字的五倍。汪利娜想不明白，這些錢到底從何而來——她推測，當地政府從房地產交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們同時也有各種各樣的辦法可以免報所有的交易行為。跟所有人一樣，領導幹部們都參與了這一場場的關係遊戲，但凡大的交易行為總是跟賄賂和送禮相伴而行，但誰也不會留下任何書面證據。只有傻瓜才有閒功夫去想什麼長遠利益。“每隔五年，地方政府的官員就要換個地方做官，”汪利娜說，“因此，他們知道自己機會有限。他們會為下一屆領導而擔心嗎？他們只要能撈，就盡量撈。”
跟很多學者一樣，汪利娜相信，中國政府到頭來不得不實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財產稅這一大筆穩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結束現行的房地產思路了，但是現在誰也沒有朝這方面進行改革的動機。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沒有權力的人——農民們。他們失去的土地實際上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提供了補貼，而他們沒有任何法律意義上的追索權——要推翻一個村黨支書記已經難上加難，更不用說其他的了。不過，大多數農民們一心想的是外出務工，或者變成個體戶，因此，他們絲毫不會為修改憲法這樣的事情操心。
在這樣一個國家，每個人都在流動之中，連土地本身也在流動，至少在法律意義上是這樣。麗水這樣的城市周圍，農莊變成了郊區，每一個建築工地都是政府的錢袋子。在主城以東一個原先叫作夏河的地方，正在進行著一個很大的開發項目。夏河原是橫跨好溪兩岸的一個小村子，曾經一度，這裡的農民們靠種植水稻、柑橘和蔬菜為生。可是在幾年前，麗水市政府徵用了村子裡總面積達一百畝的土地。為了拿到這塊土地的使用權，市政府總共支付了不到八千萬元錢，主要用於對搬遷村民進行補償。我碰到了一個叫作張巧萍（音譯）的村民，他原先靠著僅有的兩畝地，供養著一家四口。在失去那兩畝土地之後，得到了十二萬元的賠償款。
市政府取得夏河村這片土地之後，在上面修建了路網，安裝了下水管網，然後把這個開發項目賣給了一家叫作銀泰的私人公司。銀泰本打算修建一片商住樓，而張巧萍先前聽說，他們為拿到這塊地一共花費了兩億九千一百萬元。跟張巧萍交談過後，我前往銀泰公司的辦公大樓進行拜訪，開發部主任向我出示的文件證明，實際價格是兩億九千九百萬。換句話說，麗水市只以八千萬的價格買得這片土地，經過了三年時間，他們就以接近三個億的價格拋了出去。而這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就連農民都知道這筆買賣大致賺了多少錢。我問過張巧萍，這樣的買賣是否公平，他只是聳了聳肩。“他們有權力征地嘛，”他說。事實上，那塊土地原本可以值一百六十多萬，但他卻沒有為那十二萬元的安置款抗議過。相反，他收下了那筆錢，在銀泰公司計劃修建的商住樓正對面開了一個小商店。那個項目正在日夜趕工，建築工人們時常會光臨張巧萍的小商店，買點食品和飲料。知道自己無力和制度進行抗爭，張巧萍只能盡自己所能，從中得到一點補償。
新修建的商住樓取名叫作“江濱”，一共有二十八棟樓房，最高的那一棟有十一層。計劃中的中心廣場將會修建一座音樂噴泉，面積比一個足球場還要大。為了建這個項目，銀泰公司舉債兩億兩千六百多萬，很大一部分是從那些等著賺取高額利息的私人手裡借來的。在浙江省，這樣的做法十分普遍——公司經常從私人投資者手裡籌集資金，因為這比從銀行借貸要容易許多。從制度上來說，這樣的籌資方式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常常出現資金短缺現象的國度裡，這樣的方式還是深得各方容忍。在銀泰公司，他們的領導認為，在還款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麻煩，因為他們對時機把握得很準確：在過去的五年時間裡，麗水的平均房價上漲了六倍。銀泰公司的副董事長告訴我，他們有望從“江濱”項目中獲利一億五千多萬。
副董事長名叫季勝軍，是銀泰創始人的兒子。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季氏一家人還是橋頭鎮的貧苦農民。他們的當家人在一家個體建築隊裡打工，後來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趕上了快速發展的第一波浪潮，把業務做到了浙江各地，到目前為止，三個兒子都跟他一起工作。季勝軍年齡最小，只有二十七歲。除了大家庭的開發公司之外，他還另外開了幾家公司作為兼職，其中就有當地稱作馬希爾的夜總會。一天晚上，我跟他在那個地方樓上的VIP包房見了面。他穿著黑色的普拉達皮鞋，黑色的普拉達褲子，以及紅黑相間的范思哲襯衫，手裡拿著一隻鍍金的都彭打火機，價值接近五千元。當然，他抽的是中華香煙。跟來到VIP包房的所有人一樣，季勝軍用他精挑細選的酒招待了我，酒是馬諦氏尊者蘇格蘭威士忌，散發著綠茶的甜味，用高腳玻璃杯裝著端了上來。時不時地，呷過一口酒，季勝軍都會躬身向前，將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後用他那雙普拉達皮鞋來回擦拭著。他沒有穿襪子。
包房裡有五六個人。季勝軍的私人保鏢在門口看護著，那人身材魁梧，穿著緊身黑恤。保鏢每天的職責之一，就是在季勝軍巡遊麗水的過程中，幫他拿著那只路易威登皮包式錢夾。在夜總會裡，挨著季勝軍的身邊坐著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子，一隻手搭在他的大腿上。當季勝軍告訴我他即將舉行婚禮時，我犯了個錯誤，把這位女子當成了他的未婚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季勝軍很友善，也很隨和，他只要開口一笑，就會露出滿口黃牙。他的身材極為單薄，也就是大家經常在鄉下見到的那種，因為那兒的人稍微有些營養不良——如果不是穿著普拉達，帶著貼身保鏢，這個人跟農民沒一點區別。而他那上億元的公司籌資的方式也是農民式的，主要依靠關係，以及向私人借貸。季勝軍未加思索地告訴我，他開那家夜總會花費了一千多萬。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未婚妻。我在VIP包房看到的那位年輕漂亮的女子正在舔著棒棒糖。她撫著季勝軍的胳膊，在他的耳旁低語。從兩人的表情看來，他們似有浪漫之情，不過，我後來聽到了他們談話的一些隻言片語。純粹是生意上的事：她當時在請季勝軍幫忙弄簽證，以便她能夠前往葡萄牙找事情做。
