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市，出租的車輛油箱是空的。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那裡的時候，挑選了一輛大眾桑塔納轎車，他們就是這樣迎接我的。我付過押金，插入鑰匙，油量不足的提示燈隨之亮了起來。油箱裡的燃油剛好夠開到加油站。以往，在北京的「首都汽車」租車的時候，我曾經抱怨過他們的油量多少不一。然而「溫州昌盛汽車租賃公司」的這些傢伙，竟然以他們精明的商業頭腦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我還回去的桑塔納轎車裡還剩一升汽油，他們都會把它吸出來，然後賣掉。
在那之前，我沒在南方租過車，也沒怎麼在中國的城市裡面開過車。我所有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在北方的農村進行的。那一路上，我熟悉了鄉下的生活節奏：春天的早上忙於種植，秋天的時候在路上碾壓莊稼。冬天，我會在小村子裡寧靜地過日子，村裡的大部分年輕人已經離家外出。他們到底去了哪裡，是怎麼去的，都沒有神秘可言。他們沿著新修的道路去了南方，年復一年，如候鳥般遷徙的人數在增加，道路也在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在農村地區啟動了一項為時兩年的修路運動。在那之後，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各個城市。這些城市正在經歷著汽車大發展所帶來的巨大變革：我拿到駕照之後的四年時間內，中國的乘用轎車保有量增加了一倍多。2005年1月，政府公佈了一系列規劃以再修建五萬公里的高速公路。項目完成後，新建成的道路網絡東起東部沿海的工業城鎮，西至吉爾吉斯斯坦邊境，將會把所有人口超過二十萬的城市連接起來。在高速公路運輸這個領城，中國也許是個後來者——全國的第一條高速公路完成於1988年——但是到了2020年，他們計劃中的通車總里程數將超過美國。
政府在宣佈這一擴建計劃時，特別提到了美國，並把它作為靈感之源。交通部長張春賢在北京主持了一場記者招待會，在回答其中一個問題時，他用康多莉扎·賴斯的故事作答。賴斯不久前對中國進行了一次訪問，訪問期間，她明確地告訴中國的一名官員，他們應該向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學習，多修公路。「她說她小時候隨家人到美國各地遊歷，」張春賢介紹說，「因此對全美國的高速公路十分關注。她還說，這些遊歷讓她更加熱愛美國。通過修建高速公路，我們可以刺激汽車工業的發展，但這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標誌著國家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東南部，其中新修的一條道路叫作「金麗溫」高速公路。這條路起於靠近海岸線的溫州，向西向北二百三十多公里後，接上了麗水市和金華市。這條道路的很多路段跟老舊的330國道並肩而行。我開著桑塔納轎車第一次行駛在那條陳舊的兩車道國道時，經過了好幾公里正在修建的路段。有些路段即將完工，有些路段還在建設初期，一排排的水泥塔架沿甌江兩岸堆放著。到處都是修路工人——這項工程的總投資超過一百二十七億元，而且屬於重點工程。在中國，那意味著這項建設工程必須夜以繼日地進行。沿著老路行進的途中，從車窗看出去，工人們正拖拽著螺紋鋼，攪拌著水泥，在蛛網般的腳手架上靈活地奔忙著。在有的路段，幾個工人跪成一排，甩手持工具打磨剛鋪好的路面。他們勞動的時候極富耐心，一步一步地往後挪動。打磨的進度不斷往前推進，他們成了金麗溫高速公路上的第一撥使用者。到了晚上，幾公里之外也能看見閃耀著的電焊弧光，那是不久後劃過這條道路的車頭燈們的排頭兵。
我來浙江南部是為了尋找一個城市。幾年前，我沿著長城廢墟進行了第一次長途自駕游，一段段長城經過的農村正在逐漸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個家，因為我很想建立起跟現代農村的某種聯繫。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則是未來。在中國的南方，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像高速公路那樣迅速地改變若地區面貌；農田消失，工廠冒出來了，創業者、打工者湧進城來。對於早年的這一輪熱潮，我頗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開拓型的工廠裡面，老闆和工人們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不過，我首先得找到一座城市，而金麗溫高速公路正好可以引導我前往。這條新建的高速公路計劃於2005年底竣工，通車以後，很多地方將會快速發展起來。
在這條道路沿線，好幾代人都有過修路的歷史。這一帶本是貧瘠的農村，甌江兩岸的山坡非常陡峭，無法開墾成種莊稼的梯田。1934年，在中國第一波現代修路熱潮中，這個地區修了一條路，而後才通上汽車。後來，這條道路成了330國道的雛形。那個時候，他們把美國作為範例來加以學習，而全國早期修建的很多公路都是在美國工程技術人員的督促下完成的。那些夯土築成的路面一般只能以五十公里的時速行駛，而且多處路段在戰爭中遭到了毀壞。在浙江省南部，330國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才修築完工。到1987年為止，這條道路一直沒進行過大的改建。
即便在那時，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這條新修道路的效果還是立馬就顯現出來了。它給道路沿線的各個村莊帶來了變革，尤其是靠近溫州的那些地區——這裡的人們原來主要種植稻米和養殖魚蝦——更是如此。隨著330國道的開通，人們放棄了農業生產。年復一年，他們生產出各種最不可思議的產品。從溫州往西北方向行駛，我有時在馬路上就能看到他們生產的那些產品。出城十五六公里遠，在下斜村，一排排體育器材堆在一起，一眼望不到邊。在街邊，到處都擺放著一堆堆鞦韆架、紅色塑料滑梯、或黃或綠的單槓橫桿。看不到一個小孩，多數建築都屬於那種方形的廠房。我停下車，和當地人攀談起來。他們告訴我，做體育器材已經成為當地的專長。下斜村隸屬於橋下鎮，目前有二百七十家個體生產商，全都生產同一樣東西，只是型號不同而已。中國國內體育器材市場上一半的產品來自這個鎮。
沿著330國道再往前走十六公里，順著那條河轉過一個彎道，可以看到橋頭鎮豎立的一座鈕扣雕塑。那是用銀做成的一個巨大圓盤，寬度為三米，帶有雙翼，只要有風，雙翼就會轉動。橋頭鎮的總人口僅有六萬四千人，但全鎮範圍內有三百八十多家工廠，生產的鈕扣佔到了中國服裝行業需求量的百分之七十。為了紀念這一數據，村裡的老人們在鎮中心位置豎立起了這座雕塑，正對著新建成的「中國鈕扣城」大樓。鈕扣城總共四層。底樓全部用於經營橋頭鎮的特色產品。全國的服裝製造商來此批量購買，銷售商則根據鈕扣大小和式樣陳列自己的產品。這些曾經的農民在銷售鈕扣的時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為二十五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標著「大米」或者「麵粉」之類的字樣，可裡面裝著的儘是鈕扣。
那天，我開車從那裡經過的時候發現，很多經銷商都是帶著孩子的婦女，她們的小孩就坐在水泥地上玩耍。只要小孩子一開始哭鬧，就有人扔給他們一把鈕扣，讓他們玩耍。我能想像得到，鈕扣城每天會有多少東西進入孩子們那細小的腸子，被加工處理掉了。而在我看來，只要稍加組織，完全可以每天早上把這些小孩送到下斜村去玩攀爬架。不過，這兩個小鎮之間沒有交集。至少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來，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幾乎跟跨越國境一樣。人們告訴我，別處的方言他們基本上都聽不明白。
在浙江，這個地區的方言難聽懂是出了名的，同時，只生產一樣東西的小鎮比比皆是。當地人一般專注於一種簡單的物品，原因之一是他們基本上沒經過什麼正規培訓，而那些不需要技術和資金的東西最容易做出來。沿著330國道，只要經過稍微大一點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車來，問一問路邊的人：「你們這裡生產什麼東西？」他們通常用一句話就能回答我的問題，有時候連話都不說也能回答我的問題。在武義縣，有個人就直接伸手從口袋裡摸出一大摞撲克牌。後來我才瞭解到，武義年產撲克一百萬副，佔到了中國國內市場份額的一半。八十公里外，義烏市生產的塑料飲管佔全世界總產量的四分之一。一個叫作永康的地方生產的各類衡器占中國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個地區，崧廈年產雨傘三億五千萬把。分水專門制筆，上官專門生產乒乓球拍。大唐的襪子產量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領帶產自一個叫作嵊州的地方。
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我開著車穿行於極其美麗的鄉村之間。在有些地方，甌江變得很窄，兩岸是石壁巨崖，河道下切，變成深谷。330國道逆江而上，進入高山台地，每往前行駛一步，山巒愈加雄奇。跟北方不一樣，這一帶雨水充沛，大地一片茂盛景象。行走了幾天之後，我開始喜歡上了旅途中鮮明的反差：懾人心魄的景色與令人迷惑的產品；有些地方山河盡入眼底、有些地方戛然收緊，眼裡只有那些小鎮和生產的各式各樣的小東西：撲克牌、鋼筆、塑料飲管。
到了夜晚，我一般住在「國際賓館」。好多城鎮都有叫這個名字的賓館，為偶爾路過的境外採購人員和管理人員提供服務。大廳裡一般擺放著當地各大公司的宣傳單，有時候，如果某個公司生產的產品比鈕扣和塑料飲管複雜一些，他們還會在賓館的客房放上一些堪稱高端的樣品。在以生產衡器和電動工具聞名的永康市，我住的房間裡就擺放著一台設備，名叫「人體成分測試儀」。那玩意看上去像一台電子秤，上面佈滿電極，四周都有導線伸出。上面貼著一張用英文寫成的告示牌：（「警告：嚴禁孕婦和心臟病患者使用。」）我決定用這台「人體成分測試儀」進行一下測試。我的床邊，還擺放著另外一種本地產品，叫作「光波健康室」。健康室跟盥洗室的大小差不多，用木頭做成，門上裝有電源開關——看上去像是來自未來時代的廁所。上面印著蹩腳的英文版使用說明：
如有下列情形，切勿使用本設施：
1.出血性外傷和化膿性炎症。
2.眼部嚴重發炎（如非嚴重發炎，請用濕布或棉花覆蓋）。
3.燒燙傷未滿4個月。
4.老人、孕婦、小孩嚴禁使用。
5.危重病人嚴禁使用。
6.如系體溫禁忌人士，請遵醫囑。
7.勿將寵物放入設備內。
8.醉酒者嚴禁使用。
