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多的時間，我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那個地方彷彿成了我另外一個家。我喜歡開著車在那條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行駛，看著甌江沿岸那些熟悉的景致。我時常會把車停在同一個地方，會見同一批人。麗水市新修了一家叫作現代廣場的賓館，我同他們的經理協商到了特價，一晚只要一百六十元。在幾個街區之外，我加入了那家叫作「聞香識女人」的健身俱樂部。那是麗水城區唯一的一家健身房，既對男人開放，也對女人開放。他們的經理告訴我，之所以取那個名字，是因為那幾個字聽起來好聽。他們幾個人誰都沒有看過那部同名的美國電影。實際上，那家健身房有一股很重的仿皮味，因為健身器材全是嶄新的。
如果天氣好的話，我會到城南的小山上跑跑步，穿行在一片片柑橘林之間。那兒的水果長得棒極了——那也是我喜歡去那兒打發時間的另一個原因。我發現了一家還算不錯的川菜館，找到了一家堪稱一流的麵館。於是，我沿著高速公路在各城鎮之間穿巡著。我喜歡循著一條固定的線路行走，喜歡新興工業城鎮那種急匆匆的生活節奏，以及那麼多人走在路上時所表現出來的朝氣與活力。不過，在我的南行途中，也難免會有一些荒誕不經的事情。每次一離開北京，飛機剛一著地，我的手機立刻就會收到一條短信：
歡迎您來到中國十大最具活力的經濟中心之一：溫州。在「大膽開路人，和諧市民」的創業之鄉，中共溫州市委熱忱地希望您在此建立友誼，尋找商機，收穫成功。
在一次飛行途中，我遇到了「毛澤東」。那是早上七點三十分北京飛溫州的第一個航班，也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上了飛機，我一坐下來，馬上就睡著了。跟往常一樣，這架飛機上坐滿了生意人和領導幹部。其他旅客還在登機，我時斷時續地打著盹。有那麼一下子，半睡半醒之間，我的視線彷彿穿過一層迷霧，看見了一個乘客跟毛主席長得極為相似。我沒有理會，以為只是一場夢而已。可還沒有等到飛機起飛，我就聽到有兩個空勤人員在議論著。
「演毛主席的那個演員又來了！」其中一個人說道。
「在哪一排？」
「二十五排！」
他坐的是中間的位置，被兩個溫州商人夾在中間。差不多跟飛機上所有的乘客一樣，這兩個溫州商人也睡過去了，但是扮演毛主席的那位演員卻非常警醒。他穿著一件灰色中山裝，打著紅色領帶，在舞台上表演的妝容尚未褪去——臉上因此閃著不自然的紅光。他的牙齒也泛著光，頭髮染成了黑色，髮型則是毛主席曾經蓄過的那種大背頭。在他下巴的左邊一點，甚至還有一顆假的黑痣。每一個去廁所的人從他身邊走過時，都會忍不住多看一眼：「毛澤東」坐在經濟艙的二十五排E號位置上。
飛機在溫州機場降落之後，一輛公共汽車駛過來，把所有的乘客從飛機上轉運到航站樓。公共汽車比飛機還要擁擠，我所處的位置剛好在「毛澤東」的邊上。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紹，還給了他一張名片，他也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了我。他名片上的頭銜至少有七個：
金陽
偉大領袖毛澤東扮演者
鳳之凰文化藝術中心主任
華夏國際影視有限公司總導演
北京強盛國際武術文化發展公司副總經理
北京影視研究所商業總監
中華社會大學電影學院榮譽導演
中國紅蜻蜓集團高級顧問
中國紅蜻蜒商業與文化中心總巡視員
他此次來溫州是為了參加中央電視台一部電視短劇的拍攝工作。該劇講述20世紀40年代發生的一場戰爭，當時的紅軍和日本侵略者在浙江進行了一次遭遇戰。金陽說，他在電影和電視劇中扮演毛主席已經有十年之久。他看著我遞過去的名片，禁不住笑了笑。
「哦，你是個記者呀，」他說道，「曾經有一個美國記者，名叫埃德加·斯諾，他跟毛主席還是好朋友呢。」
我知道埃德加·斯諾，對於任何想以中國為題進行寫作的密蘇里人來說，他的故事都算得上具有警示意義。20世紀30年代，斯諾成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好的朋友。後來，他慢慢地聽信了他們的宣傳動員。大躍進時代，有好多中國人因飢餓而死，埃德加·斯諾在中國周遊了一圈，然後寫出報道，說關於饑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實的謠言。不過，在溫州，我更想知道的是金陽背後的故事。他是怎麼被人們發現的？在扮演偉大領袖毛澤東之前的那段時間，他在幹什麼？
可是，每當我提出問題時，他總是用毛主席的生活軼事來回應我。他告訴我，他是長沙人——跟毛主席是真正的同鄉。我問他以前是什麼職業，這位演員說道：「你知道，毛主席那張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埃德加·斯諾拍攝的。」
「這我聽說過，」我說道，「可在當演員之前，你是做什麼的呢？」
「人們說到青年毛澤東的時候，用的就是那張照片，」他繼續說道，「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好多地方都加印過那張照片。」
我們乘坐的公共汽車歪歪扭扭地向著溫州航站樓駛去，擠得滿滿噹噹的車廂裡，人們紛紛對著手機叫嚷著。不過，金陽的臉上始終帶著笑容，一如他下巴上那顆塑料黑痣，一如他在乘機旅行中那份慈祥的眼神，彷彿他仍舊是國家領導人，而不是坐早間專機的中間位置來到溫州的普通乘客。我一直在揣摩他的背景。我琢磨著他的名片，然後就他在「北京強盛國際武術文化發展公司」的頭銜提出了問題。「你練武術嗎？」我問道。他沉著地笑了笑，然後回答道：「是的。毛主席經常強調，體育活動很重要！你知道嗎，他曾經暢遊過長江呢？」他接著又跟我說了一次，他是長沙人。他說，埃德加·斯諾寫的書第一次把毛主席向西方人做了介紹。隨著他講起一件又一件道聽途說的生活軼事，他的笑容似乎越來越令我感到緊張。最後，我只好結束了跟他的交談。這人是怎麼了？他真的以為自己就是毛澤東嗎？
在航站樓，我取到了我的行李。走出機場之前，我去了趟男衛生間。裡面除了「毛澤東」，空無一人。他站在第一個尿槽跟前，我聽見他好像在低聲自語：「美國記者，美國記者。」我心想，還是用遠離他那個尿槽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撒完了尿，拉上拉鏈，一言不發地走了出來。他臉上依舊帶著慈祥的笑容，一個人站在衛生間，愉快地自言自語著。
在胸罩調節環製造廠，工人們在夏季的懶散拖沓狀況一直捱過了8月。隨著「深咖啡色」的出現，這種狀況才終於煙消雲散。9月份，一個新客戶訂購了十多萬隻調節環，要求全部染成一種顏色。經歷了幾個月的無所事事之後，小龍突然忙碌起來了。他的實驗室裡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試管，裡面裝著的東西全呈黑褐色。在他那本顏色手冊裡，這種顏色被標作「Deep Coffee」（「深咖啡色」）。儘管小龍和羅師傅對新客戶不甚瞭解，他們還是知道，那是浙江南部的一家胸罩組裝廠。老闆們一般不會把客戶的信息透露給僱員，因為害怕他們拿著這些潛在買家的名單跳槽到別的公司去。因此，兩位老闆只是跟羅師傅說，這位買家是做出口的。那也就意味著，這一批胸罩調節環的質量要求是最高的。至於最終目的地，羅師傅不清楚——那一定是喜歡褐色內衣的某個國家吧。
還是在那個月，另外一個新買主簽下了一張大訂單。現在，整個廠子裡又開始運轉起來了。那是自春季以來的第一次，兩台金屬沖壓機投入了使用，那台機器每天八小時不停地轟鳴著。陶家人又一起回來了：兩姐妹、父親、表親又被叫回來按天幹活兒。之前好幾個被解雇的裝配線女工也被工廠請了回來。王老闆告訴我，9月是他們第一次收入大於開支的月份。從他們最先設計廠房算起，十一個月過去了。儘管離收回投資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可他們的生意畢竟開始盈利了。
就在那個夏天，工廠的宿舍區迎來了年齡最小的住客。王老闆的老婆和他兩歲的兒子有時候會過來住上幾個星期。如今，這兒也成了羅師傅新生兒子的家。這孩子還不到兩個月大的時候，他的母親程有琴（音譯）就帶著他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汽車，穿越了大半個中國。他們一家人的宿舍在三樓，那是一個尚未完工的房間。房間裡只有一張簡易木床，一隻小電爐，幾樣炊具，以及一個用來儲存衣物的紙箱子。除此之外，他們基本上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訴我，他們的孩子基本上已經可以在隆隆的機器聲中入睡了。
孩子出生五十天的那一天，我邀請他們一家人出去吃飯。在中國，人們通常很看重這樣的日子，出生後的一百天尤為重要。我到宿舍跟他們碰了面，羅師傅給他的兒子換衣服的時候，嘴裡抽著利群香煙。因為廠裡面很熱，孩子最近剛剛剃過頭。跟他媽媽一樣，這孩子長著一雙好看的眼睛，胖胖的臉蛋，粉嘟嘟的雙唇，鼻子像是來自鈕扣城：真是一個好看的孩子。羅師傅把他交到我的手裡。
「他的哥哥還好吧？」我問道。我本以為，那個大一點的孩子還留在村子裡，由他的爺爺奶奶或者其他親人照看著。然而，一聽到我的問題，羅師傅的臉馬上沉了下來，他的妻子則尷尬地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我得告訴你，」羅師傅慢慢說道，「這實際上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王老闆和高老闆僱傭我的時候，我跟他們說我已經有了一個兒子，那是為了要求多點薪水。我並不想對你撒謊，可是，我們倆交談的時候，他們兩個人也在身邊。我擔心他們偷聽，所以，我沒有跟你說實話。本來上次臨走之前，我應該跟你說實話的，可我沒有說。非常抱歉。」
我告訴他，不必感到抱歉。不管怎麼說，當王老闆不讓他回家去陪著生孩子的時候，那個並不存在的孩子已經讓羅師傅魂牽夢繞了一次。那一次，老闆就堅稱，事情不怎麼重要，因為畢竟是第二個孩子了。我問他，老闆現在是否知道真相。
「不知道，」羅師傅說道，「現在來不及了，還是不要跟他說吧。我就假裝家裡還有一個孩子。」
我很難把那看成是個謊言，因為這樣的故事在新型工業城鎮太普遍了。當人們跟老闆協商工資的時候，他們會盡一切可能地找到有利於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也明白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孩子的重要價值。即便是現在，他依然扮演著一個角色。如果羅師傅打算辭去他在麗水的工作，要到別處找工作，他還可以為那個並不存在的孩子編造一個並不存在的病症。那樣，他就可以找到理由請假了。
在遂松路上，我們碰到了羅師傅的一個朋友。他是個創業者，在附近擺了個小攤，出售廉價服裝。他告訴我們，就在那個街區的盡頭，一家新的火鍋館正在盛大開業。在火鍋館，食客們圍著盛滿辣椒和油的大鍋而坐，一束燃氣火焰把鍋裡的東西煮到一片沸騰。顧客們自己烹煮著食物，把生鮮蔬菜和肉食往油鍋裡倒進去，主料通常有豬腸子和其他內臟。這種吃法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具有社交功能：吃這樣的飯，喝啤酒是再合適不過了。餐館裡總是水汽瀰漫，人聲嘈雜，跟中國人喜歡吃夜市是同一個道理。火鍋館也是我最不願帶一個孩子去慶祝他五十天生日的地方，可沒有人問過我為孩子著想的建議。
這家館子的出現標誌著這個社區的發展又上了一個台階。火鍋館並不便宜，但它對經濟開發區裡面的經理和技術人員這類中產階級很有吸引力。這是遂松路上一個月之內開業的第二家火鍋館，門口裝飾著鮮花，標誌著開門營業。他們也放了鞭炮——我們剛一坐下來，餐館老闆就在大門外點然了一掛鞭炮。聽到鞭炮聲，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但沒有哭鬧。我們點著了火，羅師傅和他的朋友抽著利群香煙。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樣的臉上閃出了汗珠子，面頰紅得像胡蘿蔔，眼睛裡出現了迷離的神情。在那個餐館裡，我是唯一沒有抽煙的成年男子。可是，那孩子的表情依然十分平靜。後來，我乾脆什麼也不想了。他已經受了五十天的罪，再說，在經濟開發區，這樣的日子永無止境。
