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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獅子與馬路

傳統生活面臨的危險

人類學家梅爾文·康納(Melvin Konner)曾在博茨瓦納的卡拉哈里沙漠偏遠地帶和昆族獵人共同生活了兩年。那裡沒有馬路,也沒有城鎮。最近的一個鎮很小,鎮上車很少,在路上平均一分鐘左右才有一輛車駛過。有一天,康納帶了一個名叫寇瑪的昆族人來到小鎮。那人在過馬路時簡直嚇壞了,即使左右都沒有來車,一樣不敢過馬路。但是,這個人在卡拉哈里沙漠可是敢從獵物身旁趕走獅子和鬣狗的勇士。

薩拜因·屈格勒從小跟隨德國傳教士父母在新幾內亞沼澤林中與法玉族人一起生活。那裡一樣沒有車子,也沒有馬路。17歲那年,她離開新幾內亞到瑞士寄宿學校就讀,她說:「我真不敢相信這裡有這麼多的車輛。車輛以驚人的速度從我面前急駛而過……每次我和朋友要過馬路,我就緊張到冒汗。我無法估算車子的速度,害怕會被車子撞到……車子不斷從左右兩個方向駛來,我朋友把握時機,一下子就跑到街對面了。我還站在原地,就像石化了一樣……過了5分鐘,我還遲遲未能跨出一步。我實在太害怕了,最後只好繞一大圈,到一個有紅綠燈的路口過馬路。從那時起,我的朋友都知道要和我一起過馬路必須老遠就先盤算好。直到今天,我依然害怕在城市交通繁忙的地方過馬路。」然而,薩拜因·屈格勒卻不怕新幾內亞沼澤林中的野豬和鱷魚。

由此可見,每個人類社群面對的危險各有不同。但我們對危險的認知常常只是自己的看法,不見得符合現實。康納的昆族友人和薩拜因·屈格勒的反應沒錯,在西方,汽車的確是常見的都市殺手。但如果你問美國大學生和一般女性,對生活而言最重大的危險是什麼,他們都會告訴你核武器最危險,比汽車更令人害怕。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原子彈造成的傷亡只是車禍死傷人數的一小部分。美國大學生也認為殺蟲劑非常危險,僅次於槍支和抽煙,相比之下,手術則安全得多。事實上,手術比殺蟲劑更危險。

鑒於此,傳統社群的平均壽命很短,可見傳統生活方式比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更危險。然而,這樣的差異卻是最近才出現的。自從400年前出現了有效能的國家政府,社會在政府的治理下,饑荒的衝擊減少,公共衛生也得到改善,加上20世紀抗生素問世,得以對付很多傳染病,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才得以延長。

傳統生活真正重大的危險是什麼?獅子和鱷魚只是其中之一。我們現代人面對危險的反應有時是理性的,會設法減少危險,但有時我們也會變得不理性,像是否認危險的存在或希望借由宗教(如禱告)來消除危險。我將從傳統社群面對的4大危險來討論其因應之道,即潛伏在環境中的危險、人類暴力、傳染病和寄生蟲病,以及饑荒。其實,現代西方社會仍受到前兩者的威脅,受到後兩者(尤其是饑荒)的衝擊則較少。我將簡要說明我們對危險的評估為何出現扭曲,乃至對殺蟲劑過度反應,卻不怕手術。

意外

我們如果想像傳統社群會遇到的危險,很可能會先想到獅子等潛伏在環境中的危險。其實,對大多數傳統社群而言,環境帶來的危險並非人們最主要的死因,只能排第三,比不上疾病和人類暴力。然而,環境危險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很大,甚至勝過疾病,那是因為人類更容易看出環境危險的因果關係。

表8–1列出7個傳統社群意外死傷的重要原因。這7個社群都居住在熱帶或熱帶附近,有時會以狩獵、採集為生,但其中的新幾內亞高地人和高隆族則以務農為主。顯然,不同的傳統社群依生存環境的差異,面對的危險各有不同。例如北極海岸的因紐特人常會淹死,或隨著浮冰漂到海上,而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人則不會面臨這樣的危險。至於阿卡俾格米族和阿齊印第安人則可能被倒下的樹木壓死,或是被毒蛇咬到而一命嗚呼,但因紐特人就不必擔心這種生存威脅。另外,高隆族則可能因為居住的地下洞穴崩塌而被活埋,表8–1列出的其他6個傳統社群則沒有這樣的危險。即使同屬一個社群,就遭到危險的可能性而言,也有性別和年齡之分,如阿齊族、昆族等社群由於男人的主要工作是狩獵,意外死亡概率要比採集植物的女人高。當然,男人比較喜愛冒險,女人則比較保守,因此男人也更容易送命。

表8–1 傳統社群意外傷亡之因
阿齊印第安人(巴拉圭) 1. 被毒蛇咬 2. 美洲豹、閃電、迷路 3. 被倒下的樹壓死、從樹上摔下來、被昆蟲咬或被荊棘刺到後感染、火災、淹死、曬死、被斧頭砍到 昆族(南非) 1. 被毒箭射中 2. 火災、大型猛獸、毒蛇、從樹上摔下來、被荊棘刺到後感染、曬死 3. 迷路、閃電 阿卡俾格米族(中非) 從樹上摔下來、倒下的樹、大型猛獸、毒蛇、淹死 新幾內亞高地人 1. 火災、倒下的樹、被昆蟲咬或被荊棘刺到後感染 2. 曬死、迷路 法玉族(新幾內亞低地) 蠍子、蜘蛛、毒蛇、野豬和鱷魚、火災、淹死 高隆族(新不列顛島) 1. 倒下的樹 2. 從樹上摔下來、淹死、被斧頭砍到或被刀子割傷、地下洞穴崩塌 阿埃塔人(菲律賓) 倒下的樹、從樹上摔下來、淹死、在狩獵或釣魚時發生意外

我們首先注意到表8–1沒提到現代西方社會的主要死因,如依死亡人數由多到少排列,依次是車禍(見圖44)、酒精、槍支、手術、摩托車。除了酒精,其他都不會危害到傳統社群。有人也許會認為我們遠離了被獅子咬死、被倒下的樹壓死的威脅,但新增了被車子撞死和死於酒精的危險。除了特別的危險之外,現代社會和傳統社群生活的環境危險還有兩個重大差異:一是現代社會的人更能夠控制環境,二是拜現代醫學所賜,意外事件造成的傷害通常可以通過醫療來醫治,不至於死亡或造成終身殘疾。如果我的手肌腱受傷,外科醫生用夾板幫我固定,6個月內就可復原,但是我的有些新幾內亞友人因為肌腱受傷或骨折,沒能接受治療,最後癒合不好,變成跛腳。

這兩大差異或許就是傳統社群願意放棄原始生活方式的原因。例如很多阿齊印第安人放棄在森林以狩獵為生的生活方式,決定在保留區定居。同樣,我有一個美國友人繞過半個地球去新幾內亞森林,想要一睹那裡的狩獵——採集族群,沒想到那個族群有一半的人已遷居至印度尼西亞村落,在那裡定居,穿上T恤衫,正因村子裡的生活比較安全、舒適。他們解釋說:「這裡有米飯可吃,而且不會被蚊子叮。」

看了表8–1列出的7個傳統社群常見的意外傷亡原因,你可能會發現有些危險會危及很多或大多數的傳統社群,但對我們現代人而言卻很罕見。野生動物的確是傳統社群面臨的重大威脅(見圖43),例如,被美洲豹咬死約占阿齊印第安男人死因的8%。獅子、豹、鬣狗、大象、水牛和鱷魚都奪走過不少非洲人的性命,但對非洲人而言,最大的殺手其實是河馬。昆族和非洲俾格米族不只會被大型肉食動物咬傷、抓傷或殺害,追捕受傷的羚羊等獵物時,自己也會受傷。儘管我們想到昆族獵人揮舞木棒要趕走圍繞動物屍體的獅群就覺得很恐怖,但昆族人最怕的莫過於一頭落單的獅子,特別是獅子過於老弱或受了傷,無法迅速捕捉獵物,轉而攻擊人類。

被毒蛇咬也是表8–1列出的熱帶族群中人們的重大死因。阿齊族成年男子死因中有14% 是被毒蛇咬死(比被美洲豹咬死的人還多),有人甚至因此失去手腳。幾乎每個成年雅諾馬莫印第安人和阿齊印第安人至少曾被毒蛇咬過一次。對他們來說,毒蛇甚至比樹木倒下危險(請參看我在第七章開頭述說的親身經歷),為了狩獵或採集水果、蜂蜜從樹上摔下(見圖42)也不如被毒蛇咬到恐怖。對大多數新幾內亞高地人和昆族人而言,在火堆旁取暖可能因睡著被燒傷,幼兒靠近火堆玩耍也可能被燒傷。

傳統社群的人可能因為身在熱帶之外或高山地區,因暴露在寒冷或潮濕的環境中而有受凍的危險。即使阿齊印第安人住在南迴歸線附近的巴拉圭,那裡冬日仍常出現零攝氏度以下的低溫。寒夜中,在森林裡無火可取暖就可能會被凍死。我曾身穿保暖的防風外套爬到新幾內亞海拔3 300多米的山上,在那裡遇見7個新幾內亞小孩。那群小孩早上出發時,天氣晴朗,因此只穿了短褲和T恤衫。幾個小時後,我們相遇時,他們在冷雨和強風中不住地顫抖,走起路來跌跌撞撞,甚至無法說話。我和陪同我的當地人把他們帶到一個可以避風躲雨的地方。我的同伴說,去年有23個人因天氣不佳在附近的一個岩石堆後面蔽身,結果差點兒凍死。溺死或是被閃電擊中等危險則不只會發生在傳統社群身上,現代人也可能會遭遇這樣的不測。

