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子淇因為搞經營而入了黨，反過來，黨又給他帶來了更多的生意。鎮裡的下鄉幹部有時候去到這家餐館來吃飯，特別是如果有理由要到某個偏僻地方的話，他們更要來這個餐館。有一陣子，一群來自順義的貪腐官員經常光顧這家餐館，來此玩麻將進行豪賭。三岔地處偏遠，他們的賭博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們還知道，魏子淇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有時候，魏子淇被指定要為客人們倒啤酒。一時間，我禁不住會想，他會不會變成黑手黨電影裡面的跑堂倌：偷聽對話，掌握內情，設計讓自己爬到村支部書記的位置。不過，麻將豪賭突然終止了，也許是因為正在對貪腐行為進行打壓吧，順義那一幫領導幹部們再也沒有來過。
2005年，政府啟動了一個新的發展項目，叫作「新農村建設」。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早已經完成交接班——2002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當上了黨的總書記，江澤民時代對城市的發展而聞名，胡錦濤則對農村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關注。在三岔，每天早上，高音喇叭裡都會響起關於首創精神和政治運動這樣的報道。接著，各種資金就開始如涓涓溪流般來到村子裡。那一年，當地縣政府投入一筆錢支持農村地區的商業發展，以滿足新興的自駕遊客的需要。在這個項目中，魏子淇找到了一個受益的途徑。他申請並得到了一筆現金資助，用來改建他的廚房。這是入黨得到的又一筆福利——他時刻都在算計著，怎樣才能從政府主持的各個項目中得到好處。
說到廚房的改建，他雇了三個村民。在三岔，任何人只要僱人幹活兒，就要管飯。一天晚上，我跟那幾個參與改建廚房的村民一起吃晚飯。一個村民問，有沒有我不吃的東西。
「他不吃雞蛋，」我還沒來得及回答，魏子淇就說了這句話，「他不吃腸子，其他內臟也不吃。他不喜歡吃巴骨肉。他不吃豆沙。他喜歡吃魚，喜歡吃蔬菜。」
村民們常常會拿很多時間來談論吃這個話題。幾年間，魏家人已經琢磨透了我食譜中的每一項怪癖。今天晚上，大家又討論起飯桌上吃的菜來。突然之間，談話轉到了國際大事上面。
「你看日本好小哦，」其中一個人說道，「日本有幾個北京大？」
我對他說，我不知道答案。
「哦，反正我敢保證，不會有好幾個，」他說，「日本那麼小，竟然在打仗的時候佔領了中國那麼多土地。你看，它比東北還小！」
「日本人的祖先實際上是中國人，」另一個人說道。他是那幾個人中個子最高的一個，說的話顯得很有份量。他同時把筷子在空中一指一點，似乎要為這場談話開闢更多的空間。「秦始皇派了些士兵出海，」他繼續說道，「去尋找長生不老的秘方。他們就那麼發現了日本這個地方——那些士兵沒有回來，就在那個地方安家落戶了。所以說，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國人。」
我提醒他們，日本的北方諸島上有一個種族叫蝦夷人，他們跟日本人根本不是一個民族。「有些考古學家認為，這些人是日本的原住民，」我這樣說道。那個人舉著筷子在空中停頓了一下，彷彿在處理這一信息。然後他說道：「秦始皇派出士兵漂洋過海，為的是尋找長生不老的秘方。就這樣，他們發現了日本。所以說，中國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聽明白意思了——我決定在蝦夷人這個問題上不再說了。那個人揮舞著筷子，為這場談話又劈開了一個口子。「韓國人原先也是中國人，」他說。
「清朝的時候，韓國都還是我們國家的一部分，」另一個人說道。
「蒙古還不是這樣。」
「越南也是。他們原來也是中國人。」
「打仗的時候，日本人也佔領了韓國。」
「這麼小的一個國家！」
三岔的人們閒暇下來的時候，閒聊的話題常常會突然轉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這有點像翱翔在空中的老鷹，先是一動不動，可突然間好像遇到了——股看不見的氣流。村民們談論的通常是一些世俗的事情——飯菜、天氣、物價等——但是，話題隨時都可能調整風向。村民們一會兒漂洋過海，一會兒又穿越大洲；一會兒身處此朝，一會兒又置身彼代。他們喜歡談論中國曾經的偉大，尤其喜歡把它拿來和中國的今天相比較，喜歡說幾句一概而論的話語。說到外國的東西，他們喜歡得出一些聳人聽聞的結論。說出這樣的話，並不是他們心胸狹隘，只是對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他們喜歡把中國的事情跟外國的事情聯繫起來看待。但要聽懂這樣的閒聊，卻是一件非常迷惑大腦的事情，因為他們在飯桌上的話題會不斷地來回跳躍。某個人的一句開場白可能需要至少半分鐘才能夠在我的頭腦裡放大成清晰的概念——「毫無疑問，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是唐朝」——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說起了關於非洲妓女的電視劇。
跟著這幾個改建廚房的工人一起，我們突然之間又著陸到了朝鮮半島。
「北朝鮮現在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有人說道。
「他們分裂有五十年了。」
「北朝鮮比我們中國還要窮！」
魏子淇看了看我：「你到過朝鮮嗎？」
1999年，我在中朝邊境呆過一段時間，於是我給大家講了那次旅行的經歷。那一年，朝鮮遭遇了大饑荒，難民們越過界河逃到這邊來。在邊境城市圖們，我正在沿著河岸散步，突然遇到了一個孩子模樣的人。我從他的背後走了過擊，估計他的年齡在十到十一歲之間。隨後，我看了看他的臉，看不出年齡來：他可能有三十歲，也可能有五十歲。那情形彷彿是一個老人的頭放在了一個小孩子的軀體上。意識到那可能是個難民，我便停下了腳步。
我講完了故事，飯桌上的幾個人立刻大笑不止。
「我就說嘛，朝鮮比中國還窮。」
「身高看起來是個小孩！」
「臉看起來是個老頭！」
「那種人怎麼幹活？！一天都堅持不下來！」
假如你往村民們的談話中間拋出一點什麼東西，根本沒辦法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幾個人喝著白酒，過了一會兒，魏子淇拿出一瓶尊尼獲加威士忌酒。那是我幾年前在一個機場商店買來後送給他的。整個包裝是一個禮品盒，禮品盒的蓋子由純色的塑料製成。通常，魏子淇把那盒子放在櫥櫃很顯眼的位置上。現在，他把那東西拿給飯桌上的幾個人看了看。
「當時買多少錢？」他問我。
「記不清楚了，」我說。
「起碼兩百多塊錢，對吧？」
「可能有三百多塊。」
拿著筷子的高個子男人欽佩地說：「這麼貴呀！買十瓶二鍋頭都夠了。」
幾個人把那瓶尊尼獲加威士忌傳看了一番。大家都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之後，魏子淇把那盒子又放回了櫥櫃上。一開始，我對送他這件禮物還感到有一絲愧疚，因為我知道他有酗酒的習慣。一段時間之後，我才看出來，他永遠都捨不得打開這麼貴重的東西。用它來做一番炫耀，會有趣得多。
黨支部會定期給村裡的黨員們發放一些禮物。一般來說，那都是些可以當成擺設的物品，跟什麼週年活動或者大會有點關係。作為新黨員，魏子淇把黨支部分發的禮物擺在了十分顯眼的位置，因為那是他在村裡所享有地位的一種符號。8月1日，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成立紀念日，黨支部給三岔的黨員們發了一張鍍金坦克畫報。元旦的時候，他們分發了一份日曆，以慶祝幾個基礎設施重點建設項目。在中國的政府辦公室，這樣的圖片十分常見。那些圖片上面往往都是一些橋樑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橋。這些場景通常都是從高到低俯拍的，顏色極為明亮，甚至到了花哨的程度。
魏子淇的那份基建工程日曆上，每一幅圖片都有一些數目字，同時印著黨員的責任和義務。11月的那一頁印的是：
黨員義務（第七條）：密切聯繫群眾，向群眾宣傳黨的主張，遇事同群眾商量，及時向黨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維護群眾的正當利益。
三岔的黨支部給黨員們發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禮物，是一份「計算機數字信息日曆」。它的塑料邊框上可以顯示溫度、時間、日期、陰曆和陽曆，邊框的裡邊是一張九十公分寬的帶框照片，照片上的場景是某個未知的外國城市。照片中的這個城市很難辨認：一連串不高不矮的摩天大樓，全被人為地做成了亮色。照片的前景是幾座鐵路大橋，編輯人員在處理照片的時候，漏掉了大橋上的幾塊銹斑。整個場景有點像美國中西部某個無序發展的無名老朽小城，但我不認識這個城市。
魏子淇把這幅畫掛在牆壁上非常醒目的地方，跟它正對著的，是就餐的客人們經常使用的那張餐桌。旁邊就是曹春梅設置的神龕。我第一次看見這幅照片的時候，就問過魏子淇，照片上的城市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他說，「反正是在國外。」
一開始，我以為那座城市可能是克利夫蘭或者底特律。後來，碰巧有個朋友到過那個地方，他才認出來，那個城市就是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
2005年，也就是三岔的每一個黨員都得到「丹佛天際線」日曆的那一年，他們舉行了一系列的會議，名為「保持先進性」。這是當地農村以另一種方式反映國事的變化——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只要新領導上台，就要開展一次充滿各種口號的學習活動，以鞏固政權。「保持先進性」是胡錦濤首先提出的一種理念，這句口號的準確意思很難把握。它的目的是想搞成基層運動，儘管全部指示和學習材料理所當然地全都來自於高層，很明顯，共產黨十分關心農村這個龐大的基礎，之前已經開始在增加對農村地區的資金投入。負責學習活動的歐陽淞副部長告訴記者，農村有很多人外出務工，現在黨的隊伍後繼乏人。
在三岔，魏子淇和其他黨員認認真真地參加了每一次學習活動，一起學習黨章，以及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所有這些文件材料都要大聲朗讀，這是一種累人的老規矩——黨章一共有一萬七千字。因為魏子淇是最年輕的黨員之一，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朗讀的任務常常會分配到他的頭上。一天下午，正處在學習的高潮期，我開車來到了村子，發現魏子淇一個人正在喝酒。他看上去很不高興，用手托著左臉，好像有些腫脹。我問，是不是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我把牙齒弄壞了，」他說。
「怎麼回事兒呢？」
「開啤酒，」他說道。在中國的農村，人們懶得用開瓶器，牙齒受傷就成了酒精的副作用。有時候，我禁不住想，那會不會是接下來的學習主題：建設新農村，保持先進性，禁用牙齒開酒瓶。
我問魏子淇，要不要去看看牙醫，他卻搖了搖頭。不管在村裡遇到什麼意外，他——般都不情願去看醫生。有一年，他被獾咬了一口。只拿著一根棍子，多少出於無聊，魏子淇把一隻獾追進了洞。手指被獾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後，他把那只獾打了個半死。「獾沒有狂犬病，」我建議應該到懷柔去看看醫生，他卻這麼說道。我上網查了一下，然後告訴他，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但他根本不在意。他處置被獾咬傷的傷口的藥物，跟處置牙齒受傷的藥物如出一轍：不停地喝二鍋頭。
由於開啤酒瓶弄傷了牙齒，我坐下來陪陪他，他則繼續實施他的白酒療法。他告訴我，整個上午，他的牙痛因為學習活動而加倍令人心煩。今天的那場會議開了五個小時，已經進入了自我批評的環節。我問他，這次打算抨擊自己哪方面的不足。
「勞動。我說村裡面修路的時候，我出的勞力不夠。」
「其他人怎麼說你？」
「也是這樣說的，」他說，「他們批評我的，還是出的勞力不夠。」
「黨支部書記自我批評了啥？」
「脾氣不好，」魏子淇回答道。
魏子淇和黨支部書記之間的緊張關係暫時被擱置在了一邊。自從入黨以來，他幹得很不錯——那個夏天，他還被選派參加了懷柔區黨校為期一周的學習。在中國，這樣的地方主要是培養領導幹部，魏子淇能夠參加學習就是一種信號，他很可能會在政治上獲得任職。在黨校，他把當地的各項政策又複習了一遍；回到村裡的時候，他帶回了一大摞黨的書籍，其中一本叫作《推進農村城市化讀本》。這本書通篇都是那種常見的誘人的圖片，大多數圖片的內容都是懷柔的道路基礎設施：城區寬闊的十字路口，剛完工的逋往昌平的公路，即將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等等。第一章的標題是「推進城市化是懷柔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裡面有幾句話：「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些是20世紀50年代人們的願望，它們反映的是現代生活的概念。現在，我們再來審視這些願望，就發現這些願望顯得太天真了。」另外有一章描述了黨在懷柔這樣的半農村地區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因為幾千年的封建農業生產習慣，存在著明顯的小農思想，表現在人們的生活方式上，表現在人們的行為習慣上，表現在人們的文化水平上。農村的這些傳統已經銘刻在了人們的心上，這與人們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願望產生了衝突。