在麗水市，我終於找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這座城市距離溫州一百二十公里，330國道的路況又十分糟糕。從海邊開車到這裡一般至少要三個小時，而且一路上經常發生事故，導致延誤。這座城市十分偏遠，商人不大願意來此經商，至少在新建的高速公路通車以前是這個樣子。四周的高山是我見過的最高的大山，山上一片翠綠，相對高度有三百多米。麗水位於大溪和好溪的匯合處，離城中心不到兩公里的地方，人們依然從事著農業生產——郊外，到處都是果園。當我問他們麗水生產什麼東西時，人們笑了笑，回答道「柑橘。」當地的一位企業家很認真地跟我說過：「我們這裡是浙江的西藏。」在中國一派忙碌景象的東南部，在離海邊僅一個小時車程的地方，竟然存在著這樣的自相矛盾——就像人們把某個地方稱作新澤西州的阿拉斯加。不過，毫無疑問，即使按照浙江省的標準來看，麗水也稱得上是地處偏僻。我第一次前去參觀的時候，它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各市排名最低。麗水市的工業剛剛起步，還沒有固定下來生產某種產品。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來，這還是一塊白板：一個既不生產鈕扣，也不生產撲克牌和攀爬架的地方。
不過，變化已經開始了。在城市的南面，新建的高速公路即將設置一個出口，通到當地政府正在建設的麗水經濟開發區。直到不久前，這裡還一直是個農業地區，跟中國所有的農村一樣，沒有時間概念——在這個安靜的地方，農民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遵循著固定的循環：耕種，收穫，耕種，收穫……而現在，一塊塊農田正在被向外擴展的工業園區替代，政府希望以此吸引來自沿海的投資者。新建的道路一旦完工，從溫州過來的三小時車程將會縮短至一個小時多一點兒。今後，讓麗水人把時間當回事的，將是商人們那種分秒必爭的時間觀念。
三個月後，我又去了一趟麗水。在開發區一座修了一半的工廠邊上，我注意到有一個人，穿著新衣服。他那身打扮引起了我的關注:深黑色牛仔褲，黑色套頭衫，黑色方頭皮鞋。那雙鞋子說明他是溫州人:這座城市因制鞋業而出名，當地的老闆們習慣於穿著出口的時髦皮鞋。那一年，一款歐式方頭皮鞋在溫州比比皆是，因此，我一看到那雙皮鞋，就知道那個人不是麗水人。
在開發區，有人穿得這麼整齊乾淨，也是不尋常的。道路依然是土路，在建的各幢建築多數搭著腳手架，開工生產的工廠少之又少。事實上，我在外面看見的都是建築工人，他們身上穿的軍警制服滿是塵土，手裡提著錘子和鋸子。可是，這個人的衣服一塵不染，除了一個仿皮錢包，手裡什麼也沒有拿。他的白色別克賽歐轎車停在一旁。他看上去神色有些緊張，一支接一支地抽著三五牌香煙。不過，搭起話來倒是很友善。我問他，為什麼來這個開發區。
「我在等我的合作夥伴，」他說，「我們要在這裡辦企業。」
他做了自我介紹，他的名字叫高曉萌（音譯），三十三歲。合作夥伴是他的叔叔，名叫王愛國（音譯），也是來自沿海地帶。高老闆說，他們計劃生產「服裝配件」，不過對於具體生產什麼，他沒有細說。這天下午，他們打算把新廠房設計一下，可王老闆來遲了。他在330國道上困住了——在那狹窄的道路上，這是常事，只要發生事故，總會讓交通堵上個把小時。在新路修好、那四車道的公路投入使用之前，沒有人估計得到，從溫州開車過來到底需要多長時間。
每過五分鐘，高老闆就要查看一下他的手機。每過十五分鐘，他就要點上一支香煙。我們站在尚未完工的工廠的牆根，漫無目的地聊著天。我們互換了名片，說著麗水的天氣情況。王老闆到的時候，高老闆介紹說我是他的朋友。在開發區，結識人比較容易，每個人都是外來者，沒有人知道，他能從這個地方得到什麼。這裡給人一種空曠的感覺——很多建築只是個空空的殼子，尚未完工的道路兩旁豎著許多空白的標示牌，等著顧客光臨。標示牌那銀白色的表面反射著藍天，除了為十月的陽光做做廣告，什麼也沒有。
下午兩點半，王老闆終於來了，幾個人開始設計起廠房來。跟兩個老闆在一起的，有一個承包商以及他的助手，這兩個人是麗水本地人。沒有建築師，沒有繪圖員，沒有人使用尺子，沒有人使用鉛垂線。他們唯一使用的工具是一次性打火機，高老闆首先給每個人散發了一支三五牌香煙。等每個人都點上煙之後，他才從隨身攜帶的錢包裡翻出一張皺巴巴的小紙片。在一張廉價的折疊桌上，他撫平了這張紙片，開始畫起圖來。
除了那張桌子，房間裡空空如也：白色的牆壁，光禿禿的地板，以及還沒被人觸摸過的立柱。一顆普通白熾燈泡在天花板上垂吊著，像一隻未成熟的果子。水管已經裝上，但沒有通水，入戶門上甚至沒有鎖。在那張白紙片上，高老闆畫了一個長方形，用來表示房間裡的那一面牆。隨後，他在東南角上畫了兩根線條，代表著要做工程的幾面牆。將來，那個位置將被圍成一個機器間。高老闆轉過來看著承包商。他們之間用普通話進行交流——在浙江，各地的方言十分難懂，經商的人們只要去到別處，就要講全國通用的語言。
「門的標準寬度是多少？」高老闆問道。
「一般是一米半。」
「我想把它做寬一點，能不能做成兩米半？ 」
「那不行。如果要用標準門，就要做成一米五。」
高老闆又回到那張紙片上，飛快地描畫著，又有四個房間成形了：一問化學實驗室，一間儲存室，另有兩個機器間。王老闆湊過來，琢磨著那張圖紙。「這個房間不需要，」他對他的侄子說道。
「你不是說還要兩個房間來放機器嗎？ 」
「一個就夠了，把它們打通。」
王老闆拿起筆，畫出一條線，原來規劃的房間就消失了。年長的人對金錢的認識更到位，他知道，多修一面牆，只會增加開支。他經商已經有二十年的時間，曾經有許多良機從他身邊溜過，不過，他的侄子仍舊保持著年輕人的熱情。高老闆先前的打拼算是小有收穫，所以，他的穿著很符合他的狀況，略帶一點低調的冷靜。他對他那輛別克賽歐轎車很是自豪——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他特地讓我知道，他開的是美國車。實際上，賽歐轎車是基於歐寶公司可賽轎車平台生產出來的，這讓它既帶有歐寶設計的特點，又具有中國製造的性質，只不過是採用了一個目前遭遇麻煩的美國汽車製造商的品牌。不過，這樣的細節對於早已脫離農業的高老闆來說無關緊耍。他的父親原來是種植水稻的農民，也做過當地的小學教師，高老闆是他們家經商獲得成功的第一個成員。
下午兩點五十七分，幾位老闆做完了底樓的設計規劃。他們上到二樓，高老闆又摸出了三五牌香煙盒子。他給大家敬上香煙之後，把那一頁紙翻了個面。
「這個房間做辦公室太小了。」
「把牆砌在這裡，就足夠大了吧。」
「這裡可以砌牆？」
「如果把牆砌在這裡，房間可能太暗了。」
「再說，這個房間不是給工人住的哦。」
「不對，那麼弄看起來不對。」
兩位老闆合計了一下，叔叔又勾畫了一面牆出來。在二十三分鐘內，他們設計好了一間辦公室，一條通道，三間管理人員的臥室。然後，他們上到頂層。兩間浴室，一間廚房，九間工人寢室：十四分鐘。一共加起來，在一小時零四分鐘的時間內，他們規劃出了一個從底樓到頂樓共計一千九百五十平方米的工廠。高老闆把那張皺巴巴的紙片遞給麗水的承包商。那人問，他們需要什麼時候把預算做出來。
「今天下午怎麼樣？」高老闆問。
承包商看了看他的手錶，已經是下午三點四十八分了。
「沒那麼快。」
「那麼，明天一早告訴我。」
他們走到外邊，討論起裝修材料。承包商給他們看了兩種煤渣磚，一種售價一元五角六分，另一種售價一元六角六分。王老闆選了便宜的那種。提到塗料的時候，他說：「我們反正不要衣服一擦到就掉色的那種。」承包商問他們要不要一個詳細的預算，以平方為標準逐項進行計算，王老闆卻沒有時間來做那些事情。「你只需要給我們一個總報價就行了，」他說道。他們最後討論的是門。這家新建的工廠總共需要十五道門，不知為何，王老闆對這一點尤為關心。
「不要買那種四五十塊錢一扇的門，看起來都不行，」他嚴肅地說道，「你要給我們安裝八九十塊錢的門。不要通過買便宜材料來賺取差價。不要以那種方式賺錢。我告訴你怎麼做——把工作做好了，我們會再請你的。我們在溫州就是這樣賺錢的。如果你把活兒做好了，生意會更多。懂了不？」
在中國，溫州人以創業能力著稱。在這個國家，幾百萬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業向商界進軍，而溫州人則是農民創業者的原型。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私有經濟邁出實驗性的步子，溫州人的反應非常迅速，連中央政府都讚揚那是農村發展中的「溫州模式」。他們的經商策略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低投入，低質量，低盈利。教育程度也低——即便在今天，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百分之八十的溫州老闆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基本上不超過九年。不過，這一套策略很管用，這座城市因此在某些行業佔據了主導地位。現在，中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鞋子來自溫州。估計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機產自溫州。在溫州，超過百分之九十的經濟屬於個體經濟——跟其他地方不同，溫州的國有經濟在當地的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年復一年，溫州商人分散到了南方各地。他們一般是沿著新修建的道路走出去，那條道路屬於金麗溫高速公路的一部分。這條高速公路當初是為了把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輸送到沿海地帶而設計的，不過它也為商人們進入內地創造了條件。其他幾條道路，例如330國道，也是這樣。通常的情形是，溫州商人來到某個村子，開起幾家工廠，然後當地人就跟著這個思路幹了起來。就這樣，很多生產單一產品的小鎮冒了出來，帶來了浙江省成功的全面發展。儘管在20世紀70年代處於相對貧窮的狀態，浙江省現在的農業人口和城鎮人口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所有省份，名列榜首。
溫州人自己也熱衷於談論他們取得成功的奧秘。總體而言，中國人對於地區差異的認識是高度協調一致的，他們很快就能夠提煉出別處的弱點。北京人會譏笑河南人檔次低，深圳人看不起從湖南和四川來的務工人員，很多人對上海女人的壞話不一而足。不過，溫州人的自我評價倒是與眾不同。在機場書店，一般會有一整塊區域專門擺放關於溫州人經商的書籍：《溫州人賺錢的秘密集錦》、《可怕的溫州人》、《溫州密碼》、《其實你不懂溫州人》等等。遊客們非常喜歡這樣的書，不過溫州人自己也普遍會看這樣的書。曾經，我見到高老闆在看一本叫作《東方猶太人：五十個溫州商人的經商故事》的書。他問，我是否認識美國的猶太人，我給他做了肯定的答覆。
「他們做生意很在行嗎？」高老闆問。
我告訴他，有些猶太人做生意，也有一些猶太人從事別的職業。
「都說歐洲的猶太人做生意很出名，」他說道。
「我猜，歷史上是這樣吧，」我說，「不過那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猶太人現在都做生意呀。」
「這本書上說，猶太人是歐洲的溫州人，」高老闆說道。
