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是三岔最寧靜的季節。莊稼收完了，果園的活兒也基本上幹完了，只是偶爾要去做做果樹的修枝和嫁接。男人們主要是撿拾柴火，有時候也會進山打獵，他們在山上設下圈套，一心想著捕獲獾，野豬之類的獵物。不過，人們多數時候呆在家裡。因為空氣乾燥，下雪並不多見。不過，氣溫通常在零度以下。在屋子裡，炕是唯一的熱源，日常生活多在這個巨大的土床上進行，如果你在早上九點鐘走進一戶人家，極有可能看到大家還蓋著被子在睡覺。他們吃得很少——這兒的人在冬季只吃兩頓，而不是三頓。他們在晚上九十點鐘就上床睡覺，有時候打打盹也就過了一個下午。上午，一片寧靜。寒冷的日子裡，這村子如此寧靜，村民們彷彿都在進行冬眠。
2002年11月，魏嘉出院之後，他就沒去幼兒園，一直呆在家裡。整整兩個月的時間，他基本上沒有離開過屋子，他父母一直在給他服用醫生們開出的類固醇。有一段很短暫的時間，小男孩特別容易哭，他在醫院同室病友——就是那個胖乎乎的城市男孩兒——身上學到了這個行為。只要魏嘉一哭，他的父母就會不留情面地奚落他。「像個猴子似的，」他父親看著他掉下的眼淚說道，「哭吧！猴子，哭吧！」他的母親也會加入取笑他的行列，孩子很快便放棄了這一套做法。一個冬天，他的體重增加了八斤多。他的父親教他寫一些簡單的漢字，他們一起聽一聽英語磁帶。
冬天是我最喜歡到鄉下去的時節。沒有夏天那種大風吹拂，每一條道路都乾淨多了。有時候，我會沿著長城走上四個小時的山路。大山裡一片安寧，小村莊則有一種似睡非睡的空曠感。到了晚上，農民們常常會聚到某個人的家裡喝酒打牌。一個冬夜裡，我和魏子淇在他侄子魏全有(音譯)家裡吃飯，幾個男人開始談論起車子來了。魏子琪說他希望哪天能夠拿到駕照——這個打算他提到過好多次了，「何偉是個好司機」，魏子淇說.「一般一般，」我說道。
「不，你那不是一般哦。你開了多久的車了？」
「從我十六歲就開始了。很多美國人都是十六歲就開始開車。」
「將近二十年了哦！」
「還不到呢。」
「那次魏嘉生病，你要是看見當時那架勢就好了，」魏子淇說道，他接著便講起了我們開車進北京城的故事。魏全有聽得津津有味，儘管我敢肯定，他早就聽過這個故事了。這個故事在村子裡被傳得滾瓜爛熟。村裡人有個習慣，鄰里生病，大家會互相幫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會來到這家人的家裡，送上現金——在一個沒有農村醫療保險的國度裡，村民們以這種方式應對醫療費用。病人康復後，充滿感激的一家人通常會擺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因為魏嘉生病，我和瞇瞇第一次真正地牽扯進了當地村民們的生活——我們當初的做法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可，他們現在跟我們打招呼都比以往熱情得多。過去一年的經歷讓我對三岔的想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開始，我把這個村莊當作解脫之地，把它當成可以爬山、可以安安靜靜地從事寫作的地方。而現在呢，我來這裡完全是出於別的原因。在中國，這個地方最讓我覺得有回家的感覺。
那天晚上，魏全有邀請我過去吃飯，藉以表示他的謝意，他是個小個子男人，身高僅有一米五，但卻是全村笑容最燦爛的人。他從來不太多說話——吃飯的時候，似乎一直都在聽別人講故事。他住的房子有些簡陋，牆壁上糊著舊報紙，一張不怎麼值錢的《中國地圖》算是牆壁上唯一的裝飾品。那張地圖上，很多城市都標上了手寫的號碼，一共有1到34共三十四個號碼。這些號碼從北京開始，到澳門結束，其間的順序分別是上海、天津、西安、拉薩、烏魯木齊——遍佈全國。
「這些是你去過的地方嗎？」開始吃飯的時候，我這樣問他。
「當然不是！」魏全有回答道，「我最遠就去過北京。」
「那你編那些號是什麼意思？」
「這些都是中央電視台要預報天氣的城市，」他回答道。他接著解釋道：每天晚上，中央電視台預報天氣的城市順序都是一樣的，先從北京開始，接著是上海，然後依次播報下去，最後以澳門結束。魏全有記住了這些城市的播報順序，然後在地圖上標了出來。
突然，我有點糊塗起來，「你那麼做難道沒有別的什麼理由嗎？」
「沒有，」他笑了笑，那架勢彷彿是在說，在一月份的三岔，除此之外，你難道還能幹其他事不成？
不過，對魏子淇來說，那是有史以來第一年，冬天的生活慣例有了些變化，六個月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夏季，當地政府把通往上村的那條土路鋪成了水泥路，人們開車就能夠循著這條路到達坡頂的那片空地。首都的汽車大發展勢頭漸強——那一年，北京居民購買了二十五萬輛汽車，是這個城市歷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來越多的人們開著車到鄉下探尋美景，在那個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的家裡給這些人做一些簡單的飯菜。他們向每位來客收取二十元錢，生意還相當不錯。
冬季來臨的時候，魏子淇決定把業務擴展一下，開一家貨真價實的餐館和招待所。其他村民都在冬眠的時候，他卻在拚命地幹活兒：他把門前那塊曬壩鋪成了水泥地，還新修了一間廚房。隔三岔五他就要跑一趟懷柔，去購買水泥和其他建材。去懷柔的時候，他開始帶手機了，只是村子裡還接收不到手機信號。在以往，不管他到什麼地方，基本上都是同一身打扮。現在，進城的時候，他開始注意起來，避免穿那身農民裝束——這一點是我們上次進醫院的時候，他在醫院學到的。他買了一套衣服，顏色和款式都不再是農村人經常穿著的軍警服式樣。他還買了適合城裡人穿著的鞋子：一雙價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標名稱叫作「意大利」——還把鞋盒子放在家裡十分顯眼的地方，在村裡的時候，跟大家一樣，他依舊穿著草綠色膠鞋。不過，每次去懷柔的時候，他都會換上那雙「意大利」。
懷柔位於三岔到北京的半道上，無論從社交還是從地理方面來說，這都是連接三岔和北京的中點。很難準確界定對這個地方的感受：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農村。十五年前，這個地方更偏向於農村這一頭，1995年，中國政府舉辦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人們不想讓希拉裡.克林頓以及其他一共五千名具有政治主張的外國婦女造訪首都。於是，她們被安排到了懷柔這個地方——這算得上是一種驅逐吧。那個時候，大多數建築物正像在首都那樣顯得非常過時：儘是些矮小的方塊狀樓房，高度只有三四層，外牆要麼貼著瓷磚，要麼安裝著藍色玻璃。街道倒是很寬敞，車子卻沒有幾輛。懷柔稱得上是一處流放地——遠離北京跑到這裡來，實在沒什麼理由。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那些來自於另外一個方向的人而言，這裡已經變了樣。懷柔坐落在北京平原的北部邊緣，一條條道路從這裡延伸至山村地區。自然而然地，這座城市也就成了那些人離鄉進城的第一站。對來自鄉下的人而言，北京太大，常常讓人找不著北，懷柔則是個可以掌控的地方。世界婦女大會之後的十年時間裡，這個地方發展迅速，當今的城區人口已經接近十萬。既不是城市，也不是農村，但它又實實在在地兼而有之，這裡是農村人的城市。在這座城市裡，絕大多數人口脫離農活不超過一代人，而且，當地的生意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那些在鄉下地區往來奔波的人們，
跟中國大大小小的新興城鎮一樣，懷柔看起來有點像個訓練場。城市裡到處都是伸長了脖子觀看的人，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人。人們的臉上總有一種迷失的神態，他們往那些七層樓高的建築物上面張望著，朝商場的櫥窗裡面張望著。他們在熙來攘往的車流裡穿梭著——懷柔的駕駛員都學會了全神貫注地開車。在晴朗的日子裡，人們成群結隊地在原來召開世界婦女大會的地方閒逛。現在，這個地方的兩側各開了一家肯德基和麥當勞，這兩家快餐館總是擁擠不堪。城裡只有一家百貨商場，名叫大世界，同樣擁擠不堪。大世界百貨商場一共有五層樓，裡面陳列的貨品應有盡有，基本上能夠滿足懷柔購物者的全部需求——電器設備、衣物、玩具、書籍，一應俱全，也有農民到那裡去是為了乘坐電動扶梯，他們在那移動的金屬架子前泰然自若地站立著，到了合適的時刻便一躍而上。一旦成功踏上扶梯，他們會緊緊地抓住橡膠扶手，宛若體操運動員握住雙槓一般。等乘坐到頭，他們會穩穩當當地跳到地上。成功跳落地面後，他們總會站著紋絲不動，彷彿在等著裁判評判和打分。百貨商場內，到處都有並非惡意的推搡：在擁擠的扶梯兩頭，人們你推我搡；在商場的貨架間，人們艱難突進；在商場中庭，擁塞的人們摩肩接踵。大世界商場的裝飾方案主題簡單，實施複雜。主題是：發亮的物品，發聲的物品，到處都是玻璃鏡子、玻璃圍欄、經過打磨的金屬柱子等等，到處都是辟啪閃動的燈管，以及震耳欲聾的大喇叭，這裡的反光面比迪斯科舞廳還要多。很難想像，還有別的什麼地方比這兒跟寧靜的小山村的區別還要大。從鄉下來的人很喜歡大世界——人們步履蹣跚地踏上電動扶梯，在耀眼的光線裡幸福地眨巴著眼睛。這正是懷柔的訣竅：這是一座正在轉型的城市，人們轉變的速度，跟農民們換上「意大利」皮鞋的速度一樣快，
魏子淇在城裡面有親戚：一個大哥，還有幾個堂兄弟，全都來自三岔。他們帶著他來到材料商店，為他的翻修工程購買材料。2003年的頭幾個月裡，他找到了幾個他信得過的生意人。這些都是新型的關係——在農村，跟正兒八經的商業扯上關係的並不多見。城裡人把這叫作「關係」,做生意則要學著「關係」。從字面意思來看，「拉」這個動詞的意思是「拖」，「拽」等，而這樣的描述其實再適合不過：憑著關係，才能找到活。魏子淇請那些跟他有來往的人到餐館吃飯，他一杯一杯地跟人喝著白酒，一支一支地給人遞上香煙，他自己也開始抽煙了。之前，他把煙戒掉了，因為他覺得抽煙這個習慣對身體不好，而且還很費錢。不過，對於想要做生意的中國男人來說，一起抽煙是拉關係至關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什麼時候去懷柔，魏子淇都要帶上幾包紅梅香煙。
冬天快要過去，魏子淇在修完曬壩，新修了一間廚房之後，又修建了一個魚塘。原來那個水蛭池依然存在，而且就在邊上，已經變成了他第一次經商的文物遺址。不過，新修的魚塘的面積是那個水蛭池的四倍，他打算在裡面養上虹鱒魚。至於廣告，他找到了一塊丟棄的卡車引擎蓋，這塊金屬板已經被刮蹭得面目全非，他把那塊金屬板刷上藍色油漆，用大大的紅字寫上了餐館的名字，然後把它立在了三岔村那條小路盡頭的亂石堆上。對他的餐館而言，他考慮過許許多多響亮的名號——三岔農家樂園、甜水農家別墅、三岔大自然農家休閒樂園。不過，他最終選擇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名字：「長城驛棧」。儘管他學著像城裡人那樣拉關係，但他從骨子裡依然明白，鄉下那些簡樸而老式的東西才是他最好的賣點。宣傳名片上列出了遊客在三岔可以享受到的、看似無足輕重的全部活動：
爬山，爬長城，賞野花，喝泉水；
吃柴燒飯，睡熱炕，吃五穀；
在平實簡單的觀察中學習；
返璞歸真。
