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危險的態度
我最初踏上新幾內亞的時候，不知當地環境的險惡，而且粗心大意。記得我曾經花了一個月，在一群新幾內亞朋友的陪伴下，在林木蓊鬱的山間研究鳥類。我們先在海拔高度較低的地方紮營，一周後，我已把那裡的鳥類都記錄下來了，希望到更高的地方，研究那裡的鳥類，我們於是往上爬了1 000多米。至於下一周的露宿營地，我在森林裡選中了一個地方，從一條狹長的山脊繼續走，來到一個寬闊的平台。附近坡度和緩，可讓我隨處走走、觀察鳥類。那裡還有一條小溪，我們不必走遠就可取水。我們在山脊平台的一側落腳，那裡面對幽深的山谷，我可觀看老鷹飛翔的身影，也看得到褐雨燕和鸚鵡。我決定在一棵大樹底下紮營，粗壯的樹幹爬滿青苔。想到接下來的一周可在美景如畫的林間徜徉，我就喜不自勝，請陪我的那些新幾內亞友人先搭建帳篷底下的木頭架子。
沒想到他們變得焦躁不安，不肯把帳篷搭在那裡。他們解釋說，那棵大樹已經死了，可能會倒下來，壓垮我們的帳篷，我們就會被活活壓死。是的，我看得出那棵樹已經死了，但我認為他們實在反應過度，於是勸說他們：「那棵樹很大，但是看起來很穩固，而且沒有腐爛的跡象，不會被風吹倒的，更何況這裡沒有風。這棵樹要倒下來也是好幾年後的事。」然而這些朋友還是不放心，不肯睡在大樹底下，寧可把他們的帳篷搭在空地上，離那棵樹遠一點兒，萬一樹倒下來，才不會被壓死。
當時，我真的覺得他們把恐懼誇大，簡直到了神經質的地步。但我在新幾內亞森林待了幾個月後，我注意到，在森林裡幾乎每天都聽得到樹木倒下的響聲，也聽了一些新幾內亞人被倒下來的樹木壓死的事。這些新幾內亞人常常住在森林裡，也許一年中有100個晚上，如果他們的平均壽命是40歲，一生中就有4 000個晚上在森林中度過。我計算了一下：如果你做了某件事，這件事可能致使你死亡，但概率很低，比方說，每1 000次發生1次，但是你要是每年做100次，不到10年，你就可能一命嗚呼，無法活到40歲。新幾內亞人不會因為森林裡的樹木會倒下來而裹足不前，但他們知道不要睡在枯死的大樹底下，就可避免被大樹壓死的危險。他們會有這樣神經質的反應其實很合理，我稱其為「有益的神經質」。
但神經質怎麼會有益呢？這種說法似乎矛盾。一般人總認為「神經質」是不好的，包括誇大恐懼的感覺、無緣無故的恐慌，甚至近乎妄想。新幾內亞人反對在大樹底下紮營時，我的想法也是如此。那麼粗壯的樹怎麼可能突然倒下來？但長遠來看，在原始的環境中，這種神經質的確有助於生存，就是傳統社群趨吉避凶之道。
這也是新幾內亞人對我影響最深的地方。不只新幾內亞人如此，全世界很多傳統社群也是。如果你必須常常做一件事，儘管風險很小，但是如果你不想早死或年紀輕輕就變成跛腳，還是小心為妙。我因為受到這種態度的影響，回到美國之後，不管開車、淋浴、爬上梯子換電燈泡、上下樓梯還是走在地面光滑的人行道，都非常謹慎。我的一些美國朋友看我這樣小心翼翼都覺得瘋狂、好笑。在我的西方友人當中，和我一樣小心的只有三個人。他們是職業使然： 一個是開小飛機的駕駛員、一個是在倫敦街上執勤、沒佩戴槍支的警察，還有一個則是釣魚嚮導，常在山間的急流泛舟。這三位朋友在長年的工作中都看過同行因為不小心而喪命，因此凡事謹慎，步步為營。
當然，不只是新幾內亞叢林危機四伏，在西方生活一樣有不測之災，不管你是不是飛機駕駛員、警察或釣魚嚮導。然而，現代西方生活中的危險還是和傳統社群有別。顯然，危險的種類不同，我們更可能發生車禍、遭到恐怖分子的攻擊或是心肌梗死。對傳統社群而言，他們的危險則是獅子、敵人和被倒下的樹木壓死。大抵而言，傳統社群面臨的危險還是比我們多，因此我們的平均壽命是他們的兩倍，這意味著我們每年平均面臨的危險只有他們的一半。另一個顯著的差異是，我們受傷的時候可盡快就醫，但在新幾內亞就可能不治或者終身殘廢。有一次，我在波士頓結冰的街道上摔倒，腳骨折了。我一跛一跛地走到最近的電話亭，向我當醫生的父親求救，他隨即開車過來載我到醫院。另一次，我在新幾內亞布干維爾島內陸因膝蓋受傷而無法走路，發現自己離岸邊足足有32公里，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新幾內亞人如果骨折，沒辦法找骨科醫生治療，最後骨頭可能癒合不良，造成永久損傷。
我將在這一章描述我在新幾內亞碰到的三件事，來說明為什麼神經質是有必要的。在第一件事發生之時，我完全沒有經驗，不知大難臨頭：當時我和一般的西方人沒什麼兩樣，對週遭環境沒有戒心，但在傳統、原始社會生存的確需要改變心態，才能平安度日。第二件事發生在10年後，我終於知道神經質的重要。這次我因為提高警惕，不再粗心大意，因此得以逃過一劫。10年後，我又遭逢另一件事。當時，有位新幾內亞朋友就在我身邊。我們在空無一人的山林空地上發現一根插在地上的樹枝。我的朋友認為這可能是有人故意在這裡做的標記，因此我們必須小心提防。他的謹慎與明察秋毫讓我印象深刻。我將在下一章繼續討論傳統社群面臨的危險種類，以及他們如何評估、因應。
雨夜怪客
一天早晨，我在13個新幾內亞高地人的陪伴下，從一個大村子轉往一個孤立的小村子，預計要走上好幾天。那個小村子在一座小丘上，人口稀少，遠比不上高地。高地可種甘薯、芋頭，能養活很多人，因此人口稠密；低地則多種植蘇鐵，也有不少淡水魚，那裡也是腦型瘧疾最流行的地方。出發前，有人告訴我，這趟旅程約耗時三天，必須走過險惡的森林。那裡幾乎沒什麼人，幾年前才成為政府管轄之地，先前還發生過部落戰爭，據說仍有族內食人的習俗，也就是人死後常會被親友吃掉。我有幾個同伴來自那個地方，但大多數都是高地人，對當地的情況一無所知。
第一天的旅程還算順利。我們繞過一座山之後慢慢向上爬，通過山脊，然後沿著河流往下走。但第二天就沒那麼容易了。我們在早上8點拔營，那時飄起了濛濛細雨。由於此去無路，我們不得不渡過山間急流，在濕滑的大石頭上爬上爬下。儘管我那些新幾內亞友人可在崎嶇的高地上健步如飛，但如今也有身陷夢魘之感。到了下午4點，我們已沿著河流往下走了600米左右。此時，大家已精疲力竭。我們在雨中紮營、煮飯配魚罐頭吃。飽食一頓之後，雨還沒停，我們隨即準備睡覺。