靠近餐館大門口有一張大圓桌，八個人剛剛吃完了飯。他們一定是天一黑就來了，而且，顯然喝了不少的酒。其中一個人欺負服務員是女的，衝著她大聲地抱怨飯菜不行，餐館老闆連忙跑了過去。老闆三十多歲的樣子，他老婆也在幫著打理那個場子。他盡量安撫著那位顧客，主動賠禮道了歉，可其他人還在那裡大聲嚷嚷著。最後，老闆給他們打了折，還免費招待他們喝了一圈啤酒，可那幾個人的聲音卻越來越高。
在中國，如果有人抱怨飯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國人可能會對很多東西都逆來順受，但飯菜不在其列。我認為，那正是他們長期以來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災難的原因之一。不過，火鍋館的那一幕跟平時多少有些不一樣。又打折又免費敬酒是很少見的，一般來說應該是可以讓另一方閉上嘴巴的。可是，這一群人竟然繼續在那裡大聲叫嚷著。他們把老闆叫過去，跟他繼續打著嘴仗，還對著他的老婆大吼大叫。接著，他們堅持要跟廚師理論。可憐的廚師穿著髒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瞪大眼睛站在那裡，其中一個醉鬼對著他的臉上指點著。他抱怨做菜用的油不好，肉沒有切好，還抱怨蔬菜不新鮮。餐館很小，其他食客都在津津有味地看著這一幕。那幫人離去之後，終於清靜了一分鐘。可是，那個醉得最厲害的人又突然折了進來，頗像恐怖電影裡的惡棍。他又高聲抱怨了一長串，同夥才把他拉了出去。
那邊完事之後，餐館老闆才過來招呼我們這一桌。「對不起，剛才吵到各位了，」他說，「不過，你們要知道，他們並不是真對飯菜不滿意！」他解釋道，那一切都是同一條街上的另外一家火鍋館老闆安排的。那位老闆花錢請來幾個人早早地就來吃飯，然後喝醉，再大吵大鬧。他們的目的是要搞砸這家火鍋館的開業，幸虧老闆很快就識破了他們的鬧劇。
這位老闆做事非常認真，說起話來輕言細語。從這張桌子走到那張桌子，一遍遍地解釋著剛才發生的事情。可是，已經無可救藥了：中國人的抱怨總是具有一定的傳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樣在人群之間傳播著。這跟群體衝動有一定關係，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們看見別人這麼做，馬上就會產生共鳴。在火鍋館，我們這一桌就是如此。羅師傅點評說，這個地方一點都不乾淨，他的朋友則說，這家館子的蔬菜看起來也不咋樣。湯太鹹，肉的份量不足，質量也不高。——他們一邊抱怨著，一邊把菜餚倒進油鍋中，大快朵頤。中國人的飯菜評論通常是：評論歸評論，胃口可不會受到影響。吃完了飯，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貶了一番。一句壞話也沒說的，只有那個小孩子——他平靜如常，吸著二手煙，流淌著汗水。在火鍋館的煙熏火燎中，真像一隻可憐的小豬仔。
不甚滿意的飯菜全都吃完了，羅師傅的朋友把筷子放進啤酒杯裡蘸了一下，然後放進小孩子的嘴裡。小傢伙皺了皺眉頭——那天晚上，就那一刻，他的表情最豐富。這激起那位朋友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應能力測試。他搖晃著手掌，彷彿要揍那孩子，可他的手就在離那顆鈕扣鼻頭一點點遠的地方戛然停住，小傢伙依舊不為所動。「他的視力還不太好，」那人說道，「才這麼大一點，眼睛還看不太清楚。」
「看得見！」程有琴說道。
「看不見！」那人又揮舞著拳頭：依舊沒有反應。「看見了嗎？我就說嘛。」
沒有哪位母親願意看著自己的孩子受到這樣的誹謗，因此，她立馬奮起捍衛。只見她將筷子朝小孩的臉上刺去，在兩三厘米遠的地方猛然停住——小傢伙終於眨了下眼睛。「看見沒！」她如獲至勝地說道，「他的視力好著呢！」
「可他並沒有看見這個！」
「他看見了！」
「你看，他都沒有反應。」
「他看得見！你要這樣做！」
「老實說，我覺得有點熱，」我說道，「我們可以走了嗎？」
往外走的時候，餐館老闆給了我們五十元的消費券，算是表示歉意。「我再也不來這兒了，」出了餐館大門，來到遂松路上，羅師傅這麼說著，「這兒的飯好難吃。」可他還是把那幾張消費券折疊好，放進了口袋。外面，空氣清新，小傢伙也不流汗了。他的雙眼依舊一眨不眨，平靜如常，似在為五十天之後可能扎到他臉上的任何東西做著準備。
無論何時，只要駕車從溫州經高速公路前往麗水，我都會在沿途的小城鎮停下車來。好幾個小城鎮己經納入規劃，即將融入這條高速公路：每一個出口附近，都在修建新的社區。有的社區坐落的位置曾經完全是一片耕地。其中一個小城鎮名叫石帆鄉，位於麗水市以南十六公里。我第一次造訪石帆鄉的時候，高速公路還沒有完全開通使用。那時候，這個小鎮還只是一個建築大工地，到處都是尚未完工的街道，搭著腳手架的住宅樓。
在一條大街的盡頭，有一塊告示牌：
重視灘坑大壩，
為遷來移民服好務，
距首批移民搬遷還有：
三十二天
告示牌上的數字可以更換，下方的地面上丟棄著好幾張前些日子撕扯下來的紙片。這兒有一張「五」，那兒有一張「四」，寫著「三」的那一張被人撕碎了，扔在一邊：這都是新社區的倒計時啊！我順著大街溜躂的時候，一個手提大錘的人向我走來。「你是來買房子的嗎？」他問道。我說不是的，我是個記者，正要前往麗水市，只是路過這裡。「哦，你是記者呀，」他說道，「你是不是在找那些痛恨修大壩的人？」
那是我在石帆聽到的頭兩樣事情：空空的住宅樓，心懷不滿的人們。我瞭解到，石帆鄉是為了那個叫作灘坑水電站項目而建在高速路口的城鎮之一。灘坑大壩位於麗水市西面的高山上，建在小溪之上。建設週期五年，投資總額超過四十九億元。工程完工後，庫區將掩沒十個城鎮和八十個村莊，遷移人口總數為五萬多人。所有這些數據全都印在了工地附近的公告牌上，可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很難瞭解到有關灘坑大壩的資料數據。關於這個項目，浙江的報紙上基本沒有什麼文章涉及，國外的媒體更是隻字未提。關於灘坑大壩，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那五萬多人將會被悄無聲息地轉移安置——至少就媒體而言的確如此。
在中國，修大壩太稀鬆平常了，根本就不會引起媒體的注意。再說，國內的媒體也普遍不對這樣的建設項目發表批評意見。因為空氣污染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心，政府需要為火力發電廠尋找替代物，水電項目常常是他們的首選。在麗水這樣的地方更是如此。這兒有高山，雨量充沛，而且還夢想著成為重要的工業中心。這個地方因為修建大壩而聲名鵲起，何況當地對電力的需求還在不斷增加。在經濟開發區，一位政府官員告訴我，工業用電量佔到了麗水市總用電量的百分之七十。這個數據是針對轄區全境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用電量。由於重工業和機械化生產等因素，比例才這麼高。不過，這個數據也反映出當地生活水平的低下。與之相反，美國的工業用電量僅佔全國用電總量的三分之一。
毋庸諱言，隨著第一輪基礎設施投資和工業投資開始發揮效益，麗水的生活水平肯定會有所提高。高速公路開通六個月之後，麗水市的購車總數與往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人們搬進了像季氏家族修建的江濱住宅小區這樣更加寬敞的住房。在城北，另一家房產公司正在修建白雲住宅小區，這也是全市第一家獨棟別墅小區。白雲小區的每家每戶都修建了車道和車庫——他們的經理很自豪地告訴我，這是麗水的又一個第一。不過，房子修大了，注定要給這個城市的電網帶來更大的壓力。麗水本已極度依賴外購電力，而灘坑大壩正是要力圖減少這種依賴性。灘坑大壩具有一定的優勢，因為它位於高山之間，那兒的人們比較貧困，反對搬遷的可能性極小。
在受影響的地區，北山是最大的一個鄉鎮，總人口約有一萬。2005年秋季，移民搬遷的日子越來越臨近時，當地政府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斷定，農曆的九月二十三是動工拆遷的黃道吉日。那天一大早，我開著租來的桑塔納轎車，一路往西朝北山駛去。那條沒有名字的公路非常狹窄，順著小溪蜿蜒前行。滿佈巨石的溪谷裡，河水一路奔流。偶爾，可見一兩個漁民沿著岸邊涉水而行。小溪的水並不深，無法行船。因此，附近人煙稀少。種莊稼也很困難：兩岸的山坡太陡，梯田是開不出來的，稻田只能在河邊的平地上順勢而為。這裡的農村地勢如此崎嶇，彷彿跟溫州的工業地區絲毫沒有關聯。可事實上，溫州離這兒的直線距離不到八十公里，連烏鴉也能飛過去。正是這樣的地形，形成了南部浙江人的商業天性。幾個世紀以前，這裡的高山逼迫人們到沿海地區以商為業。及至最近，這裡的人們才學著把他們的創業精神用到製造業上。到頭來，他們又回到內陸地區修建大壩，以期為他們的工業城鎮提供更充足的電力資源。
一路上，到處都是紅獅水泥的廣告牌，幾乎看不見其他廣告。多數居民點規模不大，而且很窮，但路上還是擠滿了車。一條車流緩緩地從北山往下流淌著：解放牌大卡車、破舊的大貨車、劈啪作響的拖拉機……一箱箱、一堆堆傢俱堆放在車上，又髒又舊的床墊在卡車貨箱兩側豎立著。這些車輛從政府豎立在路邊的一個個告示牌旁駛過：
建好灘坑大壩
造福千秋萬代
今天支持灘坑大壩
明日造福子孫後代
跟我同一個方向行駛的車輛，多半是這樣或那樣的受益者。水泥攪拌車轟隆隆地朝著大壩的方向駛去，跟它一起的則是拉著建築工人的敞篷貨車。撿破爛的則開著空車：拆遷現場總有磚頭、木材、廢舊金屬可供再利用。也有領導幹部們乘坐的黑色奧迪A6，以及警車——我在浙江的農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警察。駛往北山的途中，我經過了大壩的壩址，那兒也豎著一塊告示牌，說整個工程需要十六萬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那可是紅獅水泥在這兒拔得的頭籌啊，工程的大頭還沒到來，整個擋土牆工程才在河裡插下了幾根樁子，還有腳手架撐著。往上走，滿目瘡痍的山坡表明，那裡是未來的堤壩所在地——相對的兩座山上已經挖出了一道大槽，從溝谷的這一頭延伸到另一頭，就像一個拼圖遊戲，只差最後一片沒有擺上了。
我之前曾經來過一次北山，當時這個小鎮一片繁榮。可是，我今天差點認不出它的模樣來。一條大街上，豎立著一個倒計時牌子，跟石帆鄉的那一個一模一樣。在北山，上面的數字顯示為兩個「0」，拆遷隊已經清理完了曾經的鎮中心地段。由政府安排的拆遷隊穿著白色工作服，在一棟棟大樓之間穿梭著，確保沒有任何居民藏身其中。至於拆毀工作本身，主要依靠那些自謀生計的拾荒者。在經濟開發區，憑著市場經濟的力量，整個社區拔地而起，工廠和商店差不多同時冒了出來。而在摧毀北山方面，獲利的動機具有同樣的效果。屋頂上有瓦片，牆壁上有磚頭，地底下有金屬——這全都可以賣錢。因此，一隊隊人馬迅速地穿城而過，活像田地裡的蝗蟲，所經之處僅留一片荒涼。
我花了十分鐘時間才開進原來的城中心。因為一輛輛大卡車得排隊上貨，轉運物資，我只有在車流中一寸一寸地掙扎著。終於，我把車停在了路邊，仔細地聆聽著。在工業城鎮裡，機器的噪聲成天到晚響個不停。而在北山，所有的拆遷工作基本上都靠手工完成。木板被扯開，釘子被拔出，混凝土被大錘一下下地砸開了。我聽到了一個拾荒者搗毀牆壁的聲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後，「光當」一下，什麼也聽不見了。這樣的空寂，是北山命中注定的：它的溝谷永遠不可能具備廠房裡的閒忙節律，永遠不可能響徹著夜班工人的勞作聲。相反，它注定要變成一個靜謐的水庫，唯一的聲音只有湖水拍打庫岸的嘩嘩聲。在幾十米深的沉寂水底，這個地方將不復存在。