鄉村是為數不多還能夠讓城市人有一點懷舊感的地方之一。在城市裡，人們一往無前地奔向現代化，絕大多數古老的社區鄰里和標誌性建築都已消失殆盡。人們很少有時間回想過去，而歷史常常讓人覺得跟現實關係不大，如同已經逝去的朝代和他們修建的長城；或者讓人感到十分痛苦，如「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跟鄉村生活有一點點距離，正是這種距離讓他們覺得好受些。他們已經擺脫了鄉村生活——大多數城裡人都有在農村生活的歷史，只是遠或近的問題。但是，他們不必每天都去考慮這些問題。當中產階級逐漸富裕，能夠買車，又能夠花錢旅遊的時候，他們開始意識到，時不時地到鄉下去走一走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情。對城市人來說，歷史的這一面更容易掌握——他們可以把車開到那裡去，住上一晚，然後又回到現代社會。
然而，事實上，正是在這個方面中國困在了歷史裡，至少在政策上是這樣，在三岔，人們很少談論過去的事情，可他們的土地關係依然極為紛亂，持續時間長達一個多世紀。像魏子淇這樣的村民，依然保留著很多零零星星的文件，可以追溯這段歷史。他雖然看不到自己的家譜，但那幾份傳了幾代人的殘破地契依然保留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魏子淇的父親把這些文件藏進了自家的樓頂。魏子淇本人卻沒有那麼小心翼翼——他把那些玩意兒隨意折起來，用一塊髒兮兮的紅布包著，扔進了抽屜。最古老的一份文件可以追溯自清朝的光緒帝十三年。那是1887年，那份手寫的地契上說，一個叫作於滿江的人租了一塊地。交易不涉及金錢——雙方認可的報酬是每年一斗穀物，相當於現在的十一升。於滿江種的莊稼長勢肯定不好，因為從另一份契約看得出來，他「由於缺錢」把那塊地典押了出去。這份文件的起效日期是1906年，文件上第一次出現了魏家老祖宗的名字——魏永亮，也就是魏子淇的曾祖父，他答應出一百五十弔錢換取那塊地的使用權。四年之後，他痛快地買下了那塊地，總費用是三百五十六弔錢。
一吊就是一串銅錢，魏家這些契約上記錄的錢數都是些小錢，在以往那個時候，村子裡的土地時常要進行租賃或者典押，這都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封建時代，大地主往往把持著整個村子的土地。在三岔，最富裕的人家姓閆。貧窮的人家要從閆家佃得土地耕種，即便有些家庭能夠買得起土地，也常常都需要勤苦勞作才能夠維持生計。魏家保留的合同裡面，就有幾張記錄的是幾兄弟分地的事情。有一份文件說明，他們的父親去世之後，兩兄弟得平半負擔葬禮的開銷。不管是什麼樣的內容，這些文書都是由代筆人書寫的，而且寫得很不規範。很明顯，在上面簽字畫押的農民們都是些文盲。
清朝在1911年垮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不過，鄉下的變化微乎其微，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戰爭時期，北方的情勢尤為糟糕，這在魏家保留下來的契約中也得到了反映。在所有的契約中，寫得最不規範的那份文件從1946年開始生效，簽字的人名叫魏明月，也就是攪屎棍的父親,因為財務危機，他答應把一塊土地典押給他的一個堂兄，換回大約六升包谷。契約上說：「次年，小春作物收割，退回抵押物，土地收回。」得到土地的堂兄名叫魏有坦，也就是魏子淇的祖父。在村子裡，鄰居之間的緊張關係通常具有很深的根源，儘管很多細節已經消失在沒有記錄下來的歷史迷霧中。魏子淇讀不懂那些用繁體字寫成的契約合同，直到我讀給他聽，他才知道了典押土地這件事兒。當我問起他跟「攪屎棍」的關係時，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話：「很複雜。」不管怎麼說，那些古舊的合同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貧困狀態。魏子淇的祖父有足夠多的穀物，能夠從攪屎棍的父親手裡把土地典押過來，但他的那點穀物又不夠維持一個健康家庭的所需。1946年那份合同生效後兩年，傻子出生了，他就是糧食不夠吃所造成的弱智犧牲品。
當時，共產黨已經在華北掌握了政權。他們在陝西黃土高原的貧瘠山區裡建立起根據地，支援他們的核心力量則是那些一窮二白的貧苦農民。毛澤東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權分給那些真正從事耕種的農民們，從而結束地主佔有土地的封建制度。共產黨在獲取全國政權之後，以極快的速度推行了這項改革。這種做法非常管用，以至於他們絲毫不擔心會遇到暴力對抗：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被無情地鎮壓的地主成千上萬。佃農們分到了田地，五千萬個家庭——絕大多數都是極度貧困的家庭，一夜之間獲得了土地所有權。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之前從來沒有合理合法地得到過土地所有權，很多人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在魏家保留下來的契約中，這一標誌性的歷史巨變出現在1949年9月——就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個月——簽署的一份文件裡面。這份合同裝裱得十分漂亮：邊框上裝飾的是籽粒飽滿的玉米棒子，下緣畫著農民們沐浴著陽光正在耕種和收割的場景，頂部畫的是毛澤東像。合同說，魏家一共五口人，分得了七塊田地。地塊的面積都用小寫數字列了出來：1.2畝、0.7畝、0.3畝、0.3畝、0.1畝、0.1畝、0.15畝。對這個大家庭來說，這些地加起來不到三畝，但比魏家以往所擁有的土地還是多了很多。其中一個地塊原來屬於攪屎棍的父親——很顯然，他沒能贖回典押出去的那塊土地——但對於其他地塊原來的所有權卻沒有提及。魏子淇告訴我，那些地塊曾經是當地的大地主閆家的土地，儘管他並不知道這家人後來的命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被鬥爭了，」他模稜兩可地說了這麼一句，就沒了下文。他的父親從來沒有跟他講過這些往事。
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第一輪土地改革運動馬上收到了效果。這種新型的土地所有權調動了農民們辛勤勞動的積極性，20世紀50年代初，全國的農產量增加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了。不過，這兩個方面的上升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因為毛澤東主張要把那場革命繼續深化下去，20世紀50年代的後幾年，他要求把農村的土地重新組織在一起，而這一次是交給人民公社。農民們失去了他們剛剛獲得的土地所有權，隨之一同失去的，還有個人獲利的權利。什麼東西都得大家分享——田地、勞力，收成——於是，產量變得極其低下，1958年至1961年的大躍進中，毛澤東向農民們發出指示，要求他們為工業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要求人民公社完成一定的鋼鐵產量。結果，農民們把農具和炊具都扔進了高爐進行熔煉。在很多地方，人們把種莊稼的事情放在了一邊，於是，一場大饑荒橫掃中國農村，餓死了很多人。
對於這一段往事，魏子淇的父親也從來沒有說起過。跟大多數農村人一樣，他不願意在那些並不令人愉快的記憶裡徘徊不前。因此，他們家收集的那些契約文書在人民公社時代便基本上停止了。對於搞大集體的開始，從他們家的契約合同上看不出來。從1961年以後，也就再沒有留下什麼合同了。那一年，大躍進被徹底地畫上了句號。之後，人民公社制度依舊存在著。如果魏家還簽訂了什麼合同的話,他們家也沒有保留下來。留下來的文書只有一件：一份早已過期作廢的工分卡，很可能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使用過這玩意兒。卡上標明，「魏明雲的妻子」在7月份為人民公社投入了多少個勞動日，那位婦女甚至沒能夠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男性為主的集體勞動中，這樣的細節無關緊要。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沒能夠很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不能有個人利益，農民們普遍缺乏勞動積極性，這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農村地區十分普遍的貧困狀態。當時正值魏子淇的童年時代，他經常要吃摻了榆樹皮的麵條。
1978年，鄧小平主政後，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種形式將土地所有權賦予個人。可是，這個問題極度敏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尤其是在農村，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於承認革命失敗。於是，官員們發明了一種東西，叫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們跟村委會簽約，獲得土地使用權，條件是每年上繳一定的現金或者收成，然後,農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餘。這實際上是共產黨革命之前的佃農制的一種變體，差別只是現在的國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這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很快就證明了它的好處。每個人的熱情又回到了田地裡，1979年至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人增長了百分之十一。實際上，在這一段時間，城市人被落在了後邊，至少從相對意義上來看是這樣的——這一時期，城市人均收人只增加了百分之八點七。不過，全國仍然是一種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和城市的政策制度各不相同，20世紀80年代中期，政府制定了有利於城市發展的政策，因為領導人想發展出口型經濟。他們改善了城市裡的基礎設施，建起了像深圳這樣的經濟特區，最重要的是，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修改了城市使用土地的有關法律法規。在城市裡，所有的土地從技術層面來說都屬於政府，但個人被賦予了買賣住宅的權利。他們不能擁有土地，卻可以擁有附著在上面的樓房，他們可以把樓房或者房子自由出售、出租，或者用於抵押等，這一變化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它有助於刺激新興中產階級的迅速發展。目前，在中國的城市裡，每個人最值錢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住房。
