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節

　　之後當我跟法蘭克碰面時，我便問他有沒有服藥。他跟我說，職業老手絕對能夠藏藥，但是就我們所服用的藥物而言，並不值得冒險藏藥。
　　「同質藥是最安全的藥物，沒什麼好擔心的。」法蘭克說危險度很低，我幾乎就要相信他的話，只不過是把威而剛的配方稍微改一下，而且威而剛和樂威壯其實都是讓陰莖裡的血流量增加的藥物，會有什麼危害呢？
　　一般藥物要取得核准的話，必須通過三階段的臨床研究試驗。最危險的階段就是第一階段，一小組志願者會服用高劑量的實驗藥物，藉以試驗藥物對健康患者所產生的毒性，這個階段研究的是醫生可開立的劑量的上限。第二階段則是以人數稍多的生病患者為對象，試驗藥物對治療某一具體症狀所產生的效用；最後是第三階段的大規模試驗，這是最安全的階段，用於決定藥物的臨床應用效果。職業的試驗對像通常都會選擇最危險但最賺錢的試驗。
　　當然，在麥迪遜所進行的試驗就是第一階段，而我也在沒多久後就知道自己試驗的是人類對於勃起交互作用的承受度上限。因為一小時內，我的頭開始抽痛，好像腦袋從中間被劈成兩半。我躺在床上，把燈光調暗。要找出最大容許程度，就表示臨床醫師必須經常遊走在安全界限，小心增加劑量，而且只有在進入危險區後，才會調低劑量。走廊裡，無情的日光燈底下，我聽見有一位實驗室小白鼠在嘔吐。他對著馬桶吐了半小時，塑料玻璃後方的護士監看著他的狀況。
　　他要護士給他Advil止痛藥，但是護士通過對講機說，在給藥之前，必須先取得上司的同意，她不想影響資料的準確度。3個小時後，頭痛藥的許可才終於下來。
　　在這項研究中，只有兩個人沒有頭痛，因此使用此壯陽藥物的實際上限必須低於30毫克。現在候診室裡滿是頭痛又勃起的男人，頭痛和勃起，實在不是特別性感的組合。
　　我接下來還有兩個週末要回來參加試驗，但是等我走到大門出口，一位護士卻遞給我一張支票，上面的金額變少了，她說，接下來兩周，他們不需要我了。是因為我身體提供的數據不符合他們的標準，還是因為他們希望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的官方歸檔記錄上，不會有那麼多患者表現出頭痛欲裂的症狀？總之，他們沒告訴我原因，但我還是收下了支票。該項試驗結束後，法蘭克寫了電子郵件給我，他說，如果想要收到全額款項，有時最好不要承認自己的症狀。法蘭克順利完成了試驗，獲得全額款項，南下至邁阿密，在夏末度一個月的暑假。
　　我不禁忖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依賴勃起功能障礙藥物的試驗，來賺錢維生呢？當風險有可能很小的時候，除了支票和頭痛，我還能從中獲得什麼呢？還有在市場上推出另一種威而剛仿製品，究竟有何意義呢？
　　離開了臨床勞工的工作後，我回到了沒保險、沒工作的世界，開始尋找其他賺錢謀生的工作。我就跟所有的實驗室小白鼠一樣，一旦身體代謝完藥物後，就盡完了職責。同時，我也開始思考要不要去印度工作，我有大學學歷，或許可以為學生開設國外課程。
　　結果，我發現，想在國外找工作的人，不只有我一個人。
　　藥品一旦有測試準則的存在，就表示市面上的藥物是安全無害的，並且經過了徹底的審查。可是，獲得核准的過程通常既漫長又昂貴，隨隨便便就有可能要耗資10億美元，而最終能否獲得核准，仍是未知數。
　　雖然像威而剛或是精英級癌症療法等大獲成功的藥物，輕鬆就能收回大筆投資金額，但是歐美地區的藥物試驗成本還是讓藥物研發公司倍感壓力。尤其在沒有囚犯作為試驗對像後的20年間，藥界對於增加的費用更是感到厭煩。
　　1990年代，新時代開始醞釀，大筆投資流向新興的生物技術公司以及國際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的證券，使得製藥產業成為高獲利、高風險的輪盤遊戲。有愈來愈多的生物技術公司與藥物研發公司，聘用了擁有MBA學位的董事會作為領導階層，他們再也不是關心患者治療效果的科學家與臨床醫師。投機的投資者可用便宜的價格買下股票支持公司，等待大有可為的臨床試驗結果在一夜之間將公司股票的價格提高一倍，然後讓投資人賺得數百萬美元。即使在之後的規定監管階段，發現藥物最後是個沒用的廢物，錢也早就進了投資人的口袋。