昆族、新幾內亞人、阿齊印第安人等狩獵——採集族群很善於追蹤、辨別線索或是發現隱秘的路徑。儘管如此,他們有時還是會迷路,無法在天黑之前找到回營地的路,特別是小孩,因而遭遇致命的危險。我的新幾內亞友人就曾被捲入這樣的悲劇。其中之一是個小男孩,本來跟著一群大人,後來走失了,儘管大人們接連搜尋了好幾天,但都沒有結果。另一個是個經驗老到、體魄強健的男人,有一天黃昏,在山中迷路,沒能回到村子,晚上就在山上凍死了。

還有一些意外則是和自己使用的武器或工具有關。由於昆族獵人在箭頭上塗上毒藥,萬一在打獵時不慎被箭頭擦傷,就可能致命。全世界傳統社群的人都可能在使用刀或斧頭時不小心傷到自己,現代的廚師和樵夫也會發生這樣的意外。

被昆蟲咬傷或荊棘刺傷則比被獅子咬死或被閃電擊中更常見。在潮濕的熱帶地區,即使是被尋常的小蟲、水蛭、虱子、蚊子或蜱蟲咬到,也可能被感染,如果沒能接受治療,就可能出現膿腫。例如,有一次我去新幾內亞拜訪一個名叫德爾巴的友人。兩年前,他曾陪我在山裡走了好幾周。再次見到德爾巴,我發現他居然因為抓傷受到感染而不能行走。當地村民沒有抗生素可用,我給他服用我帶來的抗生素之後,他很快就康復了。螞蟻、蜜蜂、蠍子、蜘蛛、黃蜂等昆蟲不只會咬人,有時甚至會把致命的毒液注入人體,置人於死地。因此,我在新幾內亞的朋友在森林中最害怕的除了大樹倒下,還有會叮咬人的黃蜂和螞蟻。有些昆蟲還會在人的皮膚上產卵,造成皮膚潰爛。

傳統社群中的人們發生意外的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也有幾個共同點。若發生嚴重意外,不只可能致死,即使保住一命,也可能健康或行動暫時受到影響,或是終身殘疾,如容易遭受疾病侵襲變成跛腳或必須截肢,而無法扶養孩子或其他親戚。但在新幾內亞,我和當地友人最怕的反倒是後果沒那麼嚴重的意外,例如被螞蟻、黃蜂叮咬或是被荊棘刺傷而感染。被毒蛇咬到可能引發壞疽,使人癱瘓、殘疾、失去一隻手臂或一條腿。

環境危險影響人類行為之大,不是光從死傷人數就可以看出來的。人類為了對抗危險步步為營,因此死亡率變得很低。以昆族而言,每1 000個死亡案例中只有5個是被獅子等大型猛獸咬傷致死。我們不能因為死亡人數少,而誤以為獅子並非昆族人的重大威脅。新幾內亞人的生存環境沒有大型猛獸,因此可在夜間狩獵,昆族人則不行,因為在漆黑的森林中,他們將難以察覺危險的動物及其蹤跡,而且那些危險的猛獸也喜歡在夜間活動。昆族婦女總是會成群結隊採集植物,經常發出聲響或大聲談話,以免突然碰到危險的動物。她們也會留心動物留下的蹤跡,並避免奔跑(因為此舉會引發猛獸攻擊)。如果昆族人發現附近有野獸出沒,則有一兩天會待在營地,暫時不外出。

大多數意外事故發生在出外採集植物時,像是遭遇猛獸、毒蛇、被倒下的樹壓死、從樹上摔下來、被火燒傷、凍死、迷路、淹死、被昆蟲咬到或被荊棘刺到等。雖然待在營地或房子裡避免外出就可躲過這些危險,但還是有被餓死的可能。因此,曲棍球選手格雷茨基所說的原則也可應用於環境風險:如果你不冒險射門,就無法得分。傳統採集者和農民除了要顧及生計,也要衡量危險。同樣,現代城市居民如果待在家裡,不必上高速公路,就不會發生車禍,然而為了工作和購物,城市居民還是不得不開車上路。套用格雷茨基原則:如果不開車出門,就沒收入,也沒飯吃。

提高警惕

傳統社群的人既然生活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他們如何因應?他們的反應包括第七章解釋的「有益的神經質」,即時常繃緊神經,留心危險,也會尋求宗教的幫助(參看第九章的討論),或採取其他做法。

昆族人經常提高警惕,外出採集植物或是在樹叢中行走時,他們會注意動物和人類留下的蹤跡,也會查看沙子上的痕跡,推測是何種動物或哪一族的人留下的、多久前經過此處、往哪個方向走、速度如何,再決定是否修改自己的行動計劃。即使他們待在營地,也一樣時時留意。儘管營地有人聲和火光,有時毒蛇或猛獸仍會悄悄潛入。如果他們在營地發現一種叫黑曼巴的蛇,就可能放棄營地,而不會把蛇殺死。在我們看來,這樣似乎反應過度,但黑曼巴是非洲最危險的毒蛇,長度可達2.4米,動作敏捷,有長長的毒牙,絕大多數被咬的人都回天乏術。

在任何危險的環境中,人們將從累積的經驗中得到行為準則,以減少風險。儘管在外人看來是反應過度,那樣的準則仍有逢凶化吉的功效,因而值得遵守。人類學家古德爾描述新不列顛島雨林高隆族避免意外的做法,其實也適用於其他傳統社群:「避免意外非常重要。知道在何種情況下應該怎麼做或是不該做什麼,才能保住一命。在自然環境中,任何技術或是行為的創新都可能帶來很大的危險。正確行為的範圍很小,只要超出這個範圍就可能遭遇危險,例如走在裂開的地面上、經過正要倒塌的大樹,或是在過河時突然遭遇洪水。有人就曾勸告我:別踩著河面上的石頭過河(因為洪水即將高漲)、不要玩火(地面會裂開或會被火燒到)、在洞穴中捕獵蝙蝠時不可出聲(洞穴會崩塌)等。注意這些禁忌才能在自然環境中生存。」我有位新幾內亞友人也告訴我同樣的話:「事出必有因,小心為上。」

我常在西方社會看到有些人喜歡逞英雄,愛冒險犯難,但我在新幾內亞,從未見過有哪個經驗老到的當地人有這樣的表現。他們不會隱藏自己的恐懼,假裝勇敢。瑪喬麗·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也曾注意到,昆族人不會像西方人一樣愛表現自己的膽量:「狩獵通常很危險。昆族人雖然勇敢面對危險,但他們不會為了證明自己勇猛過人而刻意冒險。對他們而言,小心避免危險是謹慎,不是怯懦或沒有男子氣概。昆族男孩不會故意隱藏恐懼,表現得像大人一樣勇敢。昆族人說:『無謂的冒險等於找死。』」

肖斯塔克接著描述一個名叫卡捨、12歲大的昆族男孩與父親、堂哥一起去打獵的事。卡捨的父親用矛刺中一隻大羚羊,羚羊用長而鋒利的角拚命掙扎。肖斯塔克問卡捨,他是否助父親一臂之力殺死那只羚羊。卡捨笑著說:「沒,那時我已經爬到樹上!」肖斯塔克覺得很奇怪,於是再問他一次。卡捨解釋說,他和表哥等那只羚羊不再奔跑,就立刻爬到樹上。他們倆都怕得要死。卡捨絲毫不覺得尷尬,但在西方人的眼中,膽小鬼才會如此。然而,卡捨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學習如何面對兇猛的動物,並捕獵這樣的猛獸。肖斯塔克詢問卡捨的父親時,父親也不以為然,說道:「爬到樹上?當然該這麼做。他們只是小孩,可能會受傷。」

新幾內亞人、昆族等傳統社群常會講述驚險的故事。他們沒有電視和書本,這也是一種消遣,但這樣的故事往往也有教育意義。希爾與烏爾塔多就曾描述阿齊印第安人圍著營火閒聊:「有時,晚上聊起當天的事,他們也會說起先前發生的意外死亡事件。孩子都聽得入迷,也許也上了寶貴的一課,知道在危險的森林中如何求生。例如,有一個小男孩抓幼蟲吃的時候,忘了把幼蟲的頭掐掉,結果幼蟲的下巴卡在喉嚨,小男孩因此窒息而死。還有幾個十幾歲的少年和大人去狩獵,結果在半路走失,之後再也沒有回來,或是被人發現時已成死屍;有一個獵人挖掘犰狳地洞時,頭朝下跌到洞裡,結果窒息死亡;有一個人拿箭射猴子,後來爬到40米高的樹上,要把箭拿回來,卻不慎從樹上摔下來,因而喪命;有個小女孩跌到洞裡,因此摔斷脖子;有幾個男人遭到豹群攻擊,有的骸骨還在,有的則屍骨無存;有個男孩晚上在營地睡覺,頭被毒蛇咬了,第二天就一命嗚呼;一個少女在伐木,倒下的樹不幸壓死了一個老婆婆,後來族人就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她『塌樹小姐』,要她好好記住自己闖的禍,不要再犯;一個男人被長鼻浣熊咬了,不久就不治身亡;1985年,也有一個獵人手腕被浣熊咬傷,因血管被咬斷,大量出血而死,如果得到醫治就不至於死亡;有個小女孩在過獨木橋的時候,掉到河裡,就這麼被河水沖走……最後,有6個人在營地裡不幸被閃電擊中而送命。」