我愣了一陣，好不容易才明白那句話的含義。不過，我也終於明白了，從有關溫州發展的談話中，應該期待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溫州的老闆們經常提出同樣的問題：「你怎麼看我們溫州人會做生意這個問題？」如果我的回答是「環境」，他們會感到比較高興，這樣的回答跟那些有關溫州人的書上所宣傳的環境決定論不謀而合。這個地方可耕地極為稀少，在封建王朝時代，因為地形崎嶇的緣故，跟內陸地區的交通聯繫極為不暢。由於選擇的餘地不大，溫州人將目光投向了大海，到17世紀，也就是明朝末期，他們已經形成了很強有力的貿易文化。他們還形成了遷徙的傳統，溫州移民形成的小團體已經在世界各個港口城市站穩腳跟。在毛澤東領導的年代，這些商業網絡倖免於難。同樣倖免於難的，還有溫州人的商業天性。一旦共產黨政府允許他們離開農莊，建起工廠，當地的經濟就開始起飛了。
環境決定論有它的道理，不過，還有另外一種因素，那就是自我決定論。浙江南部的溫州人對他們自身精明的商業頭腦是認同的，他們對於自己降低行業的毛利率和建立貿易網絡的能力頗感自豪。他們信奉自身，信奉商業——做一個冷血商人不是什麼可恥之事。幾年前，溫州一家報紙《財富週刊》出過一期情人節專刊，其中有一個關於本地男性百萬富翁的調查報告。報紙問那些男人，他們喜歡在什麼地方享用浪漫的情人節晚宴，還列出了他們購買給妻子或女朋友的禮物。其中一個問題要求受訪者回憶「一生中你最感動的時刻」。最普遍的兩個答案是「當我開始做生意的時候」和「當我離婚的時候」。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間做出抉擇，你會怎麼辦？」在所有受訪者中，百分之六十選擇生意，百分之二十選擇家庭。另外百分之二十無法做出決定。
我第三次到浙江的時候，已經學會在還車的時候讓油箱保持空空如也。頭一兩次，我沒算準，把桑塔納轎車還回去的時候，油箱裡面還有不少的燃油，這當然讓溫州昌盛汽車租賃公司的人高興不已。我後來的計策是，千萬不要把油加滿：一般是每次加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油，到行程結束的時候，計算好時間，在燃油信號燈點亮之前，把車子交還給溫州昌盛。這樣做的結果很明顯，只要我交了每天二百五十元的租賃費，就可以拿租來的車為所欲為。對於我可以把車開到什麼地方，沒有任何規定，公司也從不檢查損壞情況，他們對於小刮蹭本來是不該一點都不關心的。可在這裡，你就別指望了——因為用於租賃的車輛上早已佈滿了刮蹭的痕跡。
在全國範圍內，我還沒有碰到過開車如此危險的地方。問題之一，是道路設施的質量普遍草率粗糙。溫州從來沒有從參與深圳和上海這些大城市規劃的中央機構得到過什麼好處，在浙江這一塊地方上，通常是當地政府按照自己的意願把那些東西做出來。道路的尺寸偏小，維修也很差，交通指揮更是如同禍患。溫州人做生意的天性則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因為他們總是在奔跑中，喜歡冒險。
說起恐怖程度，沒有哪件事情趕得上駕車穿越這個城市的沿海郊區。十五年前，該地區還是一片農田，但是它經歷的發展十分迅速，村與村之間古老的界線已經看不見了。現在，你只能根據道路兩旁的廣告來判斷村子與村子之間的過渡，因為每個村都有自己的特色產品。一次，我往南行駛，過了飛機場，就走到了這一區域。首先，我經過了一條路段，所有的廣告牌都跟餃鏈有關。隨後，我看到了電源插座和適配器廣告。沒過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開關。再隨後，出現了日光燈管。不管走到哪裡，我總能看到一排排的倉庫和廠房。但是，那條道路本身還是保持著鄉村道路的規格：兩車道，沒有路肩，坑窪遍地。偶爾有一起小事故，就會形成交通堵塞，駕駛員們把上身壓在汽車喇叭按鈕上，眼睛直愣愣地盯著那些餃鏈或者電器開關廣告牌。在一個叫作龍灣的地方，我進入了水龍頭生產區域——那兒坐落著近七百家工廠，專做水龍頭。接下來是汽車輪軸，然後映入眼簾的是金屬沖壓機。
終於，我進入了瑞安區。根據當地政府的數據，瑞安有一千二百零八家工廠，專門生產汽車發動機配件、剎車和轉向系統。道路兩旁的商店裡，全是汽車零部件：一個櫥窗裡擺放著幾十個方向盤，隔壁的商店裡堆放著一摞摞剎車片。過去一個街區，店舖裡全是汽車引擎的點火裝置。在城中心，我碰巧看到了幾分鐘前發生的一起嚴重交通事故。一個年輕女子騎著一輛電動車，而且車速肯定很快，一下子撞上了一輛小轎車。轎車被撞出了很深的印痕，電動車已經撞得認不出本來面目了。交通慢了下來，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動。我別無選擇，只好從事故現場直接開了過去。一大堆人已經圍了過來，興奮地指點著，議論著，所有人都懶得給屍體遮上點什麼。女子沒有戴頭盔，撞車之後，頭部著地栽了下去：雙腿朝後彎曲，雙臂張開著，面部朝下緊貼著地面。我從旁邊開過去的時候，還沒來得及把頭轉過去，一眼就看見迸到路面上的腦漿。當時快到傍晚時分，燈光很刺眼，殷紅的鮮血裡浸著她紛亂的頭髮。
再過去一個街區，行人變得稀少起來，交通恢復了正常。電動摩托車一路穿行，小轎車像馴獸師一樣瞅著空位，喇叭聲在街上鳴唱著。廣告牌上出現了更多的汽車零部件：輪轂罩、踏板、火花塞，雨刮器和擋風玻璃、座椅和方向盤，輪胎、輪胎、輪胎。在瑞安國際飯店停車過夜的時候，我的雙手依然在顫抖。停車場上停滿了一排排黑色的轎車：奧迪、別克、大眾。買家和賣家，商人和幹部——外面喧鬧的大街上，商店裡的霓虹燈標牌煥發出了生機。沒有人預料到，這座城市已經少了一個駕駛員。
2006年1月，我再次回到麗水那家工廠的時候，幾個老闆正在測試他們的機器設備。離我上次參觀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在這期間，那個地方已經完全變了樣。承包商的活兒幹完了：隔牆已經砌好，一百元一扇的門已經安裝到位。主房間裡擺放著一台大大的金屬沖壓機。到處都是盒子、箱子，裡面裝滿了等待安裝的各種設備。到處都有工人，跟高老闆——也就是兩個老闆中年輕的那一個——在一起的，是請來負責工廠運營的三位技術人員。我上次前來參觀的時候，兩個老闆對於他們的產品有些含糊其辭，只說生產「服裝配件」。現在，我可以向其中的一個技術人員打聽詳情了。
這位技術人員名叫田洪國（音譯），來自四川省。他已經三十好幾，在工業城鎮來說，這個年齡算是偏大了，大家都叫他「老田」。他是個小個子，體重僅有九十多斤，長著一張有些淘氣的臉：尖尖的下巴，大大的耳朵，大大的嘴巴。聽到我的問題，他先是笑了笑。
「我們要生產兩樣東西，」他一邊說著，一邊從一個箱子裡拿出幾件樣品來。其中一件樣品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扣環，連我的小手指都戴不進去。另一件樣品是一個稍大點的鐵板子，薄如剃刀片，兩頭都包著塑料。這個鐵板子被彎成了U字形，老田遞給我一大把，大大小小的型號一應俱全。其中大的那個能穿過一個檯球，其他的跟壘球的大小差不多。我問老田，這些東西是做什麼用的。
「女式服裝，」他回答道。
他把鐵板子放在胸部位置，兩頭朝上，形似笑臉中上翹的嘴角。我忽然明白了——這些東西是胸罩的支撐結構。
「這東西讓女人穿衣服更顯漂亮，」老田說，「各種型號都有。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真是好大。」他邊說邊用雙手比劃著，比劃出眼一個籃球差不多大小的形狀來。我不太拿得準，他是不是還在談論胸罩這個東西。所以，我琢磨，那些金屬絲應該有別的作用吧。
「那些東西那麼大，」我問道，「是做什麼用的？」
「給俄羅斯人用的。」老田回答道。
過去十年，高老闆生產的是衣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他在溫州南部的一片灘涂地區長大，那個地方叫作甌海。他的父親以種稻為業，也在當地的一所中學當過老師。高老闆上過兩年財貿學校，學的是機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跟家人一起開了一間小作坊。他們主要生產褲子的襯料——就是貼在褲腰部位的廉價白布片。跟其他溫州人生產的產品一樣，這東西對勞力和技術的要求都不太高。一開始，高老闆一家投入了三萬多元，一家人就是全部勞動力：高老闆自己，他的父母，還有他的兩個姐妹。他們把生產出來的產品賣給本地的服裝加工廠，頭幾年的利潤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賺到足夠的錢以後，他們擴大了廠子的規模，購買了新機器，並聘請了五六個工人。
開始的時候，當地只有五六家作坊生產同樣的東西。沒過多久，鎮上其他的人注意到高老闆取得了成功，新工廠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到2003年，他們那個社區已經有了二十多家工廠生產無紡布片，利潤也降到了百分之十五。那一年，高老闆放棄了褲子襯料的生產。當時，他還能賺到錢，只是不想把那個行當趕進谷底。
「九十年代的生意好做一些，」有一次，他對我這樣說道，「那個時候開工廠的人還不太多。」對於那個年代，他總是津津樂道。對高老闆來說，他那個時候才三十三歲，九十年代成了他的過去好時光，因為那時候的競爭還沒有那麼激烈。「那個時候，靠產品質量說話，」他若有所思地說道，「一般來說，你得搞清楚哪樣產品沒有人去生產。不過，現在全中國上下，每一樣東西都有人在生產。不管你生產什麼，都會遇到競爭。所以，現在不是質量說了算，靠的是產量。」
放棄生產褲子襯料後，高老闆跟他那位生產胸罩襯骨的叔叔合夥了。這也是准入門檻很低的一種產品，全部所需僅有一台金屬沖壓機，用來彎折金屬和切割材料，平均每分鐘可以做出大約一百副襯骨。需求量很穩定，這正是生產胸罩襯骨所要求的唯一條件。「只要有女人，就會有顧客，」有一次，高老闆如此充滿哲理地說道，「跟衛生巾是一個道理。」但誰都沒有在生產襯骨這個行當上致富過，高老闆和王老闆於是轉而尋找其他新產品。他們的目的是要找到某樣東西，而這種東西需要投入巨資，用以購買富有技術含量的機器設備。這也算是把那些抄襲者排除在外的一種做法吧。
兩位老闆一起上下各處搜尋著——哎，不管怎麼說，他們算是把胸罩研究了個底朝天。在溫州人看來，這種產品本身就代表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因為流水線最後生產出來的胸罩包含著十二種部件。兩位老闆從這個東西的底部開始探路，做起了襯骨。然後，他們往上移動，掂量著單獨生產每一個部件的可能性。他們想到了縫線，看到了蕾絲花邊，考慮過扣環。當他們到達最上部——也就是0字形或者8字形肩帶調節環——的時候，終於找到了所要尋找的東西。
對於消費者來說，胸罩的肩帶調節環十分簡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那個東西由一片薄薄的尼龍鍍鐵做成，重量不足零點五克，每一副胸罩上面一共有四個這樣的東西。調節環跟肩帶連在一起，不管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恐怕沒有哪個女人對此加以思考過。不過，從技術上來說，這樣的調節環其實是服裝配件中最為複雜的一部分。為了使鐵環均勻地鍍上高亮度的尼龍，生產者一定要具有完成三道工序的生產線，每一道工序都要把鐵環加熱到五百攝氏度以上的高溫。這一切都要通過計算機控制來實現：溫度，粉劑攪拌器的擺動裝置，傳送帶的速度。這樣的機器是不可能用各種配件草率拼裝而成的，而且價格不菲，高老闆和王老闆購買的那條生產線花了五十多萬。在過去，他們兩人購買的設備均不及那個價錢的十分之一，而且他們的計劃還得仰仗這條生產線能夠順利投產。