　　這種公開招股的做法，正好就表示藥物的救命性質也需要計上盈利表現才行。也因此，血壓調節藥、高血壓、勃起功能障礙的療法便得以迅速發展，其他利潤較低的研究領域所能募到的資金也就隨之減少。
　　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仍有許多藥物試驗需要進行，那時製藥公司便發現自身的能力已無法應對及消化工作量，他們需要專業的協助，以應對其對藥物資料的需求。原本製藥公司都是在內部進行所有研究，並接受大學醫院或研究醫院的監管，但後來，有許多獨立的契約型研究機構興起，他們結合了以利潤為重的管理技能以及複雜的臨床技能。這類研究機構有能力提供產業級的臨床試驗，並擅長於大眾市場試驗。最終，科學家必須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構思概念並擬訂測試準則，接著，像是費城的Premier研究集團或威斯康星州麥迪遜的科文斯公司等團隊，就會在公司外部進行預先計劃好的臨床試驗。
　　最開始的時候，契約型研究機構多半位於大學城裡，因為那裡有許多需要快速賺取現金的大學生會報名參加研究。唯一的問題在於，試驗的數量實在太多了，學生數卻不足。於是，契約型的研究機構便開始遷往城市的貧窮區域，這樣就可以輕鬆吸引到收入低的居民，這就像是1950年代血液產業的作為。由於這類組織所要負責的工作內容就是取得資料，因此契約型研究機構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樣，尋找更便宜的勞工來源，藉以降低成本。今天，契約型研究機構遍佈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邊界城鎮，吸引移民人口進入試驗設施工作。監察長辦公室指出，1990年至2001年間，在低收入地區進行的臨床試驗數量增加了16倍，並預測該數字到了2007年會再增加一倍。
　　最終的事實表明，監察長辦公室的預估並不準確。反之，美國境內經營的契約型研究機構數量反倒減少了，這是因為監察長並未考慮到全球化因素的關係，像是資料搜集的工作可輕鬆外包給道德標準較寬鬆、經營成本較低廉、國民人均收入較低的海外國家。荷蘭合作銀行印度金融（Rabo India Finance）公司在2004年所作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把試驗外包給印度，估計可讓藥物試驗的整體費用降低40％。到了2005年，前十二大藥物公司總計1200項臨床試驗當中，就有一半是在英國、俄羅斯、印度進行。
　　對於美國藥物研發公司而言，這當然是很幸運的事情，這不只是因為在外國可節省成本，也是因為在外國從事藥物試驗，可解決美國職業小白鼠這個重大問題。因為如果藥物研發公司在患者很少接受保健醫療的區域設立實驗室，那麼差不多就能保證試驗對像未受過治療。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印度沒有能力讓國民享有醫療照護，所以有大量人口可作為先前未接受治療的自然人體，甚至還有人即使是罹患了重大疾病，都從未接受治療。到了2010年，印度更因許多民眾都未接受治療，因而享受到每年20億美元的豐碩回報。
　　在印度，「不僅研究成本低廉，而且也有技能高超的工作團隊可進行試驗」。《美國生物倫理學期刊》前執行編輯及美國環保署人體試驗委員會現任主席西恩·菲爾普（Sean Philpott）如此表示。然而，志願參與試驗的人數劇增，所引發的問題與美國立法禁止對囚犯進行試驗相類似。菲爾普說：「參與印度臨床試驗的個體往往沒受過教育，支付100美元就可能算得上是不正當的誘惑了，那些人甚至有可能沒意識到自己是被迫的。」
　　這種情況跟海嘯難民安置區的居民在生活壓力下賣腎是很類似的。在印度，參與臨床試驗的人，以及那些被腎臟掮客、代孕母親之家及血液小偷所利用的人，都是屬於同樣的社會經濟階層。說也奇怪，這兩種市場裡的監督與脅迫行為都十分相似。由於印度藥物管制總署（Indian Drug Control General，角色類似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的監督能力基本上不太好，因此製藥公司就會想要規避道德規範，以期建立更好的數據庫，而這種做法已經導致一些錯誤發生。