人類暴力

對傳統社群而言,暴力造成的死亡可謂最重要的死因,只是發生的頻率和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會有這樣的差異主要和國家或外界的干預程度有關。暴力的形式大抵可區分為戰爭(見第三章、第四章的討論)或殺人。戰爭是不同的群體互相打鬥、殺戮,至於殺人則可定義為一個群體之內的人互相殺害。至於原本關係友好的鄰近群體如發生致命的暴力衝突,到底是戰爭或殺人則難以區分。此外,還有一些殺戮行為也不容易界定清楚。根據已出版的調查資料,阿齊印第安人的暴力殺人事件包括殺嬰和殺害老人,但昆族人則未見這樣的行為,再者,不同作者對昆族人的殺嬰行為也有不同的看法。關於被害人的選擇以及被害人和兇手的關係,各族群也有很大的差異。例如,阿齊印第安人的被害人通常是嬰兒和兒童,而昆族的被害人主要是成人。昆族暴力事件的研究結果很值得我們參考。根據人類學家最先的描述,昆族人愛好和平,1959年出版的一本有關昆族的專著因此題為「溫和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人類學家理查德·李在20世紀60年代和昆族共同生活了三年,共觀察到34次打鬥,但無人死亡。當地人告訴他,那幾年確實沒有殺人事件。理查德·李在那裡待了14個月後,與當地人比較熟悉了,他們才願意講出過去的殺人事件。理查德·李對比了好幾個人的說法,終於搜集到一張可靠的清單,列出兇手的姓名、性別、年齡,被害人的姓名,兇手和被害人的關係,事件在什麼情況下發生,殺人的動機、理由、時間以及兇手使用的武器。1920~1969年,總計共有22人被殺害,但不包括被殺的嬰兒和老人。理查德·李認為昆族嬰兒和老人被殺的案例十分罕見。然而,根據豪厄爾對昆族婦女的查訪,昆族的確有殺嬰事件。但理查德·李還是認為1920~1969年只有22個昆族人被殺害。

當然,這22樁死亡案例可以確認是殺人事件,而非死於戰爭。在幾樁案例中,兇手和被害人是同一營地的人,其他案例的雙方則是不同營地的人,而且沒有兩個營地的人成群結隊互相殺戮的事情(也就是戰爭)。的確,在理查德·李調查研究的地區,1920~1969年,皆無任何戰事記錄。但根據昆族人自己的說法,他們的祖父輩曾征剿敵人,顯然類似其他傳統社群的「戰爭」。看來,那是在19世紀茲瓦納族每年前來與昆族進行貿易之前的事。我們也在第四章看到,貿易對因紐特人的影響,前來交易的商人都不希望當地發生戰爭。因紐特人為了爭取更多貿易機會、追求利益,寧可放棄戰爭。昆族或許也一樣棄武從商。

至於昆族的殺人案發生頻率,在49年中只有22人被殺害,換言之,每兩年有不到1人被殺死。這種現象和今日的美國城市大相逕庭。如果你是住在都市的美國人,隨便哪天翻開報紙,都可發現過去24小時內又發生了幾樁謀殺案。這樣的差異主要是和人口數量有關。一個美國城市動輒幾百萬人,但那時理查德·李研究的昆族人只有1 500人。因此,昆族殺人案件發生頻率為每10萬人一年有29件,等於是美國的3倍,更是加拿大、英國、法國和德國的10~30倍。有人認為,美國的殺人案件排除死於戰爭的案件,但昆族一樣不包括死於戰爭者(他們的征剿在一個世紀前就結束了)。其他傳統社群戰事頻仍,但在近代昆族的確沒有戰爭記錄。

從發生頻率來看,昆族在49年間只有22人被害,也就是每27個月才有一樁殺人案。如果人類學家在當地進行調查研究的時間只有1年,那就可能不會聽聞這樣的事件,以為當地人愛好和平。即使人類學家在當地待上5年,也不一定能親眼看到殺人事件,得靠當地人告訴他。儘管美國是第一世界中殺人案件出現頻率最高的國家,但不僅我自己沒有目睹過殺人事件,在我的親友圈中,也只聽過寥寥可數的幾位談及自己目睹的經歷。根據豪厄爾的統計,暴力占昆族人死因的第二位,次於傳染病和寄生蟲疾病,並列第三位則是退化性疾病和意外事件。

近年來,昆族不再有人死於暴力,原因也頗值得探討。理查德·李在報告中說,昆族最後一樁殺人事件發生在1955年春,兩個昆族男人殺了另一個人。那兩個兇手後來遭到警方逮捕,接受審判,最後入獄,從此再沒回到家鄉。在這樁兇殺案發生的三年前,昆族才出現第一個因殺人被警方逮捕入獄的案例。1955年之後,直到1979年理查德·李發表他的報告期間,在他調查研究的區域沒出現其他殺人案。顯然,這是國家政府強力干預、阻止暴力犯罪的結果。我們也可從過去50年新幾內亞的殖民和後殖民史中發現同樣的事實,也就是在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政府掌控東部偏遠地區和新幾內亞西部之後,暴力事件即驟減,但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之後,獨立的新政府的管制不如澳大利亞殖民政府嚴格,暴力事件又有死灰復燃的跡象。國家政府的嚴格管制雖然有助於減少暴力,但我們也不可忽略傳統社群也常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爭端(參看第二章)。

至於理查德·李報告中那22樁殺人案件的細節,所有的兇手以及22個被害人當中的19個都是成年男性,年齡在20~55歲之間,只有3個被害人是女性。在這些案例中,被害人皆是兇手的遠親,所以雙方認識。昆族不像美國人,不會為了搶劫而殺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所有的案件都發生在營地,事件發生時皆有目擊者,其中只有5件是預謀殺人。例如1948年發生的一樁殺人案,兇手名叫阿推,惡名昭彰,很可能有精神病,先前已經殺了兩個人,後來被一個叫夏薛的男人發射的毒箭所傷。受傷的阿推還持矛刺死一個叫庫雪的女人,也用毒箭射傷庫雪的丈夫奈西的背部。後來,多個族人一起拿毒箭射阿推,阿推就像豪豬,身上刺滿毒箭。族人最後用矛把他刺死。其他17樁殺人案則是在打鬥時發生的。例如,在努萬馬(N ≠ wama),有個男人拒絕另一個男人迎娶自己妻子的妹妹,雙方爆發口角,進而結集親友拿起毒箭和矛互相攻擊。迎娶不成的那個男人的父親大腿被毒箭所傷,肋骨也被矛刺中。

這22樁殺人案件中有15件都是為了復仇,冤冤相報長達24年。這種殺戮循環也是傳統社群戰爭的特點(見第三章、第四章)。殺人的動機除了為已死的親人復仇,最常見的就是通姦。例如一個男人的妻子搭上了另一個男人,做丈夫的於是找情夫算賬,情夫也欲置那個做丈夫的於死地。還有一個不甘戴綠帽子的男人就用毒箭殺死老婆,接著遠離家鄉,不再回來。至於其他小型傳統社群,有些甚至比昆族更溫和(如阿卡俾格米族、西裡奧諾人),有些則比較暴力(如阿齊印第安人、雅諾馬莫人以及格陵蘭和冰島的諾爾斯人)。1971年之前,阿齊印第安人在森林裡過著狩獵——採集生活時,暴力就是最常見的死因,甚至勝過疾病。一半以上被暴力殺害的阿齊印第安人死於巴拉圭人之手,但仍有22% 的阿齊印第安人是被同族人殺害。昆族人被殺害的以成人居多,但被殺害的阿齊印第安人當中高達81% 是兒童或嬰幼兒(大多數是女孩)。這些孩子有的是陪葬,有的則是被父親遺棄或是因父親死亡沒人照顧而死,有的嬰兒則是因母親不久前才生下哥哥或姐姐而遭到殺害。對阿齊印第安人而言,同一個社群內的成人互相殘殺並不是偶發事件,並非在打鬥當時手中剛好握有武器,因此拿來砍殺,而是有預謀的。阿齊印第安人也和昆族一樣,在政府的干預之下,暴力事件減少了。自1977年起,阿齊印第安人漸漸移往保留區生活,受巴拉圭政府的管理,殺人事件(包括殺害兒童和嬰兒)也大幅減少。

傳統社群居民如無國家政府和警察維護治安,要如何自保?一般而言,他們會繃緊神經、提高警惕。首先,他們會提防陌生人。如果發現陌生人入侵,他們通常會把陌生人殺死或趕走,因為陌生人可能前來偵察地形,或是有殺害族人的企圖。其次,他們也會注意是否會遭到聯盟部族的背叛,或先發制人,先對可能有異心的聯盟發動攻擊。例如,雅諾馬莫人會邀請鄰村的人前來飲宴,等他們放下武器,大吃大喝,就加以殺害。唐·理查德森(Don Richardson)曾在報告中提到,新幾內亞西南部的沙威人認為會耍詐、使人上當才高明,因此與其直接殺死敵人,不如向敵人示好,請他過來吃飯,交好幾個月後,在殺死他之前才告訴他:「Tuwi asonai makaerin!」(我們用友誼的飯局把你養肥,只是為了殺了你!)