這樣的改革在農村居民那裡一項也不適用。在鄉下，個人不能對他的耕地進行買賣或者抵押。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用來作為貸款的擔保。對他們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長期租用土地。不過，他們租用的土地依然屬於村集體組織。如果某個開發商來到某個城鎮，村民們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力。任何個人都無法反對出讓土地，或者協商到更高的售價。法律給城市和市鎮賦予了權力，他們可以憑藉著「公共利益」的名義，獲取城市周邊的任意一片土地。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城市用地可以任意擴大。當各個城市把這些耕地購買過來的時候，他們支付的是被人為地壓得很低的固定價格。這樣的買賣行為都是由村委會進行的，他們本應該賠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他們中存在的腐敗行為常常把這些資金吸得一乾二淨，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城市面積的迅速擴張，這樣的掠地行為十分常見——據估計，從1990年至2002年，全國失去土地的農民總數達到了六千六百萬。農村的制度新舊結合，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並存。革命成功半個世紀之後，農村的土地改革已經取得了成效，只不過跟當初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馳。
一段時間以來，政府已經釆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農村地區的狀況。他們開展了道路修建運動，不再收繳公糧和農業稅。但土地法依然是最根本的問題，何況還有那麼巨大的人口數量。2005年，根據政府所作的調查，農業人口依然多達八億，農村戶均人口數為四點五五人，耕種的土地不足六畝。在西方人看來，這點土地微不足道，但它足夠養活一個中國家庭，還有盈餘用於出售，因為很多人外出打工，土地應該進行整合才對。但那些人即便離開了村子，依然會牢牢地保留著自己的用地權。沒有更好的辦法——畢竟，他們又不能出賣這些土地。他們通常把土地借給自己的親戚或者鄰居耕種，而這些人在耕種借來的土地的時候，投入的熱情比自己的土地少了很多。當我來到三岔的時候，我租住的那所房子依舊屬於已經搬到懷柔居住的那對年輕夫婦。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他們不能夠出售那所房子，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長期租用，可這樣的協議沒有任何法律效力，這純粹靠的是關係——只要我跟魏家人搞好關係，我就可以信任這份合同，但這份合同在法庭上一點用處也沒有。從我這個角度看來，這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它對這個村子來說可能更不利。我不可能會把這樣的財產進行改建增值，而那對年輕的夫婦則永遠也不可能拿到買賣房屋的錢。
在三岔這樣的地方，實權掌握在共產黨員的手中。當我來到這個村子的時候，一共有十七名黨員，這些領導幹部要對所有重要的事項拿主意。他們要解決土地爭端，負責管理公共基金，選舉黨的支部書記——就是當地職位最高的幹部。他們管理著當地所有的黨員：沒有他們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加入進去。他們要召開會議，討論各種各樣的主題事務——我和瞇瞇搬到三岔居住之後，當地的黨員聚在一起開會，就我們到來這個問題進行討論。我是後來才知道這件事情的，有人跟我講，他們在是否允許我們住在三岔村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我知道是誰帶頭反對我們在三岔居住：攪屎棍也是一名黨員。
不過，影響力最大的人是黨支部書記，她名叫劉繡瑩(音譯)。劉繡瑩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女人之一，出生在這個村子，最終也定居在這個村子裡而沒有嫁出去。20世紀70年代，讀完中學之後，她離開三岔繼續讀書。在那個時候，這樣的機會十分難得。經過培訓，她最後當起了「赤腳醫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村人的醫療保健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這些人。他們服務的地方非常貧困，非常偏僻，很難享受到一般的醫療服務。劉繡瑩被分配回三岔工作，她在這裡結了婚，繼續種田。1998年，她被選為了黨支部書記，三年之後，她再次當選。全縣範圍內，總共只有五六個女性黨支部書記。在渤海鎮管轄的二十三個村子裡，她是唯一的女性黨支部書記。
抽像地看，劉繡瑩的身份極不尋常，但對她本人而言，這一點也不奇怪。她是個大個子女人，肩部很寬，一雙粗糙的大手佈滿老繭，她走起路來的時候，臉上帶著極強的自信。中國的婦女很少有這樣的外貌——如果出現在城市裡，簡直難以想像。城市裡的年輕女子被稱作「小姐」，在當下這個時代，多數小姐都已經養成了弱不禁風的身體狀況。她們的雙臂猶如脫粒用的連枷，雙腳好比壓模機；她們穿著一點也不實用的衣裝，踩著高跟鞋招搖過市，這一切都是為了引起別人的注意。在整個動物王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場景，比一個小姐奔跑著追趕出租車更具有震撼力。這很像孔雀王國的求偶之舞：到處都是華麗的羽毛，到處都是恣意閃亮的色彩，動作過多，顯見的目的卻很少。
然而，三岔的黨支部書記完全是另一種情形。只要她一動起來，事情總能得到解決，而且解決的速度極快。她跟當地的男人一樣幹農活，一樣參加村裡的道路修建工程。幹活兒的間歇，如果男人們喝酒打牌，她也會做同樣的事情。她已經四十好幾，滿頭黑髮剪得很短。她的面容長得很美，只是下巴有些寬大。她的個子不高，但她的頭總是高昂著。她的聲音沙啞，嗓門響亮——她每次接電話的時候，我都能夠從我的屋子裡聽出來這一點。每次我來到村子裡的時候，她都會跟我打招呼，只是方式上既有些友好，又有些生硬：「嘿！你來了？」不過，我知道她對我的到來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說，在三岔村黨支部會議上討論外國人這件事情的時候，至少是這個態度。她比攪屎棍要精明些，攪屎棍當時就耍起了手腕：他想把我們趕走，如果我們被批准在村子裡居住，那意味著他什麼也得不到。相反，黨支部書記盡量不作明確的表態——在中國，那樣做意味著她正在等著看事情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在三岔住了一年之後，為了表示一下善意，我和瞇瞇向村裡捐出了一千塊錢買水泥，專門用於維修那條通往外面的新路。
魏子淇跟這個女人的關係——用村民們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關係」——十分不確定。她丈夫也姓魏，跟魏子淇和攪屎棍是同一個曾曾祖父。魏子淇很佩服這個女人的能力，他告訴我，她在跟上頭的官員們打交道時特別有能耐。大多數村民也很佩服她的這種素質——他們覺得，在讓政府出資為村裡新建道路這事上，他們的支部書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過，我還是在魏子淇身上發現了一點點戒心。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慢慢地感覺到那實際上是一種跟對手暗暗較勁時才有的小心謹慎。毫無疑問，他們是村子裡面能力最強的兩個人。
魏子淇不是共產黨員。我剛剛認識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說，他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他比村子裡的領導年輕很多，他們大多數人都已是中年或者更老。魏嘉生病之後，魏子淇去懷柔拜訪了一個算命先生。他看了魏子淇的手掌，給他提了一條忠告：千萬不要碰政治這個東西。但是，在三岔這樣的小村子，純粹跟政治不搭邊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對於一個剛剛開始踏入商海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地方上的領導可以找到種種方法為難創業者，如果他想獲得貸款的話，那更是易如反掌。中國的農民不可以用他們的土地作為擔保物，他們需要村子裡的支持才能提出貸款申請。
在那天把傻子扔在鎮政府之前，魏子淇從來沒有直接挑釁過黨支部書記。申請補助是她的職責，魏子淇反覆提了多次，希望得到她的幫助，她都置之不理。他直接去找鎮政府，從而繞過了她的權威，相當於讓她在更高的官員面前丟了臉。2003年，補助下來了：每個月五十元。過春節的時候，政府送來了一桶食用油、五十斤麵粉、一袋大米，以示對殘疾人家庭的幫助和支持。
我們帶著傻子下山的時候，我起先覺得魏子淇只是關心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逐漸意識到，他已經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沒有地方幹部的支持，他一樣幹得成事兒。當我向他打聽村支部書記的反應時，他說她非常生氣，只是她對此完全無可奈何，因為法律站在魏子淇這一邊。他似乎對那女人的生氣感到很滿意。「村裡很多人都曾經面臨過這樣的處境，」他說，「只不過我走在了前頭，做了些事情。其他人都沒有那個膽量。她是有些不高興，但她終於知道了，我也是有辦法的人。」
村子裡有很多事情是魏子淇所不能控制的。同樣，他對他未來的顧客也一無所知。他跟北京那些中產階級基本上沒有什麼聯繫，他制定的那一系列計劃基本上都是憑空推測。但這個人在時機的把握上實在不能再好了，他碰巧在2003年春天把剛剛處在萌芽階段的生意擴大了，那一年恰好是汽車之年，也是中國汽車大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時期。
大發展體現在各個方面，彷彿諸多因素掐準時機全被搭配在了一起：基建項目、生產策略、顧客想法，甚至是神秘莫測的病毒等，自2003年開始，政府在農村地區啟動了一項為期兩年的建設工程，修建了近二十萬公里的鄉村道路。在這兩年時間裡，人民共和國在鄉村修建的瀝青和水泥道路超過了之前半個世紀的總和。與此同時，城市的消費模式也在發生變化。至於原因，有時候竟然有些莫名其妙。2003年春季，人們對於SARS病毒的驚恐橫掃全國，一連數周，大城市的人們躲開人群，拒乘公共交通工具。地鐵和公共汽車上空無一人，出租車也成了大家懷疑的目標。最終，這種疾病的危險性證明是被人為地誇大了許多，但它對中產階級的思維模式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人們學習開車的靈感被激發出來——2003年，近五十萬北京居民拿到了駕照，平均每天達到了一千三百人。