黨在農村的目標之一，是要讓人們與外部世界有所接觸和溝通。每年夏天，三岔的黨員都要免費外出旅遊一趟。2005年，他們前往的地方是北戴河避暑山莊。那是魏子淇第一次看見大海，一連幾個星期，他都要講述他的這一次旅遊經歷。漸漸地，他在懷柔呆的時間多了起來，既為他的生意，也為黨的事業。他不斷地改換著他的裝束——他把進城要穿的皮鞋換成了更高檔的品牌，買了一條牛仔褲，以及一件黑色人造皮夾克。在城裡和鄉下，他換著抽不同牌子的香煙。在農村，他抽的是白盒的紅梅，價值不到三塊五。到了懷柔，不讓別人看出自己是農民變得尤為重要，他一定要帶上價格更貴一些的黃盒或者紅盒。有時候，有錢的遊客在招待所住過之後，會拉下一兩盒高檔香煙。魏子淇會把這些香煙儲存起來，以便在重要的生意場合派上用場。
對中國的男人們來說，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像香煙那樣有抓住「關係」這個東西的神韻。香煙是一種信號燈——在一個很多東西都不需要言說的世界裡，跟香煙有關的任何手勢都代表著某種東西。你此時敬煙，便會彼時收煙，一敬一收這個過程就建立起了某種層次的溝通和交往。有時候，沒有敬煙和收煙代表著彼此之間有隔閡。城市人跟農民無話可說，因此很自然地不會收下農民敬過來的香煙。即便是兩個生意人之間，其中一個為了體現出優勢，尤其是他如果帶了更好牌子的香煙，也會拒絕對方遞過來的香煙。總的來算，中國生產的香煙品牌超過了四百種，每一種香煙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徵和象徵意義。在北京周邊，農民們抽的是白盒的紅梅。一般的城裡人口袋裡可能裝的是紅塔山。中產的創業者喜歡中南海這個牌子。帶點洋味兒的生意人喜歡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煙。暴發戶喜歡把中華香煙當成大米一樣拿在手裡把玩，熊貓是最珍貴的物種，也是鄧小平最鍾愛的牌子，政府配額制使得它難以尋覓，一盒就要一百多塊錢。如果你手裡拿的是熊貓牌香煙，那你多半是個自命不凡的傢伙。
大多數人並不擔心香煙會給他們的身體帶來危害。在南方的溫州市，我曾經遇到過一個三十多歲的生意人，他把抽煙當成是職業中的一個步驟。我問他會不會戒煙，他像看一個瘋子那樣看著我。「不會！」他說，「我知道，這對身體不好，但我很年輕，感覺不到它產生的作用。況且，這對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關係，那就得請他出去吃飯，就要跟他一起抽煙喝酒。」
中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遵循了同樣的邏輯思維。所有煙草公司都是國有的，而且全行業提供的稅收數量驚人，直接僱傭的人員更是超過了五十萬。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抽煙對於維護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煙甚至有補貼——最廉價的牌子價格只有兩元多，因為官員們擔心，如果農民們買不起煙，他們會不高興。健康問題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國疾控中心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跟吸煙有關的健康花費超過了這個行業所帶來的稅費收入。但那個統計數據並不要緊，要緊的是看誰付出了什麼。時至今日，還沒有建立起全國性的健康保險制度，政府把煙草產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無需為它所帶來的危害付出一分錢。每一年，死於跟煙草相關疾病的中國人超過一百萬。預計到2025年，這一數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經在嘗試著建立某種形式的全民健康覆蓋機制，也許他們對於煙草行業的態度會有所改變。但就目前來看，這個行業依舊是一種稅收來源。
魏子淇每天要抽掉一包多香煙，他知道這對他的身體不好，有好幾次都試過把煙戒掉。但身份地位比尼古丁還容易讓人上癮。他曾經給我講過他最近一次進城的故事。「我跟認識的一幫懷柔人一起吃飯，」他說，「有幾個是政府官員，有些是其他村的黨員。我帶了一盒中華煙，這也是一個客戶留給我的。拿得出這種煙，讓我感覺很爽。桌子上有人帶了紅塔山，有人帶了三五牌，只有我帶的這個牌子價錢最貴。」
「那都是很重要的客人，」他接著說，對自己的回憶滿意地笑了起來。「可以說，每個人可能都派得上用場。我在考慮給招待所安一個太陽能熱水器，政府剛好有個項目，就是拿錢給農村做這種事情的。席上有一個人就是負責這個項目的。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免費安上一個。」
隨著秋收季節的來臨，一些老式的慣常程序又回來了。這個時節，農村的黨支部不再開會，像魏子淇這樣的農民也暫停了懷柔之旅，所有的目標都是把莊稼收進屋。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任務是收揀核桃，這個東西熟得太快，村民們只得以小組的形式一起勞動。在當地，只有這種活兒還需要大家以公社的形式去完成——八九個人一起，從某家人的果樹開始收摘，然後依次給每家人采收。所採收來的勞動成果歸果樹所有人，但大家在一起勞動，在一起吃飯。每天晚上，大家都到那天的果樹所有人家裡吃飯。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這些人在村子裡從容地行動著，白天如此，夜晚如此——收完這個果園又收那個果園，忙完這家又忙那家。
2005年9月，魏子淇他們那幫人剛開始采收核桃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另外有九個人，都是些近親，他們已經在一起勞作了一個星期。我們早上七點三十分開始下地，到九點鐘的時候，天氣已經十分炎熱了。九月中旬的陽光依舊非常猛烈，從果園的樹葉之間穿透下來，在鋪了一層樹葉的地面形成斑駁的陰影。核桃樹栽種在寬廣的台地上，地塊之間是石頭砌成的分界線，剛成熟的核桃已經開始掉落在雜草叢生的地面上。
幹這個活兒只有一件工具：一根細長的丁香棍子，長約三米，一頭削得很尖。對於小的果樹，人們可以站在地上，僅用棍子就能夠得著大部分枝椏。採摘通常是這樣開始的：人們在樹的四周圍成一圈，抬眼往上看，用棍子擊打樹枝，頗像孩子們玩的蒙眼擊打彩罐掉糖果遊戲。如果某個人敲打得很準，棍子會發出響亮的「梆梆」聲，三四個核桃接著便掉到了地上。掉下來的當然也有樹葉——樹葉翩翩落地，樹枝終於見到了陽光。大家一投入勞動，霎時便打破了林間的寂靜。美不勝收的，是飄蕩的聲音，搖曳的光線：呼呼作響的丁香棍子，青綠的葉子在空中飄飄落下，一個個核桃重重地掉落到地上。採摘完畢，那些樹枝彷彿在歎息——枝條在輕輕地哀歎，想起剛剛經歷的一頓暴打仍然震顫不已。
大的樹有十五米高，采收果實的人得爬上樹去。對魏子淇來說，這件事情非常簡單：他用手指摳住樹皮上的裂縫，蹭蹭蹭就爬上去了。他可以不用雙手，在枝條上左右騰挪。他穿著軟底膠鞋——到懷柔的時候，他是不會穿這種鞋的——腳趾頭蜷曲著扣住枝條，保持著身體的平衡。他雙手握著丁香棍子，在粗大一些的枝條上一步一步往枝梢移動著腳步。如果背後碰巧有一根樹枝，他就倚靠在上面。但通常情況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身體的平衡。沒有樓梯、沒有繩子、沒有安全帶——任何安全防護設施都沒有。不過，他在高高的樹枝上輕鬆地移動著腳步，而他的身材非常適合幹這樣的活兒：四肢粗短，肌肉發達，既有力量，又好平衡。
開始采收的第一天，在第一棵樹上，我看著魏子淇爬了上去，然後又下到地面。我問他有沒有摔過，他搖了搖頭。
「其他人有沒有摔下來過？」
「基本上沒有，」他回答道，「幾年前，有一個鄰居從樹上掉下來，摔壞了肩膀。」
我們又走到了第二棵樹跟前，一眨眼間，他又爬到了樹梢上。我突然意識到，一直以來，我看到他的時候，都是他顯得十分外行的時候——在北京的醫院裡，在懷柔的商店裡，在陌生汽車的駕駛室裡。幾年來，我見證了他從務農到經商的轉變，從農村到城市的變遷，但我很少看過他在果園裡勞動的情形。在這些核桃樹上，他才真正地如魚得水。
在三岔，采收果實的清一色為男人。唯一爬到樹上的女人是黨支部書記，她身體強壯，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活計也不在話下。別人的老婆們幹的都是些輕省活兒，比如在地上撿拾核桃，或者給采收回來的核桃脫掉果皮。到了傍晚，她們要為勞動了一天的男人們做好晚飯。農業上的這種分工形成了當地的文化，即便從中國農村的標準來看，也是極端的以男性為主宰。除了黨支部書記這個位置是個例外，男人們把持著絕大多數的權力。而當地有一些傳統習慣，如掃墓，僅限於男性。在我曾經生活過的西南地區，性別上的界限從來沒有如此寬泛過。不過，那些地方主要的農作物是水稻，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力，但對力氣的要求不怎麼高，女人當然可以在稻田里跟男人干同樣的活。
我們采收果實的那天，一共有十個人，但只有兩個女人。女人們跟我都呆在地上，一同呆在地上的，還有從外鎮趕來幫忙的曹春梅的父親。我們幾個都有不爬樹的理由——性別、年齡、國籍——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那些從高高的枝頭掉下來的核桃撿拾起來。這些核桃在岩石斜坡上滾動著，滾進灌木叢，滾進雜草叢。不一會，我就感覺到胳膊發癢，背上發痛，雙手也因為撿拾核桃而變得黑乎乎的。大家都在閒聊著，彷彿這是一次社交聚會。他們閒聊著飯菜和金錢，討論著核桃的賣價。村民們一般把采收回來的果實賣給那些在秋天時節走村串鄉的小販，過去幾年間，收購價一直在采收期間維持不變。不過，到了現在，收購價變得極快——有時候，一天之內的價格變化幅度會達到百分之十。這全都是因為新修了道路：小販們下到村子裡變得更加容易，做這個行當的人也多了起來，他們之間的競爭引發了價格戰。村民們得選准最好的時機才出售果實，這便成了我們在地上尋找果實的時候，人們談得最多的話題。
當他們不再談論飯菜，或者物價，或者飯菜的價格的時侯，他們就徑直吃了起來。有時候，核桃在跌落的時候已經破開，采收者便把它一吃了之。他們吞吃的數量驚人——咀嚼果實的聲音如同枝條斷裂的聲音一樣稀鬆平常，曹春梅的父親遞了一個給我，我客氣地拒絕了。在炎炎秋日辛苦勞作一天之後，我最不想吃的東西就是核桃。
「何偉不喜歡吃核桃，」他說道。
「他為什麼不喜歡吃核桃？」
「外國人吃的東西跟我們不一樣。」
站在十幾米高的樹枝上，魏子淇蹤影難覓，但他的聲音卻好似在背誦祈禱詞那樣十分熟練：「他也不喜歡吃雞蛋，他不喜歡吃巴骨肉，他不喜歡吃豆沙。」
握著核桃的感覺——冰涼而粗糙的紋理，清新的香味——勾起了我對童年時光的記憶。在密蘇里的老家，核桃樹十分常見，多數人把這種果實當成麻煩事兒，核桃妨礙了剪草工，滾到了街道上。孩子們喜歡拿它砸汽車。有一年，我母親聽說鄰近的布恩威爾鎮有人在大宗收購核桃。整整一周，我和姐妹們組成了一支規模不大、但決心很大的農活隊伍，挨家挨戶摁響門鈴，請求他們把撿拾來的核桃倒進我們的垃圾袋。我們把這些垃圾袋放進美國汽車公司生產的霍尼特轎車的貨廂，並開到了布恩威爾鎮。那兒的人把那些核桃先後倒進了自動去殼機和研磨機。果肉加工成黑色濃縮物，裝進了一個超市購物袋。那人把袋子放在天平上，查詢了一下價格簿，然後開出了一張一美元七十美分的支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霍尼特轎車一直散發出難聞的核桃氣味。幾年之後，我終於明白，那個人把支票遞給我們的時候，為什麼我的母親忍不住笑了出來。
在三岔的果園裡，我向魏子淇講了這個故事。美國人把核桃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爛，這讓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挑出一個大個兒的核桃，嘴裡念叨著說它價值一毛錢。那一年，核桃行情很好，而且越來越好——每隔一兩天，販子們就要把價格提高一點。
夜幕降臨之後，我們所有的人都在魏家的屋子裡吃飯。曹春梅一下午的時間都在做飯：西紅柿、豆腐、豬肉、新鮮的豇豆、煎玉米餅等。她還烤了一條虹鱒魚。但她沒有坐下來跟男人們一起吃飯：三岔的宴席常常是男女分坐的。即使跟我一起勞動的另外兩位婦女也被降格到了裡屋的一張小飯桌上吃飯。
男人們圍坐在大飯桌的四周，就尊者之位進行了一番簡單的爭執。最後，曹春梅的父親坐到了那個位置上——年屆五十八，他是最年長的采收者。他坐在飯桌的上席位置，正背著那幅「丹佛天際線」日曆圖。那上面的電子讀數顯示，氣溫為攝氏二十度。
其中一個采收人名叫魏從發。他是魏子淇的堂兄，耳朵有點背。他之前從來沒有看到過這幅丹佛街景照片，他滿臉迷惑地看了看它。「那是這個城市的溫度嗎？」他問道。
「那是這個房間的溫度。」旁邊一個人解釋道。
但魏從發沒有聽清楚。「是哪兒的溫度？」
「是——這個——房間——的溫度！」
「這個房間啊？」
「這個房間！」
「那麼，那是哪個城市呢？」
挨著我坐的是閆可均（音譯），他三十多歲，住在下村。他是村子裡最機靈的人，喜歡看看新聞，經常問我一些關於美國的問題。剛剛過去的那一個月，他一直在關注卡特裡娜颶風的消息。幾天前，也是在采收果實之後的宴席上，我們聊起了發生在新奧爾良的事情。
「你看，」他說，「美國發生那樣的事情的時候，那真就是一樁事。人口那麼稀少，你不得不擔心，會不會又減少了幾百人，甚至上千人。」