　　2004年，印度藥物管制總署調查了兩家位於班加羅爾（Bengaluru）的備受矚目的生物科技新興公司——山沙生物科技公司（Shantha Biotech）和百康生物科技公司（Biocon）。這兩家公司違法進行關於基因改造的胰島素臨床試驗，導致8名患者死亡。他們甚至沒有讓受試者簽署知情同意書，更沒有採取措施盡量降低患者面臨的危險。
　　在另一起事件中，太陽製藥公司（Sun Pharmaceuticals）更說服400名醫生開來曲唑（Letrozole）這一乳癌用藥，作為生育治療之用。太陽製藥公司希望復乳納膜衣錠能獲得作為他用的許可，以期讓銷售量增加一兩倍。但該公司並未跟患者說明這一點，就要讓患者參與實驗使用該藥物。
　　雖然那些婦女並未呈報有嚴重的副作用，但是該藥物的確有可能會造成不可預期的不良後果。
　　此外，那可能也不是唯一一次在孕婦或想懷孕的婦女身上試驗癌症療法。復乳納膜衣錠進行試驗的兩年後，當時，我住在金奈正為《數字聯機》（Wired News）報道一名新生兒的臉部嚴重畸形，是由名為「獨眼畸形」的罕見遺傳疾病所致。這種疾病會讓左右腦接合在一起，在這個案例中，就導致了額頭中央產生獨眼。當時，我造訪了替獨眼新生兒接生的甘地（Kasturba Gandhi）醫院，院方人員告訴我，這名母親說自己已經努力試著懷孕好幾年了，當地的生育診所給了她一種不明藥物。
　　之後，我獲准閱讀一份機密報告，院方管理部門寫道，那位母親很有可能服用了一種叫做環巴胺的實驗性抗癌藥物。在經過調查後，我也發現，環巴胺目前正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這個化合物衍生自北美玉米百合（North American Corn Lily），早就被美洲原住民利用為避孕及止痛用。不過在1950年代，美國的牧羊人卻發現懷孕的母羊若長期食用玉米百合，就會生出獨眼小羊。而進一步的玉米百合試驗更顯示，環巴胺這種化學物質會阻斷腦部發展，前列腺癌的遺傳路徑。
　　基因生物科技（Genentech）和席洛斯（Cirus）這兩家大型生物科技公司認為，精煉的環巴胺或許能夠終止前列腺癌，不過也都否認在印度進行臨床試驗，並表示在孕婦身上使用環巴胺會有危險。但是，我卻通過電話在孟買與德裡找到了幾家藥物供貨商，願意賣環巴胺給我。在接下來幾周的後續調查中，我只能找到少許有關獨眼嬰兒案的信息，不過這些調查已足以讓大家開始擔心數百英里外的復乳納膜衣錠實驗。
　　「第三世界的生命價值遠低於歐洲，這就是殖民主義的涵義。」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醫學史客座教授司裡路帕·普拉薩（Srirupa Prasad）如此表示。
　　人類學家安·安葛絲（Ann S. Anagnost）曾寫道，生物科技產業已經憑借自身力量，將血液轉變成可在市場上銷售的商品。血液的交易方式類似黃金。中間人與掮客自行採集血液，賣給那些支付現金且不在乎血液取得方式的公司。安葛絲更寫道，軍隊甚至扮演著居中協調的角色。
　　
　　第九章　長生不老的承諾
　　
　　在塞浦路斯的一家生育診所裡，英俊瀟灑的胚胎學家考道洛斯（Koundouros）在空中揮著手，好像要擦掉我那些即將脫口而出的問題似的。他從事的是人類卵子行業，沒錯，但是生殖產業不光只是製造嬰兒而已。抽煙抽到嗓音低沉的他，拿走了我的筆記本，開始潦草寫下筆記。
　　「在這裡，最有新聞價值的就是干細胞。不久之後，我就會開發出新的胚胎干細胞製造流程，不用卵子就能辦到。」他將一根手指向天空，似乎沒一刻停得下來，同時，他還說正在研發一種方法，要從其他組織中製造出胚胎干細胞。他說，有一天，這項研究將可規避美國禁止從事胚胎干細胞研究的法律規定。就是這項規定使科學家只能使用少許幾種基因物質，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還有這些基因物質不受布什總統禁止使用新株的新規定所限制。新物質的缺乏是臨床醫學進展的一大阻礙。一直到了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才終於撤銷了禁令。不過這條研究之路似乎一直遭遇重重阻礙，比方說，聯邦法院發佈禁令，宗教活躍人士發起抗議活動等。