7月的一天下午，一場暴雨即將襲來，胸罩調節環製造廠收到了一封特快郵件。當時正值仿皮天氣時節——在經濟開發區，大雨剛剛下來的時候，那些粗大的雨點十分骯髒。郵遞員把那信封舉在頭頂上，以便擋住那骯髒的雨點。進入廠區後，他把那信封在他的褲子上擦了擦，然後交到羅師傅的手裡。信封裡除了四條尼龍胸罩肩帶之外，什麼也沒有。每一條肩帶的顏色都不相同，有粉紅色的，有白色的，有褐色的，還有淺藍色的。裡面沒有任何信件，也沒有發票——就連對型號進行說明的文字都沒有。那幾條肩帶就像一盞信號燈，而羅師傅知道誰能解讀它。“小龍！”他對著樓上宿舍裡的人高聲叫道。“郵件！”
小龍是工廠請來的化工師傅，全名叫作龍春明（音譯），不過大家都叫他小龍。他穿著一雙走起路來劈啪作響的塑料拖鞋，還有一件藍白相間的籃球服走下樓來。在大一點的工廠，工人們一般穿著統一的公司制服，可胸罩調節環製造廠還很小，又沒有正式投產，所以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隨意著裝。小龍穿著的短褲和籃球服都是彪馬牌尼龍仿製品，那身打扮給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正在進行比賽的運動員。他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地址：東陽市的一家胸罩組裝廠。
“幾天前，他們訂購了胸罩調節環，這是他們需要的顏色，”他解釋道。因為工廠的業務量很少，所以這很容易記住。那時，他們只有四個固定的買家，而且全是小廠。高老闆和王老闆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多天，爭取找到新的買主。不過，當他們歸來的時候，總是拉長著臉，而且脾氣十分暴躁。工人們已經開始有了流言蜚語——有謠傳說，工廠遇到財務上的麻煩了。幾位老闆已經把生產線上好幾位女工解雇了，而且也只是偶爾在有訂單的時候才叫陶家人過來幹幹活兒。只有五六個像羅師傅和小龍這樣的人還在全天候上著班。
小龍破譯完那封郵件之後，我跟著他走進了位於那台機器間隔壁的實驗室。穿著彪馬牌籃球職業服，小龍撿起了他的兵書——一本活頁筆記本，裡面粘貼著一排排胸罩調節環，其顏色隨著頁碼而逐漸變換著。每一隻調節環旁邊，小龍都寫下了染色公式及其英文名稱。他寫的那些字念起來十分怪異：例如，一隻紅色的調節環邊上標示著“Sellan Bordeaux G-P”（“瑟蘭·波爾多G-P”）字樣。小龍並不會說那些語言，可他從其他樣書上把這些長長的句子抄了過來:
Padomide Br.Yellow 8GMX
Podocia Violet NWL
Sellany Yellow N-5GL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我已經知道怎麼調出粉紅色和藍色來，”他說，“現在，我得試試褐色。”他把那胸罩肩帶剪下一截，跟活頁筆記本裡的褐色對比著，試圖找到合適的公式。接著，他拿出三種染料粉劑：藍、黃、紅。他把三種粉劑各倒了一些到一隻燒杯裡，放到天平秤上稱了稱。然後，他在筆記本上另起一頁寫下了它們之間的比例關係。“這一種需要的藍色和黃色多一些，紅色少一些，”他說。他燒了一點水，加到幾種粉劑裡面進行攪拌，試著在幾段肩帶上進行染色，觀察著結果。他把染得的顏色跟那條肩帶進行了比對——太淡了。藍色還多一點，紅色還多一點。他又試了一次：還是太淡了。試了三次，他總算配上了顏色。“廣東有很多大師級人物，只要看一眼顏色，就知道該怎樣配方，”他說，“他們都是為香港大公司打工的，像他們那樣的大師一個月能掙到好幾萬塊暱。我跟那樣的水平相比呀，還差得很遠很遠。”
突如其來的暴雨已經停止了，空氣中卻又有了泥濘的味道。門外的溫度超過了三十七八度，在實驗室裡面，因為開著爐子，開著機器，顯得更加酷熱。第一輪著色實驗結束之後，小龍脫去了籃球上裝，那架勢就像一個正在球場上鏖戰的專業運動員，剛剛打完了第一場比賽，正準備正兒八經地繼續戰鬥。最後，我也跟著脫掉了上衣，我們倆汗流浹背地站在實驗室裡，看著那幾隻調節環在工業攪拌器裡面旋轉著。實際上，在夏季，整個工廠的男人們都赤裸著上身。
小龍剛剛二十出頭，全廠就他一個不是漢人。他是苗族人，這個民族是西南地區的原住民，跟老撾和越南的赫蒙族具有文化上的關聯。小龍的膚色比漢人的要黑一些，他的臉型也有細微的差異，有些女孩子氣：雙唇飽滿，顴骨很高。他的面相很美，且有些自負，尤其說到他的頭髮時更是如此。他把頭髮蓄過了肩膀，染得很紅，用化學術語來說，最好是“瑟蘭·波爾多G-P”。每當空閒時分，他會把大把大把的時間用來和陶氏姐妹以及其他女工打情罵俏。
他來自於貴州省的一個貧困小村子，他家種植的主要農作物是茶葉和煙葉。念完初中後，小龍就去了廣東打工。一開始，他在一家紡織廠打工，後來又到一家專做出口的胸罩廠找了份工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他有一次這樣對我說。我期待著他會給我談一談籠統的分類情況，因為這樣的對話在農村是十分常見的。可是，小龍的世界觀卻非常經驗主義：他通過胸罩肩帶和胸罩調節環所構成的密集網絡看清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日本人喜歡綴著小花圖案的胸罩，”他接下來說道，“她們喜歡畫得很細微的小花兒。俄羅斯人卻剛好相反——她們不喜歡花草圖案，不喜歡小型號。她們只喜歡簡樸的胸罩，只喜歡色彩非常明亮的胸罩。還要夠大！”
小龍很上心，在南方的各大胸罩公司，他把這個專業學上了手。在生產線上幹過一陣之後，他進到化學實驗室，學起了著色的技術。他跟著大師們學習這個行當，染色是個技術活兒，拿到的薪水是很可觀的。在麗水，他之前的工資是每個月二千五百元。不過，他對那樣的情形並不滿意。在他房間裡那沒有粉刷的灰泥牆壁上，刻寫著這麼一句話：