他呷了一口白酒。「這聽起來有點刺耳，」他說，「但在中國，我們可能失去了千萬把人，也不是什麼大事兒。對國家來說，可能還是件好事兒。」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們震驚的是美國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但在中國的農村，人們看了新聞，得到這樣的結論：如果發生在我們這兒，那可能還是一件好事兒。我絞盡腦汁想著該怎麼回應他，可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閆可均已經改變了話題。跟我同其他村民無數次的閒聊一樣，我們之間的對話又從另一個地方起飛了。
坐在「丹佛天際線」日曆圖之下，男人們輪番喝著白酒。曹春梅的父親第一個喝紅了臉，敬酒的速度越來越快，到晚宴收場的時候，每個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早上七點半，他們又回到了果園。我開著車回到了北京，因為蹲下去追撿核桃，我的雙腿酸痛了好幾天。一連三四天，我的雙手依然烏黑一片。總共加起來，在九月份那個炎熱的日子裡，經過十一個小時的勞作，我們十個人采收了三千多斤核桃。一共賣了三千多塊錢。
我在三岔居住的那幾年，野豬開始變得常見起來。山地村民把它們叫作「野豬」，但很可能是逃跑的家豬的後代。豬如果以草飼料為食，它們的體形會發生一些改變：肩胛部位變寬，全身長滿長毛，嘴角長出獠牙。在從前，這樣的動物很快就會被獵殺乾淨，因為農民們花在山上的時間很多。但時至今日，很多人都已經離開大山搬到了別處居住，就算留下來的也有了新的事情要幹。農民們把空閒時間都用來從事建築活，或者做生意，他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投向了城市，村莊周圍的土地越來越荒蕪。在三岔，地勢較高的莊稼地已經被撂荒，野豬便在這些地方繁殖開來，有些時候，野豬們鋌而走險下到溝谷裡，糟蹋農民們的莊稼。
冬季，有些村民會布下圈套。2月份，魏子淇捕獲了一隻九十多斤重的獵物。他把陷阱設在了靠近海字口山口的地方，做得也很簡單——一個鐵絲做成的圈，套在樹上即可。那傢伙不偏不倚地鑽了進去，鐵絲圈便緊緊地套住了它。當魏子淇跟另外一個鄰居前來檢查陷阱的時候，獵物還在拚死掙扎。他們在附近找了棵樹，砍下兩根枝椏來，把那動物活活打死了。一天之後，我和魏子淇爬到那個地方去看現場。由於那畜生的掙扎，地上的淺草全被壓平了，小路上滿是那傢伙的獠牙印。血滴一路延伸到了村子裡，足足有三公里多，滴血的路徑也是人們運送戰利品的路徑。
一連幾個星期，魏家人每晚都要吃野豬肉。跟家豬的肉相比，野豬肉要瘦一些，黑一些，油膩一些，味兒重一些，曹春梅把它切成片狀，和洋蔥一起翻炒。真是作孽，她這樣跟我說——她把那個活兒留給了魏子淇。如果他也有作孽的顧慮，他還是英勇地克服了。在屠宰那頭野豬的時候，他發現那頭畜生已經懷孕。於是，他把豬的胚胎割下來，泡在了白酒罈子裡。浸在清涼的液體中，那玩意兒看上去可真像是個孩子的玩具——一隻細小的白色豬仔兒。我第一次看見這玩意的時候，極為震驚，連視線都無法收回。最後，我問了一句：「那個拿來做什麼？」
「做藥，」魏子淇這樣回答道。中國人經常泡藥酒，在一瓶白酒裡放上植物草本，甚至是爬行動物，蛇類尤其受到人們的歡迎。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用白酒浸泡的哺乳動物，而魏子淇也根本說不上來這種泡酒的健康功效。「可以順氣，」他含糊其辭地說道。但是我注意到，他從來沒有動過那玩意兒，也沒有其他人動過。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動物製品，連村民們都覺得太毛骨悚然。
那罐子被擺放在魏家的大屋子裡。這間房在上一次重新裝修的時候在空間上進行了擴展，從那以後，魏家人的財富便開始越聚越多。房間的佈置說明，他們對對比搭配進行過研究：離浸泡野豬仔的白酒罈幾米開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龕；「丹佛天際線」正對著人民解放軍的坦克模型；一共有兩瓶尊尼獲加威士忌，與魏子淇幾年前從長城上拆毀的明代信號炮比肩而立；還有一幅紀念懷柔基礎設施建設成就的日曆。有時候，當我們圍著桌子吃飯的時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著：「這樣的世界，有誰能夠看得明白呢？」
這個家庭的變化對曹春梅來說，尤其顯得艱巨。剛開始的時候，貸款和投資的擔子主要壓在魏子淇的肩上。兩年多來，生意已經走上正軌，比較平穩了。他對於自己日漸上升的地位頗感自豪——他在村子裡面走動的時候，明顯地帶著跟以前不一樣的信心。在三岔，女人很少扮演這方面的角色。對曹春梅來說，客人越多，只意味著要干的活兒越多。在繁忙的週末，她很少離開廚房：多數時候，她清晨醒來面對的，是頭一晚客人留下來的一大堆油污碗碟。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她從中沒能夠得到什麼樂趣，她跟外界的接觸常常轉瞬即逝。她從他們那兒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宗教，但即便是佛教帶給她的也只有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慰藉。她很討厭在餐館裡剖魚和宰殺動物——在以往，這絲毫不會讓她有什麼顧慮，但隨著她更多地閱讀佛經，她越發討厭這樣的屠宰行為。如果魏子淇在，這個工作就由他來做，但他總有到懷柔出差的時候。
曹春梅告訴我，每天早晨，給神龕擺放貢品的時候，她都要請求神的寬恕。在家裡，只有她可以不經受由共產黨主導的自我批評。跟別人不一樣，她不願意走這條捷徑，因為她說自己的工作還不夠努力。她的自我批評是發自內心的：她對煮給別人吃的那些飯菜感到極度的愧疚。「如果我不得不殺魚或者殺雞，我要為它們祈禱，」她說，「它們都是無辜的。它們的日子過得好好的，我卻把它們弄來殺了。所以，我要為它們祈禱，讓它們的靈魂免受苦難。如果我不祈禱讓它們的靈魂免受苦難，我害怕它們的冤魂會回來懲罰我。」
她還擔心在她的房子周圍有其他鬼魂。這些都是鄉下人一種古老的傳統觀念，比最近復甦的佛教歷史還長，比一度令人狂熱的法輪功歷史長多了，當然比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要長。村民時常說起蛇精、狐狸精、兔精、黃鼬精等，這些動物可能寄居在房子裡，然後要麼變成好鬼，要麼變成壞鬼。有些人具有與生俱來的稟賦，能夠讀懂它們那個世界的事情，村民們把這樣的人叫作「明白人」。從前，三岔有個很有名氣的明白人，人們經常去拜望他。只要有人來訪，這個明白人便會抓住他的手腕，摸一摸他的脈搏，然後很具體地說出是哪些精怪在影響他。當時，那個明白人跟童年時代的攪屎棍住得很近，後者經常為那位大師舉行的儀式倒茶水。然而，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都停止了，因為共產黨正在對此施以壓力。後來，明白人去世，村裡再沒有人看得見那些東西。
不過，在改革開放期間，跟其他傳統一樣，宗教慢慢地復甦了。從總體上來說，共產黨允許個人追求自己的信仰，20世紀90年代至2000年，宗教氣氛十分活躍。有些村民相信，攪屎棍具有這樣的能力——他們只不過是把他童年時代跟明白人的聯繫給磨蝕了而已。有時候，會有人找到攪屎棍，請他做一番分析與推理，但曹春梅更願意去找別的人。她在懷柔認識一個明白人，這個人因為天資聰穎，名氣很大。2006年初，曹春梅前去拜訪了他。他告訴她，她家裡有個狐狸精很活躍，建議她回去立一個神龕。這樣，她家的主房間裡新近才出現了一盤盤香。跟這相伴的，有兩尊佛像、一壇仔豬泡酒、尊尼獲加威士忌酒，紀念基礎設施建設成就的日曆、明代信號炮、「丹佛天際線」日曆等。
狐狸精會給家裡帶來諸多麻煩，曹春梅和魏子淇最近確實經常吵架。他們一同承擔著經營生意的責任，但他們不是合夥關係。毫無疑問，重要的決定都由男人來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來享受。隨著他越來越深陷在黨的事務和生意之間，他對家庭的興趣越來越小。遇到沒有客人的時候，他會接連幾天不在家，到懷柔去拜訪朋友，夜晚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對曹春梅來說，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視而不見。「我懶得管他，」她說，「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那不關我的事。」
她總是選擇一種消極、甚至破罐破摔的姿態。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佛家弟子的做法——她已經遠離了塵世——但在表面的平靜之下，奔湧著一股挫折的暗流。這不僅僅是被動一攻擊那麼簡單。魏嘉表現不好的時候，她會強調她的無力。「他不聽我的，」她說，「我拿他沒有辦法。」如果我問她知不知道村子裡面的政治關係，她會擺擺手。「那個呀，我什麼都不懂，」她說，「那不關我的事。」有一次，我和魏嘉正在溫習學校下發的一些材料，我問魏春梅，中國的國家主席是誰。「是江澤民嗎？」她回答道，然後列舉了一連串已多年不掌權的政治家的名字。「這個事情我弄不懂。」那可能是實情——鄉下人對國家大事不管不問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強——但是從2002年開始，三岔的高音喇叭每天起碼要把胡錦濤這個名字提到三次以上。我猜測，她那麼做是不是在強調她的生活態度，在強調她對於自己無力掌控的事情要盡量遠離的態度。在她看來，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經沉迷於物質條件和現代化進步的時候，還是有像曹春梅這樣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一心嚮往古老的傳統觀念。
不過，要作出這樣的反應並不容易，曹春梅的另一個自我也渴望作出積極的反應。不管她多麼討厭她丈夫新近的日常生活秩序，她對他的自由自在和企業家身份還是羨慕不已。有一段時間，她曾經冒過單獨做生意的念頭。她是個很不錯的廚師，她覺得自己做出來的玉米粉條，對城裡面的中產階級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說那個東西是「有機食品」——這個詞在北京正在逐漸流行開來，西方的飲食觀念已經令這個地方高端餐館的面貌有所改觀了。曹春梅做了一些樣品，帶著它進了城。在城裡，她到各家餐館挨個打聽，希望打著有機玉米粉條這個旗號能夠賣出這些樣品。然而，儘管她做的東西貨真價實，卻不具備中國男性做生意的那些工具：一包一包的中華香煙、一口一口的白酒。後來，沒有人找她長期訂貨，她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
偶爾，她會試著改變自己的裝扮。她去染了頭髮，買回幾身新衣裳，還節過食減過肥。有一個月，她在很短的時間裡減掉了十八斤體重，因為她在懷柔買到了減肥藥。中國的女性想要減肥的時候，她們總是不吃飯，靠安非他命藥物為食。特別繁忙的那一個月裡，曹春梅服用了這樣的藥品。我每次到廚房去找她聊天的時候，她都有些頭暈目眩的樣子。後來，她又恢復了體重，恢復的速度跟她減肥的速度幾乎一樣快。
這個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著，但它的影響之一卻非常不好：他們賺到的錢越多，每個人的身體卻越明顯地不健康起來。當時，最大的變化體現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後，村民們安裝了有線電視。以往，村民們只能收看到七個電視頻道，現在能夠收到的頻道達到了五十多個，一年繳費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買了一台二十九英吋的電視機，而且多數時間都讓它開著。每到週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業，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來。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幹別的事兒。城裡的客人往往會帶著盒裝快餐來鄉下旅行，並常常在駕車離去之前把剩餘的快餐留給了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佔據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譜。無論什麼時候，他只要高興，就會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來的薯片和方便麵。到了吃飯時間，卻很少說過餓。「只要是盒裝的，他都喜歡，」他母親抱怨說，「他對這些東西的喜愛，超過了我做的任何東西。我沒辦法讓他吃別的東西。」