接下來，我得詳細說明帳篷的配置，才能理解那晚發生的事。我的新幾內亞友人睡在一頂倒V字的長形防水帆布帳篷裡，兩端都是開放的，前後都可進出。帳篷頂端的橫樑很高，因此帳篷底下可以站人。我用的則是鮮綠色的尤里卡牌自動帳篷，骨架是很輕的金屬做的，前方有可掀式的門，後方有小小的窗戶。睡前，我已經把門窗的拉鏈拉好。我住的帳篷的掀門面對新幾內亞友人住的大帳篷的一個開口，相隔只有幾米。如果有人從那帳篷走出來，會先走到我休息的帳篷的門前，然後經過帳篷的一側，再走到帳篷的末端，也就是有窗戶的地方。由於我那頂帳篷的門窗都已關上，沒看過這種帳篷的人根本不知道門在哪一邊。我頭向著帳篷後面，腳朝向前門。由於帳篷不是透明的，所以從外面看不到裡面的情況。我的新幾內亞友人為了取暖，在帳篷裡生了火。
經過這一天的折磨，我們累得倒頭就睡。我不知睡了多久，才發現外面傳來輕柔的腳步聲，地面也因有人走過而微微震動。有一個人走到我的帳篷末端，也就是靠近我頭部的地方，然後停了下來。此時，所有的聲音和動作都靜止了。我猜，那人可能是我同伴從他們睡的大帳篷出來小便。奇怪的是，如果要小便，他該離我的帳篷遠一點兒，不知他為何故意經過我的帳篷，站在帳篷後面。但那時我實在是困極了，沒去推敲他的用意，便沉沉地睡著了。不久，我被同伴說話的聲音吵醒。從他們那頂帳篷透過的火光看來，顯然出現了騷動。這沒有什麼不尋常，新幾內亞人時常在半夜醒來說話。我喊叫，請他們安靜，讓我好好睡覺。那晚，我根本不覺得發生了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醒來之後，掀開帳篷的門，走到外面，向我的同伴問好，然後開始準備早餐。他們告訴我，他們半夜醒來說話是因為好幾個人都看到了一個陌生人站在他們帳篷的出入口。那個人知道自己被發現了，於是伸出一隻手臂，手指往下彎向手腕。有幾個新幾內亞人看到這樣的手勢，不禁驚叫出聲。他們的叫聲讓在睡夢中的我誤以為他們半夜還在講話。其他新幾內亞人聽到這樣的叫聲也驚醒了，於是坐起來。接著，那個陌生人的身影就消失在雨夜中。我的新幾內亞友人指著泥地上的腳印給我看。至此，我還不覺得有任何可怕的地方。
我的確沒想到有人會在這樣一個雨夜，走過荒山野地，接近我們的營地。由於當時我在新幾內亞見識過太多讓我出乎意料的事，已經見怪不怪，絲毫沒想到自己有生命危險。我們吃完早餐，隨即拔營往前走，繼續第三天的行程。我們渡過湍急的河流，接著踏上一條寬闊的路，沿著河岸，穿越樹木高聳的森林。在森林深處，我覺得像是置身於宏偉的哥特式教堂。為了追逐鳥類，獨自享受自然的大教堂，我加快腳步，把我的同伴拋在後頭。我先走到目的地，也就是河流上方的那個小村子，於是坐下來等我的朋友，等了很久，他們才趕上來。
我們在那個孤立的小村子待了近10天，過得十分愜意，讓我忘了那個「雨夜怪客」。之後，我們得回到之前住的那個大村子。我的新幾內亞友人建議走另一條路回去，那就不必渡河。那條路從森林中穿過，乾燥、好走。我們只花了兩天就回到大村子。
後來，我向一位傳教士提起這次旅程的經歷。他已在當地住了好幾年，也去過那個孤立的小村落。接下來幾年，我和兩個嚮導友人變得更加熟絡。我後來從他們倆和那位傳教士的描述中得知，其實當地人都知道那個「雨夜怪客」，他是個瘋狂、危險的巫師，曾拿著弓箭威脅那位傳教士，也曾帶著矛在那個孤立的小村子行兇，一邊把人刺得血肉模糊，一邊哈哈大笑。據說，當地已有好幾個人被他殺死，包括他的兩個老婆和8歲大的兒子。那個孩子因為沒得到他的允許吃了一根香蕉，就被他狠心殺死。他有如精神異常的兇手，無法區分現實與想像，有時住在村子裡，有時則獨自一人在森林紮營而居，如有女人不慎闖進他的營地附近，就會遭到殺害。
由於他是個厲害的巫師，當地人根本不敢管他的事。他在半夜闖入我們的營地，被發現時做出的手勢（伸出一隻手臂，手指往下彎向手腕），新幾內亞人一看就知道是食火雞。食火雞是新幾內亞最大的鳥類，當地人認為這種鳥是法術高強的巫師變成的。食火雞不會飛，是鴕鳥和鴯鹋的遠親，重達22~45公斤，有著粗壯的腿和像剃刀一樣鋒利的爪子，可把狗或人開膛剖肚，因而令人生畏。據說，那個巫師做出那樣的手勢就是在施法，模仿食火雞準備發動攻擊時的頭頸部。
那個巫師半夜進入我們的營地究竟想做什麼？我想，來者不善的可能性居大。他也許知道有個來自西方社會的人在綠帳篷裡面睡覺。至於他為什麼走到我的帳篷後面，而非站在帳篷前方，我猜那是因為他不想被我的新幾內亞友人發現，因為我帳篷的門正對著友人帳篷的出入口，或者他不知道入口在哪裡，誤以為帳篷後面才是入口。要是我當時對新幾內亞已有一些認識，我也許在聽到腳步聲的時候就會立即意識到情況不對，甚至大叫。我也不敢像第二天那樣把同伴拋在後面，一個人獨自往前走。現在想起這件事，我覺得自己很愚蠢，身處危險而沒有任何警覺。如果我足夠神經質，就能早一點兒發現危險信號。
海上驚魂
有一天，我和我的新幾內亞朋友馬利克要從隸屬印度尼西亞巴布亞省的一個小島去新幾內亞本島，兩者隔著寬約20公里的海峽。下午4時許，離太陽下山還有兩個多小時，我們和其他4名乘客上了一艘寬約10米的木船。船尾裝了兩個發動機，船夫是3個年輕人。其他4名乘客都不是新幾內亞人：一個是在新幾內亞本島工作的中國漁民，其他3個則分別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安汶島、塞蘭島和爪哇島。船上的貨物和旅客乘坐的地方上方1.2米處有塑料布篷覆蓋，往後延伸到離船尾1.2米處，前方則距離船首3米。那3名船夫坐在船尾，靠近發動機的地方，我和馬利克坐在他們前面，面對船尾，由於我們的座位上面和兩旁都有布篷覆蓋，幾乎看不到外面。其他4名乘客則坐在我們背後，面對船首。
開船了，船夫發動引擎，儘管那天浪很高，船還是全速前進。海水漸漸潑入船內，乘客埋怨了一下。潑進來的水越來越多，一名船夫立即把水舀出去。接著，更多的水潑進來，放在船首附近的行李都被浸濕了。我把手中的雙筒望遠鏡放進我膝上的一個黃色小背包裡，以免損壞。我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像護照、錢和田野調查筆記也都用塑料袋包起來，放在那個黃色背包內。引擎啪啦作響加上海浪的響聲，馬利克和其他乘客不由得對開船的船夫大叫，要他開慢點兒，或是掉頭。（本次事件所有的對話都是用印度尼西亞語，也就是印度尼西亞巴布亞省的官方語言和通用語。）但那名船夫還是不肯慢下來。更多的海水濺入船內。由於船內積水甚多，重量增加，船往下沉，更多海水從船的兩側流進來。
