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人看來，法國還遠不是一個移民社會。巴黎已經有了一些由移民而產生的少數族裔。要論視覺上的「異族景觀」，還無法和紐約相提並論。紐約人是一副樂在其中的樣子。可是巴黎人，從心底裡，對一些「外來者」大概還是常常不大認賬。
很多年前，作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就曾經寫過，一個巴黎出租司機向他抱怨說，哪裡還看得到什麼巴黎人，全是外國人。那個堅決否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的司機還埋怨說，那些亞洲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或許他指的還包括猶太人），他們住在巴黎幹嗎？伯恩斯坦寫到，不管這些人和他們的後代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多久，不管他們說著多麼流暢的巴黎法語，不管他們在國慶那天唱著《馬賽曲》的時候，對法國多麼充滿愛國情懷，甚至不管他們在為法國而戰的戰場上是多麼勇敢，在這個出租司機眼裡，他們還是連個法國人都算不上。
巴黎市一景
今天，相信這樣公開抱怨的巴黎人已經不多。在現代社會，文明世界已經達成共識，種族歧視的言論會給言論者本人帶來非議。可是，大家好像都有這樣的感覺，法國人的特殊驕傲依舊。我記得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天在校園裡，和一個澳大利亞留學生一起，遇到她的一個法國朋友。聊了幾句以後，我就想試著練練自己剛學了三拳兩腳的法語。結果，我的澳大利亞朋友事後對我說，你可千萬別見到法國人就想著要練你的法語。法國人最忍無可忍的事情，就是人家「糟蹋」他們的語言了。我想，操練英語大概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忠告。所以多年過去，我還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法國的外省人
也許，大家都承認，法國人實在是有驕傲的資本。十七十八世紀，法語是遠達俄國的歐洲上流社會通行語言。法國的作派，在多少年裡，一直是風雅的典範。其實，到了法國才知道，這樣的特殊驕傲只屬於巴黎。在中國，我們會說，廣東人、北京人、上海人，等等，幾分天下，各領一方風騷。可是在巴黎人那裡，法國人永遠只分兩種。那就是巴黎人和外省人。
巴黎人也是給大家寵的，誰讓全世界都趨之若鶩地一口一個「巴黎香水」，「巴黎時裝」，「巴黎時尚」呢。在巴黎，從凱旋門直通盧浮宮的香榭麗捨大街上，有一家賣手提袋、小背包、小錢袋的商店。所有的產品幾乎是一樣的淺褐色，相似的圖案設計。可是憑著巴黎名牌，賣著天價，還限量供應。居然有企圖多買而被拒之門外的顧客，在街上眼巴巴地央求過路遊客，替他們進去再買幾個。而裡面擠著的顧客大多是東方面孔。
作為大都市的巴黎，出現街頭乞丐當然很正常。這在紐約也有的是（當然賣藝人不在其列。那是一種工作而不是乞討）。可是我們在巴黎遇到的乞討風格，實在和美國不太一樣。第一天到巴黎，隨朋友去一家超級市場。在街頭一個轉拐，冷不丁地就見到一個人直愣愣地跪在地上，著實把我們嚇了一跳。以後還看到過幾次，有一次是直直地跪在人流湍急的寬闊人行道的中間，就像急流中一塊黑色的礁石。在美國那麼些年，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乞討形式。
