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
我去斐濟群島本島的一個村落進行調查研究時，和當地的一個人交談，發現他曾去過美國。那人告訴我他對美國的印象。美國生活有一些特點是他欣賞的，有一些地方則令他厭惡，特別是美國人對待老年人的方式。在斐濟鄉下，老年人還是住在原來居住的村落，與親戚和老朋友來往。他們通常都住在孩子家裡，由孩子贍養、照顧，如果已經沒有牙齒，孩子甚至會幫他們把食物咬爛，讓他們得以進食。這位斐濟朋友憤憤不平地說，但在美國，很多老年人都住在養老院，兒孫偶爾才來看他們。他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們美國人不顧自己年邁的父母，把老年人都拋棄了。」
有些傳統社群對老年人的敬重甚至勝過斐濟人，允許老年人掌控財產，要成年的兒女完全聽他們的話，或是在兒子40歲之前阻止他們成婚。但也有一些傳統社群拋棄老年人，讓他們餓死，甚至殺害他們，對待老年人比美國人更殘酷。當然，在同一個社群內，總有個別差異。在我的美國友人當中，的確有人把父母送到養老院，最多一年去探望一次，或從來不去看望他們。然而，我有一個朋友在自己百歲生日那天，出版第22本書，兒孫滿堂，齊來慶賀。他們關係親密，經常見面。但傳統社群對待老年人的個別差異要比美國人的差別更大。我沒聽過任何一個美國人事親至孝到幫父母咬爛食物，也沒聽過有任何人為了「盡孝」而把年老的父母勒死。不管如何，美國很多老年人的命運都很悲慘。傳統社群的做法是否有值得我們借鑒之處？
在我深入討論之前，我必須先釐清兩點。首先，關於「年老」，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年老」的定義依社群與個人觀點不同而異。美國聯邦政府裁定65歲以上的人就是老人，因此可以領取社會福利金。在我還是青少年時，我認為近30歲的年輕人處於人生的巔峰，也最有智慧，30多歲的人已經是中年人，而60歲以上的人則是老人。現在我已75歲，我認為我人生的巔峰是在60多歲和70歲出頭時，而85歲或90歲左右才是我的老年期。但在新幾內亞鄉下，很少人活到60歲，儘管只有50多歲，已被當成老年人。我想起有一次我去印尼新幾內亞島。那時，當地人得知我46歲，不禁訝然說道：「setengah mati!」意思是，我的一隻腳已經進了墳墓。他們因此特別指派一個十幾歲的男孩跟在我身邊，隨時安慰我。因此，所謂的「年老」必須從當地社群的標準來看，沒有一個全世界認定的年齡。
其次，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平均壽命不到40歲，那就幾乎沒有美國人定義的老人。其實，在我調查、研究過的每一個新幾內亞村落，儘管很少人可活到50歲，50歲以上的人就算是「lapun」（老人），但偶爾仍可見到一兩個70歲以上的人，我是從他們經歷過的事件推算的，例如就他們記憶所及，曾目睹1910年來襲的龍捲風。儘管他們現在很可能已跛腳、視力受損或是失明，而必須仰賴家人、親戚給他們食物，但他們仍是村子裡的重要人物。人類學家希爾和烏爾塔多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們為一些巴拉圭阿齊印第安人建構族譜，發現有5人分別活到70、72、75、77和78歲。豪厄爾曾幫一個昆族人照相，據她推算，那人應該已經82歲，族人遷移營地時，這位老人依然可跟著他們走到遠方，也可自己採集食物、搭建草屋。
為何各個傳統社群對待老年人的標準各有不同？一個解釋是視老年人對社群的用處而定。如果社群認為他們是有用的人，年輕人就願意照顧他們。另一個解釋是視各社群的文化價值觀而定。有些社群非常尊敬老年人，尊重個人隱私、強調家庭價值，還有一些則比較注重個人和自立。當然，這些都只是部分因素，我們不能以偏概全。
對照顧老人的期待