說時遲，那時快，船已經沉下去了。我怕船沉到海中之後，我會被困在布篷底下。接著，我和船上的每個人已在海中載浮載沉。由於事發突然，我的記憶已然模糊，記不得我們是否從船尾沒有布篷遮蔽的地方直接跳到海裡，或是從布篷兩邊爬出去的，也不知道其他旅客的反應。後來，馬利克告訴我，第一個跳下船的是船夫，第二個是我，第三個是他。
接下來的事情更加令我恐慌。我穿著笨重的登山靴、長袖襯衫和短褲。我們的船已經翻了，船底朝天，離我有幾米遠。我覺得登山靴很重，一直把我往下拉。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我要怎麼做才不會沉下去？」我發現旁邊有一個人緊抓著一個黃色救生圈。我也想抓那個救生圈，但另一個人把我推開。此時，浪頭不小，我又吞進了一些海水。雖然我會游泳，但只能在游泳池游一小段。我想，我沒辦法在海裡游很久或一直漂浮在海上。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攀附，我不禁被恐懼吞噬。雖然行李箱和汽油桶也在附近的海面上漂浮，但無法支撐我的重量，我們的船幾乎整個沒入海中，只剩船底浮在水面，說不定不久就會整個沉下去。我們離出發的那個小島有好幾公里遠，另一個島也一樣遙遠，放眼望去，看不到第二艘船。
馬利克游到我身邊，抓著我的領子，把我拉到船邊。接下來的半小時，他就站在翻過來的引擎上，靠著船尾，我在船尾左側，馬利克抓著我的脖子，免得我漂走。我伸出雙臂，抱著平滑的船尾底部。偶爾，我伸出右手去抓引擎，然而如此一來，我的頭就會很低，水不時會潑到我臉上。因此，我只能想辦法把腳伸到船尾左側的船舷上，才能讓身體固定。由於船翻了，我的腳在船舷上，而船舷已泡在水中，我只有頭可以露出水面。每次浪一打來，船上的木頭或船舷脫落的部分就摩擦我的膝蓋，讓我疼痛不已。我問馬利克，我能否用一隻手解開鞋帶，以擺脫登山鞋的束縛，不然我覺得要被這雙笨重的鞋子拉下去了。
我不時看著迎面擊來的海浪，努力撐住。有時，我的一隻腳會從船舷上掉下來，使我一直旋轉。還有幾次，我兩腳都掉下來了，眼看著就要漂走，於是努力游回來，或者馬利克把我拉回來，讓我再度用腳鉤住船舷。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如何才能活下去。我知道，我一刻也不能鬆懈，不然就會葬身海底。每一次海浪撲向我，彷彿要把我帶走，但我不敢有絲毫放鬆。每次漂走，我總是驚恐不已，拚命地游向木船。我還常常被水嗆到，差點兒不能呼吸。
馬利克站的位置似乎比較穩固，於是我漸漸從船的一側移到船尾，試著用一隻腳站在沒入水中的引擎上，緊靠著馬利克，面向船首。接著，我發現我可以用右手抓住與船身相連的木條，也許那是船舷的碎片，如此一來，我終於可以穩穩地抓著，頭也能離水面比較遠。可這樣腳會很酸、很累。
我們似乎還在原地，沒離那兩個看得到的小島近一點兒。如果船沉了，我實在無法在海面上漂浮。我問馬利克，船還能浮著，是不是因為船身底下有空氣，如果空氣流失，船就會下沉。馬利克說，木船本身就可以漂浮，我現在能做的就是抓緊，小心下一波浪濤的來襲，好好觀察，以及等待（但我不知等待什麼）。我問馬利克，他還好嗎？也許，我只是想從他的答案中得到安慰。
行李從木船下方漂了出來，有些因為有繩索綁著，一直在船首附近，包括我的三個行李箱。沒綁好的行李就漂走了，包括我的紅色帆布背包、綠色粗呢行李袋和馬利克的行李。此時，我心中閃過一個念頭：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活命，相比之下行李一點兒也不重要。但是我還是不由得開始盤算要如何解決旅途上的問題：如果我的護照丟了，可以重新申請，但是最近的美國大使館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離這裡有2 500多公里。如果我所有的錢和旅行支票都泡爛了，的確會很麻煩。我不確定我是否已把支票號碼抄下來放在行李裡面。如果我們獲救，我得去借一筆錢，才能飛到印度尼西亞首都辦新的護照，但是我要去哪裡借錢？我最重要的東西（護照、錢、支票和鳥類觀察筆記）都在那個黃色小背包裡。我本來一直把那個背包抱在懷裡，現在那背包已不知去向。如果背包找不回來，也許我可以靠著記憶重建那些鳥類數據。然後，我又覺得荒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命，想那麼多又有什麼用？
在這悲慘時刻，海景卻美得震懾人心。我們頭頂上是無雲蔚藍的天空，可愛的熱帶島嶼在遠方，鳥兒在海面上飛翔。在我努力求生之際，我仍不免被鳥類吸引，試著指認：噢，那是小鳳頭燕鷗，還是鳳頭燕鷗，也許是更小的一種燕鷗或綠蓑鷺。然而，有生以來，我第一次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我在想，萬一我死了，我的母親和未婚妻會多傷心。我想像母親接到這樣的電報：「很遺憾通知您這個消息：您的兒子賈雷德昨日在太平洋溺亡。」
那時，我曾對自己說，如果我這次大難不死，我就不再為瑣碎的事心煩，我也將用不同的心態來面對人生。我本來對生養孩子一事猶豫不決，現在決意要養育下一代。如果這次能活下來，以後我是否還會回到新幾內亞？新幾內亞的生活危機四伏，不但常發生船難、墜機，如果在偏遠的山林受傷或生病，很可能終身殘疾。為了研究鳥類，冒這麼多危險，到底值不值得？我想，如果我僥倖活下來，或許永遠不會再回到新幾內亞。
我接著思索，要怎麼做才能活下來？我想起我的行李箱裡面有兩張折疊式塑料充氣床墊和兩個充氣枕頭，如果充滿了氣，應該可以充當救生工具。我請馬利克去跟船首的人說。我從口袋掏出行李箱的鑰匙，交給馬利克。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人去幫我開行李箱。