在消費方面，沒有什麼準則概念。不久以前，村裡太窮，人們找到什麼就吃什麼，父母的主要職責就是盡可能給孩子找到吃的東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親刻意限制孩子的飲食，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情。但過一切都改變得太快，人們根本來不及適應。我盡量給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釋，這樣的問題在美國也很普遍，細心的父母也得在看電視和吃零食方面對孩子有所限制。考慮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譜方面有所限制顯得尤為重要。然而，村民們的思維已經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兒，如果新買的電視不用，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寒暑假期間，我幾乎親眼見證了小男孩的變化。在學校的時候，他吃不到零食，學校食堂的飯菜又沒有什麼油水。可回到家裡之後，他可以邊看電視邊吃薯片。很快，他就長出了滾圓的小肚腩，雙頰圓圓的，雙腿也長出了鬆垮垮的贅肉。他長到九歲的時候，體重已經超重。有時候，我會強迫他去那塊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鐘就氣喘吁吁。以往，他給我的印象是十分強壯——他曾經在七歲的時候，連續跋涉五個小時到長城上，一句抱怨的話都沒有。而現在，如果我帶著他去散步，他會大口地喘氣，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長很長的時間。我記憶中那個瘦長結實、動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間變得肌肉鬆弛、十分馴化——他跟野豬的運動軌跡背道而馳。「他看起來再也不是農民了，」他的媽媽有一次這樣對我說。她說這話的時候，顯得很自豪：從她的角度看來，魏嘉已經有點像城裡孩子了，這沒有什麼不好。
一家人裡面，只有魏子淇的體重沒有增加。尤其在冬春季節，他仍舊要干很多體力活兒。但他要喝很多白酒，抽起煙來也連續不斷。每過一段時間，他就要嘗試戒一次煙，去找橫行中國的江湖郎中開一些藥回來。有一年，他在北京買回來一種東西，那上面的英文標識是「戒煙靈：雞尾酒療法」。那東西價錢很貴——二百多元——盒子上印著美國的戒煙標誌，以及幾幅外國人的照片，那幾個人想必是使用了這種產品，顯得十分快樂。那東西的成分包含維他命C、輔酶CQ10，以及叫作「公牛硫酸」的什麼玩意兒。上面印製的宣傳詞說「保持抽煙的感覺」，發生的情形恰好如此：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魏子淇又在身上帶了幾包紅梅煙。
偶爾，他會前往北京，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出這樣的差之前，他從不事先通知，也不提前打電話看我是否有空。相反，我的電話一響，魏子淇就說他已經到了離我公寓僅一個街區之遠的十字路口。他似乎把首都想像成了另外一個村莊，只不過大一點點而已：他不明白，城裡人很少不提前電話通知就前往朋友家裡拜訪。反正，他不喜歡提前告知進城的計劃。即便他已經小有成就，即便他學會了生意人的遊戲，他也不會對未來事項誇誇其談。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依舊是個農民：言辭之間，他總是極為謹慎。
2005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已經在交道口立交橋旁邊的一個角落等著了，我出去見到了他，當時一下子就認出了他進城時才穿著的那身衣服：藍色牛仔褲，以及嶄新的黑色風衣。他那雙最貴的皮鞋已經擦拭得珵珵發亮，頭髮也梳得整整齊齊。他手裡拿著一個仿冒皮包——也就是中國的創業者常常拎在手裡滿大街轉悠的那種。他跟其他千千萬萬的創業者唯一的區別就是他的謹慎。魏子淇每次來北京的時候，都極為警惕，害怕上當受騙是原因之一。
那一天，他是進城來加入中國長城協會的。他之前從來沒有提起過，現在他才跟我解釋說，頭一年有個登山家去爬長城之前，在他的招待所裡住宿過。「他是長城協會的會員，」魏子淇說，「他跟我說，我也應該加入協會。費用不多。」前來招待所住宿的客人跟魏子淇的談話，對他的影響往往很大。他把這些城市客人的話仔細地聽進了心裡，把他們的名片好好地保存在一個盒子裡，放在跟「丹佛天際線」日曆不遠的地方。那天，他把那個人的名字，還有長城協會的地址一併抄在了一張紙片上。
我陪著他走到了長城協會的辦公地點，那兒離我的公寓沒有多遠。申請程序十分簡單：魏子淇按照規定繳納了四十元錢的會費，同時把兩張護照規格的照片交給了辦公室的秘書。在填寫「簡歷」的時候，他遇到了唯一的麻煩。
「我不填這個行嗎？」魏子淇問道。
辦公室秘書告訴他，長城協會的所有會員都要有簡歷。魏子淇對著那份表格琢磨了足足一分鐘的時間。最後，他終於填寫：
1969——1976 在農村出生
1976——1988 在學校讀書
1989——1991 在工廠當保安
1991——至今 在村裡當農民
他極其謙虛，根本沒有提到他做生意的事情。秘書把表格查看了一番，確保每一個項目都填有內容。在「政治面貌」這——欄，她猶豫了一下。
「你是黨員，對吧？」她問道。
「是的，」魏子淇扭捏地回答道，「那有什麼好處嗎？」
「當然有好處，」秘書笑著回答道，「上學的時候，我只入團當了個共青團員！」她把照片貼在一個身份卡上，然後蓋上大紅印章，整個事情就結束了：魏子淇成了中國長城協會的會員。
接著，我帶他到一家川菜館吃飯。我注意到，他又帶了一件黨支部剛剛分發的禮物：一個不銹鋼保溫杯，上面印著「渤海鎮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紀念」幾個字。這只保溫杯標誌著又一個為期二十天的學習過程。魏子淇說，他們最近又把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那些重要講話溫習了一遍。他也給我講了村裡面的一些其他消息：他打算挖一個更大的魚塘，計劃把招待所的幾個房間改造一下。在下村，城裡來的一個投資人最近又買了一塊地，還有把小路修到山上的計劃，飯快要吃完的時候，魏子淇突然說道：「有人在說，我可能要當黨支部書記了。」
他之前從來沒有說過這事兒。我問，那可能是什麼時候。
「很快了，」他說道，「現任黨支部書記退休之後吧。」
「哪是什麼時候的事兒呢？」
「那取決於很多因素，」他說，「主要的問題是看她會不會再任一屆。」他停了一會兒。「我沒有說過這件事兒，」他接著說，「我沒說過要當黨支部書記。其他村民在這麼談論而已。」
我問他，月底的會開完之後，黨支部書記會不會退休。
「不會。還有好多會要開哦。」
「哪方面的？」
「還不是我們自己的事兒。自我批評唄。」
「什麼時候開始？」
「下個月。」
我問他，有沒有想好要批評自己的什麼東西「不知道，」他說，「我還沒想好呢。」
過了幾年，我終於明白，魏子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曾經把這種品質跟鄉村聯繫起來，鄉下人做什麼事情——哪怕是自己的講話——都十分注重效果。閒暇時間，他們可能會對遙遠的地方發生的事情閒聊長談，但對自己的私事卻守口如瓶。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態度專一。魏子淇可能會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實現一個秘密計劃，無聲無息地做著準備工作，然後突然之間採取行動。他常常會連續地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村子裡問我，能不能把他和傻子送到山下的沙峪派出所去一趟，對此，我絲毫沒覺得有什麼奇怪之處。
「然後，我們又去把他接回家來，對嗎？」我問道。
「是的，」魏子淇回管道，「他需要辦理身份證。我們去就是為了這個理由。」
自從我和瞇瞇上次把傻子送下山到現在，已經將近四年時間了。這段時間裡，跟村子裡面的大事小情一樣，這個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常常在想，他是如何理解這一切變化的。他在招待所的盡頭擁有了一間自己的房間——因為這家人富裕了，生活空間更大了，他們終於可以把他隔離開來了。從前，在冬夜裡，傻子跟所有人一起呆在炕上，現在他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間裡。週末，這家人有客人要接待的時候，他們總會給傻子換上新衣服，好給客人們留下個好印象。一天，魏子淇和曹春梅兩個人都要出門去打理生意，傻子變得驚慌失措，在一條路上跌倒了。以往，他從來沒有一個人在家裡呆過，突如其來的獨處把他嚇慌了。一家人在天華洞的標誌牌那裡找到了他，這個地方離三岔有十幾公里遠。如果不算這趟簡短出行，從2002年那次冒險經歷至今，他一直沒有離開過村子。
今天，我看到他和魏子淇在停車場上靜靜地等候著。我把租來的捷達轎車的後車門打開，傻子平靜地坐進了汽車。我們開車下山的途中，他把臉貼在車窗上，看著窗外的風景。魏子淇解釋說，傻子沒有身份證，如果他們這個家庭要繼續得到政府的扶持項目，那個東西是必不可少的。自從發生了上次的插曲後，黨支部書記便確保魏家人每個月都能得到政府給的補助。每一年的春節，除了一桶食用油，一袋大米或者麵粉，他們還能夠另外領到一百元錢。
在沙峪派出所，一個年輕的女子讓傻子坐在白色背景市前的一張凳子上，他把雙手墊在屁股下面，像個緊張的孩子一樣坐著，雙腳曲伸到了凳子後面。那女子搗騰著數碼相機的時候，他看上去有些憂心忡忡。那台機器閃了一下，嘶嘶地響了一下。一會兒之後，照片出來了，傻子終於鬆了一口氣，露出了無牙的笑容。
在另一個房間裡，一個警察給魏子淇填寫了一份正式的通知書。「他是個聾啞人，對吧？」那警察問道。
「就是。」
那警察在一張專用信箋上很快就寫好了通知，然後他把那張紙遞給了魏子淇。「把這個交給黨支部書記，」他說道，「她會把它交到鎮裡。一個月之後，他就可以拿到身份證了。」
我們開車往回走的路上，傻子看得十分專注，彷彿要盡情地享受這次難得的旅途。我後來再到村子裡的時候，他十分熱情地跟我打了招呼，並用手指了指停在壩子上的那輛轎車。不過，我再也沒有看見他坐進過轎車。既然他已經經過了正式登記，那他就沒有必要再到別處去了。我所見證過的那兩次旅程，代表著他一生中走過的最遠的地方。
一個月之後，傻子領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吋的海信彩色電視機。這是政府新近助殘項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記為什麼顯得如此重要，儘管魏子淇從來沒有提到過電視機的事兒。這家人已經有了一台大電視機，他們便把政府發放的這台電視送給了魏子淇的一個親戚。反正傻子也不看電視，那些節目他也聽不見。每到夜裡，他就一個人在他的房間裡坐著。那家人把電視機送了人，但沒有收錢。不過我敢肯定，通過村裡面複雜的關係網，這個東西某一天一定會得到回報。這也是鄉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倉。
傻子的身份證上載明瞭他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到底是誰。他出生於1948年12月11日，名字叫作魏宗漏。身份證上的魏宗漏看上去很蒼老，很憂心。他向前弓著腰，眼裡滿是哀傷。只要這張照片稍晚一點點兒再拍攝，或許就能夠捕捉到他那微微的笑意。那個「宗」字在他三個兄弟的名字裡都有——那是他們那一輩人的標記。那個字的意思是「祖宗」。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經過五六年的時間，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這個點上：到處都是新路、新車、新的建築工程；村民們用上了有線電視，手機有了信號覆蓋。但能夠說明他們繁榮富強的最明顯的證據，卻是垃圾。我第一次來到三岔的時候，人們簡簡單單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滾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乾涸的溪溝裡。在那個時候，沒有多少垃圾產生，所有東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複利用，人們也很少食用袋裝食品。但隨著經商和旅遊業的興起，這一切都被改變了。方便面包裝袋，餅乾包裝袋越積越多，那條溪溝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滿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瞇瞇組織人們進行過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當地縣政府才終於在這個地方實行了垃圾定期清運服務。就在那一年，小販們也來了，他們開著廂式貨車，收購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報紙等。在過去，這是不可想像的——開著車到三岔來購買垃圾！
不出所料，已經開始有城裡人來這裡定居了。在北京，一種時尚正在形成，中上階層的人們喜歡到鄉下找一個地方再安一個家。有時候，整個村子住的全是外來人員。在下面的溝谷裡，離三岔不遠的鐵礦峪，有一片地方全部賣給了城裡人。幾個月之內，當地人的生活在這裡畫上了句號：原住民們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廈在原來的果園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們忙著把那些無人居住的房屋長租出去。如果沒有得到政府的允許，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築物。因此，在很短的時間裡，村子裡那些無人居住的房屋被人們搶購一空。就連攪屎棍也跟一個北京人達成了一筆買賣。簽下協議之後，攪屎棍立馬對他的房屋進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磚牆剛砌到四米多高的時候，他突然抬高了價格。他做的這些事情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因為村民個人不能夠出賣自己的房產，而長期租賃台同則只能依靠善意和信用。雖然大家都簽有合同，但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別無選擇，要麼加價，要麼走人。讓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這個時候，攪屎棍才察覺到，兜裡一分錢都沒有了。
