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駕照那年，我開始在北京以北的農村尋找第二個家。空房子不難找到——有時候，我一連走過好幾個被人遺棄的村莊。這樣的村莊散落在燕山麓，緊挨著長城。這些地方一直很難種植莊稼，人們對外出務工的誘惑幾乎難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們似乎離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著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與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牆已經開始剝落——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禦工事還要衰落破敗。每當我看見這些空蕩蕩的村落，就會對自己說：來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人們依舊在耕田種地，他們的生活節奏與農田時令合拍。在我的內心，隱隱約約有一種想法，想過那種隱居式的作家生活——從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開，把手中的工作暫時放下來。有一陣子，我到密雲水庫那邊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尋過，那一帶的道路仍舊是土路，路上跑的車子多是拖拉機。我有時開車過去，有時走路過去，都帶著帳篷和睡袋。我靠著《中國地圖》，沿長城的垛口標誌在那些小路上穿梭著。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鄉下尋找住處的美國朋友郭瞇瞇一起開著車出發了。我們走過了北京平原北邊的小城懷柔，然後進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處偏遠的路段，我們順路搭上了一個人。這老頭穿著部隊的制式服裝，剛趕完集，正要回家。我們問他，那一帶哪個地方的長城最壯觀，他絲毫猶豫都沒有。
「天華洞，」他回答道，「你們去那兒看看吧。」
那個地方因為石灰石懸崖上的一道裂縫而得名。當地人把它變成了神龕——裡邊擺著兩尊佛像、一個裝滿香灰的香爐、一隻盛著爛水果的盤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長城，沿著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頂，連接著一個巨大的烽火台。這裡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脈，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達到了九百多米。從烽火台那裡看去，四周的景色簡直令人驚歎不已：一邊是薄霧瀰漫的田野，另一邊則是藍灰色的層巒疊嶂。但是，吸引住我視線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築物。這一溜建築物位於一座小山丘上，完全與世隔絕——方圓幾公里之內都看不見別的居民點。
我們從長城上走下來，上了車子，在一條土路的盡頭找到了那個村莊。那個地方叫作三岔。一個小時之內，幾個當地人引領著我們看了兩處空房。月底，我們簽訂合同，把其中一處租了下來。那所房子有三個房間，一個燒柴的土炕，幾面土牆上糊著過期的《人民日報》。邊上有一間廁所。房子有電，還有電話線，水是直接從山上引下來的泉水。每個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們一人付一半。門前是一大塊用來碾曬莊稼的土壩，從這裡可以看到長城。從谷底順著長城爬上坡去，便是磚砌的烽火台，它再順著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邊的地平線上——向西便是黃土高原、鄂爾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過去，每當看見長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來參觀遊覽。而現在，我從三岔就能看見它。於是，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三岔從來就是一個小村子。近幾年，這個村子的規模變得更小了。20世紀70年代，村子有三百來口人，目前還剩不到一百五十人留守。儘管位於山坡上的上村——也就是那條彎彎曲曲的土路的盡頭——也有幾棟房子，而且我們就是在這裡租到了房子，但多數人居住在下村。政府把上半部分稱作「水泉溝」，當地人則把整個地方都叫作三岔——他們並沒有對這兩部分加以區分。幾十年來，這個地方一直處於衰敗狀態。「文化大革命」期間，當地的佛教寺廟被毀掉了，一起遭到損毀的，還有散落在群山之間的小佛龕，卻一直沒有人願意把它們重建起來。20世紀90年代初期，這兒的一所學校關閉了。村民們都沒有買車，也不用手機。沒有餐館，沒有商店——想找個花錢的地方都沒有。每隔一兩天，會有個小販開著敞篷貨車從溝裡上到這裡來，車上裝著大米、麵條、肉，以及其他簡單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車開上來收購村民們手裡收穫的東西。在上村，所有車輛都停靠在那條死胡同土路的盡頭，那裡進行了拓寬，用於停車。那塊土壩子代表了當地的全部經濟活動——完全是一種停車場經濟。
當地居民的年收入在兩千元左右。這點收入差不多全來自果園：山中生長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們把這些堅果全都賣了，栽種的其他東西則當作食物。人們養雞，餵豬，種著玉米、大豆，還有蔬菜。周圍這一帶極其乾燥，水稻種不出來，連小麥的長勢都很差。偶爾，如果某位村民運氣好，在山上還能逮到獾或者野雞。附近還有野豬——長著長長的獠牙，厚厚的皮毛。
北京離這兒不算太遠，車程只有一兩個小時。可在那個時候，城裡人很少到鄉下來遊玩。汽車數量已經開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發放了三十多萬本駕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們很少長距離地開車遊樂。有時候，有一兩個人開著車冒險來到了通往三岔的小路。有時候，一群正兒八經的徒步旅行者會來這裡，攀爬那段尚未修復的長城。不過，就多數週末而言，我和瞇瞇是這個村子裡唯一的外來者。村民們對我們還不太瞭解——他們只知道，我是個作家，在中國生活了多年，而瞇瞇是個美籍華人攝影師。但在那之前，並沒有先例，沒有哪個城裡的年輕人願意來農村打發時間。幾個鄰居常常會走過來，想好好地看看我們。跟中國的農村人一樣，他們進屋之前懶得敲門。他們會把我們那碾曬莊稼的壩子巡視一番，往每個窗子裡面瞟上一眼，並且把我們帶來的行李搗鼓一番。有時候，我走到土路盡頭的停車場，看見兩三個村民正在圍觀我從城裡租來的小轎車。他們的眼神裡滿是慈祥：表情平靜，雙手背在身後，低著頭似在祈禱著什麼——彷彿對著捷達轎車肅然起敬。
有一次，我一個人去村子裡。我正坐在桌子邊上寫作的時候，感覺有人在觀察著我。我轉過頭，差點叫出聲來——屋子裡竟然站著一個人。那也是個鄰居，是個六十多歲的白髮老頭兒。他腳上穿著布鞋，因此，進來的時候一點聲音也沒有。他的臉上帶著微微的笑容，以及人們看電視時那種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轉過頭來，他的眼睛仍然沒有眨一下。那是中國人盯著別人看的時候，眼神裡難得一見的優雅：如果某個人正在盯著你看，又被你察覺了，他從來不會不好意思地扭頭看別處，對於這樣公然表現出來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時間，我們兩個人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嗨，」最終還是我開了口。
「嗨，」他也應了一聲。
「吃飯了嗎？」我問道。這是中國打招呼的慣常用語，不需要進行回答。
「你吃了沒有？」他也問道。「你們國家現在幾點了？」
「現在是晚上，」我說，「有十二個小時的時差。」
他笑了笑——鄉下人對時區這個東西總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當頭的那個房間。「你這兒有一鋪炕，」他說道。
「是的。」
「有一張桌子，」他說。我站起身來，領著他看了看屋子的情況，他全程都在做著結論，以示批准。(「這是廚房。這是灶，這是飯桌。」)事實上，從搬進來到現在，我和瞇瞇都很少進到那些地方去。之前的住客是一對年輕夫婦，他們剛離開村子，進城打工去了，先前的裝飾仍舊掛在牆上。這兩個人一定是古裝劇《還珠格格》的粉絲，因為他們在牆壁上掛了一張電視劇畫報，畫報上那些剛出道的小明星穿著清代的絲綢罩衣。還有一面牆上掛著一對雙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畫像，這在農村是十分常見的裝飾畫，對新婚夫婦來說尤其如此。生雙胞胎有點像買彩票中大獎——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唯一可以合法擁有兩個孩子的一種方式。我這套房子原來住著的那對夫婦沒有那麼幸運，不過，他們還是生下了一個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這麼多。其實就連那張畫像上的雙胞胎也不是真正的雙胞胎：不過是把一張畫像複印一份並反著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圖像處理技術編輯過的無名小男孩畫報，又被離鄉進城打工的年輕夫婦丟棄在這裡。
我沒有把那張畫報取下來，因為瞇瞇和我都決定，不改動那個房子的東西，至少在我們剛搬進來的時候不改動。地板是水泥地板，屋頂上還有小洞。在茅房裡，兩塊石板中間留著個小縫隙，算是蹲坑。夜晚，我常常被牆壁裡面的老鼠吵醒。每當月圓的時候，這些傢伙尤其活躍。在那樣的夜晚，我能夠聽見它們把核桃滾到屋頂的秘密倉庫藏起來。不過，瞇瞇和我都不想顯出一副闊老外的架勢，所以，我們讓屋子裡的所有東西都保持著原樣。那也是我們訂好的計劃：保持低調。因此，當那條死胡同小路上第一次出現警車的時候，我們倆著實吃了一驚。
兩位警官穿著制服。他們從最近的沙峪派出所趕過來，那個村子稍大一些，位於十來公里之外的一個山溝裡。警察一般不會到如此偏僻的小地方來，除非有什麼麻煩事，而且這兩位警官非常清楚該往哪個方向走——徑直地朝著我們的房子走過來。他們提出要查看我們的護照，還記下了我們在北京市的住址。然後，其中一個人向我們公佈了壞消息。
「你們不能留在這裡過夜，」那位警官說道，「白天來沒事，但晚上你們一定要回北京去。」
「為什麼晚上我們不能留在這裡呢？」瞇瞇問道。
「為了你們的安全著想。」
「可是這裡非常安全啊。這裡比北京還要安全。」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那人說道，「萬一出了什麼事，那就是我們的責任。」
兩位警官很友善，但也很固執。於是，那天晚上，我們離開了小村子。我們第二次來的時候，事情還是這樣。我們的房租是通過當地人魏子淇經手的，他後來給我們解釋了原因。每次，我們一到三岔，其中一個鄰居就把警察招來了。
「還記得你們第一次來這裡嗎？」魏子淇問。「你們看了兩家人的房子：這一套，還有另外那個人的一套。就是他通知了警察。」
「他為什麼要那麼做？」
「因為你們沒有租他們的房子，」魏子淇說，「他很生氣。」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村民們多是親戚，那位告密者跟魏子淇一個姓：他們是同一個曾祖父的後代。不過，關係並不太親近。我問魏子淇，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馬上就反應過來了。「我給你舉個例子，」他說，「在山上，有些樹是不能砍來做柴燒的。即使樹死了，也不能砍，這當然沒有任何意義。所以，人們不管那麼多。但有時候，那個傢伙就會打電話給警察報告這樣的事情。他就是那種人，愛找麻煩。」
那還是我第一次聽人描述一個人的時候，說起柴火這類事兒，可這樣的人誰沒有碰到過呢？的確，我們跟他打了幾次交道就覺得該對此人保持警惕。他四十好幾，那張臉本來很好看，但他盯著你看的眼神讓人感到有些侷促不安。他的眼神裡有算計的成分——不像別的村民那樣公然表示出好奇。儘管有時候聽到他粗聲粗氣地跟他老婆說話，但多數時間我都看見只有他獨自一人。他老婆有些焦慮不安，還帶著一點神經質。每次我在村裡的小路上遇到她，她都要擠出一絲不自然的笑容，結結巴巴地說得很快，我根本就聽不懂她到底在說什麼。其他村民告訴我，她腦子有病。還有村民覺得，她是被鬼魂纏上了。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呆在屋子裡，突然聽到外面有響聲，便出去查看。在曬壩邊上，有什麼東西在暗處弄出窸窸窣窣的響聲。我打開手電一看，正是那個女人。她在那裡嘰裡呱啦、語無倫次地說著什麼，然後急匆匆地消失在黑夜裡。別人都沒有那樣的反應——他們如果想來看我，直接過來盯著我看就是了。那天夜裡，我躺在床上，難以入睡，只得聆聽著外面樹林裡的風聲。從那以後，我在家門附近再也沒有看見過那個女人。
我們本來也可以從她丈夫那兒租房子，那可能也是解決問題的最簡單的辦法。他的房子非常糟糕，地板是泥土築成的，牆壁被煙熏火燎過。不過，租金很低，我們本來可以把錢給他，然後讓房子空著都行。不過，那樣似乎就開了個很不好的先例，只會讓我們跟鄰居之間有做不完的買賣。我和瞇瞇把那人叫作攪屎棍：他總把村裡的事情攪得一團糟。於是，他把溝那邊的警察招引了過來。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去贏得那些警察的信任。我們經常到那邊的派出所去坐一坐，有時還給他們一些小禮物——中秋節的時候給他們幾個月餅，春節的時候給他們買點水果，帶幾條香煙。瞇瞇的父母住在北京，開著車把他們的頭兒，還有另外幾位領導拉出去好好地吃了一頓午飯。我跟一個律師朋友說起過這件事，他給我看了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說，外國人只要到當地登個記，就可以到鄉下居住。我把這事給其中一個警官講了，後來就形成了一項制度，只要我們每次去之前通知他們一聲，他們就同意我們在那裡住下來。最終，事情就是這麼個樣子——我們定下雙重保證，保證遵守所有的規章制度。中國的警察有時候也許有些粗野，但實際上，他們跟這個國家所有的人一樣，講求實用主義。多數情況下，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讓自己承擔任何責任。一連幾個月，那根攪屎棍總要給警察打電話，但是到後來，警察們終於告訴他，不要再做無用功了。
