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大革命到現在，巴黎市容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除了局勢動盪的摧毀，奧斯曼的一次性改建，還有，就是一些例行的新陳代謝。經過奧斯曼以後，巴黎幾乎沒有再一次革心洗面的大換血。隨著現代建築興起，巴黎也有一個小小的區域，追趕著世界潮流，建了一批高層建築。現在，只要登高，就能夠在巴黎一片高度整齊的古老灰色屋頂上，看到那一撮竹筍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樓」。然而，一向講究時尚的巴黎人，很快就對城市趕時髦的代價有所醒悟，所以，巴黎就沒有釀成一片「竹林」。正是不趕時髦的覺悟，救了巴黎。結果，巴黎的現代建築師雖然經常被別人請去，「繁榮」各大古都，發揮最新水平。可是在自己的首府，卻顯得相當「無所作為」。
因此，在巴黎，現在還是有可能捧著一張地圖，試著尋找一些歷史遺跡。即使找不到原來的房子，你還是可以根據地圖，非常精確地找到遺跡的位置應該在哪裡。我們就這樣試著找了一次兩個著名的修道院，雅各賓修道院和費揚修道院。
對這兩個修道院發生興趣的源頭不是宗教，而是歷史，是源於對法國大革命歷史的閱讀。凡是略為知道一點那段歷史的人，都會聽到過一個叫做「雅各賓俱樂部」（Jacobin Club）的名字。它的出名，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中，最令反革命分子們聞風喪膽的一個革命者：羅伯斯比爾，就是從這個俱樂部裡脫穎而出的。
法國大革命最觸動人們的，往往是最血腥的那一年，那就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描寫的1793年。我在沒有認真讀過法國歷史的時候，對法國大革命最深的兩個印象，一個是巴士底獄的攻陷，一個就是斷頭台和九三年。前者是對舊制度殘暴的摧毀，後者是對新制度殘暴的陳列。這是沒法不讓人徹底絕望的印象。好像前瞻後顧，歷史都相當沉悶，沒有給人留一點透氣的地方。
實際上法國前前後後「大革命」了五年，我們所聽到最多的，恰恰是一頭一尾。中間還有一個大家並不熟悉，非常容易視而不見的君主立憲時期。這一段時期差不多整整三年。在這三年裡，名義上說，應該先是由制憲會議，後是由它推舉出的立法機構即議會和君主路易十六一起，依照新制定的憲法，在執管法國。
可是，在那段日子裡，法國好像依然是兩條線索並行在走。一條是新制度的君主立憲，一條是由暴動趨緩以後發展出來的俱樂部運動，民眾暴亂還是時不時從中萌生。雅各賓俱樂部、費揚俱樂部就是其中最出名的兩個。那麼，它們和上面兩個同名的修道院又是什麼關係呢？這種關係大概最能印證革命對舊制度的態度了。
在法國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僧侶分為兩種。一種是教會僧侶，一種是修道院僧侶。在中世紀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歐洲實行政教合一，使得教職兼世俗職位。宗教上層經常腐化和世俗化，不僅司法黑暗有份，宗教迫害有份，政治陰謀和斂財也有份。雖然大量鄉村教士貧窮而恪守教職，但在長時期內，仍然難以改變上層教士行為對宗教的損害。