在巴黎地鐵裡，乞討者則流行發表演說。我們見到多次全部是男性。他們上來之後，為了蓋過隆隆的列車行進聲，就會很大聲地開始傾吐苦水：如何失去工作，家中又有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諸如此類。傾訴的內容，與宣言般的演講風格形成離奇對照。美國的失業者福利和法國比起來，實在差得很遠。但是，美國的乞討者卻不習慣於向陌生人大聲傾訴。美國乞討者多是默默拿著一塊牌子，常常只是簡單寫著他們的需要，「為食物工作」。有時加一句，「願上帝保佑你」。我們想，這大約是一種區域風格或者說地區習慣罷。朋友告訴我，提起這些乞討者，巴黎人只是不屑地說，「那都不是巴黎人」。
但是，假如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巴黎和外省的劃分，倒確實很有道理。
歐洲在很長的歷史階段裡，是沒有什麼今天的國家概念的。其實亞洲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今天的我們不再去細想那外族侵略，皇帝上吊，全民亡國的幾百年殖民史罷了。不想也是對的，因為歷史形成的現實永遠是對的。我們今天，假如對歷史上的外族入侵所帶來的大片塞外疆土之「得」，能夠處之泰然，那麼，在處理歷史上的「失」的一面，似乎也應該更冷靜地去思考和理解，更有歷史感地處理和對待。
在歷史上，法國是一個沒法算細賬的地方。原來都是一個個小地盤，可是羅馬帝國兵士們，嘩嘩地隨著愷撒，如潮水般地湧來，誰也擋不住。一塊塊小地盤就被潮水掃進了大羅馬帝國。愷撒神氣地來到這裡，在我們眼前的這個巴黎塞納河中的西岱島上紮下營帳，就成了高盧總督。羅馬式的大劇場和浴室，就在這裡漸漸蓋起來。那個羅馬浴場的遺址，就是今天的巴黎中世紀博物館。過上一陣，歷史一個拐彎，羅馬人又呼呼地如潮水般退去。土地就又皸裂開來，原來的格局不可能回復，只能分裂成另一番的景觀。經過匈奴的衝擊和分分合合之後，北方的日耳曼人又橫掃下來，被這一波潮水所漫漫淹沒的面積，幾乎又是一個羅馬帝國的規模。所不同的是，當家人已經完全不同，這一次是所謂查理大帝國了。
這還遠不是最後的局面。查理大帝的兒子一死（公元840年），三個親兄弟的繼承人立即開仗。結果是查理帝國又一分為三。兄弟三人各持一塊。北邊的大致是今天德國的疆土，南部的一塊相當於今天的意大利，西面的就差不多可以算作是法國了。這還只是在古地圖上的親兄弟分家產，遠不是什麼今天的國家概念。此後的幾次十字軍東征，整個歐洲大部被捲入，人們瘋了一樣精神亢奮地向東而去，又傻了一樣疲憊頹喪地原路歸來。幾個反覆之後，那腳下輪番踐踏後的土地，怎麼可能還是原來模樣？
這樣的古代「英雄征服」式的思維方式，在歐洲不僅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而且在人們的潛意識裡久久埋藏。就拿法國人來說，連「大革命」都經歷過了，這樣的古代理想，照樣在拿破侖時代死灰復燃，燒遍歐洲。
從十字軍東征，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的複雜，還不僅僅在於各片大小領土之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戲劇化演變。它還有其運行的雙重軌跡，那就是與王室時而平行時而交錯發展的宗教線索。政教兩路合二為一，這樣的糾合纏繞，使得所有的人都在漫長的歲月中吃盡苦頭。有權力的分合消長，還有教會領土和王室土地的糾紛，更有宗教戰爭對世俗生活的衝擊。政教的糾葛是複雜的，其後的宗教派別之爭也是複雜的，就連天主教在歐洲呈現壓倒優勢的時候，教廷本身都是複雜的。最能夠說明歷史上天主教教廷混亂狀態的，就是法國的南方小城阿維尼翁（Avignon）了。