一開始，我對這個村子的瞭解，完全是通過魏子淇。儘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還是他幫我們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兩口子已經搬到城裡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沒有幾個，他便是其中之一——二三十歲的人差不多都離開村子了。這幫人從小生活在貧困的農村，到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親眼看見了改革開放給城市帶來的巨大變化。因此，讓他們選擇離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訴我，他的家裡原來很窮，經常要吃榆樹皮——村民把那玩意兒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麵條。
1987年，讀完高中之後，魏子淇跟他的同學一起離開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區的一家工廠找了個活兒，是在流水線上生產電視機所需要的電容器。一年之後，他轉到了另外一家工廠，生產紙板箱。然而，他從來沒有喜歡過工廠裡的這些工作，也看不到幹這些活有什麼前途。「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他曾經對我說過，「如果你進了廠，就站在流水線上的同一個位置，一點變化也沒有。」魏子淇天生聰明，但受到的正規教育極其有限，對他這樣背景的農村人來說，面臨的選擇少得可憐。如果他是個女人，機會可能會好很多——在中國，稍微精明一點的女人，哪怕讀的書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會計或者秘書。在工廠裡，如果從這些位置上幹起，她們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對於讀書不多的男性來說，除了流水線，基本上沒有別的選擇。他們常常在建築工地上打工，或者去當保安。後來，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廠當上了保安。可是，過了一兩年，他覺得幹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沒有任何出路。
也許，身體條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國的工廠裡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種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時候，他們常常要求應聘者達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點的公司要求應聘保安的人員身高至少達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臉上有著農民那種粗糙的皮膚。他的胸部很粗壯，兩腿粗短有力，雙手因做農活而滿佈傷疤。他看起來就是屬於三岔這個地方的人，這也是他最後回歸的地方。1996年，在城裡打了九年工之後，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務工人員留下的土地使用權。他弄了兩百來棵核桃樹和板栗樹，在小山包上還分散種著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還要照料一個弱智的哥哥。他們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萬六千來塊錢。我和瞇瞇的到來並沒有給他帶來額外的收入，因為租金全都交給了他那住在城裡的侄兒。
魏子淇兒時的夥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經上過的那所學校已經關閉，從前的十一個同學裡，還有三個住在村子裡。他那幾個身強力壯的手足們——兩個哥哥、兩個姐姐——都已經離開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尋常，但他不把這看成是退縮。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個村子的命運還沒有走到盡頭。他相信，終有一天，留下來肯定會有好處。他還夢想著，除了種莊稼，可以幹點別的什麼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懷柔——探訪那些搬到那裡居住的親戚的時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麼經商的點子。
在懷柔這樣的小城鎮，到處都有經商的可能，因為這兒的很多創業者最初都來自鄉下。大街上，有人散發傳單，鼓吹著一個個直銷方案。建築物的牆壁上噴塗著各式各樣的廣告，內容有培訓課程、上門直銷產品、一夜致富秘訣等。即便是電視節目，也給他提供了一些經商點子。他每次去懷柔的時候，都要去找那些親戚，因為他們的家裡安裝了閉路電視，而他尤其喜歡中央電視台的第七頻道。其中有些節目是專為滿足那些棄農經商的觀眾的需要，經常會講述一些農村人創業成功的實例。有一天晚上，在懷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電視台第七頻道關於養殖水蛭的一個節目。節目主持人採訪了幾個河北農民，他們把養殖出來的水蛭賣給了中藥加工廠，用來治療麻痺和癱瘓。據估計，那幾個水蛭養殖戶一年賺了兩萬四千多元錢。看了節目後，魏子淇給電視台打去了電話，要求提供更進一步的信息資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經商的打算。他去懷柔參觀了三個養殖水蛭獲得成功的農戶，然後從他的侄兒和鄰居那裡找到了投資的本錢。他們三個人一共籌到了四千五百元錢。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資金，在他的房子邊上修了一個小水泥池子，然後便一個人去了通縣。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為止走得最遠的地方：一共坐了四個小時的公共汽車。通縣有一個水蛭養殖場，魏子淇參觀了那個地方，然後花兩千元錢購買了兩千條水蛭幼苗。他把這些幼苗裝在兩隻大水桶裡，坐長途汽車回到了家。
那個月，無論我什麼時候到村子裡去，魏子淇都在忙著管護那些水蛭幼苗。他搗鼓著水泥池子，攪動著裡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細小，看上去就像書法家們使用的毛筆尖兒。一開始，它們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鮮的雞血、羊血或者豬血餵養它們。他對我說，打算今後把這些東西賣到安國縣的中藥廠。可是，兩個星期之後，池子裡的那些毛筆尖開始減少了。他拿不太準那是怎麼一回事：也許是溫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沒過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資的本錢也沒了，那也是魏子淇這個水蛭養殖戶職業生涯的終點。
水蛭之後，是安利。安利這個公司，在中國，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來越高，懷柔有個人給了他幾張廣告傳單。一段時間裡，他正兒八經地考慮過這個問題。過了一陣，他覺得他們那個村子太小了，實在沒法做直銷。很快，他又對一家自稱為Worldnet(「互聯網基金」)的中國公司產生了興趣。魏子淇在城市裡得到了幾張廣告單，他給我看了其中的一頁，問我是怎麼想的。我跟他說了實話：那玩意看起來就是個不折不扣的金字塔傳銷騙局。
不過，他慢慢地談到了旅遊業。他知道，北京那些買了車的人不怎麼跑到鄉下來打發時間，但偶爾也有一些人來到長城的八達嶺和慕田峪這樣的旅遊地段進行參觀。他覺得，隨著這些駕駛員的輻射傳遞信息，更多的人會來此進行探險活動，人們終究會來到三岔這樣較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來，村子裡應該開發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東西來。於是，他在空閒時間裡把各種可能的特徵都做了記錄。他把這些東西寫在一個練習本上，還給這些東西取了個名字——消息。這樣的消息主要是一些關鍵的數據，例如海拔高度和溫度變化幅度。他還列出了當地的一些標誌性景點：龍頭山、鷹嘴巖等。魏子淇對當地的長城和行走的路線進行了簡單繪製。我很少遇到哪個中國人如此專注於對周圍環境的查勘，這在鄉下尤為罕見。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處遇到的那個地圖繪製者，那個姓陳的老人對當地的長城進行了一番研究。不過，魏子淇感興趣的是生意，而不是歷史。在其中一頁紙上，他寫滿了可以用於開客棧的名字：
1.農家休閒花園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農家樂園
4.甜水農家別墅
5.大自然山野農家別墅
6.三岔植物園
7.三岔大自然農家休閒樂園
8.自然生態休閒農家別墅
9.自然生態植物樂園
10.自然生態村
名單之後，他列出了經商計劃的要點：
如果一家出一點點錢，我們的院子就可以接待遊客了；如果有大老闆投資我們的項目，就可以把全村改變成樂園，遊客可以來這裡旅遊觀光、欣賞自然風光、爬長城、吃農家飯、採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過，魏子淇看起來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業夥伴。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興趣，有這種抱負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離開了村子。他的雄心壯志多少顯得有些孤掌難鳴。不過我看得出來，我和瞇瞇從大城市來到這裡，給了他不小的觸動。我們能寫能拍，這讓他十分中意。他對於外面的世界的提問頗有深度，這在村子裡並不多見。即便是十分常見的話題，比如美國的時區問題，如果由魏子淇提出來，會變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國的時區問題上不住地問一些非常細微的問題。末了，我只好跟他這樣說，如果你從北京飛到洛杉磯，由於國際日期變更線的緣故，到達洛杉磯的時間會早於你離開北京時的時間。一下子，這個人沉默了。他在一張紙上畫了些豎直的線條，又畫了一根橫線把它們串起來。他十分費勁地琢磨著那幅圖畫，直到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那之後，我經常聽到他給其他村民講解北京飛往洛杉磯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個也聽不明白——他們只是點點頭，雙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讀書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裡之後，他參加了法律函授課程的學習，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書籍，大多數都可以當作改革開放時代的法律指南：《經濟法》、《國際法》、《中國憲法縱覽》、《常用法律法規集成》等。這都是些新書，但也反映了中國農村地區的一種傳統。早在17世紀，農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書籍，稍微識點字的農民常常把這樣的書籍當作指南，教會他們怎樣寫一些簡單的法律文書。我和瞇瞇剛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詢了一本叫作《現代經濟合同》的書籍。那是一本廉價的平裝書，書的封面是一面歐盟旗幟，疊加在香港的地平線上。以這本書為藍本，魏子淇手寫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個條款，其中採用的全都是正規用語：「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廚房)位於懷柔縣渤海鎮三岔村水泉溝。」合同指出，我們簽訂的那份協議「基於互利原則」。合同第六條規定，我們不得把房屋用於「儲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裡沒有幾個人像魏子淇那樣跑過一些地方。從這裡到哪裡都不容易，因為沒有開到三岔的公共汽車；山路太陡，自行車又騎不了。如果當地的村民們要進城，他們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東台，去坐小公共汽車。從那裡開到懷柔需要四十五分鐘，然後再坐一個小時的車才能進北京城。村裡的好些村民還沒有看到過自己的首都。村裡有幾位裹腳的老太太——她們屬於上一代人中的極度不幸者，雙腳從小就被毀掉了。一次，瞇瞇和我前去拜訪一位裹腳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經八十二歲高齡，脫了鞋，正在炕上躺著。她穿了雙薄薄的尼龍襪子，畸形的雙腳清晰可見，幾個腳趾緊緊地扣著腳底，宛如一個個憤怒的小拳頭。她告訴我們，八十年間，她從未去過北京。我問她想不想去，她點了點頭。