人生何處不成名，
學不成名誓不還。
在胸罩調節環製造廠，工人們常在宿舍的牆壁上寫下一些勵志的語句。這曾經是毛澤東的誓言，如今成了小龍的口號。幾年前，他在一本勵志書裡讀到了這句話，然後就把它作為了自己的引路哲學。他的目標是通過在工廠打工掙到足夠的錢，然後回到家鄉做生意。有時候，他會談起養兔子賣給餐館這樣的事情，他還曾經有過一個想法，那就是向小商舖老闆批發商品。這些計劃還很模稜兩可，全都寄托在遙遠的未來，而他目前考慮問題的重點，是集中精力幹好工作，拚命存錢。節假日，他盡量不回家。只要意志上稍有鬆懈，他就會想起遠在老家耕田種地的母親。母親是他們一家人中間唯一還在村子裡的人——小龍的父親和兩個兄妹都已經來到沿海地區務工。“每當我感覺睏倦的時候，就會想起我的母親，”他說，“每當我感到氣餒的時候，就會想起她一個人孤孤單單地留在家裡。”最近，他寫了一首歌來紀念他的母親，還想過要在電話裡唱給她聽，可又怕那會讓她流淚。因此，他只是把歌詞記在了日記本裡：
很多人說，你的日子過得很苦，
可你卻笑著說，只要我們在，你就永遠不會傷心……
小龍用一本螺旋條筆記本來記日記。裡邊夾著一封長信，那是他寫給從前的女友的。還有他用來練習寫拉丁字母的幾頁紙，他曾經想自學這個東西。日記本裡通篇都記著他摘抄下來的格言和警句，其中有幾句還刻在了宿舍的牆壁上。在他的床頭，用幾個大字刻寫著一句話：“馬到成功。”另一句話是“面對未來”。他還把他曾經看過的一本勵志書的書名刻在了牆壁上：《方與圓》。
跟工業城鎮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小龍是勵志文學的大消費者。他最愛讀的是《方與圓》，這是本中國的暢銷書，寫的是現代社會的行事之道。書名來自於一句古語——方乃一個人內心之綜合素養，圓則是與他人相處時所必需的靈活性。作者把這一經典觀念運用到沿海新興工業城市激烈的競爭當中，最後的結論多少有些擾亂人心：這本書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樣為利益撒謊，操控工友。總體而言，它教人做後共產主義時代的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中有一個章節，講述向老闆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首先，提一個不現實的要求，因為拒絕這樣的要求會使之產生一種責任感）。另有一個章節講的是在一個地位、身份等方面比你高的人面前以什麼樣的方式哭泣才有效果（不要做得過頭〕。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議，教人怎樣正確地維持友情。（“如果你和好友相處愉悅，那麼你們現在是真正的朋友。不過，假定有一筆價值百萬的業務等著你們去做，如果你不把他晾在一邊，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邊，那你們的腦子一定是進水了。”）
除了《方與圓》，小龍還經常閱讀中文版的《哈佛大學MBA綜合卷之引領你自己進入社會》。“我還不夠成熟，”他對我說，“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需要得到幫助，而這本書就幫得上忙。如果我遇到了什麼問題，又沒有法子跟人去講——在那方面，我是很孤單的，這樣的書籍可以給我提供一些意見，教我怎麼去處理類似的問題。”他所依靠的，是《生活成功寶典》。他最喜歡的，是一本《經典故事集》，裡面講述的全是外國人的故事，尤其打動小龍的，是講述約翰·D·洛克菲勒的那個章節。在《經典故事集》裡，那位石油大亨每天都到當地的同一家餐館吃午飯，而且會留下一美元的小費。幾個星期之後，那裡的服務員終於忍不住對他說道：“如果我是你的話，是不會那麼小氣，只給那麼一點點小費的。”洛克菲勒回擊道：“正因為你是那樣的想法，所以你只能做餐廳服務員。”《經典故事集》用這樣的道德訓示作為結尾：“很多人成不了富翁，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們花錢太大方。”還有一章寫的是耶穌基督的故事，儘管那個寓言故事在《聖經》裡面根本就沒有出現過。在這本用中文寫成的書籍裡，一個喜歡幫忙的人，總是越幫越忙。最後，耶穌乾脆讓他收手了事。那正是彌賽亞的要旨——接受現實的世界吧。“在真實世界裡，我們總想把事情做得完美，可是，現實的情況和我們的願望總是相互矛盾的，”裡面的道德訓示這樣寫道，“我們一定要相信，承認我們現實所擁有的，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小龍天生具有溫和的性情，從這一大堆書籍裡，他學到的經驗就是要鎮定自若。那也是他從所有的偉大導師們——孔子，耶穌，洛克菲勒，毛澤東——那兒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我要堅持不懈，”他對我說，“我不能讓那些事情掃我的興或者令我生氣。”他把自己的誓言刻寫在宿舍的牆壁上，而且始終記住一點：對加班勞動從不抱怨——在他看來，廠裡面的人抱怨太多。他想讓自己的內心平和，想與他人和諧相處。“在一個集體裡面，一個人應該具有靈活性，”他說，“這是一種平衡，既要往前走，又要走對路子。”小龍的這幾句話可能直接引用於道教典籍，上面關於耶穌基督的那一則寓言故事可能也是出自於道教典籍：它呼應的是“無為而無不為”這一經典說法。這倒讓我想起自己曾經在四川當英美文學老師的經歷，我的學生們當時也總是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闡釋西方的經典作品。儘管外國的物質產品滾滾進入中國市場，年輕人會受到這些新東西的影響，但他們的天性裡依然保持著很厚重的傳統觀念。
對小龍而言，洛克菲勒的故事激勵著他換掉了抽煙的牌子。讀了餐廳服務員和石油大亨的差別之後，他決心要更加節儉地過日子。於是，他不再抽利群香煙，轉而買起了芙蓉牌。芙蓉牌香煙質量不高，每支只要一角三分錢，那商標讓人立馬就能判斷出是農民的品牌。不過，小龍下定決心要學習洛克菲勒，擯棄這些小氣的思想。每抽一包煙，他就能夠省下三元錢，如果這筆錢累計起來，數量可不少。也許有一天，他積累了足夠多的錢，就能夠完成刻寫在牆壁上的那段毛澤東誓言了：