同時，汽車市場也正在經歷著一場變化。到2003年，豐田，尼桑、現代等汽車公司都開始在中國投產，而這些亞洲公司很快就產生了衝擊力。與此同時，中國的汽車廠也發展成為不可小視的競爭者。2003年6月，奇瑞公司——就是我曾經去考察過試車環節的那家公司——揭開了第一輛微型汽車的面紗，並取名為QQ。這輛車比迷你庫珀轎車還要袖珍——車的長度僅有三點六五米，發動機為零點八升。這款車型看起來跟通用公司原本計劃下半年在中國市場推出的雪佛蘭斯帕克幾乎一模一樣。實際上，這兩款車型如此相似，以至於車門都可以互換，在中國，各大公司快速仿製外國產品的現象十分普遍，不過，這事兒仍舊算得上是一個全新的轉折點：在原產品還沒有走向市場之前，奇瑞卻想方設法生產出了跟斯帕克幾乎一模一樣的東西。有人推測，奇瑞設法摘到了生產圖紙，也許是通過商業間諜的方式吧，但這一切誰也沒辦法證實。（通用公司提出的訴訟最後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結束了。）到了後來，比拚的便是價格。一輛全新的車售價為五萬元左右，比通用公司的轎車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對大多數消費者來說，這是一個並不難於作出的選擇。那一年，奇瑞公司的汽車銷量比2002年翻了一番。跟其他一些小廠一起，他們掀起了汽車市場的革命，汽車廠家不得不作出降價的決定。從2003年4月份開始，在十二個月的時間裡，汽車廠向各大經銷商提供的平均價格下降了百分之八點八。在2003年，中國的乘用轎車銷售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僅在北京一個城市，新上路行駛的汽車數量就達到了三十三萬九千三百三十四輛。
不可避免的是，這中間就有些車輛駛上了這條斷頭路的坡頂處。每到週末，來三岔的遊客多了起來，這引起了城裡面一些投資者的關注。一個北京商人鋪通了往黃花鎮那條步行老路的下半段，然後在三岔水庫邊上開了一家餐館和招待所。這是村子裡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餐館：一共有十幾張桌子，可以進行室外燒烤，一口大水塘裡養滿了虹鱒魚。周圍的環境出奇地漂亮——岩石砌成的圍牆高高地聳立著，水庫裡的水平和而寧靜——而且北京人很喜歡這一切，你會發現，只要他們一開車進入這個村子，臉上的壓力統統沒有了。如果他們沿著水庫再步行走上半個小時，就會來到馬玉發的家。他差不多是村子裡的隱士，至今一人獨居，還在用他那台滴答作響的鬧鐘。不過也有傳言，說有開發商想要開發那個地方。多年來，這個遠離北京、跟北京隔絕的村子一直在萎縮。而現在呢，城市生活的觸角開始悄悄地伸到了這個高高的峽谷裡來。
整個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都在不斷地忙碌著。下村新開的那家餐館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因為總有些懷舊的城市客人更喜歡吃傳統的農家飯——在真正的農民家裡吃農家飯，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如果能夠吃上一碗榆樹面，也許會帶給他們不一般的感覺。其實，他們平時所吃的虹鱒魚來自瑞士供貨商，最近幾年，這一外國物種已經被引入到了山溝裡的魚類養殖場，逐漸成了週末遊客們特定要點的一道菜：實際上，農民開的所有餐館都在招牌上寫上了「虹鱒魚」這幾個字。這一全新的中式美食包含了很多技術移植和技術虛構。在北京，那些上層人士喜歡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餐館享用所謂的「地道」美食：雲南餐廳、福建餐廳，貴州餐廳比比皆是，如果你把他們供應的菜餚拿回到它們的發源地的話，很可能連那些本地人都要被弄糊塗。首都的四川飯店出售的飯菜，是我在四川生活的兩年時間內都沒有吃到過的。不過，在一個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國家，出現這樣的現象十分自然：市場需要新傳統，即使這樣的新傳統就是農村的簡單樸實也行。小時候，魏子淇從來沒有看到過虹鱒魚，這玩意兒跟布谷鳥報時鐘一樣，都不是本地產品。
大卡車載著虹鱒魚開進了群山之間，然後分頭送到了像魏子淇這樣的小企業家的家門口。魏子淇自己修了個水池，在池壁抹上了水泥，灌滿了山泉水，虹鱒魚在裡面的表現比他之前養過的水蛭絕對好多了。他把烤魚的價格定在每條三十元這個檔次上。在新修建的廚房裡，曹春梅主要負責備菜，她要做大量的工作：西紅柿炒雞蛋，青椒炒豬肉，烙煎餅，等等。她是個非常優秀的廚師，常常引來很多回頭客。
2003年，從務農轉為經商之後，這家人的收入超過了三萬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這一切看來，只需等著生意越來越好就是了。到那年的仲夏時節，他們有了很多回頭客。然而，曹春梅卻顯出了疲態，魏子淇好像也焦慮不安。起初，他只是在結識新朋友或者招呼客人的時候偶爾抽支紅梅煙，可現在竟然靠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來緩解壓力。到了晚上，他總是喝酒喝到很晚才睡覺。有時候，彷彿是來此度週末的城市人拋在這裡的壓力和緊張統統鑽進了這個男人的心裡。「壓力太大了，」我問他到底哪兒不對勁，他總是這麼回答我，「隨時隨地都讓我感到很緊張。」
我對他說，要開心些——多年來，他一直夢想著自己開一家公司，而現在事情終於有了良好的開端。但他總是不斷地擔心錢的問題。那些錢都是他從家人那裡借來的：他從自己的親戚那裡借了一萬兩千多，從曹春梅大姐那裡借了八千多。我之前答應他，可以提前支付幾年的房屋租金，這樣我也可以長期安心地使用那套房子。但是嚴格說來，那筆錢也不能歸他所有。房子是他侄兒的，那無異於又是一筆家庭債務：數量為兩萬元左右。他已經把那些錢全部花在了翻修上面，現在又打算在下一年修幾間客房，因此，他準備申請銀行貸款。
在中國，個人還沒有形成信用消費的習慣，欠債會讓人感覺很不舒服。信用卡並不常見，更不用說銀行貸款了。2003年，那些新湧現出來的汽車買主絕大多數支付的都是現金：申請貸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在買一件大東西之前，大多數中國人都要為此存上多年的錢。如果需要籌資，他們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幫忙。這樣做的結果，是形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關係，而魏子淇把這一切都玩了個遍：村子裡的政治問題，懷柔商業開闢的新疆域，以及複雜的家庭債務。一年前，當他的兒子生命遭遇危險時，魏子淇看上去內心十分平靜。不過，他對那樣的體驗早做好了心理準備，在三岔，每個人都在貧困中長大成人，他們都知道跟病魔作鬥爭意味著什麼。要獲得成功沒有那麼容易——作為一個創業人，魏子淇一腳踏進的是未知領域。
那年夏天，魏嘉滿六歲。為了過好生日，他的父母給他做了一碗很特別的煎蛋方便麵。吃方便麵是一種難得的待遇，因為小男孩幾乎從來沒有吃過袋裝食品。每過一段時間，他的父母會帶著他到北京做血液跟蹤檢測，回來的時候就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他現在個頭大了一些，慢慢地長出了他父親那樣的桶狀胸脯。有時候，會安排他做一些家務活，例如打掃曬壩的清潔衛生等。這個時候，他也學會了像其他人那樣對傻子不理不睬。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魏嘉有時會跟這個殘障大人玩耍，跟他一起做鬼臉亂比劃。可沒過多久，他就發現，這個人有些不對勁。現在，傻子終於徹底孤獨了——村子裡最後一個小孩一旦長大成人，就再也沒有人會把他當成正常人對待了。
夏季接近尾聲，魏嘉的父母開始為他上學做準備工作。他基本沒上過幼兒園，而去年那一年的學算是白上了，因為當時的情況實在是太糟糕了。今年，魏嘉要到十公里外的沙峪村上一年級，跟其他孩子一起在學校同吃同住。那之前的最後幾個星期，小男孩的父母開始讓他練習一個人單獨睡覺。跟許許多多的農村家庭一樣，一家人通常是晚上一起睡在炕上，但他們現在強迫魏嘉一個人到廂房的床上睡覺。頭幾天晚上，他總是抱怨說睡不好覺，但到了月末的時候，就已經習慣了。
魏嘉上學前的那個星期，我租了一輛捷達轎車開到村子裡。我提出，要送魏嘉和曹春梅到下面的山窪裡去報名，她說報名時間要麼是星期天，要麼是星期一。「他們還沒有來通知，」她這樣解釋道。她說的是三岔每天都要進行宣傳的廣播系統。
「村裡沒有別的小孩兒要上一年級，對吧？」我問道。
「沒有，」她回答道，「只有他一個。」
「如果只有他一個小孩兒，你敢保證他們還會來通知嗎？」
「他們也要通知，」她回答道。
我在想，是不是應該打個電話試試看，但這就是鄉下人的生活方式：等著信息降臨到頭上。的確，非常精確，星期五下午，村裡的大喇叭響了起來。一個女人顫抖的聲音響徹溝谷，迴盪在山崖之間，飄蕩在高高的山峰之間，提醒有關各方注意以下事項：
請注意！
所有上一年級的孩子務必在星期天早上八點鐘到沙峪小學報名！請注意！
所有上一年級的孩子務必在星期夭早上八點鐘到沙峪小學報名！請注意！
所有上一年級的孩子務必在……
星期天一大早，村裡所有上一年級的孩子都到校報到了，曹春梅坐在捷達轎車的前排位置上，孩子坐在她的膝蓋上。魏子淇留在了三岔村，因為那天下午他要接待客人。頭天晚上，魏嘉洗了個澡，自己找了身乾淨衣服穿上。他穿了一條藍褲子，與之搭配的那件T恤衫上畫著一隻卡通貓咪，用英語寫著「機智敏捷」幾個字。他背上背的還是上幼兒園用過的那只米老鼠背包。
「還記得去年發生的事情嗎？」曹春梅問道。
「記得」魏嘉回答道。
「還哭不哭？」
「不了。」
「今年不要再哭了啊，」她告誡他，「你現在上一年級了哦。如果你再哭鼻子，我要打你的嘴巴。」
魏嘉笑了笑，這個對話接連幾天都在進行著。我們的車往溝谷裡行駛的時候，他往前趴著身子。又到了收穫核桃的季節，車子遇到的幾十個人都拿著長棍子。那真是一個美麗的清晨啊——空氣清新而暖和，太陽在東邊的山脊噴薄而出。一路上，到處都是穿戴整潔的小孩子，他們背著新書包，往沙峪村的方向走去。我們的第一站是宿舍，魏嘉在這裡登記住了進去。他被分配在第四號房間，住二號床。一共有八張床：粗糙的金屬架子上鋪了幾塊木板，木板上面墊了一層薄薄的床墊。窗子上釘著護欄。一看見這些軍事化的宿舍，我的心就沉了一下，但小男孩似乎不為所動。讓他很高興的是，他分到了一把打開鐵質儲物櫃的鑰匙。
我們還沒有見到他的同學，因為所有的孩子都聚在學校的院壩裡報名登記。我們三個人朝著那個方向走了過去，就在我們走到學校門口的時候，曹春梅停下了腳步。「現在，你遇到那麼多人，再也不會覺得吃驚了，對吧？」
「不了，」魏嘉回答道。
「跟去年不一樣了，對吧？」
「不一樣。」
進了學校院壩，一個姓楊的老師正在把一年級的小孩兒分成兩行：一行站男孩兒，一行站女孩兒。孩子們都很安靜——老師在下指令的時候，他們都專心致志地聽著。沿著那兩行隊伍，她慢慢地穿梭著，跟每一個孩子打一聲招呼，最後，她走到了魏嘉的面前。「早上好，你叫什麼名字？」楊老師問道。
「魏嘉，」他回答道。然後他用英語說了一句：「Good morning, teacher！(老師，早上好！)」
「很好！」她用漢語說道，「誰教你的？」
「魔鬼叔叔教我的，」他回答道。
「誰？」
「魔鬼叔叔！」小男孩兒一臉嚴肅，楊老師禁不住笑了起來。就這樣，我們把他留在了學校，他在學校的院壩裡跟其他學生站成一行，他也是一年級學生中最小的一個。