「但我去不成，」她說，「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暈車！」
最近，她吃了些暈動藥，到懷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規模的地方，我問她有什麼想法。「不錯，」老太太這樣說了一句，便再無下文。她生長的那個村子跟三岔隔著好幾個山頭，走路的話要一整天。我問她，三岔過去是什麼樣子，她直言不諱地跟我講了起來。「這個地方沒什麼有趣的東西，」她說，「住在這樣的大山裡，並且還在一條深溝裡——那可能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興趣的話題是她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不是之處。她的孩子們都已經離開三岔進了城，很少回到這個地方來看看。現在的年輕人都那個樣子！他們全都是些自私的傢伙！沒有人管我們這些老年人！類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覺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著畸形的雙腳，嘴裡譴責著年輕人不照顧老年人，臉上呈現出一片安詳的神態。
有時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遠的地方去，還得依靠雙腳或者驢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個岔道」的意思，因為這個居民點位於三條向北發散的峽谷的交叉點。每一條峽谷裡都有一條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條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條通往海字口，還有一條通往黃花鎮路，這幾條小路均跟一段廢舊長城交叉而過。這段廢舊長城採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漢人在這個地段修建的防禦工事沒有用磚塊和灰漿，其年代也不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獻也僅僅把這一段長城稱作「老長城」。在這幾個隘口往北幾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峽谷裡，還有一段石砌防禦工事。這個地區曾經被布下一重重的防禦體系——三條相互平行的長城之間的間距僅有八九公里。三岔處在正中間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長城，北面有兩道長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線過去，魏子淇有幾個親戚。有時候，他一大早就得出發，步行穿過那個隘口。如果要帶的東西很多，就得準備一頭驢子。傍晚時分，在結束了一天的寫作任務之後，我常常會沿著那幾條小路走上很長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園之間蜿蜒穿行，沿途經過的幾個居民點十分偏僻，早已沒有了人煙。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個地方，這兒的人們已經離開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腳上長滿了核桃樹。幾塊磨石掩映在路邊的雜草堆裡——人們的勞作改變了這個地區的面貌，那幾塊磨石則是跟勞作相關的最後幾件文物。
不過，在通往黃花鎮關的路上，還住著一個人。在幾條小路中，那條小路上走過的人最稀少。到了夏季，灌木生長起來之後，那個關口也很難找得到。到20世紀90年代，這個山谷裡還有兩處成片的房子。人們根據那兒的幾家住戶取了地名：一處叫作馬家地界，另一處叫作李家地界。我剛搬來三岔的時候，李家地界已經沒有人煙了——只有五六棟房子空蕩蕩地立在那裡，紙糊的窗子已被撕破，在微風中上下搖曳。而在另一處居民點裡，還住著一個名叫馬玉發(音譯)的老人。當地的幹部給他在下面山谷裡的養老院安排了一個房間，但馬玉發不願意去那裡住。儘管這麼大年紀了，他還在種地。他跟幹部們講，等他老得做不動了，就躺在炕上等死。
一天早晨，我沿著那條小路徒步行走，看見馬玉發正在給他的驢子餵水。當時正是二月份，他穿得十分嚴實，藉以御寒。他穿著黃色棉褲，一件綴滿補丁的軍用外套，以及經過反覆納線的棉布鞋。那身舊軍服給人一種逃亡者的印象——一個在叢林裡躲藏了幾十年的士兵，懵然不知戰爭早已結束。可他的五官卻長得非常標緻，有兩道又濃又黑的眉毛，只是跟當地出產的核桃一樣起了皺紋。他告訴我，他已經七十多歲了。於是，我問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啥誰知道？」他鼻子裡哼哼著說道。
他請我進屋去喝一杯茶，於是，我們穿過了馬家地界上的那些廢墟。他指給我看那兩處石頭砌成的基腳，上面長滿了小灌木。「這裡原來住的人都姓馬，那邊住的人都姓趙，」他說，「十年前就搬走了。」我們又走過一棟早已變成廢墟的房子。「住在這兒的人也姓馬，是我的叔叔。」馬玉發哥哥家的房子依然挺立著，不過裡面住的人也早已搬到了懷柔。大門旁邊，放著一具手工做成的棺材。「他死了，就用這個來安葬。」馬玉發說。
馬玉發住的土牆房子只有兩個房間，裡面沒有電話，也沒有電冰箱。他跟我說，每一天，每一餐，他吃的都是玉米粥，還有麵餅。「人年輕的時候要吃肉，老了就不用吃肉了。」他說。翻過山口，走上六公里的山路，就是海字口，那是離這裡最近的商店。他上次趕著驢子去那兒是在十二月份，也就是兩個多月前，他打算四月份再去一次。他需要的東西不多：一年也就去那麼幾次，買點玉米和麵粉，秋天的時候趕去把核桃賣掉。除了出這幾次門，他跟任何人都沒有來往。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一千六七百塊錢。嚴格地說，他算是個北京居民——跟中國眾多的城市一樣，首都的轄區邊界也一直延伸到了農村地區。在沒有遇到馬玉發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像過，在一千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裡，竟然還有人過著這麼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們坐在炕上，喝著茶，他也講起了他的過去。他還記得1949年共產黨所取得的勝利，不過他說，那對他的生活影響不大。「我們實在是太窮了，勝不勝利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他說。他沒有上過一天學，也不識字。他一直沒有結婚。「沒有人願意嫁給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他說。他有一部收音機，一台電視機，還有一副不值幾個錢的碟形天線。不過，他肯定沒怎麼看新聞。我問他，誰是中國最大的官兒，他想了想。
過了好一陣，他才說道：「胡耀邦是我們的領袖吧。」事實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儘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1987年，他辭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兩年之後，他的逝世引發了學生的抗議活動。那些事件在當時也許震驚過全世界，可在馬家地界上沒有任何意義。
馬玉發對時間問題尤其清醒。屋子裡的牆壁上掛著三副掛歷，其中兩副有撕掉的紙頁，顯示著正確的日期。已經用過的那些紙頁沒有扔掉，他把那些小小的四方紙片整整齊齊地碼放在一隻盤子上。他還有一隻鬧鐘，秒針走動的時候發出滴答的響聲。我在炕上坐的時間越長，那只鬧鐘的滴答聲就越讓我感到不安。於是，我為那杯茶向他表示感謝，走出了屋子。外面，群山依舊靜默無言——抬頭看著遼闊無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無比的釋然。
回到住所，從窗邊的書桌看出去，我的視線越過山谷，看著那順山坡往西伸展過去的萬里長城。那也是我的歸隱之地——只要我感覺想要逃避城市、逃避寫作的時候，就會去那裡。我喜歡聆聽小村子裡面的各種聲音，村子如此靜謐，每一種聲音聽起來都是那麼清晰，那麼獨特。風吹得我房子外面的核桃樹葉沙沙作響，偶爾還會傳來驢子的嘶叫聲。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村子裡的大喇叭會定時響起。裡面會播送一些本村的通知事項、縣裡的新聞、全國的大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糅雜在一起，黨的話語在深深的溝谷裡迴盪著。小販的卡車一到，我就會聽見村民們聚集在小路盡頭的臨時集市上，嘰嘰喳喳地談論著什麼。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別的聲音了，連孩子們玩耍的聲音也很難聽到。
上村只有一個孩子。我的住屋四周總共有十五棟房子，不過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譯)撫養了一個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他年紀最小，只有五歲——他的體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媽媽常常為他的身體焦躁不已，因為他太挑食了。不過，他這樣瘦削的個子力氣卻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見到的。從四歲開始，魏嘉就在村子裡無拘無束地到處閒逛，連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極好，還能無休止地打鬧，好像從不感到疲倦似的。他從來沒有哭過。好像是一個九歲小男孩的堅毅與機敏被擠進了一個三歲小男孩的身體裡。所以，我總也無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鬧一番，或者把他拋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時間，他的爸爸媽媽總要提醒他用恰當的稱呼，表示對大人的尊敬。於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魏嘉經常到我的房子裡來，如果我正在寫作，我會叫他一個人安靜地玩，不要打攪魔鬼叔叔。作為村子裡唯一的孩子，他已經學會了自娛自樂。有時候，我連續寫上一個小時，都忘了他還在我的屋子裡。他沒有玩具，於是，他會對周圍碰巧找到的任何東西現編台詞說上幾句：一把生了銹的耙子，一隻打破的盤子等。有一次，他在我那碾曬莊稼的壩子上獨自玩了一個上午，把那輛舊了的獨輪車翻出來，又找來幾個空啤酒瓶子，假裝在那兒駕駛小販卡車。瞇瞇和我帶著朋友來到村子裡的時候，他們會把一些玩具當作禮物送給魏嘉。「簡直是浪費，」有一次，他爸爸這樣說道，「他只會往壞了整。」那是實話——小男孩對真正的玩具顯得很生疏，無一例外都把它們整壞了。每當他得到一件玩具時，他會站在上面拚命踩，或者把某個部件使勁扭動，直到「啪」的一聲壞掉。玩具被整壞之後，他好像一點也不著急：對魏嘉來說，玩具就是一種不具有持久性的資源。如果運氣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應該趁早享用。
小男孩的臉滾圓滾圓的。他有一頭黝黑的短髮，一雙細小的眼睛，一笑起來就會熠熠生輝。他那兩隻耳朵長得很奇妙——這也是中國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愛的特點，他們的雙耳向外伸出，使他們具有了一直受到驚擾的表情。魏嘉的父母親的長相都說不上好看，但這個小孩子卻長得很帥。有時候，如果我想要惹一惹瞇瞇，我就會把他拿來誇獎一番。
「魏嘉長得太好看了，」我會這麼說。
「很醜啊，」他的媽媽會馬上接過話頭。
「他很聰明啊。」
「很笨，」她說，「一點都不聰明。」
「算了吧，」聽到這裡，瞇瞇會用英語這樣說道，不過，我還是繼續誇獎他：「小孩真乖！」
「一點都不乖。」
在鄉下，做父母的有個習慣，就是盡量不替孩子說奉承話。因此，他媽媽的那種反應幾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擊膝蓋那樣。她不想寵著小孩，不過，也有點出於中國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滿招損」。我唯一聽到魏嘉的父母給他的誇獎是一個形容詞：老實。字典上對這個詞語的解釋是「誠實」，不過要準確地翻譯出來卻並不容易。這個詞有「聽話」的意思，也有鄉下人特有的懂得禮數。「魏嘉很老實，」他的爸爸媽媽會這樣說，那就是他們非常近乎於表揚的話語了。
2002年秋天，小男孩該上幼兒園了。他要去讀書的學校遠在三十公里之外，那也是他媽媽從小長大的小村莊。只有到了週末，他才能回家。在中國的農村，因為交通不便，很小的小孩子在學校寄宿的現象比較普遍。魏嘉要去上學的頭一天，我和瞇瞇從北京趕了過來，這樣第二天我們才能夠開車把他送到學校去。那天晚上，我們跟他們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飯。「感到激動嗎？」我問他。
魏嘉正在吃飯，頭都沒有抬起來。
「回答魔鬼叔叔的話，」他的媽媽嚴厲地說。一般而言，這個小男孩比較健談，說起話來嘰裡呱啦的，沒幾個人聽得懂。但今天晚上，他一言不發——只是坐在那裡，盯著面前的飯碗。我知道，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他那個小村子。
「沒事兒，」我說，「他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們吃完了飯，魏嘉的父母開始給他收拾上學要穿的新衣服，還有新書包。他默默地上了床。那晚，他對於開學的事情一個字也不願意提起。