2006年11月的兩天時間裡，經濟開發區裡出現了樹葉。還是在那個月，政府派人完成了遂松路人行道的貼磚工程，甚至安上了幾隻垃圾箱。之前，創業者們在這一地區搞建設的時候，人們隨地亂拋垃圾，垃圾便沉積在排水溝裡。但是現在，這裡開始實行垃圾定期清理。他們開行了通往城區的公共汽車。工人們沿著經濟開發區的各條大街植上了樟樹，這些樟樹先前經過培育，已經長到了兩米多高。每隔五十米栽上一棵，規則得如同裝配線上的工作站。突然之間，工業區裡有了綠色——彷彿在提醒著我們，剛剛在一年前，在山頭沒被轟掉、機器沒有安裝到位之前，這兒還全是農村。
樹剛栽上沒幾天，那台機器所在的裝配線上幹活兒的一位女工慶祝了她的十六歲生日。她叫任靜（音譯），來自安徽省的一個小村莊，離陶家人的老家沒多遠。跟陶家人一樣，姓任的也來了一大家子：父母雙親、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父母親開了一個蔬果攤，專為工人們服務，大女兒賣盜版光盤。在胸罩調節環製造廠，任靜跟陶玉然——也就是陶家兩姐妹中年長的那一個——一起上班。她們的任務，就是對從裝配線上生產出來的胸罩調節環進行分揀。晚上，這三個打工妹下了班以後，經常在一起打發時間，她們的父母則在各自的小攤前忙活著。正是這個原因，幾個女孩兒都很喜歡自己的工作作息——一到晚上，她們就不受管束了。
祝賀生日的那天，她們到晚上八點鐘才走下流水線，因為廠裡正在為一個新客戶的訂單而加班。陶氏姐妹給任靜買了一個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混合物寫著幾個英文單詞：「Luck for You!」（「祝你好運！」）任靜的姐姐在賣光碟的間歇，抽空做了七道菜。她十九歲，今晚上做好了草魚、雞丁、花菜和蓮藕。她們吃飯的地點就在任家的家裡，其實也就是從當地一個農民的一套房子裡面租住的一個房間。那個地方是用混凝土抹的牆壁，地上鋪著粗糙的瓷磚，一箱箱蘋果、一箱箱橘子佔去了大部分空間。幾個女孩坐在父母的床上，享受著晚宴，用雪碧和可口可樂相互敬酒。
他們為幾個男人買來了雙鹿啤酒。任家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場——他在一家仿皮廠干了十二個小時的活兒，剛下班過來。老田也從廠裡趕了過來。老田是襯骨生產線上的監工，管著陶玉鳳，也就是工廠第一輪招聘時，那個剛滿十五歲卻又對自己的年齡撒謊的女孩兒。今天晚上，啤酒剛一打開，她就把目標對準了老田。
「老田，喝一杯，」她說道。她給老田的杯子倒滿了啤酒，給自己倒上了雪碧。他們倆都喝了，玉鳳馬上又把杯子倒滿了。
「再喝一杯，」她果斷地說道。
「等一下，」老田說，「我得歇一歇。」
「喝！」
「等一等。」
「馬上就喝！馬上就喝！」
杯子一干，她又倒上了。
「現在該你了，」她指著任家大姐的男友說道，「跟他喝一杯。我要他喝醉，明天早上他就管不著我了。」
「我哪有管你！」
「跟他喝！」
姐姐的男友遵命之後，她又轉向了我。「接下來是你，」她吩咐道，「跟老田喝。」我沒有猶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礙玉鳳的事。從她靠撒謊進廠工作的那一刻開始，玉鳳就已經在廠裡樹立起了她那自然之力的形象。她年輕的臉上帶著男孩子氣，面頰長得胖乎乎的，蓄著短髮。不過，她的態度比所有成年工人加在一起還要複雜。任何人做起胸罩襯骨來都沒有她的速度快，因此，她不願意受到老闆們的管束。有一次，王老闆告訴玉鳳，接下來有幾天沒有活可幹。她一邊大罵著他，一邊跑出了廠房。「那個女——孩兒啊，脾氣真——大，」她走了之後，他和善地說道。跟廠裡的其他人一樣，他拿她最沒辦法：對這樣年輕而又潑辣的女孩兒，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老田尤其不是她的對手。他的體重不到九十斤，長著一張淘氣的臉，生活中遵循著一條兩句話的座右銘：「快樂度過每一天！新的一天從現在開始！」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他離開四川農村的老家時，這就成了他的格言警句。那個時候，他靠修表為業，日子過得還可以，在經濟開發區的大街上擺了個攤。可是沒過多久，他發現他被前進的步伐甩在了後面。本世紀初，手機的價格一下子降了下來，連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買個手機——還能當手錶使用。修手錶的買賣過時了。跟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老田明白，在新知識面前來不得驕傲自滿。他已經從農業轉向了鐘錶，可現在又到了學習新知識的時候。他立馬動了起來——這就是永恆的樂觀主義：新的一天從現在開始！在溫州，他找了一份工作，先在一家工廠當技術人員，後來專門做起了胸罩襯骨這一行。
他拿的薪水很高，大約有三分之一都被他用來買彩票了。在中國，國營的福利彩票為社會事業提供資金支持，老田貢獻的遠超於自己享有到的福利。老田著了迷——他記下所有的中獎號碼，寫在了他宿舍的牆壁上。他住的是底樓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光禿禿的抹灰牆上寫滿了他關於「快樂度過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彩票號碼：
95 1.3.17.20.21.24+16
96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工廠裡的每一個工人，都在偷偷地謀劃著未來的夢想。玉鳳告訴我，她想開一家鞋廠，小龍說過要飼養兔子或者做批發生意。羅師傅有經商的念頭，就是把蓮藕搾乾用真空包裝的形式賣到北方去，因為那兒沒有蓮藕生長。有一次，老田正在搗鼓廠裡的機器。我問他，如果運氣夠好贏了大獎的話，他要做什麼。他指著胸罩襯骨笑了笑。「我要做這個東西，」他說，「我要自己開一家廠，生產這個東西。」在廠裡，他是唯一一個還願意從事老本行的人。在中國，那實際上是一場白日夢，幾乎跟買彩票中大獎一樣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營生永遠不會過時。
生日晚會上，老田因為喝了啤酒，臉很快就變得緋紅。玉鳳逼著他喝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大發善心饒過了他，他便在房間角落裡的一張床上躺了下來。幾個女孩子則聊起了廠裡的工作。她們提到了關於仿皮的謠傳，說仿皮會引起嬰兒出生缺陷。玉鳳說，還是鞋廠好一些。
「那兒也會有毒氣，」任靜說道，「問題都是一樣的。」
「那種氣體不一樣，」姐姐玉然糾正說，「鞋廠的問題，是他們用的那種膠水對身體不好。不過，沒有仿皮氣味糟糕。」
玉然只有十七歲，可說起工廠那些事兒來，卻顯得非常老練。這是她在生產線上幹過的第三份活。之前，她做過鞋，也做過襯衫。嚴格地說，任靜——也就是過生日的那個女孩兒——今天才達到法定工作年齡，可這已經是她做過的第二份活兒了。十四歲時，她就在一家低檔服裝廠做起了縫紉工。「我們是做計件的，」她對我說，「這個工作好一些，因為是計時。這要輕鬆得多。」
「我喜歡我以前工作的服裝廠，」玉然說道，「老闆人很好。一天晚上，我們加班到很晚，因為有一筆訂單要做嘛。他給我們每個人都買來了飲料，沒有人叫他這樣做啊。」
「高老闆絕不會那麼做。」
「高老闆太摳門了。」
「服裝廠的老闆懂得照顧工人。」
「王老闆人很好。可他隨時都有操不完的心。」
「你們看老田！」
幾個女孩兒大笑著——那位喝得醉醺醺的監工已經倒在角落的那張床上睡著了。蛋糕已經分光了，桌子上擺放著一大堆禮物：一隻玩具豬，一頭小牛，一隻軟布做的狗。任靜很喜歡填充動物玩具，跟所有的女孩一樣，她有時候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她們從來沒有談過男孩子的事兒，至少在男女混合的公司裡面沒有提到過。她們非常樂意聽從父母的話，這在美國的年輕人看來簡直難以想像。不過，從其他方面看來，她們是非常成熟的。在美國，沒有幾個女孩兒能夠為一個甜蜜蜜的十六歲生日聚會做出七道菜餚。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有十五歲的女孩兒逼著自己的監工喝得爛醉。不過，有些特徵倒是哪裡都找得到的。這幾個安徽女孩一開口閒談，立馬變得興高采烈起來，顯得從未有過的開心。整整一個小時，任靜和她的朋友們坐在一起，聊著工作，聊著老闆，聊著哪家工廠最好。
那年的一個秋夜，從溫州駕車經高速公路返回麗水的路上，高老闆的轎車失控了。那是一個雨夜，天空一片漆黑，他的行駛速度在一百公里以上。在一個彎道處遇到一攤積水，剎車抱死了，他只好開起了水上飛機。他那輛車的名字倒也取得恰如其分：別克賽歐[1]。轎車原地打轉，在高速路上發生側滑，撞上了防護欄。金麗溫高速公路上，很多路段懸空而建，有些地方緊鄰懸崖，高老闆在那個路段出事，實屬幸運——安全防護欄給他和他的車起到了阻擋作用。當時正是深夜，路上的車輛很少。隨後，那輛車在路肩上停住了，高老闆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煙，讓自己的神經平靜下來。不過，車輛的損失很輕微，他還能夠繼續開回麗水。兩位老闆的家都在溫州市附近，他們每個星期要往返兩三次。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由於機器質量所引起的問題：廠裡有些東西總會時不時壞掉，迫使他們回到溫州去購買配件或者送修。以往，兩位老闆都不怎麼開車，新開通的高速公路卻攪亂了他們的方寸。費用也很昂貴——每往返一趟，大概要兩百元通行費。那年秋天，工廠差不多才剛剛開始盈利，兩位老闆就開始商量著要不要把工廠整體搬遷到自己的老家去。
經濟開發區長期的不穩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這樣的地方，人們對於搬遷和調整早就習以為常，喜歡到各處敲敲打打成了他們的天性。通常情況下，一丁點小成功帶給他們的不是滿足，而是方寸不穩。老闆們一開始賺錢，就滿腦子想著削減成本。廠裡面共有二十來個工人，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可兩位老闆一直不願意再僱人手。他們抱怨房租太高，因為廠裡的空間太大太大。他們當初規劃這個企業的時候野心太大，滿以為在六個月之內肯定有大規模的擴張。可一年過去了，企業的成長遠遠低於他們的預期，頂樓上的很多空間都閒置著，形成了極大的浪費。
每當兩位老闆相互之間商量要事的時候，他們就講自己的方言，其他工人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對於他們的計劃，幾乎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過。可那年秋天，兩位老闆問過羅師傅，假如工廠要搬遷，他把那台機器拆下再裝好大概需要多少時間。羅師傅說需要十天的時間。之後，他們沒再問羅師傅任何問題，他也就弄不太清楚，他們說的可能要搬遷是不是真的。他覺得在年底之前，他們不大可能那麼做，因為業務剛剛興旺起來，這個時候遷廠風險很大。不過，羅師傅也承認，儘管在工業城鎮呆了這麼多年，他仍然無法預料老闆們會不會做出倉促的決定。尤其在浙江這個地方，人們很少會做周密的計劃。從羅師傅的角度來看，這裡比他幾年前呆過的廣東還要無序。「他們做事情大不一樣，」他跟我說，「那兒更講邏輯性。在廣東，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後才是建廠。可在這兒呢，倒過來了。先建廠，然後才是修路，等等。」
秋天快要過去的時候，羅師傅打定了主意，最好讓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貴州老家去。他拿不太準工廠會不會搬遷，而兩位老闆還扣留著一部分工資沒有發給他。春節過後，他有可能要另找工作。不管是哪種情況，都免不了要搬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做這些事會麻煩得多。跟許許多多外出務工人員一樣，他們決定先分開住，等到羅師傅的工作穩定下來後再作打算。