人生何處不成名，
學不成名誓不還。
在麗水市，儘管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外國買家或者外國投資者，我卻總在談論著外面的世界。外國買家或者投資者沒有理由要來經濟開發區，因為這裡由外國投資興建的工廠相當稀少。像麗水這樣偏遠的地方生產出來的東西，總還需要一兩步流程才能做成成品。胸罩調節環需要運送到別的地方才能安裝到胸罩上面，仿皮要運到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能最終變成手提包或者汽車坐椅。義烏的商品以大宗形式出售，那兒的批發商舖吸引了大批的外國買家。可這些人不會大老遠地來到麗水，每當我在這個城市駕車周遊，看到那些外國東西時，總覺得有些奇怪，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市區裡面開設的第一家健身房取名為“聞香識女人”。在經濟開發區裡，格雷公司生產出來的一箱箱電燈開關叫作簡·愛。幾棟樓房之外，在麗水市三星軸承有限公司的大門口，老闆們掛起了大大的標誌牌，想來也是英語吧。可是他們把字母從右寫到左，跟中國人曾經書寫漢字的方式一模一樣：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不過，麗水人民——務工者、老闆們、創業者們——生產出來的很多東西都賣到了外面，他們也很喜歡談論國外的事物。他們會搜尋那些他們覺得具有美國主題的勵志書籍，他們的好奇心永無止境。每當我遇到類似小龍這樣的人的時候，他們那充沛的精力，堅定的信心，讓我想到了別的地點，別的時間。那就是中國版本的工業革命：鄉下人湧向城市，他們在自主發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資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筆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他們踐行著沒有任何限制的資本主義模式，這樣的模式對任何美國歷史學家來說都一眼就能夠識別出來。在胸罩調節環製造廠，當我聽到劉宏偉如何記住那台機器的構造並仿製出來時，我想起了在19世紀初同樣會耍這一手的弗朗西斯·凱博·羅威爾。那一時期，美國社會蒸蒸日上，而英國人把卡特萊特水力織布機的設計圖紙看管得十分嚴實。不過，羅威爾冒名參觀了曼徹斯特的作坊，回到馬薩諸塞後，憑著照相機一樣的記憶力把那台機器組裝了出來，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為了美國紡織工業的基地。
在中國，僅僅是變化的速度跟美國的大發展時期也很相似。19世紀，當美國城市擴張的第一波浪潮橫掃西部大地時，來自歐洲的訪客們十分迷惑，因為他們看到那些新的定居點彷彿在一夜之間冒了出來。那種神奇的感受跟當今時代外國人在中國的感受十分相似，因為這裡的經濟開發區紛紛變成了快速崛起的新興城鎮。不過，隨著我在麗水停留的時間越長，看著那一個個工業區獲得生機時，我也看到了更多的關鍵性差異。不僅僅是時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個新城鎮定居下來的根本動機都完全不同。對中國的新興城鎮而言，前來報到的頭幾批開路先鋒具有很明顯的局限性。而當美國的新興城鎮剛剛開始成型時，第一撥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銀行家，跟他們一起來的還有律師。當人們還在住帳篷的時候，當地的第一份報紙已經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築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當時，那的確是一個非常嚴酷的社會，不過，至少已經具有了早期意義上的社區和法律。
然而，中國的新興城鎮裡存在的，只有商業這一樣東西：工廠、建築材料供應點、手機卡銷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場決定著發展初期的雛形，娛樂項目很快就出現了，卻很少有社會組織現身此地。沒有私人報紙，沒有獨立的勞工聯合會。宗教也許會在個人層面得到繁榮，可在組織層面上卻相當弱小。在麗水市的經濟開發區，沒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廟。沒有任何法律事務所，也沒有任何非盈利組織。警察和政府幹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樣難得見到——只在有利可圖的場合，他們才會現身。
2006年7月，在金麗溫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張超速罰款單，那也是我跟當局第一次打交道。罰款單是自動拍攝的：我把租來的桑塔納轎車交還給昌盛汽車租賃公司的時候，才知道了這件事情。他們的計算機顯示，在一個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駛的速度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筆金額為兩百元的罰款直接從我的預付金裡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違法，從那以後，防洪閘門得以洞開，在高速公路沿線的工業城鎮行駛時，我收到了好幾張罰單。在鈕扣之城橋頭鎮附近，一架照相機逮住了我的違章，在以製造內衣聞名的金華市，我又被罰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張罰單。有一次在麗水市，我在一個小時之內兩度被逮住。我並不是一個輕率魯莽的駕駛員，我之前的記錄沒有留下任何污點——拿到中國駕照的五年間，在來到浙江之前，我從來沒有違章行駛過。可是，南方各地的有關部門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資潛力。他們把照相設備裝在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會在毫無理由、毫無提醒的情況下突然降低。他們還設置了雷達槍。本地的駕駛員都能夠記住那些地點，我也盡可能地去記住那些地點，可要記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開著奧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時速飛奔，然後在雷達照相機面前急踩剎車的老闆們。在那條高速公路上，我從來沒有看見真人警察出現過。