開學後的六個星期裡，魏嘉因為英語學得早，舉止文雅，不願意老老實實地坐著而在班上顯得非常出眾。在中國的課堂上，小組是完成任務的基礎，每一個小孩子通常都知道自己在這個組織中間所處的位置。有些小孩子會正式獲得任命擔任一些職務：家庭作業組長負責收齊家庭作業，紀律委員負責向老師報告同學們的壞習慣，班長負責協助老師管理同學們。每一間寢室有一個室長和副室長，每天負責寢室衛生的打掃。同學間的紀律至關重要——表現不好的小孩子常常要被當著同學們的面罰站，而其他同學則要協助老師批評有錯的一方。一開始，魏嘉對這一切似乎都不以為然。因為沒有上過幼兒園，他對學校的行為規範沒什麼概念。他時常冒冒失失地插嘴，或者在上課時間玩鉛筆。他有時候忘了學校佈置的任務，忘了家庭作業。有時候他會在上課時間在教室裡踱步。一天早上，全體學生都在室外集合聽校長講話，跟往常一樣，要求孩於們立正站好——膝蓋靠緊、抬頭、雙手緊貼褲縫。所有孩子都照著命令倣了，只有一個孩子例外：魏嘉。他覺得校長的講話十分枯燥乏味，競然蹲下身去玩起了地上的石子。
這些違規之舉，連同其他同學的一些違規之舉，在第一次家長會上都被老師提到了。在中國的學校裡，這樣的會議常常是以集體的形式舉行的：所有的家長同時參加會議，老師對每一個學生的行為表現——總結的時候，所有的家長都得一同聽著。好學生會受到表揚，壞學生則會受到批評。參加會議的家長之間的社會交際，跟孩子們在班上的社會交際一模一樣：根據所在小組的權力而定。最丟臉的事情，莫過於在學校當眾聽見自己的孩子表現不好之類的話。而表現不好的受到的關注往往是最多的。在沙峪小學召開的第一次家長會上，有幾個孩子表現出眾，從而成為了大家討論的話題。張彥喜歡以大欺小，王偉愛講笑話，李曉梅是她們宿舍的流尿狗。（「她在家裡都不這樣啊！」後來的幾次會上，總會對這壞孩子喋喋不休地進行批評，她的媽這樣說道。）而魏嘉呢——喜歡開小差，在教室裡踱步，還當著校長的面玩石子。孩子的父親被逼著聽老師講述這一系列違規之舉，描述的細節是那樣令人痛苦。然後，他就回了三岔。
那天晚上，我跟那家人在一起吃飯。吃飯的過程中，魏子淇一言不發，吃得很快，誰也不看。他的脾氣很急，一言不發之後，往往是雷霆爆發——那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死寂。沒有人比魏嘉更瞭解他爸爸的這種如天氣一般複雜多變的脾氣，因此，他只能裝作什麼也沒有看出來。吃完飯後，他坐在炕上看起了連環畫。他父親瞪著他看了足足五分鐘之久，就在這當兒，我發現那孩子也在用眼角看著他父親的舉動。終於，魏子琪說話了。
「你在幹什麼？」
「看書，」魏嘉回答道。
「你的家庭作業呢？」
「在書包裡。」
「去拿出來，馬上。」
總體而言，六歲大的小孩子並不能天然地適應寄宿制學校的要求，而魏嘉的紀律性尤其比較差。通常，我會在星期五下午前往村子的路上順道去接他，而我總要提醒他，千萬記得把需要的書本都帶回來。但是，每個星期五晚上，回到三岔之後，他從米老鼠書包裡取出來的東西總令人迷惑不解。魏嘉會像一個魔術師那樣打開他的書包，裡面什麼東西都可能會有，這其中的招數連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今天晚上，他變戲法一般拿出四本課本，幾支鉛筆，以及幾頁皺得皺巴巴的紙片。他的父親抓起其中一頁紙片。
「這是什麼？這就是你的家庭作業？！撕成這個樣子，你怎麼做家庭作業？「
魏嘉低頭看著炕。
「你的數學書暱？」
小男孩滿懷希望地看了看米老鼠書包裡面，可它空空如也——今晚上玩不成魔術了。
「你的數學書哪裡去了？」
「我忘了，」魏嘉怯聲說道。
「沒有書，怎麼做家庭作業？」魏子淇的聲音變得更嚴厲了。「你知道楊老師今天怎麼說的嗎？她說你老是忘記家庭作業。上課也不專心聽講！如果你不好好學習，今後怎麼辦？」
小男孩掃了一眼那本連環畫，可他的父親一把就搶了過去。「她還說，校長的講話你也不專心聽！其他小孩都在那裡站得好好的，可你竟然蹲下去了。你究竟是怎麼了？看著我！」
可小孩根本不看他。他緊緊地閉著嘴巴，直到魏子淇伸出手去，狠狠地扇了他一個耳光，一下子，小男孩淚如泉湧。「你要聽楊老師的話！」魏子淇吼叫道，「她還說，你在教室裡走來走去，全憑著性子來，你不可以那麼做，她還說了，你沒把飯吃完。」
曹春梅也說話了：「你知道嗎，如果你不好好吃飯，會怎麼樣？你會又生病的。你還想去醫院住院嗎？」
突然，魏子琪伸出手去，把小男孩的褲管拉到了膝蓋之上，露出了他的雙腿。「如果又有了淤青怎麼辦？」魏子淇高聲說道，「如果又遇到那種情況，我們怎麼辦？」
曹春梅過去查看了小男孩的腿「你要好好吃飯，不然會生病的！」父母的聲音變成了厲聲尖叫，甚至有些驚慌失措。不過，突然之間，他們變得溫柔起來，一起查看著孩子雙腿上的淤青。那情形好像是去年那場危機中未能言明的恐懼感又死灰復燃似的，他們在炕上擠成一團。小男孩哭了——他仰著頭，嚎啕大哭。
曹春梅比她的丈夫更擔心，魏子淇的生活理念基本上是一種實用主義，他所關心的是那些有形的威脅：貸款的重擔，村裡的政治，兒子的健康和教育等。對於剛剛經商，他感受到了一些壓力，但他有信心，只要努力工作，肯定會有結果。他把那些顧客照看得很好——這是他從那些城市老鄉身上得到的提示。只要去懷柔，他就會穿戴整齊，但在家裡的時候，依舊一身農民打扮，他覺得，這正是他的顧客們希望看到的東西：誰都不會為了看模仿城市人的農民而跑到鄉下來。魏子淇在三岔和懷柔這兩方面的需要之間不斷地轉換著，而且他把這兩個角色玩得很熟很轉。
然而，對曹春梅來說，跟外界打交道卻多有不適。她生活的圈子是在三岔，主要負責廚房的活計。籌資、採購都不是她的職責，因此，她不大有獨自前往懷柔或者北京的機會。相反，是城裡人主動找上門來，而這樣的交際卻常常令她感到難堪。一次，北京來的一個遊客很好奇，想看看鄉下人是怎麼進行烹飪的，便閒逛到了廚房，這城市來的女人突然脫口而出："你的手好黑好髒哦！」她說這話本來沒有惡意，可曹春梅卻覺得非常尷尬。後來，只要有客人光臨，她就會洗手。她的穿著也好看了很多——她去買了一條新的絲質裙子，上綴閃光飾片，經常用於週末穿著。
她的變化跟魏子淇不一樣。他的變換體現出更多的計劃性，變換服裝和抽煙都不是因為害羞，而是因為對做生意有幫助。在一定程度上，他對於生在農村這樣的事實頗感坦然——畢竟，這正是他那家餐館吸引人的地方。在三岔，曹春梅卻並沒有完全覺得自由自在過，她至此方才明白，即便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會超過這個村子本身。
多年來，她一直在尋找跟外界更有意義的一種聯繫方式，三岔的年輕人經常會有同樣的想法，親戚和朋友都相繼搬離了這個地方，生活起來自然有一定的難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劇減少，留著沒走的人往往愛在鄉鄰之間搬弄是非，散佈謠言。
說到宗教，中國人也還是非常實用主義的——他們也許具有信奉的慾望，可一旦遭遇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就沒有幾個人會繼續堅持那沒有結果的信仰了。人們信奉宗教的衝動，更多的是同尋求共同體有關。在中國，急劇的變化讓很多人感到內心空虛，他們覺得共產主義很遙遠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則給社會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追求財富的新思想則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讓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著跟他人建立一種更有意義的聯繫。很多人轉而信奉宗教，倒並不一定是他們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種私人聯繫，而是因為他們想借此與鄰居和朋友分享與共擔。
到2003年，魏家的生意逐漸走上正軌。那段時間裡，尤其是在他們家的生意吸引了更多的遊客來到三岔之後，她對各種新思想一直持謹慎態度。一個週末，她聽到一群北京來的遊客正在談論佛教。那是一群中產階級人士，常常鄙視農村人，但曹春梅在這群人身上發現了與眾不同的地方。他們對她很尊敬，他們的談話也對她產生了吸引力。「他們談話的時候，老是提到『佛』這個字，」她後來對我說，「他們講述了各種各樣的情形，令他們感興趣的，是人遇到各種情形時應該怎樣反應的問題。每次，只要複雜的情況出現，他們都可以向佛祖求助。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對於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他們是有主張的。」
羞怯之下，曹春梅鼓起勇氣，向其中一個女子提了一個問題。「我問她，佛教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曹春梅回憶說，「我問她，佛教是不是幫她解決過具體的問題。她回答說，那都不是她信奉佛教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說，並不是因為她有具體的需求。它不可能那麼快就能幫你解決問題。但它能夠讓你明白，遇到不同的情形時，什麼才是正確的行為方式，而這一點要重要得多。」
曹春梅完全明白了那個女子的意思——她時常都能感受到一種慾望，比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瑣事深刻得多。那是她第一次感覺到，她跟她那些來自城市的客人有了一種聯繫。幾個星期之後，那位北京女子又來到了三岔。這一次，她帶來了兩本書：《三世因果經》和《地藏菩薩本願經》。曹春梅研讀了書裡邊的有關內容，她覺得那兩本經書讓她感覺平靜了許多。沒過多久，她在堂屋做了一個神龕。她靠牆放了一張桌子，在上面鋪了黃色綢布，然後擺放了兩尊塑像。一尊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一尊是財神爺。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點上幾炷香，然後擺上單數的貢品：三個橘子、五個蘋果、三杯白酒。在北方，尤其是生意人的家裡，這樣的神龕十分普遍。但在北京人的家裡卻並不多見。第一次看見那兩尊塑像的時候，我問曹春梅，那是誰給她擺放的。
「我自己，「她帶著自豪的語氣說道，「我從懷柔一家商店請回來的。」
接著——我在中國呆了很長時間，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不由自主的——我問，那兩尊塑像花了多少錢。曹春梅的語氣依然友好，但她糾正了我的說法，「像這樣的東西，我們不說『買』，」她說，「我們說『請』了兩尊塑像回來。我把它們請回家來，是因為他們會保佑我這個家庭。」
2004年是三岔的建設之年。現代中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農曆新年是以十二生肖來命名的，有猴有雞還有狗，不過對大多數人來說，最重要的東西還在於發展。馬年——也就是2002年——被三岔人記住了，因為那年鋪好了路。羊年是汽車年。猴年是建設之年。跟黃道吉日這個老掉牙的東西有所不同，從修路到買車再到建設，這樣的現代步伐一點神秘感都沒有。沿著新修建的公路，新車給三岔村帶來更多的人氣創造了條件，當然同時也帶來了鈔票，人們可以用它來搞建設。村子裡也出現了新的聲音——一整年，村子裡都迴盪著錘子的敲擊聲，以及鑽頭和鋸子的絲絲聲。
跟三岔的經濟發展一樣，這一次的建設工作也是由魏子淇發起的。首先，他把房子的內牆粉刷了一下，接著又建了一個小招待所。招待所是他自己設計的，那是一棟不算太高的水泥建築物，共有五六間客房，整個建設工程都是由他自己主持。至於勞力，他僱請了幾個鄰居，還有幾個近親，酬勞是每天二十五元。對三岔所有的建設工程來說，不管公家的還是私人的，這都是標準酬勞。在中國的農村，人們一般會在本地從事這樣的勞務活動，因此，政府於2003年和2004年發起的道路修建工程才顯得如此重要。那項工程既為鄉村地區改善了交通條件，也為無事可幹的農民們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機會。
