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喪地回到住處，我們和盧兒聊起九曲回轉的「尋找雅各賓俱樂部」的過程。我們講起旺多姆，講起「Ritz」奇遇。盧兒叫起來，Ritz！你們去Ritz了？我說，是啊，怎麼啦？她激動起來，那可是巴黎最高級的旅館哇。我們因為始終沒有轉到客房部，所以，自始至終沒有發現那是個旅館。這一下，連我都想起來了。我是在有關英國王妃戴安娜的報道裡，看到過有關巴黎最高級旅館的報道的。我問，那就是戴安娜的男友多迪的父親開的那家旅館嗎？盧兒說，應該是啊。
我開始試圖向她形容。可是，一開口就發現，「百聞不如一見」之類的老話，在這個時候真是再貼切不過了。我於是放棄形容，神氣地對來了半年的「老巴黎」盧兒說，還是我帶你去吧。真能進？我底氣十足：能進，我們不是已經進去過了嗎？根據在美國的生活經驗，經營性的旅館，怎麼能不讓進。
接著，告訴她，我們是搞錯了，我們應該不是在旺多姆尋找，儘管原來的雅各賓修道院在那裡有個入口，可是旺多姆那一圈都是大革命以後的房子了。我們於是談到如何繞到了有著玻璃盒子的小廣場。沒想到，盧兒居然又激動起來，說這玻璃盒她早就想去看一眼了。那是一個著名西班牙現代建築師波菲（Richado Bofill）的作品。不過，她補充了一句，在她看來，那個建築師做了不少難看的東西。於是，盧兒和我們一起大笑，說，還是名人好啊，知道難看，大家還要去看。最後，我們決定，再去一次那裡。
「Ritz」旅館卻沒有能夠再次進去。那兩個上次「失職」了的「宮廷」警衛，在我們一踏入大門時，就堅決地將我們擋了出來，說是只有住客能進。我們又在飄揚著「自由平等博愛」三色旗的巴黎，長了一個見識。在美國，假如是經營性旅館，不論多麼高級，都沒人敢攔。一攔就得上法庭了。
除了和盧兒一起看看，我們對沒找到「雅各賓俱樂部」，還是不能釋懷，想再去撞一次運氣。再說，不是還有「費揚俱樂部」也在附近嗎？這些俱樂部，既然激昂，就必然容易分裂。「費揚俱樂部」就是從「雅各賓」裡面分出來的。
法國制憲會議的身份其實並不僅僅是制憲，而是身兼數職。它擔任的不是國家在正常運行中的一個制憲工作。
在美國，革命以後的制憲會議，那只是一個「會議」。因為美國革命以後，迅速回到革命前分治的狀態。這些分治區域原來的一套政府機構，並沒有被摧毀。所謂制憲和建立聯邦政府，只是大家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需要聯合起來，隨之需要增強一些必須的管理機構罷了。平常日子照樣在過，只是抽出一些代表，開個會而已。這樣就有了一個穩定的制憲環境。
美國也有比法國複雜的地方，它不是一個整體國家。正因為是來自十三個分治區城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的分歧和妥協，嚴重影響一個相對獨立區域的長遠利益。所以，代表們無比謹慎地在那裡對待自己和民眾的關係問題。他們知道，只要代表們的具體分歧，甚至他們有分歧的跡象傳出會議廳的大門，都會引起民眾的不安和騷動。而這種騷動一旦介入，一切都完了。這就是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是秘密會議的原因。
當他們在裡面吵得不可收拾時，本傑明·富蘭克林曾提議去請牧師，帶領大家祈禱，以放棄「唯我正確」的看法。大家同意了。他們甚至不敢馬上去做，生怕牧師的出現，會引起民眾對於會議分歧的猜測。民眾一旦注意到了代表們的分歧，就會起來表達對自己一方代表的支持，這種支持自然會形成對代表的壓力。他們的退讓和妥協就更加困難。想想廣場上有那麼多民眾在激烈地支持你，你還怎樣讓步呢？因此，他們特地等了兩天，等到7月4日獨立日，也就是美國國慶節，才藉著節日請來了牧師，他們要牧師祈禱的，正是請上帝給他們以讓步的力量和妥協的機會。這種謹小慎微的做法看上去都有些婆婆媽媽。而他們害怕的，正是民眾對制憲歧見的推波助瀾。