我們拜訪這個小城的機會，是出現在更南方的港口城市蒙布利耶（Montpellier）。我們多年前一起同學的好朋友，正在那裡做短期的科學研究。說是訪友，實際上卻是給自己涉足一個更陌生的南方法國，找了個落腳點。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對不起朋友。我們闖去，已經鄰近她研究項目的終結，正是最忙的時候。我們一去自然只能是添亂。真希望他們夫婦能夠在不久的將來訪美時，我們可以盡地主之誼，予以報答。
游過美國，就會很喜歡歐洲國家的面積規模以及火車設施對於旅遊者的便利。我們從巴黎去蒙布利耶，從北向南幾乎穿越了法國的一大半。由於是坐快車，只花了四個小時。歐洲鐵路有種種訂票優惠。我們提前一個月訂雙人來回票，花的幾乎只是當場購票一半的錢。
蒙布利耶也是個美麗的城市。可是，回想在那裡的經歷，首先想到和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一個幽默小插曲。
在法國，到處都有一些街頭「活人雕塑」。那是一些表演藝術家。他們或是戴上一個埃及法老的面具，全身一襲金光閃閃的大袍，站在一個同樣被塗成金色的「雕塑底座」上，紋絲不動，做「埃及雕塑」狀；或是把全身沒頭沒腦地刷成銀色，頭戴銀色礦工帽，手（當然也塗銀色）舉銀色的礦燈，站在銀色底座上，做「礦工雕塑」狀。總之，花樣百出。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前面放著一個收錢的小罐。只要罐子被行人扔下的錢幣擊響，「雕塑」就會僵硬地緩緩移動，或是變換「雕塑造型」，或是慢慢地一鞠躬。
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我們還看到過一個把自己塗得一身土紅色、帶著大禮帽的「紳士雕塑」，只是，假如走過的行人不扔錢，「雕像」就會瞪起眼睛，緩慢地移動目光，目光直追「吝嗇」的過路客。「紳士雕塑」顯得一點不「紳士」。
在蒙布利耶的一條小街上，我們又遇到這麼一個「雕像」。他一身潔白地站在狹小的街道中間。似乎恨不得能展開雙臂，乾脆堵住去路，讓大家留下「買路錢」。我們是從他的背後繞過來的。這時，已經有兩個女士站在他前面觀賞了。其中一個開始掏出錢來，在罐子裡發出了好聽的聲音。我們已經很有經驗，停住腳步，因為知道「雕像」要動了。果然，他漂亮地慢慢轉換了「造型」。當新的姿勢固定的時候，他不像通常的那樣完全「僵住」，而是有一個食指向上，輕輕地對著那個剛扔了錢的女士勾動。
她猶豫著走上前去，「雕像」友好地漸漸展開手掌，似乎在邀請一個握手。那名女士終於鼓起勇氣，把手放入了「雕像」的手中。手掌在緩慢合攏，握住女士的手，又慢慢送到自己的唇邊，輕吻了一下。然後，漸漸送回原來的位置。如此羅曼蒂克的「塑像」令圍觀者很開心。大家正待散去，卻發現這一幕還沒有演完：女士的手抽不回來了！這頓時讓我想起奧黛麗·赫本演的《羅馬假日》。
女士一開始還不相信，沒有用力。然後，她加大力度，可是，手還是抽不回來。她放棄努力了，大家都自然地轉而去觀察「塑像」的反應，可是，他只是「塑像」。石膏般雪白的頭部毫無表情，一臉無辜，連眼珠子都不動一動。我正不知道這怎麼收場，一名觀眾突然上前，向那個要緊的罐子裡「鐺鐺」地扔進兩個硬幣。雕像突然鬆手了，緩緩地開始鞠躬。大家「哄」地大笑起來，四處散開。
有了蒙布利耶的「大本營」，我們就「四面出擊」了，其中就有阿維尼翁。今天的阿維尼翁，是一個對遊客最合適的規模，八萬人口的小城。相比之下，擁有一個古羅馬劇場的小城尼姆（Nimes），由於多出一半的人口（十二萬），作為一個步行者的旅遊對象，馬上就能感覺出尺度有些偏大了。