機器擺放在一樓地上，也就是高老闆之前設計過的第一個房間裡面。那玩意看上去像是一個蹲坐著的小動物，表情有些沉鬱：外表鐵青著臉，像是剛暈過船，兩條生產線排開大約有十五米遠的跨度。這套設備重疊擺放著，像一輛雙層巴士。傳送帶是用亮珵珵的鋼鐵做成的，在沒加燈罩的燈油下閃閃發亮。整台設備重達六噸，連傳送帶也要用極其粗壯的鋼鐵柱子支撐。光這些起支撐作用的柱子就能撐起一幢房子——為什麼生產胸罩需要使用到如此沉重的支柱，其中實在沒有符合邏輯的道理可講。不過，跟水泥一樣，鋼鐵這種材料是中國的農村地區易於被過度使用的建築材料之一。這是一種規模經濟：在這麼廣大的國家，處於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各大公司生產原材料的速度極快，因此價格相對較低。外國的建築師們常常評論說中國的建築工程裡使用了大量的水泥和鋼鐵。
他們測試機器的那天，我又去那家公司做了一次拜訪。一個叫作羅守雲（音譯）的技術人員按下了一個按鈕，只見一個燃氣爐子冒出了藍色的火苗，傳送帶開始緩緩往前運動起來。一個數字式儀表板顯示著溫度。房間裡面很冷——屋外的溫度比零度高不了多少，而這幾個老闆跟大多數浙江人一樣，依然沒有給廠房安裝供熱系統。不過，隨著燃氣爐對機器持續加熱，數字顯示板上的溫度一點點升了上來。九十攝氏度，一百五十攝氏度。只用了十五分鐘的時間，溫度就超過了四百度。可到了四百七十四度，它又一下子降了下來。要達到生產要求，這台機器至少需要保持五百攝氏度的溫度。
「也許是因為我們這裡比廣東的氣溫低吧，」羅守雲說道。在中國的最南邊，在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把精力花在了胸罩調節環的生產上，因此，大家都叫他羅師傅。老闆們把他從另一家具有競爭關係的工廠裡挖了過來，他也是這個房間裡唯一真正瞭解那台機器怎樣運轉的人。只見他戴上一雙防火手套，試圖打開其中一個燃燒室的蓋板。可那金屬蓋板鍛造得太差，連接處竟然在高溫下融化了。羅師傅一拉，把手就掉了下來。他嘴裡罵了一句，隨手把紅得發燙的金屬部件扔在了地上。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那金屬把手像一條憤怒的蛇，嘶嘶地吐著舌頭。
「沒事兒，」高老闆說道，「沒事兒，別擔心。」
他點燃了一根三五牌香煙，然後遞給羅師傅。羅師傅嘴裡叼著香煙，在一塊有著二十幾個按鈕的控制板上忙活著。他打算先放一批鐵環到生產線裡面，看看到底會做成什麼東西出來。在生產線末端，他用電子卡鉗測量了一下，寬度為一點七毫米——對胸罩調節環來說，這個尺寸太大了，理想厚度應該在一點二到一點三毫米之間。尼龍熔解得極不均勻，機器的溫度也越來越低，甚至連四百攝氏度都達不到了。「會不會是因為天氣的原因呢？」高老闆問道。
「在廣東那個地方，冬天的時候，廠房裡面的溫度一般也只有十七八度，」羅師傅說道。他用扳手敲打著機器的燃氣閥。「今天只有六度左右，」他說，「也許差別就在這裡吧。」
「也可能是燃氣有問題呢，」高老闆說。
隔壁房間裡，擺放著五六個燃氣罐子，用金屬做成，高度約為一米二，幾根橡膠管子把它們眼那台機器連在一起。那幾個人檢查著連接管：一切看起來都正常。有人覺得稍微動一動可能會起點作用。於是，他們把那些燃氣罐子輕輕地搖了搖，把管子抖了抖，可機器的溫度還是沒有絲毫上升。他們又使勁搖了搖，使勁抖了抖。那幾個人嘴裡依舊叼著香煙，把金屬管子在水泥地上使勁抖晃著。悄悄地，我朝著門邊走去。如果發生爆炸，至少還可以躲開。
「也許應該給這些東西加加熱，」高老闆說道，「我去燒點熱水來。」他打開了大房間裡面的爐子，用水壺燒起水來。老田找來一架梯子，放在了燃氣罐的邊上。壺裡的水燒開之後，高老闆把它倒進了一隻水桶裡。他把那只水桶扛在肩上，爬上了梯子。他嘴裡依然叼著一根三五牌香煙。就讓我再看高老闆一眼吧——我覺得，到了這時，再也沒有必要用眼睛來記錄整個事情發展的經過。在隔壁房間裡，我仔細地聽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最先，傳來一陣極響亮的哧哧聲，像一塊肉掉到了加熱的烤架上；緊接著，是一陣嘩啦聲；隨後，一切歸於平靜。我伸出頭來，看了看門邊。蒸汽瀰漫了整個房間，剛剛受到水的洗禮的燃氣罐子在白熾燈下閃閃發亮。羅師傅查看了一下機器的溫度：沒有變化。到傍晚的時候，他們幾個人搗鼓著那條生產線，接近四個小時，絲毫沒有進展。他們覺得，也許是天然氣的質量不高。高老闆說，他要試一試另外的供貨商。不過，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像是個美好的願望，大家似乎都不願意面對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那台嶄新的機器存在著瑕疵。
這台機器最早來自歐洲。在中國的工廠裡，類似的設備通常可以找到一個譜系，順著它，一般都會追溯到國外。20世紀80年代，胸罩調節環這個產業由法國人和德國人把持，後來轉到了台灣地區，因為那個地方的勞動力很廉價。好幾家台灣公司從歐洲購買了這種機器，到20世紀90年代，這個島嶼已經在向全世界的大部分胸罩生產廠家提供調節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台灣人投資的大銘公司決定搬到大陸進行生產。接下來的十來年間，這樣的搬遷逐漸變成了整個行業的家常便飯。直到後來，台灣多數的勞動密集型工廠都轉移到了大陸。
大銘在廈門經濟特區開設了工廠。他的老闆——為了行文的方便，就讓我們稱之為大老闆好了——進口了一台歐洲生產的機器。頭幾年，那簡直就是一台印鈔機。當地的勞動力比台灣還要廉價，又沒有什麼競爭，因為它那複雜的生產流程使得仿冒藝術家們做起假來困難重重。過了些年，大老闆逐漸對一個工人產生了很嚴重的依賴。這個工人來自四川的鄉下，名叫劉宏偉（音譯）。劉宏偉接受的正規教育很少，但他特別聰明。在幾年時間裡，他成了維護保養那台機器的專家。
劉宏偉的記憶力出奇地好。在大銘公司，他竟然偷偷地畫下了那台機器的詳細圖紙。劉宏偉的工友們從來沒有看到他給那條生產線做過任何測量或者畫過結構圖，他們後來覺得，劉宏偉一定是通過白天琢磨晚上畫圖的方式，把那台機器一點一點地記了下來。劉宏偉畫完後，帶著圖紙來到了中國南方的另外一個經濟特區汕頭。在這裡，他遇到了二老闆，二老闆當時正開著一家叫作汕港科技的公司。1998年，二老闆聘用了劉宏偉。他們拿著這張圖紙，找到了一家按照客戶要求定做磨具的加工廠，生產出了一台機器。一開始，那台機器運轉不太正常——畢竟，人的記憶力不是那麼完美——不過，經過幾個月的調試之後，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汕港科技開始了胸罩調節環的生產，很快，二老闆也發了。
沒過多久，三老闆走進了我們的鏡頭。他也在汕頭，開了一家叫作金德的公司，他把劉宏偉挖了過來。這一次，他們又一起根據那張圖紙，定製出了一台機器。到了這時，價格開始急劇下滑，不過利潤依然十分可觀。因此，三老闆很快也發了。可是，當他聽說劉宏偉已經在偷偷地跟四老闆進行磋商的時候，還是暴跳如雷。
這個故事我最先是從羅師傅那裡聽來的，因為在汕頭的時候，他跟劉宏偉一起工作過。當時，有人說劉宏偉光靠出賣那張圖紙，得了大概十七八萬元錢，不過沒有人知道具體的數目是多少。然而，三老闆許下的人頭賞金是多少，羅師傅是知道準確數字的：十萬元人民幣。「他只需要得到消息就行了，」羅師傅說道，「他曾經說過，只要有人告訴他劉宏偉去了哪裡，他就可以給錢。當聽說劉宏偉已經離開公司的時候，他真的是非常生氣。」
我問，如果三老闆找到了這個人，他打算怎麼辦。
「對南方的情況，你是知道的，」羅師傅笑了笑，說道，「那不過就像殺一條狗。」
但是，就利潤而言，一切為時已晚。一旦市場上有了那樣的機器，任何人都可以花五十多萬元購買一台回來。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裡，四老闆換成了五老闆、六老闆、七老闆，等等。到麗水這家公司開始創辦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二十多家工廠涉足這一行業，胸罩調節環的批發價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目前，只能從運費中賺取一點點利潤，因此，高老闆和王老闆才會選擇在麗水進行生產。因為周圍這一帶都沒有大的調節環生產廠，過不了多久，新修的高速公路一通車，他們就具備了有利條件，可以向全省的胸罩生產廠家提供產品。
羅師傅經常提到劉宏偉，說他這麼一個工人「騙了三個老闆」。他講的那些事充滿了神秘，是一個勞動者的傳奇。最關鍵的是，它吊起了人們的好奇心。於是，我飛到汕頭去求證此事。大老闆、二老闆、三老闆全都不願意談論——很明顯，他們誰也不願意回憶往事。不過，我還是見到了幾個曾經與劉宏偉共過事的人，他們講的故事基本上相同——儘管因為講述者的原因，某些細節略有出入。有人相信，劉宏偉不是真名。也有人覺得，他在有關老家的問題上沒說真話。儘管有一家公司的經理說他曾親眼看到過政府頒發的身份證，並且發誓說那是真的，但他曾經的幾個同事都說他是個大騙子。
後來，我甚至看到了偷出來的那份機器圖紙。圖紙保存在廣州市的清水機械製造公司，這家公司曾經根據麗水方面提出的規格定做過機器設備。「他讀的書少了點，所以要使機械設備運轉起來頗有難度，」清水公司的經理告訴我，「我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進行各方面的調試。」這位經理十分友善，也很開朗。在我看來，他把那張圖紙拿給我看，是因為把我當成了買家，儘管我反覆跟他講，我其實是個作家。他最近一筆買賣就是跟高老闆和王老闆做成的。
在麗水的工廠裡，對設備進行的第一次調試失敗後，羅師傅終於意識到，這台機器存在著一個重大的設計缺陷。他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把這台機器拆散開來，更換了幾個關鍵部件。他把燃氣爐和傳送帶的間距調近了一些，對它的振蕩器擺弄了一番。他用膠合板和繩子臨時替換了幾個部件，甚至不惜麻煩地把熔掉的把手重新裝了上去。等這台機器開始投產的時候，它已經被倒騰得鼻青臉腫，面目全非了——一道大大的傷疤出現在原來安裝把手的地方，調整過位置的燃氣爐在鋼架上留下了焦黑的印子。羅師傅告訴我，那個支撐架完全沒有必要做那麼厚，因為劉宏偉對於這部分的設計沒怎麼在意。「圖紙還是不太理想，」他說道。
羅師傅相信，劉宏偉這個名字是假的。他談論起這位前同事的時候所使用的說法，跟我從別人那兒聽到的大致相同。有人說，劉宏偉個子瘦高，皮膚黝黑，完全像個農民。他讀的書不多。據說他結了婚，有一個小孩，不過從來沒有人看到過他們。儘管三老闆開出了可觀的賞金，但那十萬元一直沒有人前來認領，因為劉宏偉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很狡猾——這個詞用來形容劉宏偉是最貼切不過了。不管是在麗水、汕頭，還是廣州，只要是生產胸罩調節環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地聽到這個詞語。所到之處，人們都搖著腦袋，說劉宏偉很狡猾。沒有人知道，這個人到底去了哪裡。