關於照顧老人，我們就從天真的期待開始說起。顯然這樣的期待並不完全，但我們還是可以借此思考為什麼我們無法實現這樣的期待。如果一個人戴上幸福的鏡片來看人生，那他可看到：父母愛子女，子女也很愛他們；父母為子女犧牲奉獻，子女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我們因此期待全世界的兒女都好好照顧年邁的雙親。
天真的演化生物學家也可通過不同的思考方式得到同樣感人的結論。天擇是為了把自己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對人類而言，把基因傳遞下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生育子女。因此，子女存活概率高、能傳宗接代的親代基因更能得到天擇的青睞。同樣，在文化汰擇這種後天習得行為的傳遞中，父母就是孩子的行為模板。因此，父母願意為孩子犧牲奉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讓子女存活，得以繼續傳宗接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父母可能因為長年的累積而擁有資源、地位、知識與技能，這些都是子女還沒能得到的。子女知道父母基於傳遞基因與文化的動機，會把這些資源、地位、知識或技能傳給他們。因此，子女必須好好照顧父母，父母才會繼續幫助他們。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年青一代自然該負起照顧老一輩的責任，老一輩也會把自己擁有的傳給年輕人。
然而，我們知道這些只是理想和預測，不是社會的真實面貌。的確，父母通常會照顧自己的孩子，孩子長大成人之後也會照顧年邁的父母，但在社會上並非每個人都是這樣，甚至大多數子女都做不到。為什麼呢？我們的推論在哪個環節出了錯？
首先，我們的想法過於天真，沒能考慮到親代與子代之間的利益衝突。父母不一定會毫無限制地為子女犧牲，子女也不一定會永遠感激父母。愛是有限度的，人不管做什麼事，不會時時刻刻都著眼於讓自己的基因與文化得到最好的傳遞。所有的人（包括老年人在內）不只是希望子女過得好，自己也想要過舒適的生活。反之，子女則急於享受人生，認為父母消耗的資源越多，留給自己的資源就越少。如果子女不管做什麼都以「天擇」為考慮，「天擇」不一定會要他們好好照顧年老的父母。即使子女對父母吝嗇，棄養父母，甚至狠心殺害父母，依然可把自己的基因和文化傳給下一代。
為何棄養或殺害老人
為什麼子女會不管自己的父母，甚至棄養或殺害？什麼樣的社群會允許子女這麼做？我們發現，一個原因是在一些社群，由於年邁的父母成為負擔，危及整個社群的安全，最後便遭到拋棄或殺害。例如居無定所的狩獵——採集社群必須時常遷移營地，什麼都得背在背上：嬰兒、4歲以下無法跟上大人腳步的兒童、武器、工具等，以及旅途所需的食物和水。如果還要再背負老人或病人，實在很難走得動。
另一個原因是環境造成的，特別是北極或沙漠地區。因為食物時常短缺，也沒有餘糧，就不可能餵飽每一個人。這時，社群就不得不犧牲最沒有生產力或沒有用處的人，否則整個社群的生存將會遭到威脅。
然而，並非所有以遊牧為生的狩獵——採集社群、住在北極或沙漠地區的人都會拋棄老年人。有些社群（如昆族和非洲俾格米族）便不會拋棄老年人，另外一些社群如阿齊族、西裡奧諾人和因紐特人則較常棄老人不顧。即使在同一個社群，有些老人可受到近親的照顧和保護，有些則沒有。
成為社群負擔的老人如何遭到拋棄？我們可就他人的介入程度分為5種。第一種做法是最被動的一種做法，就是故意疏忽，讓他們自生自滅。例如，只給他們非常少的食物，讓他們挨餓，即使他們走失也不管，任其死亡。如北極的因紐特人、北美沙漠的霍皮族、南美熱帶的維托托族及澳大利亞原住民。
第二種做法是在族人遷移營地時，故意把老人和病人留下。如斯堪的納維亞北部的拉普人、卡拉哈里沙漠的桑族、北美的奧馬哈和庫特奈印第安人，及南美熱帶的阿齊印第安人都常實行這種做法。阿齊印第安人還會把老翁帶到森林以外、白人經常出沒的路上，讓他們找不到回家的路。老婦則沒這麼麻煩，常常直接遭到殺害。比較常見的做法是族人遷移營地時把病弱的人留下，只給一些柴火、食物和水，如果他們恢復了體力，就能設法趕上，和族人團聚。