船上的人，除了我和馬利克，其他4名乘客和3名船夫現在都在船首，有的緊抱船殼，有的坐在上面。來自塞蘭島的那名乘客潛到船殼下方，尋找有用的東西，結果找到了3個救生圈，於是把這些救生圈交給船首的那些人。沒有人幫我和馬利克。來自安汶島的那個人在哭，不斷地說：「我不會游泳，我們就快死了！」爪哇人唸唸有詞地在禱告。中國漁民說，太陽下山之後，如果下起雨來或是波浪洶湧，漂浮在海上的我們恐怕凶多吉少。他又說：「老天爺，救救我們吧！」馬利克說，如果我們不能在一個小時之內或是太陽下山前獲救，那就沒希望了，因為我們將隨著洋流漂到離陸地更遠的地方，我們無法在海上漂浮一整晚。我還沒想到太陽下山之後的危險。我只知道我們白天已在海上漂流了一個小時，全身濕透，冷得發抖，拚命抱著船殼，已快精疲力竭。如果要在黑夜的海上漂流12個小時，不知會是什麼樣的酷刑？但那3名船夫和塞蘭人似乎一點兒也不緊張，有一個在唱歌，其他人偶爾跳到海中，在船身附近游泳。塞蘭人坐在船殼上，吃榴槤。那幾名乘客帶了好幾個榴槤上船，碩大的果實在船身附近漂浮。
我們一直留意附近有沒有船隻經過。除了幾艘航向新幾內亞本島的船，看不到其他船。5點半，離日落還有一個小時，我們看到3艘小船從本島駛來。雖然那幾艘船有可能經過我們，但現在還距離很遠。我們船上的一名乘客把襯衫綁在木棍上，站在船殼上不斷揮舞，希望能引起那幾艘小船的注意。塞蘭人要我脫下身上的藍襯衫。馬利克也把我的襯衫綁在棍子上站起來揮舞。我們每一個人都大叫：「Tolong!（救命）」然而，那幾艘船離我們很遠，恐怕聽不到。
我仍站在船尾翻過來的引擎上，至少腳有個穩固的地方可以站立，馬利克則和其他7個人站在平滑的船殼前方，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抓握。但我知道，我不可能一整晚都站在引擎上，我的腳已快撐不住了。我對著馬利克叫喊，問他我是否可以和他們一起坐在船殼上。他說：「可以。」但我要從船尾走到前方，就得走過圓弧狀濕滑的船殼。我從引擎下來，站在船殼上，然後往前走。我一下子就掉到海裡，只能趕緊游回來，從船首爬上去，在中國漁民的後面找了個地方跨坐在上面。由於我的手沒有可以緊抓的地方，腳也沒有可以站立的地方，船殼搖晃，我就得調整身體的位置。我被甩到海裡好幾次，然後再游回來。海水雖然溫暖，但我從海裡爬上來，坐在船殼上，由於全身濕透，風一吹就冷得直打哆嗦。沒想到我在熱帶低地還會遭逢失溫。要是我全身乾燥，說不定還會覺得熱，但我全身濕透，所以很怕冷。坐在船殼上，頭不會被水潑到，腳也不會酸，的確比較舒服。我想，這樣應該能多撐一會兒。
眼看著夕陽即將西沉，有兩名船夫說他們要去求救，於是拿了兩個救生圈，游向我們出發的小島。此時，我們還不知道遠方那三艘小船會不會靠近我們，能否看到我們或聽到我們的呼救聲。坐在船殼上的人都指著太陽，擔心不久天就要黑了。在這漆黑的海面上，誰看得到我們？接著，我們又看到一艘汽艇，但離我們還很遠。
此時，有艘小船的帆影越來越大，似乎向著我們駛來。那艘船上的人應該看到我們了。那船在離我們300米左右的地方停住，把帆降下來。船上只有一個人，他用槳划向我們。那船真的很小，船長只有3米左右，船身吃水很深，出水高度只有15厘米。小船一靠近我們，不會游泳的安汶人和爪哇人立刻跳上去。看來，這艘船不能再多載一個人，船夫就開走了。不久，第二艘小船也接近我們，一樣在離我們300米的地方把帆降下。這艘船要比前一艘大，船上有兩個人，用槳划向我們。這時我們終於有機會可以討論。一開始，船上的那兩個人說，由於船吃水已經很深，他們只能載兩三個人，但他們最後還是答應載4個人，留下一個人。我們一致同意讓我們船上的最後一名船夫留下來，船上還有一個救生圈也留給他。
我踏上第二艘小船時，馬利克問我，我的護照在哪裡。我說，我放在黃色小背包中，也許還在船殼下方。於是會潛水的那個塞蘭人潛到船殼底下，幫我把黃色背包找出來交給我。我們坐上第二艘船，漸漸駛離那艘翻覆的船。這艘船坐了6個人：兩名船夫坐在前面，後面依序是中國漁民、我、馬利克和塞蘭人。我一直看手錶。我很驚訝，這表在海水中浸了那麼久還能走。這時是6點15分，再過15分鐘，太陽就下山了。我們被困在那艘翻覆的船上長達兩個小時。
不久，天就黑了。船夫把我們載到最近的一個島上。當初，我們就是從那個島出發的。由於船身吃水太深，水一直潑進來，我後面的一個人不停地幫忙舀水。我雖然擔心這艘小船也會翻覆，但現在看來還算安全。我就像無動於衷的旁觀者，沒有如釋重負之感，也沒因獲救而激動不已。
在我們的船前進時，我們聽到左邊的海面上傳來叫聲。我猜，可能是先前帶著救生圈去求救的那兩名船夫。我們船上一個懂印度尼西亞語的人說，那叫聲來自第一艘小船上的三個人（船夫、安汶人和爪哇人）。他們的船因進水太多，就要沉了。然而，我們的船一樣吃水太深，不能再多救一個人。我們船上有人對著那三個人大叫，但我們的船夫還是不停地往前劃，把那艘船上的三個人交給命運。
我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們才回到那個島嶼，也許一個小時。岸邊風浪不小，沙灘上有個火堆。我們不明白為何有人會在那裡生火。我聽到我們船上那個中國漁民和船夫用印度尼西亞語在交談，一直提到「empat pulu ribu」（4萬）。那個中國漁民從他帶的一個小袋子裡掏出錢來交給船夫。我猜，那名船夫累了，想把我們放在沙灘上的火堆旁，就要走人。但中國漁民給了他4萬印度尼西亞盧比，要他把我們載到碼頭。後來，馬利克跟我解釋，那名船夫說：「你們有4個人，你不給我4萬盧比（約20美元），我就把你們送回那艘翻覆的船，把你們丟在那裡不管。」
這時，我們聽到一艘汽艇從漆黑的海面上駛來，慢慢接近我們。我們的船停泊在靠近火堆的淺水處。接著，我跟著馬利克、中國漁民和塞蘭人下船，爬上汽艇。原來那艘汽艇是那個中國漁民家族的船，出海捕魚時遇見那兩個帶著救生圈游泳求救的船夫。他們救了兩個人，在海面上搜救時，找到了我們那艘已經翻覆的船，還把看得到的行李都打撈起來（我的行李都在，但馬利克的已經不見了）。我們就坐著那艘汽艇慢慢駛向新幾內亞本島。我們告訴開船的人，我們聽到坐第一艘小船的三個人在海中呼救。然而，當我們到達他們呼救的那個地方時，汽艇繼續往前開，並沒有在那一帶巡迴搜救。馬利克後來跟我說，開汽艇的人認為那三個人或許已經上岸了。