2006年1月，到那台機器開始運轉起來的時候，金麗溫高速公路已經通車了。那是一條雙向四車道的高速公路，路肩很寬。中間的分隔帶種植著密密麻麻的灌木，以阻擋對面駛來車輛的燈光。一路上，每隔一千米，就豎立著一部免費的應急求救電話——這樣的細節如果放在美國，會被視為一種奢侈，而在中國，則幾乎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這一帶的電話信號覆蓋範圍極廣。沿著甌江，有些山巒十分陡峭，在很多路段，築路工人只得在懸崖上直接鑿出一條道來。從溫州到麗水，新修了二十九條隧道，最長的一條有三公里多長。現在，還缺少一個細節，那就是地圖。在政府出版的各種地圖上，這條高速公路的路線都還沒有標示出來，不過中國的地圖總是滯後於建築工程本身。有時候，人們建設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畫出事物的速度還要快。
對中國的駕駛員來說，最大的樂趣莫過於行駛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我頭幾次走金麗溫高速公路的時候，交通流量一點也不大，因為很多地方的匝道還沒有開放使用。從溫州駕車到麗水，全程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沒什麼問題。但一路上既不能駛出高速路，也找不到入口進入，所以，我常常會行駛數公里也看不見一輛車。有些路段修成了高架路，從橋頭這樣的工業城鎮上面攔腰穿過。新修建的道路跟倉庫靠得很近，我甚至能夠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場景：工人們正在進到廠房裡面，大卡車正在裝運貨物，水泥攪拌機正在為新的建築工程而忙活著。但是，沒有人進入到高速公路裡面來，這些地方跟高速公路還處於隔絕狀態。真有一種坐飛機的感覺——我從那些城鎮上空駛過的時候，還能透過車窗偷瞥一眼。
高速公路沿線，到處都豎立著各種品牌的水泥廣告：金園水泥、紅獅水泥、仙都水泥，等等。這些不過是第一批廣告而已。除此之外，高速公路上還有各種各樣的提示牌，顏色跟美國使用的綠色一模一樣。在浙江的公路上，有很多道路提示牌還被翻譯成了英語。在溫州，出口處豎著的牌子是「Shoe Center of China」（「中國鞋都」）。高速公路上的幾條車道被標示成了「Slow Lane」（「慢車道」）和「Quickly Lane」（「快車道」）[1]。１Drive Carefully」（「小心駕駛」）——這條亂七八糟的標示語隨處可見。還有一條告示，要求人們「Do Not Get Tired」（「不要疲勞」）。間或，路邊還會出現一條莫名其妙的對聯：
請勿疲勞駕駛
遠離交通事故
在麗水市，高速公路可以直接通向經濟開發區。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享受過寧靜之後，猛然進入尚在建設之中的工業園區，讓我吃驚不已。那裡的道路大多還沒有鋪好，運土車、推土機白天晚上連著干，開發區的四面圍著被開挖得面目全非的農田，不禁讓人想起這個地方在不久前的面貌。建設工程的範圍令人矚目——方圓大約有十五平方公里之大。經濟開發區的王麗炯（音譯）主任告訴我，為了建廠之需，他們已經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大大小小的山頭。
中國官員對於數字的使用，自有他們的一種套路——極其漫不經心之間，會背出令人咂舌的各種數字來。王主任有個同事，名叫楊曉宏（音譯）。他告訴我，從2000年到2005年，麗水的城區人口數量已經從十六萬增加到了二十五萬，這主要是因為大量的外來人員來此從事建築行業或者到工廠做工。隨著新的經濟開發區的建設，他預計在今後十五年的時間內，人口數字還會翻番，達到五十萬。他還告訴我，麗水市政府在2000年至2005年之間，共投資六百多億元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楊先生說，那五年時間裡，麗水市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總額，是之前半個世紀的五倍之多。
每次跟政府官員打交道的時候，我都要忙著記下各種各樣的數字。到了晚上，我看著筆記本，禁不住想，這些數字到底是不是真實。不過，聽到王主任說他們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山頭的時候，我停下了手中的筆，請他做一下具體的解釋。
「假定這是一座山，」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著擺放在我們兩個人之間的那張桌子上的一個點。他的手指往邊上移動了一兩寸的位置。「這是另外一座山。兩座山之間有一條深溝。那麼，我們就要把這兩座山頭的山頂鏟掉，用來填平深溝。把高的削平，把低的墊高。然後，我們就把這塊地整平了。」
他的手在桌子上抹了一下——完全平整了。他接著說「麗水這兒有個說法，『九山半水半分田。』良田比例這麼稀少，我們別無選擇，當然只有削平山頭了。」
王主任已經四十好幾了，穿著牛仔褲和T恤衫，顯得十分休閒。他還戴著一副寬邊眼鏡，手上戴著一塊歐米茄金錶。他是個共產黨員。在他的口袋裡裝著一隻激光指示器，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他時不時地用這個指示器指示著牆上掛著的地圖，以突出某些細節。那是一幅未來的規劃圖——一整張開發區地圖佈滿了道路，儘管有些還沒有進行修建。王主任極其友善，為人也很隨和。在回答我的提問時，他的直截了當讓我有些意想不到。他還會給我回電話——據我所知，中國的政府官員中，能夠這樣做的人並不多見。官員們大多謹小慎微，守口如瓶，覺得根本沒有必要跟一個外國人交流什麼。不過，王主任不一樣。有一次，我問起了他的經歷和背景。
「我的經歷非常複雜，」一開始，他就這麼說。在「文革」期間，他被分配到了農村，這一點跟很多城市青年是一樣的。之後，給他分配了工作，進了一家炸藥廠。隨後，他報名參軍，被訓練成一名坦克駕駛員。他開了五年的坦克，然後轉業復員到一家銀行工作。在銀行干了十年時間之後，他到一個經濟開發區當起了領導。從此以後，他從一個鎮換到另一個鎮，在官僚體系裡面穩穩當當地爬升著。終於，他被選到麗水新建的工業園區任職。他所受的正規教育很有限，不過，他的兒子卻是奧克蘭大學國際金融學的在讀研究生。在他的家族裡，在他和他兒子這兩代人中間，一個人以開坦克起家，另一個人正在國外攻讀經濟學——這樣的現實似乎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在王主任這個年齡的人中間，很多人的履歷都有不同於尋常之處，工作的調整之間缺乏關聯，職業的轉換常常出人意料。不過，他們在講述自己經歷的時候，真正有意思的是前進的軌跡，而不是某些具體的步子。從炸藥到坦克到銀行，再到經濟開發區——誰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呢？
至今，王主任還能從他在部隊駕駛坦克的日子裡吸取教訓。「駕駛坦克的時候，你只管朝著目標前進，」他說道，「不用擔心前方的道路是好是壞，或者一路上會出什麼事。你得聚精會神地駕駛，你得有持之以恆的精神。在開發區做事情，也是這個樣子。什麼問題都不會讓我灰心喪氣。」
他解釋說，在部隊駕駛坦克的經歷給他提供了靈感，提出了麗水市經濟開發區的口號：「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一天可以做兩天的事。」對王主任而言，時間是最大的威脅。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經濟開發區已經存在並運行了二十多年，而新的開發區還在不斷地冒出來。他們的基本策略都是一樣的：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向工廠老闆優價出售土地使用權，然後在投產後的頭幾年時間裡給予稅收減免。如果某個城市在採用這樣的策略方面比別人慢了一步，卻又想異於他人，那麼就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了。偶爾，有些地方政府找準了主導產業。這些產業已經十分成熟，可以大加利用——安徽省的蕪湖市就是這種情形，因此，它決定生產奇瑞轎車。不過，這樣的機會已經越來越難以尋找。所以，到了現階段，後來者更有可能做那些別人極力避免的產業。
到2006年為止，麗水市已經有十幾家工廠在生產人造皮革。如果說在中國的城市裡面鋼鐵水泥是極富特色的成分，在建築工程中被過度使用的話，那麼對於消費者來說，人造皮革具有同樣的性質和作用。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把那玩意稱作pleather（「仿皮」）——是plastic leather（「塑料皮革」）的縮寫——令人稱奇的是，這種排列組合式的玩意在日常生活中竟然那麼常見。實際上，差不多每個老闆手裡面都拎著仿皮手包，喜歡耍酷的人甚至還穿著仿皮夾克衫。婦女們穿著仿皮做的裙子，男人們穿著仿皮做的皮鞋。我曾經到過一些人家裡，家裡的每一件傢俱上面都蒙著仿皮。這玩意的使用量太大了，竟彷彿是一種自然資源——有時候，我甚至在想，那些人是不是在山西省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把那玩意直接從地裡刨了出來。
其實，這玩意多來自溫州地區。仿皮加工廠最早出現在濱海郊區，也就是靠近機場的那個地方。這一產業所產生的後果，是任何外來者到了那兒之後一眼就能夠發現的：機場上空瀰漫著渾濁的棕色煙霧，飄蕩著一股令人作嘔的甜味。仿皮產業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使用一種叫作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溶劑。在美國，已經有研究表明，跟二甲基甲酰胺接觸的人常常會有流淚、喉乾和咳嗽等反應。接觸者會嗅覺失靈，對酒精失去耐受力。長期接觸二甲基甲酰胺則會引起肝損傷。研究顯示，女性接觸者罹患死胎的風險會大大增加。在實驗室用動物進行的測試已經證實，二甲基甲酰胺還會導致出生缺陷。
在溫州，仿皮加工廠最先是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而不斷發展起來的。那時候，官員們對污染和健康問題還不怎麼關心。可是，最近的幾年時間裡，市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放棄這一產業，限制它的擴張，或者在現有的加工廠更新許可證方面增設難度。我最初到浙江南部地區進行考察的時候，已經有好幾家溫州仿皮加工廠正在往麗水的經濟開發區進行搬遷。在全球化的市場氛圍下，對於不受歡迎的產業來說，這樣的行為也算得上是一種自然選擇。美國人肯定不想生產仿皮，連溫州人都要對這玩意嚴加提防，所以，它只好到麗水來尋找出路。
當我跟王主任談起這個產業的時候，他的回答極為謹慎，宣稱麗水市會控制得更好。「溫州市對二甲基甲酰胺從來沒有進行過嚴格的監控，」他說，「那些加工廠老早就建起來了，但那時候連起碼的標準都沒有做出來。對此，我們已經有規章制度了。環保局今年來過這裡，進行了長期的觀察，總共有一個月吧。他們認為，我們現在處於這個產業的領先地位。」王主任告訴我，麗水市將把仿皮加工廠的數量限制在二十六家的範圍內，因為他們並不想把這個變成他們的主導產業。從戰略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只是為了使經濟得到騰飛，就貿然把你不甚瞭解的污染源引進到城市裡來。然而，對於這樣偏僻的地方而言，可供選擇的東西實在不多。因此，只要能夠抓得到的話，麗水市肯定要把它抓牢。就像一路上如果有山巒，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把它拿掉。