據大家所知，這個小孩是魏家在三岔生活的第六代。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這些姓魏的人之間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親緣關係。而女人們的姓氏則是各式各樣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趙的、姓韓的、姓袁的——而且多數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裡長大。在中國的農村地區，這是一種傳統：男人繼承一個家庭傳下來的土地，女人則娶自外村。
沒有人說得清楚，這個村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過去，多數居民都是文盲。因此，在三岔村很少有什麼歷史資料留下來。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位於村子之上三百多米高的地方，那兒的一段長城上，鑲嵌有一塊刻著文字的石板。在靠近三岔的三段長城中，這一段最為雄偉壯觀，也是當地唯一的一段用磚塊和鑿石砌成的長城。原來，很多段磚砌的防禦工事上都可以找到刻有文字的石板，可絕大多數要麼被拆掉，要麼被毀掉。時至今日，北京地區的長城上，這樣的石板僅存不到二十塊。三岔村上面的這塊石板之所以保存下來，純粹是因為偏遠的緣故——從村子到那個地方，得辛辛苦苦地走上兩個小時的路程。石板上的文字記載表明，公元1615年，兩千四百名士兵修築的這段長城剛好是五十八丈零五寸長。這塊石板反映了明朝官方記錄的精確性，因為「寸」是一種很小的計量單位，只有三厘米多點。換算成英制的話，1615年的這項建築工程長達六百三十六英尺，滿打滿算需要三個月的工期才能完成。修牆的士兵則來自東部的山東省。
有些村民相信，他們便是這些士兵們的後裔。另外的人則跟我講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清朝初年，發生了一起刺殺皇帝未遂的陰謀，一班遭到追捕的人馬逃到了大山裡面。他們在這附近的三個岔口之一安頓了下來，建立起了村落，後來便形成了三岔村。不過，還有一個故事，跟一個姓閆的皇后有關。因為渴望鄉下美景，閆皇后坐著轎子從紫禁城一路往北。走到這兒的大山跟前，閆皇后對這趟旅程十分滿意，便把這片土地賞給了抬轎子的人。為了紀念她，轎夫們全部改姓了閆。直至今天，下村還有很多閆姓人家。
所有這些故事聽起來既熟悉又讓人生疑——跟村民們喜歡觀看的歷史肥皂劇有著驚人的共同點。這些肥皂劇以宮廷軼事和詳盡的情節展現最為擅長，它也因此成為了中國農民們學習瞭解歷史的一種方式。儘管我很懷疑這個地方是否真有未遂刺客或者轎夫來此居住過，但三岔的村民們還是非常自然地把類似的故事傳說跟自己的村子掛起鉤來。三岔村也不可能是修建長城的士兵建立的。在明朝，士兵們在完成建築之後，一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關於家族起源，魏子淇另有一套理論，聽起來更為合理些。他之前聽說過，他的先祖們是在19世紀晚期因為饑荒從山西省的黃土高原那邊逃過來的。不過，他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而且，他沒有看見過魏家的家譜——也就是中國人用來記錄譜系的那種本子。有些類似的歷史文獻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很多人在「文革」期間都把這樣的本子藏了起來，因為那場政治運動針對的就是這種封建遺存。在三岔，魏家的家譜躲過了那場浩劫，可它在改革開放年代竟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運：落入了攪屎棍之手。
「他不拿給任何人看，」魏子淇說，「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把它放在哪兒了。他把它藏起來了。」
我問他，那個人打算拿那本家譜怎麼辦。
「什麼也不幹，」魏子淇說，「對他來說，沒有任何好處。反正他就是不讓別人看。」
魏子淇本人的家族史現在僅停留在先祖曾經簽過字的幾張破舊地契上。不過，這些文書早已沒有了法律約束力。對魏子淇來說，這些契約只是令他有些好奇而已。他很少談起他的先祖，乃至他的父母親。跟大多數村民一樣，他對歷史不怎麼在意。他告訴我，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三岔村沒有一個人對明代廢墟哪怕有一點點興趣。當地人甚至都不把它稱作長城——那個時候，他們把它叫作「邊牆」，邊界上的牆嘛，這個詞語在明朝時期倒是十分常用。魏子淇跟別的孩子一道，在為邊牆燒磚的磚窯廢墟裡玩耍。孩子們時不時會找到一些完好無損的磚塊或者其他文物，可村子後來擴大了，人們便在磚窯之上修建了房子。20世紀70年代，三岔的村民們拆毀了聳立在村中一條大道上的一道城門。他們把那些大石塊用來修了地基，或者修建道路。現在，大家對當時的破壞行為感到有些後悔，因為他們相信，這道城門也許會吸引來遊客。
跟城裡人一樣，他們現在也把它稱作長城了。偶爾，他們還會跑到那些廢墟上周遊一番。如果發現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他們會把它取回來放到家裡。幾年下來，魏子淇收集到了兩具明代信號炮。那只是兩個極其簡陋的石雕炮管，一頭有開口，跟一個大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在它的底部有一個凹孔，用來點引信。在過去，士兵們往裡面填上火藥，點燃引信，通過發聲來傳遞信號。我在村子裡居住的時候，從沒有看見過魏子淇對那幾件有四百年歷史的文物有過什麼特別的興趣，而且就把那些玩意兒擺放在一個積滿灰塵的架子上。有一次，他漫不經心地問我，願不願意把其中一具信號炮帶回美國去。在他看來，沒有必要為歷史探索而歷史探索——他的本能意識總是要朝前看。他喜歡研究法律，是因為法律有實用價值，他收集那些信息資料也是這個道理。他之所以為長城畫下了一幅幅地圖，是因為覺得，肯定有一種法子能讓他從長城的旅遊中賺錢。
全村唯一紀念過去的時間是一年一度的清明掃墓節。這個節日的意思是「清新明朗」，全中國上下都會在四月份的第一周內過這個節。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曾經生活過兩年時間，在那兒清明節也是一個家庭節日——整個家族去祖墓，供上祭品，然後一家人共同享用一頓既耗時又吵鬧的野餐。不過，在三岔村，只有男人才能參加這樣的活動。他們要在天明之前出發，肩上扛著鏟子，爬上村後那陡峭的山坡。山腰有一塊種著玉米的平地，平地的後面便是魏氏家族的墓地。這塊墓地由一個個簡陋的土堆構成，高約九十公分，沒有文字標記。土堆呈整整齊齊的隊形排列，一列土堆就是一代人。總共有四排——一百年來，這裡的山坡上埋葬著魏家四代人。
我來三岔的第一年遇上的那個清明節，杏子樹剛剛鮮花盛開，山坡上鋪灑了一片白白的花瓣，宛如春天裡的一場暴雪。早上6點30分，所有的男人都到齊了：魏子淇、攪屎棍、黨支部書記的丈夫，以及住在下面山谷裡的幾個堂兄弟們。瞇瞇也跟著來了，因為她是外國人，關於女人的常用規則對她不起作用。沒有小孩子——魏嘉太小，也就沒有參加。有幾個人是從城裡面趕過來的，其中有個老年人名叫魏名和(音譯)，在幾年前搬到了懷柔縣城居住。他用鏟子在父母的墳頭上填了點土，然後在土堆前倒上了一杯包谷酒。「這個土堆代表的是一座房子，」他解釋道，「我們這裡有個傳統，大家必須在太陽出來以前趕到這裡。如果你在太陽出來前在墳頭上填土，那就意味著，死者住的是瓦房。如果在太陽出來之前你還沒有來得及填土，那他們就只得住草房了。」
每個人都開始為自己的直系親屬掃起墓來：父母、祖父母、伯伯叔叔們。有時候，他們會留下一些很特別的貢品，比如說，死者生前喜愛的一小瓶酒或者幾包煙。接著，他們便順著不同輩分的墳墓往前移動，仔細地拔去雜草，用鏟子填上一點泥土。當他們走完一列回過頭來的時候，已經對那些墓主人的身份拿不太準了。魏子淇覺得，其中一個土堆裡埋葬著他的曾祖父，不過他吃不太準——裡邊也可能埋葬著他的另一個叔伯。走到最後幾排，掃墓工作成了一項集體活兒：每個人都為每個土堆填了一點泥土，誰也不知道誰埋葬在哪裡。到最後一列，還剩下一個土堆。我問魏子淇，那裡埋的是什麼人。
「老祖宗，」他說，「反正是個先人。」對這位最初的居民已經沒有稱謂，因為相關的細節隨著家譜消失而找不到了。
那天下午，瞇瞇和我開著車把魏名和送到了他的家裡。那位老人說，他現在已經很少回三岔了。他住在懷柔縣城，也就是通往北京的公路邊上的一溜磚牆房子。農民們搬到城裡之後，常常住在這樣的地方：幾十棟一模一樣的房子——修建得簡陋，規劃得糟糕——一列列地聳立在那裡，只會讓人想起工廠的廠房來。不過，我記住了魏名和說的話，要在日出之前填土——那是瓦房和草房的區別。先祖是抽像的，今天的抉擇卻是實際的，而那位老人已經做出了他自己的決定。關於懷柔，他說過一件事，那就是他終於用上了很好的供暖系統。
上學的第一天，魏嘉穿上了新的卡其褲子和紅色的T恤衫。那身新衣服看上去有點緊，有點古怪——整整一個夏天，這小男孩都在村子裡玩，只穿了一件髒兮兮的套頭衫和一條短褲。作為開學禮物，我給他買了一個米老鼠背包，他的媽媽在裡面放上了一個剛買來的鉛筆盒。盒裡只有一支鉛筆，也是剛削好的。
小男孩依舊不太說話，只是靜靜地上了路。為了這個週末，瞇瞇找她父母借來了大眾桑塔納轎車，於是我們都上了車。我坐在前排，魏嘉則坐在我的膝蓋上。他的爸爸媽媽上了後面的座位。坐在他們中間的，是傻子。
有一次，我問曹春梅，傻子的真名是什麼，她甚至都不知道。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於1948年——是共產黨執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國北方內戰正酣的一年。那是個艱苦的歲月，也許是貧窮導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婦不能攝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極大。目前，政府已經採取了措施，以保證農村地區廣泛使用碘鹽，類似的出生缺陷已經十分罕見了。不過，上一輩人中還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讓人想起中國曾經經歷過的貧困，而且我在駕車穿越中國的路上經常遇到這樣的人。很多村莊都有那麼一兩個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當地人普遍把這樣的人稱作「傻子」。
在三岔，傻子跟魏家人住在一起，魏家人保證他穿得暖吃得飽。他們只讓他幹一些非常簡單的雜務：掃掃地、剝一剝核桃、到山路上去撿拾引火柴等等。但他沒辦法收割莊稼，也不能自己做飯。他既是個聾子，又是個啞巴。每當他想跟人交流的時候，就會扭曲著臉，臉上帶著一種表情，彷彿他說話的能力在前一刻剛剛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這種能力。不過，實際上他從來沒有說過話。村民們對他扭曲的臉視而不見，而且也不用稱呼大人的常用稱謂來稱呼他，比如，「叔叔」、「大哥」、「兄弟」等。在他們看來，他純粹就是個傻子。儘管大家把他照料得很好，但卻從來沒有拿他當一個成年人來對待。魏嘉是唯一對他有點興趣的人——他太小了，還不懂得他的叔叔是個智力障礙者。有時候，小男孩會和傻子一起玩，這時候，傻子的臉上洋溢著歡樂。我和瞇瞇經常跟他說話，跟他用眼神進行交流。可是，村民們很快就告訴我們，那樣做沒有任何意思。「他弄不懂你們在說什麼，」魏子淇經常這樣跟我說。
上學路上的第一天，傻子跟我們一起來了，我感到很驚訝。我問魏子淇，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沒事兒，」他說，「我們只是去政府辦公室辦點小事兒。」
我們的車開出了村子，魏嘉向前靠著，兩隻手都放在了儀表板上。小男孩對汽車很有新奇感——他很少看見轎車，坐車更是難得的待遇。不過，這也是件很被動的事情：每當轉彎的時候，我都感覺得到，魏嘉朝著擋風玻璃的方向掙脫著，他想看看彎道上到底有什麼東西。爬山的時候，他朝前傾著；剎車的時候，他向後仰著。他真該坐在後座上——我知道，把他那樣放在我膝蓋上是不對的。不過，在中國的農村，沒有人使用兒童座位，而如果把他用安全帶捆綁在坐椅上，又可能損傷他的心臟。於是，我緊緊地抱著他，而瞇瞇把車開得極為小心，載著我們六個人朝著山下的懷沙河峽谷駛去。
已經開始採摘核桃了，一路上都是往地裡趕的農民們。我們從幾個農民身邊駛過，他們拿著小棍子，約三米長，非常直。有人騎著自行車走在前往果園的路上，棍子平放在把手上，頗像格鬥中的武士。他們用那樣的棍子把核桃從樹上打下來，路上滿是核桃的外殼。那些核桃外殼在我們的車輪下一一破碎——我的又一次開著汽車忙收穫。
在山谷裡，我們看見了成群結隊的孩子，他們穿著新衣服，正徒步朝著溝底走去。「看，他們也有書包哦，」曹春梅對魏嘉說，「跟你一樣，他們也是去上學的。」
我們從一個農民身邊開了過去，他的背上背著殺蟲用的噴霧器。「他也背著書包上學去了，」我說道。
「那不是書包，」魏嘉立刻糾正道。那是我們離開村子以來，他說的第一句話。他的雙手依然緊緊地撐著儀表板。有那麼一會兒，我們都聞到了一股殺蟲劑的氣味，車子裡飄蕩著一股濃濃的甜味，不過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渤海鎮之後，魏子淇讓瞇瞇把車停在鎮政府辦公室門口。瞇瞇把車開到了車道上之後，魏子淇才做了解釋，為什麼傻子跟我們一起來了。
「我們照料他，政府應該每個月付錢的，」魏子淇說，「那是有法律規定的。我問過三岔村的黨支部書記，但她幫不了忙。因此，我們只有自己來這裡了。我現在就要他們拿錢，如果他們不給，我就把傻子留在這裡，直到他們願意出錢為止。這是他們的責任嘛。」
「你要把他扔在鎮政府的辦公室？」瞇瞇問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說，「只有這樣才能引起他們的重視。」
瞇瞇又問，每個月有多少錢。
「至少五十元，」魏子淇說。那點錢相當於六美元。
還沒等我們明白過來，魏子淇已經把他的哥哥弄下車去了。他帶著他哥哥穿過了院子，那裡豎立著一幅巨大的雕塑。那是由一個金光閃閃的大鋼球以及環繞著它的一條扭曲的帶子構成，這樣的形狀跟中國各地的公共場所藝術品一樣，十分抽像難懂。在三岔周圍，每一個場鎮都豎立著這樣的雕塑，上面寫著些標語，意在喚起大家對現代化和繁榮昌盛的意象。渤海鎮掛著的標語是「世紀之星」。魏子淇領著他的哥哥走過那座扭曲的雕塑，進了大門。傻子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從早上上車開始，他就一直沉默寡言。
等待的過程中，魏嘉的手依舊撐著儀表板，顯得很不耐煩。五分鐘後，他的父親出來了。只有他一個人。我們開著車繼續往前走。