曾和玻利維亞西裡奧諾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人類學家霍姆伯格就曾親眼看到他們拋棄一個婦人。他說：「隊群的人想轉往裡奧布蘭科，正要拔營。這時，我注意到一個中年婦女躺在吊床上。她病重得無法言語。我問首領，那個女人該怎麼辦。首領要我去問她丈夫。她丈夫說，她病得很嚴重，不能走路，所以他們將把她留下來，反正她也活不了。第二天早上，整個隊群就離開了，沒有人跟那個女人告別，包括她的丈夫。族人只留給她一點兒柴火、一個裝滿水的葫蘆，以及她個人用的東西。這個可憐的女人連抗議的力氣也沒有。」霍姆伯格自己也生病了，於是去一個傳教站治病。三周後，他回到那個營地，發現那個女人不見了。他走上一條通往裡奧布蘭科的小路，在半路發現那個女人的遺體被螞蟻和禿鷹吃得只剩骨頭。「她想去找族人，最後還是死在半路上。族人認為她已是無用之人，就拋棄了她。」
第三種做法就是讓老年人自殺。西伯利亞的楚克奇人和雅庫特人、北美的烏鴉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等社群的老人都曾選擇自殺，或是在其他人的鼓勵下走上自殺之路，如從懸崖跳下、跳海或在戰爭中送死。新西蘭醫生戴維·劉易斯（David Lewis）曾描述他有位年長的朋友泰伐克和親友訣別後，就從西南太平洋的一座礁島獨自駕著一艘小船航向大海，就此一去不返。
相對於上述的自行自殺，第四種做法是協助自殺，或是在有自殺意願者的合作下將其勒死、刺死或是活埋。楚克奇人會讚揚自殺者，並向他們保證來世必然能住在最幸福快樂之地。欲死之人將頭放在妻子的膝上，由妻子緊抱，另外兩個人再拿繩索把他勒死。新不列顛島西南高隆族的寡婦在丈夫過世後不久，就會把兄弟或兒子叫來，要他們把自己勒死。直到1950年，這種習俗才廢除。這是寡婦的兄弟或兒子應盡的義務。有一個高隆族人曾對人類學家古德爾說，他母親不斷用言語逼迫他，要他不得不從：「我遲遲不敢下手。我母親就站起來，大聲斥責我，讓每一個人都聽到。她說，我必然是想跟她上床，才會遲疑。」班克斯群島的老人或生了重病的人也會要求親友將他們活埋，好讓他們從痛苦中解脫。「莫塔島有一個人得了流感，身體極度虛弱，於是要求哥哥把他活埋。那個哥哥慢慢地把沙土堆在弟弟頭上，不斷地哭泣，還一直問弟弟他是否還活著。」
第五種做法很常見，也就是不顧老人的意願，殘忍地把他們殺害。殺害的手段包括勒死、活埋、使之窒息、刺死、用斧頭朝頭砍下去、折斷其頸部或背部等。有一個阿齊印第安人曾對希爾和烏爾塔多描述自己如何殺害老婦：「我常常對那些老婦人下手……毫不留情地把她們踩死、活埋，或把她們的脖子折斷……我根本不在乎。我也可以拿弓箭射死她們。」
上面的描述實在令人不寒而慄，正如我們在第五章看到的殺嬰之例。但是，我們也得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對一個到處遷徙的遊牧社群或沒有足夠食物的社群來說，要如何對待老人？那些老人這一生已看過不少年老、重病的族人被拋棄或殺害，也許他們也是殺死自己父母的人。他們願意自己走上黃泉路或是在親友的協助下自殺。我們很幸運可以活在一個有充足醫療資源和食物的社會，因此不必面對那樣的命運。正如丘吉爾對日本海軍中將栗田健男的評論：「只有經歷過那種嚴峻考驗的人才有資格評判他。」其實，本書的很多讀者或許也曾面臨類似的考驗，或將陷入這樣的兩難：當年邁的父母得了重病，醫生詢問你是否要繼續積極治療，或者選擇止痛藥和鎮靜劑緩和治療？
老人的用處
對傳統社群而言，老人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從適應論的觀點來看，如果一個社群的老年人可以得到照顧，讓他們發揮作用，這樣的社群能夠更繁榮。當然，在這樣的社群中，年輕人照顧老年人的理由不是基於演化上的好處，而是出自愛、尊敬與責任。然而，如果狩獵——採集族群面臨食物匱乏、族人即將餓死的情況，就不得不考慮現實。如下所述，老人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雖然年輕人也做得到，但主要是老人的專長，特別是需要多年經驗累積的技能，因此特別適合老人來做。