從那以後，房屋的框架就那樣立在那裡，無人過問。要是把那項工程做完，他也許還能找到下一位租客。但跟鄉下許許多多的人一樣．他幾乎沒有辦法籌集到資金。在過去，他可能拿土地抵押——他自己的父親在1946年就這麼幹過，因為那個時候入不敷出，只好把自己的田產抵押給了魏子淇的祖父。但攪屎棍沒這個選擇，他也無法直接從銀行獲得貸款。他需要到村裡獲得同意，而村裡把他的申請給頂了回去。做出回絕的人是黨支部書記：多年來，她跟攪屎棍的關係一直不和。他們都是黨員，還是遠房姻親，但他們就是搞不好關係，這個男人到最後也沒搞到貸款。他曾經千方百計想把那間泥土地板房子租給我和瞇瞇，現在，他跟他的老婆不得不住了進去。那個房子很小，大多數傢俱物品都只能堆在屋外，用一張塑料布蓋住。從汽車大發展以來，生活狀態每況愈下的村民只有他們一家。朦朧的天色中，我時常看見他圍著那半途而廢的建築工地一邊轉悠，一邊喃喃自語。現在，他跟我打招呼的時候客氣了許多，他的怨恨再也不會衝我而來了。他心裡，會記著那些更重要的仇人。
對黨支部書記，有一些風言風語。以往，大多數村民提到她的時候，充滿著尊敬。顯然，這個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爭取政府的項目資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來的個體投資好像改變了人們的觀念。最近，幾個北京商人前來達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們計劃開發村子裡的一些地塊，用於搞旅遊項目。兩個項目位於峽谷上面很高的地方，無人居住，而交易的細節一直沒有公開過。沒人知道，地價是多少，投資者是誰，他們打算怎麼開發那幾個峽谷，等等。
在中國，類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農村更是如此。如果黨支部書記在這些交易活動中得到了好處，她是不會傻到要把錢拿出來公開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還稱不上豪華，而她的外表也沒怎麼改變。我每次遇到她的時候，她總是那麼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著招呼：「嗨！又來了啊？」不過，有些村民認為，她把錢存在了懷柔的——個銀行賬戶上，她的兒子最近還在城裡買了一套房子。很快，人們便開始談論起另外一件事來：即將到來的村級選舉。
在中國的農村，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有兩個：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過投票的方式直接選舉，而候選人可以不是中共黨員。但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成為黨支部書記這個村子裡最大的官。在三岔，劉繡瑩就是從村主任開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個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後，她被選為黨支部書記。從那以來，她身兼兩職，而這樣的情況在農村地區也越來越普遍。政府支持這種狀況的出現，因為這樣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時也起到了鞏固權力的作用。
在三岔，黨支部書記的權威一直沒有受到過什麼正兒八經的挑戰。但是，到了2006年，這樣的情形終於開始有了改觀，區別就是金錢。2001年，當我來到三岔的時候，人均收人大概只有兩千來塊。在五年時間裡，這個數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當地勞動力的日均報酬是二十多塊，現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裡修起了一條不錯的公路，修起了一個手機基站，裝上了有線電視——甚至還有垃圾用於出售。所有這一切本來都可以用來說明黨支部書記所取得的成功，因為村民們的富裕是在她的領導之下取得的。不過，參照體系比什麼都重要。當地村民不拿現在的情況跟過去相比，三岔人的心裡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東西。他們親眼看著城裡人來到這個地方，他們知道達成了一筆筆不動產交易。突然之間，他們擔心在收益上沒有自己的份兒。
為了尋找替代者，他們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本地最成功的生意人。傍晚，天黑之後，攪屎棍老來魏子淇的家裡串門。如果我在場，那個人會對我點點頭，算是打過了招呼，然後就找個遠離飯桌的地方坐了下來。他從來不參與我們的閒聊，只是在等著我的離去——他一出現，就是我該回家的信號。我後來問魏子淇，攪屎棍為什麼會開始光顧他家，他只是聳了聳肩，就把這個問題搪塞過去了。「沒多大的事兒，」魏子淇這麼回答我，接著便不再多說。
過了一陣子，我才明白過來，村子裡的政治運動就是這麼開場的。攪屎棍連續光顧幾個星期之後，魏子淇終於挑明了主題。他告訴我，2007年年初會有一場選舉，三岔村有人希望他能夠參選黨支部書記。
「你會參加嗎？」我問他。
「不會，」他說，「太麻煩了。」但他的話語裡透出一種不太確定的語氣。我問，是誰在給他打氣，他說出了攪屎棍的名字。
「你上次入黨的時候，他不是還在反對嗎？」
「就是，」魏子淇說，「的確如此。」
「那他現在怎麼會讓你去當黨支部書記呢？」
「很複雜。」
我問他，是否信得過這個人，魏子淇笑了笑。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說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攪屎棍的動機跟他那半途而廢的磚牆一樣顯而易見。同樣明顯的是，魏子淇因此成了他認為理所當然的候選人。魏子淇已經學會了協調黨支部和懷柔這兩個圈子的關係，沒有誰的地位像他這樣處於迅速上升的勢頭，2003年，魏家人做生意掙到了三萬多元；到2006年，他們的收入增加到了六萬多。一次，我向他問起收入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成功歸結為胸懷坦蕩。「這是三岔公認的最高收入水平，」他說道，「也許有人錢比我多，但那些錢見不得光。就務農和經商而言，我掙的錢最多。」
2006年6月，當地的政治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全體黨員到承德進行了一趟年度公費旅遊。承德位於東北方向上，清代的時候，這裡是滿族統治者的夏季避暑山莊。皇帝們常來此打獵，皇家獵場裡馴養著鹿和野豬。現在，這些獵場已經向遊客開放，遊人們可以到曾經為統治者服務的宮廷和寺廟自由閒逛。來自三岔的代表團參觀了所有的旅遊景點，晚上就在賓館裡舉行宴會，共飲白酒。回來之後，魏子淇給我看了他們拍下的照片，那些照片跟之前的每次旅遊毫無二致。每一張照片上，三岔村的全體黨員都站成一條長隊，每個人都緊緊地盯著照相機的鏡頭。他們身著體閒裝，但誰都不見笑容。很難看出，他們是在度假。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不甚明瞭：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鄰居，也可能是遠房親戚。不過，他們的站姿中，表現出了親密與疏遠的驚人結合。這些人不一定是親密友人，他們的聯盟可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他們甚至可能相互討厭對方。不過，從這些照片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曾經在一起度過了不少時間。
8月的一天早上，魏子淇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已經到了離我公寓不遠的一個十字路口。跟往常一樣，他的這個電話讓我吃驚不小，儘管這一次我猜得到他來北京的原因。半年時間以來，他一直在考慮買一輛車。
上村還沒有人有車。近幾年，車子已經越來越普及，村子裡有幾個人買了那種三輪微型運貨卡車，用來在鄉下運送貨物。有個人買了一輛二手拉達轎車——不過，照魏子淇的說法，那不算數。老式的蘇制轎車外觀太差，基本上沒辦法駕駛，而且那位買主差不多立即把它又賣了出去。就這個村子而言，那條公路盡頭的停車場依然在等待著本地村民的第一輛車的到來。
自從拿到駕照以來，魏子淇一直在存錢。他同時也在存儲關係——他每次去懷柔，都要向朋友們打聽，是否知道哪兒有好一點的二手車要賣。當來自北京的一個二手車銷售員碰巧住在他的招待所時，魏子淇才算真正迎來了好運當頭。魏子淇收放好那個人的名片。幾個月之後，他終於存夠了錢，便撥打了那個電話號碼。那個銷售員告訴魏子淇，他可以在午後到北京市舊機動車交易市場去見他。
我和魏子淇坐著一輛出租車，直奔那個市場而去。的哥一聽地址，立馬來了精神。「你要買車？」他說道，「你想花多少錢來買？」
魏子淇不好意思地說，他想把價錢定在一萬五千塊錢以下。
「那你可以買一輛夏利，」的哥說道，「夏利省油，維修也方便。如果你是要買舊車，這可真是個好時候。很多夏利車沒有經過登記，因此警察經常查這種車。誰都不想惹麻煩，可能想買這種車的人不會很多。所以，價格還可以。」
那就是中國的市場行情：警察找出的問題越多，商品的價格越低。夏利是北京人鍾愛的經典車型，買主都有一系列老套的特點：低收入、老煙民、大嗓門。一直到2000年，最受大家歡迎的夏利車都還是根據一款韓國車型生產出來的，而這款韓國車型的名字並沒有什麼吉利之意——大發瞎利得。這是一款十分難看的廂式轎車，但結實耐用。的哥告訴我們，他在三年前花一萬四千塊錢買了一輛黑市夏利車。「我把它當出租車開了一年，然後賣了一萬一千塊錢，」他說道，「從來沒被罰過款！」我們沿著四環路開進的時候，他一路上把那些舊夏利都指認了出來（「那是98款！」）。他建議我們千萬不要買雪鐵龍（「耗油高！」）。吉利和鈴木要好一點（「省油！」）。魏子淇問，夏利車會不會比經常在鄉下跑的「麵包車」安全係數高一點，那個人大笑起來。「當然！」他說道，「麵包車如果以六十公里的時速出事，坐裡邊的所有人都會死掉！絕對的！」
等著魏子淇的聯繫人前來的當兒，我們繞著北京市舊機動車交易市場轉了一下。這個市場位於北京的南郊，在一片廉價公寓樓之間的空隙裡，密密麻麻地分佈著幾個塵土蔽日的停車場。這裡是北京市最大的二手車交易市場——不管是哪一天，在這裡用於出售的二手車都超過了兩萬輛。有一些固定經銷商存有幾輛高端車型，但大多數賣家都是些散兵游勇，交兩元錢，就可以把車在那髒兮兮的停車場上停放一個小時。他們用一塊紙板胡亂地寫了個臨時廣告：「2003款，沒過戶。手續合法。」手續齊全是一個大賣點——這通常是人們關注的第一件事情，因為買主們都擔心通不過檢查這一關。車主們給自己的車子按月計齡，面對的頗像是一個嬰兒。「1998年12月的，」一位紅色夏利車主對魏子淇說，「算得上是1999年的！」對中國人來說，使用情況比車型重要得多，因此他們才要追溯車子的月齡。
我們前往參觀的那一天，十分炎熱，灰塵也很大。看得出來，沒有誰想到過要把自己的車洗一洗。實際上，每一輛車都像是在灰塵裡滾過一樣，而車輛的座套似在競相比髒。車主們得呆在車輛的邊上，說不定就有買主路過。他們打發無聊的方式，就是打打撲克或者下下象棋。也有車主躺在後座上，正呼呼大睡呢。幾乎沒有人會明碼開價，如果你問起價格，他們無一例外都是這樣回答：「你想出多少錢？」還有一個賣點，那就是備胎和千斤頂。他們叫賣的另一個詞語是「三廂」。車主們自豪地大喊著——「三廂！三廂！」我問魏子淇，那是什麼意思。「意思是說那輛車有前門，有後門，還有個尾廂，」他這樣解釋道。
「可那不是明擺著的嗎？他們為什麼要那樣說呢？」
後來，我終於恍然大悟，這個市場上的人絲毫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幹什麼。中國有多少人有過買車和賣車的經歷？他們全都是在瞎打亂撞，而魏子淇則在盡量趕上他們的趟。他看了幾輛夏利車，但都嚇得沒敢問價錢。
我們從一輛雪鐵龍轎車邊上走過的時候，他終於興奮起來，說道：「費油！」跟他聯繫的人終於出現了，他看上去似乎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那個人名叫袁少春，身上穿著白色背心、卡其短褲、皮鞋，黑色襪子拉到了膝蓋之上。他一隻手拿著一個仿製的皮革手包，另一隻手拿著一塊髒兮兮的白色毛巾。在盛夏的炙烤下，他呼哧呼哧地喘著大氣——他的肚腩肥大，雙腿粗短內彎，好像隨時都會跌倒在地。他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那個人一出現，魏子淇立馬掏出紅梅煙——紅色包裝，僅供城裡人專用——給袁先生遞上了一支。那人鄙視地搖了搖頭，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摸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煙。可他並沒有給魏子淇遞上一根。他看見我在邊上站著，便用大拇指指著我問道：「這個外國人是誰？」