回到巴黎，我們看到，法國制憲，不僅是民眾在推動和干擾，制憲會議的性質也在不知不覺改變了。它早已經不是一個「會議」了。假如沒有街頭的暴動，就不會提前向國王奪權。這樣，原來的巴黎市政廳、法國的王朝體制，不論多麼不合理，畢竟還能夠維持一段正常運轉，拖到制憲成功，成立新政府，完成交接。也就是說，政府運行和制憲分開。這樣，制憲就可以是一個工作，一個「會議」。可是，奪權提前，制憲會議就從「會議」，轉化成一個以革命的名義建立的新的專制機構。說它專制實在不冤，因為它又在立法，又在執法。正如托克維爾在《法國革命論》裡指出的：「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為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這樣，路易十六和王朝宮廷，雖說要為自己的腦袋擔憂，倒不需要再為國家怎麼辦而擔憂了。本來，「一片混亂之中會出現些什麼」，這樣的簡單問題，就根本不用專家預測。經濟肯定會有危機，麵包鋪肯定要排長隊，治安肯定不會好。王朝已經推倒，路易十六被監管在大家手裡，不得亂說亂動。民眾原來對王朝宮廷的不滿，只能轉移到掌管國家的制憲會議。這時，制憲會議只能被形勢逼著，在毫無準備和經驗的狀態下立法和執法。看到歷史書裡，出現「制憲會議通過法令，宣佈罷工聚會結社全屬非法」，「制憲會議用武力屠殺和驅散民眾」，這樣掛著制憲會議牌子，卻幹著和「制憲」毫不相干的事情，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這個時候假如我是路易十六，我一定要想辦法逃命了。因為明眼人都會看出來，這已經是一個惡性循環。為了要拋棄舊制度而開殺戒的話，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個。求生是任何活人的本能。只是他運氣不好，沒有逃掉，被押回了巴黎。從在凡爾賽召開三級會議開始，他指望的就不是維持他的絕對君權，而是一個漸進的制度改革。當然，路易十六心中的改革，和其他人的目標，自然會有不小的距離。因為他是國王，別人不是國王。就像貴族的陳情書裡，條條都很激進，卻會有保持貴族等級制的保守條例一樣，每一個階層自有它的局限性。關鍵是，能不能大家看在上帝的份上，理解這是一個從舊制度轉向新制度的社會轉折，就像一輛巨大的載重車，要掉轉頭來的話，必須慢慢拐著掉。這種理解和制度設計，需要知識，需要妥協，需要協商，需要理性，需要回到會議廳，唯獨不需要俱樂部的鼓動和街頭的暴動。
制憲會議似乎還在朝著「君主立憲」的方向走。「君主立憲」的意思，就是國王雖然沒有以前的權力了，大家根據憲法過日子了，可是，你國王至少還是養尊處優。大家養著你，就是圖個制度和權力的平穩交接。這個時候，最怕的就是有人上街鼓動，說是我們吃都吃不飽，養一個王室要相當於養我們一千個一萬個老百姓，憑什麼？再加上歷數千年封建專制的罪惡等等。這時，老百姓磨刀霍霍向國王，國王怕被砍頭，要到國外的堂兄弟那裡討救兵。堂兄弟們一邊摩拳擦掌，說是不能見死不救，一邊威脅說你們敢動手我就踩平巴黎。這麼一來，「巴黎的上空」就又要「敲響警鐘」，「祖國」就又要「在危險中」了。道理很簡單，矛盾既然通過理性可以化解，當然也可能通過非理性被激化。事後，假如大家都忘記了當初惡性循環在開始階段的第一、第二推動，而是僅僅從中間剖切的話，所有的「歷史涉案者」都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們誰也沒有錯。
制憲會議之所以還在朝著「君主立憲」的方向走，就是最後還有著一些人，他們的腦袋裡還有最後一個清醒的角落，希望這輛載重車在最後時刻能夠轉過彎來，而不是翻掉。由於所有的觀點都在「俱樂部」先較量，所以要分裂就先在俱樂部裡分裂。出席制憲會議還必須坐在一個房間裡，在「俱樂部」就大可不必勉強自己了。俱樂部的團結是相對的，分裂是絕對的。分裂是激進派的天生特徵。一個晚上的爭執，就足以拉出隊伍另立山頭了。而繼續主張「君主立憲」的一派，與其說是從「雅各賓俱樂部」裡拉出了隊伍，大概還不如說是被激進的「雅各賓們」給趕出來了。原來他們都認為自己是足夠革命的，誰知道，一比就給比下來了。反正有的是空著的修道院，他們才走了不遠，就走進了「費揚修道院」，成了「費揚俱樂部」。
我們看到，最初的「雅各賓俱樂部」裡幾乎包括了一切活躍的領袖們，然後，按照他們激進程度的不同，在不同的時期紛紛離開。可惜的是，越是留下的越激進，而「雅各賓」的名氣卻越來越大。因為，隊伍純潔了，溫和一點的反對派走了，留下的人就是比誰都更激進了。越激進的之所以越神氣，是因為被鼓動的民眾是傾向激進的。你可以想像，要在一群懷著對舊制度滿腔怨恨的民眾面前，解釋清楚為什麼不能以洩憤式的方式來革命，為什麼要向王室和貴族做一些妥協，將是多麼困難。不論你花費多少口舌，做多少努力，都會引發這樣的責問：「這是什麼革命？平民的？還是貴族的？」廣場上吼聲震天的都是平民，你還能期待什麼結果。所有努力只能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你只有落荒而逃。