另一個避免被攻擊的策略就是選擇容易防禦或地勢較高的地方居住。例如,新幾內亞山地的村民通常會住在山丘上,居高臨下,就可察覺周圍有無可疑,另外,很多晚期的阿納薩茲印第安人在美國西南部的聚落只能用繩梯進出,把繩梯切斷即可阻隔外人進入。雖然他們必須從山丘到下面的谷地取水,但住在河邊容易遭到襲擊。如果人口密度增加或是打鬥的情況增多,人們就會聚集在有圍柵防護的大型村落居住,不再分散住在沒有保護的草屋。

為了自保,一個社群常與其他社群結盟,個人也會與其他人發展友好關係。我在新幾內亞發現當地人很愛說話,一天到晚說個不停,目的就是瞭解彼此,監控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女人也是很好的消息傳播者,她們在婚後嫁到夫家,和丈夫的部族住在一起,如有風吹草動,就為娘家那邊的人通風報信。最後,傳統部落的人喜歡在營火邊講述各種事件,不僅是為了閒聊、打發時間,也可告訴孩子他們的生存環境潛藏哪些危險。他們會提到劫掠的事,提醒族人防人之心不可無。

疾病

疾病可能是某些傳統社群最主要的死因(如阿埃塔人和昆族,因病而死的比率各佔全部死因的50%~86% 及70%~80%),也有可能是僅次於暴力的第二大死因(如在森林生活的阿齊印第安人,疾病造成的死因只佔25%)。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一點,營養不良的人比較容易受到感染,而食物短缺也可能使人在飢不擇食的情況下患上傳染病。

疾病因各傳統社群的生活方式、地理位置和人口年齡而有所不同。大抵而言,傳染病是嬰幼兒最主要的死因,所有年齡層的人都會得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傳染病都是主要的兒童疾病。熱帶地區的人很容易得鉤蟲、絛蟲等寄生蟲病,或被瘧疾、嗜睡症等寄生性原生蟲疾病感染,而上述寄生蟲則不易在極地、沙漠或寒冷山區存活。上了年紀的人則因骨頭、關節和軟組織退化,因此較多罹患關節炎、骨關節炎、骨質疏鬆症,容易骨折,牙齒也容易磨耗。由於傳統社群的生活方式依靠體力,年紀大了之後更容易出現退化性疾病。反之,有些盛行在第一世界的疾病在傳統社群則非常罕見,如冠狀動脈疾病等心血管疾病、中風、高血壓、成人型糖尿病和大多數的癌症。我將在第十一章詳細討論這個明顯的差異。

近200年來,傳染病不再是第一世界人們生命的重大威脅。原因包括衛生條件的改善、政府提供潔淨的供水系統、注射疫苗等公共衛生措施的施行。再者,由於科學家深入瞭解傳染病微生物,因此可設計出反制之道。抗生素的發現與問世也是一大關鍵。但傳統社群由於沒有良好的衛生環境,不管飲水、做飯、洗澡、清洗與排泄都利用同樣的水源,也不知道吃飯前或做飯前洗手的重要性,因此很容易遭到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感染。

關於衛生和疾病,我就曾有過一次難忘的經歷。有一次,我去印度尼西亞森林觀察鳥類。我和我的印度尼西亞同伴待在同一個營地,森林小路則是以營地為中心呈輻射狀。我多半一個人在小路上賞鳥,然而每天總在不同時間拉肚子。我絞盡腦汁,不知自己到底吃了什麼才會這樣,而且難以理解為何每天發作的時間都不同。後來,我才恍然大悟。每天,有個印度尼西亞同伴總會悄悄跟在我後面,以確定我安全無事。他碰到我的時候,就掏出從營地帶來的餅乾請我吃,跟我聊幾句,才回營地。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我總是在吃了餅乾之後的半個小時拉肚子。如果他在上午10點碰到我,我就會在10點半肚子痛。若是他在下午2點半與我相遇,我就會在3點發作。翌日,我謝謝他帶餅乾來給我吃,在他離去後,再偷偷地把餅乾丟掉。從此以後,就再沒拉肚子了。如果我在營地自己從玻璃紙包裝袋拿餅乾來吃就沒事,問題必然出在朋友的手不夠乾淨。我從他的手中拿餅乾來吃,腸道病原菌因此進入我的體內。

在狩獵——採集族群及以家庭為主的小型農業社群流行的傳染病,包括瘧疾、節肢動物傳染的熱病、痢疾等胃腸疾病、呼吸疾病和皮膚病等。還有一些疾病本來未曾危害狩獵——採集族群,只在人口稠密的西方社會流行,在西方人到來之後才形成大患,如白喉、流感、麻疹、腮腺炎、百日咳、風疹、天花和傷寒。這些疾病常造成急性流行病,在短期內使很多人得病,病人很快就復原或死亡,然後疾病即在當地銷聲匿跡,在一年之後或者更久才又出現。

為何這些傳染病在大型人類聚落流行,近幾十年來一直是流行病和微生物學研究的重要課題。這些疾病來得急、去得也快,只在人類當中流行,患者康復後即終身免疫。傳染途徑有時是接觸到病人的皮膚,或是病人咳嗽、打噴嚏造成的飛沫傳染,也有可能是水源被病人的排泄物污染。疾病急性發作意味著在幾周之內病人就可能死亡或康復。倖存者得以終身免疫意味著存活的人不再會受到傳染,直到多年後,很多未曾接觸病原的新生兒誕生,才有可能再度流行。這些疾病只在人類之間傳播,因而不會傳給動物,病原也無法在土壤和水庫中存活,會漸漸在一地消失,除非從遙遠的地方傳入,否則不會再度流行。這些特點加起來意味著這些傳染病只會在大型人類聚落流行,從一地傳到另一地。以麻疹而言,人口數量至少在幾萬人以上才流行得起來。簡而言之,這些急性傳染病就是群聚疾病。

在1.1萬年前,農業尚未出現,群聚疾病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在農業出現,人口有了爆炸性增長後,群聚疾病才有了生存的空間。居無定所的狩獵——採集族群群聚定居,住在擁擠、衛生條件差的村子裡,常與鄰村往來、交易,微生物因此可以迅速蔓延。近年來,微生物學專家已經證實,現今大多數只在人類之間傳播的群聚疾病其實是源於家畜(如豬和牛)的群聚疾病。人類在1.1萬年前開始馴養動物,因經常與家畜接觸,家畜身上的病原得以藉機傳給人類。

當然,人口稀少的狩獵——採集族群沒有群聚疾病,這不意味著這些族群不會得傳染病。狩獵——採集族群容易得的傳染病與群聚疾病有4點不同。第一,致病的微生物不只會危害人類,也會使動物受到感染(如由非洲野猴傳播的黃熱病)。有些微生物也可在土壤中存活(如肉毒桿菌和破傷風菌),伺機傳給人類。第二,很多疾病不是急性,而是慢性的,如麻風病和雅司病(又稱熱帶莓瘡)。第三,有些疾病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開,如上面提到的麻風病和雅司病。第四,很多疾病得了之後無法終身免疫,即使康復,仍然可能再受到感染而發病。從這4點來看,有些疾病仍然可在小型人類社群傳播,或是從動物或土壤一再地傳給人類。

狩獵——採集族群和小型農業社群並非不可能得群聚疾病,只是在人口數量不足的情況下,群聚疾病難以傳開。然而,如果有人從外面的世界把病原帶進來又另當別論。這樣的小型社群對這一類疫病沒有任何抵抗力,特別容易受到感染而死亡,而且成人致死率高於兒童。在人口稠密的第一世界,幾乎所有的中老年人在小時候都得過麻疹(年青一代的則因接受麻疹疫苗的注射而有免疫力),但在與世隔絕、人口稀少的狩獵——採集族群,沒有任何成年人得過麻疹,一旦得病,就可能死亡。如因紐特人、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原住民等與歐洲人接觸而得傳染病,整個族群因此遭到滅絕。我們可在歷史上看到不少這樣的悲劇。

對疾病的反應

傳統社群對疾病的反應不像面對其他三種主要的危險,主要是疾病潛在的機轉難以理解,因此無法預防或得到有效的治療。如果一個人因為意外事件、暴力或飢餓而死或受到傷害,原因通常很清楚:被倒下的樹壓到,被敵人的箭射中,或是因沒東西吃而挨餓。預防或解決之道也很明顯:別在枯死的樹下睡覺;注意敵人,先下手為強;設法找到源源不絕的食物來源。就疾病而言,近200年來,世人才確實瞭解病因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預防和治療。在那之前,不管國家社群還是小型傳統社群都難逃疾病的魔掌。

然而,這並不代表傳統社群的人面對疾病完全束手無策。西裡奧諾印第安人顯然瞭解自己的排泄物和某些疾病的關聯,如痢疾和鉤蟲病。西裡奧諾人的母親在嬰兒大便之後,會迅速幫嬰兒清理乾淨,把糞便放在籃子裡,最後拿到森林裡倒掉。但西裡奧諾人不算非常重視衛生。人類學家霍姆伯格曾發現有個西裡奧諾嬰兒大便了,但母親沒發現,嬰兒便躺在糞便上,還把糞便塗抹在自己身上,甚至放在嘴裡。他的母親終於發現了,於是把自己的手指伸入嬰兒的嘴裡把糞便掏出來。她只是幫嬰兒擦拭一下,沒幫他洗澡,甚至自己的手也沒洗,又拿東西來吃。毗拉哈印第安人會和自己養的狗用同一個盤子吃東西,難免會被狗身上的細菌和寄生蟲感染。

很多傳統社群的人經由不斷的錯誤嘗試,找出可以治病的植物。我的新幾內亞友人就常告訴我,哪些植物可以治療瘧疾、熱病、痢疾或是會導致流產。西方的民族植物學家對傳統社群的草藥知識進行研究,西方的製藥廠也用這些植物萃取藥物。然而,傳統社群的醫學知識還很有限。瘧疾仍是危害新幾內亞低地和丘陵地區最主要的疾病。直到科學家確知瘧疾是通過瘧蚊為媒介把瘧原蟲傳染給人類,我們才知道如何用藥物對抗這種疾病。新幾內亞低地居民遭受瘧疾攻擊的比率才從50% 左右降為1% 以下。