在三岔地區，政府甚至委託當地人修建了一段現代版的萬里長城。縣裡面的領導們早已看出，北京的汽車大發展為北京以北的這些小村子帶來了大批遊客，而這些地區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明代遺址，在認識到這個微妙品牌所蘊含的機會之後，當地政府規定，所有居民點的道路兩旁都置上長城形的裝飾物。這些假長城用紅轉砌成，表面抹上水泥，被刷成了灰色。假長城上面有用線條刻飾出來的垛口，用以表示17世紀的那些石雕工藝。從防禦的觀點來看，這些障礙物所具有的價值很值得懷疑——高度只有八十公分，如果某個蒙古人在月黑之夜往南高速襲來，他的馬蹄也許會被卡在這新修的萬里長城上。不過，他們在修建這個東西的時候，倒是把汽車這玩意兒考慮了進去。這些新建的城牆往往沿道路兩側延伸開去，讓駕車人有一種駕駛在長城之巔的感覺。這樣的做法終於實現了人們在20世紀20年代的夢想，當時的《申報》曾經提過建議，將萬里長城改建成公路可以使「經商更容易」。
誠然，這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可以把錢裝進農民的口袋。每一個修建城牆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到二十五元的酬勞，而且三岔的村民們很樂意幹這個活兒。他們修建了新的長城，他們幫魏子淇翻修了房屋，建起了招待所，他們把那條鋪好的公路進行了修整。他們拿到手的酬勞一點點地累積增多，其他村民很快便開始對自己的房屋改造起來。那斷頭路旁的空地上，堆滿了建築材料——每次我開車到村子裡去的時候，都要把車停在一堆堆沙子和磚塊之間。有一陣子，我為不復存在的寧靜狀態而哀傷不已。從我來到村子的第一年至今，好像已經過去了很多年。那個時候，那條道路還是一條土路，我可以坐在桌子邊上一邊寫作，一邊聽著核桃林那邊傳來的沙沙風聲。那是2001年：寂靜無聲的最後一年。
不過，我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早就習慣了萬事都不可能一成不變的事實。於是，我做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在幹的事情：改造。我和瞇瞇總是覺得我們居住的房子應該和當地人保持在同一個水平，但到了2004年，這個標準已經改變了。我們在當地請了幾個工人，讓他們照著剛剛給魏子淇做過的模樣，給我們的房子做一下相同的內部裝修。魏子淇所作的裝修在村子裡算得上是最全面的了：新裝上了石膏天花板，木質紋理的油氈地板紙，牆壁變成了乾淨的白色，刷的是塗料，而不是看過的《人民日報》。村黨支部書記一看到這樣的裝修結果，便立刻委託幾個人，給自己的房子進行了同樣的裝飾和翻修——可沒打算落在魏子淇的後面。隨著時間推移，當地多數村民都學會了跟風而動，建築工人們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地找活兒干。跟他們之前修建一段段新長城和一個個新垛口時穩步推進一樣，他們給每一座房子都賦與了同樣的現代化標誌：石膏天花板、油氈地板紙、塗料粉刷的牆壁等。
也是在那一年，魏子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拿到了駕照。以往，魏子淇從來沒有說過要入黨的事情，懷柔的算命先生也曾經明確地警告過他，不要參與政治活動。在中國，即便是基層民眾的入黨資格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這跟美國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的政治派別可以接受任何人成為它的成員之一。中國共產黨需要申請者提出正式的申請，然後會召開一系列會議，進行一系列談話。只要認為不符合資格，申請人所在地的黨員便有權拒絕任何申請者。具有黨員資格的人數十分稀少：全中國上下，僅有七千萬登記在冊的正式黨員，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
2004年，三岔僅有十七名黨員，多數人已經超過了五十歲，三十歲以下的一個也沒有，積極上進的年輕人很少提出申請——這樣的年輕人早就全部離開了村子，結果，三岔的地方領導成了保守派，有幾個黨員甚至在接受最常見的新經濟要素方面都顯得十分遲緩，有幾個人還不識字。只有三個女人，每一個人的家裡都跟黨組織有或多或少的聯繫。黨支部書記的媽媽是解放前村裡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是她鼓勵她的女兒入了黨，並參與到當地的政治生活中來。第三個女性黨員嫁給了當地的一名官員。三岔村的黨員隊伍中，沒有一個人在正經的意義上經過商。當魏子淇提出申請的時候，他代表了某種全新的東西：他是村裡最年輕最有前途的成員，也是第一個創業成功的企業家。
對於自己的動機，他很少細說。在中國，人們對這樣的事情一般會選擇守口如瓶，你跟他人之間可以是多年的朋友，但卻可能從來沒交流過，他在黨內幹什麼事情。魏子淇的申請花了六個月時間，那期間，村裡召開了多次會議，對他進行反覆討論反覆評議。有時候，他要做自我批評——在中國，這是慣例之一。我問他，在這樣的場合，他都說了些什麼？
「我說，我參加勞動還不太積極，」他說。
「此話怎講？」
「遇到村裡面有活幹的時候，每個人都應該貢獻自己的力量。但我有時候參加這些勞動的步子還有些落後。我就是這樣做自我批評的。」
每當我問他為什麼要提出申請時，他的答案都是一樣的。「我想為國家多作貢獻，」他說，「我想為村裡面多作貢獻。這才是最好的方式。「只說到這裡就打住了——他從來沒有提到過自己的利益，不過我知道，他在村子裡的關係正在得到鞏固，地位的上升使他成了一個很敏感的人物。2004年，他的收入位列三岔村榜首，但他在生意上制定的計劃依舊顯得豪氣沖天。他還從中國農業銀行獲得了一筆兩萬五千元的貸款。跟所有農民要取得個人貸款的程序一樣，魏子淇的貸款申請也需要村子裡同意才行。我當時就猜測，魏子淇待定的黨員身份可能在此事上有一些幫助。後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沒遇到什麼阻力，只有三個黨員表示反對。攪屎棍是這一小撮人的頭兒，但魏子淇輕而易舉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多數支持票。2004年7月1日，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三週年的時候，魏子淇正式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
又過了五個月，他拿到了駕照。他一直等到秋天的收穫季節、旅遊旺季結束，才到離懷柔不遠的順義報名參加了駕駛課程培訓班。培訓費一點也不便宜——接近四千元——它的培訓過程竟然跟取得黨員資格一樣神秘。首先，在順義接受培訓的駕駛員完成每一個動作都要從二擋開始。在這一點上，教練的態度堅定不移。我問魏子淇，為什麼這一點顯得如此重要。
「二擋要費勁些，」他說，「教練說了，從二擋開始，可以讓我們對離合器掌握得更好。」
他拿到駕照不久後的一天，我租了一輛捷達轎車，開到村子裡。我到達之後半個小時，魏子淇來到我的房子裡，讓我把車挪動一下，因為有人要在那塊壩子上攪拌水泥。當時，因為村裡的建設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那塊壩子上隨時都有人在做事情。現在好像我每次開車過去的時候，都得為他們挪動車輛，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在三岔停車也會這麼麻煩。
那天早上，我正在伏案寫作，魏子淇便自告奮勇地要替我挪車。以往我曾經讓他開過幾次車，但都是在我的密切監控之下。他還不能一個人單獨駕駛，儘管他已經完成了五十八個小時的二擋起步培訓課程，不過，我覺得這一次應該沒有什麼大礙——我的車子只需要挪動幾厘米即可，我把車鑰匙交給了他，便繼續埋頭寫作。
半個小時後，魏子淇回來了。他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一句話也沒有說。然後，我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車子有點問題，」他一字一頓地說道，他依然帶著笑容，但那是中國人遇到難堪的事情，使勁擠出的那種笑容。只要看到這種笑容，我就會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什麼問題？」我問。
「我覺得你還是自己去看看吧。」
那塊壩子上，幾個村民圍在了轎車邊上，他們臉上也帶著笑容。前保險槓已經完全碰掉了，掉落在地上，在捷達轎車前部的鐵柵格上留下了一個大洞。那情形宛如小孩掉了三顆門牙，還要悄不自禁地開口大笑，為什麼每個人看起來都他媽的那麼高興呢？
「我沒注意到車子的前面，」魏子琪說。
「什麼意思？」
「像你這種有前置發動機廂的車子我開不大來，」他解釋道。「我們學習的時候，只開過解放牌大卡車。那前面是平的。」
我把車停在那塊壩子上的時候，讓車子跟壩子四周的假長城順向而停。魏子琪把車倒了一下，然後猛打方向。他沒有意識到，車子的前部會朝著相反的方向擺動，往那防禦工事猛掃過去。去年，當村民們修建這個袖珍長城的時候，我就覺得樣子十分滑稽可笑。可現在，我終於明白過來，從防禦的角度來說，它正好起到了一種作用。那垛口的高度恰到好處，可以把大眾捷達轎車的保險槓刮落在地。跪下身去，我檢查了一下那塊金屬物——沒希望，已經折彎了。 「
「你覺得租賃公司會怎麼說？」魏子淇問我。
「不知道，「我說，「我之前從來沒有這麼做過。」我還是在「首都汽車」的王先生手裡租車，之前，我從來沒有挑戰過他耐心的底線，儘管我已經探知過他耐心的深淵。實際上，我違背過他們公司制定的每一條規則：我把租來的車開到過土路上；我把車開進過乾涸的河床；我對桑塔納做過一些不能言說的事情。我歸還車子的時候，車門受過刮蹭，輪胎遭過損壞。把車開到內蒙古的時候，我還弄壞了汽車的啟動裝置。我跟他們簽訂過合同，答應車輛不開出北京市的範圍，但我把車徑直開到了黃土高原上。每次違反規則的時候，王先生總是笑喀喀地告訴我：「沒問題！」「你都是老顧客了，」他時常樂呵呵地跟我說這句話，他對我們之間的關係頗為自豪，這讓我很受感動，也讓我心頭覺得十分愧疚。我很難想像，還有比我更不合格的租車人。
現在，我將要歸還的車輛竟然沒有了前保險槓。魏子淇一個勁地說要賠錢給我，我則叫他不要想那麼多，在讓他動車之前，我本來應該把問題想得再清楚些的。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裡，那輛車——沒了保險槓的車——依舊停放在那塊壩子上，我則在思忖著怎樣才能回到北京城。我要離開村子回到北京的時候，魏子淇找來幾截舊鐵絲，把撞破的保險槓固定在它原來的位置上。上了高速公路，我把車開得很慢，只盼著那玩意兒不會掉落下來。回到北京，王先生看了車子之後，眼睛都睜圓了。「哇！」他問道，「怎麼搞的？」
「不是我搞的，」我說，「我讓別人開了一下車。很抱歉，我不應該那麼做。」於是，我給他描述了魏子淇經驗不足，不熟悉轎車車頭的情形。可王先生臉上充滿了迷惑的表情，我把這個話題扯得越開，他臉上的表情越迷惑。我意識到，如果我繼續給他解釋那些無關的細節——解放牌大卡車、順義駕校關於二擋起步的規矩、三岔村那些跟捷達轎車一樣高的長城——的話，王先生的頭可能都要爆炸了。末了，我只好把那事情的原委就此打住，提出賠他保險槓的錢。