我們和朋友一起，又一次開始尋訪「雅各賓俱樂部」和「費揚俱樂部」的歷程，這一次，搜尋範圍要小得多了。我們先去尋找了「費揚俱樂部」，直到發現了在同一地點的另一個歷史遺址的標誌時，才對尋到「費揚俱樂部」的標誌完全放棄。可是，它們曾經就是這裡。現在，這是一個普通的大街口，相當熱鬧，汽車不斷呼呼地從身邊掠過。我們真是難以想像，為法國的君主立憲制竭盡最後努力的一批人，就曾經是在這裡安營紮寨。那個時候，他們辯論的高牆之外，只有馬車「嗒嗒」的馬蹄聲。
「費揚俱樂部」存在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年多。他們的領頭人物都是激進的貴族，原來是三級會議中的貴族代表。凡爾賽三級會議以前，就是他們，為了支持平民代表，帶領四十幾名貴族代表，主動放棄貴族特權，來到第三等級集合的網球場，加入了第三等級代表的行列。其中的拉梅特（Alexandre Lameth），和拉法耶特一樣，是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特地從美國革命戰場上趕回來參加自己國家的革命的。
「費揚們」後來從「雅各賓」分裂出來的表而原因，是如何對待和處理國王的逃跑。「雅各賓」激進派選擇的立場是，判路易十六一個「叛國罪」。「費揚們」卻要解脫國王。爭執的背後卻是一個對待制憲的分歧。「雅各賓們」其實反的是漸進改革的君主立憲制。除掉國王，君主立憲制的「君」沒有了，也就不攻自破了。
假如要給國王逃跑的行為上綱上線，「背叛祖國」是最現成的理由。激進派實在很容易，只需要把事情向迎合民眾心理的方向簡單化。只要「背叛祖國」四個字的罪名，路易十六就像被鎮在鐵塔之下，無法掙脫了。
背叛祖國的罪名如此有效，是因為民眾對於革命剛剛成功的祖國，正充滿了高昂的愛國熱情。對於「祖國和革命」的高揚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以「祖國和革命」的名義，用任何方式對待一個人都是「合理的」。而你的任何掙扎都是對「祖國和革命」的叛離，都是不可饒恕的。而路易十六，還處在一個特殊的狀態，說是君王，沒有事實的權力，個人生存危在旦夕；說是要逃，他還沒有被廢黜，君王出逃，打你個叛國正合適。
對於簡單化的邏輯推論方式，對於割裂事件背景的武斷判定，是走向更激進的起點。站在這個起點，我們總能看到一種帶著血腥味的躍躍欲試。每當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知道，民眾永遠是支持的，是歡聲雷動的，甚至是殺聲震天的。可是對於那些站在歡呼著的民眾的上端，第一個向大家拋出這個邏輯的人，我總是不由自主地要發出疑問：「他自己是真誠相信這個邏輯？還是只不過想利用民眾，讓自己成為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他難道真的是智力問題，真的就從來沒有想到過，在國王的頭被砍掉之後，還有一條黝暗的血的河流將慢慢湧出，吞沒他們所供奉的革命和祖國，染紅民眾襤褸的衣襟嗎？」
當然，要在論戰中取勝，拋出這樣簡單化的邏輯是最有力和行之有效的。這其實已經是甩出定論，而拒絕討論。任何想講理的都會在開口前就決定放棄。被鎮住的不止是國王，還有反對以叛國罪審判國王的一方。他們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任何可能性，對本來就處身事件之中、欲懲治國王以圖痛快的民眾，去解釋「國王之逃」的來龍去脈以及和他們制憲理念的關係。結果，能夠做的，只是狼狽地順從對方的邏輯，唯一的辯解途徑就是：「國王不是逃跑，只是被人脅迫離開」。
被逼到這個份上的溫和派的「費揚們」，自己也成了服從這個邏輯的一分子。就是說，他們的辯解事實上在承認，國王逃跑就是「背叛祖國」，必須被判以「叛國罪」。所以，才必要以公然的謊言來否認「逃跑」。他們利用自己最後在制憲會議的多數地位，以這樣荒唐的理由，萬分勉強地暫時救了路易十六和君主立憲制一命。