不同傳統社群對疾病的看法不同,因而採取不同的預防和治療措施。有些族群有專司醫療的人,也就是西方人所謂的「巫師」。昆族和阿齊印第安人認為,疾病是無可避免的宿命,常置人於死地。阿齊印第安人也會從生物學的觀點解釋疾病,如兒童致命的胃腸疾病是斷奶、吃了固體食物造成的,至於發燒則可能是吃了腐壞的肉,吃太多的蜂蜜且蜂蜜沒摻水,吃了太多昆蟲的幼蟲,或是接觸到人血。雖然有些解釋是正確的,仍然無法避免疾病造成的死亡。達瑞比族、法玉族、高隆族、雅諾馬莫人等都認為疾病是詛咒、魔法或巫術帶來的,會向下蠱的巫師尋仇。達尼族、達瑞比族、昆族則認為疾病是鬼神作祟的結果,因此昆族的巫師會用起乩的方式祈求鬼神原諒。高隆族、西裡奧諾人等也會以道德或宗教來解釋疾病,如有人粗心大意、觸犯天怒或不守禁忌都會招致疾病。高隆族則認為男性的呼吸道疾病是被女人污染造成的。女人月經來潮或剛分娩都被視為不潔,凡是她們觸摸過的東西、經過的樹木、走過的橋、涉過的水都是禁忌,會使接觸到的男人生病。西方社會中的癌症患者也常認為自己做了什麼不道德的事才會患癌,這其實和高隆族把呼吸道疾病歸咎於女人沒什麼兩樣。

飢餓

1913年2月,英國探險家沃拉斯頓登上新幾內亞最高峰的雪線,然後心滿意足地往下走。然而,在下山途中,他發現了兩具剛斷氣的屍體。他描述說,在接下來的兩天,他看到有生以來所見到的最悲慘的景象:他總共在山間發現了30多具新幾內亞人的屍體,多半是女人和兒童,或獨自一人,或三五成群躺在路邊。他在其中一群發現一個死去的女人和兩個小孩,其中一個孩子已死,另一個約3歲大的小女孩則奄奄一息。他把女孩抱回營地,餵她喝牛奶,但她不到幾個小時就死了。還有一群人走到他的營地,包括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兩個小孩,除了一個小孩,其他人後來都死了。這群人的甘薯和豬都吃光了。在森林中,除了某些棕櫚樹的樹心,找不到其他野生食物,因為長期營養不良,飢餓難耐,身體虛弱的人就難逃一死。

意外事件、暴力和疾病都是傳統社群常見的死因,相比之下,很少人注意到飢餓這個因素。如果傳統社群發生饑荒,往往死者眾多。小型社群的人都會分享食物,因此不是大家都有食物吃,不會餓死,就是許多人挨餓而死。為什麼飢餓這個因素不受重視?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東西吃會導致嚴重營養不良,在餓死之前就可能死於其他原因。例如,抵抗力變得很差,容易生病,健康的人得以康復,而營養不良、身體虛弱的人可能會因此一命嗚呼。身體虛弱也比較容易發生意外,像是從樹上摔下來、溺死,或是被強壯的敵人殺死。小型傳統社群的人非常擔心食物不足,因而想出種種方法儲存食物或確保食物來源無缺,正因食物是他們生存的命脈。

此外,食物短缺不只是卡路里攝取不足,也會使人因缺乏某些營養元素而引發疾病,例如維生素缺乏導致腳氣、糙皮病、惡性貧血、佝僂病和壞血病;礦物質不足可能使人罹患地方性甲狀腺腫或缺鐵性貧血;蛋白質不足則會造成惡性營養不良。比起狩獵——採集族群,農民更容易因某些營養元素攝取不足而生病,因為農民的飲食不像狩獵——採集族群那樣多樣化。某些營養元素攝取不足也容易使人因身體虛弱而發生意外、感染疾病,或被敵人殺害。

第一世界的居民生活富裕,豐衣足食,因此不會有餓死的風險。我們每日、每季、每年吃的東西幾乎完全相同。當然,有些食物在某些季節盛產,如櫻桃,但一般而言,我們差不多什麼食物都吃得到。但對小型社群來說,食物的產量多寡難以預料,如碰上乾旱或嚴冬,就可能面臨食物不足的窘境。因此,他們會經常談論食物的問題,可謂三句不離食物。難怪我那些佛爾族的友人開口閉口都是甘薯,就算吃飽了,也還是說個不停。玻利維亞的西裡奧諾印第安人也是滿腦子食物,他們最常說的兩句話就是「我餓了」以及「給我一些吃的」。對西裡奧諾人來說,食物顯然比性更重要,他們會因沒東西吃而焦慮,但隨時都有性交的機會,因此會用性來彌補飢餓。然而,西方人則相反,會因為性事得不到滿足而焦慮,所以用食物來彌補性方面的挫折。

很多傳統社群不像我們,特別是那些生活在乾旱貧瘠之地或極地的人,經常面對可預期或不可預期的糧荒。他們發生饑荒的概率要比我們高得多,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很明顯。很多傳統社群由於無法生產多餘的糧食以供儲存,或是因為氣候過於濕熱,食物容易腐壞,也有可能他們無法實行定居的生活形態。即使有些族群確實有餘糧可存,也可能遭到劫掠。傳統社群與我們不同,只能整合一小塊地區的食物資源,而第一世界的居民可從遙遠的國家進口糧食,運送到全國各地,因此無食物短缺之憂。傳統社群沒有運送的交通工具、道路、鐵路和貨輪,無法把食物從遠方運來,所以只能從鄰近地區取得。此外,傳統社群也沒有可以組織食物儲存、運輸和交換的政府機構,使相隔遙遠的兩地互通有無。儘管如此,傳統社群也有一些因應饑荒的對策。

不可預期的食物短缺

部落如果獵捕食物,每天的斬獲都不盡相同。植物不會移動,因此可以採集的量可以預期,但動物會四處跑,所以獵人可能忙了一整天,最後還是空手而回。為了解決食物來源不穩定的問題,幾乎所有的狩獵——採集族群都過著隊群生活。隊群裡的多個獵人分頭去打獵,回來再一起共享。理查德·李就曾描述他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見聞。雖然他記錄的是昆族,但也適用於每個大陸、各種環境中的狩獵——採集族群。他寫道:「食物從來不是一個家庭可獨自享用的,必須和隊群裡的每個人分享。每個隊群可能多達30個人或更多。即使外出打獵的只是幾個身強力壯的成年人,狩獵回來後,食物則必須和每個人均分。每個隊群就是一個食物分享的單位。」很多小型畜牧和農業社群也實行這種資源共享的方式,如蘇丹的努爾人。根據埃文斯——普裡查德的研究,努爾人會一起分享肉、牛奶、魚、穀物和啤酒。「雖然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食物,自己烹調,供給家中男女老少所需,也在自己家吃飯,但每家的食物都是由整個社群供應的。他們並非沒有所有權的觀念,只是好客,更注重分享。」

食物供給量不穩定,時多時少,對當地社群的生計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天氣變得寒冷、潮濕,阿齊印第安人外出打獵,不但可能空手而歸,沒東西可吃,也可能感冒或被凍死。雅諾馬莫印第安人的主食是蕉樹和桃椰子的果實,這兩種植物的產量都不穩定,有時完全沒東西吃,有時則盛產到吃不完。努爾人的粟類作物可能因為遭逢旱災、暴雨而歉收,或是被大象、蝗蟲或織巢鳥吃光。以狩獵——採集為生的昆族人大約每4年中總有1年會突然因碰到嚴重旱災而出現饑荒。基裡維納群島雖然不常發生旱災,當地的農民還是很擔心。新幾內亞高地上的甘薯每10年約有1年因霜害而無法生長。所羅門群島每10年或數十年則會遭到龍捲風襲擊。

於是小型社群以各種方法來因應不可預期的食物短缺,包括遷移營地、將食物儲存在體內、與不同地區的人達成互助協議,或是分別在幾個地方種植作物。至於居無定所的狩獵——採集族群,由於他們不會被田地或園圃綁住,如在一地面臨食物短缺的窘況,只需遷移到另一個食物比較多的地方。另外,為了防止食物腐壞或被敵人劫掠,有些人會盡可能把食物吃下去,以身體作為食物的儲藏所,把熱量儲存在體內脂肪,以免在食物短缺的時候餓死。我將在第十一章以小型社群為例解說這一點。對西方人而言,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做法,有如吃熱狗的大胃王比賽。

雖然暴食可使人撐過短期食物短缺,但如饑荒長達一年沒有食物仍會餓死。有一個長期的解決之道也就是鄰近社群互相幫助、互惠共享,以多餘的食物援助食物短缺的鄰居。任何一個地區食物產量都可能有變動。如果兩地相隔一段距離,不太可能同時出現食物短缺的現象。因此,某一社群必須和遠地的社群交好,萬一食物短缺,才可從另一社群取得食物。同樣,遠地社群如果面臨食物不足的難關,也會向這一社群求助。

以昆族居住的卡拉哈里沙漠為例,不管哪個月,不同地區的降水量可能有多達10倍的差距。根據理查德·李的描述:「在這個沙漠,有一個地區可能綠意盎然,但你繼續走幾個小時之後,看到的都是不毛之地。」理查德·李從1966年7月到1967年6月比較杭濟地區5個地點的每月降水量,發現任兩個地點全年平均降水量差異不到兩倍,但在任一個月,降水量最少的可能一滴雨也沒有,最多的則可達254毫米。庫梅的年降水量最大,但在1967年5月卻是5個地點中最乾燥的,在1966年11月和1967年2月亦屬第二乾燥的。反之,卡克方田年降水量最小,但在1967年3月和5月都是第二潮濕之地。因此,不管一個社群待在哪個地點,都可能在某一時間碰上乾旱,面臨食物短缺之苦,然而在同一時間另一個社群則可享受豐沛的雨水,因而有多餘的食物。因此,這兩個社群就可互相扶助,幫助彼此渡過難關。其實,昆族人正是靠這種互惠、互助的做法才能在不可預期的沙漠環境中生存。

很多傳統社群儘管偶爾會發生爭戰,也都會互助合作,共同求生存。基裡維納群島的各個村落會分配食物,以度過食物短缺的危機。阿拉斯加北部的因紐特人面臨饑荒時則會到另一個地區,住在當地的親友家。雅諾馬莫印第安人的主食是桃椰子的果實和蕉樹,兩者常可盛產到吃不完(尤其是前者)。果實過熟則會腐爛,無法儲藏,必須趁成熟的時候盡量吃。因此,一地的果實如果盛產,當地的人便會邀請鄰近地區的人過來一起享用,也就是希望他日鄰人食物有餘時也能救濟他們。

分散種植

為了面對不可預期的食物短缺風險,另一個長期解決之道就是分別在幾個地方種植作物。我曾在新幾內亞目睹這種現象。有一天,我外出觀察鳥類,在森林中見到了一個新幾內亞友人墾植的園圃,也就是在他居住的村落東北部1.5公里處,但他還有其他園圃在他住的村子南部和西部好幾公里外的地方。我問自己,這傢伙到底在想什麼,為何把園圃分散在這麼遠的地方,每天往返就得浪費大半天的時間,再說也難以預防豬和小偷潛入。新幾內亞的農民都很聰明,也很有經驗。我那位友人這麼做的理由何在?