男人到了某個年齡，就不再能夠拿矛刺死獅子，女人也不再能扛著沉重的東西撿拾一種名為「mogongo」的堅果果仁。儘管如此，老人還是可為孫子孫女張羅食物，減輕自己對兒女、女婿或兒媳的負擔。阿齊族男人到了六十幾歲仍能捕獵小動物，撿拾水果、棕櫚果，隊群轉移營地時也能幫忙開闢山路。上了年紀的昆族人仍會設陷阱捕獵動物，撿拾可食的植物，和年輕人一起去狩獵，幫忙判別動物留下的足跡，提出圍捕策略。坦桑尼亞的哈扎女人中最勤勞的一群是老祖母（見圖21）。即使她們的兒女已經長大，還是每天平均花7小時採集塊莖和水果，用來喂飢餓的孫子孫女。哈扎老祖母花越多時間搜尋食物，孫子孫女就長得越好。18~19世紀的芬蘭與加拿大農民也是：根據教會和族譜資料分析，祖母或外婆在世的孩子與兩者都已去世的相比，更有可能順利長大成人。此外，女性在過了50歲的停經年齡依然存活，每10年其子女平均能多生出兩個孩子（可想而知，這是祖母或外婆的幫助）。
除了每天花7小時挖掘塊莖，老人還可幫忙照顧孫子孫女，讓他們的子女、女婿或兒媳可外出捕獵，而無後顧之憂。昆族的老祖母可連續好幾天照顧孫子孫女，子女因為狩獵或採集食物必須在外過夜，就不必擔心幼兒無人照顧。今日薩摩亞老人移民美國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為了照顧孫子孫女，讓子女可離家工作，幫他們減輕育兒和家務的負擔。
老人也可製造成年子女需要使用的東西，如工具、武器、籃子、罐子或紡織品（見圖22）。以馬來半島上以狩獵——採集為生的塞芒族為例，他們的老人會製造吹箭筒。以這樣的技藝而言，老人或許比年輕人更精熟。最會做籃子和罐子的人通常也是老人。
還有一些技能也是如此，如在醫藥、宗教、表演、人際關係和政治等方面。傳統社群的助產士和醫生通常是老人，其他如術士、巫師、先知和法師也是，也包括領導族人唱歌、跳舞、玩遊戲以及舉行成人儀式的人。老人由於終其一生都在建立人際關係網絡，因此擁有很多社交優勢。他們可利用豐富的人脈資源幫助子女。政治領導人通常也是老人，因此在一個部落之中，「長老」等於是「領導人」。現代國家社群也是如此，例如美國總統就職年齡平均是54歲，而當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平均年齡為53歲。
或許，老人在傳統社群最重要的功能是知識的保存者。本書讀者也許很難想到這一點。在知識社會裡，龐大的知識和信息都以印刷或數字的方式留存，如百科全書、書籍、雜誌、地圖、日記、筆記、信件以及互聯網。如果我們必須查證某些事實，只要翻閱書寫或印刷的數據或上網查詢即可。但在沒有文字的社會，則必須仰賴人類的記憶。因此，老人的頭腦等於社群的百科全書和圖書館。我在新幾內亞對當地人進行調查、訪問，他們如果不確定答案，總會說： 「我得向某個老人請教。」舉凡部落的神話與詩歌、誰對誰說了什麼、誰對誰做了什麼、當地數百種植物和動物的名稱或用途，以及碰到天災時要去哪裡尋找食物，這些常常只有老人才瞭如指掌。因此照顧老人對部落而言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就像現代的船長要靠航海圖才不至於在大海中遇難。我將在下面的故事中說明為什麼老人擁有的知識是部落存續的關鍵。
1976年，我受邀前往西南太平洋的倫內爾島評估鋁土礦開採將對當地環境造成多大的衝擊。我研究森林消失的速度，以及哪些樹種可用作木材、結可食用的果實等。那裡的中年島民用倫內爾語列舉當地的126種植物，如阿奴（anu）、崗托巴（gangotoba）、蓋加吉亞（ghai-gha-ghea）和卡加洛胡洛胡（kagaa-loghu-loghu）。他們詳細解釋每種植物的種子和果實是否可供動物和人類食用，或者只有某些鳥類和蝙蝠可以吃，不能讓人食用。在人類可以食用的植物當中，有些還特別指明是「在hungi kengi之後才食用的植物」。