「沒問題，」王先生笑著說，「沒問題！我們買了保險的！你只需要把這次事故的經過寫一個報告就行。你帶印章了嗎？」
在中國，印章也就是經過官方登記的公司大印。我單位登記的名字是「《紐約客》雜誌北京辦事處」，儘管公司實際上也就只有我一個人，再加上一大堆日常文書工作，我幾乎從來沒有使用過那枚印章，於是，我只好跟王先生說，印章放在家裡了。
「沒問題！」他說，「下次帶來就是了。」就在汽車租賃公司的辦公室裡，王先生打開一個抽屜，取出了一摞紙張。每一張紙上面除了一個紅色的印章，其餘全是空白。王先生在那一摞紙張裡翻找著，終於選中一份放在了我的面前。印章的文字是：「美中拖拉機協會。」
「這是怎麼回事？」我問道。
「沒關係，」他說，「這個單位出過事，但他們當時沒有公章，只好用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後來他們又拿著這張紙換了回去，你可以把報告寫在這張紙上面，下次來的時候，帶一張蓋了你們單位印章的白紙過來，這樣後面的人又可以使用了。懂了沒有？」
我沒懂——他只得把這事再三解釋了幾遍。最後，在我看來，也就是那被撞壞掉的保險槓——這不是我的過錯，某種程度上看起來也不是魏子淇的過錯，因為他沒想到這車子前面還有個車頭——卻要把賬算在美中拖拉機協會的頭上。「但你不要說是在鄉下出的事情，」王先生教導著我，「那樣的話，事情會很複雜。你就說是在我們這個停車場出的事情。」
我照著他的建議去做了——我寫的報告裡對於鄉下、解放牌大卡車、假長城這些事隻字未提。相反，我寫的是，我替美中拖拉機協會開車，在「首都汽車」的停車場裡把捷達轎車的保險槓給撞掉了。我在拖拉機協會蓋章的位置上簽下了我的中文名字。王先生笑了笑，點燃了一根香煙。我離開了王先生，他依舊坐在公司的那塊牌子下面：
顧客滿意率：90%
服務效率：97%
服務用語合格串：98%
服務態度滿意率：99%
四年之後，我感覺對三岔的熟悉程度，跟我對童年時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了。過去的十年間，我一直在各地不斷周遊，這也是一種遊牧生活。不過，大體而言，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三岔，我逐漸發現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我找到了自已的生活套路——我知道每一個季節，每一個日子裡，我能夠希冀些什麼。清晨時分，我一醒過來，聽到的是高音喇叭，然後便開始了一個上午的寫作活動；到了晚上，我就去跟魏家人一起吃飯，遇到天氣炎熱，我會在隱士家附近的水庫裡游游泳；到了冬季，我會做一些長途步行，接連翻過幾個山口。我對那些小路越來越熟悉，憑著步行，我參觀考察了附近的幾個市鎮：黃花、海字口、岔石口，四海、郭家灣等。那都是些顯得昏昏欲睡的小鎮，不過它們全都即將發生一些變化，就連最安寧的地方也已經新修建了餐館或者招待所。我發現，年復一年，那些小路越來越不好找。在過去，只有農民或者牽驢的小販才經常走那些小路。而現在，多數市鎮已經出現了公共汽車或者小轎車。再過幾十年，好多小路都會消失得蹤跡全無。
我在三岔呆的時間越長，就越喜歡鄉下的生活節奏，以及生活隨著季節的變換而出現的循環往復。目前，在中國的農村，總體的軌跡是在不斷衰退——這也正是我在北方駕車周遊的過程中所看到的。在那些行將消亡的小村子裡，我瞥見當地的生命正在一點點消亡。然而在三岔，我發現了不一樣的東西。前進的步伐已經邁出：每一年都會有一些新的重大變化，時常會有一種時光匆匆往前衝的感覺。不過，有規律的季節變換讓我不會感覺迷失。我喜歡在某些時候來到三岔——我喜歡四月杏花開放的那幾個星期，我喜歡農民們忙著收割的九月。我喜歡冬季裡平穩而安靜的日子，我喜歡開著車去那裡過春節，村民們呆到深夜，在自家的曬壩上燃放焰火。我已經學會將村子裡的時令變化記在心裡，確保自己在某些節假日和季節出現在村子裡。
2005年4月，清明節那天早晨，我和魏子淇五點三十分就起了床，爬上了他屋後的那座山頭。他帶了一隻籃子、一把鏟子，穿著草綠色的衣服，山下的溝谷裡，杏子樹正好開花，嫩葉在晨曦裡閃著微光。我們越往上爬，氣溫越低，嫩葉逐漸稀疏。等我們上到基地的時候，已經完全看不見嫩葉了。
那一年，只有七個村民掃了墓，幾個人亦步亦趨地在一個個墳頭填上新土，一邊懶洋洋地聊著墳墓裡到底埋著什麼人。
「那裡埋的是我的爺爺。」
「那才不是你爺爺呢！」
「我覺得是。」
「瞎說！那是你爸爸的大哥。」
他們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關係。也沒有相關細節——沒有具體的記憶附加到這些土塚上。隨著晨光慢饅地從東邊的山巒後漫射上來，我發現了一處火燒過的地塊，那肯定是有人在幾天前來這裡祭莫過。每年的這個時候，村裡的高音喇叭都會時不時地播放政府的通知，禁止大家以這種方式焚燒紙錢，但村民們對此置若罔聞。
其中一個墳墓在我們到來之前就被人祭掃過了。新鮮的泥土堆得很高，跟前擺放了三個紙花圈，上面寫著大大的「奠」字。旁邊的一棵楊樹上，掛著五六個白色墜飾。墳頭上插著一支蠟燭，上面寫著「長青」這兩個字。三岔的墳墓很少有如此精心的紀念物，這意昧著裡面埋葬的是一位新近的逝者。我問魏子琪，裡邊埋著的人是誰。
「魏名和。」他回答道，「也就是原來住在懷柔郊區的那個人，以往的清明節，他都要回來。幾年前，你還開車送過他。「
我想起來了：那個很友善的老頭，給自己父母的墳頭斟過白酒。那一年，他還跟我說，他在城裡頭的新家有很好的供暖系統，這讓他非常喜歡，我問魏子淇，老頭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去年。我記不清是哪一個月了。」
另一個人說了一句：「這是我們第一次來給他上墳。」
「去年，他還在給別人的墳頭填土，「另一個人說道，「今年，我們卻來給他的墳頭填土。」
我拿起一把鏟子，在那土堆上填了一點土。魏子淇拿起一沓冥幣，點了起來，火焰很快便舔舐了冥幣。燒完冥幣之後，另一個人點了一支紅梅香煙，插在了魏名和的墳頭上。那支香煙筆直地豎立著，頗像一根燃香。幾個人退後一步，看了看那個土塚。
「他實際上根本沒抽過紅梅煙。」
「對。貴得很啊。他原來一直都是抽墨菊。」
「現在根本買不到了。那個牌子在80年代很流行哦。」
那是人們提到的有關死者的第一個細節。幾個人靜靜地站了一陣，最後，魏子淇發了話。「好，」他說，「我們走吧。」
離去之前，其中一個人轉頭看了看。「那支香湮沒事吧？」
「沒事兒。」
一縷青煙飄搖著升到了空中。我們順著那條之字形小路，下到了溝谷裡，果園的地上灑滿了杏花的花瓣。回到村子，我們都聽到高音喇叭裡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墳燒紙的通知。時間是早上六點半，一行人放下籃子和鏟子，回到地裡幹起活來。接下來的兩個月時間裡，山鄉里活躍著人們在春季進行勞作的身影。
那一年，我向魏嘉許過諾，等他考試結束放暑假的時候，我會帶他進城。那天到來的時候，我到村子裡接他，他穿著短褲和T恤衫。他什麼東西也沒帶——沒有露營用的背包，也沒有上學用的背包。他沒帶換洗的衣服，沒帶牙刷，沒帶一分錢，他的媽媽正在給幾個客人準備飯菜，我問她小孩進城要不要帶點什麼東西在身上。
「不用，「她說，「反正他只去兩三天。」
在美國，哪怕只是帶著小孩到五個街區之外的地方，父母也會在小貨車裡塞滿東西。可在中國的農村，事情完全不一樣，我問曹春梅，有沒有什麼東西，小孩子不能吃。
「不讓他喝冷飲，「她說；「不要讓他吃冰激凌。他肯定會問你要，你不要給他就是了。」
根據中醫的理論，任何生冷的東西對胃都有傷害。
「讓他看我吃冰激凌可以嗎？」我問。
「那沒事兒，」曹笑著說。
我們到達北京之後，我帶著魏嘉察看了一下我的公寓。他被那些書籍驚呆了。
「這都是你寫的呀？」他問道。
書架上一共有一百多本書呢。「不，」我說，「那些書都是別人寫的。」
「全部都是嗎？」
「全部都是。」
「那幾本呢？」他指著桌子上那一堆雜誌問道。「那些是你寫的嗎？」
「也不是。」
魏嘉略有點失望,以往我們之間進行著類似對話的時候，他總是這個樣子。在村子裡，他經常來到我租住的房子裡，如果我正巧在看書，他總會問同一個問題：「那本書是你寫的嗎？」我只得跟他一遍遍解釋說，我只寫過一本書，目前正在寫第二本書，但他似乎總也弄不明白。怎麼要那麼長時間？如果不讀自己寫的書，那麼，當一個作家還有什麼意義？
小男孩是我遇到的最好接待的客人。他從來不抱怨這抱怨那;作為小孩子，一無所有也是他的優勢，因為那樣他就不會丟失什麼東西。城市裡的每一個細節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連那些非常糟糕的地方也是如此——擁擠的地鐵對他來說具有冒險性質，他喜歡身陷在擁堵的車流中，因為那讓他有了把車看夠的機會。我帶他到離公寓不遠的後海劃過船之後，他問我，大海是不是比那小湖泊大一點點。他非常喜歡坐出租車。從他的角度來看，城市生活的神奇之處正在於此：只要你一招手，好多好多紅色的車輛便立馬停在你的身邊。第二天，我就不得不看著他點，因為他喜歡自行其是地招呼出租車。我們到離公寓一個街區遠的地方，本來要步行過去，可他那小手不由自主地揚了起來，我只好告訴那位可憐的駕駛員，我們實際上哪兒也不想去，人們都搞不明白，我們兩人在搞什麼名堂。有時候，有些出租車司機會語氣微妙地問我們是什麼關係，因為魏嘉總會老實地告訴別人，我是他的叔叔。我們去北京城外的石景山遊樂場遊玩過，跟弗朗西斯和愛麗絲這兩個朋友在那兒玩了一天。弗朗西斯是中國人，是我一個朋友的老婆，愛麗絲則是我另一個美國朋友的女兒，這個小孩會說中文。跟魏嘉的年齡差不多一樣大。她長著一頭金髮，皮膚白得像個瓷娃娃。整個下午，我們一行人不斷地招致別人大量的目光——大家都摘不清楚我們這個混血家庭的複雜關係，人們一定在猜想，一個中國人和一個美國人生的孩子就是這個樣子：有可能很白，也有可能黑得像個農民。
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比薩餅，不知何故，比薩(pizza)是魏嘉在學校的英語課上學到的第一個英文單詞。他上一年級的時候，課本裡面有一篇課文，講了幾個小孩和一隻名叫莫奇的猴子一起去吃比薩餅的故事。為什麼是比薩餅？為什麼是猴子？為什麼名叫莫奇？這些都不是魏嘉關心的問題，一年到頭，他嘴裡面說出來的全是嘗一嘗比薩餅之類的話語。在北京，我們跟瞇昧在一家必勝客見了面，小男孩終於了了他的心願——接著他便發現了另一個英文單詞：力撫肚(奶酪)，在中國的農村，沒有人吃過那玩意兒，小男孩皺了皺眉頭，吐了出來。他刮去奶酪，吃起了麵包皮。幾年間，一起回北京成了每個暑假例行的公事。我們不停地乘坐出租車，重回那家遊樂場遊玩。但我們再也沒有吃過比薩餅——在魏嘉看來，那是猴子吃的東西。
魏嘉剛開始讀書的時候，本來可以不那麼不吉利的，整個幼兒園期間，他因為生病幾乎全程缺課，接下來那一年，父母參加的第一次家長會變成了對他的批鬥會。那次家長會上遭到批鬥的其他幾個孩子全都要繼續掙扎：流尿狗李曉梅一年級就因為考試不及格而輟了學，喜歡以大欺小的張彥在第二年遭遇了滑鐵盧，被要求重讀一遍二年級，只有魏嘉一帆風順——實際上，他在學業上的進步還不止於此。開會的時候，他的父親再也沒有感到羞愧過。而且到一年級結束的時候，小男孩的數學成績在班上考得最高。在其他功課上，他的成績也幾乎名列前茅。