修道院教士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經過一次次改革以後，尤其是法國的本尼迪克修道院規則建立和發展以後，修士強調在修道院內省，與世俗隔絕，甚至不開口說話。修士們之間都不用語言交流，完全是孤獨地面對上帝。當時的主教常常站在兩種僧侶之間。因為主教有時也兼修道院院長。在中世紀，主教甚至在一些修道院內都設立專為囚禁違規修士的監獄。這些情況除了今天的修士，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大家都知道，修士們不可能介入任何世俗事物，因為他們根本不走出修道院的四堵高牆。
在宗教界，上層畢竟是少數，因此，大量底層教會僧侶同樣對舊制度不滿，要求改革。他們和貴族的情況有些相似，就是有文化修養，有思考的習慣。因此，在三級會議召開之前，第一階級僧侶遞交給路易十六的陳情書，和貴族的陳情書有著極為相似的內容。可見，當時社會改革已經是順應潮流，即將至水到渠成的地步了。但是，法國大革命初期突發性的民眾暴動，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任何意願，要對一個社會階層進行分析和區別對待。教堂被大量焚燬，教士被追殺，這樣的情況變得十分普遍。可是，修道院的被毀和修士們被屠殺，仍然是整個狀態最為殘酷的一個部分。因為修士們是這個世界上最與世無爭，也最不招誰惹誰的一個群體了。
法國大革命以後，劫後餘生的一小部分修士，又經歷漫長的歲月漸漸恢復。只是，他們中的很多人選擇離開不停頓地在動盪的法國，其中有一支來到北美。按照他們在法國傳統的修道院形式和制度，又開始默默的修行生涯，至今猶存。曾經在中國的太行深山嘗試生存的一支，在蟄伏靜修近八十年之後，終於被五十年前的再一場社會動盪消滅。
因此，巴黎的大修道院在大革命時期都受到嚴重衝擊，修士們四散逃亡。雅各賓修道院和費揚修道院也不例外。趕走修士以後，革命進駐了空空蕩蕩的修道院，那就是「俱樂部」。所謂的俱樂部，就是一些政治團體。俱樂部的名字都採用他們所佔據的修道院原來的名字。這就是堂堂雅各賓俱樂部大名的典故來由。原來靜默無聲，偶爾聽到飄出莊嚴聖歌的所在，現在通宵達旦地迴盪著世界上最激昂的革命詞語、最高亢的音量。
雅各賓俱樂部實在是個聞名世界的地方，所以，和朋友盧兒講起來以後，她興致勃勃地去找來了雅各賓和費揚這兩個修道院的複印資料。她告訴我，在複印資料的時候，還問了一些巴黎古建築修復行業的專家。可是，沒有人說得出雅各賓俱樂部在哪裡，也沒有人知道它的建築物是否留存到今天。我們聽了有點不大相信，懷疑是不是沒問清楚。想想這麼有名的地方，巴黎的「革命後代」怎麼可能漠無所知。從資料上看，這兩個修道院的位置似乎相距很近。資料上還有照片，看照片，修道院當初的規模很大。這使我們比較激動。我們看了很久，盧兒吃辛吃苦地從一堆陌生的法語詞語的叢林裡，尋找著修道院的位置。我們還對照著一張標著修道院位置的地圖，可惜的是，那張地圖雖然涵蓋整個巴黎市區，卻還沒有一個巴掌那麼大。
拿著這麼點信息，就去試了一次。感覺是在旺多姆廣場（Place Vendome）周圍。當年在有修道院的時候，廣場還遠沒有今天這樣的規模。這是我們最喜歡的巴黎廣場之一。整個廣場和四周的環境，留給我們整個一個「青銅鑄就」的感覺。以前有過遠遠的觀望，那天是第一次走近，在轉入尋找修道院的正題之前，還是先好好地體驗了一番旺多姆的魅力。
旺多姆廣場
旺多姆廣場一瞥
廣場的名字旺多姆，是法國中北部的一個歷史名城。廣場幾近封閉，中間，就是那根著名的佈滿浮雕的青銅圓柱，據說是以拿破侖繳獲的無數敵軍大炮熔化以後澆鑄的。那些幾乎是無窮無盡的旋轉上升的浮雕，就是記錄著一次次的戰役，也就是拿破侖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榮光。頂上就是拿破色的塑像。那是法國雕塑家安東尼·肖代（Antoine Chaudet）的作品，在1808年被放上圓柱的頂端。好就好在，紀功柱的設計者並不打算以拿破侖本人的形體擴張，來達到歌頌偉人的目的。圓柱頂尖的拿破侖像尺度很小，在高聳入雲的青銅柱頂上，簡直可以說面目不清。他只是柱子上端的一個小小的「收頭」，非常適度地和紀功柱融合在一起，一點沒有突兀的感覺。可是，當你看到，一個體量如此有限的凡人，能夠站立在這樣無盡功勳的上端，想要不讚歎他的超凡。也都很難了。這大概就是設計者給我們安下的思維邏輯的陷阱了。