程有琴在她的行李包裡塞進了盡量多的東西，她把那部新買的佳能數碼相機也帶上了。那是他們家裡最值錢的東西——孩子出生後，他們拿出一千二百元錢買了這部相機。程有琴帶著大大小小的包裹，還有一個嬰兒，坐汽車離開了麗水，然後轉乘火車到達了貴州省的省會貴陽。坐了一個通宵的車，她和孩子到達貴陽的時候還不到五點鐘。在貴陽火車站，一個看上去很友善的女子走向程有琴，問她要去什麼地方。那個面善的女子告訴程有琴，她知道某個人有一輛車，要去的地方正好跟她是一個方向。她開出的價錢不貴，程有琴就答應了。她的老家在貴陽的鄉下，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通常要轉好幾趟車才能回到家裡。
她跟著那個年輕的女子走出了火車站，可她一看見那輛車心裡就緊張起來。那輛車髒兮兮的，空間很狹小，就是人們所說的微型「麵包車」。裡邊已經坐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體格魁梧。程有琴坐進去的時候，他們只顧抽煙，什麼話也沒說。她心裡在想著要不要回去等公共汽車算了。可當時天還很早，從麗水坐長途車過來也讓她感到非常疲倦。兒子在她的懷裡睡得很熟。最終，她還是決定把事情盡量往好處想，於是坐進了麵包車。
他們的車在貴陽市區兜了一圈，朝著鄉下駛去。另外四個人相互認識，但他們不怎麼交談。越往前走，這種沉默的局面越讓程有琴心裡感到害怕。貴州是一個貧困而偏遠的省份，地形十分崎嶇不平。沒過多久，他們就駛離了貴陽郊外的最後一片居民區。駛上一條空曠的路段時，程有琴聞到了一股濃濃的化學物品散發出的氣味，她立刻覺得頭昏眼花起來。麵包車在路邊停了下來。接下來，所有的事情都彷彿發生在一片迷霧中：那幾個人讓她把現金、值錢的東西，還有手機統統交出來。他們威脅說，如果她不配合，他們就殺掉她和孩子。程有琴身上帶著一千元錢的現金，她把這些錢和手機都交給了他們。他們又要她的耳環，她也取了下來。可她沒有跟他們講藏在嬰兒物品袋子最底下的那部數碼相機。即使那幾個人威脅說，如果她敢撒謊的話他們就要殺掉母子倆，她也沒有承認還有值錢的東西。
幾個強盜把程有琴和她的孩子扔在路邊後跑了。當時正值清晨，空氣又濕又冷，程有琴的腦子還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相信自己是被下藥了——最近有報道說，有些強盜喜歡用化學物品麻醉受害人。幸運的是，路邊不遠處就有一棟農舍，程有琴抱著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了過去。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給程有琴開了門，給她找了些吃的東西，還把電話借給她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給手機號碼本上的親戚和朋友挨個打電話。中國的竊賊偷到手機之後會檢查號碼簿，然後給其中一些號碼打去電話。他們會編造謊言，說電話的主人受傷嚴重，無法開口說話，馬上要接受治療，如果不先交錢，醫生就不看病。如果有親戚朋友聽信了他們編造的故事，竊賊們會要求他們把錢馬上電匯過來。
程有琴聽人說起過這樣的騙局，所以她盡量把每一個號碼都回憶起來。然後，她給羅師傅打去電話，問他要那些想不起來的號碼。她給親戚朋友打了半個鐘頭的電話，解釋她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他們不要上當受騙。隨後她才注意到，她的孩子還在沉沉昏睡。一般情況下，這個時候他該睡醒了，可今天卻好像喝醉了一樣。慌亂之下，程有琴又給羅師傅打了個電話。他讓她立刻給孩子洗個澡，洗的時候用力擦洗，以清除藥物的影響。
在農舍裡，那對老夫婦給孩子洗了個澡，他終於醒過來了。之後，似乎一切正常。接下來的幾個星期，程有琴密切地觀察著他的情況。他還是跟往常一樣平靜，一樣快樂。她這才相信，那些化學藥品沒有傷害到他。後來我再次見到她的時候，她跟我說，她敢肯定，如果不是因為她有孩子的話，那幾個強盜會把她殺掉。她很自豪，因為她在那部數碼相機上騙了他們——即便在脅迫之下，她還是保護著全家最值錢的那件東西。
隨著孩子一點點長大，他的臉蛋越來越像羅師傅。這個小男子漢也長著長鼻子、粗眉毛，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容。也許有一天，他也會像羅師傅一樣具有沉靜的個性、閱歷豐富而又不憤世嫉俗，可誰知道呢。在頭四個月的人生歲月裡，這個孩子做了兩次穿越中國的旅行，住在工廠的宿舍裡，在幾次工資協商中充當了馬前卒的角色。他在火鍋館裡見證了拆台者把玩的伎倆，僥倖逃脫了電話被搶後可能引發的騙局。他被下過藥，被搶劫過。父母給他取名為「文」，是「文化」的「文」。羅師傅之所以選那個字作名字，是因為他夢想著有一天，他的兒子將會變成一個文化人。
羅師傅從來沒在他宿舍的牆壁上寫過任何口號。他不看那些勵志書籍，對宗教也沒有什麼興趣。他崇敬鄧小平，因為他的實用主義而崇敬。在工業城鎮工作了二十多年，羅師傅的生活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得自己搞定。」在經濟開發區，經常聽到人們說這樣的話。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憑著自己的天資或者努力來實現，他們既沒有期待也沒有實際得到過來自政府、工會，或者其他人的支持。某個工人如果處在上升勢頭，他也很少有興趣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這樣的身份跟他在工廠干的活關係不大。合法的勞工組織其實也存在，那就是政府主導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可在麗水，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哪個工人向這個組織求援。事實上，我唯一看到的這個組織的活動，是幾次街頭的娛樂表演。每個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都會在遂松路上支起銀幕放電影，每個人都可以免費觀看。每一年，他們都要為工人們組織大型的卡拉OK比賽。除此之外，在我去麗水進行的幾次考察過程中，一次也沒有碰到過他們。
在工業城鎮，人們對於當地政府的態度大多漠不關心。很多人抱怨當地政府官員貪污腐化，可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用的儘是些非常抽像的話語，因為他們跟領導幹部很少有正面接觸。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罰單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車子攔下來，找駕駛員的麻煩或者粗暴地施以罰款，駕駛員們可能會勃然大怒。不過，當局在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們常常會找到合適的策略，既弄到了錢，又不讓事情太針對個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對此能夠忍受，有時候甚至甘願聽其擺佈。一個工廠的老闆告訴我，他為了公共服務方面的事情行過賄。「你得讓他們感覺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對我說，「你得給他們送煙，你得請他們吃飯——多少給他們一點面子。如果他們不幹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辦公室。替他們想想吧，他們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他們的日子多無聊啊！」
等到人們真正向政府求助時，那通常是走投無路的標誌。當我沿著高速公路駕車前行的時候，只有在因為修築大壩而被迫搬遷的城鎮裡，才能聽到那裡的人們偶爾滿懷希望地說起，可以從領導幹部那裡得到什麼東西。那些地方是我在浙江省的考察中看過的最令人沮喪的地方。這樣的城鎮多數孤零零地修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邊上，他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這剛剛建成的城鎮，卻活力全無。在這些建築工地上，即將完成的東西一樣也沒有：我去看過麗水市南邊的石帆鄉，在為期兩年多的時間裡，那條主大街一直沒有完工。每一個新興工業城鎮都是一模一樣，作為開路先鋒的總是那些小商店——「中國移動」、建材商店、家居裝飾等。這些店舖出售瓷磚、水龍頭，用來裝飾公寓的商品也不少。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主大街一直沒有進入下一個成長階段，找不到生意興隆的餐館，也找不到路邊娛樂場所。石帆想要獲得生機，可是沒有機會，因為附近沒有什麼大的產業。
這就是一個開車路過的城鎮而已，它所得到的也只有用車子拉進來的活兒。偶爾，某個大城市的工廠老闆會順著高速公路來到這裡，給當地人提供一些掙外快的機會。有一次，我把車停下來，路邊上剛好有五六個老太太。她們正坐在大街上，一邊悠閒地聊著天，一邊把一些珠子穿在一根布條上。這個活是溫州一家制鞋廠委託給她們做的，每穿一串，可以掙到一塊錢。這些穿好的珠串最終會粘貼到童鞋上。幾個月之後，我又去石帆走了一趟，看到那幾個老太太正在把珠子穿到一個個束髮帶上。有一陣，大家會把小燈珠串起來做成電子信號牌。又過了一陣，她們會一連幾個月做著廉價的棉布手套。
石帆最雄心勃勃的產業，應該是網絡遊戲。有一大群年輕人買來幾台計算機，接入高速互聯網，然後開始玩「魔獸世界」——為了掙錢。「魔獸世界」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在線遊戲，玩家們通過積累虛擬財富而創造角色。這個遊戲傳播甚廣，已經形成了各式各樣的市場，各式戰利品均可以用真錢進行買賣。在美國和歐洲，有的玩家太忙碌，沒有時間耗在遊戲上，可他們願意花錢請人來做這種枯燥乏味的工作，幫自己練級。這叫作金農：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娛樂產業的外包服務。有一次，石帆的這幾個年輕人賺了大錢。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番玩著「魔獸世界」，然後把獲得的點數賣給遠在德國的玩家們。可是，隨之而來的是「魔獸世界」管理者們的這一做法遭遇政府的制裁，只好關閉在中國的所有賬號。最後，石帆的這些玩家們只好放棄他們的經營活動。他們賣掉計算機，沿著高速公路往南進發，前往溫州或者別的地方找活去。對於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數工業城鎮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他們對於機遇匱乏做出的最顯而易見的解決之道：離開這個地方。
不過，也有一小群人因為灘坑大壩項目被弄得惱怒不已，正在尋求公平和正義。在搬遷的過程中，當局答應根據每一戶人家的房屋種類和土地種類進行補償。如果他們要在石帆或者其他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城鎮買房子，還可以享受價格上的優惠。有些規定的細節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某人原來的房子是磚房，那他可以得到每平方米二百二十元補償。如果是木板房，補償費是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灶的補償標準是固定的。另有四百八十元的搬家費。如果家裡有人做全日制工，可以得到四百八十元的額外補償，補償搬遷期間的誤工損失。如果有櫻桃樹，每一棵都會記下來並根據樹齡進行評估，據此進行賠償。平均算下來，每一個人應得的補償款要超過八萬元。但由於貪污腐敗的原因，他們拿到手的實際數字比這少了許多。實際上，石帆的所有人都在抱怨搬遷這件事，其中有幾個人怒氣很大，他們已經準備正式上訪。