每一學期，他都要把成績手冊拿回家裡，上面的第一部分是「小學生日常行為規範」，一共有二十條。第一條：「關心國家大事，尊敬國旗和國徽，會唱國歌。」第二條：「珍視集體榮譽，做負責任的團隊成員。」第三條說的是姿勢要端正。第五條才勉強說到學習問題。第六條要求學生「勤做眼保健操」。第十條迴盪著博羅尼斯式的老生常談：「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那上面提醒學生：要勤剪指甲，常洗澡，不隨地吐痰，不玩火，不在公路或鐵路上打鬧，遠離碼頭，謹防觸電，謹防溺水，尊重老人，在公共汽車上給孕婦讓座，保護文物古跡，愛惜勞動成果，遠離「封建迷信活動」，不大聲喧嘩，不做危險遊戲，整個列表中，只有一項跟學業直接相關。「不」這個字一共被使用了二十八次。
成績冊一共有三十多頁，評價的項目既有學科課程，也有身體狀況，還有品行表現。其中一頁的標題是「心理健康」。（二年級的時候，魏嘉的評價結論是性格樂觀，有自控能力，且「能適應環境」。）絕大多數分數或等級都是老師給的，不過，家長和同學也有評價的份兒。有一項甚至要求魏嘉進行自我評價，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未畫完全的人臉，要求學生根據自己的表現畫上嘴巴——笑臉、嚴肅、哭臉等。到二年級的時候，魏嘉已經找到了這部分的規律，在「生活有規律，能照顧自己」以及「能夠使用常見工具」這兩欄畫上了嚴肅的笑臉，在「參加集體公益勞動」這一欄畫了個非常嚴肅的嘴巴。在第五項——「尊重勞動成果」上，他畫了個大大的哭臉。
每學期，他們都要測試身體素質，並和全國平均值進行對比報告單上列出了孩子的身高、體重、胸圍、視力、聽力、肺活量(四年級的時候，一千四百毫升)魏嘉把成績冊拿回家來的時候，他的父親有時候會拿出捲尺，把那些數據復測一次。無一例外，小男孩在身體素質的每一項指標上都低於標準值。（根據成績手冊上的說明，四年級男生的肺活量應該是兩千一百二十三毫升。）
如果不是在最後一部分老師加了一段個性化評語的話，這份材料的恐怖性肯定不會減弱。二年級的時候，劉老師寫道：「大家都愛你。你的思維很敏捷，所有同學都很羨慕你。但只有跟辛勤勞動結合起來，你的聰明才能讓你進步，讓你考出高分。你不要讓其他人超過你喲，你要帶頭努力學習。加油！」
那正是中國教育制度的可取之處——人們表現出的關切出自真心實意，他們對學習的信奉根深蒂固。儘管工資很低，老師們普遍具有奉獻精神，儘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長們會盡量做好自己的分內事。在三岔村的歷史上，只有三個學生考上了大學，而魏嘉的父母誰也沒有讀到過高中一年級。然而，他們都覺得，他們的兒子會在飛速變化的社會中獲得機會，因此，他們逼著他去刻苦學習。這種思維在中國十分常見，孔廟也許早就蕩然無存，但重視教育的傳統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貧困的人也對書本有一種信奉之情——我幾乎從來沒有遇到過對自己孩子的讀書不抱希望的父母親。這跟美國有所不同，沒怎麼上過學的美面人不大鼓勵自己的孩子上學，有些社區幾乎已經說不上還有什麼正規的學校教育。
不過，如果中國學校教育的力量在於它的良苦用心的話，其弱點則存在於那些細節之中，我對魏嘉所要學習的那些東西簡直是迷惑不已——無關的事實和毫無系統性的知識，以最不可思議的方式雜合在一起，然後硬生生地填塞進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體裡。令人吃驚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國外。他有一本課本，名叫《小學奧林匹克讀本》，專門講述2008年北京奧運會所要舉行的各個體育項目。在中國的農村，在長城腳下，小孩子們要學習裸體希臘人摔跤的圖片，要瞭解名叫顧拜旦的法國人在1896年把奧運會重新引入歐洲的過程。還有一本書，名叫《環保與可持續發展》。這本書一定是某個用意良好的國外非政府組織（NGO）的傑作，它講述了五個「R」的理論——Reduce（減排）、Reevaluate（再評估）、Reuse (再利用)、Recycle(循環利用)、Rescue wildlife(挽救野生動物)——這幾個字翻譯過來之後韻味全無，五年級的學生有一本書，講解怎樣使用微軟的FrontPage。星期五，我到學校去接魏嘉，他告訴我，他剛剛學習了Google（谷歌）。「創辦者是美國的一對兄妹，」他說，「他們一起創業，後來成了富翁。」那就是中國的農村人杜撰出來的谷歌——也許不太精確，但至少符合每個家庭的價值觀。就在那個週末，我聽見魏嘉正在背誦《道德經》的開篇語：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自19世紀以來，中國的教育家們一直在新與舊、洋與中之間努力尋找著平衡點。在魏嘉就讀的這類學校，這場戰鬥依然在持續著。他們想方設法地囊括進一些新的課程，但卻沒有改革學習的基本策略以及課堂模式。所有的東西都圍繞著背誦和重複來進行——這正是中國教育制度的奠基石。形成這樣的傳統，部分原因在於那些漢字太難書寫，小孩子只有通過反覆抄寫的方式加以學習。在魏嘉所在的學校，學生們勤勤懇懇地練習筆畫的書寫。接著，他們便把這種學習策略應用到了所有科目的學習當中。對於數學來說，這種策略簡直是妙極了——他們的數學課本比美國同年級孩子的課本難多了。
不過，教授其他課程的時候，大家很少注意分析性和創造性，當我聽到魏嘉背誦《道德經》的時候，我問他那些句子是什麼意思，他竟然壓根就不知道。在作文課上，沒有誰鼓勵他們講故事，或者表達觀點。相反，他只是把那些詞語、成語抄過來抄過去，那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之一。週末，他在炕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把那些詞語抄了一遍又一遍：「細長細長」、 「軟綿綿」、 「甜絲絲」等，等到他終於開始寫長一點的作文的時候，佈置的家庭作業常常是：「以燈為題，寫一篇散文。」（一天晚上，我看見魏嘉正在為這個題目冥思苦想。他寫道：「我家的燈很亮」——接著，他瞪眼望著那張白紙，足有半個小時之久。)上地理課的時候，他從來沒有畫過地圖。很少有課程體現出個性化和情景化，整個世界都被拆解成了各種各樣的統計資料、數字和細節等。三年級的一個週末，他在回家之前，剛好學到了樂山大佛這篇課文。他把所有的細節都學了一遍：樂山在四川，佛像剛好七十一米高，大腳趾頭上可以坐四個孩子等等。我問魏嘉，四川在什麼地方。
「是在中國嗎？」他反問道。
「是呀，」我告訴他，「四川是一個省。你知道什麼是『省』嗎？」
他不知道，我問他，拉薩在哪個國家。
「美國。」
「舊金山在哪裡？」
「在中國。」
他的地理書上沒有幾幅地圖，而且每一幅圖都是一個樣子：中國的基本輪廓圖，沒有講述「省」或「市」，不講其他國家。歷史課的目標僅僅說明共產黨的偉大，已故的革命家們被拔高到了神的地步。我問魏嘉，是誰在領導當今這個國家，他回答道：「毛主席。」二年級的時候，跟每個孩子一樣，他加入了少先隊。全班做什麼活動都是一起，活動的重點常常是為了強調集體感。沒有任何根據能力水平進行的分組，沒有閱讀小組或者數學小組這回事兒。如果某個小孩表現出眾，他要學會等待；如果某個小孩落後掉隊，他只能恥辱地面對。表現不佳要被公開，舉止不當的小孩要被強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罰站，其他同學則幫著老師指出罰站小孩的缺點和不足。成績冊上常常有隨機挑選出的同學所寫的貶義評語。
二年級的時候，魏嘉拿回家的成績冊上有一段趙姓同學寫的評語。他寫道：「魏嘉，我希望你能把字寫好一點。」我問魏嘉，他給誰寫過評語，他歪著頭回憶著，
「忘了，」他說道，「我記不起來了。」
「你記得寫了些什麼話嗎？」
「記不得了。」
「你記得批評的是他的品行，還是他的學習嗎？」
「記不得了。」
他滿腦子都是否定性的話語，這些否定性的話語就像鴨子背上的水珠一樣自動灑出，而他看上去一點都沒有不安之處。跟所有中國小孩一樣，他很擅長進行自我批評。他知道哪些語言恰當，什麼語氣合適，哪種體態恰當：頭要低著，聲音要輕柔。某些目標批評起來非常容易——自我批評的標準版本是說自己沒努力學習，每一學期，在成績冊上自我評價那一部分，魏嘉都要在「勞動」這一欄畫上哭臉，
上三年級的時候，老師讓他當紀律委員。全班都是正在接受訓練的領導幹部：有班長、家庭作業委員、衛生委員等。我問魏嘉，紀律委員的職責有哪些。
「如果某個小孩欺負另一個小孩，或者打架，或者侮辱人，或講髒話，我就要扣分，要告訴老師。」
「扣多少分？」
「五分或者十分。」
「他們講的髒話有哪些？」
「混蛋，滾你媽的蛋，龜孫子，」魏嘉老實地回答道，「反正就是這些話。「
「你最多的一次扣了多少分？「
「記不得了。」
「誰最愛惹麻煩？」
「不知道，」
很明顯，他對這樣的話題不感興趣，不過，我還是試著又問了一句，「是王偉嗎？」我提到了魏嘉經常說起過的一個名字。「也許是吧，我也記不得了。」
「你還記得上次你處罰過的人是誰嗎？」
「記不得了。」
作為一個紀律委員，這樣的回答似乎太簡明扼要了些，根本沒辦法達到溝通和交流的目的，但我又能夠對誰加以評價呢？我是為數不多的人之一，沒有人叫我定期對魏嘉進行評價。不管怎麼說，外國人在見證另一種文化的早期教育時，總是最外行的，的確，那是一種文化的基礎——文化的全部都是從沙峪小學這樣的地方開始的。學生的課堂反映的是人們在街頭上的舉止，反映的是村委會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共產黨構建其權力結構的方式。有時候，這讓我感到有些沮喪。不過，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教育仍舊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學到的技能不一定為我所看重，但是毫無疑問，他是在為進入中國社會做著準備。
的確如此，他很喜歡上學讀書的日子。他跟他的同學在一起覺得很愉快，他的學習十分出色，他基本上從來沒有抱怨過什麼。他喜歡那間簡陋的學生寢室——窗子上釘著窗條，鐵架子上擺放著八張床墊，銹跡斑斑的散熱器在每年的11月15日之前冷如磐石。（跟學校所有的事情一樣，供熱也要嚴格地遵循時間進度表。）小孩子能夠適應一切，即便在最密切的集體組織中間，也總能發現個體的靈光一現。魏嘉的紅領巾從來沒有看起來順眼過，他打結的角度很有些莫名其妙，幾個布邊兒早就磨破了，他最喜歡的科目是英語——他似乎對自己比其他孩子早開始學英語、單詞也讀得準確些這個事實頗感得意。他說過，他長大了要麼當一個專職司機，要麼當一個計算機工程師。
星期五下午，我總會到學校接上他，然後一起回到三岔。在上村，基本上從來沒有過什麼車輛，我通常讓他坐在我的腿上，讓他操作著車輛行駛在盤山路上，星期一早上，他又會帶著我們到下面的溝谷，我從來沒有發現他的舉止有什麼差異，他會高高興興地回到學校裡去，一如他在週末的時候高高興興地離開學校回到家裡。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我把車停在寢室的外面等著接他，他問我想不想看一樣東西。他朝四周看了看，確認沒有人在看我們之後，掀開了墊子的一角，下面藏著幾樣寶貝：一張交換卡，上面印著卡通人物奧特曼，一把用折紙精心製作的玩具槍。一張折皺了的照片，上面的魏嘉穿著紅色練功服，呈立正姿勢站著。拍照片的那一天，他代表學校陪同日本貴賓進行了長城之旅。在我們查看過這些寶貝，魏嘉給我講了這些寶貝的故事之後，他又朝四周看了看，把墊子放了回去。那就是他的秘密——每一個週末，他順著那條彎彎的小路回到村子，那幾件寶貝卻安安全全地躲在寢室裡。
（本章節由「Hi!PDA」論壇 FranklinZhao OCR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