世界其他地區的人也有這種分散田地或園圃的做法,讓西方學者和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專家感到困惑。像英國中古時期的農民會在幾十塊零星的田地上耕種。在現代經濟史學家眼裡,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經濟效益,不但往返浪費時間,田地之間的空地也白白浪費了。根據卡蘿爾·戈蘭(Carol Goland)的研究,的的喀喀湖附近的安第斯農民現在仍採用類似的做法。有些研究社會發展的專家抨擊道:「這些農民毫無效率……我們實在難以想像他們是怎麼活下來的……這些農民因為繼承和婚姻制度,擁有的田地分散在好幾個村落,光是往返於這些田地,就得花上一天中3/4的時間,而且有些田地很小,甚至只有幾平方米。」專家因而建議農民互相交換土地,使自己的土地集中,以提高耕種效率。

但根據戈蘭在秘魯安第斯山庫約庫約地區的研究,當地的農民在不同的田地上種植馬鈴薯等作物,平均每個農民在17塊土地上耕種,最多的甚至有26塊田地,每塊平均只有230平方米左右。農民偶爾也會將田地出租或出售,使田地集中在一起。但他們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戈蘭注意到一個線索:每塊田地產量各有不同,每年也有差異。從地勢、坡度、日照等環境因素和農民的耕種方式(包括施肥、除草、落種密度和種植日期)來看,只有一小部分田地的產量是可以預期的,大多數都不可預期且難以控制,因為受到降雨、霜害、作物疾病、病蟲害和偷竊的影響。從任一年來看,田地之間的產量差異甚大,連農民也無法預期哪一塊土地收成好。

庫約庫約地區的農家於是竭盡所能避免某一年收成欠佳,致使家人有餓死之憂。此外,就算一年的收成不錯,如次年碰上壞年景,也撐不下去。因此,農民的目標不是設法達到最大產量。就算有一塊田地收成特別好,產量等於過去9年的總和,只要次年碰到乾旱,還是會餓死。因此,農民的目標是每年的產量足以讓他們存活下去,只要夠吃就好了,不一定要追求最大產量。這也就是為何他們要將田地分散。如果你只有一大塊田地,不管幾年下來平均產量有多好,只要有一年無法收成,就會被餓死。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塊田地,每一塊的產量各有不同,即使有幾塊收成欠佳,還是可以利用其他收成好的田地生存下來。

戈蘭為了驗證這個假設,連續兩年調查了20戶農家(共488人)田地的產量。他先計算每戶所有田地(可能有2塊、3塊、4塊,最多的有14塊)的作物產量,發現田地越分散,單位時間平均產量越低,但也不會低到會被餓死的地步。例如標示為「Q」的那戶人家,家中成員包括一對中年夫妻和15歲大的女兒,每年預估每英畝[9]田地必須生產1 800千克的馬鈴薯才不會被餓死。如果這戶人家只有一塊土地,任一年被餓死的概率將高達37%。儘管他們可能每年最多生產3 000千克的馬鈴薯,每3年仍然有1年可能會餓死。如果他們把田地分成7塊或更多,餓死的概率就可以降到零。儘管田地分散,年產量可能降為每英畝1 700千克,但絕不會低於被餓死的臨界點,也就是每英畝1 350千克。

在戈蘭調查研究的20戶農家中,每戶至少有兩塊田地。當然,田地分散,農民必須在田地之間往返,消耗的卡路里較多。但根據戈蘭的計算,多消耗的卡路里在作物提供的卡路里中只佔7%,由於可避免被餓死的風險,這樣的代價還是可以接受的。

簡而言之,戈蘭研究中的安第斯農民並沒使用統計或數學分析,而是通過長期的經驗得知,要面對不可預期的食物短缺,避免被餓死,最好把田地分散。這樣的策略其實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中古世紀的英國農民把田地分散來耕種,想必也是如此。的的喀喀湖的農民不聽從社會發展專家的話把田地集中,也有自己的道理。至於我那個把園圃分成幾處的新幾內亞友人的做法,他的族人為我講述他們這麼做的理由:除了避免園圃因暴風雨的侵襲、植物病蟲害、豬踐踏或老鼠啃咬而全部遭殃,也可在不同海拔、不同氣候之下種植多種作物。新幾內亞農民的做法和安第斯農民類似,只是他們的園圃比較大,也沒分那麼多塊。(每個新幾內亞農民有5~11塊園圃,平均是7塊,而安第斯農民則有9~26塊田地,平均為17塊。)

不知有多少美國投資人沒能像上述的農民一樣,知道如何分辨單位時間的最大收益,以及如何不讓收益少得可憐。如果你有多餘的一筆錢,短期內不會用到,可運於投資或購買奢侈品,那就可以單位時間的最大收益為目標,儘管收益為零或會賠錢,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如果你必須靠投資所得來支付現今的開銷,就得和上面的農民一樣分散風險。你得注意每年收益必須達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維持生活,就算是單位時間收益較低也沒關係。我在寫這一段時,正好發現美國一些最聰明的投資人因為沒能分散風險而導致巨額虧損。哈佛大學獲得的捐贈基金乃全球最多,基金獲利率向來笑傲美國各大學。該基金的經理人擁有絕佳的操盤技術,也願意投注在獲利高的投資上,一般保守的大學則不敢這麼做。哈佛捐贈基金經理人的薪資多寡,視其操盤基金之投資組合的長期平均收益率而定。但這筆基金不是多餘的或可用於不時之需的錢,其中有半數就是哈佛的校務運作經費。高獲利難免有高風險,2008~2009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之時,哈佛捐贈基金因投資失利,導致大筆虧損,不得不裁員和停止招募教職員來因應,計劃花費10億美元的科學校區工程也只好停擺。如果哈佛大學的基金經理人也能像安第斯農民或新幾內亞人那樣謹慎,採取分散策略,損失就不會如此慘重(見圖45)。

儲藏食物

我們已經討論過傳統社群如何因應不可預期的食物產量。當然,食物也會因季節而有產量差異,這是可以預期的。溫帶地區的居民非常熟悉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即使現在食物保存技術和長途食物運輸相當發達和便利,在超市幾乎什麼食物都買得到,然而一地的新鮮果蔬還是有季節之分。以我居住的洛杉磯而言,農貿市場可見堆積如山的時令果蔬,如四五月的蘆筍、五六月的櫻桃和草莓、六七月的桃杏、7月到來年1月的瓜類。在北美和歐亞大陸的溫帶地區,除了新鮮果蔬,其他食物的產量也會因季節而有所不同。秋天是農場家畜屠宰的季節,因而有很多肉;春、夏則盛產牛奶,因為那時是牛羊生產的季節;鮭魚和鯡魚等魚類也會在一定的時間洄游、上溯;野生動物也會在一定的季節大遷徙,如馴鹿和野牛。

因此,在溫帶地區,可以預期某幾個月食物產量特別多,某幾個月則會青黃不接,人們就必須勒緊褲帶或是做最壞的打算——可能被餓死。對格陵蘭的諾爾斯人而言,危險期就在每年冬天結束時。此時,他們儲藏的奶酪、乾肉都快吃完了,但是母牛、綿羊和山羊都還沒產崽,因此還沒開始分泌乳汁,菱紋海豹等春天來臨才會游到岸邊交配,在當地定居的斑海豹也還沒登陸生產。1360年左右,格陵蘭兩個諾爾斯人聚落中一全族的人就在這樣一個冬天餓死了。

美洲人、歐洲人以及其他溫帶地區的居民總認為熱帶地區的季節並不分明,特別是靠近赤道之地。儘管熱帶地區每月溫差不大,還是有乾濕季節之分。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有一個名叫波米歐(Pomio)的城鎮離赤道南邊只有幾百公里,一年降水量高達6 600毫米,即使是在最乾燥的月份,降水量也有150毫米。但在波米歐,降水量最多的月份(7月和8月)和最少的月份(2月和3月)相比,足足相差7倍。這樣的差距當然會影響到食物的產量和生活環境。因此,住在低緯度或是赤道上的人就像溫帶地區的居民一樣,必須面對青黃不接的季節。一般這種情況發生在旱季,對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達瑞比族來說,大抵是在9月和10月,對剛果伊圖裡森林的姆布蒂俾格米人而言,則是12月到翌年2月,至於新不列顛島高隆族的旱季則是在1月。但對其他一些住在低緯度的人來說,食物短缺危機則是在最潮濕的月份,如對澳大利亞西北部的原住民賈寧因族來說,是在12月到翌年3月,對蘇丹的努爾人而言,這樣的月份是在6月到8月。