當袁先生聽說我曾經寫過幾本書時，變得客氣了許多。他告訴我，他跟一家出版社有點關係，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做點什麼。「也許他們可以把你的書翻譯成中文，」他說道。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個電話號碼，還告訴我，如果我想聯繫寧夏人民出版社，一定要打那個電話號碼。寧夏是西部的一個回族省份，我幾年前曾在那裡把City Special陷進了沙地。袁先生在北京東南郊還開了一家煙酒商店。作為副業，他幹買賣舊車這一行已經有十年時間了。他開了一輛雪鐵龍。(「費油！」)轎車後廂裡，他帶了一根鋁制的路易斯維爾——斯拉格爾棒球棒，紅顏色，型號為FP29。我在北京還從來沒有看見過真正的棒球棒；這根球棒的把手部位纏滿了膠帶。我問那個人，他是否打過棒球。「防身，」他嘴裡嘟囔著，「防身用的。」
那個時候，他沒有什麼東西要出售。他來這裡，是幫魏子淇選車的。他帶著我們在停車場裡走了一圈，一邊揮舞著擦汗水的毛巾，一邊抱怨著預算資金太少。「一萬五千塊錢買不到什麼東西，」他說道，「如果你想買2000年以後的車，那至少要兩萬。」時不時地，他會停下腳步，對著停在那裡的某輛車指手畫腳一番。「那輛車絕對出過事兒，」查看過一輛紅色夏利車之後，他那麼說道，「車主沒講實話。」
在一輛白色夏利車跟前，魏子淇停下了腳步。這是一輛下線的出租車，車頂上還掛著出租車標誌。根據北京的一項規定，用作出租車的夏利車最多只能跑六年。市裡面制定這些規則的目的是為了安全和污染著想，不過對汽車行業來說也是一項福祉。
白色夏利車旁邊的人告訴魏子淇，這輛出租車只用了五年時間。「你可以在北京再開一年，」他說道，「之後，你還可以拿到郊區跑營運。」
「出過事兒嗎？」魏子淇問道。觀察袁先生的過程中，他學到了這個問題。
「這是出租車！」那賣家反駁道。「如果你想買從來沒有出過事兒的車，就不要看出租車了！」他搖了搖頭，繼續說道，「基本上所有夏利出租車都是紅色的，」他說道，「白色的太少了，被查到的情況還很少。警察經常要攔下紅色的夏利車，檢查它們的手續。這輛車跟轎車混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來。」
不過，袁先生建議不要買這種警察視而不見的夏利車。他有個更好的選擇：他在郊外有個朋友，專門從事倒閉單位的車輛生意。單位登記的車輛可以使用十五年時間，而不管車況如何。其中的竅門就在於從已經倒閉的單位找到仍舊可以使用的車輛，幸運的是，數不清的國營單位在改革開放年代早已死得硬邦邦的。那個星期晚些時候，我們做了一次出征，前去倒閉單位尋找夏利車。
買賣即將做成的首要標誌，是袁先生開始接受魏子淇遞過去的香煙。在二手車交易市場，他對紅梅煙碰都不碰；現在，他大大方方地接了過去。還有一個可喜的徵兆，他在這筆買賣當中也有利害關係。與他的商店——宏麗煙酒商場——一街之隔，就是那個汽車經銷商開的一家修車廠。我們到了北京西南郊區二十幾公里遠的地方，那兒叫作房山。這裡坐落著首都最大的水泥廠，周圍一大片區域全都覆蓋著白色的粉塵，恰似乍暖還寒時分下起了一場小雪。
經銷商把車停在了他的修車廠門前。這輛紅色夏利車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份，牌照全是合法的。嚴格地講，這輛車仍舊屬於一家叫作北京七里山旅遊服務公司的單位。但那家單位早已倒閉，現在僅存於轎車雜物箱裡的幾份文件之上。轎車沒有洗過，跟周圍所有東西一樣，這輛轎車覆蓋著一層水泥粉塵，經銷商用一塊髒抹布擦了擦擋風玻璃。他讓魏子淇看的第一樣東西是尾廂：一隻備胎，一隻千斤頂，不另收費！「從來沒有出過事兒，」經銷商說道。但引擎蓋上有一道刮痕，車身下部有個凹痕，仿若出過一次天花。經銷商說，我們可以試駕一下。他把鑰匙遞給了魏子淇，魏子淇則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還沒有正兒八經地開過車。上次，我讓他獨自一人搗騰車子，他便弄壞了我租來的車子的保險槓。但今天的情形讓我不太願意接他手裡的鑰匙，主要是因為面子的關係——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輛車，這是一個剛起步的生意人和一個已經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之間做成的買賣，對他來說至關重要。在中國生活的所有外國人都知道面子這個東西的重要性，都怕丟面子。不過，有些時候，外來者補償過了頭。實際上，魏子淇跟中國許許多多農村人一樣，對自己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有些心高氣傲，但一點都不傻，他此時的意思是要我幫他試駕。不過，在他看著我的時候，我會錯了意，因此沒有接過鑰匙。
帶著些許緊張的表情，魏子淇坐進了駕駛座。他問經銷商，哪是倒擋——這可不是個好信號——然後發動了汽車。我們幾個人站在邊上，全都看著他。他鬆開手剎，掛上擋位，一腳油門踩到底，同時鬆開了離合踏板。他沒想讓那東西停著不動，但也不知道它會跑得那麼快。馬達轟鳴著，輪胎高速轉動著。車子快速向後進入了一個很大的髒水窪，在停車場上濺起一陣弧形的白色水泥漿。緊接著，轎車徑直往前，對著一根電話線桿子衝了過去。到了這個份上，魏子淇還是沒有打算看看他到底要駛往何處。他低下頭，在地板上查看著，不顧一切地尋找著剎車踏板。在最後一剎那，他終於找到了——轎車在距離電話線桿子不到一米遠的地方停了下來。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面子」一定慘白一片。等我回過神來，我跟他說道：「好吧，我來開！」
我開著車試駕起來，魏子淇則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該怎樣評價這輛車，或者說，期望值應該放在什麼位置上——畢竟，這不過就是一輛叫作「瞎利得」的韓國微型車的中國版。我上一次參與購買舊車的時候，正在密蘇里讀高中，我花七百美元購買了一輛1974年產的道奇飛鏢轎車。從幾個方面來說，這輛夏利車都讓我想起了那輛飛鏢轎車。動力很小，剎車有點疲軟。車身看起來糟糕透頂。不過，發動機的聲音聽上去還算過得去——沒有砰砰聲，沒有撞擊聲。甚至還有一個備胎和一隻千斤頂。跟魏子淇一起走了幾公里之後，我說了我父親在1986年針對那輛道奇車說過的同一句話：「我覺得還行。」
回到修車廠，魏子淇拿出紅梅煙挨個敬了一圈。那幾支香煙讓經銷商變得大度起來，他說可以把那汗跡斑斑的竹製座套放進車子裡，算是免費。「一般情況下，這輛車我要賣一萬六，」他說道，「但因為你是袁先生的朋友，我只賣你一萬五。」
「還能不能便宜點？」魏子淇問道。「便宜兩百塊也行？」
那人答應了，再少兩百塊。「還要不要看看別的，」魏子淇問我。
「里程怎麼樣？」我問道。
「你可以查，」經銷商聳了聳肩，對我說道。我把頭伸了進去：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里程表只有五位數，我無法知道它到底轉了多少圈：總里程數可能是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一百零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沒有維修記錄，沒有機械師的檢測同意書。我們對這輛夏利車之前的使用狀況，以及它在北京七里山旅遊服務公司倒閉期間扮演過什麼角色一無所知。經銷商甚至連個合同都不願意寫。「我的字寫得太難看，」他說，」讓袁先生寫吧。」
他遞給袁先生一張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抬頭位置印著「合同」兩個字。袁先生開始填寫起那些空格來——買方、賣方、日期——然後停了下來。「我的字也寫得太難看了，」他說道。最後，魏子淇自己填寫了全部內容。經銷商讓他把價格那一欄空著不填。（「這樣簡單些。」）經銷商也不願意簽他的名字。（「你可以替我簽。我的字寫得實在是太難看了。」）魏子淇猶豫了一下，還是把兩個名字都簽上了。表格填完之後，現金過手，經銷商掏出了紅金龍香煙，算是給這筆交易畫上了句號。
我開著夏利轎車往城裡面走。我們不得不在路邊的加油站停了下來，因為車主已經確保車輛在過手的時候，油箱正好底朝天，我問魏子淇，為什麼經銷商不願意在合同上簽名。
「我不知道，」魏子淇說，「看起來是有點奇怪。」
「要是有問題，你怎麼辦？」
「我只有去找袁先生，」他回答道。
另外一個朋友幫他把車從北京開回了三岔。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租來一輛捷達轎車，去了村子裡。我到達村子的時候，魏子淇正在停車場上擦拭他那輛夏利轎車。他把車停在了唯一的一處樹蔭下，佈滿刮痕的引擎蓋清洗得非常乾淨，差不多到了閃閃發亮的程度。魏子淇臉上也綻放著笑容——那是多時以來，他最開心的時候。我看見曹春梅的時候，問她對那輛夏利車有什麼看法。她搖了搖頭說：「難看死了！」
從一開始，曹春梅就反對買車。她說，他們不需要車，再說，這車也太貴了；他們那個家庭還欠著銀行和親戚的錢。不過，曹春梅反對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車子代表著自由。「他已經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了，」她對我說，「他跑到懷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買了車，那不是做起來更加方便了呀。」對於魏子淇將參選黨支部書記的傳言，她的反應基本上跟這類似。「我不想讓他當黨支部書記，」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講，「我覺得，那會是件麻煩事兒。現任黨支部書記有多忙，我是看得見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時間去處理村子裡的事情，那麼他就沒有時間來管這些事兒了。」
儘管曹春梅對於當地的政治事務不感興趣，但她還是打定主意，要加人中國共產黨。從好幾個方面看來，這事令人吃驚——她對於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產黨不相一致，因為共產黨員是不信宗教的。不過，曹春梅對於共產黨的興趣既不是因為哲學，也不是因為政治：她只不過想成為那個組織的一員，跟著他們到各處走一走。「每個暑假他們都要出去旅遊一番，」她說，「還要發禮物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所以，入黨看來也還是蠻有趣的。」對曹春梅來說，生意上的成功已經把她徹底地孤立了起來。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兒多是她一個人負責，即便是佛教帶來的慰藉，也是她一個人獨自體會。這跟魏子淇背道而馳，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讓他擁有更多的關係，讓他在村子裡擁有更大的能量，讓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聯繫。
在家庭內部，他也要求擁有更多的權威。當曹春梅提出要入黨的時候，魏子淇一口回絕了。「沒這個必要，」他對她這樣說道，從此便沒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說明他那些決定是怎麼回事，所有的計劃都自己悶在心裡。我每次向曹春梅問起村裡人有哪些政治傳言，她都說她知道的事情還沒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講這些事情，」她說，「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衝突時的典型回應：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經商的想法一樣，這一次入黨的夢想也無聲無息地終止了。
那年晚些時候，魏子淇對那輛轎車比較適應後，開著它去了一趟懷柔，給他的兒子重新取了一個名字。跟魏子淇曾經做過的所有工程一樣，事情都是做完了他才提起來。星期五下午，他到學校接回魏嘉，並且告訴小男孩，從今往後，他的名字就叫魏小淞。
在中國，小孩改名字這事兒——尤其是如果改名字的人還只是個小孩子或者尚未長大成人——並不十分罕見。魏子淇曾經給他自己做過同樣的事情：他原來的名字叫作魏宗國。這個名字多少體現了一點愛國主義——「國」是「國家」的「國」嘛。「文化大革命」期間，鄉下出生的小孩取這樣的名字非常普遍。1993年，魏子淇在城裡生活的時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下，算是當初想擺脫農民身份的一種體現吧。當時，他看過一本叫作《姓名與人生》的書籍，書裡面說「子淇」這兩個字會讓一個人的職業生涯「穩定且發達」。
有些時候，小孩子改名是出於一些非常正兒八經的理由。父母們認為，不吉利的名字常常會招致厄運，長期生病的孩子改名後會大有裨益。在四川教書的時候，我的一個同事有個女兒，從兒時起就患上了癌症。經過多年治療之後，她的父母親終於給她改了個名字。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當地的計生部門允許他們再生一個孩子。如果某對夫婦的第一個孩子存在嚴重的健康問題，計生部門通常會允許例外的存在。生病的女兒已經到了上學年齡——這個年齡已經足夠大，完全明白自己改名和媽媽懷孕意味著什麼。那年晚些時候，可憐的小女孩去世了。我常常會想，這事兒真是糟糕透頂，她在人生的最後幾個月裡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樣糟糕的是，她竟然以別人的名義離開了這個人世。