1791年6月的「逃跑事件」發生，9月憲法通過，命運多舛的君主立憲制被1791年法國憲法確立。制憲會議解散，新的立法議會開始工作。可是，路易十六和「費揚們」都不會忘記，在立法議會中他們是多數，走出議會，在「俱樂部們」中間，在民眾中間，他們始終是極少數。今天的制憲結果，是民眾對「代表」最後一點認同的結果。而這種認同，在雙軌制的「俱樂部」這一軌日益強盛的時候，是多麼脆弱、多麼風雨飄搖。
掙扎兩年才出來的憲法，實指望它是一個契約。君主立憲，就是僧侶貴族民眾共同與君王的契約。遵從契約，才可能維持法國的穩定。可是，在法國，契約文化僅僅在民眾一方的上層代表，主要是在有著守約榮譽感的僧侶貴族中存在。在絕大多數民眾中，契約文化還沒有形成。結果，就是契約的雙方，一方極弱，另一方的絕大多數人從一開始就沒有守約的概念。在這樣的時候，唯一可能平安走下去的機會，是民眾對於他們的上層代表的認同。偏偏上層又是分裂的，其中激進的「雅各賓們」在上層人數中佔少數，卻在掌握民眾心理，調動民眾，攻擊「守約派」的誠信等方面，佔絕對優勢。這樣的契約，假如能夠維持的話，就是人間奇跡了。
還不到一年，契約就被打破。1792年6月，「雅各賓」帶領民眾再次在巴黎奪權。新政府就叫「巴黎公社」，就是一百年後的那個同名起義政府的最初樣板。新的巴黎市政府就這樣和議會並駕齊驅。然後，就是這個新成立的「巴黎公社」帶領再次湧上街頭的民眾，衝進王宮去抓契約的另一方：路易十六。路易十六逃入議會，向應該是契約對方的代表求救。可是，民眾已經再也不耐煩由別人來代表他們革命了。他們一不做二不休地衝進議會，逮捕國王，逼著自己的議會代表當場毀約。
兩年推動，一年實施，整整三年艱難地推動「君主立憲制」，以求建立法治、平穩過渡的「費揚們」，完全失敗。在這三年裡，他們做了大量的法律方面的工作。例如「費揚」派的領袖迪波爾（Adrien Duport），原來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是當初自動加入第三等級的貴族代表。在議會擔任律師，為建立新制度的司法機構，做了大量工作。前面提到過的拉梅特，更是新制度最重要的文件《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作為貴族，他堅決擁護廢除封建制度，限制國王的絕對權力。當時，他不同意立即廢除路易十六，不同意侵犯私有財產。
現在，輪到他們逃命了。因為他們作為議員，不僅沒有得到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對於議員的特殊保護，而且生命立即就處於危險之中。四周只有激動的民眾。「費揚們」紛紛向國外四出逃亡。迪波爾逃往英國。從美國革命中回來的拉梅特和拉法耶特一起在試圖回到美國的過程中，被奧地利關押。他被關押三年，比拉法耶特少關了兩年。
他們出逃倉促。前一天還是燈火通明的「費揚修道院」，突然人去樓空。他們的出逃，是對激進的「雅各賓們」的一個最大的支持。因為，根據早就確定的邏輯，不論有天大理由，逃亡就是叛國。「雅各賓們」無須再做宣傳，民眾就自然順應了他們的邏輯：逃亡證明了他們本來就是背叛祖國的「叛國者」，是暗藏的人民的敵人。從此，他們漸進改革的溫和主張，他們對於法治的呼籲，他們對於公民權利的理解，都和他們自己一道，被民眾唾棄了。
雅各賓俱樂部「歷史遺址」牌
「雅各賓」激進派掃除了他們掌握法國的最重要的一個對手。接下來，只是順應他們已經成就的激進大勢，順序掃除即可。聞名世界的「雅各賓」恐怖時期，近在眼前了。
我們和盧兒一起，又繞到了那個有著「玻璃盒子」的小廣場。警察局依然在，我們已經不想再進去了。我們繞著「盒子」整整轉了兩圈，小廣場有幾個小咖啡館。我們一一查看了它們的名字。根據我們在美國的經驗，假如這裡接近「雅各賓俱樂部」遺址的話，那麼，會有不止一家商店，或是咖啡館，打出「雅各賓」的牌子招攬遊客。可是，沒有。
我們完全絕望了，隨意地在進入小廣場的四個出口中，挑了一個最近的往外走。突然，我們看到，就在這個出口最貼近小廣場的建築物拐角，在釘在牆上的「Rue Du Marche Saint Honore」路牌下，有一塊巴黎標準的深褐色歷史遺跡標牌，緊靠在拐角的牆上，極不顯眼。標牌上用紅色陰刻了小小的一幅建築圖。那是一個建築群的局部。高聳的坡頂，帶有一個塔樓，顯然是修道院的教堂，縱向還接出一排低矮平房，應該就是修士們的住處。教堂的正面，插著一面旗幟，那是當時「俱樂部們」的典型革命標誌。
標牌上，在「巴黎歷史遺址」的大字下，是一排紅字：「雅各賓俱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