傳統社群常用三種方法來因應可預期的季節性食物短缺:儲存食物、多樣化的飲食以及人口的聚散。現代社會也經常利用第一種方法:我們把食物儲存在冰箱、冷凍庫、罐頭、瓶子裡,或是包裝起來。很多傳統社群(特別是採取定居生活形態的社群)也會在食物盛產時(如溫帶地區的秋天)儲存吃剩的食物,等到食物短缺時(冬天)再拿出來吃。狩獵——採集族群由於居無定所,經常遷移營地,無法攜帶太多的食物(除非利用船,或狗拉雪橇)。如果他們把食物放在營地,則可能會被動物吃掉或被其他人偷走。(儘管如此,採取定居生活形態或在某些季節會定居於一地的狩獵——採集族群還是會儲存大量食物,如日本的阿伊努族、美洲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大盆地肖肖尼族以及極地地區的族群等。)在定居的社群中,有些小型農業社群因為人口太少,無法抵禦敵人的劫掠,因此只能儲存一丁點兒的食物。住在溫帶地區的人更會儲藏食物,在高溫、潮濕的熱帶,因為食物容易腐壞,所以較少儲存(見表8–2)。

表8–2 全世界部分傳統社群儲藏的食物
歐亞大陸 歐亞大陸的牧民 乳製品:黃油、奶酪、脫脂酸奶、發酵乳 歐亞大陸的農民 小麥和大麥、鹹魚或魚乾、乳製品、馬鈴薯等塊莖植物、醃蔬菜、啤酒、油 韓國 大白菜、蘿蔔、小黃瓜醃製的泡菜,發酵的魚蝦 阿伊努族(日本) 堅果、魚乾和冷凍魚、干鹿肉、藕粉 恩加納桑族(西伯利亞) 燻肉、乾肉、冷凍肉(皆馴鹿肉)、鵝油 伊田米族(堪察加) 魚乾、發酵魚 美洲 大多數的原住民農民 干玉米 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 野牛肉乾、將脂肪煉成油、莓果干 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 冷凍肉乾、根莖植物、魚 因紐特人 冷凍鯨魚肉、將馴鹿肉冷凍或製成肉乾、海豹油 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 鮭魚乾、煙熏鮭魚、燭魚油、莓果干 大盆地肖肖尼人 牧豆莢澱粉、松子、肉乾 北加州內陸印第安人 橡籽仁粉、鮭魚乾 非洲 努爾族 小米、啤酒 太平洋地區 東波利尼西亞 芋泥餅、麵包果、香蕉干、薯粉 毛利人(新西蘭) 鳥肉(用土煮或用滾油煮熟)、塊莖植物 基裡維納群島(新幾內亞) 山藥 新幾內亞低地 西谷粉、魚乾 新幾內亞高地 塊莖植物、甘薯(用甘薯把豬喂肥了,再換其他食物) 澳大利亞原住民 野草米子糕

儲藏食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避免食物被微生物分解而腐壞。微生物就像其他生物,在適宜的溫度和水分充足的環境中就可以生長。因此,食物必須保存在低溫或乾燥的環境中。有些食物本身水分特別少,可儲藏數月到數年,特別是再稍微曬乾之後,如核果、穀物、馬鈴薯和蘿蔔之類的根莖類植物。這類食物通常儲存在罐子裡或食物儲藏室中。很多根莖類植物甚至可堆放在地上,長達好幾個月。

其他食物(如魚、肉、多汁水果和莓果等,因含水量高,必須放在架子上曬乾或在火上烤乾才能儲藏。例如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就會將鮭魚煙熏以供儲藏。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主食則是野牛肉乾、莓果干和脂肪煉成的油。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則會交替使用冷凍和日曬的方式,儲藏大量的肉、魚、馬鈴薯和酢漿薯。

還有一些食物則是從原始素材萃取出營養成分,並去除大多數的水分,如我們常用的橄欖油、奶酪和麵粉。地中海傳統社群、歐亞大陸的牧民和農民幾千年來一直使用這種方法保存食物。新西蘭的毛利人會用土煮或用滾油把鳥肉煮熟並去除水分來儲藏,鳥肉本身的脂肪有防腐作用,因此不易腐壞。此外,美洲獵人會把野牛肉做成肉乾,北極地區的人也會用這種方式來儲藏海洋哺乳類動物的肉。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則會用燭光魚來煉油。燭光魚本身含有非常豐富的脂肪,燭光魚乾甚至可當蠟燭,故以此為名。新幾內亞低地居民的主食則是從西谷椰子的木髓中萃取的西谷粉。波利尼西亞人和日本的阿伊努族也像大盆地肖肖尼族一樣,會從植物根部萃取澱粉。

還有一些儲藏食物的方式不用乾燥。在極地和歐洲北部等冬天氣溫降到零度以下的地區,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冬天將食物冷凍、埋在地底下或是填滿冰的地下洞穴,如此一來食物就可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讀書時,曾和英國友人在英格蘭東部鄉間開車漫遊,找地下洞穴探險。我們和一個當地人聊天。他說,他的土地上有一棟特別的建築物,歡迎我們去看看。那棟外觀有圓頂的建築是被人砌成的。那人打開上鎖的門,我們湊近一看,發現裡面有個洞,洞口直徑約3米,可從木梯攀爬到下方,但那個洞深不見底。

下一個週末,我們帶著套索、火炬、頭盔,身穿連身工作服,打算進入那個洞穴探險。當然,我們希望那裡有深邃的通道,通道旁還有走廊,最好能在那裡發現被人遺忘的寶藏。由於我是唯一的美國人,也是我們那群人中體重最輕的,朋友們指派我第一個從那腐朽的木梯爬下去。沒想到,我才往下9米左右就到了底部。那裡沒有走廊、沒有寶藏,什麼也沒有,只看得到古色古香的磚頭砌成的洞壁。那晚,回劍橋之後,我和朋友一起吃飯,聊到我的神秘發現。其中一個是上了年紀的工程師,週末經常到鄉間散步。他說:「那一定是冰屋!」他解釋說,在19世紀末,冰箱未問世之前,英國人常利用這種冰屋來儲存食物。他們挖深深的地洞,冬天把食物和冰塊放進去儲存,食物就可以一直保持冷凍,直到來年夏天。我們發現的那種冰屋必然可以儲藏相當多的食物。

傳統社群保存食物的另一個方法就是將食物煮熟,殺死微生物,在滾燙、無菌的狀態下封存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政府要求城市居民在後院園圃種植果蔬,採摘後煮熟再用真空瓶封存,然後送給在前線作戰的士兵。我小時候住在波士頓,家裡有個地下室,我母親把秋天成熟的番茄和小黃瓜都裝在罐子裡,就可供我們家冬天所需。我母親在裝罐之前,先用高壓鍋將它們煮熟。我還記得那種老式高壓鍋,不時會洩壓噴氣,把蔬菜糊噴到天花板上。新西蘭的毛利人也用煮熟封存的方式來保存鳥肉,鳥肉融化的脂肪也有助於阻隔微生物。雖然毛利人對微生物一無所知,還是發現了這個好方法。

最後一種保存食物的方式則是用醃製或發酵來抑制微生物生長。常見的做法如在食物中添加鹽或醋,也可借由食物本身含有的酒精、醋或乳酸來發酵,如啤酒、白酒等含酒精的飲料。韓國人每餐必備的泡菜也是這類食物,通常是用大白菜、蘿蔔、小黃瓜加鹽水來醃製。其他如亞洲牧民用母馬的乳汁、波利尼西亞人用芋頭和麵包果來發酵,堪察加人伊田米族(Itenm』i)也會做發酵魚。

最後,要儲藏餘糧也可先將其轉化為非食物的東西,之後在青黃不接的季節再換回食物。現代社會的農民就把作物或宰殺後的牲畜出售,然後把賺來的錢存入銀行,最後再用錢到超市買其他食物。又如新幾內亞高地的養豬戶會用甘薯來餵豬,幾年後,再把豬宰殺來吃。這種做法也等於把多餘的甘薯儲存在豬體內,而達到儲存食物的目的。

飲食多樣化

傳統社群面臨季節性食物短缺的問題時,除了儲存食物,就是飲食多樣化,即使是平常不屑於吃的東西也得吃。我曾在第六章以雷尼爾島的居民為例,他們把可吃的野生植物分成兩類:一類是平常吃的,另一類則是在龍捲風破壞園圃之後,沒東西可吃時不得不將就吃的。但雷尼爾島民平常吃的東西大多來自自己的園圃,對野生植物的分類並不精細。由於南非昆族是狩獵——採集族群,自己並不種植作物,因此對野生植物的分類相當精細。他們為200種以上的野生植物命名,認為其中的105種是可以食用的,然後再依照喜好的程度分成6類以上。

昆族人最喜歡的植物是產量豐盛、到處可見、不管哪個月都有、容易採集、可口又有營養的。照這些條件看來,「mongongo」堅果因符合上述每個特點,在昆族人食物排行榜可榮登第一名。昆族所消耗的植物卡路里中將近一半都來自這種堅果,可與之匹敵的只有肉類。如果某種植物產量稀少,只在某幾個地方或某些月份才有,並且難吃、不好消化或無營養,則不太受族人青睞。昆族人搬遷到新營地時,會先採集當地的「mongongo」堅果和其他13種他們比較喜歡的植物,直到這些植物在那一帶被采光了。接著,昆族人就必須退而求其次,接受沒那麼好的食物。每年9月和10月因炎熱乾燥,食物變得稀少,昆族人甚至連多纖維、不好吃的植物根部都得挖出來吃。約有10種會分泌樹脂的樹由於不好消化,昆族人很少食用。昆族人最討厭的食物一年只吃幾次,如會引發噁心和幻覺的水果,以及吃了有毒葉子死掉的牛。如果你以為第一世界的人永遠可享用最好的食物,那就錯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食物短缺,很多歐洲人也吃一些平常不吃的東西。例如我的英國友人告訴我,他們就曾吃奶油鼠肉。