一個半小時後，汽艇終於抵達本島。我上身赤裸，抖個不停。我們上岸的時間約是晚上10點，有一群人在碼頭等我們。想必，船難的消息早已傳開。我注意到那群人中有個身材矮小的老婆婆，從外貌看來像是爪哇人。除了電影中的演員，我這一生從未看過有人表情如此激動。她似乎陷入悲傷與恐懼，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事。不久，她從人群中走向我們，問我們一些問題。原來她兒子就是坐第一艘小船的那個爪哇人。
第二天，我在一間小客棧休息，把行李中的東西拿出來風乾。我的望遠鏡、錄音機、測高計、睡袋都毀了，只有衣服洗乾淨、晾乾後還可以穿。馬利克則一無所有。儘管我們因船夫駕駛不當而發生船難，差點兒送命，但在當地，我們根本拿他們沒辦法。
晚上6點左右，我爬上附近一間房子的屋頂，看多久後太陽會下山。在接近赤道之地，由於太陽筆直下沉，黃昏的餘光消失得比較快。6點15分，也就是我們前一晚獲救的時間，太陽即將掉到地平線下。6點30分，天色已經很暗，到了6點40分，已是一片漆黑，如果這個時間我們還在海面上，其他經過的船隻也看不到我們。我們能及時獲救真是福大命大。
天黑之後，我從屋頂下來，內心充滿憤慨和疑問。我失去了寶貴的裝備，甚至差點兒送命。我的未婚妻、父母、妹妹和朋友差點兒就失去了我。我的膝蓋因為擦撞到船舷而受傷、結痂。這一切都是那三名魯莽的年輕船夫害的。在浪頭很高、海水容易潑進船內的情況下，他們仍不肯放慢一點兒或停下來。我們一再地要求他們，但他們根本不當回事兒。其中有兩名船夫帶著救生圈就遊走了，不曾道歉，對他們造成的痛苦和損失沒有一點兒悔意。這些渾蛋！我們差點兒就死在他們手裡。
這些想法一直在我腦中翻滾。我從屋頂下去後，在一樓遇見一個人。我們聊起來，我於是告訴他，我為何要去屋頂，以及前一天發生的事。沒想到，他前一天也從那個島要坐船來本島。他看過我們坐的那艘船。那三名年輕船夫把船開到岸邊，準備搭載客人。他發現船的引擎很大，也注意到那三名年輕船夫的輕率自大。由於他有不少搭船的經驗，他認為搭那艘船太危險，寧願等下一艘駛向本島的大船。
他的話讓我心頭為之一震，原來我並不是非搭那艘船不可！沒有人強迫我搭那艘船。我會碰上這樣的事，我自己也有責任。我本可以避免這次災禍。與其責怪船夫愚蠢，不如說我自己愚蠢。那男人正是因為神經質，意識到可能會發生危險，所以寧可等下一艘大船，也就躲開大禍。從今以後，我也寧可做一個神經質的人。
一根樹枝
最後，我要描述的事件是發生在那次船難多年之後的事。經歷船難後，我已深刻體會到神經質的必要。新幾內亞低地矗立著一座座孤立的山巒。生物學家對這樣的高山棲地非常感興趣，因為被低地包圍的山巒就像海中孤島，棲息著獨特的物種。大多數這樣孤立的山頭因海拔高而不適人居，要去那裡研究鳥類和動植物只有兩個方法：一是直接搭乘直升機過去，但在新幾內亞包機很難，更難在林木蓊鬱的森林找到可以降落的空地；二是在目標山頭附近找到一個比較近的村落，先搭乘飛機、直升機或船到那個村落，再往上爬到山頭上。由於新幾內亞地形崎嶇，如果帶著裝備從村落出發，最多只能走8公里的山路。此外，很多孤立的山頭沒有詳細的地圖，我們因此無法找到明確的地點，也不知道海拔高度。只有通過勘測飛行才能得到這樣的地理數據。
有一座山特別吸引我。雖然那座山不是特別高，但四周都是低地，因此形成孤立的環境。我在新幾內亞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後，計劃第二年就去那裡進行田野調查。我先租了架小飛機在那座山附近繞行、偵測，並找到最高峰。山頭半徑40公里範圍內看不到任何村落，也看不到園圃或其他人類蹤跡。如此一來，沒有任何村子可當我的中轉站，我必須靠直升機載運人員和裝備，也得找一個直升機可以降落的空地。（有些直升機可在森林的上方盤旋，找一個地方，利用絞盤把人員和貨物垂吊下去。但這需要特別的直升機，而且人員必須受過訓練。）雖然新幾內亞的原始森林放眼望去一片碧綠，偶爾也可看到沼地、乾涸的池塘、河岸、池塘邊的空地、乾燥的泥火山，或地震引發泥石流傾瀉形成的土坡。這次勘測飛行，我很幸運找到一大片土坡，離山頂約有4公里，海拔高度為1 000多米。以新幾內亞人的觀點來看，在這個土坡上紮營，每天要走到山頂上觀察鳥類實在太遠，應該用直升機把裝備載到土坡，設立第一個營地，再開闢一條小路，在靠近山頭之地設立第二個營地，然後從第一個營地把東西運到那裡。
解決直升機降落地點的問題之後，還有其他問題，例如取得研究許可以及請求當地人協助。然而，如果靠近山頂的地方沒有任何人類蹤跡，我該怎麼辦？我該和誰接洽？我的經驗告訴我，東部山區低海拔處可能有遊牧族群出沒。我雖然看過相關報告，仍沒有確切資料，不知那些遊牧族群是否會從東部往西，到靠近山頂的地方。不管如何，我之前坐飛機勘測，並沒有看到任何人。我也從經驗得知，遊牧族群喜歡待在孤立山區的低海拔處，以蘇鐵樹幹的木髓為主食。高海拔山區則沒有足夠的食物讓人吃飽。遊牧族群也許偶爾會為了尋找蘇鐵跑到比較高的山區，但我多次進出高海拔山區，並沒有發現任何遊牧族群。我發現那裡的動物因為不曾見過人類，也不曾遭到獵殺，因此非常溫馴。
如果我想要研究的那個山頂未能發現人跡，也就無法找到任何新幾內亞人，並請求他允許我在當地進行調查研究，我更不能在當地找到幫手，協助我搭建營地、砍青開路，並幫我尋找、辨識鳥類。我也許可從別的地方找新幾內亞人當幫手，但我仍不知如何才能得到許可以進行我的研究。
在新幾內亞，每塊地都可能歸某一社群所有，即使他們未曾踏上那塊土地，未經許可擅自闖入可是大忌。如非法入侵被逮到可能遭到搶劫、謀殺或強暴。我有幾次明明已得到當地人的許可而在某個區域探訪，沒想到會在那裡碰到其他人，他們宣稱自己才是土地的主人，因為我沒得到他們的許可擅自闖入而勃然大怒。這次由於我不是獨自前往，還從其他地方找人跟我去，更可能激怒當地人。他們會以為跟我去的那幾個新幾內亞人想偷他們的女人、豬，或是要搶奪他們的土地。
如果直升機把我載到土坡，讓我下去，然後就飛走了，把我留在那裡三周，我會不會碰到遊牧族群？直升機還要再來回幾趟，載運補給品和幫手過來。如果附近有任何遊牧族群，他們會聽到直升機的聲音，發現直升機降落之處，找到我們。更糟的是，如果當地的遊牧族群不曾與外人接觸過，也就是沒看過白人、傳教士或政府官員，第一次接觸的經歷恐怕非常恐怖，雙方都不知道對方想要什麼或會做出什麼事。由於我們完全不懂那些族群說的語言，難以用手語溝通、示好。即使他們願意慢慢等，你也很難表明來意，更何況他們不會等，一看到外人就驚惶、憤怒、害怕，立即拿出弓箭對付你。如果我被那些人發現了，我該怎麼辦？