阿維尼翁至今圍繞著一圈五公里長的城牆，城門城塔城垛一應俱全。城外是整潔的林蔭道，城內在視覺上卻非常豐富，教堂古跡林立。繞到後面，我們隔著羅納河，可以看到山頂積雪的比利牛斯山，再往後，就應該是西班牙了。這個普通的小古城，在十四世紀一開端，就由於原來在羅馬的天主教廷移居此地，而漸漸變得世界聞名。當時的這個小城並不屬於法國，就像今天的梵蒂岡不屬於意大利一樣。可是不同的是，當時的教廷和宮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種關係並不一直是合作的。在教廷搬到阿維尼翁僅僅幾年之前，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意大利籍的教皇企圖開除法王的教籍，卻反被法國國王的代理人抓了起來。而此後在阿維尼翁的教皇克勒芒五世，又居然是法王選擇的結果。政教糾葛可見一斑。這是教廷非常衰落的時期，自己都爭鬥不清。在阿維尼翁教廷結束遷回羅馬之後，又由於內部紛爭，出現了兩個教皇並立的局面，其中一個留在羅馬，一個又回到了阿維尼翁。兩個教廷互不承認，歐洲各國君主也隨之跟著「站隊」。直到阿維尼翁教廷成立的整整一百年後，十五世紀初，比薩的宗教會議召開，才決定兩個都不要，另立一個正宗的。結果，前面兩個都不服，拒不退位。沒有解決分庭抗禮，反而成了三足鼎立。又過了近十年，才選出第四個教皇，他終於擁有足夠的力量，逼著前面三個都退了位。
至於小城阿維尼翁，從十四世紀中葉起，始終是直屬羅馬教廷的屬地，而不是法國領土。直到法國革命中的1791年，法國國民公會下令把阿維尼翁收為法國所有。在那個時候，教廷捍衛自己的屬地，有一多半靠的是人們對宗教的敬畏。既然革命打破了敬畏，混亂中要奪一塊地實在易如反掌。就像今天的梵蒂岡，那些教廷的兵們都只是儀仗隊而已。真有人要攻要奪，是一點經不起的。事實上，在法國革命開始的1789年，當地民眾已經在革命的鼓舞之下，衝入完好保存了整整五百年的教廷建築，掠奪毀壞了幾乎全部室內陳設和藝術品。此後又曾被法國人用作兵營。
政教合一時代的中世紀教廷——阿維尼翁（作者手繪）
當我們來到這裡，阿維尼翁教廷建築還保留了一部分。它建造在五十八米高的岩石山上，完全由石塊砌築。僅此保留的這部分，已經非常壯觀，不過內部只可以用「空空蕩蕩」四個字來形容。陽光下，建築本身就像是一塊巨大的岩石，只有頂部金色的聖像，在藍天的襯映下熠熠閃光。
法國和中國一樣，都是歷史悠久。可是真正悠久的是土地。土地上的人是在變化，人產生的文化是在交流的。就像我們常常一口一個西方文明，可是西方歷史學家細究起來，連一個法國都要追根尋底，細細剖析，追到最後，只有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各個文化堆積層，而法國本身，卻不知迷失到了哪裡。而我們一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們也許是相反，不論是什麼，只要進了大致這塊地盤，就統統「收歸國有」。結果，大而化之，一鍋燴就了中華大文化。
法國人當然也不甘心連自己的文化源頭都面目不清。可是要抓住，又複雜得一塌糊塗。今天的法國領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歸了不同的領主。這個領主可能是個小家族，也可能是外來的「蠻族」統領，也可能根本就是週遭鄰國的國王。還有，就是像阿維尼翁一樣，是教廷的領地。所以，法國人到最後，就死死守住一條底線。那就是塞納河上小小的西岱島，就是從西岱島發展出來的巴黎。抓住了巴黎，法國就跑不了了。這就是巴黎對於法國的歷史重要性。而事實上，在法國最終越來越接近今天的領土規模的時候，巴黎就越來越成為法國的象徵（而不僅僅是心臟）。照法國的俗話說，那就是「巴黎一打噴嚏，全法國都要感冒」了。
聖丹尼教堂內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