“對警察來說，這是一筆不錯的業務，”每當我抱怨又收到一張罰單時，“昌盛汽車”的一個經理總是這樣跟我說。他說得對，警官們以私人股東的形式投資雷達照相機，然後以股息的形式獲取收益。在浙江，一個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資五萬元，那麼，他可以從每張違章罰單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點五的利潤。每部照相機以四個投資者為限，年輕警察沒有資格購買股份，只有累積到一定的資歷後才獲得購買資格。階位高的警察可以多買相機股份。他們有抽獎系統，決定哪幾個警察購買高速路上哪幾個路段的照相機。這個產業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貸者，因為人們知道，借錢給警察用於參股超速陷阱沒有任何後顧之憂。跟新興城鎮的各個方面一樣，這裡並不是完全沒有法律——實際上，有嚴格的規定，嚴控警察投資。可那只是統治集團和利益集團的規定，並不是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規定。
每一張超速罰款單都會在駕駛員記錄裡進行記分處理，我後來由於分數累計得太多，根據法律，應該重新參加駕駛課程的學習。不過，汽車租賃公司的經理告訴我，只要我親自到麗水市的公安局去一趟，就完全沒有重新學習的必要了。在公安局，一個警官用計算機調出了我那些傑出的違章記錄。他打印了幾張表格，然後就叫我到中國銀行去交錢。銀行就在馬路對面，倒也十分方便。新近的幾張罰款單加在一起，達到了五百元之多。“記分的事情怎麼辦？”我問道。
“我已經給你消掉了，”那位警官說道，“只要你去把錢交了，一點問題都沒有。”
在銀行，我排在了專交罰款的長隊裡。有好幾個城市白領早已等在那裡。一步一步地，我們往前挪動到了前台，銀行職員麻利地收下了我們的罰款。當時正是二月份，可銀行大廳裡的一條英文大標語上還寫著“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就在那個星期，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條新標語：
安全駕駛！
此路段巳有二十六人喪生！
截止7月底，胸罩調節環製造廠仍然只有四個客戶，庫房裡已經積壓了一百萬隻胸罩調節環。一連數天，那台機器都靜靜地躺在那裡。很明顯，工廠現在遇到了大麻煩。他們不再招徠臨時性的組裝工人，削減了所有高層技術人員的薪水。小龍的薪水被削減了百分之四十，羅師傅的薪水減掉了一半。這都違背了他們幾個跟工廠之前簽訂的勞動合同。從理論上說，他們可以向當地勞動部門進行投訴，可中國的工人們很少邁出這一步。他們對於政府很少有信賴感——“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處理，”羅師傅總是這樣說。他告訴我，就目前來說，他需要的是耐心。如果事情沒有轉機，他得另找一份工作。
羅師傅干胸罩調節環這一行已經很多年了，連做夢都在想著這個東西。睡夢中，他會看著調節環從那台機器的傳送帶上掉下來，還會看見成堆成堆的調節環，等著分揀，等著裝箱。在他的噩夢裡，他常常會和老闆們進行無休止的爭吵。一次，我們在機器間閒聊的時候，羅師傅說起了頭天晚上把他驚醒的那場夢。“我們剛剛收到一批尼龍粉，但質量不高，”他說道，“可是王老闆覺得那批貨很好。我說不行，那批貨起不到作用。王老闆說很好。我說不行，你簡直是在放屁！”
在工廠裡，羅師傅屬於那種被稱之為“大師傅”的人。他才三十好幾，可有二十三年的時間是在中國各地的工廠裡打工度過的。實際上，跟他那一代人的很多大師傅們一樣，他也是在農村長大的。他的父母在湖北省松滋縣種植棉花。20世紀70年代末期，農村的學校辦得很糟糕，羅師傅受到的正規教育十分有限。“我們當時只有兩本教科書，”他回憶道，“語文和算術。就那樣。”開始上中學了，可他還基本上算是個文盲。不過，他的父母親已經決定，不再為他支付學費了。“他們說，他們也要用錢。所以，我最好出去找事幹。”
1984年，他十四歲的時候，在湖南省的一家玩具廠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兒幹了一年的時間，從每個月兩百多塊錢的薪水裡拿出很大一部分寄回家裡。不久，他去了深圳。20世紀80年代，這個最南邊的經濟特區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有一陣子，羅師傅在一家紡織廠上班。隨後，他又換了一份工作。這成了他的套路：在十年時間裡，他從一個城市轉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家工廠轉到另一家工廠，從一種產品轉到另一種產品。他在湖北生產過螺絲釘，在新疆的一家油漆廠幹過一陣子。他在廣州的一家碗廠生產過塑料碗，在雲南省靠近緬甸的邊境上做過小生意，在東北靠近西伯利亞的黑龍江一家玩具廠停留過。
可最終，他回到了深圳，回到了南方的其他城市。幾年後，說到這一地區的時候，他仍帶有喜愛之情。因為20世紀80年代，在深圳這個地方，他參加了私人辦的一些培訓班。“八點鐘就要上課，我們在下班過後得馬上趕過去，”他回憶道，“每節課五元錢，時間是四十五分鐘。上課的內容有電氣布線、機床加工技術、焊接技術等——有用的東西。老師是北京來的，是個退休老師，的確教得很好。我們上課的地方跟這兒大小差不多，可每天晚上都有兩百多個學生去上課。之所以那麼多人擠著去上課，就是因為那位老師名氣很大。”