隨著我們的車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莊稼種類開始發生了變化。這裡種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麥，收穫季節來得更早一些，核桃樹的枝葉已經掉光。路邊的村子規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車，有小轎車，還有小型貨車，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處都出現了詞句——在這些比較大的村子，政府在牆磚上塗上了宣傳計劃生育的標語和口號。其中一條標語寫道：「女兒也是傳後人。」「計劃生育，利國利民。」一般來說，我看到的標語多具有強制性，可這裡的卻基本上只有鼓勵。在三岔，人們懶得刷上這樣的標語——而那正是非常明確的信號，說明那個村子即將消亡。
事實上，如果有年輕人繼續呆在三岔，他們也不一定只生一個孩子。一對夫婦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會允許再生一個小孩兒，但最多只能生兩個。三岔村之所以有這項權利，是因為它非常偏僻，並且還因為大家有一種習慣上的願望，需要有男丁幫著幹農活兒。不過，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話，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這些規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種性別，每個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關係，這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來支撐它。在農村，我經常看見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開車旅行進入甘肅省境內時，看見過一輛全新的依維柯廂式貨車，側面印著幾個字：「計劃生育服務車」。那輛車裝配了警燈、大喇叭，以及天然氣發電機。後門打開之後，可以看見一個水槽，兩張病床。我跟那輛車的駕駛員攀談起來，他告訴我，他們開著這樣的車進入偏僻的農村地區，就地開展外科手術。當我問及最尋常的服務項目有哪些時，他老實地在我的記錄本上寫下了兩個詞語：「流產」和「結紮」。在那兒，家庭的人口數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族成分：漢族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城裡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兩個，鄉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個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個女孩，可以生兩個孩子，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外情況。因為魏子淇夫婦要照料傻子，所以他們再生一個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不過魏子淇並不願意多生，因為他覺得養兩個孩子的花費很大。有這種願望的中國人總會有這樣的想法，在城市裡更是如此，因為政府採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讓人們相信，如果只生一個孩子，日子會幸福很多。城裡的中國人很少抱怨這樣的規章制度，而且他們對那些想方設法多生孩子的農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過，這項政策產生了一個大家沒有預料到的後果，那就是明顯的性別失衡。精確的統計數據很難得到，因為很多農村人不願意給自己的孩子進行登記。不過，據最可靠的數據顯示，男女性別比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連政府也承認，這的確是件麻煩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報告，到2020年，婚齡男性人口將比婚齡女性人口多出三千萬。到那個時候，魏嘉就滿二十三歲了。
對中國的醫生來說，告知孕婦所懷胎兒的性別是違法的，但是賄賂之事十分常見。一次，我陪魏子淇夫婦應約去懷柔看醫生，其中有一間超聲波室。設備上面有一個大大的中英文標識語。英文句子胡亂拼寫在一堆，不過意思是很明瞭的：
BOY OR GIRL
LET IT BE
(生女生男，順其自然)
我們把車停在了行營小學的後門附近。一個老師跟我們打了招呼，領著我們進了學校。魏嘉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走進教室，在黑板邊上停下腳步，突然大聲說道：「這個地方一點都不好！」
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掙開他們，跑出了教室。他大哭著，向著轎車跑了過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這裡上學！」
他的媽媽跟著跑了出去，我們幾個人則留在教室裡踱著步。我得承認，魏嘉說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過的最糟糕的學校環境。天花板上有個大窟窿，教室裡十分骯髒，窗子上安著鐵條。黑板上滿是剝落的油漆，劃痕纍纍。牆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幾隻動物圖形便是唯一的裝飾物。圖形剪得如此倉促粗糙，竟至於很難辨認出具體的形狀來：變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慘不忍睹的老鼠等。
其他孩子已經來到了教室，他們安安靜靜地坐在課桌後面，玩著拼裝積木。一共有二十個孩子，可只有三個女孩。其中一個長得很乖巧，只有五歲，蓄著馬尾辮，另一個則把頭髮剪得很短，像個男孩子。還有一個女孩兒個頭很小，長著一雙大大的黑眼睛。沒過多久，老師對我們說，那是個弱智。這個詞也是用來表示智障人士的，書面意思是「智力很弱」。老師給我們那麼介紹的時候，那女孩抬起頭來——很顯然，對於別人當著她的面說起那個詞，已經習以為常了。
教室外面，魏嘉站在轎車旁的泥地裡。他哭得更起勁了，任誰想把他拉回到教室裡面來，都要掙扎一番。先是他媽媽跟他說了些什麼，接著爸爸又過去跟他說了些什麼。一般情況下，魏子淇對他的兒子是很嚴厲的，可他似乎對兒子這一次的恐懼心理很是同情。「大家都要上學，」魏子淇輕言細語地說道，「我上過學，你媽媽也上過學。瞇瞇阿姨上過學，魔鬼叔叔也上過學。」
魔鬼叔叔上過學的事實對小男孩起不到絲毫安撫作用。學校的壩子上，每天例行的升旗儀式開始了：大喇叭轟鳴著，奏響了國歌，少先隊員們戴著紅領巾走上了操場。魏嘉因為恐懼而皺著臉，他從來沒在一個地方看到過這麼多小孩兒。至此，他收住了哭聲——無論誰想把他拉回來，他都朝著轎車那邊掙扎。
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鐘的時間才使小男孩平靜下來。最終，他爸爸把他抱進了教室，媽媽把他安頓在一張桌子邊上坐了下來。其他孩子轉過頭來盯著他看——那個被叫作「弱智」的小女孩兒也轉過頭來，眼裡充滿著熱情。魏嘉的胸膛依舊起伏著，他的臉上閃著淚珠。十分鐘後，他又想衝到教室門外。不過，這一次我們幾個人抓住了他。他又大哭起來，死勁地嘶叫了幾聲，然後就安靜下來，顯得也累了。他皺著額頭——像一個老人那樣皺著眉頭，表示讓步了。
我們盡可能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教室。我問魏子淇，廁所在什麼地方。他讓我出去的時候，就著學校壩子的圍欄解決問題。我在雜草叢裡撒尿的時候，能夠聽到孩子們的聲音——說話聲，笑鬧聲，背書聲響成一片。回家的路上，沒有了小男孩，沒有了傻子，我們的車顯得有些空蕩。
那天，傻子兩次從鎮政府辦公室跑了出來。第一次，他剛跑出大門，就被領導們抓了回來。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鎮上，領導們費了好些時間才追到他。
領導們給魏子淇打了電話，讓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則提到了補助的事兒。雙方都沒有什麼動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時候，領導們用一輛轎車把傻子送到了大山裡。他們把他扔在了離三岔還有幾公里遠的地方。傻子從來沒有一個人離家那麼遠過，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種本能驅使著他朝山上走了回來。
我是後來從魏子淇嘴裡知道這事兒的。他說，他的哥哥又累又驚，不過沒有其他問題，政府也沒有人虐待過他。魏子淇似乎對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滿意：在他看來，他已經成功地向政府的幹部們表明了態度，他是正兒八經的，不是鬧著玩兒的。政府的領導幹部們最終答應把他的申請轉交給縣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級的政府部門。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補助的機會是很大的。就他而言，這樣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時候，有些政府官員不大願意承擔責任，為了催促他們，你只得採取一些冒犯之舉。
我對這件事情則感到有些內疚，儘管我說不清楚我還能夠怎麼辦。而且，當事情開場之後，當時的我並沒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在中國，我常會有這種感覺。這個地方時不時地讓我覺得自己的腦子好像一時轉不過彎來。有時候，這樣的木訥會給我帶來一些好處，特別因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數年來，我已經學會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許我比在美國的時候思維更開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應仍然較慢，有時候事情都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了，還無法做出反應。不管怎麼說，中國的生活是很複雜的。有時候，不管你的反應多麼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決之道。對此，大家常常會說：沒辦法。
我向來喜歡應對在中國生活時所面臨的各種挑戰。作為外國人，多少會有些孤獨感，這對我也很有吸引力。村民們也接受了這一點——他們明白，我跟他們有所不同，很多時候我獨自一人，他們也不在這個問題上對我評頭論足。他們只會在一些大問題上感到好奇：人們常常問我，美國幾點鐘了；他們感興趣的，是某樣東西在美國值多少錢。對於我要吃或不吃的東西，他們總是問得很詳細。可他們從不打探我在寫些什麼，或者我的私生活。因此，我在三岔住得非常舒服。村民們總說瞇瞇是我的老婆，我也懶得去糾正那種說法。事實上，我們只是在去鄉下找房子之前短暫地約會過，之後便在租來的房子裡像朋友那樣生活。隨著時間推移，我們都開始跟別人約會，可又繼續同住著那套房子。有時候，我們也會帶著新結交的夥伴來到三岔。村民們本來不應該那麼毫不介意的——那就是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之間的距離。
傻子事件的一個星期後，我去三岔住了幾天。傻子似乎一直在等著我：他站在那條路的盡頭，對我咧著嘴大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然後指了指我停著的那輛轎車。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那麼活躍過，他嘴裡不住地嘟囔著什麼，對著那輛車比劃著。我明白，他是在講述我們一起坐車下山的那件事。「我懂，」我對他說，「我記得。」我想跟他道個歉，希望能夠讓他知道，當初等我弄明白的時候，為時已晚了——沒辦法。不過，我找不到合適的辦法向他表達我的歉意。傻子還在那裡大大地比劃著他的手勢，他再次見到我，似乎十分激動。
十月國慶節，魏嘉迎來了第一個假期。中國所有的學校放假一周，小男孩也回到了村子。據他的老師報告，他對課堂仍然不太適應。用老師的話來說，他的「眼神很野，而且一直喜歡打打鬧鬧」。一開始，他的父母沒太在意，可後來卻在他的背部發現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
村子裡的人們開始收割莊稼了，魏子淇收割的莊稼加在一起有五百多斤重。他把收回來的玉米堆在屋子邊上，魏嘉每天上午都要在這一堆黃色的玉米上面爬上爬下地玩兒。後來，他的母親在他腿上發現了更多的瘀斑——青紫色的斑痕佈滿了他雙腿的每一寸皮膚，已經開始發炎。魏嘉說他自己感覺沒事，可他的臉色卻開始顯得沒有血色。我和瞇瞇開著她家的車去了村子，我提出要帶魏子淇和他的兒子去懷柔的醫院看一看。
那天正好是國慶五十三週年的下午。到懷柔的路上，一路空蕩蕩的，我們找到縣城的一家大醫院，把車停了下來。進了醫院，一位護士給我們開了張處方簽，我們便去抽血化驗。抽血化驗的地方讓我想起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的地下酒吧：病人們把手伸進牆上鑿出的一個空洞，在裡面等著的，是一個連臉都看不見的技師，手裡拿著一支針筒。一開始，魏嘉還有些牴觸。但他的父親嚴厲地吼了他一句：「老實點！」小男孩皺了皺眉頭，但始終沒有哭。然後，那位護士給了我們一份計算機打印的檢驗報告，說小孩子的血小板很低。我對那些技術術語聽不大懂，而且又沒有帶詞典。不過，我從護士的臉上看得出來，情況很嚴重。
「他的血小板數量只有一萬七，」她說，「應該有十五萬才對。」她建議我們馬上去北京市裡的兒童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