完成勘測飛行之後，我回到美國，計劃第二年利用直升機前往目標山頂。回到美國這一年，每晚在入睡前，我總會想像在森林裡碰到遊牧族群會是什麼樣的情景。我想，如果我碰到他們，我會坐下，伸出雙手，讓他們看清楚我沒帶任何武器，不會對他們造成威脅，然後擠出笑容，伸手到我的背包裡拿出一條巧克力棒，吃一口給他們看，表示這東西無毒可食，再請他們吃剩下的巧克力。但是，他們可能會因為遇見我這個外人而憤怒，或是看我伸手到背包，以為我要拿出武器，立刻變得恐慌，那就不妙了。我還想到的一個辦法是模仿新幾內亞鳥類的叫聲，表示我只是去那裡研究鳥類。通常這是和新幾內亞人交好的好辦法，但那些遊牧族群可能會認為我是瘋子，或是想利用鳥類的叫聲對他們施展巫術。如果我帶著新幾內亞人和我一起飛到山頂附近，碰到獨自在山林間漫遊的原始部落人，我們或許可以設法請他來到我們的營地，跟他交朋友。我會努力學習他使用的語言，請他多帶幾個族人過來。問題是，他看到我們這一群外來者應該會非常驚恐，我們要如何說服他，讓他在我們的營地待上好幾周？
我不得不承認，這些都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恐怕都行不通。但我不會因為這樣的擔心而放棄整個計劃。就勘測飛行所見，看不到任何人跡或草屋，因此可能不會碰到遊牧族群。再者，就我先前的經驗，我發現遊牧族群多待在低地，很少爬上山頂。一年後，當我再度踏上新幾內亞進行我的研究計劃時，說實在的，我還不知道萬一碰到遊牧族群該怎麼辦。
開始執行計劃的日子終於來到。我從幾百公里外的地方找來4個新幾內亞人當幫手，打算包一架小飛機，飛到離目標山頂最近的土坡。我們必須運送的裝備多達四五百公斤。土坡附近有個村子，在山頂南方59公里處。我們沿著山丘往上，發現東部山區的河谷有8間草屋，離山頂最近的草屋仍在山頂東邊36公里處。第二天，我們包了架小直升機，分4次把人員和裝備載運到山中那一大片土坡上。第一次，載了兩個新幾內亞人、一頂帳篷、斧頭和食物過去，萬一直升機無法回來載他們，他們也能生存。一個小時後，直升機飛回土坡，而且帶來好消息：他們在飛行途中發現一個更好的地方可以紮營，那裡離山頂只有1公里，海拔高度更高。如果我們在那裡紮營，去往山頂只要幾個小時，不必從現在的土坡大老遠地走過去，也用不著設立第二個營地。直升機又飛了兩趟，把另兩個新幾內亞人載過去，也載運了更多補給品。
最後一趟則是載我和剩下的補給品到營地。我在飛行途中往下看是否有任何人類的蹤跡。我發現在土坡以北16公里、山頂以南43公里處的小河邊還有一個村落。不久，我又看到兩間草屋，兩間相隔有一段距離。由於那一帶是低地，我猜可能是遊牧族群的草屋。我們繼續往上爬升，這時已看不到任何人跡，也沒有草屋或園圃。也許，這一帶山區真的不適合人居住，也沒有人到訪過！
直升機在我們紮營的預定地點上方盤旋。我那4個新幾內亞同伴在下方向我揮手。那塊空地本來是溝壑，因為上方土石滑落而變成平地（也許是最近一次地震造成的）。那塊空地都是土，沒有任何植物，正是直升機降落的理想地點。除了這塊空地和先前看到的大片土坡，放眼望去，全是蓊鬱的森林。直升機降落後，我和駕駛員把最後一批東西卸下來。之後，我再爬上直升機，請駕駛員把我載到最近的山頂。看來，我們可從營地沿著山脊走到山頂，由於坡度和緩，應該不成問題。山頂本身則非常陡峭，得再往上爬70米才能到達峰頂。附近仍看不到任何人跡、草屋或園圃。最後，直升機把我送回營地就飛走了，約定19天後再回來接我們。
我們相信直升機一定會回來接我們，然而要是飛機不回來呢？從這一區的地形來看，我們絕不可能走到60公里外的小機場。雖然我帶了部小小的無線電對講機，由於附近山巒起伏，無法接收240公里外直升機基地傳來的信息。為了防範意外或有人臨時生病，需要緊急救援，我安排了另一架小直升機，每5天到我們的營地附近巡邏一次。屆時，我們就可以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和駕駛員聯絡，告訴他我們的情況。萬一需要緊急撤退，我們就在土坡上放個鮮紅色的充氣床墊。
第二天，我們都在建造營地。幸運的是，我們仍然沒看到任何人。看來，沒有遊牧族群聽到直升機的聲響尾隨而來。巨大的鳥類在山溝飛來飛去，儘管離我們只有幾十米，也不怕人。顯然，遊牧族群未曾來過這個地方。
第三天，我已準備好去山頂。我的新幾內亞友人古密尼和帕伊亞為我開路。我們從土坡往上爬了150米左右，到達山脊，發現那裡有一小塊草地，還有矮樹叢。我猜，這裡本來可能也是個土坡，最近才有植物長出來。我們沿著山脊前行，不久就進入一片茂密的森林，然後繼續往上走。這裡真是個賞鳥的好地方，我看到很多山鳥，也聽到它們的叫聲，有幾種甚至是很罕見的鳥類，如迷絲刺鶯和暗喉吸蜜鳥。我們終於抵達山頂，發現這個山頂果然如我先前從直升機上俯瞰所見那樣陡峭，但我們仍可抓著樹根往上爬。我在那裡看到白胸果鳩和黑頭林鶪鶲，這兩種山鳥在低地已經看不到了。雖然這個山頂很高，仍吸引一些特別的鳥前來。在新幾內亞，相同的海拔高度之地有些常見、愛叫的鳥，在這個山頂卻完全看不到。我想，或許是這個山區太小，無法讓那些鳥存活。我叫帕伊亞先回營地，我則和古密尼一邊慢慢從小路往下走，一邊觀察鳥類。
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讓我非常欣喜，也鬆了一口氣。我擔心的事都沒發生。我們在森林中找到了一個直升機可以降落的地方，建造了一個舒適的營地，也清理出一條通往山頂的小路。更棒的是，這裡完全沒有遊牧族群的蹤跡。還剩下17天，我可以從容地記錄在這裡看到哪些山鳥。我和古密尼神采奕奕地在新開闢的小路上行走，從森林走出來，走到山脊上的一小塊空地。我們的營地就在下方。
古密尼突然停下腳步，彎下腰，盯著地面。我問，他發現什麼有意思的東西。他只是說：「你看。」然後指給我看。我看到地上立著一根約60厘米高的小樹枝，上面還有幾片葉子，看來也像剛長出來的小樹。我說：「那只是棵小樹。在這塊空地，還有很多這樣的小樹。我實在看不出這棵小樹有什麼特別。」