魏嘉的名字很簡單：「嘉」就是「好」的意思。但這個字的筆畫有十四畫，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不吉利的數字，而且小男孩的身體一直不怎麼健康。他後來再也沒有在血液上遇到過麻煩，但常常抱怨說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頭幾年，我把他的問題歸結為在學校寄宿。畢竟，寢室的條件十分糟糕，他還說過他不喜歡食堂的飯菜。不過，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脅已經讓位於垃圾食品和缺乏運動了。父母親對他的學習管得很嚴，一到週末，他們都會讓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業。他們對於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從此便再也沒有了體育鍛煉，而某些關於健康的傳統觀念卻在走著反作用，考慮到魏嘉經常患感冒，我曾建議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親說人在冬天的時候應該盡量少吃水果——不順氣。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魏嘉很少飲水。關於一天中哪些時間不宜進補液體，中國人有許多莫名其妙的觀念。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很多人飲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帶著魏嘉去懷柔做例行體檢，醫生做不了尿檢——小男孩脫水太嚴重，尿樣裡竟然帶有血細胞。但我還是無法勸說他的父母親確保讓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體育鍛煉。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親對孩子健康問題的反應，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時候，他們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兩個世界裡最糟糕的東西，最糟糕的現代生活，最糟糕的傳統觀念。
我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擔心人們對快速變化所作出的反應。這不是對現代化有所爭論，至少不是絕對如此。我從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渴望擺脫貧困，我對他們願意努力工作，願意適應變化懷著一種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這個過程來得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通常，這些問題都非常微妙——作為外人，很難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在西方，報紙上講述中國的文章總是著眼於巨大的變化和政治的東西，他們甚至也會根據農村地區發生的一些抗議行為，來強調存在著不穩定的風險。但是，根據我的所見所聞，這個國家最大的焦慮卻是極度個體化，極度內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們渴望某種宗教的或者哲學的真理，他們願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種有意義的紐帶和聯繫。在把過去的經驗應用到現代的挑戰方面，他們遇到了麻煩，父母親和孩子們分別處在不同的世界裡，他們的婚姻更加複雜——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樂的夫妻。要人們在如此變化的國家站穩根基，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魏嘉的新名字是通過電腦選取的。對魏子淇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他跟我講，用電腦進行姓名分析，現在正在各大城市悄然流行。懷柔有個人專幹這個行當，一次收費五十元，但他對魏子淇免費，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朋友或者關係。他給魏子淇打印了整整一頁的計算機分析結果，那上面對這個新名字及其未來前景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上魏小淞這個名字之後，小男孩有望鴻運當頭，長命百歲，乃至大富大貴。他的性格將會是自省而豪爽。那機器還從上到下列出了一連串品格特徵詞語，頗有點像一部證券報價機：「重情，穩健，忠貞，優雅。」
計算機系統還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結論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計算機也知道這一點——我在中國認識的人基本上都缺水。總之，計算機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給他取一個帶水的名字——「淞」，這是上海附近的一條河流。「小」是「大小」的「小」。他的新名字就成型了：小小淞江河。
曹春梅的反應是置之不理。「我不管，」她說，「我不管，我不喜歡這個名字，反正不關我的事。那是魏子淇的事兒。」
改名字那個週末，我們在一起吃飯。那是星期天的晚上，魏子淇跟另一個黨員開車下山，去參加一個莫名其妙的聚會。這次聚會跟即將到來的選舉有關——他們總在遠離村子的地方舉行集會，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魏嘉已經做完了家庭作業，下午他還看了一本關於恐龍的書。他已經上到四年級，閱讀能力極好，在學校的成績也很優秀。但每當有人提到他的新名字時，他總是一言不發。我都要問上好幾遍，他才回答我的問題。
「不好，」他終於回答了我的問題。
我問魏嘉，這個名字有什麼不好，他用低得連自己都聽不見的聲音做出了回答。
「不好聽，」他這麼說。
他就說了這麼兩句話——他不願意就這個話題說得太多。晚飯有魚，有抄手。我看得出來，曹春梅有點心不在焉。晚飯後，她打了個電話。電話一定是打給魏子淇的，但接電話的卻是另外一個人。她聽了一會兒，突然變得非常不耐煩起來。「他喝醉了，是不是？」她問道。「那他晚上還回不回來？他明天早上還要去懷柔。叫他給我打電話！」
她在飯桌旁沉思了一個小時的樣子。魏嘉好像沒看見這一切——他的興致很高，我跟他在晚飯後還玩了一會兒象棋。他咳得很厲害，一個星期以來，他都在跟感冒作鬥爭。電話終於響起來了。曹春梅到隔壁房間去接聽電話，不過我還是斷斷續續地聽到了隻言片語。
「你晚上必須回來，」她嚴厲地說道。她告訴他，明天早上七點鐘村子裡要開會。「聽見沒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來！」
如果魏嘉聽見了什麼，他也沒有表現出來。我們一起翻看了幾本書，然後我告訴他，明天早上我再過來接他去上學，出門的時候，我吃驚地發現，魏子淇已經回來了。他就在堂屋裡，身子靠在牆壁上，一盞燈都沒有開。等我摸索著找到開關，我才發現，他早已爛醉如泥，身體都站不直了。
「你沒事兒吧？」我問道。可他連話也說不出來。他猛然跌落在桌子上，眼神散亂。曹春梅也跟在我身後來到了這個房閫。我問她，他是怎麼回到家的。
「有人開車把他送回來的，」她說。
「他沒事兒吧？」
「沒事兒，」她說。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接到了魏嘉。他的父母還在炕上睡覺，小男孩自己在廚房裡做好了上學的準備。廚房一片凌亂，地上還散落了一地的葵花籽。我問魏嘉，發生過什麼事情。
「爸爸喝醉了，」他老實地告訴我。「他當時想倒點水出來，水卻打翻了。他一下子發了瘋，把瓜子撒了一地。」
魏嘉已經穿好了校服，他此時正在整理書包。
「他經常那麼做嗎？」我問道。
「是的，」他回答道。小男孩依舊專注於他的書包。他連頭都沒有抬一下，我變了一下主題。
「要戴紅領巾嗎？」
「要戴，」他回答道。紅領巾是少先隊員的標誌，每個孩子都要佩戴。
「戴上吧，」我對他說。
他繞著領子打了個結。跟往常一樣，魏嘉的紅領巾仍舊破爛不堪，邊上有一道大裂口，前面有一片油漬。大多數少先隊員都穿戴整潔，不過偶爾也能看見幾個前線士兵的模樣。下到山谷後，我們停下車來吃早餐。在這家路邊餐館的寒風裡，魏嘉咳得十分厲害，但他迫不及待地把頭埋進碗裡，大口喝起抄手湯來。
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這個新名字一直縈繞在魏嘉的頭腦裡。他的父親告訴他，他別無選擇，他們現在必須改名，因為再過一年半，他就要上中學了。到時候．他們會用魏小淞這個名字給他報名，他現在還可以提前適應一下。到他正式使用這個名字的時候，會感覺自然得多。
對於為什麼不接受新名字，小男孩一直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他沒有說明為什麼喜歡原來的名字，或者新名字到底在哪裡惹了他，他也沒有提出再做選擇。跟往常鬧矛盾不一樣，他這次既沒有生氣，也沒有衝著他媽媽大吼大叫。實際上，他基本上什麼話也沒有說。說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他的反應僅僅是一句「不好」，這兩個宇還是自言自語說出來的。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克制態度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結合體，內中既有無能為力，又透露出些許力量。他的父親無法明白哪兒「不好」，很快便懊惱不已。這讓我想起了赫爾曼·梅爾維爾筆下的文書巴托比，他常常頑固而又禮貌地對他老闆說的一句經典之言——「我不想做」。不過，從這簡簡單單的幾個字裡面，我也看到了他父母親的影子。他的媽媽對她管不了的事情不聞不問：「不好」。他的父親是鐵了心也要給他改名字：「不好」。對小淞來說，電腦已經給他做了承諾：鴻運當頭，長命百歲，大富大貴，自省，豪爽，等等，但到頭來，這一切統統「不好」。孩子反正就是拒絕使用這個名字。幾個星期之後，他的父親放棄了，再也沒有提起改名字的事情。他一直以來都叫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小孩兒，是生意人家裡長大的第一個小孩兒。從今往後，他永遠都叫魏嘉。
那年冬天，傻子沒有收到政府發放的春節慰問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夠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錢不翼而飛了。那點錢數目不大，一家人懶得去投訴，而且他們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麼意思。黨支部書記放出話來：村子裡的權力依然掌握在她手裡，她對有關選舉的傳言不太滿意。
至此，傳言已經飛遍全村，就連曹春梅也無法掩飾她的興趣。「人們隨時都在議論，」她對我說，「他們再也不想要現在的黨支部書記和副書記當下去了。很多人都罵他們——當然啦，是背著他們在罵。以往，大家對黨支部書記還算滿意，可現在他們不這麼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觀念還是那一套，『我掌了這麼多年的權，圈點利益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官僚主義啊。」
我時常聽到村民們說起這個詞語——官僚主義。「意思是說，她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曹春梅說。這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用過的老詞兒：在毛澤東所發動的一系列運動中，鄉下人有時候就用這個詞語來為鬥爭地方幹部這樣的行為尋找合理性。在那樣的日子裡，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們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這個詞語——他們是在擔心存在資本主義剝削的現象。他們抱怨新近達成的土地買賣協議，這些協議的細節還藏著掖著，卻已經出現了開工建設的跡象。在村子裡的一個地方，正在修建——座新的餐館。修好之後，那將是全鎮最大的餐館。深深的峽谷裡，有兩條路正在修建。沒有人能夠證明腐敗的存在，但對許多村民來說，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強有力的證據。不管怎麼說，外來資金突然湧入正好說明一點，旅遊業所創造的收益絕大部分都將不會留在村子裡。
人們開始有所議論，但根本沒有草根運動的跡象。在中國的農村，政治分裂常常從權力的外緣開始。黨的內部也可能出現紛爭：某個黨員覺得受了委屈，或者某個低級官員對什麼事情憤憤不平。這樣的人具有牽引力——他們對規則瞭如指掌，他們知道怎樣才能把水攪渾。他們熟悉某個級別的權勢人物，這一點跟普通農民不一樣，農民們可能只會嘟噥幾句，結果什麼事情也不做。
在三岔，紛爭起源於攪屎棍。很多村民都信不過他，但他卻具有無可爭辯的權力，而這種權力以另一種方式表現了出來。他跟過去具有一定的聯繫——有些人覺得他是個千里眼——而他也是一名黨員。他知道本地的選舉是怎麼運作的，他也看出了魏子淇是個有能力的人。不僅如此，他還很有耐心：一開始那幾天，他定時來魏子淇的家裡坐著閒聊，絕口不提這場選戰。經過幾次閒聊之後，他才公開了一個提議。跟下村的另一個黨員一道，他對魏子淇說，他應該參選。「他們說，我的能力比她強，」那次會談之後，魏子淇對我說，「他們在議論我的說話能力，我到村外辦事兒的能力，以及我的思想觀念。這跟我做生意有很大的關係——他們覺得，那就是我有能力的表現。」