魏嘉是在市裡面的一家醫院出生的，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這座城市。通常，小男孩坐小車會顯得很興奮，沿途嘰嘰喳喳地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不過，他今天顯得很平靜。一進入兒童醫院，我立馬意識到，來這個地方真是個天大的錯誤。到處都是哭鬧的小孩子，父母則跟在調皮的小孩後面追逐著，這樣的情景看起來令人心煩意亂。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鎮住了，他一走進醫院，就在門廳那兒停下了腳步。一個城裡人從後面撞上了他，然後一邊走一邊壓低嗓子罵了一句(「滾開點！」)。魏子淇穿了一條黃布褲子，上身是一件草綠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裡，他這身迷彩裝束好像還真有點管用。人們用胳膊肘推擠著他，把他完全擠到了邊上。他於是向醫院的員工求援，可那些人只揮揮手就把他給支開了。他還不如隱身吧——如果你一身農民打扮就進了城，情況多半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著信息咨詢窗口走了過去。服務人員聽得十分專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問題。當她看到這個小孩抱在一個老外手裡，而不是一個農民手裡，事情頓時便有了差異。那女人告訴我，該到什麼地方查血。於是，我們交了費，跟在一群病人後面排隊。血液檢測站外面的牆壁上，有一副標語：
有你們的配合，我們的經驗
我們一定會照顧好你們的寶貝
等待的長隊裡有二十多個寶貝。每一個寶貝起碼有兩個大人陪同，個別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隊人馬陪伴著。在中國的城市裡，小孩子變成了一種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們圍著他轉得越近，彷彿是一顆顆大行星圍繞著一個小太陽在軌道上運轉。可是這樣的親近關係絲毫不利於紀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廳裡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呵斥和叫喊。寶貝們在大廳裡相互追逐，時而鑽進排著的隊伍，時而鑽出。到了抽血的時候，他們大喊大叫著，彷彿面對的是一場場血腥謀殺。我們在那裡等了不到五分鐘，就有一個寶貝直接嘔吐到了地板上。還有一個小女孩，掙脫了圍繞著她轉動的那些大人們，溜進了檢測區，對著那一堆堆試管搗鼓起來。「放下！」一個護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厲聲喝道。
當時，魏嘉是等待大廳裡穿著最差的小孩兒。他穿了一件髒兮兮的綠色運動衫，布鞋上腳趾頭的部位穿了幾個大洞，脖子上留著幾道灰塵印跡。但他顯得很平靜——我對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長隊的最前頭時，他又皺了皺臉。他的父親又說了一句——「老實點！」——查血這道程序就算結束了。
後來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會在節假日去兒童醫院看醫生。看病的醫生們一心想著病人們趕緊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檢查結果，在一張紙上潦草地開好了處方，然後對我們說，孩子需要多休息。我們去取了藥：一瓶維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決定走一走新建的八達嶺高速公路，那父子倆都顯得緊張起來。「我們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給孩子解釋道。「你看，這條公路好寬哦——所以，那些車在上面開得很快。」小男孩睡著了，但我們到燕山的時候，他的父親叫醒了他，他想讓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經過的第一條隧道。回到三岔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曹春梅和瞇瞇拿著手電，站在公路的盡頭處等著我們。瞇瞇告訴我，我們剛一走，小男孩的母親就不住地擔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醫生說的那些話照著說了一遍，不停地安慰著她。然後，他們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著，腦海裡情不自禁地想著同一件事——白血病。我在童年時代所經歷的生病吃藥問題多於常人。小時候，我因為哮喘和肺炎住過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傷——我可以劃入那種小孩兒之列，父母總是在給醫生打電話，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傷。個頭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滿五歲，但體重只有三十多斤——個頭並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兒園的保育老師建議我留級一年，讓個頭長大一點。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齡：我生於1969年6月，比他大兩個星期。有一次，我們談起了各自的教育經歷，對我們升學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較。過了一會兒，他狡黠地打量著我：「你留過級？」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總比班上的同學大一歲，但誰也沒有問過我這樣的問題。1974年，我的父母把我那種情況叫作「被抑制了」，而且他們經常強調，我只是個頭小，並不是腦子笨。可是，在中國的農村，並沒有這樣的委婉語。
「是的，」我告訴魏子淇。「我在幼兒園留過級。」
「我看，你肯定留過一個級，」他笑著說。他告訴我，他也留過一級——他讀了兩次五年級，主要也是因為個頭偏小。
我長大成人之後，身體很好，但對醫院的恐懼總是揮之不去。對我來說，帶魏嘉去北京看病簡直是一種折磨——那一切又勾起了我孩提時代的感受。小男孩做過血液檢測之後的第二天上午，我離開村子回到在北京的家，好歹才算有了在字典上查詢血小板的機會。跟那個詞對應的英文單詞是「platelet」，於是我到互聯網上查了一下，搜尋所有跟淤斑和血小板偏低有關的兒科病症。一次又一次，同一個東西反覆出現在屏幕上：白血病。驚恐之中，我給遠在美國的三位醫生朋友發去了電子郵件，把魏嘉的檢查結果抄給了他們。電子郵件是那天深夜——以我在北京的時間來看——發出的。次日一大早，幾個醫生都給我做了回復：一封來自舊金山，另一封來自密蘇里，還有一封來自新澤西。他們全都認為，不大可能是白血病。不過，朋友們都建議做一下活體檢查。他們分別做出分析和猜測，小男孩罹患的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ITP)。ITP是一種原因不明的病症，經常發生在小孩兒身上。通常情況下，如果病人進行足夠的休息，注意飲食，病情會在兩個月內自行緩解。這種病轉化成慢性的情況很少見，但是魏嘉的血小板低得可怕，一旦出血，就會導致無法凝血。尤其可怕的是，他可能面臨腦出血的危險。「我可以給他開一些類固醇或者免疫球蛋白，」其中一個醫生寫道。我的朋友艾琳·卡萬納即將從新澤西的醫科大學畢業，她在電子郵件中寫道：「最令我困惑的是，他們怎麼不讓他住院，把這個問題查證清楚。」
我把電話打到了三岔，接電話的是曹春梅。「他沒事兒了，」她說，「他剛流了會兒鼻血，不過不嚴重。」
「你不要讓他做任何粗活兒，」我吩咐道，「叫他不要到處亂跑。讓他躺在床上休息，等我們看一看下一步該怎麼辦。這事兒比較嚴重——一定要讓他安安靜靜地躺著休息。」
我給瞇瞇打了電話，一起商量了幾個方案。除了摩托車，村裡的交通極其不便。瞇瞇可以用她家裡的車，但我們想不出該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反正我不想再回到兒童醫院去。正在商量的時候，我的手機響了起來。
「他這會兒鼻血流個不停，」曹春梅這樣說道。她把電話交給了她的丈夫。「只要他躺著就沒事兒，」魏子淇說道，「可只要他一坐起來，鼻子又開始流血。」
「他應該去醫院才行，」我說，「醫生搞錯了。讓他躺著，我馬上趕過來。」
我跑到瞇瞇住的地方，取來了車鑰匙。她已經在開始打電話，尋找其他的醫院了。我發動了桑塔納轎車，一邊往北開去，一邊咒罵著北京的交通。如果運氣好的話，不到兩個小時我就能趕到那裡。
曹春梅生長在磚石長城的另一邊。她娘家的村子坐落在一條山谷裡，情況比三岔村要好，家裡也不像魏子淇家那麼窮。不過，在她的童年時代，日子過得十分簡單，她的學費是用雞蛋抵消的——在那個年代，他們那地方很少用到錢。每到週末，她跟她的哥哥和姐蛆一起遠行八公里，去看望他們的外婆。他們一路上要翻過一個高高的山口，這個名叫「箭扣」的山口是長城上最為險峻的地段。進入17世紀，明朝即將走到歷史的終點，他們把那些修建雄偉的磚石防禦體系的工程停了下來。不過，這樣的歷史對曹春梅這個小女孩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在她的眼裡，長城不過是她童年生活裡兩個世界的一條分界線。這條分界線的兩邊，分別是學校和老家。週日和週末，無數個日子裡，她都要跨越這道風化成齏粉的磚石門檻。
讀完初中後，曹春梅輟了學，進入附近的一家製衣廠，她姐姐先前早已進了這家工廠。製衣廠做的是軍服：標準制式的襯衫和裌衣，就是農民們現在還在穿著的那種衣物。在流水線上曹春梅最開始做的是領子，後來又轉做袖口，最後專釘紐扣。她仍舊跟父母住在一起，從家裡到製衣廠騎自行車只有半小時的路程。她家比較殷實，可以把掙來的錢自己留著。後來，她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竟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在生產線上跟曹春梅一起做工的，是一名來自三岔的年輕女子。一天，她問曹春梅有沒有交男朋友，她說已經有了。不過，那女子就當作沒聽見。「你見一見我的叔叔吧。」她說道。那女子告訴曹春梅，她叔叔只比她大一點，還沒有結婚。
「我決定去會一會，」數年之後，曹春梅這樣回憶道，「那時候，我覺得原來的男朋友年齡太小了，跟我的老家又隔得很近。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可是，反正我就不想跟離我家太近的人結婚。」
後來真相大白，那位同事就是攪屎棍的女兒。攪屎棍和魏子淇是遠方堂親——他們的曾曾祖父是同一個人——他的女兒替曹春梅和魏子淇安排了一次相親會。在農村，對未來婚姻伴侶的評價是簡單明瞭而且直截了當的，時間的流逝不一定會緩釋他們一丁點的念舊情緒。十多年之後，曹春梅依舊清晰地記得那次見面時她對對方的印象。「我覺得，他長得很矮，也很黑，」她說，「他那皮膚才叫黑喲！不過，當他開口說話時，我覺得很好玩。他很幽默。說起話來，跟很多人都不一樣。這個人很有趣，說話也很得體。我覺得，這個人很好玩。」
八個月後，也就是1993年的元旦，兩個人便結婚了。他們在一個叫廟城的小鎮上的一家餐館裡舉行了婚禮。婚禮差不多過去了十五年[1]，曹春梅已經想不起那家餐館的名字，點了些什麼菜，來了些什麼客人——這樣的細節在美國女人的記憶裡隨時隨地銘刻著。不過，曹春梅對跟錢有關的細節卻記得不差分毫。那次婚宴花費了六百九十元——相當於八十五美元。人們送的都是現金，這是中國婚禮的傳統做法。夫婦倆收到的最大單筆禮金是一百元。婚禮後，夫婦倆淨剩一千三百元。曹春梅講述這件事情的時候，說起那些數字頗有專業會計的口吻。
婚後，年輕的夫妻倆在懷柔居住了兩年時間，曹春梅在那兒找了份炊事員的活兒。可在這座城市裡，她從來沒有覺得舒心過。「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對我這樣說道，「這讓我覺得有些緊張。在農村，如果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很容易就去了。鄉下很安靜，一點都不吵鬧。幹完了活，你可以安安靜靜地鬆弛一下，或者還可以去散散步。」
對城市生活，魏子淇的看法頗為相似。曹春梅懷孕之後，他們搬回了三岔。回來之後，他們跟魏子淇的父母一起居住。那個時候，他父母的房子還是泥土地板，牆壁是用摻和了高粱稈的泥漿糊成的。這樣的居住環境跟曹春梅曾經熟悉的生活環境差得很遠，不過，倒沒怎麼讓她感到煩心。她喜歡鄉下的寧靜，一開始，她對於居住在這雖然貧窮但很寧靜的環境裡還覺得有些幸福。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對於三岔的想法逐漸地改變了。1997年，她生下了魏嘉。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她的公公和婆婆相繼去世。曹春梅和村裡的其他婦女交上了朋友，她們多數也是從外村嫁進來的。慢慢地，她聽到了一些傳聞。起先，這些傳聞很難令人相信——那儘是些只能悄悄耳語的逸聞趣事。她得知，當地一位女子跟她丈夫的一個親戚有著十年之久的緋聞，他們甚至還生了一個孩子。不過，大家都假裝那就是她丈夫的孩子。還有一個女人，為三個不同的男人各生了一個孩子。她是通過外出打工的方式生下這些孩子的——通常情況下，這是逃避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好法子。每隔一段時間，這個女人就要換一個城市重新找工作，她無一例外都要在新的地方找個新的伴侶，給他生一個孩子。而她自己合法的丈夫依舊留在村子裡，跟鄰居的老婆一直持續著婚外關係。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之一：只要鄰居一下地幹活，這個男人就會偷偷地溜進他的家裡。
「在三岔，這樣的事情很多，」在我們認識很久之後，曹春梅有一次跟我這樣說道。她說，村子裡有很多婚外情現象，甚至還有關於亂倫的傳聞。「這跟當地的環境有關，」她說，「不過，大家開始越來越能接受這樣的事情了，因為這地方實在太偏僻了。在我們村子裡，這樣的事情就不大發生。不過，我們那村子有兩百多家人，而這裡呢，根本沒有幾家。」