站在這裡，想起我們看到歷史照片，不由感歎巴黎實在是一個革命聖地。每一個廣場的銅像下面，都要埋藏一個故事，否則就不叫巴黎了。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這裡豎立的當然不會是拿破侖，因為拿破侖在那時還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下級軍官。所以，那個時候，這裡站著的是路易十四的雕像，它是在1692年8月12日豎立起來的，一百年後，又在1792年的8月12日被民眾推倒。這真是一個劫數。我想，所有瞭解巴黎的人，都不會奇怪它怎麼會被推倒，只會奇怪，它怎麼會在這麼晚才被推倒。路易十四摔成碎片，據說還當場砸死了一個女人。這些碎片只留下來一隻青銅的腳。這絕對不假，因為我們在巴黎市歷史博物館，還看到過這只站了一百年才摔下來，並且摔斷了的綠色銅腳。
這還不是旺多姆雕像下埋藏的全部故事。這根大革命以後的拿破侖時代豎起來的青銅柱，也沒有逃脫幾經周折的命運，在其後的巴黎公社起義中，它曾被巴黎人拴上粗粗的繩索，拖倒在地，摔了個一波三折。幸虧還有再一次復舊的好事之徒，否則，我們就無緣欣賞到今天在火紅絢美的夕陽映照下，那完美的旺多姆了。
今天這個廣場周圍的商店價格應該是非常昂貴。因為巴黎最高級的一個旅館裡茲（Ritz）就在廣場四周的建築中。顯然是因為兜裡的錢不夠充足，我們對大名鼎鼎的「裡茲」絲毫沒有概念。雖然聽說過，卻沒往心裡去，也不知道它就在這裡。我們是在尋找修道院，所以，從旺多姆收回心以後，就向著廣場四條邊中，我們所判斷的那一條走去。誰知道，四周那麼多大門，我們偏偏是直奔「裡茲」而去。倒不是因為它的大門氣派。當然，它的大門絕對不俗。可是相對「裡茲」的名氣，大門就夠平常的了。
這一衝進去，本來是想找個人問問，匆忙之中也沒注意這是個什麼機構。一踏入大門，才發現這裡真是再「法國」、再「巴黎」不過。這裡面和我們看慣了的美國現代大旅館的大堂，實在毫無共同之處。沒有一樣東西給人的感覺是硬的，一切都帶著富貴的柔和。所以我當時一下子都沒有醒過來：這只不過是個旅館。我在一瞬間拿定主意，不在那一排皇家警衛般的門衛面前收住自己。先往裡走走，等他們叫住我，再提出自己的「修道院」問題也還來得及。結果，沒有人叫住之前，我們已經以理直氣壯的隨意，走了進去。
轉了一大圈，還滿意地看了它的小畫廊，最後，得看看這裡是不是修道院舊址了。我們走進一個精美的小店舖。無論如何沒法讓那位女士明白，我們要找的是什麼。我突然想到，還不如直接問「雅各賓俱樂部」呢。我們遞上寫著俱樂部法語名稱的地圖，告訴她我們想尋找的對象，她搖搖頭，仍然一無所知。我們走出來，腦子裡只留下滿滿噹噹的很「皇家」，很「貴族」的印象。
出得門來，我特地回頭看了看門口的法語牌子。「Ritz」，我還是想不起來，這個似曾熟悉的名字是什麼。裡茲的旁邊，是一個司法機構。這不難認，法語的「司法」一詞和英語完全一樣。門口站著兩個警察。這一次有經驗了，再不提什麼「修道院」，直接拿出標明「雅各賓俱樂部」的一張地圖。警察到底是警察，他們雖然不知道「俱樂部」，卻立即根據這張小得語焉不詳的地圖，指出我們假如想去地圖上的地方，是走反了方向。