那個時候，羅師傅每個星期的上班時間是六十個小時，但他依然抽出時間去上夜校。那筆投資意義非凡——他每個月的工資收入只有五百塊，可他願意每次拿出五塊錢去參加課程學習。在經濟開發區，私人開辦的學校或者輔導課程十分常見，因為那些有積極性的工人們知道，有朝一日他們總要離開生產線。二十多歲的時候，在他的空閒時間裡，羅師傅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最後竟成了個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深圳，他通過了政府主辦的考試，取得了函授高中畢業證。
除了天生的聰穎和堅定的意志，羅師傅不具有其他的天然優勢。他在貧困中長大成人，按照中國人的標準來看，長得也不好看。他的個子很矮小，臉上長有雀斑，這在中國也算得上是瑕疵。他的眉毛很濃密，長鼻子，牙齒長得不好看。不過，他的表情中透出一種開朗。他很愛笑，而且一笑起來，眼角的細紋就會舒展開來。他臉上所具有的那種神情，是經歷了太多事情、卻沒有太多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種神情。隨著時間推移，他成了我最瞭解的工廠打工仔。他的視野比大多數人要寬廣——他對那些自學成才的人有一種天然的好奇心。作為大師傅，他經常處在老闆和勞動者之間的位置上。在汕頭市，他幫著管理工人和機器，這樣的經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保管著全廠所有的登記表格，因此我發現，很多工人連字都不會寫，”他說，“中國竟然還有那麼多人沒有讀過書！不過，你知道，這些人有時候也很聰明。在汕頭市，我知道有一個人，他在藍天賓館開電梯。他沒有上過學，不會看書也不會寫字，但他就是天生的聰明。一次，賓館的發電機壞掉了，幾個電工都摘不定。電工敗下陣後，那個電梯操作工跟老闆說，‘讓我看看吧。’老闆說：‘這些東西你是弄不懂的。’不過最後還是讓他試了試，結果竟在一個小時之內把它修好了。之後，老闆讓他擔起了更多的責任，而另一個老闆以每個月兩千八百元的薪水僱傭了他。那個工人來自四川，人也很老實。他說：‘我既不識字，也不會寫字，怎麼能夠拿那麼多錢哦？’那個老闆說：‘我不管，只要你懂的東西多就行。’後來，又有一個老闆以四千塊的薪水僱傭了他。他連名字都不會寫，可什麼東西都修得好。他說不出道理來，但就是修得好。”
在汕頭市郊的潮南區，羅師傅在工廠這個圈子內逐漸嶄露頭角。20世紀90年代後期，他在汕港科技找到了一份工作，汕港科技是最先走進胸罩調節環這個行當的廠家之一。羅師傅學會了修理那台機器，到2002年，他每個月的薪水可以拿到一千六七百元，相當可觀。同時，潮南的其他老闆們聽說胸罩調節環這個產業利潤可觀，其中有一個人便向他發出了召喚。一開始，那位老闆並沒有說工作的事兒，只是請羅師傅到和平飯店這些十分高檔的餐館一起吃飯。“我們點的有螃蟹、魷魚、龍蝦等，”羅師傅回憶道，“他點了十八元一瓶的啤酒，給我買了中華煙。然後，我們去了咖啡店，接著又去唱了卡拉OK。三次之後，那位老闆才跟我說：‘你能過來幫我嗎？’他說他當時那個師傅很壞，他需要找個懂行的人。”
多年以後，羅師傅依然能夠侃侃談起那些相互之間充滿競爭的老闆們前來動員他時的錯綜複雜的細節。當時的他頗有舞台新秀的架勢：他若有所思地說起那些故事，追憶著每一家賓館、每一家酒樓，甚至每一道菜餚、每一份價格。第二個老闆提出要給他雙倍的工資，羅師傅答應了。很快，那家公司也大獲全勝。輪到下一個老闆向他發出召喚的時候，羅師傅的地位又升了一檔，求賢的儀式也更精緻了。“我們去過金色花苑賓館兩次，”他說，“去吉祥花園賓館也有兩次，去過一次金龍，一次金色酈城。”到高老闆和王老闆捲入其中的時候，那已經是打算僱傭羅師傅的第四個胸罩調節環製造廠了。一路走來，他的月薪從不足一千六百元，慢慢地漲到了五千六百多元。
羅師傅離開一家公司的時候，總是按照既定的套路進行。他不會跟現任老闆說別人對他拋出的繡球，只是想方設法把他應得的工資拿到手。然後，他會請上幾天假，說需要回老家處理點緊急的家庭事務。有時候，他會在工廠的宿舍裡留下一兩件不太值錢的行李，給人造成他還要回來的印象。之後，他只需要換個電話號碼，就可以在新廠上班，並盡量避開老廠的同事就行。在潮南，他把這樣的套路走了三次，三次都是在不同的胸罩調節環製造廠，而且幾家公司都位於同一個社區之內。
“他們不會生氣麼？”我問他。
“當然會了！”他說，“不過，等他們發現的時候，也無可奈何了。那也是我不提前告訴他們的原因。如果提前說了，他們會想方設法讓你留下來，比如留著你的工資不發，或者威脅你，或者別的什麼。”
“如果新換的工作不好，又想回到原來的老廠，那怎麼辦呢？”
“哦，那很麻煩，”他笑了笑說。他告訴我，上一次跳槽很輕鬆，因為麗水市和潮南區相隔好幾百公里。這讓他心存幻想，說不定以後還可以回到原來的老廠上班。時不時地，羅師傅會找出他原來的SIM卡放到手機上，把那個老號碼用一用，給原來的老闆打打電話，說因為老家有人不幸患了重病，他現在還在湖北老家。用這樣的辦法解決問題，就像中國人閱讀的《方與圓》這樣的勵志書籍裡鼓吹的——如果說謊有用，沒什麼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橋拆毀算了吧。在經濟開發區，沒有人想什麼長遠的事情，也沒有人反思過什麼事情。“找新工作就像是一場賭博，”羅師傅解釋道。“你一旦離開了老廠，那就期待著在新廠裡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來的老廠，去過原來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過去的事情，就讓它留在過去吧。”
麗水是羅師傅第一次博弈並且輸掉的地方。跟原來的工作相比，高老闆和王老闆給這位技術人員漲了工資。他們許諾，如果工廠的生意順利，還可以增加他的工資。可是，兩位老闆在財務上遇到了麻煩，於是削減了羅師傅的工資，後來連一分錢都不發給他了。跟常理相悖，這竟然是防止他離開本廠另尋工作的最佳辦法。如果兩位老闆繼續發給他很少的薪水，他可能會棄廠而去。可如果廠裡始終欠著他一大筆錢，要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整整一個夏天，每到月末的時候，高老闆和王老闆都會編造各種各樣的借口，做出各種各樣的承諾，希望通過欠債的方式把羅師傅留在麗水市。他們想方設法也要留住羅師傅——他是所有僱員中唯一搞得懂那台機器的人。