他們的目標，是要找到政府裡面某個級別更高的官員。跟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他們對當局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任，覺得貪腐只是地方一級官員的毛病。他們去了省城杭州，在各個專門設置的辦公室裡排隊等候，以期引起某個官員的關注。我一直沒有聽到石帆的人們說起過他們在這樣的上訪中得到了什麼樣的正義，可他們還是要努力一試。差不多算是每一次，當我在他們的鎮裡停下車來的時候，總有人找到我想跟我講一講那些事情。我跟他們解釋，我寫的書只在國外出版，根本不可能在浙江發行，但他們還是想跟我擺談擺談。也許，只是想找一個願意聽他們抱怨的人：通常，我會坐上半個小時，看著某個失去家園的農民翻弄著那本安置手冊。很顯然，他對此已經爛熟於心，每一個細節，每一個不公——他原來住的是磚房，得到的賠償卻是木板房，要不就是房間的面積算錯了，要不就是明明已經長大的橘子樹被當成了幼苗。這樣的對話讓我感到無助，因為只要當地的媒體稍微管管就能搞定這些事情。可是浙江的記者們卻被告知，不要摻和到大壩建設工程中去。在這個開車路過的城市裡，我感覺自己只不過是個開車路過的記者而已，聽完了那些悲傷的故事，又從高速公路上離他們而去。
尤其令人感到沮喪的是，這樣的制度竟然運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悅於人，而且肯定沒有絕對的公平，可卻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們不會把所有的人安置在一個地方，因為那樣的話可能會釀成政治風波。相反，他們把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個城鎮裡。他們還制訂了一些小規則，使人們沒有精力去顧及大事情。他們要測量平方數，要數果樹的棵數，他們要在磚房和木板房之間製造出差距。這樣的做法給人一種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辦事的印象，可實際上卻是毛病多多。關於大壩的修建，本應該舉行公開的會議，媒體也應該在其中發揮作用，人們對於世代耕種的土地應該具有所有權。石帆這樣的新興城鎮本應該放在靠近工業城市的地方，人們才能有活可幹。不過，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們的談話中間出現過，因為當地人所迷戀的都是些細枝末節。
在大壩建設初期，北山曾經出現過一些示威活動。當地人告訴我，官員們僱人把組織者揍了一頓。甚至有傳言說，他們還殺了一個人。最後，當局不費吹灰之力便平息了那場騷亂。在中國，這樣的曇花一現十分常見——北山被拆遷的那一年，公安部公佈說，全國有八萬七千起「擾亂公共秩序案件」。每一年，中國都會公佈類似的數據，這些數據總會給人難以置信的感覺。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抗議的次數無關緊要。真正要緊的是抗議的目標。如果人們抗議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結構，問題就嚴重了。可是，如果某個人感到不高興，僅僅是因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卻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該另當別論了。在中國，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這個層面：僅限於一個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還有一個緊要之處，那就是看進行抗議的是些什麼人。在農村，也就是濫用權力最嚴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會外出務工。如果某個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裡沒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樣的人，而且又是中共黨員，他最後也很可能會被網入權力結構中。也因為這一點，這樣的體系才顯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壓閥能夠把那些具有潛在危險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個方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能耐的中國人都知道，參加公開的政治活動毫無意義，但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權力。這裡的社會流動性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要高，天資聰明和辛勤勞動通常會得到回報——從羅師傅他們的經歷來看，這一點十分明確。可是，這樣的人實際上沒怎麼依賴政府。他們在別的服務機構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自己花錢參加私人培訓課程，自己學會動用關係，自己找工作換工作。他們利用種種自己能夠找得到的有利條件，跟老闆們進行著艱難的協商。如果被安置到某個了無生機的社區，就只有一走了之。面臨著這麼多選擇與流動，跟領導們去打一場注定沒有結果的戰爭，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請願者多數都顯得孤注一擲。他們讀的書沒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沒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務工者一樣時運不濟。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受到過創傷——因為在他們進行請願的過程中，受到過這樣那樣的威脅。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們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們還是要繼續嘗試，因為他們已無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訪者給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會見安排得很周到。我們是通過一個雙方都認識的熟人介紹的，見面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這些城鎮裡，之前從來沒有人這麼要求過。
「實話實說，我更願意找別人說這件事情，」他說，「我真想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或者英國廣播公司的人說這件事兒。」
我很敬重他這一點——他需要的是到電視上去說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個蹩腳的期刊記者的訪談。不過，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選項，所以，我們還是坐下來交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向我抱怨說，沒有人知道灘坑大壩到底是怎麼通過審批，怎麼進行融資的。有傳聞說，一些私人投資者會從所產生的電力中獲取利益。「如果他們要修建這樣的東西，我們有必要知道為什麼，」他說，「我們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資者是誰。不過，我反對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麼也不給我們這些人。僅僅給我們錢和房子是不夠的。在這樣的地方，人們怎麼生活嘛？你看看外面——這兒什麼都沒有啊。在北山的時候，我們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為那是中心位置，周圍村子的人都要去那裡。」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當地人對大壩背後的基本問題顯得有所關心。而且，出於原則，他還拒絕接受現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錯，手裡拿著一部價格不菲的手機。於是，我問他靠什麼養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說，「我在這兒開了好幾家商店，附近就有一家。」
我問他，商店賣些什麼東西。
「地板磚，」他說。
他拒絕接受政府的現金安置，還在設法把他的故事寫進新聞報道，可他同時又從這些高速公路出口處的城鎮裡的建築工地上獲取好處。對於他想保全自己的賭注，我並不打算加以指責——至少他在盡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許某一天，會有更多的中國人像他一樣，想方設法也要堅持瞭解有關的基本問題。或許教育制度會得到改進，公民們將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可以跟他們的實際技能結合起來。在經濟開發區，最讓我為之一振的是那些個人主義的跡象——一些人據此擺脫了小村子裡的群體思維模式，學會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可如果要把他們個人的經驗教訓用來解決社會層面上的問題，還需要邁出關鍵性的一步。也許，最終的動機還在於經濟——我常常感覺到，中國需要發展到某個點上，讓中產階級和上層人士都感覺到，這樣的體系對他們獲得成功已經形成了障礙。不過，這種情形還沒有發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鎮裡也沒有發生，因為他們僅憑著賣幾塊地板磚也能賺到大錢。
11月初，兩位老闆決定搬遷他們的胸罩調節環製造廠。他們一直沒有告訴大家，什麼時候搬遷，要搬到哪裡。對這些問題，也許他們自己都還沒有答案。偶爾，高老闆開著他那部別克賽歐轎車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駛去，一兩天後才回到廠裡，然後和王老闆悄悄地商量著什麼。羅師傅相信，兩位老闆仍舊在尋找新的廠址，具體地址很有可能就在溫州附近。不過，他也拿不太準。老闆們對這樣的消息進行保密，已經形成了一種特色。如果他們提前宣佈搬遷計劃，工資拿得不多的工人們要麼會提出加薪，要麼會馬上另找工作。因為業務正在好轉，這個時候兩位老闆可擔不起勞動力缺失的代價。因此，他們只告訴大家，搬遷的事情還早得很。
王老闆突訪老陶，和他進行了第一次協商。到這個階段，老陶已經可以充當發言人的角色了，因為他代表著廠子裡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勞動力：他的兩個女兒、陶家偶爾來廠裡做做零工的幾個表親、同樣來自安徽省的十六歲女孩任靜以及老陶本人。王老闆本來不屑於跟這個人商量，可他別無選擇，尤其是那幾個女孩兒，都是非常寶貴的女工。一天，他問老陶，他們一家人是否願意跟著搬遷。
「搬到哪裡？」老陶問道。
「還——沒——確定，」王老闆說。當他跟老陶打交道的時候，總會出現結巴的現象。「不過，應該不會太遠。」
「嗯，那麼我也不好說，」老陶說道，「你得告訴我，搬到什麼地方，這樣我才好答覆你呀。」王老闆不想說得太細，他們只好就此打住——那不過像一點火星，然而，這點火星足夠引燃文火慢燒似的協商進程。