他答道：「這不是小樹，是一根插在地上的樹枝。」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你為什麼會這麼想？這不過是棵從地裡長出來的小樹。」接著，古密尼從地上一把拔起這棵小樹。他輕輕一拔，就拔起來了。我們發現樹枝下方沒有根，斷面乾淨。我想，或許是古密尼拔斷了，但他在拔起來的那個洞挖掘，發現沒有任何樹根。他認為這是插到地上的樹枝。問題是，這樹枝是怎麼插到地上的？
我們抬頭往上看旁邊那棵高達4米半的樹。我說：「這樹枝可能是從樹上掉下來的，就這麼插在地上。」但古密尼不同意這樣的解釋。他說：「如果樹枝從樹上掉下來，不會剛好插在地上，因為這樹枝很輕，不可能插得這麼深。在我看來，這可能是有人將其折斷，插在地上，當作一種標記。」
我不禁打了個寒戰，脖子後面卻燙燙的，覺得自己像突然在荒島上發現人類腳印的魯濱遜。我和古密尼坐在地上，撿起那根樹枝，看看四周，就這樣坐了一個小時，討論各種可能。如果真有一個人把樹枝插在地上，為什麼除了這根樹枝，看不到其他蹤跡？如果有人故意把這樹枝插在這裡，大概是多久之前的事？應該不是今天，因為樹枝上面的葉子已有點兒枯萎，但也不是很久之前，因為葉子依然碧綠，而且沒有干縮。這塊空地真的是山崩形成的土坡，最近才長出植物的嗎？或許是，但也有可能是廢棄的園圃。照我的推斷，遊牧族群不大可能從43公里外的草屋走到這裡，折斷一根樹枝，插在地上，然後就走了，沒留下其他蹤跡。古密尼則堅持這根樹枝不會自己插在地上，必然是有人插進去的。
我們走了一小段路回營地，和其他新幾內亞人會合，告訴他們樹枝的事。他們並沒有看到附近有人。為了來到這個樂園，一年來我朝思暮想，好不容易才達成心願，我可不想為了這麼一根樹枝就把紅色充氣床墊抬出來，緊急撤退。神經質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到這種地步未免太誇張了。我告訴自己，那根樹枝會插在地上也許還有其他解釋，或許筆直掉落時的重力夠大，就這麼插入地裡，或是我們把樹枝拔出來的時候，根拔斷了，留在地底下。但古密尼是經驗老到的樵夫，新幾內亞沒幾個人比他厲害，我想他不大可能解讀錯誤。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提高警惕，留心其他人類留下的蹤跡，而且必須注意別驚動躲在森林某處的遊牧族群，因此我們最好不要高聲喊叫。我在海拔比較低的地方觀察鳥類，也盡可能不聲不響。我們即使在天黑後生火煮飯，也小心不讓煙飄得太遠。後來，我們在營地旁發現了幾隻大棘蜥。我請我的新幾內亞友人製作弓箭作為防衛武器。他們勉強做了一些，也許是因為剛砍下來的樹枝不好做，也許他們認為萬一碰到一群憤怒的遊牧族群，這幾副弓箭根本就不管用。
過了幾天，沒再出現第二根神秘的樹枝，也沒有其他可疑的跡象，我們倒是在白天看到了樹袋鼠。樹袋鼠是新幾內亞最大的本土哺乳動物，也是本地獵人的首要目標，因此在棲地很快就被射殺光了，存活下來的樹袋鼠只會在夜間出沒，一看到人就會跑走，但這裡的樹袋鼠並不怕人。我們還看到食火雞。食火雞是新幾內亞體型最大的鳥類，但不會飛，也是獵人的首要目標，在有人的地方很罕見，也很怕人。這裡的大鴿子和鸚鵡一樣不怕人。上述現象表明：這裡的動物未曾見過獵人或訪客。
直升機在19天後依照約定來接我們。那個樹枝之謎依舊無解。除了那根樹枝，我們沒再發現其他疑似人類留下來的痕跡。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遊牧族群不大可能大老遠從低地爬到一兩千米高的山上開墾園圃，一兩年後再回來，並在地上插了根樹枝，幾天後剛好被我們發現。我雖然無法解釋那根樹枝為何會插在地上，我還是認為古密尼過度緊張，他的理由站不住腳。
但我可以理解為何古密尼會有這樣的態度。他住的地方最近才成為政府管轄之地，之前部落戰爭連年不斷。帕伊亞比古密尼年長10歲，從小就學會製造石器。在古密尼和帕伊亞的社群，如果不注意森林裡是否有陌生人的蹤跡，必然活不久。也難怪古密尼在森林裡發現一根插在地上的樹枝就忐忑不安，提高警惕。我如果沒遭逢船難，也許會認為古密尼反應過度，就像我剛踏上新幾內亞時竟然敢在枯死的大樹底下紮營、睡覺。我在新幾內亞也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因此能瞭解古密尼的反應。即使那根樹枝只是從樹上掉下來、插在地上的，小心1 000倍總比粗心大意好，免得被陌生人殺害。古密尼的神經質其實是有道理的，凡是經驗豐富、生性謹慎的新幾內亞人都會有那樣的反應。
冒險求生
雖然新幾內亞人以我所謂的「有益神經質」來防患未然的做法令我印象深刻，但我希望讀者別誤以為他們會因為太恐懼而手足無措或遲疑。新幾內亞人和美國人一樣，有些人特別小心，有些人還是會粗心大意。謹慎的人會先評估風險才行事，他們也會冒險，然而還是抱著小心謹慎的態度。這是因為他們為了求生存，獲取食物，而不得不這麼做。著名的曲棍球員韋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曾說：「如果你不揮桿射門，就永遠無法得分。」
我的新幾內亞友人應該也能體會這句話，只是他們可能會加上兩個註解：第一，對傳統社群的生活而言，儘管「射門失敗」會遭到處罰，你還是得做，只是你會更加小心；第二，由於曲棍球比賽有70分鐘的時間限制，你不可能等到完美的機會出現再揮桿射門。同樣地，傳統社群的生活也有時間限制，如果你不冒險去找水喝，幾天之內就會渴死；如果你在幾周內都沒辦法找到食物，那就會餓死。再說，傳統社群的人因為許多無法控制的因素，如疾病、旱災、遭到敵人攻擊等，平均壽命要比第一世界的人短。不管一個人再怎麼小心，很可能也活不到55歲。第一世界的人必須忍受的生存風險則比較少，平均壽命可達80歲。正如格雷茨基所言，如果曲棍球比賽的時間長度縮短為30分鐘，他必然會更努力地嘗試射門。我將在下面舉三個例子，說明傳統社群願意冒什麼樣的風險，但在西方人眼中，實在恐怖到不可思議。
昆族獵人只用小小的弓和毒箭當武器。他們會拿著棍棒對一群獅子或鬣狗揮舞，並對它們喊叫，要它們遠離動物的屍體。獵人用毒箭射中羚羊，羚羊不會立刻死亡，還會逃走，等幾個小時或一天後，毒性發作，羚羊才會倒下。但是第一個發現羚羊屍體的總是獅子或鬣狗。如果獵人不把那些掠食者趕走，自己就會餓死。但我一想到拿著棍棒對一群獅子揮舞，就覺得這無異於自殺。儘管如此危險，昆族人一年總要面對幾十次，而且得面對幾十年。他們會等獅子吃飽，露出圓滾滾的肚子，再去嚇退它們，以減少被獅子吃掉的風險。