我剛到麗水進行考察的時候，他們仍舊在離那家胸罩調節環加工廠不遠的地方平整一座小山包。一天，我開車來到了工地上。幾十個工人正在崖壁上攀爬著，空氣中瀰漫著各種車輛——三十輛重型卡車，十一輛履帶式挖掘機，四輛大型輪式液壓打孔機——所揚起的塵土。一個工頭告訴我，他們已經在這裡工作了一年多，光他們那個工地就已經挖出了一百二十萬方土石。他們完成這個任務，靠的是在地上填埋炸藥，把一切都炸得灰飛煙滅，然後把碎石土渣紛紛運走。一年來，他們日復一日地重複著這樣的工作，到那時為止，已經把整座山頭的高度削掉了三十多米。
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又有一個工人走了過來。他戴著一頂草帽，兩隻手裡各拿著一個廉價的塑料購物袋。上面印著幾個字「質量第一，顧客至上。」袋子裡裝著十多斤炸藥，那人把它放在我腳邊的地上，問道：
「你要不要把我的小兄弟帶到紐約去？ 」
在中國生活了十來年，只要不是前言不搭後語的談話，我都已經十分熟悉，不過這樣的介紹卻讓我一時無語。可是，我卻無法把視線從那些袋子上移開。那個人笑嘻嘻地說道「跟你開個玩笑。不過他可真想去美國哦。」
我們交談了一會兒，那個人隨後就開始費力地往山上爬，他說他們要去炸掉一塊大石頭。那正好是那天上午要發生的事情的一個序曲。還有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他們將按計劃引爆提前填埋在崖壁下面的九點九噸炸藥。我問，誰負責這次爆破任務。工頭告訴我，負責的人名叫穆詩友（音譯）。「他就在山頂上，」他說道。那句話的準確意思其實是這樣的「他就在已經削平的山頂上。」
「我可以找他談談嗎？」我問道。
「可以，」工頭回答道。
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工頭則看著那幾台挖掘機從路上開了過去。我終於問道「我就這樣走上去嗎？ 」
「當然，」他回答道。
「我一個人去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向著那座在劫難逃的山頭出發了。一輛輛大卡車滿載著土石，開得飛快，我則在碎石和瓦礫之間挑選著行走的路線。沒走多遠，我就看見了地上的洞眼裡埋著的一根根塑料導線。我馬上意識到，我所處的區域已經埋下了九點九噸的炸藥。我加快了腳步。除我之外，山坡上一個人也看不見，這會是惡兆嗎？先前那個工頭對於我的出現，一點都沒有在意過，而這正是中國的建築工地的問題所在：他們太好客了，竟然讓我感覺到了一絲緊張和不安。在大半個國家都在搞建設的情況下，人們已經完全習慣了鑽頭和推土機，建築工地上的工人們因此對於外來者絲毫不會大驚小怪。
在麗水市的建設初期，要來這一帶閒逛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在經濟開發區，基本上看不見政府官員和警察的身影。如果你出現在那兒，那麼，人們覺得你肯定有出現在那兒的理由。這些人極其友善，也很坦誠，其實大家也都是從別的地方到這裡來的。我到那一帶閒逛的時候，從未事先申請過。只要什麼東西令我感到有趣，我都可以去看看。在甌江上空六十多米高的地方，我跟人聊著天就上到了這座城市正在建設中的大橋。此外，我參觀的建築工地簡直多得數不過來。有一次，我停下腳步，跟幾個工人交談了起來，他們當時正在一家新建工廠的地基上進行鑽孔作業。他們邊喝啤酒邊休息。交談了大概一刻鐘之後，那幾個人遞給我一把鑽頭，讓我一露身手。就這樣，我為麗水經濟開發區的建設作出了我的一點點貢獻：一塊十幾厘米厚的泥土被我鑽了起來。我傾盡全力不讓那骯髒的玩意沾到鞋上，惹得那幾個工人哄堂大笑。可有誰來管這些呢？
沿著那在劫難逃的山坡，我終於上到了山頂，看見了先前拎著炸藥塑料袋的那個人。他把我介紹給穆詩友——也就是今天這場爆破任務的負責人。穆先生六十來歲，圓臉，禿頂，說話帶有四川話那種輕快的口音。他原是四川瀘州人，最近幾年一直駐紮在浙江，因為當地對爆破人員的需求很大。他帶著政府頒發的證明材料，以證明他的技術水平。這些材料裝在仿皮做成的套子裡，其中一份材料上面印著幾個燙金的大字：「浙江省爆破員。」這個我倒有點喜歡聽——穆先生完全有資質把浙江省爆破掉。另外有一張卡片，上面印著「浙江省爆破設備安全員」幾個字。「這個東西說明，我從來沒有出過任何事故，」穆先生這樣解釋道。
他讓我放心，今天的爆破工程一點危險都沒有。做大事之前，先要把小的石頭炸掉。因此，我時不時會聽到一陣陣爆炸聲，隨後又會響起一陣哨聲，接著，一串飛石凌空掠過。每當這時，我就會本能地彎腰躲閃，而穆先生總會笑著告訴我，不用擔心。
「這一行我干了三十年，」他說，「我曾經在西部的核工廠幹過！ 」
他這樣說，倒是有助於讓我朝好的方面去想——跟兩千萬噸的核裂變相比，頭上被一塊石頭砸中又算得了什麼呢？另外讓我多少有些放心的是，穆先生只戴了一頂安全帽，不過，他要是能給我也找一頂那就更好了。穆先生把露出來的導線收攏在一起，我則跟在他身後順坡而下。他把這些導線餃接起來，用股帶把線頭纏住，然後再把它們跟卷在線軸上的一根白色導線連接起來。他肩上掛了一隻袋子，裡面裝著一個起爆器。小炮已經放過了，自卸大卡車多數已經駛離了現場。過了一陣，那個工頭吹響了哨子，那是要求所有車輛必須撤離的信號。那台黃色的挖掘機慢慢開走了，這樣，所有的挖掘機都開到了爆破現場的邊上，排成整齊的一排，車頭朝外。一排挖掘機停放著，好像一隻隻巨型怪獸蹲在那裡，一起用它們的屁股對著那即將灰飛煙滅的山頭。
哨聲又響起來了——這一次，是在警告所有的人，必須馬上撤離爆破現場。工人們全都跑到了爆破現場的邊上，只剩下我和穆先生還停留在那裡。他已經接完了所有的線頭，開始往外走，一邊走動，一邊從線軸上放下白色導線。十五米，三十米，六十米。爆破現場一片沉寂，只有我們踩在泥地裡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我聽到，一群鳥兒正在鳴叫著從空中飛過。在浙江省麗水市的經濟開發區，這是我感受到的最平靜的時刻——往常，各式各樣的大卡車、施工機械和鑽頭發出的轟鳴聲，響徹四周。
我跟他一起走到了那一排挖掘機跟前。穆先生站在其中一台挖掘機的邊上，把手中的起爆器擱在挖掘機的車門踏板上。起爆器上有兩個按鈕，一個標著「充電」，另一個標著「起爆」。穆先生的對講機裡傳來了指揮員的呼叫——「充電！」——他按下了第一個按鈕。
「站出來，站到看得見的地方來！」他對我說道。我提心吊膽地從挖掘機的邊上往外移動著步子，眼裡是那一片靜靜的山坡。對講機裡傳來了從「5」開始的倒計時，緊接著傳來了另一個指揮員的呼叫「起爆！」穆先生按下了第二個按鈕。短短的一瞬間，岩石之間閃起一片電弧光，猶如直插大地的閃電。隨後，整座山頭發出一聲轟響。
2006年2月9日，春節後剛好一周的時間，王老闆在廠房外面燃放了兩大箱煙花爆竹。在浙江，這是開張營業的傳統儀式。大公司一般還要僱請舞龍隊在大門前表演一番，但是像王老闆這樣的小老闆出不起舞龍的錢，只能放放鞭炮。此外，他還花錢請算命先生選擇了這個黃道吉日。從農曆來看，那是正月的第八天。「八」是中國人眼中最吉祥的數字。
跟浙江眾多的老闆一樣，王老闆非常迷信。在中國，宗教在南方更盛行一些。在溫州及其周邊地區，基督教尤其盛行，很多人都把這種外國人的信仰和發展聯繫在了一起。不過，王老闆並不信教，他從來也不會談論耶穌或者佛陀。他相信風水，相信算命先生：凡遇大事，沒有不事先把日子推演一番的。王老闆四十歲，比起他的侄子兼合夥人高老闆來，十分不修邊幅。這位中年人蓄著短髮，掛著微笑，眼眶很大，常常帶著一絲略顯病痛的神情。他說話有點口吃——只要他在拚命想詞兒的時候，眼皮會眨個不停。他的衣服上總會沾著些油污。「大老闆是不會親自來攪和這些機器的，」他跟我這樣說，當時他正在廠裡面維修一台金屬沖壓機。「可我只是個小老闆，所以什麼事情都得干，如果將軍的士兵不夠用，他還是要參與打仗。」
王老闆一直以生產雜七雜八的東西為業。他的父母都是農民，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剛開始做生意的時候，主要生產塑料管材的零配件。之後，他改行生產自行車鈴鐺的鋼鐵部件，正是跟鋼鐵打交道的這一經歷，讓他最終進入了胸罩襯骨行業。儘管做了這麼多努力，他卻沒有真正富起來，說到過去，他常常還會後悔不已。他告訴我，讀高中的時候，他只差一點點錯過了大學的錄取機會。「那個時候困難多了，」他說，「我們那代人呢，一百個中間，也許只有一兩個可以讀大學。」他在龍灣長大，那是溫州的一個濱海地區，很早就已經發展成了工業區。「有一陣子，那兒以生產鋼筆出名，但我從來沒有做過一支鋼筆，」王老闆告訴我說，「後來，他們又以做鞋子出了名，可我還是沒有生產那玩意兒。做鞋子是最好的賺錢法子。我的很多朋友都入了那一行，他們現在都發財了。有時候，他們會問我，是否希望自己當初也去做鞋子。我只好承認有些後悔。那些傢伙啊，有幾個都算得上是千萬富翁了。」
王老闆打算把他畢生積蓄的大部分都投入到胸罩調節環加工廠裡面來，那些數目加起來超過了七十多萬。在中國，那是相當大的一筆錢，一般人要是有了這筆錢，會興奮不已。但是，關鍵還得看眼誰比。在龍灣，王老闆周圍儘是大獲成功的實例。即便來到麗水之後，他的新鄰居還是讓他感覺到自己矮了半截。王老闆和高老闆是從另外一家公司租用的廠房，這家公司名叫格雷電工有限公司，創辦者名叫季金力。季金力本是橋頭鎮的一個農民，眼別人一樣，他一開始以生產鈕扣為業。後來，他把生意擴展到了一種新產品上——塑料電燈開關和插座盒，同時生產銅線纜。他之所以搬到麗水這個地方來，是為了沾土地使用費十分便宜的光。他的新廠房由三棟大樓組成，因為空間富裕，他當起了地主，把邊上兩棟兩層高的大樓租給了高老闆和王老闆。
在格雷公司的院子裡，修了一個水泥池子和一個水泥底座，上面插著三根旗桿。每一天，都會飄揚著中國的國旗，格雷的公司旗以及美國的星條旗。格雷公司用來盛裝產品的盒子外面印著一句廣告詞「美國格雷專業電氣工程公司。」工人們跟我說，公司有美國人的投資。但當我追問詳情時，卻查不到任何證據表明有外國投資。也許，這樣做只是為了顯擺：工業區的人們覺得，有外國投資的公司肯定管理得更好一些。而季金力對於面子的認識是十分到位的。在麗水市，他修了一道十分氣派的廠門，門口蹲著兩隻水泥塑成的大獅子。在入口處的大廳裡（水泥做的台階，水泥做的門崗），懸掛著一條語錄，是他自己用極其飄逸的書法寫成的。那幾個字用黃色的金屬做成，很大很大的漢字，佔了半面牆:
未來震撼眼前
在格雷公司用來裝產品的紙箱上面也印著這句話。產品的名稱叫「簡·愛系列」，主要是塑料開關和插座盒，起售價為二十五元。在有些人看來，用維多利亞時期的經典小說人物來給電燈開關起名字，似乎有點莫名其妙，更有些矯揉造作。不過，這些人也許從來沒有靠生產鈕扣為生過，也肯定不是在橋頭鎮從種地起家的。
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看問題的角度。不管怎麼說，王老闆覺得，跟他的鄰居們相比，他總是要仰視他們的。在麗水，他和高老闆沒有任何資本敢於跟格雷公司相提並論：他們做不起石獅子，做不起金色的書法語錄，掛不上外國旗幟，也想不起勃朗特小說中的主人公名字。他們甚至沒有給自己的公司掛上牌子。不過，至少那台機器正常運轉起來了。放過鞭炮之後的第三天，兩位老闆在廠房的大門邊上貼出了手寫的招工告示:
招工
需30名女工，15名男工要求:
1.18到35歲，中學文化
2.身體健康，素質好
3.講衛生，願意吃苦耐勞
王老闆需要男工來搬運龐大的金屬沖壓機，這樣的沖壓機主要用來生產調節環的初坯。不過，他主要是想招聘女工。工廠的活兒大都不需什麼技術，對體力的要求也不高：工人們只是分揀生產出來的胸罩襯骨，監控生產線，把調節環成品進行裝箱。跟其他的工廠老闆們一樣，王老闆也表現出對招收年輕女工的偏好。
「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這樣解釋道，「男孩子的麻煩多一些——他們喜歡打架，喜歡惹是生非。」我問王老闆，什麼樣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說應該是年輕的、沒有經驗的那種。「如果她已經做過別的工種，那我給她的錢就要多一些，」他說。還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更願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應聘者。如果一個女孩子穿著比較整潔，髮型又有點與眾不同，那可是個不好的兆頭。長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風險。「我願意僱傭那些看上去長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闆說，「太複雜的，我也不大愛聘用。我可不願意招進來的人還有這樣的想法：『我想做什麼，就要做什麼。』我覺得那樣肯定不好。」招工的時候，王老闆喜歡問及應聘者的業餘愛好。如果某位應聘者的回答是「打牌」或者「跟朋友呆在一起」，那就太負面——太無聊了。如果是「看書」這樣的答案，則說明那個人很懶惰。最糟糕的，莫過於應聘者說她喜歡上網打發空閒時間。「我喜歡聽到應聘的女孩子回答說喜歡跟家人在一起，或者照料自己的母親等等之類。」王老闆說，「從農村來的女孩子，就要那樣單純才行。我喜歡吃得起苦的人。」
在中國的工業城鎮，仲冬時節正是找工作的時候。過春節的時候，很多外來務工人員都要回家。過完節，他們又會坐上汽車或者火車，直奔那些有經濟開發區的城市而去。這正是大家都忙個不停的時節——在一個月的時間裡，人們最終踐行了計劃已久的離家出門，或者換個工作，或者換個城市。即便是十分謹小慎微的人這時候也會受到影響，跟著別人採取行動，而這一段時間做出的決定將定格今後一年的命運。也許十年之後的某個時刻，當一個外來務工人員回首往事的時候，他會意識到，給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帶來靈光一閃的，竟是很久很久之前某個二月份的早晨碰巧參加的一次招聘面試。
所有這一切，對麗水市來說都是全新的。當地的一些人告訴我，2006年是經濟開發區的開局之年。這一年，開發區將會有大量的新廠要開工建設。然而，這條消息早就傳到外來務工人員的耳朵裡了。他們或者從當地的火車站出發，或者乘坐汽車。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大部分是裝載著求職人員的長途公共汽車。在中國，外來務工人員的數量以每年大約一千萬的速度上升著，而直通內陸省份的長途客運線路更是數不勝數。一般來說，他們的目的地是沿海地區。不過，有時候也會找到像麗水這樣尚未成型的地方來。在開發區建設的第一年時間裡，外來務工人員扛著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沒有工作的人，剛剛來到了這個還沒有修好公路的地方。不過，他們知道，有的工廠已經發出機器轟鳴聲了，而更多的人肯定會接踵而至，早到一步就是優勢。
有些外來務工人員去了麗水的「人才市場」，這算得上是當地的找活中心吧。「人才市場」的主樓位於市中心，掛著一塊巨大的電子顯示屏，不斷地滾動播放著各式各樣的職位信息。年輕人聚在一起，仰著脖子，看著那些用中國特色的術語列出的職位信息：
招碎石工。
男性，體健，願意吃苦。
日薪40元，包吃。
招普工，女性。
中學文化。
相貌端正，1.55米及以上。
各種職位通常都要列出對身高的要求，中國人常常癡迷於此。對女性來說，更是這樣，因為她們求職成功的把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們的長相：
招超市收銀員。
女性，中學文化程度，或財貿學校畢業。
1.58米及以上。
膚色好，長相好。
女性的工資也會低一些——這樣的細節，連同地區傾向性，都會在求職列表中公開標明：
招男工，日薪35元，
招女工，日薪25元。
招普工。
江西人和四川人免談。
這樣的列表很像一份份電報——招工單位要按字數付錢，他們因此把列表做得極盡簡略。他們只列出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老闆最感興趣的幾個特點把人進行了高度濃縮。有時候，他們甚至把整個工作的描述都省掉了，讓人看得一頭霧水。要求只具備下列特點即可，那麼它到底是招人做什麼的呢？
招女工
1.58米，長相好。
月薪600——800元。
招工
視力4.2及以上。
月薪800——1200元。
很多工廠不願意到人力市場去操心，僅在工廠的大門口貼出招工告示。他們認為，務工人員自己會找上門來。在麗水開發區的第一個2月，到處都是成群結隊閒逛的人們，那景象很像是春節大假的延續。他們大都是年輕人，穿著新衣服，一邊沿著各廠區溜躂，一邊興奮地高聲交談著。同一地方來的人喜歡結隊而行，如果遇到另一隊人馬，他們通常會在街上交換一下信息。在胸罩調節環製造廠所在的那條街上，我遇到了一隊人馬，有三十人之多。他們當時正聚集在那一帶最大的工廠——金超人造革廠的大門前。工廠的保安正在檢查求職者的身份證，如果誰的身份證上顯示的家庭住址是貴州，保安會馬上把他趕走。貴州省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深處內地，居住著很多少數民族。
一群年輕的貴州人剛剛被拒之門外，此刻，他們站在大街上，商量著下一步的打算。我問他們其中的一個，金超人造革公司為什麼不願意招聘貴州人。「他們沒有說理由，」這個人回答道，「可是，貴州來了那麼多人，這些工廠竟然不要我們。」
在中國，任何公司根據籍貫而進行地域歧視都是違法的，儘管這種做法時有發生。我很好奇，想要聽聽金超的理由。於是，我跟著幾個求職者進入了工廠。這幾個人上到二樓，副經理在他的辦公室進行面試。當我就限制條件提問時，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遲疑。「貴州來的人喜歡打架，」他說道，「他們在工廠裡盡惹麻煩。這一帶的很多小混混也是貴州來的。所以，我不喜歡他們到我的工廠打工。」
我原本以為他會在說到關鍵之處時講點技巧，或者拒絕回答。可他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直白：他拒絕招聘貴州人，竟然是因為他不喜歡他們。誰還會找到比這更好的理由呢？對圍著辦公桌的那群求職者，他同樣直截了當。其中一個人抱怨說，仿皮生產線上有害物質太多，要求把工資調高一點。這位經理高聲吼叫道：「如果不想在上班的時候聞毒氣，你可以去當老師啊。」另一個人所抱怨的，則是生手的小時工資起薪標準定為三元八角實在太低。經理回答道：「如果是女的，掙得會更少。女孩子只有三元四角。你拿三元八角，應該感到很高興才是啊。」我問他，為什麼干同樣的工作，女孩子的工資要低些。這其實也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女孩子不夠壯實，」經理實事求是地回答道，「有些事情，男孩子肯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們要多給一點。」
不過，我注意到，工人們還是跟這個人進行著交流，儘管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帶有冒犯之意。對那些剛剛返回、到他辦公室來登記的工人，他倒是輕易表現出了默契。不僅如此，那些大膽的求職者往往會有所收穫。有個人對他的起薪不滿意，因為他在另外一家工廠裡做過類似的工作，他覺得他的工作經驗應該得到更高的薪水。經理十分乾脆地拒絕了他的請求（「回你原來那兒吧」），可是那位工人並沒有離開。他站在辦公桌邊上，整理著他的箱子，經理則應付著其他的求職者。偶爾，他們會用類似帶刺的話交鋒一下（「早知你這麼不公道，我就不會來你這裡啦」；「你來不來這裡關我什麼事？」），但兩個人誰也沒有生氣的樣子。整整一個小時之後，經理終於調高了他的薪水。他就靠這個贏得了別人的尊重——耐心、決心，還有一點倔強。
其實大家這麼做的時間都不長。十年前，絕大部分中國人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安排的。在那個年代，中國人很少自己去找工作。從那以來，人們學得很快，不過程序卻是全新而陌生的——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著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他們沒有時間去琢磨美國的人力資源部門。沒有禁忌語，沒有間接迂迴，沒有人說「成為團隊的一部分」、「成長的機會」、期待每個人「動力十足，極富創造力」之類的話。人們怎麼想，就怎麼說出來。人們進行的評價極盡直白，根據興致或偏見行事，十分隨意。在中國，「人力資源」這個詞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層面：幾百萬人需要找活兒干，大大小小的工廠則需要這幫人拚命幹活，再精妙的語言也淡化不了如此嚴峻的供需關係。
在麗水，像胸罩調節環製造廠這樣第一次招聘員工的，遠遠不止一家。高老闆和王老闆把面試地點設在了二樓的辦公室。跟廠裡面所有的東西一樣，這間辦公室設計得極為倉促，房間的陳設給人一種臨時應付的感覺。房間的水泥地板上鋪了一塊地毯，已經有些髒了。房間裡擺著一套廉價的長沙發，一隻矮茶几，兩張辦公木桌，兩株盆栽植物，由於無人管護，已經出現了枯萎的跡象。其中一張辦公桌上擺放著幾隻上色極好的胸罩調節環，那是房間裡唯一的亮色。每當求職者問及工廠生產什麼樣的產品，王老闆就會把桌子上的調節環推到他的面前，頗有幾分賭場發牌人的樣子。「內衣配件，」他還會說上這樣幾個字。通常情況下，這樣的解釋就已經足夠了，尤其對於女性求職者更是如此，因為她們一眼就把那玩意認出來了。只有男性求職者，得跟他們解釋那個調節環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工廠開出的起薪標準是每小時三元五角。在麗水市，這也是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中國沒有全國性的工資標準——因為各地的財富狀況存在巨大的差異，所以，各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資標準。2006年，像廣州這樣的較發達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四元三角，不過，那並不能保證工人們拿到的錢比那個數字要高。在經濟發達的城市，低檔次的活兒更不好找，而幹活的小時數可能也不多。對於工人來說，這才是關鍵的細節，他們既關心起薪標準，更關注幹活的時間。多數人願意盡可能地多幹活兒——因為離家在外，讓他們在週末或節假日休息，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如果廠裡要加班，他們會高興不已。最好的工作，就是讓工人們除了放春節這樣的全國性大假之外，沒有任何節假日。有時，流水線女工會十分驕傲地對我講，她每個月的累計工時已經快到三百小時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麗水的小時最低工資變成了月工資九百八十元——對一個沒有讀過書的務工人員來說，這筆錢算是相當豐厚了。