「剛嫁到這裡的時候，」她繼續說道，「我覺得什麼都好，這也是一個很平常的地方。可在第二年的時候，我開始聽到這些婚外情的傳聞，還有人們做的其他亂七八糟的事情。魏子淇從來不跟我講這些。這裡的很多人跟他是一個姓，他肯定不能明目張膽地說這事兒。」她告訴我，婚外情有時候會引發暴力衝突。而這個時候，婦女往往會成為施暴的對象。「有時候，男人會把自己的老婆揍一頓，」她說，「可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哪兩個男人打上一架。」
來到三岔的頭十年，曹春梅一直沒有去看過村子上頭那條長城。在她看來，那樣的廢墟只屬於童年時代，也就是曾經去她外婆家的時代。在她的新家裡，她不覺得艱難跋涉兩個小時具有多大的意義。她的身材很魁梧，圓臉，頭髮已經開始花白——她才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有白頭髮了。現在，她把頭髮染成了黑色，可髮根依舊是白色的。她的左眼是藍色的，而右眼則是褐色的。有時候她會短暫地露出溫柔的微笑，跟魏嘉在一起彷彿是她最幸福的時刻。不過，在這女人顏色不一的眼神後面，似乎有一絲天生的憂鬱。她曾經看著這鄉村的寧靜景象像海市蜃樓一樣慢慢地消失掉，而她也很清楚，要把這村裡最後一個小孩拉扯大，絕非易事。
我把車停在了那條公路的盡頭。在魏家的屋子裡，小男孩正在炕上躺著。他的臉色很蒼白，鼻子周圍的血已經幹成了黑色的斑塊。當我摸著他前額的時候，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又麻煩你跑到這兒來，」曹春梅說。
「沒事兒，」我說。我摸了摸孩子的眉心——他正在發燒。他的雙眼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但還是一句話也不說。
「你要不要吃點午飯，」曹春梅禮節性地問道。
「我已經吃過了，」我說，「我們現在就走吧。」
他們覺得，在魏嘉找到醫院住下來之前，曹春梅應該留在家裡。她替孩子準備了一些換洗的衣物，在那只米老鼠背包裡放了一卷衛生紙。魏子淇抱著孩子走下山坡，坐進了轎車的後座。小男孩躺在那裡，把頭枕在他爸爸的大腿上。
從村子裡出來這條路十分陡峭，彎度又很急，我把車開得很慢，才不至於顛簸得太厲害。十分鐘之後，魏嘉說他覺得想吐，我便把車停了下來。他乾嘔了幾聲，兩道血便從鼻孔裡流了出來，魏子淇用衛生紙給他擦了擦。在陽光下，小男孩的臉色更顯蒼白了。一分鐘之後，我們繼續上路。
在中國的北方，秋天是最美好的季節。那天的天氣也很好，天空清澈純明。農民們在收割他們一年中最後的一季莊稼——大豆。只見他們手拿短柄鐮刀，在地裡站成一排，彎著腰，低著頭，一個個活像正在懺悔的僧侶。農民們就在公路的邊上將那些堆得像小山的莊稼進行脫粒。我們在那粗糙的山路上走了將近一個小時，才上了八達嶺高速公路。我一邊全力觀察著鄉下的景色，一邊盡量把車開得平穩些。車爬出了懷沙河谷，穿出隧道過了一個山口，下到了九渡河。河道裡面的色彩把我的視線吸引了過去——一段段橙色的橋欄杆、一處處藍黑色的回水沱，兩岸那一棵棵白皮的楊樹。到了黑山寨，我們只好再次把車停下來，小男孩又嘔吐了，他的鼻子——直在流血。他父親又撕下一些衛生紙，塞進他的鼻孔裡，想堵住那流淌的鼻血。
前面的路又是上坡，蜿蜒穿過一片片核桃林。接著，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個山口前。過了這個山口，一路下到谷底，那裡埋葬著明代的帝王們。這些明代的帝王陵墓散落在平原上，全都朝向南面，金色的琉璃瓦頂在十月的陽光裡閃著耀眼的光芒。我們開著車從宣德皇帝——也就是第五代明朝皇帝——的墓前駛過。傳說這位皇帝曾用他自己的弓箭親手射殺了三個蒙古人。然後，我們又經過了他祖父——永樂皇帝——的陵墓，這位帝王於1421年將北京定為首都。剛過了這座陵墓，魏子淇又叫我把車停一下。
魏嘉嘟囔著，說他要上茅房。他的父親替他把褲子拉了下來，然後他使勁地腹瀉了一通。至此，他的臉色更加慘白，眼睛裡毫無表情。我們下了高速公路還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繼續走吧，」我說道。
「等他再拉一會兒，」魏子淇說道。
停車的地點是在一條壕溝邊上，旁邊是一個剛剛採摘了果實的蘋果園。公路上，一輛輛前去參觀明陵的旅遊巴士呼嘯而過。我在想有沒有乘客會瞥見這一幕：一輛轎車停在路邊，閃著燈，一位父親蹲在壕溝裡，抱著他的孩子在拉稀。豐收的果園裡，果子已經收得一乾二淨，光禿禿的樹枝在秋日的陽光裡搖曳著。
瞇瞇已經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兒童病房替魏嘉安排到了一個床位，大家認為這裡的血液專家很不錯。我們為孩子掛了號，他躺到病床上的時候，臉上似乎恢復了一點血色。不過，他這會兒十分驚懼，以至於任何穿白大褂的人靠近他，都要引來他的一番抗爭。當他們試著給他做血液檢查的時候，他咬了其中的一位護士，把另一位護士打了一下。我和他父親把他按在床上，他們才給他做完了血液檢查。等他平靜下來之後，一位護士說，需要對他進行仔細觀察，看他的血小板是否有所增加。然後她問，今晚誰留下來陪孩子。
「我，」魏子淇說。
「你不行。」那護士語氣強硬地說道，」只有女同志才可以在醫院過夜。」
「他媽媽明天才能趕過來，」魏子淇說，「我陪他——個晚上都不行嗎？」
「絕對不行！只有女同志才行！」
「你看，他們家離這裡有兩個小時的路程，」瞇瞇說，「很抱歉，可這裡唯一的家人就只有他的爸爸！」
那位護士是個身材魁梧的女子，五十多歲，在魏嘉的病床前紋絲不動。她不住地重複著那幾個字——只有女同志！她越是這麼說，那幾個字聽起來就越陌生，因為幾乎都沒有人再用那些老掉牙的共產主義詞彙了。小男孩的臉上出現痛苦的神情，他又開始哭喊起來：「我不要一個人呆在這裡！我不要一個人呆在這裡！」
「不要擔心，你不會一個人呆在這裡的，」瞇瞇對他說，我則跟那位護士說：「我們可不可以到外面去討論這件事兒？」
我並不想發火，因為中國的醫院有區別對待鄉下病人的臭名聲。以盡可能平和的語氣，我向那位護士說明了當時的情形，瞇瞇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還是固執己見——中國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個樣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則更是如此。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個亂糟糟的年代裡讀了點書，長大之後，很多人一輩子都在單位裡過日子。在改革開放的時代，這些人被遺忘在一邊，他們缺乏年輕人普遍具有的那種靈活性和實用主義。由於這家醫院的這位護士拒絕讓步，我只好決定開車回到村子裡把曹春梅接過來。
「你最好在十點鐘之前趕回來，」那位護士說，「如果過了十點鐘，我們是不會讓她進來的喲。晚上我們是要鎖門的。這些都是我們的制度！」
我給曹春梅打了電話，讓她找一輛摩托車把她送到山下來，這樣就能節省一些時間。可是，她在半小時後給我回電說，只有一個鄰居有摩托車，而他今晚上已經醉得開不了摩托車了。等我把車開到那條土路的盡頭時，天已經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帶到醫院的包裹，正站在那裡等著我。包裹裡有幾瓶當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數村民都以為，他們那裡的水比你在城裡買的什麼水喝著都健康。
「太麻煩你了，」她一邊說著，一邊急匆匆地上了轎車。
「沒事兒，」我說，「你需要的東西都帶上了嗎？」
「我沒事兒，」她說，「你吃過飯了嗎？」
「吃過了，」我說。實際上，從早上到現在，我一頓飯也沒有吃過。
不過，在這禮節性的交談中，這樣的說話多少有些安慰性質。在中國的農村，不管情況多麼緊張，某些性質的對話還是很管用的，而曹春梅的話的確讓我心裡面感覺平靜了不少。在崇山峻嶺中，我把車開得飛快，不時看著模糊的地標向後掠去。今天，我已經是第四次看見它們了：懷沙河谷、九渡河、黑山寨。在黑夜裡，明代帝王陵寢的屋頂閃著鬼魅般的光芒。高速路上空蕩蕩的，當我們抵達醫院的時候，比平時快了半個小時。魏嘉正熟睡著，我跟他的父母道晚安的時候，他也沒有動彈一下。
那個星期的多數時間，魏嘉都在發燒。到第五天的時候，他的體溫上升到了四十度，血小板則降到一萬五。如果血小板數量再繼續減少，顱內出血的危險性將很大。
我和瞇瞇每天都要去醫院看望他們。到了晚上，我不斷給我在美國的醫生朋友們寫信。他們告訴我，只要適度休息，再注意飲食，是可以穩定患兒的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病情的。可是，我們對診斷結論拿不太準。在美國，像他這種情形的話，醫生會給病人進行輸血，可中國的醫生還根本沒有提到這件事。我向他的父母建議，類似的辦法只能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採用。中國的血液供應並不安全，獻血者數量不足，用血體系主要靠人們有償獻血來支撐。魏嘉生病住院的時候，有專家做過估計，全中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這一病症在北京南邊的河南省尤為嚴重，因為那裡存在著不衛生獻血的狀況。大城市也有這樣的問題——我認識一個美籍華裔記者，她最近剛剛調查了北京的一個獻血中心。當她一到那裡，馬上有人向她兜售假身份證，讓她可以出賣血液。即便是那些管理較為完善的診所，通常也把血液分析項目局限在抗體試驗上。這樣的檢測方法跟發達國家普遍採用的分子診斷法相比，價錢便宜，但可靠性差。
到第七天的時候，魏嘉開始牙齦出血。那天早上，醫生給他做了個白血病骨髓測試，才終於覺得應該給他輸血治療。魏子淇給我打來電話，向我借八千塊錢。中國沒有全國性的健康保險，城鎮居民主要靠單位支付醫療費用。而大多數農民只有完全靠自己，這也是他們把積蓄看得很緊的原因之一——農村人得隨時準備為看病吃藥這類突發事件花錢買單。因此，醫院常常將農民們加以區別對待。醫生們對於醫療欠費單總是十分謹慎，因此，他們一般會要求病人預交醫療費。到2009年，中央政府才著手建立全國性的醫療保健體系，但它覆蓋的面有多大，尚不清楚。
魏嘉生病的時候，農村人只有依靠私人醫療保險。跟其他農民不一樣，魏子淇夫婦給他們的兒子買了一份保險。那是魏嘉上幼兒園的時候要求購買的。魏子淇夫婦當初還比較精明，買了這份保險，用保險就可以支付大部分的治療費用。但是，醫院等不及保險公司報銷這筆費用，他們要求支付現金。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家庭只能從親戚朋友那裡籌錢，而這常常需要幾天的時間。
瞇瞇此時正準備前往歐洲出差，我只好一個人去了醫院。魏嘉時睡時醒，他媽媽告訴我，醫生剛剛給他服了藥。嘴巴四周的血液已經凝結成塊——他的牙齦依舊在滲血。由魏子淇陪著，我向值班的醫生做了自我介紹。那位醫生姓趙，她的辦公室裡還有一個醫生以及三位護士。我問她，是不是非得輸血。
「他是誰？」她厲聲喝問魏子淇，「他來這裡幹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問我？」
「他是個作家，」魏子淇帶著自豪的語氣回答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剛剛介紹過了，」我立刻說道，「是我把小孩兒送到醫院來的。我有幾個簡單的問題，看看我們該怎麼辦。」
「這不關他的事！」趙醫生對魏子淇說道，「你才是孩子的家長，你才有責任。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我關心這個孩子，」我說道，「從他生病以來，我一直在想辦法幫助他們。我只是想讓我們做出正確的結論。」
「結論早就已經做出了！」說完這句話，那女人扭頭背對著我。我默默無語地站了一會兒。在中國，我已經習慣了別人對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們只要看見說漢語的外國人，就會傾向於表現出一種誇張的尊敬。通常，這樣的敬重會給生活帶來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長住的外國人一樣，我也學會了利用這種優勢。不過，對於敬重的真正含義，我倒是從沒抱過幻想。在那層敬重的深處，是一種侷促不安：從內心深處來說，很多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對於自己的國人在外來者面前的表現還是感到有一絲恥辱的。趙醫生沒有把我當成是一個關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裡，我只不過是個外國人，一個不信任她的專業能力的外國人。
此外，魏子淇相信我的判斷，也很明顯地讓趙醫生感到惱火。當這兩點加在一起，這個城市女人最糟糕的天性顯現了出來——從頭到腳糟糕透頂：她在農民面前趾高氣揚，在外國人面前則心神不定，我轉過來問辦公室裡的其他人：「我該跟誰說這件事兒呢？」可大家都對我視而不見。我把那個問題重複了一遍：還是沉默。一個護士低聲說了個笑話，我沒有聽得明白，而另外幾十人在那裡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團。我感覺到我的臉在一點一點地變紅，而這正是耐心快到被耗盡時的表現——小男孩此時就在隔壁房間遭罪，我可不想聽他們的笑鬧聲。
「事情很簡單，」我說道，「錢是我出的。在拿錢之前，我必須知道，為什麼現在需要輸血。如果你們不跟我說這事兒，我就不交錢。」
趙醫生這才轉過身來對著我，她的臉因為憤怒而緊繃著，「他需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她說，「如果不注射免疫球蛋白，就有大腦損傷的危險。他的口腔裡已經開始出血了。我們知道該做什麼，你懂個啥？」
「我正在盡我所能地搞懂啊，」我說，「如果你能說慢點，對我肯定有幫助。我之所以要過問，僅僅是因為我關心這個孩子。」
「如果你真是關心他的話，就應該讓我們給他輸血！」
「我問過其他醫生，他們說可能沒有必要輸血，」我說，「他們跟我說，一般要等活體檢查結果出來再看。」
「那要等多久呢？」那女人高聲說道，「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嘛。也許要一個星期吧。我們不可能等那麼久！」
「為什麼不給他做個檢查，看是不是病毒引發高燒呢？」