由於我沒聽過「hungi kengi」，我問當地人這是什麼意思，為何可以讓原本不能吃的一些果實變得可以食用。他們於是帶我去見村子裡的一個老婆婆。她年紀很大，必須有人攙扶才能行走。原來「hungi kengi」是倫內爾島遭遇過的最大龍捲風，根據歐洲殖民者的記錄，侵襲時間約在1910年。當時，老婆婆還是個少女，我在1976年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七十幾歲或80歲出頭。那次的龍捲風夷平了倫內爾島上的森林，園圃被蹂躪得滿目瘡痍，保住一命的島民面臨饑荒的威脅。在園圃長出新的植物之前，為了求生，只要能吃的就得下肚，平常不吃的野果也得用來果腹，那些果實也就是「在hungi kengi之後才食用的植物」。至於平常不吃的果實，哪些是無毒的，或者有毒但處理後仍可食用，都需要特別的知識。所幸1910年島民遭受風災的襲擊時，還記得以前如何因應。現在，全村只剩那個老婆婆還記得那樣的經驗與知識。如果倫內爾島再遭受一次巨大的龍捲風，村民是否能活下去，不至於餓死，就得靠老婆婆的記憶了。這樣的故事證明：顯然在沒有文字的社會，老人的記憶有助於族人的生存。
社會價值觀
因此，在一個社群當中，老人能否得到照顧就看他們是否有用。老人能否受到尊敬的另一個因素則和社會的價值觀有關。這兩個因素表面上看來是相關的：老人越有用，就越能受到尊敬。但這點正如人類文化的其他層面，實用與價值之間的關聯不一定是緊密的：即使經濟條件類似，有些社群還是會特別強調敬老尊賢，還有一些社群則會鄙視老人。
一般而言，人類社群對老人至少還有一點兒敬重。美國人就常告訴小孩要尊敬老人，不可跟他們頂嘴，以及在公交車上要讓座給老人等。比起美國人，昆族人對老人更加尊敬。一個原因是昆族人僅有1/5的人能活到60歲。這些昆族老人熬過人生的種種考驗，如獅子攻擊、疾病和敵人的突襲，因此值得年輕人敬重。
此外，注重孝道的儒家思想在亞洲頗為盛行，因此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和中國台灣都有宏揚孝道的傳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在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中明確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根據儒家思想，為人子女者對父母必須絕對順從，不得違抗。子女（尤其是長子）必須負起照顧年邁雙親的責任。直到今天，孝道仍是東亞尊崇的美德，很多年長的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和兒女同住。
注重家庭觀念的南意大利、墨西哥等社群也強調尊敬年長者。正如唐納德·考吉爾（Donald Cowgill）的描述：「他們認為家庭是社會的核心，家庭對家庭成員的影響很大……個人要把家族的榮譽放在第一位，支持父親或祖父，為家族犧牲，尊敬父母，不可讓家族蒙羞。整個家族的人應該在家長的帶領下，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在這樣的架構下，個人很少有表現的空間，總之必須以整個家族的利益為重……即使子女成了中年人，仍會常常和父母住在一起。大多數人認為把父母送到養老院是大逆不道的事。」
上述的中國、南意大利和墨西哥家庭都是父權家庭結構。這種家庭結構很普遍，也就是由家庭中最年長的男性握有掌控家庭的權威，通常是核心家庭中的父親，或大家庭中的祖父或伯父。在遊牧或農業社群、古羅馬和希伯來也有這種家庭結構。為了對父權家庭的形成有更充分的認識，不妨拿現代美國人的家庭構成做一對照，這也是許多本書讀者認為最理所當然的家庭結構：新婚夫妻脫離原來的家庭，另組一個小家庭，也就是人類學家所說的「新居家庭」。這種家庭結構包含核心家庭，也就是夫妻以及他們所生的子女。