　　數十年來，胚胎干細胞研究一直是頗受爭議的戰場，有遠見的科學家認為干細胞是極為有益的醫學分支的根基，不過，宗教團體認為，胚胎研究會殺死潛在的人類生命，因而提出反對。因為至今為止，如果要培養出新的干細胞株，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摧毀胚胎。
　　然而，考道洛斯說，他的實驗室以後將可以避開宗教人士的抗議。未來，根本不用摧毀卵子，而是從骨髓或皮膚組織中培養干細胞。他會運用基本上差不多的科學原理，以技術方法來解決棘手的政治爭論。他語帶興奮地表示，科學家可以繼續帶領大家進入新的醫學時代。或許在這樣的醫學進展之下，實驗室就能夠再生整個器官、修復受損的組織，還有可能讓人永遠不死。干細胞的潛力無窮。
　　他說話的同時，我的筆記本上就已經被畫滿了交叉的線條和圓圈，用以代表卵子、DNA鏈，以及被鎖在人體內的那股無限的療愈潛力。我耐著性子，抓住正確的時機點，才終於把筆記本從他手裡拉回來，我找到一些空白處，寫下我對這個主題的摘記。可是，我的筆不久就慢了下來，然後停筆。這不是他的錯，只是我對這個主題的關注比不上他熱情。這種事情我以前聽了不下數十次，干細胞或許是人類的未來，不過，醫學上要有突破性的發展，途中遇到的難關可不光是法規而已。
　　我們停滯在科學創新的邊緣已有長達數十年之久了。似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某位科學家預測，不久的將來人類會像蠑螈那樣，失去的四肢能夠再生。還有某雜誌會吹噓說，某實驗室即將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將有能力在生物反應器裡培養出基因完美的新鮮器官，或者計算機技術有一天可以讓人們把腦袋下載到硬盤上，繼續以虛擬方式重現真實的自己。如果那樣都行不通的話，也已經有公司提供低溫冷凍人體的服務，這樣我們就有機會等待再生藥物的出現，解決死亡問題。不過，比這些都重要的卻是，社會大眾一直把希望寄托在醫界一再重申的各種干細胞治療，以期為醫藥的未來鋪路。
　　大家首次聽到干細胞是在1963年，當時恩斯特·阿姆斯特朗·麥卡洛克（Ernest Armstrong McCulloch）與詹姆斯·提爾（James Till）這兩位以多倫多為據點的細胞科學家，向大家證明了干細胞可轉化成體內其他任何一種細胞。這類「復效性」的干細胞有可能是修復或替代受損人體組織的關鍵所在。到現在，我們已經耐心等待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希望終有一日能夠將人體視為可再生的資源。有了干細胞與再生藥物，我們終於有機會將內在的自我（亦即靈魂）以及使我們得以漫遊世間的肉體給分離開來。我們再也不會困在一出生即擁有的肉體裡。長生不老，伸手可及。
　　現今，我們會懷抱的科學可以帶來靈丹妙藥的信念，可能始於1928年。當時，蘇格蘭藥理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有一間不太整潔的實驗室，有一次，他去度長週末，恰巧把好幾個裝有普通細菌的皮氏培養皿留在實驗室。等他回到實驗室，才發現伺機而生的菌類已佔領培養皿，殺死了普通細菌。他無意間發現了盤尼西林，這是現代醫藥的第一個大變革。不到幾年的時間，醫院病房就能夠對抗那些在術後造成患者死亡的感染，腺鼠疫幾乎完全滅絕，鏈球菌咽喉炎、結核病、梅毒再也無法置人於死地。多數人都不記得，過去，只要是喉嚨痛，就表示一定會死亡。對於當時的人而言，抗生素有如神賜予的禮物，有如長生不老果。
　　人類社會的歡欣亦可拆解成數字表示：中世紀，人類的壽命很少超過25歲；到了20世紀，在美國出生的兒童預期可活到47歲左右；如今，出生的兒童應該可活到78歲。發現抗生素，加上安全的輸血、公共衛生的改善、可降低嬰兒死亡率的醫院照護，使得發達國家的預期人均壽命增加了將近30歲之多。對此，著名的科普作家喬納森·溫納（Jonathan Weiner）用以下這段話作結：「人類在20世紀所增加的……壽命，相當於人類從出現在地球上之後一直到20世紀前所增加的壽命總和。」
　　溫納在《延續生命》（Long for this World）一書中，也概要介紹了奧布裡·德·格雷（Aubrey de Grey）這位鼓吹永生的未來學家。格雷認為，再生藥物可以讓人類壽命往前再跨一步，進而達到永生。格雷將死亡視為一種有待解決的疾病，當醫學進步到所有疾病皆可治療的時候，死亡就只會是沒有保險的人會遇到的問題。