新幾內亞東部高地佛爾地區的女人結了婚就要搬到丈夫的村子。如果她們要回娘家探望父母或親戚，丈夫就得陪同，否則只能自己回去。然而，在戰爭頻仍的部落，女人單獨出行是很危險的，可能在經過敵人地盤的時候遭到強暴或殺害。為了減少風險，女人通常必須請住在途中的親戚護送。儘管如此，仍有可能遭遇不測，女人還是可能被仇家殺害，或者護送的親戚人數不敵仇家，最後還是死在仇家手中。在傳統社群，這種冤冤相報可謂家常便飯。
例如，人類學家伯恩特曾講述少婦裘姆的故事。裘姆來自一個名叫歐發芬納的村子，嫁給一個住在賈蘇維的男人。有一天，裘姆帶著孩子，要回歐發芬納探望父母和兄弟，途中將經過一個叫奧拉的地區。奧拉最近有個叫伊努莎的女人被歐發芬納的男人殺害。因此，裘姆在賈蘇維的姻親勸她在奧拉找名叫阿西瓦的男性親戚護送她。阿西瓦的父親正是死者伊努莎的哥哥。不幸的是，裘姆在園圃找到阿西瓦之後就被幾個奧拉男人發現了。他們對阿西瓦施壓，要他默許他們在他面前強暴裘姆，然後把裘姆和她的孩子殺死。由於裘姆和她的孩子正是奧拉人復仇的對象，阿西瓦本來就不大想幫裘姆的忙。至於裘姆為什麼找阿西瓦幫忙而惹來殺身之禍，伯恩特解釋說：「戰爭和復仇因為稀鬆平常，那裡的人已經習慣了。」裘姆為了見父母一面，不得不冒險，雖然已做了防備，仍不幸死於非命。
最後一個例子是關於因紐特獵人的。因紐特人如果要在冬天捕殺海豹，必須在冰面上站在海豹的呼吸孔旁。有時，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只要海豹一浮到洞口，立即用魚叉捕獵。萬一冰面斷裂或是漂浮到海上，因紐特人就可能淹死或餓死。如果他們待在陸地上，就不會面臨這麼大的危險。但是陸地上的獵物很少，遠不如捕殺海豹，因此因紐特人還是可能餓死。為了求生存，因紐特人只好盡量找比較安全、不易斷裂的冰面。然而，即使是最小心的獵人也無法保證冰面絕對安全。由於生存不易，因紐特獵人的平均壽命都不長，正如一場只能打20分鐘的曲棍球賽，即使射門不中可能遭到處罰，也得冒險一試。
話多的必要
最後，我將探討傳統社群生活中的兩個特點與其可能的關聯性，也就是危險與話多。自從我第一次踏上新幾內亞，我就發覺新幾內亞人比美國人和歐洲人愛說話。他們說個不停，談論現在發生的事、今天早上或昨天發生的事、誰在什麼時候吃了什麼東西、誰在何時何地小便，以及別人對什麼人說了什麼等細節。他們不只在白天說話，有時睡到一半醒來也繼續說話。像我這樣習慣一覺睡到天亮、不被干擾的西方人，對這麼一個充滿話語的世界起初會覺得很難適應。如果我和好幾個新幾內亞人同睡在一間草屋，總是會被不斷地吵醒。其他西方人也曾提到，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等很多傳統社群都很愛說話。
我第二次去新幾內亞的時候，一天早上，我和兩個新幾內亞高地人留在同一個帳篷裡，其他人都去森林了。那兩個新幾內亞人來自佛爾部落，用佛爾語交談。我一直都很樂於學習佛爾語，也學會了一些佛爾詞。他們倆的談話中常重複同樣的字眼，圍繞著一個話題打轉，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我發現那兩個人不斷地談論著甘薯。甘薯是新幾內亞人的主食，在佛爾語中是「isa- awe」。其中一個人看著放在帳篷角落那一大堆甘薯，一臉不高興地對另一個人說「Isa-awe kampai」（甘薯沒了）。於是他們開始數那堆甘薯，先用10根手指，再用10根腳趾，然後再利用手臂上的點來數。兩人分別陳述自己那天早上吃了幾個甘薯，再提到那個「紅人」（也就是我。佛爾人稱白人為「tetekine」，意思就是「紅人」。他們不稱白人為「白人」）那天早上吃了多少。最先說話的那個人說，他餓了，想吃甘薯，但他一個小時前才吃過早餐。兩人接著開始討論，那堆甘薯還可以吃多久，什麼時候「紅人」（我）會再去買甘薯。他們講來講去，都是在說甘薯，讓我忘不了這個佛爾詞，也很驚訝他們光是說甘薯就可聊上大半天。
我們也許覺得這樣的交談只是閒聊，然而對我們或是新幾內亞人來說，閒聊也有其作用。對新幾內亞人而言，閒聊就是他們打發時間最好的方式，畢竟他們不像我們有很多娛樂，像是看電視、聽收音機、看電影、看書、打電動遊戲、上網等。他們也利用閒聊來發展社交關係。其實，西方人也會用閒聊來套交情。此外，我發覺新幾內亞人也會通過不斷聊天來因應生活中的種種危險。他們無所不談，包括每天發生的大小事，如自昨天以來有何改變、接下來會如何、誰做了什麼、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我們的生活信息多半來自媒體，新幾內亞人則只能從觀察和交談中得到信息。他們的生活可謂危機四伏，不像我們過得那麼安逸。他們只能借由不斷地說話來交換信息，瞭解他們的世界，並隨時準備面對危險。
當然，我們也能通過交談避開危險，然而，由於我們的生活沒那麼危險，而且我們有很多信息來源，我們不必那麼多話。但我們西方人也有因應危險的一套方式。我有一個美國友人是單親媽媽，在此姑且叫她莎拉。莎拉有一份全職工作，薪水差強人意。她努力工作就是為了掙一口飯吃，養活自己和兒子。她善於社交，人又聰慧，很想找到一個合適的男人結婚，為她分擔家計，她兒子也能有一個父親、保護者。
對一個單親媽媽來說，要找到合適的伴侶實在很難，畢竟知人知面不知心，誰知道新認識的男人會不會欺騙她或是對她施暴。但她依然不氣餒，努力尋求第二春，就像昆族獵人，即使獅子環伺，也不肯輕易放棄快到手的獵物，但他們會快速根據經驗評估風險，不會貿然行事。經過多次與男人交往，莎拉看男人的眼光變得精準，也留心危險的徵兆。她也常常和女性友人討論、分享交男友的經驗。
格雷茨基應該可以瞭解莎拉為什麼要這麼做，畢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令人高興的是，莎拉終於找到一個好男人，締結美滿的姻緣。）我的新幾內亞友人也可以理解莎拉對男人的那種「有益的神經質」，也知道她為何必須和友人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