儘管我們認為這種小家庭模式很正常，再自然不過，在傳統社群當中，只有5% 的家庭是新居家庭。最常見的還是結婚後從夫居，也就是父居家庭，即新婚夫妻跟新郎家人一起住。如此一來，家庭結構不再只有一個核心，而會水平或垂直延伸。以水平延伸而言，包括家長的那一代。如果家長有三房四妾，也可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還加上家長未嫁的姊妹或是已婚的兄弟姊妹。垂直延伸則包括家長及其妻子、他們已婚的子女及子女生下的孩子（也就是孫子孫女）。不管水平還是垂直延伸，這樣的家庭在經濟、財務、社會和政治上都是一個整體，所有的家庭成員在生活上都必須互相配合，而且以家長為權威。
自然而然，老人在父權家庭能得到妥善的照顧。他們和子女住在一起，能掌控大家庭的一切，擁有經濟大權，可以過得安穩。當然，在這種家庭結構之下，成年子女不一定敬愛年長的父母，敬畏權威的成分也許更多。等到父母過世，自己成為一家之主，這時就輪到他們掌控權威，控制子女。至於新居家庭，由於父母不和子女同住，照顧父母的問題就會更棘手。
老人在傳統父權社會地位崇高，但在現代的美國則截然不同。考吉爾論道： 「老人常讓人聯想到下面幾點：沒用、衰老、疾病、老糊塗、貧窮、失去性能力、不能生育和死亡。」因此，老人不但難以找到工作機會，能享有的醫療照護質量也比不上年輕人。美國最近才廢除強制退休制度，但歐洲仍有許多國家實施這樣的制度。僱主常認為老人會阻礙公司進步、不好管理、不善學習，因此寧願僱用可塑性較強、好訓練的年輕人。波士頓學院退休研究中心的喬安娜·萊希（Joanna Lahey）曾進行一項實驗研究。她把假造的履歷寄給不同的僱主，每份履歷都大致相同，唯一的差別只有姓名和年齡，結果發現：如應徵初級工作，35~45的婦女中43% 可得到面試機會，50~62歲的婦女能得到面試機會者則較少。很多醫院也以年齡來分配醫療照護的資源，在資源有限時，傾向把較多的資源分配給年輕人，理由是醫護人員的時間、精力與醫療經費不該投資在身體孱弱、時日不多的老年人身上。也難怪現在很多美國人和歐洲人，儘管才三十幾歲就紛紛染髮或去美容整形診所報到。
老年人在現代美國社會的地位低下，至少受到三種價值觀的影響：第一種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職業道德。簡而言之，這種概念與新教加爾文派的教義息息相關，鼓勵新教徒把努力工作視為實踐信仰的責任。總之，韋伯把工作視為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因為工作代表一個人的地位、認同的角色，也對個性有益。因此，退休、沒有工作的老年人也就失去了社會地位。
第二種價值觀牽涉美國對個人主義的重視。上述很多社群實施的大家庭制度則傾向壓抑個人主義。美國人認為自我價值是自我成就帶來的，不是家族集體努力的成果。從小，父母、師長就教導我們要獨立、自立。獨立、個人主義和自立自強都是美國人讚揚的美德，反之依賴、無法自立、不能照顧自己則會受到鄙視。美國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醫生甚至把依賴的性格視為疾病。精神疾病編碼中的301.6就是「依賴性人格疾患」，這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病症，治療目標就是幫助病人脫離依賴，變得獨立。
比起世界上其他各國文化，美國人尤其注重個人隱私。在傳統大家庭結構中，所有的家人、親戚都住在一起，個人幾乎沒有隱私，這是大多數現代美國人無法接受的。以傳統社群的夫妻為例，即使同房也很難有隱私，畢竟睡在一起的還有其他夫妻和自己的小孩。在美國的新居家庭中，子女到了結婚年齡，成家之後則必須自立門戶，父母和子女才能享有充分的隱私權。
由於美國人重視獨立、個人主義、自立和隱私，照顧老年人便和這些價值觀格格不入。我們可以接受嬰兒的依賴，因為沒有一個嬰兒可獨立存活，但是老年人已獨立生活了幾十年，又變回依賴他人，便令人難以適應。然而，老年人總有一天無法獨立生活，喪失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能依賴別人，放棄自己的隱私。子女到了中年，眼睜睜地看著父母失去生活能力，變得依賴他人，內心也痛苦萬分。也許很多讀者都看過這樣的例子：老人堅持獨立生活，但有一天出了意外，像是跌倒或臀骨骨折，從此必須依賴別人、無法下床。老年人因此感歎無法獨立、失去自尊，年輕人也視照顧老年人為沉重的負擔。