在南方的經濟開發區，夏天通常是十分懶散的季節。對很多工廠來說，生產任務在秋季開始慢慢增加，以便為歐美國家的聖誕購物季節做好準備。不過，這樣一年一度的節奏放緩跟天氣也不無關係。南方的夏季熱得要命，而多數工廠都沒有安裝空調。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7月中旬在仿皮廠的生產線上勞動更糟糕的事情。工廠的工人們顯得無精打采，老闆們也沒有了任何積極性，建築工人們則躲到了陰涼處。那年夏天，我去麗水的時候，遂松路上的勞動節奏大為放慢，幾乎停了下來。人行道仍然沒有完工，一堆堆鋪石在太陽底下炙烤著。乏力症似乎已經降臨，使所有人的速度都降低了一半。
對胸罩調節環製造廠來說，他們的產品跟聖誕購物季沒有什麼關聯，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也絕非天氣不適這麼簡單。兩位老闆神情緊張，一言不發。羅師傅說，兩位老闆為了投資的事情發生過口角。最初，王老闆和高老闆一致商定，兩人按照五五比例出資，各投入七十五萬元，可兩人都沒有按照承諾的數量足額出資。到了這個夏天，兩個人都等著，誰也不願意先拿出錢來。按照羅師傅的說法，這種家族式的公司經常麻煩不斷。“最好是找個朋友作為合作夥伴，”他說，“如果是朋友，你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來。跟親戚就敏感得很，而且很容易發火。”
不過，根本的問題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體系。工廠沒有設立管理委員會，沒有制定投資計劃，沒有人在乎法律契約，也沒有人在乎預先訂好的規約。兩位老闆基本上全部是用現金進行注資，這不僅增加了風險，還在家族內部造成關係緊張。他們在一小時零四分鐘的時間內為自己的工廠畫出了設計圖紙。他們至關重要的那台機器，竟然是由一個只上過中學的農民憑著記憶設計出來的。對於正式的營銷規劃，哪怕一丁點最細微的線索分析都沒有做過，卻指望著通過送幾瓶五糧液白酒和幾條中華煙就能把未來的客戶給搞定。到7月份，廠裡面最大的一筆流動資產竟然是裝在無數個塑料袋子裡的胸罩調節環，多達一百多萬，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有什麼稀奇的話，那就是他們竟然走到了這個地步，這讓人迷惑不已。廠裡面讀書最多的人要數高老闆，也不過就是在財貿學校讀了兩三年。多數僱員所受到的正規教育嚴重不足，他們那批人——從上到下——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高老闆和王老闆的家裡靠種植水稻為生；羅師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塊棉花地，掌管胸罩襯骨的老田，曾經在家種過水稻；小龍的父母親靠種植茶葉和煙葉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麥和綠豆；那位秘書——差不多算是會計吧，因為記賬的就是她——生長在產梨大縣，一位從前的柑橘種植戶現在在廠裡操控起了金屬沖壓機。還好，他們種植的這些農產品被他們拋在了身後。這些曾經的農民們現在生產的是兩種吃不進嘴的東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襯骨，以及重量僅有零點五克的胸罩調節環。
在中國，差不多每個工廠都有類似的故事。人們也許缺少正規教育，但他們來到了這樣的環境裡，被強迫著邊干邊學。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國的十三億人口裡面，年齡在十六歲到六十四歲之間的人佔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現代史上，這個國家從來沒有過這麼高比例的勞動大軍，要他們離開自己的老家也遠非難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務工網絡也建好了。社會主義的老式戶口登記制度早已變得十分寬鬆，人們可以想到哪兒就走到哪兒。過去的歲月使他們變得堅強起來——工人們足智多謀，目的明確，創業者們更是無所畏懼。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為了釋放這種人類力量，讓市場本身建立起麗水這樣的新興城鎮。
不過，在個體僅憑著意志力究竟能走多遠的問題上，仍存在諸多限制。哪怕是胸罩調節環這樣簡單的產品，也存在著問題。由於缺乏系統的管理結構，由於僱員們沒有經受過正規教育，現在遇到了麻煩。而更大的問題，還在於中國的各個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潤率的產品發展起對創造力和創新性提出要求的相關產業。到頭來，這才是中國的快速發展和西方工業革命之間的最大差異。在歐洲和美國，工業的發展要求人們的思維模式做出快速改變，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當時存在勞動力缺乏的局面。例如，在19世紀的美國，土地很充足，而人口則相對較少。任何人只要懷揣幾個月的儲蓄，就可以前往西部，嘗試著發展農墾事業。農業和西進步伐使身強力壯的勞動者們耗盡了精力，老闆們只能充分利用剩下不多的勞動力。對效率的需求激發著人們的創造力，這樣的創造力反過來又改變著世界的面貌：棉籽酒、縫紉機、裝配線、標準化的“美國體系”，以及可替換零件，等等。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幾乎不存在節省勞動力的誘因。每一年，外出務工人員的數量估計會增加一千萬，年輕人離開農村的年齡呈現出越來越早的趨勢。對於將要前往新興城鎮的學生們來說，正規的學校教育似乎毫無關聯性，因為傳統的中國教育體制除了死記硬背外，教給學生們的東西少之又少。這一切——眾多的人口數量、社會機構的缺乏、教育體制改革的緩慢——共同麻木著人們的創造能力。無可避免，任何國家都面臨著浪費巨額財富的誘惑，而中國正巧面臨的是對人力資源這種財富的浪費。從羅師傅的個人經歷來看，他算是大獲全勝了，可他生產的也不過就是胸罩調節環這種玄妙深奧的東西；再說，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他這個樣子，永遠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止千千萬萬。