儘管有這些溢美之詞，魏子淇依然不明確表態，這倒是意料之內的事情。但是沒過多久，人們開始逐個評述所有的黨員，看誰可能支持誰。加在一起，村裡面現在有了二十三個黨員，當權者最有力的幾個支持者具有親屬關係。這些黨員可以一分為二：五個人跟魏子淇關係極好，五個人跟黨支部書記聯繫緊密。就其他黨員而言，有幾個是魏子淇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可能也想有所改變。於是，幾個人又開始計算，有多少人會落入他的陣營。他們開始與這些人進行面對而的交流，當然是悄悄的。到了這個階段，魏子淇根本就不參加他們的活動，如果支持他的人不多，他能夠抽身走人。攪屎棍則當起了他的副官，一連幾個星期，他在村子裡小心翼翼地活動著，幹著交頭接耳、深夜密會之類的苦活累活。
很快，黨支部書記也鼓動起一個人充當她的副官。一天晚上，黨支部副書記來到魏家，跟魏子淇禮貌地打過招呼，便坐下來開始談話。他們兩個人的關係一直不算緊密，不過，這次來訪也沒有意外之處，副書記很快便轉人了正題。「總有一天，你會成為一個很不錯的候選人，但現在最好還是等等看，」他說道，「你很年輕，幹得也不錯——等下次吧。要有耐心。」
魏子淇笑了笑，然後說了些什麼，大意是那個人說的話很對。不過，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有些晚了——攪屎棍完成了遊說工作，覺得在人數上是有把握的。經過他的分析，支持魏子淇的黨員算得上有十個，十個是黨支部書記那一邊的人。拿不定主意的，只有三人。
整個選戰中，沒有什麼議題。沒有人提到村子裡的具體計劃，或者要不要做出什麼改變。沒有平台，也沒有哲學。只有傻瓜才會做出公開的承諾。目標要盡可能地模稜兩可，每個候選人都盡量避免直接提及選舉。家族比什麼都重要：人們把自己的近親屬糾合在一起，還盡量拉攏遠房親戚。人們把大量的心思花費在對動機的分析上，想方設法也要搞清楚，誰可能支持誰。政治被提煉得只剩下最純粹的核心成分——盡可能地動用村子裡的一切關係。
這一切都是在當地的精英分子中間悄然進行的。現在，攪屎棍似乎每天晚上都會來魏子淇的家裡，時常也有其他人來訪。人們簡單地打過招呼，然後就等著我離開。唯一公開談論這事的，就是與此無關的人。曹春梅和其他幾個婦女一直在討論選舉這件事兒，她們喜歡推測結果如何，計策如何。她們說，黨支部書記心裡面很緊張不安。我每次看到她的時候，都能夠感覺得到地臉上的緊張情緒。不過，她還是粗聲粗氣地跟我打著招呼：「嗨！你來了呀？」
到了最後，活動進入正式宴請階段。攪屎棍在懷柔一家上好的餐館擺了一桌，一共有十個黨員到場。他們全都承諾過要投魏子淇的票，這頓飯主要是再次確保他們會支持魏子淇。不過，當我後來向魏子淇問起宴請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告訴我，大家對選舉的事隻字未提。大家享用著菜餚，喝著白酒，抽著香煙。只是在宴會接近尾聲的時候，攪屎棍問了一句：「有沒有什麼變化？」一群人挨個挨個地說，沒有變化。就這樣，懷柔的宴請畫上了句號。
三天之後，黨支部書記邀請魏子淇和另外四名年輕黨員，到山下的一家餐館吃飯。自從選戰開始以來，這個女人和魏子淇之間很少有來往。那次宴請之後，我問他們談了些什麼。
「沒說選舉的事兒，」他回答道。
「那你們都說了些什麼呢？」
「記不得了，都是些常事，」他說，「我記不太清楚了。好像不太愉快。」
如果這是最後的努力，試圖勸說魏子淇退後半步的話，這也跟這次選戰的其他方面一樣迂迴曲折。最後幾天時間裡，有人謠傳說黨支部書記拿了錢給一些投票人，但沒有人能夠證實這一點，而且這樣的傳聞多來自非黨員。最後，這一定傳到了村子外面，因為就在距離選舉還有三天的時候，鎮政府的領導們到村子裡來了一趟。
來的一共有兩個幹部。級別最高的那位在鎮黨委工作，陪同他來的那一位，是他的下屬。在中國，鎮對村於具有管轄權，而這一級的幹部很少出現在三岔這樣的地方。通常情況下，村民們要到鎮裡面去開會——這是典型的圍繞權力鏈條而存在的政府。不過，當前這次選舉中，存在著極為重要的事情，這些人因此才來到村裡，召開了這次黨員大會。
黨委的那位領導首先做了講話。他談到了即將到來的選舉，強調了遵循正確的程序的重要性。他告訴全體黨員，要努力抵制賄選的發生——他把這一點反覆強調了多次。之後，他的講話變得有些模稜兩可。他沒有提到村子裡最近達成的土地交易，以及財務公開不夠等。總之，他迴避了本地那些具體的重大事項，他好像是在信口漫談，滿口都是發展和改善基礎設施這樣的事情。
「他講了好長一段時間，」會後，魏子淇這樣說道，「基本意思就是，我們應該繼續留用現任黨支部書記。這很難描述，因為他講了很多事情，但都不是很直截了當。不過，他的意思很明顯。基本上，他是在說，我們現在的黨支部書記替我們做了很多好事。然後，他開始問一些問題，全都是村子裡哪些東西得到改善的問題。他問：『你們剛修了一條路，對不對？你們剛安上了路燈，對不對？』末了，他說：『你們看，你們的領導很有能力嘛。』」
領導沒有提到魂子淇的名字，以及大家偷偷摸摸進行的一些活動。他講完話之後，要每個黨員當麵點評黨支部書記的表現。人們一個接一個站起來，順著領導的意思，把黨支部書記誇獎了一番。他們提到了新修建的道路、新安裝的手機信號塔、路燈、垃圾清運，等等。只有少數幾個黨員說了些負面的話。攪屎棍最直言不諱——他對土地交易和神秘莫測的村級財務做了一番抱怨。
最後，鎮裡來的領導點到了魏子淇。魏子淇站起身來，說了一句話：「幹得不錯。」然後，他就坐下了。
從那以後，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三天之後，舉行了投票，每個黨員都要選出自己覺得最適合的候選人，黨支部書記的名字出現在了十五張提名票上。魏子淇一共得到了十張票，獲得提名。按照選舉的標準規程，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這一輪的選擇面僅限於獲得提名的前五位候選人。結果，魏子淇名列第四。黨支部書記勝出，副書記名列第二，這意味著他們兩人的職位保持不變，第三名成為了村支部委員。魏子淇什麼也沒撈著——連最低級別的職位都輪不到他。
他後來瞭解到，下村有一個農民，說自己十分崇拜魏子淇，魏子淇也把他當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這場選戰中，這個人實際上充當了間諜的角色。這位農民假裝支持魏子淇，每次宴請和探夜密會他都到場。與此同時，他把每一個階段的進展情況都報告紿了黨支部書記。掌握了這些信息之後，這個女人完全能夠跟蹤這一場選戰，想出各種法子來說服那幾個關鍵的投票人。至於她是怎麼說服他們的，沒有人說得清楚。魏子淇也不願意妄加揣測——他對這樣的政治早已厭倦。
鎮幹部講話的那次，他就意識到沒有希望了。魏子淇說：「沒辦法。」依他看來，那個領導的講話才代表著真正的轉折點。如果跟那個農民的間諜行為相比，這一點更是確信無疑。也正是因為領導的這次講話，當要求他對黨支部書記的表現加以評判的時候，他才只說了那麼幾句話。那是他對那場選戰的最後一次權衡——在經歷過一系列密謀之後，在最後關頭只好採取了兩邊討好的騎牆策略。
有一段時間，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厲害。他說，失敗了不要緊。他還說，他之所以牽涉進那場選戰，只是因為別人選中了他。不過，這次失利還真的讓他非常消沉。他時常回憶起那位算命先生的話：千萬要遠離政治。可是，魏子淇沒聽他的話。這下子，他為自己的自滿付出了代價。他發誓，今後絕不再挑戰地方上的權威。他唯一能夠獲得任職的途徑，是等到黨支部書記退休並同意魏子淇做她的繼任者。「如果她支持我，我就有機會，」他說，「如果她不支持我，我就沒有機會了。」
他們的關係依舊維持在私人這個層面，不過魏子淇相信，她不會尋求報復。他說，她仍舊害怕他的能力，她也記得當初他把傻子扔在鎮政府那件事兒。在魏子淇看來，那次行為，對他在村子裡的安全極為關鍵。「如果有人去找更高一級政府，那才真是在給她找麻煩，」他說道，「其他人沒有這麼做，是因為他們不瞭解政策和法律。我懂這些東西，因為我學過法律。」
2007年，共產黨開展了一項全國性的運動，叫作「發展現代農業」。他們希望在農村引入新的技術和管理機制，也讓農村幹部有機會領略一下城市生活。那一年，三岔村黨支部的年度出遊活動把黨員們帶到了靠近朝鮮半島的東北重要海濱城市大連。對魏子淇來說，對團裡的每一個成員來說，那是他們第一次乘坐飛機。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誤了五個小時，他們的飛機在午夜過後才起飛離開了北京。
在三四天的時間裡，三岔的黨員們遊覽了大連市。每個晚上，他們都要享用海鮮，以及當地的名特小吃。白天，他們被領著參觀了各個旅遊景點和現代基礎設施示範點。大連是中國北方最繁華的城市之一，也是規劃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高架公路極大地緩解了交通擁堵狀況。三岔的幹部們坐著車從高速公路上駛過，前往參觀了大連市的開發新區。輝瑞、東芝、三菱都已經在工業園區投產，英特爾芯片公司最近也宣佈，他們計劃設立大連工廠，專門生產半導體。
不過，令這些領導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以泰國人妖為主的表演晚會。最近幾年，中國政府放寬了國際旅遊的限制，泰國便成為中上層人士最熱門的旅遊目的地。中國的旅遊團只要去曼谷，就一定會安排參觀人妖表演。隨著出國的人越來越多，類似的表演越來越有知名度。到後來，幾個大連人終於決定自己進口一批人妖。
魏子淇從東北回來之後，情不自禁地擺談起那場表演晚會。「你去過泰國，」他問我。「關於人妖，那是真的嗎？」
我告訴他，我敢肯定他們是貨真價實的男人。
「我不是那個意思，」他說，「我們聽說，他們會找來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孩兒，可能只有四五歲吧，然後把他們訓練成人妖。他們說，他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來進行訓練。是不是真的喲？」
「我懷疑，」我說，「我覺得他們可能是長大成人之後才幹上那一行的。要當人妖，用不著花那麼長的時間。」
「我也是這麼想的，」魏子淇說道。我肯定了他的推測，這似乎讓他覺得很開心。「其他黨員都信以為真，」他說，「只有我不信。」
2007年，曹春梅也想考駕照。既然有了車，她也就覺得有這個必要，她可以開車到山下的溝谷里拉貨。不過，魏子淇不願意花錢再讓人學駕駛課程。「沒必要，」他對她說，「我們有一個會開就行了。」有一陣子，曹春梅想讓他改變想法。可他是個很強的人，她最終放棄了開車的念頭。
春天時節，她開始感覺到驚悸。時不時地，她的心臟會急跳幾下，然後腦子裡一陣恐慌。有時候，這樣的襲擾讓她覺得非常無助。後來，她去看了中醫，也去懷柔看了所謂開過天眼的人。那個人抓住她的右手腕，號了號脈，然後告訴她，她家鑽進了新的鬼怪。這一次，她需要撫慰蛇精、兔精、狐狸精。兔精尤其會跳躍，常常會在婚姻上惹下麻煩。曹春梅在她的神龕跟前認真地禱告著，盡一切所能地不殺魚，不殺雞。夏季到來時，她感覺內心平靜了許多。
遊客重新出現時，魏子淇似乎已經恢復過來了。他減少了喝酒的量，再一次專心致志地開展著自己的業務。他把天井整修了一番，又挖了一個水塘，用來飼養瑞士鱒魚。為了確定哪個地點挖水塘最吉利，他專門從山下請來了一個開過天眼的人。魏子淇從來不信宗教，對他老婆在堂屋設立的神龕視而不見，但他卻很聽這位所謂開過天眼的人的指示。這是魏子淇學到的又一樣東西——他再也不會把算命先生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了。
對魏嘉來說，他開始學起自己的政治課程。在學校裡，五年級的學生娃娃第一次開始了選戰，以競選班幹部的職位，這跟以往由老師任命的方式剛好相反。魏嘉曾經當過紀律委員，而且非常成功：其他小孩子喜歡他，老師們也信任他。他們都鼓勵他去參選，但他十分乾脆地拒絕了。
「太麻煩，」他告訴我說，「就讓別人去幹那些事兒吧。」他最喜歡的科目是英語和計算機。長大了想幹什麼，他從來不大談論這樣的話題。不過，他說過，等他有一天離開村莊後，他去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後海的邊上。
入秋，黨支部書記的母親去世了。這事兒發生在莊稼快要收完的時候，村民們聚集在死者的家裡，以表達他們的敬意。她曾經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她是三岔第一個入黨的女人，是她激發了女兒上升的靈感。葬禮持續了三天時間。第一天，黨支部書記正在哀悼的時候，我碰巧從那兒經過。她穿著白色孝服，在棺術跟前雙膝下跪。她正在哭喪——她那高亢的哀號聲迴盪在山各的石壁之間。在以往，我只見過她的唐突和無禮，以及她在全村上下表現出來的掌控感，我從來沒有徹底地信任過她。但是，葬禮上的情形讓我想到了另外的東西，而我也意識到，魏子淇的選舉失利，讓我多少覺得有些寬慰。曹春梅說得對：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經夠多了。在鄉下，威風掃地的方式有很多種。如果初涉政治就證明那是讓自己最難受的時刻，那麼，這個人真是幸運得很。
攪屎棍的新房子依舊空空蕩蕩。那未砌完的磚牆橫亙在上村，水泥柱子丟棄在路邊無人問津。他一直沒有找到買主，也一直沒再打算發動政變。不過，從其他方面來看，他的地位上升了。為當地的明白人倒茶遞水半個世紀之後，他似乎也汲取了老人的很多力量。攪屎棍的思維越來越清晰——他能看見他人所看不見的東西，他能說出他人所說不出的東西。他摸一摸手腕，就能夠描述出自己的所見之物，是蛇精、兔精，還是狐狸精。沒過多久，更多的村民就開始到這棟空房子裡來尋找智慧了。
（本章節由「Hi!PDA」論壇 Crazy_key OCR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