在廠裡，還沒有能夠像老陶那樣討價還價的人。每當入夜，流水線上的活兒幹完之後，他就想著法子打理一家人的乾貨攤。對此，他也很在行。他的攤上備有幾百本書籍、雜誌，廉價商品也有好幾十種，這些東西的價格他都記在心裡。跟別的店老闆不一樣，對那些可能成為顧客的人，他不會笑臉相迎，或者假裝熱情。他能夠鎮得住人：因為有那樣的身高，因為有那樣挺直的身板，他天生就是個令人敬畏的討價還價者。可令他出名的還是他那很好的鑒別力，當地的其他一些店主有時候都要前來向他討教。
陶家的攤位擺在跟遂松路相連接的一條小巷子裡。小巷創業者多來自安徽省，儘管他們之間存在著競爭，但相互間還是有一種同鄉情誼。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有的小攤變成了真正的商舖，其中一對夫妻開了一家店面，跟老陶的小攤隔街相望。這對夫妻有一個十個月大的兒子，他的外形跟其他中國人差異很大。這個小傢伙長著一頭纖細的頭髮，接近金黃色，兩隻眼珠子呈現出淺灰色。他的皮膚也很白皙——當地人都叫他「小老外」。傍晚時分，我有時候會到陶家的小攤。也跟老陶坐上一會兒。每當這時，鄰居們就會跟我開玩笑：「喂，那可能是你的小孩兒哦！」他們這麼說，讓我感到十分窘迫。在中國，我時不時會看到有些長得比較特別的小孩。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在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的多民族融合，遠遠超乎人們的想像。經過了若干個世紀的遷徙與移民，一定會飄蕩著各式各樣的基因，有時候肯定會出現在某個小孩子的身上。這些小孩常常受到一些不太友善的關注——麗水的這個小孩太小，還理解不了這一點。不過，我可以想像，總有一天他會對這樣的話語感到厭煩。
他的父母關係一直不太和睦。陶家人告訴我，自從搬來經濟開發區後，那兩口子就一直口角不斷。11月的一天傍晚，那樣的口角終於演變成了一場十分惡毒的公開爭吵。跟往常一樣，這次的紛爭跟錢有關。在中國的家庭裡，通常男人比較喜歡揮霍錢財，他把錢用來買煙買酒下館子，這也正是這對安徽夫婦爭執的焦點。他們對峙了五分鐘之久，站在小巷子中間，朝著對方吵罵著。之後，那位丈夫突然大步離開了現場。過了好一陣子，那位妻子站在那裡氣得滿臉通紅，向著遠處大聲吼叫。她長得很強壯，有著農民特有的黝黑膚色。真難以猜想，那小孩子白哲的皮膚是怎麼得來的。我去陶家的小攤上坐了那麼多次，從來沒有看見那個女人露出過笑容。
那天晚上，她大吵大鬧了一刻鐘之久，然後開始放火焚燒店裡的東西。她先是搬出幾箱尼龍襪，放在巷子裡當作引火柴，然後拿來了打火機。她把小孩子放在店舖冰冷的水泥地上，孩子立馬號陶大哭起來。很快，圍觀的人群裡聚集了二三十個人。不過，這些圍觀的人跟一般的街頭圍觀者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中國人把街頭爭吵和打架當成一種公共娛樂活動來看待。不過，今晚參與圍觀的人群中，誰也沒笑。大家都顯出很吃驚的樣子，終於有二個穿著工廠工作服的人站了出來。
「不要這樣子，」他說道，「這樣做不好。回屋裡去吧，他都已經走了。」
老闆娘用力甩開他的手，繼續撥弄著打火機。當時她非常憤怒，費了些時間才打著火，引燃了紙箱的一角。此時，那小孩子漲紅了臉，滿臉都是淚水。
「不要讓他哭了，」另外一個人說道，「他還小！」
可是，老闆娘充耳不聞。她又掀動打火機，引燃了另外一隻紙箱子。老陶一言不發，走到了巷子裡。跟往常一樣，他依然十分決斷，懶得跟那位老闆娘說話，那位也沒有理睬他。老陶抱起那小孩兒，穿過巷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攤上。
很快，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刺鼻的氣味。那些襪子十分便宜，只賣一兩元錢一雙，不大容易燃燒，並且釋放出濃濃的黑煙。那女子回到店舖裡，在貨架上查看著。人群開始嘀咕起來。
「不要讓她再燒東西了。」
「她把這事忘了就算了！」
「別管她！」
老陶抱著小孩兒，小孩兒也就看不見自己的媽媽。他從乾貨攤上取來一個塑料蜘蛛俠玩具，小孩兒終於不再哭喊。火還在悶燒，可老闆娘似乎已經找不到什麼東西再放進去燒了。這場爭執本來就因為金錢而引起的，即便在怒火中燒的時候，她依然保持著她的節儉品質：她專門揀出最便宜的襪子來點燃。這時，她沉重地坐在店門口，滿臉怒容，呆呆地看著前方。人群中，有幾個人心神不安地笑了笑，終於散去了。有人用腳把火踩熄。最後，老陶跨過小巷子，把小孩還給那個女人。
她呆呆地搖著頭，那小孩兒又開始哭了起來，可他的媽媽看都不看他一眼。老陶沒有辦法，只好又穿過了小巷。接下來的四十五分鐘時間裡，小孩變得更加狂躁不安。老陶的妻子抱了他一會兒，然後把他遞到了我的手裡，我又把他交還給了老陶。我們全都輕言細語地哄著他，想讓他安靜下來，可是一點指望也沒有。他大聲嚎哭著，金色頭髮下面的小腦袋漲得通紅。無論誰靠近那位母親，她都視而不見。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那場篝火令她難堪，她只能把最後一絲怒氣撒在她唯一能夠控制的人身上。
我們站在那裡輪流抱著孩子，一直等到九點鐘以後，陶家兩姐妹總算加完晚班回到家裡。玉然，也就是年齡稍大一些的那個，立馬抱起仍在大哭不止的小孩兒。玉然只有十七歲，剛剛上了十一個小時的班——分揀著粉色和紫色的胸罩調節環，可她又從容地承擔起這一很有挑戰性的任務。她柔聲哄逗著小孩兒，輕輕地抖晃著，他那疲倦的雙眼終於慢慢閉攏了。玉然第一次抱著小孩穿過小巷的時候，他的媽媽拒絕了。玉然抱著小孩兒耐心地等待著，又試了一次。她一個字也沒有說——她抱著孩子，就那麼面對著那個女子。最後，在那場戲開演差不多兩個小時以後，女人接過了孩子。抱著孩子，她走進了自己的商店。
後來，再次見到玉然的時候，我問她，那位老闆娘的丈夫回來之後，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她搖了搖頭：那天夜裡很晚的時候，他就回來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玉然很年輕，臉上還帶著稚氣，但她說的話卻顯得很老成。「他們總是那樣搞來搞去，」她說道，「他們就那樣子。有些人就是喜歡打架。」
在麗水市南部，政府己經在開始修建另外一條公路了。最終，這條路會接入金麗溫高速公路，向西南穿過經濟開發區，延伸到農村地區。這個項目仍處於建設初期，建築工人們正在懸崖峭壁上進行隧道爆破。除了那些拆毀點，周圍一片沉寂。有時候，當我想離開經濟開發區短暫休假時，我便會朝那個方向開過去。從今開始的幾年以後，一座座工業城鎮可能會在這些地方拔地而起。但就目前來說，這兒依舊是一片農田。
在大港頭附近，離麗水市三十公里遠的地方，高速公路將會開設一個出口。一直以來，大港頭就是位於大溪上的一個小漁村。幾百年前，人們在這裡築起了一道石堰。小村裡有一條卵石街道，兩旁都是傳統的木結構瓦房，當地政府便把這裡確定為「綠色產業」的最佳位置。因為麗水市早年是依靠仿皮加工發展起來的，現在的領導幹部們開始引進更清潔的產業。於是，他們決定在大港頭興建藝術家公社。他們的目的有兩個：畫家們畫出適合出售的畫作；高速公路通車後，吸引外來遊客。唯一還缺乏的，就是富有活力的藝術社區。對此，政府打算採用引進的方式，跟當初他們引進產業的方式一模一樣。在經濟開發區，所有工廠在頭三年內都可以享受稅收減免的優惠；而在藝術家公社，所有搬遷來此的畫家都可以享受頭三年房租減免的優惠。這項政策如果對仿皮工業有效的話，為什麼不可以用到藝術上呢？
領導們給這個項目取名為「古堰畫鄉」，他們宣稱那是根據巴比松畫派而命名的。巴比松畫派是19世紀的一個油畫派別，始於法國楓丹白露附近的森林。當時的畫家們聚集在此，以畫鄉村景色和農民主題聞名於世。在巴比松精神的指引下，麗水市政府委託畫家們以周邊農村的景色為題創作了一系列畫作。他們為這些畫專門修建了一個陳列館。陳列館剛開放沒多久，我就去那裡看了一下。我在陳列館裡一邊溜躂，一邊觀看著這一地區的風景：大溪上的一段田園風光、山坡上靜靜的橘子林、傳統的農村民居，等等。多數畫作深受法國印象主義畫派的影響，使用了大量的濁色和柔光，有些細節描繪還帶有歐洲風格。一幅畫上面畫著三頭墉懶的母牛，這樣的母牛我在麗水從來沒有看到過。有一幅畫採用了凡·高的繪畫手法去描繪一棵橘子樹。有一幅畫受莫奈風格的啟迪，畫了糠殼燃燒的場景。在陳列館主廳裡陳列的二十六幅風景畫作中，只有一幅畫裡面出現了人的形象。如果這幅畫的場景是在法國某個地方，畫面上又沒有人物的話，看上去跟麗水市也沒有什麼分別。
古堰畫鄉剛剛開業，但關於租金免費的承諾已經吸引了十一家藝術公司。這些小公司多是聘請幾個畫師，讓他們畫一些美國和歐洲的城市風光，然後再賣到海外市場。這些畫家在遍佈浙江的藝術學校裡接受過培訓，很多人以臨摹威尼斯風景畫為專長。紅葉是當地最大的公司之一，那裡的一個經理告訴我，他們跟歐洲一個買家達成了協議，每個月需要一千張威尼斯風景畫。在歐洲，這些油畫被賣到旅遊商店、賓館，以及飯店。荷蘭大師們的畫作臨摹品也有很好的市場。中國的藝術家們把這樣的風景畫稱作「荷蘭街」，他們通常只要一天多點時間就能畫出一張來。
在一家叫作波米亞的畫廊裡，我看見一個名叫陳美子（音譯）的女人正在畫一幅「荷蘭街」。這幅畫裡有鵝卵石、馬拉車，以及她稱之為「塔」的建築物。我告訴陳美子，那其實是一座教堂。她說，之前她也很懷疑，但一直拿不太準。她大致估計了一下，畫這一幅畫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經常畫的其他主題有聖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總督宮，儘管她連這兩個地方的名字都說不上來。跟當地其他畫師一樣，她把威尼斯稱作「水城」。她從小在浙江省某地的農村長大，我問她是怎麼對藝術產生興趣的。
「因為我學習成績不好，」美子說道，「我成績不好，考不上高中。藝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這麼回事。」
「你小的時候喜歡畫畫嗎？」
「不喜歡，」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賦，對嗎？」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她說道，「我剛開始學畫畫的時候，連畫筆都拿不穩。」
「你學習很好嗎？」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學生。」
「你喜歡畫畫嗎？」
「不，一點也不喜歡。」
在我看來，美子的技術似乎很棒，她的畫看起來很不錯。可她說到自己的工作時，一丁點熱情都沒有。中國人對這類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當，如果他們是農村人，那更是如此。不過，這倒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在廣告公司信手塗鴉的美國年輕人，可能會對創造力、靈感這些東西侃侃而談——只要公司能夠讓我按照自己的靈感作畫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來這一套。美子個子嬌小，聲音沙啞，稱得上是個美女。她穿著白色的畫師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問題都讓她大笑不已。她從來沒有因為興趣而畫過畫——當我問她有沒有這種可能性時，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腦子進水了。對巴比松這個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數外出務工人員一樣，她最討厭的東西，就是鄉村的寧靜。她之所以搬到大港頭這個地方來，完全是因為這裡的房租全免。我問她，她畫的哪一幅畫自己最喜歡，她說道：「我一幅也不喜歡。」我問她有沒有崇拜過莫奈或者凡·高這些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她給出了類似的回答。「沒有我最喜歡的作品，」她說道，「那類作品跟我們現在畫的東西沒有任何聯繫。」