「我們知道，他的血小板很低！那才是我們要關心的問題！」
「你們給他做肝炎病毒檢查了嗎？」
「他根本就沒有肝炎！」
「你們查過了嗎？他們跟我說，也有這種可能性。」
「沒有必要查那個！肝炎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
「如果你們給他注射丙種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傳播疾病的風險嗎？」
「當然有風險！」趙醫生厲聲說道，「血液可能攜帶艾滋病毒、肝炎病毒或者別的什麼病毒！」
「他們不是要檢查血液嗎？」
「不可能完全檢查得出來。」
「我覺得你們可以檢查得出來，」我說道。
「相信我好了，檢查不出來！」
在我看來，一個醫生竟然說出這種屁話，簡直令我作嘔。不過，我還是換了一種方法：「血液從哪裡來呢？」
「我怎麼知道？」那女人現在幾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間外面。我告訴他，血液的供應渠道才是我關心的主要問題，他平靜地點了點頭。我用手機給一個美國人打去了電話，她在北京的一家醫藥公司工作。她告訴我，她所在的公司遵循國際標準進行血液檢驗，她還答應幫我查一查，看能不能安排我購買一點丙種球蛋白。一會兒，她把電話回了過來。
「他們可以給你把東西送過來，」她說道，「費用是三千零六十九元一個單位。我覺得一個單位完全夠一個十五歲小孩使用了，只要他的個頭不是太大就行。」
「他的個頭很小，」我說道。
「那就行了，」她說，「他們會替你把貨進過來。不過，你得讓那家醫院同意接受才行。」
嚴格來說，這個公司這樣出售血液是一種非法行為。但在中國，很多事情都是這個樣子。我深吸一口氣，又回到了醫生辦公室。「如果我自己買來乾淨的血液，可以用嗎？」我問道。
「在北京，根本就沒有確保乾淨的血液，」那位醫生說道。
「有，」我說，然後我就給她講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他們公司有乾淨的血液。」
「不可能，他們公司也沒有，」她說，「沒有辦法查得出所有的病毒。」
「我肯定，他們能夠檢查得出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我說。
「不可能，」那醫生說道，「根本檢查不出來。」
「算了吧，」我說道，「檢查不檢查現在都不重要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從他們那裡買來血液，你能輸給小孩兒嗎？」
「不可能。他們不可能把血賣給你！」
」我已經跟他們說好了，」我說道，「他們同意賣給我。」
「我們不會接受的，」她說，「這樣做是違反醫院規定的。這算什麼問題呢？你怎麼會想到這麼做呢？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不告訴我你們的血液來自什麼渠道，你也不跟我說你們的血液是否安全，」我說道，「所以，我只好自己找可靠的渠道。這就是我要問你的唯一原因。」
「北京根本就沒有乾淨的血液，」她說道，「除了用我們的血液，你沒有別的選擇。風險是有一點，但他如果不注射丙種球蛋白風險更大。你們現在就得把這事定下來！」
我氣得發抖，只好走出了辦公室。我跟那位美國女士打了個電話，跟她解釋了我所面臨的情況。她說，我們還有一條路可隊走。「我認識一些曾經在你們那家醫院工作過的中國醫生，」她說，「我可以讓他們幫著查一查供血的渠道。很快就能夠查到血液來自什麼渠道，我們再看那個血液中心安全與否。隨後我再給你打過來。」
我跟魏嘉的父母在他的病房裡等待著。過去一周的時間裡，他們一直非常平靜：沒有流淚，沒有驚慌，沒有提高過嗓門。鄉下的生活已經教會了他們要堅強，也讓他們瞭解了「沒辦法」這幾個字的含義。在我跟那位醫生爭執的過程中，魏子淇站在我的身後一言不發。他早就表明過，他聽從我的判斷。他相信我那位未曾露面的美國醫藥朋友，他身上一點也找不出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所具有的那種侷促不安。在他看來，那是再符合邏輯不過的事情：他對這些問題一點都摸不著頭腦，因此只有信任我這個關心他孩子健康的外國人。我自己的反應則不盡相同——我也非常外行，但當時嚴峻的形勢迫使我想要對事情有所掌控。實際上，我所能夠做的也就是盡可能得到一些信息，期待著據此作出正確的判斷。到現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著一通電話。
魏嘉的病房裡還住著另外兩個小男孩。其中一個十二歲，患了心肌炎。另外一個只有八歲，腎臟出了毛病。病房的牆壁塗成了淡淡的粉紅色，一隻米老鼠掛鐘就是唯一的飾物。牆上還拉了一根晾衣繩，那是陪同病孩的母親們要用到的。
八歲的那個小男孩來自東北的吉林省，他的家長是專門帶他來北京看病的。這已經是他在醫院的第二次延期住院了，因為自六月份以來，醫生們就對他採取了大量服用荷爾蒙的治療方法。三個月以來，他的身體增重了百分之五十。孩子身上到處看起來都是浮腫的：他的肚子膨大，雙腿像香腸，臉蛋圓得像月餅。他一直在不停地吃東西，他的媽媽則不停地說著他吃東西這件事兒。中國人喜歡談論吃的東西，尤其是沒有比食物和孩子更好的話題可以談論。一周以來，幾位母親已經變成了朋友——中國人天生喜歡社交，只要你把他們放在一起，他們會馬上無休無止地閒聊起來，哪怕是在壓力極為沉重的環境下。我坐在那裡，手裡拿著手機，聽他們閒聊著。
「他是服用激素後才開始發胖的，」那小男孩的母親說道，「現在，他每時每刻都在吃東西，但就是不吃水果。」
「魏嘉也不吃水果，」曹春梅說。她坐在兒子睡覺的病床邊上。
「水果、雞蛋、牛奶——這些對他有好處的東西，他就是不吃，」腎病患兒的媽媽說道。
「魏嘉也是。」
「醫生應該給他也來點激素治療，」那女人說道，「他個子太小了。」
那個十二歲的男孩兒頭戴耳機，聽著CD。他正處在青春期，身材瘦削。一周以來，他都住在這間病房裡，陪伴他的，是家長們以及他們那永無休止的閒聊。他把音量調大了一些。他的祖母也在場，那是來自河北鄉下一位六十八歲的老太太。在所有的大人中間，她的話最多。此時，她開始向曹春梅提出一些建議。
「像首先應該關心的，是你小孩的身體，」那老太太說道，「只要他身體健康，就能幹活，就能維持生計。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讀書。我年輕的時候，就沒有上過學——我現在就不會認字喲！我還記得小的時候，一個阿姨跟我父親說：『你拿什麼錢，讓她讀什麼書嘛？反正都是要嫁給別人家的。你為什麼要那麼做呢？』他們就沒有送我上學。所以我說，讀書很重要。」
「我餓了，」那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道。
魏子淇笑了起來，「他又餓了呀！」
「他總是說餓，」曹春梅帶著羨慕的口吻說道，「難怪他那麼胖。」
「你剛剛才吃過哦！」胖男孩的母親說道。
「我餓！我餓嘛！」小男孩提高了說話的聲音，彷彿要哭出來似的。他隨時都在哭——他帶著城市小孩的那種哭腔，他明白怎樣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母親拉開病床旁邊的木抽屜，取出一隻醫用飯盒，裡邊裝著吃剩的豬肉和米飯。小男孩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魏嘉依然在睡覺。我的手機響了起來。
「很不錯的消息，」那位美國女子跟我說。她已經查到了，我們這家醫院跟他們公司用的是同一家血庫的血，唯一的差異在於，這家醫院對用血沒有進行徹底的檢驗。「我向這兒的醫生們問過了，」她說，「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艾滋病毒陽性反應。那家血庫還是很安全的。」
我謝過她，便掛了電話。衝動之下，我接通了我在舊金山的醫生朋友特德·斯科特的電話，一陣興高采烈的聲音傳了過來：「嗨！我是特德，非常抱歉我現在不能接聽您的來電……」我忘記了當時是幾點，他後來才告訴我，他當時正在設備室上小夜班。我想聽到別人告訴我，我們已經盡了力，後來的事情將會進展順利。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沒辦法。最後，我抬起頭來看著魏子淇。
「我覺得可以，」我說。
我們走下樓，來到了醫院的收費處。坐在裡面的收費員頗像銀行出納員，鈔票擺得到處都是：抽屜裡塞滿了鈔票，桌子上散落著鈔票，點鈔機裡飛旋著鈔票。在中國，最大面值的鈔票只有一百元，相當於十二美元，買什麼東西都需要一大堆鈔票。我帶了八千元現鈔——足足有一本小說手稿那麼厚。我把那些鈔票從口袋裡取出來，遞給了收費員，收費員什麼也沒問就把那一摞鈔票放進了點鈔機。
上了樓，我把收據交給了護士，醫生們馬上開始進行輸血前的準備工作。我明白，那些醫療人員不希望看到我出現在他們身邊，於是，我告訴魏子淇和曹春梅，第二天我再過來。魏嘉已經醒過來了，他的臉色依舊蒼白，但他還是對著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約定，只要他一好起來，我就帶他去動物園。我坐了輛出租車回到家，洗了個澡，一個人吃了晚飯。夜裡，我感到一陣麻木。一剎那間，我在空蕩蕩的公寓裡坐了起來，感到十分的無助，竟至無法呼吸。
輸血之後，魏嘉的燒退了。兩天之內，他的血小板恢復了正常。接下來的一周時間裡，血小板均維持在正常水平上。骨髓檢測顯示，不是白血病。醫生們斷定，那種情況實際上就是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最嚴重的威脅已經不存在了。
那個週末，一大堆親戚朋友前來醫院探視。一共有四個人：魏嘉的外公、他的大舅，還有一個舅舅，以及一個叫作李子文（音譯）的遠房親戚。除了一個人以外，全部是直接從鄉下趕過來的，他們穿著農民經常穿的那種綠色或者深藍色上衣。大舅已經七十一歲，他告訴我，他已經有三十年沒有來過北京了。李子文是唯一的城裡人——他生長在跟三岔一山之隔的海字口。不過，他在年輕的時候參了軍。在部隊服役十年之後，他得到了政府在首都給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現在已經升職當了一個小官。他穿了一雙黑色的皮鞋，上面貼著花花公子的標識，還穿了一件毛衫，胸膛上印著「Wolsey」這幾個字。在他身上已經看不見農村人特有的單調身材了——皮帶之上，一小點將軍肚鼓了出來。
幾個人一進入病房就圍在了病床前。魏嘉盤腿坐在床上，正在看一本連環畫。外公曹繼福（音譯）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背上，跟他輕輕地說起話來。突如其來的關注讓魏嘉有些不好意思，他把頭低了下去。床單已經有一個多星期沒有換洗過，做血液檢查時留下的血跡變成了褐色的斑點。
幾分鐘之後，有人提到了午飯。李子文，也就是那位城裡人，把手伸進口袋裡，摸出了一疊鈔票：全是百元大鈔。他把那一疊鈔票放在床上。
「這些錢拿給孩子用，」他說道。
魏子淇試圖把錢還給他，但李子文推辭了。兩個人不痛不癢地推讓了一陣，最後，魏子淇點了點頭，以示感謝。接著，那位舅舅，還有外公，也走上前來，在床上放下了一疊鈔票。最後輪到大舅。他比另外幾個人都要窮，他放下的那一疊鈔票裡，有十元的也有二十元的。血跡斑斑的床單上，碼放著四疊鈔票。一陣難堪的沉默之後，曹春梅把所有的鈔票都塞進了孩子的枕頭下面。有人提到了吃午飯的事兒。
曹春梅留下來陪著魏嘉，其他幾個人去了街對面的餐館。我們要了一個雅間，又經過一陣推讓之後，外公坐到了對著門的上席位置上。魏子淇把菜單掂量了足足五分鐘之久才開始點菜。當服務員拿來一瓶六十度的糧食酒時，他查看了一下封口。「你敢保證這一瓶不是假酒嗎？」他問道。
服務員似乎有點吃驚。「我敢保證，」她說，「不過，我估計我也不敢跟你那麼說。」
李子文拿過酒瓶，用手指摸了摸瓶蓋。「我搞不懂，」他說，「現在的假酒很多。這假東西對身體很不好。」
真東西也一樣，我在心裡面對自己說道。魏子淇把那瓶酒退了回去，又拿來一瓶，還是被他退了回去。最後，服務員拿來了一瓶紅星二鍋頭。「這個我們敢跟你打包票。」她說道。
魏子淇把二鍋頭倒進幾個酒杯裡。一盤接一盤的菜端上來了，每端上一道菜，都會激起大家對菜品進行新一輪點評。在精心準備的中式宴席上，談話是不會有間歇的：只要有飯菜，大家就不缺少談話的內容。
「這魚香肉絲比我們那天晚上吃的味道好多了，」魏子淇說道，「但他們這兒做的鐵板牛肉不怎麼好吃。」
「有點鹹。」
「豇豆還可以，不過也只是勉強而已。」
服務員端上來一盤牛肉乾，魏子淇嘗了嘗，然後說道 「這東西味道不對勁哦。」
幾個人輪流著試了試牛肉乾，都抱怨起來。
「嗯，是不行。」
「我看啦，是做出來太久了。」
「吃了這個東西是要生病的。」
魏子淇把服務員叫進了雅間。「這盤菜是壞的，」他說道，「你把它拿回去吧。」
女服務員把那盤菜端了回去，等她再進來的時候，魏子淇又向她抱怨，說他們沒把鴨頭煮進我們喝的湯裡面。「你們應該把它煮進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嘛，」他嚴厲地說道。在餐館裡——檢查酒瓶、判斷飯菜，迅速決斷——在我為他兒子輸血而發生爭執的時候，他站在我身後一言不發，兩者似乎完全不同。不過，這符合他在農村的邏輯：他對血小板和活體檢查一竅不通，而飯菜是他的營生。所以，在餐館裡，他成了專家。再說，他也可能想讓別人把他當成是控制局面的人。
幾個人從容地喝著酒，外公的臉首先變紅了。他站起身來，很正式地跟我敬了一杯酒。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偉，我們非常感謝你對魏嘉的幫助。」
大家都舉起酒杯，我們一飲而盡。「何偉在美國有很多當醫生的朋友，」魏子淇說，「他們也給我們幫了大忙。」
有人問起小男孩血小板的事兒，魏子淇說，自從輸血以來，血小板已經上升了不少。他給大家講述了開車進北京城的過程，那一次，魏嘉血流不止，我們在山路上不斷地停下車來。故事講完之後，其他幾個人繼續討論著小男孩的健康問題。魏子淇轉過頭來看著我。「你知道，」他平靜地說道，「那一次，坐在車上，我心裡面害怕得很。」
我告訴他，當時我也很害怕。
幾個人都喝紅了臉，敬酒的速度也加快了。城裡人李子文跟外公喝了一杯。「這是我們第二次在一起喝酒吧，」外公說道。
李子文笑了笑。「第一次是魏嘉出生的時候，」他說道，「那時候，我還在部隊，他們准了我兩天的假。」
「那天，我們喝了不少的酒！」外公說道。他舉起酒杯，李子文也舉起了酒杯，共同為有關小男孩出生的回憶一飲而盡。
[1] 勘誤：這裡數字計算似有誤，按上下文，曹春梅1993年結婚，1997年生下魏嘉，前文說到魏嘉5歲，那應該是2002年，距離婚禮不過9年時間。——qjw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