第三種不利於老人的價值觀就是崇尚青春。在科技進展一日千里的現代社會，年輕人接受的教育使他們的知識與時俱進，勇於面對每天的挑戰，也使他們成為職場的生力軍。我現年75歲，我太太64歲，每次我們打開電視都不禁感歎自己不年輕了。小時候，我們家的電視機只有三個按鈕：一個是開關，一個是音量按鈕，還有一個則是頻道選擇按鈕。現在，我們的電視機遙控器上有41個按鈕，我們常常不知道要怎麼操作，得打電話問兒子。在現代美國社會，年輕人因為速度快、耐力強、有氣力、靈活、反應敏捷而佔盡優勢。另一個問題是，現今還有不少美國人是第二代移民，他們的父母在國外出生、長大，說英語總是有口音，欠缺在美國社會生存的重要知識與技能。
現代美國人的確有充足的理由崇尚青春。然而，這種現象似乎影響到很多生活層面並造成不公平。沒錯，我們認為年輕人漂亮俊美，但為什麼大家都認為金髮、棕髮或黑髮要比銀髮或白髮更好看？電視、雜誌和報紙廣告上的服裝模特清一色是年輕模特，似乎用70歲的老人當模特來展示襯衫或裙裝是件奇怪的事。為什麼呢？經濟學家也許會回答，因為年輕人常買衣服，對品牌的忠誠度也沒那麼高。按照這樣的理論，70歲模特與20歲模特的人數比例應該反映出這兩個年齡層購買服裝的頻率與對品牌的愛好。然而，儘管70歲的人也買衣服，對品牌也有一定忠誠度，目前幾乎沒有70歲的模特。同樣，飲料、啤酒或汽車廣告也都找年輕模特（見圖23），儘管老人也喝飲料、啤酒、買新車。只有成人紙尿褲、關節炎藥物和退休金計劃的廣告會找老年人拍攝（見圖24）。
飲料廣告不找老年人當模特沒關係，但是上了年紀的應徵者在求職時常四處碰壁，年老的病人得不到有限的醫療資源，這些都是社會問題。更嚴重的是不只是年輕人對年老有負面的看法，老年人自己也是。根據哈里斯民意調查中心所做的調查，美國人認為老年人無聊、心胸狹窄、喜歡依賴、孤僻、不受人重視、落伍、被動、貧窮、經常坐著不動、沒有性能力、多病、遲鈍、沒有生產力、對死亡有病態的恐懼、害怕壞人、老是在睡覺或是坐著發呆，以及喜歡沉湎於回憶。儘管接受意見調查的老年人強調自己不是那樣的人，但接受調查的老年人和年輕人依然認為一般老年人都是如此。
社會規則
至此，我們已探討了多個影響社會對待老人的因素，包括社會是否有能力贍養老人、老人的用處、社會價值觀等。然而，這些都是遠因，無助於解釋關乎老人的日常決定。例如，如果我們今天獵捕了一隻羚羊，要不要切一塊肉給老爺爺吃？的確，老爺爺年紀已經很大，不能出去打獵了。兒孫在切羚羊肉的時候，並不會以老爺爺的用處和價值為著眼點，例如：「你還記得在龍捲風過後，如何尋找食物，因此我們願意給你一塊肉。」反之，日常的決定與社會規則有關，決定在哪種情形下該怎麼做。因此，兒孫在分配羚羊肉的時候用不著思考老人與龍捲風的關係。
每個社會都有不同的規則，讓人作為行事的依據。社會規則使老年人擁有對資源的處置權。這些規則是年輕人認可的。儘管年輕人與老年人雙方有利益衝突，都希望取得最多的資源，年輕人也有足夠的力氣從老年人那裡把資源搶過來，但年輕人還是遵從老年人的意見，讓他們控制資源。年輕人願意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同意等待，等待自己年老，也就能夠握有這樣的權力和資源。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在此我將舉出三個例子。
最簡單的就是食物禁忌。某些食物年輕人不可吃，只有老人才可以吃。年輕人吃了將會危害自己的健康，但老年人因為年紀大，吃再多都沒關係。每個社群都有自己的食物禁忌，尤其是傳統社群。如年輕的奧馬哈印第安人不得把動物的骨頭折斷吸取其中的骨髓，否則腳踝容易扭傷，但老人吃骨髓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又以婆羅洲的伊班人為例，老人可以吃鹿肉，但年輕人則禁止食用，否則會像鹿一樣膽小。西伯利亞的楚克奇人喝馴鹿的奶，但只有老人可喝，年輕男子喝了會陽痿，年輕女子喝了則會乳房下垂。