她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名叫胡建輝（音譯），也是個藝術家，兩人一起經營著波米亞畫廊。他們請了幾個藝校畢業生跟他們一起畫畫。每過一個月左右的樣子，胡建輝就要收拾起一堆畫作，然後坐火車去遙遠的東莞市。東莞有一個市場專門買賣他這種畫作，胡建輝的客戶多來自歐洲和俄羅斯。買主根據尺寸付錢：8×10的通常可以賣到五十元，12×16的可以賣到一百元，30×40的可以賣到三百六十元。平均每個月，美子和建輝能夠掙到八千元，這在麗水算是很不錯的收入了。就工廠裡的技術人員而言，只有大師傅才能拿到那麼多錢。
一天下午，我閒逛到他們的畫廊那兒，他們倆正在作畫。我們的談話慢慢轉到了品位這個話題上，建輝說起了他在藝術品市場上發現的一些東西。「美國人喜歡比較明亮的圖畫，」他說，「他們喜歡淡色的風景畫。俄羅斯人也喜歡明亮的色調。韓國人喜歡柔和的色調。德國人喜歡帶點灰色的東西，法國人也是這樣。」
美子正在翻看一本書，書中展示的是各種風景畫的樣本。她指了指那幅粗陋的域外風光圖，圖上是一片海灘，畫著幾棵棕櫚樹。「中國人喜歡這樣的畫面，」她說，「真蠢，只有小孩才喜歡這樣的地方。中國人真是沒品位。法國人的欣賞水平最好，其次是俄羅斯人，然後是其他的歐洲人，美國人都要排在他們後面。我們畫的畫，歐洲人根本不會購買。如果我把那幅畫拿給一個中國人看，他肯定會說：『畫的真好！』」
有時候，藝術家們會拿到一些委託任務。任務是幾張照片，需要把它們畫成油畫。那個星期，一個美國人送過來幾張照片，美子給我看了看：一個大大的白色穀倉，轟立著兩個筒倉。我問她，她是怎麼想的。
「經濟開發區唄，」她回答道。
我告訴她，那是一個農場。「農場用得著這麼一片地呀？」她問道，「這些東西是做什麼用的？」
我說，那幾個筒倉是用來裝糧食的。
「那麼大的東西用來裝糧食？」她大笑著說，「我還以為是用來儲存化肥的呢！」
於是，她重新審視著那幅圖畫中的景色。「真不敢相信，這玩意有這麼大！」她說道，「村裡的其他人在什麼地方呢？」
我告訴她，美國的農場主通常不會住在小鎮上。
「他們的鄰居在哪裡呢？」美子問我。
「他們的鄰居呀，可能也隔得很遠呢。」我說。
「他們不會感到孤獨嗎？」
「沒事兒，」我說，「美國的農場就是這樣子的。」
她給我看了其他的照片，多是些商店的店面以及一些老式建築物，從表面上看，應該是美國的某個小城鎮。對於委託本身，美子跟我說不出更多的東西來——那是通過一個中間人轉過來的，他不願意把最終買家的信息透露出來。從商店的店名，以及我從互聯網上查詢的結果來看，那些老式建築物位於猶他州的帕克市。一開始，我以為這事兒肯定跟那兒的旅遊宣傳有關，可當我跟帕克市的人取得聯繫時，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或者商店被拍了照片，現在正在中國被畫成巴比松風格的油畫。也許是某個人在穿越猶他州北部的時候，帶了部相機，照了幾張快照，然後委託人把它們畫成油畫。最有可能的是，這些畫會被當作裝飾畫賣掉，用來掛在賓館或者餐館裡，而它們的最終歸宿很可能在美國或者歐洲的某個地方。
照片上的那些商店店名最讓藝術家們感到頭痛，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英語。美子畫過一張照片，店門上的標誌是「Miners Hospital 1904」（礦工醫院1904）。在那幅畫上，建築物看上去畫得相當不錯，可店名卻變成了「Miers Hospital 1904」（米爾斯醫院1904）。美子還把另外一張照片上的「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精緻綿羊皮始於1973）寫成了「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773」（精緻綿羊瀏覽皮始於1773）。「Bar」（酒吧）變成了「Dah」（大刀）。有幾幅畫上面寫著「Hope Nuseum」（正確的英文應為「Hope Museum」，意為「希望展覽館」）。有一家商店出售「Amiques」（正確的英文應為「Antiques」，意為「古玩」），以及「Residentlal Bhoker」（正確英文應為「Residential Stoker」，意為「家用加煤機」）。
我的內心卻更喜歡他們創造出來的新版本——誰不想去那個叫作「大刀」的地方喝一杯呢？不過，我還是希望藝術家們把別人委託的事情做好。於是，我給他們指出了所有必須更正的地方。之後，我每次到麗水，都要去古堰畫鄉拜訪一下。我喜歡那兒寧靜的風景，還有那個寧靜的小村子。在高速公路開通之前，這個小村子不會有什麼改變。我每次去古堰畫鄉拜訪的時候，都要幫建輝和美子把那些寫錯了的地方更正過來，他們總是心懷感激。有好幾次，他們主動提出來，要專門為我畫點什麼。「你就拿一張照片來吧，」建輝跟我這樣說過。後來，我把我小時候在密蘇里住過的房子——我父母現在還住在那裡——的照片給了他們一張。我看得出來，建輝對這件委託的活兒幹得十分認真。我前去取畫的時候，他跟我道了歉。
「對這一部分我很抱歉，」他說道，「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他指了指房子邊上的車道。在照片上，樹影投射在瀝青路面上，使路面顯得有些斑駁。我明白了，建輝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格局：麗水市第一個帶有私家車道的小區是白雲小區，可當時還在建設之中。我跟他解釋道，很多美國人都把車停在房屋邊上的瀝青路上。
「哦，我懂了，」他說，「我原來沒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一條街道還是別的什麼東西。如果你覺得要改過來，我可以改一下。」
在那幅畫裡，他把那條瀝青路拓寬了，佔了門前草坪一大半的位置。多年來，我遠在密蘇里的父母一直不願意改建那條老式的車道，他們覺得修新的兩車停車庫顯得有些多餘。可是，建輝現在竟然替他們完成了拓寬工程。我對他說，整幅畫作堪稱完美，只有一點不足：沒有簽名。這些藝術家通常不在畫上署名，因為歐洲人不想看到威尼斯的風景畫上出現中國畫家的名字。可我還是叫建輝在油畫上簽下了他的名字。我捲起那幅畫，後來坐飛機把它帶回了美國。我的父母十分激動，把它當作禮物掛在了廚房裡。每當我看到那幅畫的時候，就會想起，那是我對於麗水最美好的回憶，那個寧靜的小村子變成了古堰畫鄉。不過，那幅畫也讓我感到一點點內疚，因為美子和建輝拒絕收取這次委託活兒的錢。在我跟他們打交道的時候，那次是他們最接近於因為樂趣而畫畫。
11月底，兩位老闆終於決定搬廠。高老闆開車去了溫州西南邊的甌海，高速公路最近在這個地方開了一個出口。他在這裡找到了一座很大的倉庫，足夠放得下那台機器和金屬沖壓機，他便和老闆簽訂了租賃合同，租金比現有的廠房便宜。簽下租賃合同後，兩位老闆去找了一個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議明確無誤：11月28日恰逢農曆初八，沒有哪個日子比兩個八更吉利。
他們一直拖到11月26日才把這個消息通知給工人們。不出所料，生產線上的多數員工馬上離職而去，羅師傅和其他幾位技術人員則打算趁搬遷之機要求漲工資。不過，老闆們頗有能耐，把他們提出的要求一一回絕了。剩下一個問題，陶家一家人和任靜會不會隨廠搬遷。王老闆一直等到27號早晨，才徑直來到老陶家。協商剛一開始，就充滿了火藥味。
「你跟——不跟我——們一起走？」他問道。
「不走！」老陶回答道，「我兒子要在這兒上學。我們走不開。再說，我還有生意要做。」
「到了那邊，如果你要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
「你說得輕巧，」老陶說，「我們在這兒生意做得好好的。」
王老闆來的時候，我正在跟老陶聊天。老陶這個人很隨和，也很幽默。可是現在呢，他的身體語言完全變了個樣：背挺得直直的，頭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王老闆又試了一下。「先——去試——下嘛，」他說。
「我得留在這兒，我要照看我的兒子呀。」
「那麼，你的兩個女兒要跟我們走吧，」實際上這才是王老闆的如意算盤：把那兩姐妹帶走，讓老陶留在這裡。可老陶的反應也很快。
「她們倆單獨去是不行的，」他說，「她們還很年輕。再說，我們在這兒簽的是一年的合同。如果你搬走了，不就違約了麼？」
「我沒有違約！是我請你跟著搬過去。」
「合同上根本沒說搬到另外一個城市的事兒。我一大家人怎麼搬嘛？」
「那是你的事，」王老闆說，「我還讓你干同樣的活兒。那就是合同。」
「如果我去勞動局告你，他們恐怕不會這麼看哦。」這樣的威脅言辭徒勞無用——如果老陶真的愚蠢到要去勞動局上告，碰巧奇跡出現，領導們願意聽他投訴的話，他們的反應恐怕應該是停止對玉鳳這個十五歲童工的非法使用。然而，那番話還真的管用了：王老闆似乎感到有些無趣，老陶似乎感到有些高興。還可以協商的時間剩下不到一天，不過，對他這樣的人來說，那點時間已經顯得很充裕了。
午飯時分，老陶不見了蹤影，他出門辦一件十分神秘的差事去了。老陶離開工廠後，羅師傅請玉鳳和任靜到他的宿舍一起吃飯，老田也跟來了。吃完飯過後，兩個男人開始數落起那兩個女孩兒來。
「你沒有自己的銀行賬戶，對吧？」羅師傅問玉鳳。
「沒有。」
「你還把錢全部給你的父母哇！到了你這個年齡，應該有自己的賬戶哦。」
「他們需要我拿錢出來幫補家用。」
「你學會獨立了，才是真正的在幫補他們，」他說，「好多人到了你這個年齡，都獨立了。在我們村，大家一出去打工，馬上就開了個賬戶。」
「唉，我們村跟你們村不一樣，」玉鳳說道。她抱著雙臂，倔強地看著門口。任靜跟她坐在一起，一言不發。她的媽媽已經跟她說過，除非陶家兩姐妹跟著搬，否則她是不允許跟著走的。
「你現在就應該去銀行開一個賬戶，」羅師傅說。
「好吧，我明天就去開！」玉鳳大聲說道，「不用你管！」
「我只不過覺得你應該自己拿主意，」羅師傅柔聲說道，「如果你有了銀行賬戶，就可以給自己買點什麼東西嘛。在我們村，那些年輕人回家過春節的時候，穿的是名牌鞋子，用的是名牌手機。」
「我們村那些年輕人還不是這個樣子！」玉鳳又頂了回去。「我還記得，有一個女孩兒回家的時候，騎了輛摩托車。大家都說她發了。」
「噢，你也應該那樣嘛。至少，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嘛。」
「那不是我的主意！」
「不，看得出來，不是你拿的主意，」他說，「你是讓你的父親替你拿主意。他不想讓你獨立。你留下來幹什麼嘛？」
「我可以去鞋廠打工，」玉鳳說。
「那你掙得了多少錢？」
「不知道。」
「你覺得鞋廠現在會要你麼？都年底了。」
女孩兒沉默了——她知道，羅師傅說得對。11月份很難在工廠找得到工作，很多人都在等著放假過後跳槽呢。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是，11月份也很難找到新人，那也正是羅師傅和老田在這場對話中所下的賭注。搬機器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工程，他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是培訓新手。羅師傅心裡清楚，不管協商什麼事情，他肯定會半路殺進來——高層次技術人員擔當這樣的角色很普遍。
老陶在出去辦自己的差事之前，把條件講得很清楚。他要求每個人的月薪要拿到一千元：他本人、他的兩個女兒，還有任靜，這個薪水要求比現在的水平增加了30％。他還提出要包吃包住。王老闆沒有答覆——搬遷臨近，他手頭有很多事情要處理。他的妻子已經趕來幫忙，還把三歲的兒子也帶了過來。這個小男孩不論什麼時候來到廠裡，都會成天跑到機器房裡添亂。他在幾個樓層間穿來穿去，走到哪裡，哪裡的工人就要追趕他。工人們以此為樂——人們似乎把他當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發洩著他們對老闆的挑釁。
午飯後，那小孩兒跑到了羅師傅的宿舍。羅師傅抓起一把大大的切菜刀，挽起袖子，蹲下身來，像個精神病人那樣咕噥著。那三歲大的小男孩僵在那裡，雙眼圓睜。
「啊——啊——！」羅師傅大聲吼叫著，搖搖擺擺地靠近那小男孩。
「啊——啊——！」