實際上，王老闆並不清楚，他要工人們干多少小時的活兒，或者說他到底需要多少工人，因為這一切都要靠別人對他的產品的需求量而定。不過，他還是向求職者們講了一些他們很想聽到的話：他保證讓大家每天有十個小時的活兒干，每個月放假的時間不超過一天。那就是麗水的老闆們開出的空頭支票——他安慰性地告訴求職者，他會讓他們即使累死累活都有活兒可做。而事實上，可能每週的幹活時間不過四十小時而已。偶爾有聰明的求職者會問，公司幹這一行有多長時間，很多人則會詢問公司的生產流程。通常，女孩子會問「你們這裡有沒有異味？」在麗水，那就是在問有沒有二甲基甲酰胺，也就是仿皮加工廠需要使用到的一種溶劑。對於它的危險性，謠言已經傳開，即便是一字未識的新來者，對這個東西也有了令人歎服的認識。沒有生育過的女孩子一般都盡量避免在仿皮加工廠找活兒干，因為有謠傳說，那種化學物質會引起出生缺陷。只有在薪水可觀的條件下，男孩子才願意在那樣的地方幹活——仿皮加工廠因此得把薪水開得比最低工資標準再高一些。
在胸罩調節環製造廠，高老闆的父親幫著忙招工的事兒，在跟求職者進行面試的時候，他同意我坐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旁觀。求職者多是些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低著頭站在那裡，嘟嘟囔囔地回答著提問。他們頗為緊張地把玩著那些胸罩調節環——只要是進到這個房間的人，都會把注意力轉向那幾個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偶爾會有一兩個求職者，跟別人有些不大相同。面試中，高先生問其中一個女孩子多大歲數了，她回答道：
「你是問我的真實年齡，還是身份證上的年齡？ 」
「身份證上是多少？ 」
「身份證上寫的是二十五歲，不過那不準確。我第一次出來打工的時候做過改動，因為當時我還太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現在呀，我實際上是二十三歲。」
高先生點點頭，把她的名字加到了合格者名單上。看得出，在中國的工業城鎮，時間過得到底有多快：這個女孩子先是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大，那麼，十幾歲的她才能找到活兒干，到了現在，她擔心的則是二十五歲這個年齡成為她找活兒干的不利因素。那女孩子走出房間後，我問高先生，像這種篡改證件的人，他會不會有些擔心。「不會，那反而是個好兆頭，」他說道，「這只能說明，她是真的需要找到活兒干。像她那樣的人，很可能會成為一名很好的員工。」
不管老闆們把理想的員工想像成什麼樣，動機最重要。說到理想員工，老闆們常常把這幾個字變成了像機器人一樣的東西——王老闆和別的老闆一次又一次跟我講，他們希望那些求職者年輕，沒有經驗，沒有文化。他們不希望看到與眾不同的髮型，不希望員工們有任何業餘愛好，不需要幹活兒的員工表達意見。不過，另外一個事實是，即便是最務實的老闆也會受到堅韌個性的影響。第二天，調節環製造廠招的人已經把員工名單填滿了，高先生就在辦公室門口把後來者擋了回去。他跟一個年輕的女孩說，他會把她的名字加在備錄名單上，可她在辦公室逗留著不肯離去。
「你就不能把我的名字寫在錄用名單上嗎？」她問道。「我跟你講過，錄取名單已經滿了。我把你的名字寫在第二個名單上。如果有人不幹了，我們會給你打電話。」
她甜甜地笑了笑，說道：「把別人的名字換成我的嘛。」
「不行。已經招滿了。我們招了十九個人。」
「我在廠裡幹過。評過優秀員工。」
「你在哪裡幹過？」
「在廣東。」
「那麼年輕，就有工作經驗了！」
那女孩子的身份證顯示，她名叫陶玉然〈音譯），出生於1988年。她才十七歲，剛剛超過法定年齡。中國的法律規定，公司招聘的所有員工，年齡至少到十六歲。陶玉然留著短髮，一雙眼睛充滿生氣。跟別的求職者不一樣，她在說話的時候會直接看著這位老人。她也不住地把玩著桌子上那一堆胸罩調節環——任何人都會——可她把玩的方式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抓起幾隻調節環，緊緊地攥在手裡，彷彿那是一場遊戲，她一定要贏。
「只是改一下名字嘛，」她說道，「不會有多大關係的。」
「不行。」高先生回答道。
「要是昨天知道，我昨天就過來了。」
「我保證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二批名單的第一個，」他說道。於是，他把她的名字寫在了那張紙的最上面。「看見了，我還在你的名字旁邊寫了『優秀員工』！」
可是，陶玉然對這樣的照顧並不領情。她在辦公桌邊站著，手裡抓著那幾隻調節環，繼續為自己的事求情。過了五分鐘，高先生不再說話。他自顧自地忙著那一堆文書活兒，根本不理會那女孩子的存在，可她依舊在那裡求情。「就把我的名字換上去嘛，」她繼續說道。
高先生還是一言不發。
「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嘛？ 」
沉默。
「那有什麼關係嘛？ 」
沉默。
「我一定會好好幹的。我在廣東幹過。」
沉默。
「別人又不知道你改了名字 ! 」十分鐘過去了，高先生終於發了善心，把她的名字加了上去。不過，他隨即看了看名單，溫州人的迷信思想出來說話了。「有二十個了，」他說道， 「二十，這個數字的讀音不吉利——眼『餓死』太像了。我得在你的名字後面再加一個。」
陶玉然謝過他，然後把那幾個沾著汗液的調節環扔在桌子上。她快要推門而出時，高先生給她敲了一下警鐘。「記住，老闆最後說了算，」他說道，「如果老闆說二十一個太多了，那就還是十九個。」
那女孩子又走回到辦公桌眼前，挺著下巴，顯得頗為堅定，「把我的名字寫到前面嘛。」
五分鐘後，經過又一輪的單邊對話，陶玉然的名字赫然寫在了名單的中間位置。她勝利地離去了，這位老人也有一些疲倦。那女孩子走了之後，他轉頭看著我，佩服地搖搖頭。「那個女孩啊，」他說道，「懂得怎樣把事情搞定。」
很快，老闆們知道了，那年輕的女孩子並不是她自己說的那個人。她沒有工作經驗，從沒有進過廠，也沒有到過廣東省。她不是十七歲，也不叫陶玉然。陶玉然是她姐姐的名字：她借用了她姐姐的身份證，其他則全是在吹牛。那個把事情搞定的女孩子只有十五歲。
在麗水，女孩們的面孔代表著這個經濟開發區發展的新階段。每一次，當我駕車從即將建成的廠區穿過時，總有一些新東西吸引著我的視線，它們預示著又蹣跚地往前邁進了一步。胸罩調節環製造廠坐落在遂松路上，2005年，當我第一次駕車經過時，那兒除了一條土路，什麼也沒有。不知為何，當時就立好了公交標誌——幾根孤獨地豎立著的金屬標示物，標著一連串目的地，其中多數還並不存在。而且，一年時間之內，沒有一條公交線路為那些地方提供過服務。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遂松路上走著的全是男人。那多是些建築工人，不過也有一些充當先頭部隊的老闆們。這些開拓者們駐紮在遂松路的西邊，面向著正在建設的各個工廠，他們的店舖主要是那種花錢不多的灰牆板房。他們出售建築材料，也向收入不高的打工仔們出售麵條、麵粉、蔬菜、豬肉之類的簡單食物。真正稱得上店舖的——有專門的標誌和大家都認識的商標的那種——屬於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在新興的工業城鎮，手機店一般很早就會出現，因為大家都是外出務工人員，都需要往家裡打電話。
十月份，我又回到這裡的時候，所有的公共汽車標誌牌全被偷走了。工人們正在遂松路下面鋪設排污管道，道路西面的那一排商店和小餐館也已經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印刷廠——這是第一家既不出售食物和電話卡，也不出售建築材料的大商店。這家印刷廠專門印製公司標識和員工身份牌，它的出現相當於一個前兆，那些機器很快就會運轉起來。好幾家工廠已經在大門口掛出了標識牌：美國格雷專業電氣工程公司，新年玻璃公司，盛安不銹鋼公司。一月份，工人們鋪完了遂松路。十幾個人順著大街一路走下去，平整著路面，卻讓那些窨井洞口大開著。在新興的工業城鎮，窨井蓋常常要晚些時候才能安裝到位，因為有人偷盜那樣的金屬盤子，就像偷來的公共汽車標識牌那樣被當成廢品賣掉。
2月份，我看見一個女子開著一輛本田轎車，左前輪掉進了窨井。車輛沒有受到損傷，附近的男人們從商店裡跑出來，幫著把車子從窨井裡拖了出來。到下個月，所有的窨井蓋才全部安裝到位。窨井蓋不是金屬做的：上海一家叫作春意的公司用復合塑料做出了一種新型的蓋子，可以防止被人偷盜。我開車走在遂松路上，第一次不用擔心車輪被毀。也是在這次考察過程中，我注意到女人的數量超過了男人。這一切都是在頃刻之間發生的：建築工人大都已經離去，工廠的老闆們開始為自己的生產線招聘女工。到了晚上，多數工人下了班，他們成群結隊地在大街上溜躂，很多人依舊穿著工廠的制服。沒過多久，購物的品種也發生了變化：兩家鞋店出現了，與之一同出現的是一家很大的服裝商店，一年到頭都打著「半價」的牌子。另外，還出現了一家診所，一家百貨超市。遂松路上還開設了五六家髮廊，其中兩家閃著緋紅的燈光，說明裡面有賣淫女。
在九個月的時間裡，這個地方經歷了深刻的變化，我就是閉著眼睛，也能感受得到。晚上，傳來一陣陣休閒娛樂的聲音，年輕人們大笑著，閒聊著，白天的聲音也因此帶有了新的特點。半年的時間裡，經濟開發區充斥著建築工程的喧鬧聲：推土機，手提鑽，鑽孔機。這樣的喧鬧聲一陣陣地傳來，飄搖不定，鑽孔機每隔半分鐘就會發出一陣哀嚎聲，手提鑽會跟著發出轟隆聲，接著是一陣短暫的沉默期。然而，這樣不規則的切分音符隨著工廠的出現而結束了。工廠有自己的節奏——生產線發出轟鳴，像是進行著一場有規律的合唱表演。一天下午，站在遂松路上，我閉上眼睛，用心聆聽著每一條生產線奏出的頌歌。膨——哧，膨——哧，膨——哧，那是大鐵墩沖壓未成形的胸罩調節環時發出的空氣嘶鳴聲。喀嚓，喀嚓，喀嚓——那是生產簡·愛牌電燈開關的聚碳酸酯磨床發出的衝擊聲。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那是格雷專業電氣工程公司的工業卷線機正在收卷銅線。所有這些機器一起歌唱著——膨——哧，膨——哧；喀嚓，喀嚓；嗖嗖嗖，嗖嗖嗖——隨即，我明白過來，這些聲音跟早先的建築工程發出的聲音有一點差異。工廠的聲音沒有停止過。每一種聲音都像心跳聲一樣穩定，也像呼吸聲一樣真實可信。就這樣，這片社區終於富有了生機。
[1] 正確的標示應該是「Main Lane」和「Overtaking Lane」。——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