於是，在夕陽下，再一次穿越旺多姆廣場，走到廣場對面的那條邊。在又一次詢問之後，發現方向是對了，可是必須繞到建築物的後面。這一繞，差點繞糊塗了。因為這一片建築物連連綿綿，連個縫隙都沒有。等到出來一條「縫」，我們已經遠遠離開了本來打算去的地方。只好一邊摸索一邊繞著往回走。就像在破解一個久遠的謎，現在接近了謎底，心裡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動。
最後，終於站在一個顯然本來是一個小廣場的地方。在小廣場的中間，站立著一棟全透明的大玻璃盒子，差點讓我以為自己已經走出了巴黎。它角角稜稜地被十分小心地安放在這個廣場的中間。之所以讓我感覺它被放得很小心，是因為它留下的空隙不是很大。假如放這個「盒子」的是一個「大人國」的頑童，他放下以後，一定要很謹慎，才能在抽回手的時候，不碰倒周圍的房子。我感覺一定有什麼建築法規壓住了這個「玻璃盒」，使得它無法拔地而起，超越四周的建築高度，所以才這樣扁扁地、委屈地匿藏在這個廣場裡，幾乎佔據了所有的空間。
再三核對地圖，堅信我們要找的地方，就在眼前。可是，沒有。圍著大玻璃盒一圈，既沒有類似修道院的建築，也沒有標明歷史遺跡的牌子。回到原地才發現，「玻璃盒子」底下有一個小警察局。我們滿懷信心地走了進去。假如是在這裡，就算原來的建築物沒有了，他們守著大名鼎鼎的「雅各賓俱樂部」的遺址，還能不知道它在哪兒嗎？
不愧是遊人如織的巴黎，警察局接待處的小伙子會說英語。我們告訴了他尋找的目標，遞上了所有的資料。我們說，我們理解，也許原來的房子已經拆了，可是，會不會有一塊牌子，或者什麼別的標記？總之，我們就是想看看。他認真看了半天，確認地圖上的這個「雅各賓俱樂部」是在這裡。可是，他在這裡工作幾年了，從我們這裡，他第一次聽說自己守著這麼有名的地方上班。他轉過去，對著旁邊的另外兩個不同年齡的警察，抑揚頓挫了一陣法語。我們等著，等到他們都開始搖頭。小伙子轉回身，也搖頭。「對不起」，他說，「他們都不知道」。
道了謝以後，我們出來。這才想起朋友說的，她問過幾個專家，都沒人知道。謎，還是謎。
歷史就那麼容易被忘記嗎？雅各賓俱樂部，當年在巴黎是何等地叱吒風雲！
自從路易十六被暴動民眾脅迫押解到巴黎，制憲會議也隨即遷往巴黎。可是，在制憲會議的會場之外，是蓬蓬勃勃的「俱樂部運動」。大概，就像我們曾經在自己的革命裡看到過的造反組織之類，也燈火通明，也人來人往，也通宵達旦，也充滿激辯，人們只要在裡面不斷走來走去，頭腦就開始升溫，熱血就開始沸騰了。
就像最初的暴亂在推動著制憲會議，後來的俱樂部也在推動著制憲會議。而現在的推動是更深刻的內在推動。因為，不少當時如雷貫耳的政治人物，都是「兩棲動物」，白天制憲，晚上就是俱樂部成員。俱樂部的聲望隨著裡面人物的「身價」看漲，雅各賓俱樂部一開始就是最風光的一個。它囊括了美國革命戰場上回來的拉法耶特，最激進的貴族米拉波，領導吉倫特派的布裡索，和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革命領袖馬拉、丹東和羅伯斯比爾。就連我們尋找的「費揚俱樂部」，都是後來才從這裡分出去的。這個俱樂部在初期叫「憲友社」，也就是一批制憲者和制憲之友了。佔領「雅各賓修道院」舊址以後，逐步叫成了「雅各賓俱樂部」。在它的周圍，還有著無數不同觀點的俱樂部。而在這些「俱樂部」的外圍，就是喧嚷著的民眾了。
尋覓著雅各賓俱樂部，我們無法不聯想到美國費城，我們曾經參觀過的那個賓夕法尼亞州的議會廳。在那裡，誕生過《美國獨立宣言》，也誕生過《美國憲法》。這個聯想非常自然，並不僅僅因為我們是從美國來到巴黎，更因為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兩場革命前後相差只不過十來年，兩國的制憲前腳跟後腳，幾乎是同一時間。