他手裡的菜刀在空中揮舞，小男孩尖叫著，跑了出去。他哭喊著，一路跌跌撞撞地順著樓梯跑了下去。不一會兒，他又出現在化學實驗室裡，小龍又找到另一種極具創意的方法，把他趕了出來。等到羅師傅和老田都不再發笑之後，他們又回過頭來數落著玉鳳。
「你那些錢都花在什麼地方了？」老田椰愉地問道。「你自己掙的錢一點都沒有留，是不是？」
「她要學著獨立呀，」羅師傅說。
「我是想去，」玉鳳承認，「可是，如果我爸爸要我留在這裡，我可能就去鞋廠找個工作，學點技術。」
「開玩笑！」老田說，「像你這樣的年齡，根本找不到技術活兒。」
「跟我們一起走，」羅師傅說，「要學會自己靠自己。再過一年，你就可以去廣州、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了。」他開始講起自己第一次外出務工的經歷，也是先存了些錢，然後再去的深圳。兩個女孩之前聽他講過這些事情，可她們現在還是陷入了沉思。她們聽著他擺談那些南方傳奇故事，眼裡閃著光芒。
七點鐘的時候，王老闆把價錢開到了七百元。老陶堅持要一千元——那三百元的差距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兩個女兒下班回來的時候，他正在家裡等著她們。
「羅師傅和老田簡直是在恐嚇我，」玉鳳抱怨說，「他們老是說我應該自己出去闖一闖。」
「他們跟你說什麼都不要緊，」老陶說。
「可是，我要跟他們走！」
「你要等著，看老闆們怎麼說。要有耐心。」
「我要走。」她的父親沒有理睬她，她於是提高了聲音：「我要走！」
「好好說，」玉然說道。姐姐的性格文靜一些，她時常管束著玉鳳。「不要爭吵，」她說道。
「反正我要走。」玉鳳又低聲說道。
「等一等嘛，」她爸爸嚴肅地說道，「只要你等著，什麼事情都錯不了。」
八點鐘，羅師傅來了。我們剛剛吃過晚飯，大家——陶家兩姐妹、她們的父親、他的表親，還有我——便圍著燃氣爐坐了下來。那租來的房子算得上是一間土牆棚屋，11月的寒風從縫隙中鑽了進來。羅師傅給幾個男人遞上了西湖香煙，女孩們靜靜地離開了房間——她們知道，這純粹是大人們的事情。吃飯的時候，老陶和他的表親像在農村那樣漫不經心地聊著往事。現在，他們還在繼續閒聊著。
「明朝一開始很強大，可是後來慢慢地變弱了，」表親說道。
「經常都是這個樣子嘛，」老陶說，「人也是這個樣子。老了就不中用了，就死了。」
「明朝的時候，中國的確很衰，」羅師傅輕輕鬆鬆就接過了話頭，
「他們被滿族人打敗了。滿族是個少數民族，竟然統治了四百年時間。那麼幾個人，統治著那麼多人！」
「到毛澤東出現之前，中國一直都很衰，」老陶說。
說到這裡，我們本來可以往好幾個方向接續這個話題，但羅師傅把我們拉回了正題。「你看，你要的條件我都可以答應，」他對老陶說道，「目前，我不想雇太多的新手。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這邊的。」他頓了頓，吸了一口香煙。「王老闆和高老闆說了，今年剩下這幾個月，你們過去幹活，每人可以給兩千塊。如果生意好，他們還會給你們發獎金。過春節的時候，你們每個人都有紅包。春節過後，他們保證每個月給你們八百。王老闆說，多了他不給。」
紅包是過春節的禮物，這是習慣，但老陶不為所動。「我不想把這個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說，「那樣的話，我們要多花很多錢。」
「我懂，」羅師傅說，「我跟他說了，如果我要請工人，要培訓他們，每個人大概要花五百元。我跟兩個老闆講了，你們的要求不算高。」
「不包括吃住嗎？」
「不包吃，」羅師傅說，「包住。」
「我要兩樣都包。」
「抱歉，但你別忘了，他們要給你發獎金，還有紅包啊。」
「不管紅包不紅包，獎金不獎金，」老陶說，「要有保障的才算數。如果他們不包吃不包住，那就給我每天發七塊錢的生活費。每個人都一樣，包括任靜。她是我的責任，跟我那兩個女兒一樣。」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說。」羅師傅的雙手有些緊張，把手裡拿著的那張紙不停地折過來折過去。這時，老陶的妻子走進棚屋，圍著爐子坐了下來。
「我剛開始打工的時候，」老陶說道，「每小時拿四塊半，可我沒在那個廠幹下去。有人跟我說，這個地方的工資高些，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說，如果沒有保障，我是不會跟著你們搬的。」
「我懂，那肯定是個麻煩事，」羅師傅說道。
那個女人開了口。「何必費那個心呢？」她說道，「我們可以把她們兩姐妹送到鞋廠去嘛。」
「先把這事說清楚，再送到鞋廠去也不遲，」老陶說。
「就這段時間，兩千塊可以了，」羅師傅說，「春節過後，你們肯定能夠拿得到八百元。」
「今後的事情，我根本管不著，」老陶說，「『保證』還不是哄騙我們這些工人的話。玉鳳一天可以弄一萬套胸罩襯骨。你們去哪兒找那麼快的新手？」
之後的四十五分鐘，房間裡一直縈繞著這樣的對話。男人們不停地抽著西湖香煙，抱怨搬廠和雇新人的麻煩。大家都同意，浙江的老闆普遍不值得信任。可是，有好一陣子，誰也沒有提到那個具體的數字。「過節前的這段時間，他們每個月要給我們每個人增加一百塊，」老陶終於說道，「跟他們說，那個錢是用來抵生活費的。」羅師傅點點頭，掐滅煙頭，走出了棚屋。他在那兒已經呆了一個多小時。
工廠裡，王老闆和高老闆正在跟一群搬家工人商量著什麼。一連幾天，除了討價還價，他們什麼也沒有干。現在，他們終於得到了羅師傅傳過來的信息。
「我們就給吧，」高老闆說，「誰在乎那點錢啊？」可他還是看著他的叔叔，看他怎麼做這個最後的決斷。王老闆想了想——很顯然，跟老陶打交道讓他心煩不已，儘管是通過中間人傳話。
「給他五十，」他說，「一百不行。」
「說定了嗎？」羅師傅問道。
「跟他講，這是最後的開價。不是他想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我和羅師傅穿過遂松路，走了回來。時間已經過了九點半，夜晚越來越冷了。想到這樣的程序，他苦笑了一下。「我老是做這樣的事情，」他說，「不管做什麼工作，都是一樣的——師傅來當中間人。誰都不願意跟對方直接打交道。麻煩！我要的是靠得住的工人，卻不得不幹起了這樣的調解工作。」
陶家的棚屋裡沒有人。於是，我們又往前來到他們家的乾貨攤，玉鳳和玉然正在招呼客人。她們的爸爸這個時候一般都在這裡，可他又出去辦理什麼秘密差事了，打他手機也不接。羅師傅跟兩個女孩留了口信，讓老陶給他打電話，可老陶一直沒有打回來。那個晚上過去了，可最後的開價依然沒有提交討論。
11月28日，也就是農曆初八，這是鴻運當頭、前程似錦的日子。早上，我一覺醒來，發現大眾桑塔納轎車的車胎癟了。在中國開了五六年的車，行駛過各種各樣的惡劣路段以及在建的經濟開發區，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爆胎。我打開了汽車尾廂：沒有千斤頂，也沒有扳手。從溫州市昌盛汽車租賃公司租來的車上，工具箱是空的，油箱也是空的。不過，還算運氣好，車上有備胎。我給之前認識的一個麗水出租車司機打去電話，他便帶著工具趕來給我換輪胎。在擰緊最後一顆螺絲的時候，他覺得雙腳站在扳手上更好用力。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那顆螺絲折斷了——他把螺絲頭齊刷刷地擰斷了。
「沒事兒，」他說，「沒事兒。上得夠緊了——輪胎肯定掉不下來。」
「可是，如果又爆胎了怎麼辦？那顆螺絲我怎麼取得下來？」
他沒說話，靜靜地思量著這個問題。「那倒是有點麻煩，」他一字一頓地說，「也許你不能開得太快。」
我心裡在想，就別提什麼算命先生了吧。那一天彷彿是仿皮廠發了怒，經濟開發區上空低垂著灰色雲煙。胸罩調節環製造廠裡，幾位老闆已經租了一台叉車、四輛解放牌卡車、七個計日工。那幾輛卡車都是五噸大卡車，貨廂敞開著。等我趕到的時候，其中一輛已經裝滿了東西。上面滿載著紙箱子和幾台機器，我問高老闆，如果遇到下雨的話，他們打算怎麼辦。
「不會下雨，」他說。
「看起來可能要下雨哦。」
「沒辦法，」他說，「我們管不了。」
一大清早，羅師傅就開始了對那台機器的拆卸工作。他把整個生產線拆分成了只大塊，一輛叉車把那個沉重的鐵架子放到了卡車上。他們把幾台金屬沖壓機和襯骨機器也搬了出來。老田和小龍把那些成品調節環用盒子裝了起來：總共有一百多萬隻，一共裝了九十四個紙板箱。到此，重要的設備已經全部搬了出來，高老闆和王老闆像跟在收割機後面撿拾麥穗的人那樣，把每一層樓都撿了個遍。他們把樓上辦公室那骯髒的地墊收了起來，把所有的金屬碎片都收集在一起，這些東西還可以賣給廢品回收人。他們把廠裡所有的電燈泡都擰了下來，一個也沒有剩下。高老闆拿著鎯頭，把釘在木頭上的所有釘子全部敲了下來。差不多一年前，他們從承包商那裡訂購了幾扇一百元的門扉，現在，他們一扇一扇地取了下來，然後把這些門扉像疊撲克牌那樣放進了卡車的貨廂。到正午時分，幾顆大大的雨點滴了下來，兩位老闆憂心忡忡地看了看天。還好，天氣沒變。
下午，老陶出現了。他在那裡漫不經心地站了半個小時，看著那幾輛卡車裝滿貨物。他沒有走過去打個幫手：從現在起，他從這家工廠正式下崗了。最近幾天，除了越說越生氣的工資協商以外，他還悄悄地找起了工作，終於在附近華都仿皮廠的生產線上找到了一份活兒干。因為毒氣的名聲在外，它給的薪水比大多數初級工要高些：每站著工作一小時，老陶可以掙到四元六角錢。晚上，他還能夠照料家裡開的乾貨攤。他那兩個女兒——關於年輕和要人陪伴那些說辭都不過是談判中的手段而已。老陶一直很清楚，她們兩個能夠自食其力。現在，她們自由了，可以走了。
任靜為自己做出了同樣的決定。末了，她的母親有些驚慌失措地追著女兒走到了工廠大門口，求她留下來。她還小，這是她在廠裡做的第二份工作，她應該等到明年再說！可是，任靜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財產裝在了一個小包裡，等著搭乘搬廠的卡車。她什麼話也沒有說，也不看她的母親。那女人求著情，突然大哭起來。女孩兒依舊不為所動。最後，母親讓步了，大聲叫道：「去吧！你願意去就去吧！」
她轉過身來，拖著僵硬的雙腿慢慢地穿過了遂松路，大聲哭喊著。她一走開，女孩兒也不自禁地大哭起來——她把頭埋在雙膝間，抽泣不止。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母親和女兒站在街道的各一邊，哭泣著。她們都很生氣，不跟對方說話，不看對方一眼，可母親還是不願意離去。這是中國人的傳統，一直要看著自己所愛的人離去。即使心頭有氣，這位母親也不會置自己的孩子於不顧。
後來，任靜的姐姐來了，隔著遂松路傳遞著口信。「她叫你要當心，」她對任靜說道。十六歲的女孩兒回了一句：「告訴她，我不會有事的。」五分鐘後，姐姐又說道：「她哭了。她是真的想讓你留下來！」可是，任靜的口氣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邊，我就給她打電話。」工人們花了好長時間才裝好了第三輛卡車，任靜終於爬上了車。最後，母親眼看著所有的哀求都無濟於事，便送過來兩百元錢。她仍舊站在那裡，淚水從臉龐上滑落下來。卡車載著她的女兒，消失在遠方。
陶家兩姐妹離去的時候，誰也沒有哭泣。兩個女孩各自收拾了一個小箱子。走向老廠的時候，她們倆激動地交談著，恰似上大學的美國孩子。老陶陪著她們走到了廠門口，但他沒有停下腳步。沒有擁抱，沒有親吻——一直到最後一刻，他也像個軍人。傳統的離別方式對他來說不成問題，他關心的是更重要的問題。他最後的交代是：「衣服要穿暖和。天氣涼了，如果不注意，要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又得花錢買藥。衣服要穿暖和，好吧？再見。」
說完這些，他轉過身去；大踏步地走了。十點鐘的時候，最後一輛卡車開出了老廠。車輛抵達新廠後，大家都幹活兒到深夜，確保所有的設備都搬下車來，安全地放進了屋裡。竟然在一天的時間內，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那台機器和金屬沖壓機，電燈泡和一百元一扇的門扉，胸罩襯骨和一百多萬隻胸罩調節環。差不多是他們剛一搬完，天空猶如撕開一道口子，沒完沒了地下起了傾盆大雨。
（本章節由「Hi!PDA」論壇 CJJT OCR校對）
[1] 賽歐的英文名是「Sail」，意為「風帆」。——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