　　雖然格雷及其追隨者是科學界的孤島，不過，相信醫學可治療病痛，只不過是人性使然罷了。不過，在經歷了將近100年的醫學奇跡後，穿著實驗室制服的人竟然無法再持續構思出更好的療法來治療疾病，這簡直是讓人難以想像的事情。以前，人們向神祈禱，希望神能讓自己更長命、更健康；現在，人們向科學家祈禱，希望科學家能針對那些致死的疾病，研發出新療法。
　　活在這個充滿靈丹妙藥的時代，會出現的問題是——我們期望靈丹妙藥會不斷出現。在某些時候，光是小小的進展，就會讓人覺得馬上就要跨出驚人的一大步。複雜器官的人工版本一直醞釀了五十多年，終於在1946年發明了現在稱為小透析機的第一個人工腎臟；而首度在患者身上植入人工心臟，則是1969年的事情。
　　同時，生物療法的進展也加快了。在生物反應器和適應力強的細胞株的協助下，醫生就有可能在實驗室裡培養人類皮膚供移植用。燒傷患者有福了，他們可以從自己的身體摘取皮膚供移植用（男性最大片的可用皮膚往往是陰囊）。
　　不過，充其量也就只有前述那些少許的進展，在與以下這個難以擺脫的問題奮力進行抗爭，這個問題就是：「要是醫學已進入停滯期，該怎麼辦？」20世紀，抗生素似乎解決了感染問題，然而在過去30年間，有抗體的細菌品種卻已經進化到可以讓多數老式的一線療法失去效用。對抗生素免疫的細菌所引起的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在短時間內就成為醫院裡的頭號殺手。基因療法也自從一名患者在臨床試驗期間死亡後，就走進了死胡同。除極少數的特例外，經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核准的干細胞療法仍舊非常遙不可及。
　　而就製藥方面的進展而言，除了抗生素以外，上世紀的藥物研發並沒有其他明確的療法出現。如果通過安慰劑進行功效試驗，也會發現多數的新藥只不過是比20世紀初期的療法稍微有效一點而已。目前，沒有藥丸可以治療癌症。艾滋病患者需進行長期療程，服用削弱體力的藥物，才能讓艾滋病毒維持在慢性病的狀態。部分藥物，例如偉克適（Vioxx）消炎藥，實際上反倒增加了心臟病發作的幾率，最後不得不回收。利潤高的抗憂鬱藥，如百憂解（Prozac），卻有可能造成患者自殺，在許多案例中，這類抗憂鬱藥減輕抑鬱的效用竟然沒有高過普通的安慰劑。每年，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都會宣佈回收數百種經核准的藥物與裝置。儘管藥界很活躍，但是我們並不清楚，藥界究竟有沒有向前邁進。或許它只不過走到了岔路上。
　　這種情況透露出一大警訊。雖然干細胞的神奇療法以及新藥研發的步調趕不上機器人或因特網的技術開發，但是每隔幾年，反而會有創新的手術技巧與醫療造影技術出現。在20世紀，對不同身體系統的切割、縫補和重建手法，堪稱有了飛躍式的進展。
　　回顧19世紀時，動手術就等於判死刑。患者不是在手術台上失血而死，就是在復原期間感染致死。當時，最常見的手術就是截肢。在截肢案例中，手術成功與否並非取決於外科醫生的技巧或解剖知識，而是取決於醫生切割人體部位及燒烙傷口的速度。當時最有名的外科醫生羅伯特·李斯頓（Robert Liston）甚至可以在兩分鐘半完成截肢。
　　今日的手術室是神經中樞，代表高科技創新以及——更為重要的——成功。昔日的殺手，如腦動脈瘤、槍傷、開放性骨折、心臟病發作、腫瘤等，只要能實時送到急診室，就能有很高的存活率。而且腎臟移植手術現在也只要需要幾小時就能完成，髖關節置換手術已是家常便飯，微創手術幾乎不留疤痕，我們活在手術室的黃金時代。
　　手術不斷創新，反觀新藥和再生藥物的研發卻處於停滯狀態，這樣的差異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體市場對人體組織的需求永無止盡。新藥和再生藥物的研發並未隨著手術的對數曲線而有所進展。突破性的藥物少之又少，患者卻有急需。患者希望干細胞能修補殘缺的腎臟和痛苦的心臟。患者在再生藥物裡找不到他們期望的療法，必須走上手術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