一紙《美國獨立宣言》之後，就是一場歷時八年的獨立戰爭，「革命」不可謂不激烈。可是，對於美國人，戰爭是戰爭，制憲是制憲，那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兩種東西。戰爭是開放的、民眾的、血雨腥風的；制憲是關起門來的，只有精通律法的人參與的，有激辯但是卻必須退讓和妥協。他們認為，當然制憲也是一場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制度的內在變更，不是街頭的外在形式。
他們是民眾推選的代表。但是，這個意思是，既然他們是民眾的代表，民眾應該就此把一切托付給他們。他們清一色是革命前各殖民地的「紳士」。他們走進議會庭，制憲就是他們這些代表的事情了。關起門來，他們決定一切，一切在這個小小的議會廳內解決。相持不下的時候，他們中年高德劭的富蘭克林提議去請牧師，由牧師帶領所有的與會代表，念誦「請放棄唯我正確」的禱告詞。在制憲會議的大廳外，是一個安靜的、等待中的美國。
最後，在美國憲法簽字的時候，沒有一個代表達到了自己的全部要求，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地區感到滿意。他們只是覺得，只能有所妥協。今天的美國人，還是感激自己的前輩，在教科書裡把它稱為「偉大的妥協」。會場之內曾經以最激烈的言辭爭辯卻被迫妥協的代表，簽字回去之後，不是憤憤不平地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是費盡心力，向民眾解釋妥協的必須，勸說民眾早日投票通過，批准憲法，早日實施。從此開始平庸的美國人安安頓頓的、在有生命的尊嚴和自由的前提下，追求個人幸福的日子。
結果，美國憲法的制定，歷時三個月零二十三天。憲法從制憲會議結束到各州通過正式生效，歷時近兩年。憲法使用至今，歷時二百多年。在這二百多年裡，完成了幾十次政權的和平交接，沒有一次暴力政變。假如說這也算「一場革命」，那實在是非常枯燥而單調的革命了。
看著巴黎的俱樂部不滅的燈光，聽著原來修士們祈禱的教堂傳出的喧嚷，我們就知道，法國的革命一定要浪漫和有故事得多了。可是，看到法國的制憲會議，如此裹在民眾、俱樂部的漩渦中心，一同旋轉，身不由己。也就可以料到，產生出一個結果是多麼艱巨，維持這個結果又將是多麼困難。
法國憲法的制定，歷時兩年多。1791年憲法在制定過程中，已經開始「邊設計，邊施工」地實施。不到一年，該憲法被推翻。也許，這些都可以看做是「小事」，不足為道。可是，在制憲過程中所開創的「俱樂部民主」之風，深遠地影響了此後的法國政治生活。從此法國難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抬腿就上街，動輒就起義。查看此後的法國歷史，總是隔上幾頁，就會有一句，「巴黎上空再次響起革命的警鐘，起義人民紛紛在各區聚集」。從巴黎歷史博物館的藏畫來看，此言不虛。
法國人三天兩頭上街遊行
直到一百年後，我們所熟悉的「巴黎公社」還是暴力奪權的形式。這一百年間，幾乎沒有什麼和平的政權交接，暴力政變和暴力鎮壓卻演成了交替拉鋸的「政治習俗」。
等到制憲會議結束。立法議會開始。似乎是有了規矩，可以按憲法過日子了。可是，就像街頭的民眾打完巴士底獄不肯回家一樣，俱樂部也如影相隨，貼上了議會。
等到拉法耶特清醒過來，在議會上奮力疾呼，要求解散俱樂部的時候，為時已晚。雅各賓俱樂部已經不甘心做「外圍」，雄心勃勃地做好了喧賓奪主的準備，決心取議會而代之了。
法國終於有了一個世界聞名、長留歷史的「雅各賓時代」。這就是我們站在遺址上，居然問不到「雅各賓俱樂部」，會感到不可思議的原因。
雅各賓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