在昆族活動範圍東邊四五百公里內,有一名叫貢比·通加的農業社群。這個農業社群的人口密度是昆族的100倍。若作物歉收,由於農民人口眾多,便會對當地野生植物環境造成很大的壓力,農民也得像昆族人,退而求其次,吃一些平常不吃的東西。這些通加農民會吃當地的21種植物,但昆族人甚至認為那是無法入口的食物。其中一種是刺槐,雖然產量豐富,如果昆族人要採集,每年應可採集幾噸之多,但因豆莢有毒,昆族人就放棄了。但通加農民在面臨饑荒時,還是會採集這些豆莢,浸泡、煮熟、濾干以去除毒素,然後再吃。

生活在新不列顛島的高隆人,其主食來自自家園圃種的芋頭和飼養的豬。但在每年10月到翌年1月的旱季是「taim bilong hanggiri」(屬於飢餓的時節),園圃裡幾乎種不出東西。這時,高隆人只好到森林狩獵,捕捉小動物、昆蟲、蝸牛和採集野生植物來吃。其中一種植物是有毒的野生核果,必須浸泡數日才能將毒素過濾出來。他們還會把一種野生棕櫚樹的樹幹烤來吃。高隆人平時可不會吃這種給豬吃的東西。

人口的聚集與分散

除了食物儲藏與飲食的多樣化,傳統社群還會以人口遷移和聚散的方式,來因應可預期的食物短缺。在食物來源稀少且集中在少數幾個地區時,人們就會採取聚集的生活形態。如食物盛產,到處都有,人們就會分散到各地。

例如大家都知道阿爾卑斯山的農民冬天會待在山谷中的農舍,春夏則會把牛羊趕到新草長出來的地方和已經融雪的山坡。其他社群,尤其是狩獵——採集族群也採取這種季節性聚居和分散的生活形態,如澳大利亞原住民、因紐特人、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大盆地肖肖尼族、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人們在食物短缺的季節聚集在一起,常舉辦各種群體社交儀式,如年度祭典、跳舞、成人禮或洽談婚事。下面就以肖肖尼族和昆族來為例。

美國西部大盆地的肖肖尼族住在四季極為分明的沙漠地區,夏日高溫、乾燥(白天氣溫可達32~38攝氏度),冬日則非常寒冷(日夜溫度皆在零攝氏度以下),而且降水量少(每年254毫米以下),大多數皆是冬天飄下的冰雪。在食物短缺的冬天,能吃的皆是以前儲存下來的松果和牧豆粉。秋天,肖肖尼族會聚集在松樹叢,採集大量松果並儲存起來。冬天,2~10個有血緣關係的家庭會聚集在可供水的營地。春天,天氣暖和,植物欣欣向榮,動物又活躍起來,營地裡的大團體又分散成多個核心家庭,分別去高處和低地覓食。夏天,食物的來源多,肖肖尼族餐桌上的菜餚也變得豐盛,包括蚱蜢、蒼蠅幼蟲、爬蟲類等昆蟲,還有兔子、齧齒類動物等,加上野鹿、山羊、羚羊、大角鹿、野牛和魚。夏末,他們會在松樹叢聚集,然後一起過冬。南非沙漠因為水源和食物來源不固定,在那裡生活的昆族也實行季節性的聚散。他們會在旱季集中在少數幾個水坑附近聚居,等多雨的季節來臨,則又分散到308個有水的地方。

對危險的反應

我們已討論過傳統社群可能面臨的危險及其因應之道。最後,我們再來比較實際的危險程度與我們的反應(例如我們有多擔心,如何預防)。也許有人會天真地以為我們完全理性,也具備知識,因此我們對各種危險的反應應該與實際的危險程度(每年實際造成的傷亡人數)成正比。我將以5個理由來戳破這種有關危險的天真想法。

第一,每年因某種危險而死亡或受傷的人數要比我們預期的更少,因為我們已知這種危險,會小心防範以減少風險。如果我們非常理性,對於危險程度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估量,應該包括那些因疏於防範而死亡的人數,但這樣的人數實在難以計算。就本章前面討論過的兩個例子而言,傳統社群的人很少餓死,這是因為他們已採取各種對策來降低被餓死的風險。每年昆族人喪生在獅口下的人數少之又少,並不是獅子不危險,而是昆族人因認為獅子極其危險,所以有許多小心防範的對策,例如天黑之後就不離開營地、經常注意四周有何風吹草動、白天外出隨時當心有無獅子出沒的蹤跡、常常大聲說話、女人離開營地必定成群結隊,以及特別留心老邁、受了傷或落單的獅子。

第二,我們願意為了某些目標不惜置身於險境。如果獅子霸佔獵物,準備飽食一頓,為了奪回獵物,昆族人還是會冒險把獅子趕走。大多數人不會為了好玩而衝進失火的房子,但是如果自己的小孩被困在火場,則會奮不顧身地衝進去。很多美國人、歐洲人和日本人為了是否興建核電站而頭痛不已。由於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震驚全球,也就讓人更害怕核能帶來的危險。反之,如為了減少煤、石油和天然氣的使用,改善全球變暖的問題,核電站提供的清淨能源還是可以考慮的。

第三,人們常錯誤評估風險,特別是西方世界的人。這也是心理學家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如果你問美國人,今日生活的危險是什麼?他們可能會先提到恐怖分子、空難、核電站事故,但這三者過去40年來在美國每年奪走的生命遠遠少於車禍、酒精和香煙。如果以每年實際致死人數來評估各種風險(每小時奪走的生命),顯然一般美國人高估了核電站事故的危險(美國大學生和女性心目中的頭號危險),也誇大基因改造技術、新的化學科技和噴霧罐帶來的危險。但美國人則低估了酒精、汽車、香煙、外科手術、家電和食物防腐劑帶來的危險。我們會有上述偏見,因為我們特別擔心無法掌控的事件,而且這樣的事件可能造成大量死傷,或是我們對那種情況很陌生,難以正確評估其危險性。反之,由於某些危險為我們所熟悉,讓我們以為那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即使有人死亡也是個案,不會導致大量傷亡,因而低估了這樣的危險,如開車、喝酒、抽煙或是站在踏板梯的上面。我們認為自己可以掌握情況所以願意做這樣的事。雖然我們知道有人因此喪生,但那是別人,如果我們夠小心就不會發生不幸。正如昌西·斯塔爾(Chauncey Starr)所言:「我們不願別人對自己做的事,自己倒是做得不亦樂乎。」

第四,有些人不但願意接受危險,還特別熱愛冒險。例如有人為了追求刺激去玩跳傘、蹦極、參加賽車或是賭博。根據保險公司的統計資料,男人比女人更愛冒險,最喜歡冒險的年紀是二十幾歲,年紀越大越保守。最近,我去非洲維多利亞瀑布一遊。寬達1 700米的贊比西河筆直下落108米,再從曲折的峽谷流入一個叫作「沸騰鍋」的河灣。瀑布怒吼,有如萬馬奔騰,巖壁漆黑,峽谷水氣氤氳,下方河水滾滾,那裡就像是地獄的入口。在「沸騰鍋」上方有一座橋,讓人可以通過贊比亞和津巴布韋的邊境。遊客可從橋上一躍而下玩蹦極,在嘈雜的瀑布聲中,縱身至漆黑、水汽瀰漫的峽谷。我看著眼前的奇景,不敢走上橋去。即使有人告訴我,我得從橋上跳下才能救我的妻兒,我也不敢。後來,我兒子的同學來此與我們會合。這個22歲的年輕人腳踝綁著繩索,頭朝下,就這樣跳下去了。他肯花錢追求這種刺激,如果我必須獻上全部的家產才能免於一跳,我也願意。但我後來想起自己大學時在英國鄉間洞穴的冒險,才恍然大悟自己也曾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

第五,有些社群對危險的接受程度比較高,有些則比較保守。不只是第一世界的社群有這樣的差異,美洲印第安部落和新幾內亞部落也是。舉一個最近的例子:被派往伊拉克前線的美軍要比法國或德國士兵更勇於冒險。有人猜測這樣的差異可能因為法國和德國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喪生者將近700萬人,不少士兵死於冒險的軍事行動。此外,現代美國社會是以外來移民為基礎,這些移民願意從舊大陸到新世界闖蕩,因而也更具冒險精神。

總而言之,所有的人類社群都會面臨危險,只是因不同的居住環境和生活形態而承受不同種類的危險。我害怕被車子撞到或是從梯子頂端摔下來,我的新幾內亞友人則擔心鱷魚、龍捲風和敵人,昆族人則怕獅子和乾旱。每個社群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因應危險的方法,但西方社會的人對危險的考慮與認識顯然不夠清楚。我們對基因改造技術、噴霧罐憂心忡忡,卻認為抽煙或騎車不戴安全帽沒什麼。傳統社群是否會和我們一樣錯誤評估生活中的危險則仍待研究。由於西方社會的人對危險的認識大都來自電視等媒體,容易被聳人聽聞的報道影響,如罕見的或死傷慘重的事故,是否因此而容易錯誤評估危險?反之,傳統社群對危險的瞭解都是來自親身經驗或親友的描述,是否因為這樣對危險的評估比較準確?我們對危險的想法是否可以更實際一點兒?

[9] 1英畝≒ 4 046.856 4平方米。——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