在麗水市的兩位老闆當初錄用羅師傅的時候，他告訴他們，他已經有了一個小孩，正計劃著在短期內生第二個小孩。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妻子和第一個孩子，跟許許多多的務工人員一樣，羅師傅沒有把家人帶在身邊。不過，他明確地讓兩位老闆瞭解到他所肩負的責任——這個法子在爭取多要薪水上十分奏效。王老闆自己也有兩個孩子，因此，他對於跟計生幹部打交道時所必須的賄賂和罰款是十分熟悉的。
臨近7月底，羅師傅要請假回湖北老家，去照顧即將給他生下第二個孩子的妻子。不過，到這個時候，兩位老闆也學精明了，懂得用金錢方面的責任來對付他。
“你應該留在這兒，”王老闆說，“現在回老家要浪費很多錢。”
羅師傅則辯解說，廠裡面反正不忙，他也沒有打算要回去很久。但重要的是，妻子生孩子的時候，他得呆在她的身邊。
“生第一個的時候，你在場，對不對？”王老闆問，“那就夠了嘛。生第一個孩子才激動嘛。生第二個小孩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了。我老婆生第二個的時候，我一點都沒覺得有什麼好激動的。”
整整一個禮拜的時間，他們一直進行著這樣的對話，就像經濟開發區裡面的絕大多數協商那樣文火慢燒著。沒有最後通牒，沒有人發火，沒有人表現出不耐煩，大家的話語依然十分平靜，平靜得就像是在討論頭天的晚飯一樣。不過，那場對話就那樣文火慢燒著，一天一天，還是出現了些許細微的緊張跡象。羅師傅的臉漲紅著，很少露出笑容。王老闆給大家發煙的次數也少了。這些日子，他的結巴更厲害了——生意清淡已經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現在羅師傅要請假，無疑又給他增加了幾分壓力，一般情況下，王老闆會不假思索地同意羅師傅的請假，可他現在很擔心羅師傅會藉機離開廠子不再回來。他的擔憂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以往，差不多就是以這種家庭大事為借口，羅師傅曾經頻繁跳槽。
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在以順便協商的方式進行著溝通。打工仔說起什麼事情，老闆也會做出回應，而他們誰也不會看上對方一眼。很多時候，他們的對話非常輕描淡寫，讓我很難聽清楚他們到底在說什麼。一天晚上，我跟羅師傅一起呆在那機器間的時候，他轉向王老闆跟他說起話來，我聽到了“薪水”這個詞。王老闆馬上把頭轉了過去，看著別處。
“以——後吧，”他說道，“目前生意不太好。”
“我只是問你要兩個月的，”羅師傅說道，“你總共欠了我三個月呀。”
“不——行。”
“我只不過請四天假，四天假就夠了呀。”
“不——可能。我們隨時可能接到新的業務。”
說完這句話，王老闆就離開了房間，而羅師傅則看著我笑了一下。這段時間，我已經學著小心翼翼了——跟羅師傅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久前，我請他到遂松路上的一家館子吃飯，喝了幾杯啤酒，聊了兩個多小時。第二天，王老闆就對我滿腹疑惑：昨晚上你跟羅師傅去哪兒啦？你們怎麼去了那麼久呀？你怎麼對廠裡邊的事情那麼好奇呀？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在對其他項目進行報道的時候，我時不時地要向別人保證，我寫出來的故事不會給他們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可是，浙江南部的這兩位創業家擔心的不是這樣的問題。他們唯一的擔心跟做生意有關：他們擔心我可能是前來臥底的競爭對手，也許正滿心期待著自己開一家胸罩調節環製造廠暱。注意到王老闆的緊張情緒之後，我給他看了我之前寫過的一本書，還從互聯網上把我曾經發表過的故事打印了出來。我也跟他講了實情——我絲毫沒有興趣來他這裡挖羅師傅，我很熱愛寫作，不會為了浙江省的胸罩調節環而放棄它。
在廠裡邊，這一場協商一致持續到了2006年7月27日早上十一點整，也就是羅師傅得知自己的兒子降生的那一刻。他是從手機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因為他的一個親戚給他發來了一條短信。孩子是剖腹產的，母親則需要在醫院待上兩三天。剎那之間，工廠裡邊進行的那場對話有了進展。王老闆准了假，給他支付了一個月的欠薪。他們依舊欠著他兩個月的工資，兩位老闆算過，這筆錢足以保證羅師傅回到廠裡繼續上班。他立馬出去，買了張去湖北的火車票。他預計在那天午夜的時候可以出發，如果一路上沒有什麼耽擱的話，兒子生下三天的時候，就可以見著他的爸爸了。
那天夜裡，羅師傅臨走之前，為了表示我的祝賀，我請他在麗水市區吃了頓飯。坐在我租來的桑塔納轎車裡，羅師傅解釋說，這是他三個月以來第一次離開經濟開發區。他挑了一家四川飯店，我們點了麻辣鱔魚、重慶雞丁、麻婆豆腐等。那個飯店沒有他記憶中的潮南那些地方——金龍、金色酈園——那麼氣派，不過，羅師傅很是高興。
“我多麼希望還是在廣東啊，”他說，“如果我還在廣東，我會去買彩票，因為今天是我的幸運日。在廣東，他們可以賣香港六合彩，這裡根本買不到。”
我問他準備怎麼對付那些計劃生育幹部。外來務工人員如果違反了政策，他們通常會帶著自己的孩子離開暫住地。可是，羅師傅的孩子是在老家出生的呀。他曾經跟我講過，他的大兒子也在老家。此刻，他遲疑了一陣子，考慮著我提出的問題。過了一會兒，他終於說道：“沒事兒。”
“那你還要交罰款嗎？”
“沒事兒，”他說道，“都處理好了。”
他改變了話題，端起了酒杯，我們共同為他新生兒子的健康乾了一杯。羅師傅笑著，再次說起了他希望買香港六合彩的話題。他被拖欠了一大筆錢，打工的工廠瀕臨破產，兒子出生時又不在身邊。可在他看來，在那個夏夜，他是全麗水市最幸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