澳大利亞沙漠艾麗斯泉附近的阿蘭達人也有特別的食物禁忌。最美味的食物必須留給老人享用，年輕人如果貪圖口腹之慾吃了那些食物將會遭遇厄運。例如接受割禮的年輕人吃了母袋狸的肉，將會出血至死；吃了鴯鹋，生殖器則會變得畸形；吃了鸚鵡，腦袋上方和下巴都會出現一個洞；吃了野貓，則頭頸部都會潰爛，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年輕女性吃了母袋狸的肉，月經來潮將出血不止；吃了袋鼠尾巴會早衰、變成禿頭；吃了鵪鶉，乳房不會發育，反之，吃了褐鷹，乳房會脹破但不能分泌乳汁。
很多傳統社群的老人也把年輕女子視為年輕男子的禁忌。在這樣的社會規則之下，老人不只可娶少妻，還可以擁有三妻四妾，而年輕男子則必須等到40歲或者更老才能娶妻。很多社群都有這種習俗，如東非的坎巴族、南美的阿勞坎印第安人、西非的巴剛族（Bakong）、西南太平洋的班克斯島島民、北非的柏柏爾人、西伯利亞的楚克奇人、婆羅洲的伊班人、加拿大拉布拉多省的因紐特人、南非的科薩人，以及澳大利亞多個部落的原住民。我在新幾內亞北部低地就看過這樣一個例子。一個名叫友諾的跛腳老人指一個年輕女孩給我看，說那女孩就是他的未婚妻。那女孩看起來還不到10歲。他說，他在那女孩出生時已付了一筆訂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送東西到她的父母家，等她胸部發育、月經來潮，就可以把她娶回家。
我們不禁要問，年輕人為什麼願意遵守那些禁忌，或讓老人娶年輕女孩？也許年輕人認為等到自己年老，也能享有這些特權。同時，他們也會在年輕女孩身邊徘徊，等她們的丈夫不在就乘虛而入。
然而，上述規則在現代工業社會根本行不通。現代社會的老人常以另一種方式使年輕人願意贍養、照顧他們，也就是財產的控制權。現代社會的老人和很多傳統社群的老人一樣，等到死後才會把財產交給子女繼承。如果子女不願意贍養自己，即可更改遺囑威脅他們。
以昆族而言，土地歸隊群裡最年長的人所有，而非歸隊群所有的人。很多農牧社群也是如此，土地、牲畜和有價值的財物都歸老一輩，特別是大家長所有。因此家長在家族中的地位崇高，可以命令子女贍養、照顧自己。如《舊約聖經》中的亞伯拉罕和其他希伯來家長，在年老時就擁有許多牲畜。楚克奇人的馴鹿歸老人所有，蒙古老人擁有很多馬匹，納瓦霍老人則有馬匹、綿羊、牛、山羊，哈薩克斯坦老人除了有上面4種牲畜，還多了駱駝。老人常借由牲畜、農地等資產來控制年青一代。
在很多社群，老一代人仍能牢牢地掌握權力，這樣的政治體制就是所謂的「老人政治」，可見於古希伯來人、很多非洲畜牧社群、澳大利亞原住民和愛爾蘭鄉村。如考吉爾所述：「在愛爾蘭，家庭農場的所有人還是年邁的家長。兒子繼續在自家農場工作，無法領取任何酬勞，生活則依靠父母的經濟支持，無法娶妻、生子。在沒有明確的繼承製度下，父親便可能利用繼承權來左右兒女，讓他們順從。然而，總有一天，他還是得把農場交給兒子，同時為自己和妻子保留最大、最舒適的房間，確保自己能夠安穩地度過餘生。」
如果我們瞭解現代社會的老年人通過財產權來為自己取得保障，就可瞭解為何傳統社群的老年人強迫年輕人接受食物禁忌，以及老年人娶年輕女孩為妻。我初次聽聞這樣的習俗，心中不免出現一個疑問：「為什麼部落的年輕人不乾脆把那些好吃的東西搶過來，如骨髓或鹿肉，並跟年輕、漂亮的女人結婚？為什麼他們願意等到40歲之後？」傳統部落的年輕人就像我們社會的年輕人。我們社會的年輕人不會違反父母的意願，從他們手中把財產搶奪過來，不只是因為他們不願和年邁的父母作對，更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遵守社會規則。部落所有的年輕人為何不團結起來，反抗老年人說：「我們要改變社會規則，從今天開始，我們年輕人也能吃骨髓。」同理，改變社會規則的過程漫長、艱辛，老年人握有較多的籌碼，不容易被扳倒。年輕人很難在一夕之間改變自己對老年人的態度。
今昔相比
今日社會的老年人與傳統社群相比有何改變？雖然有一點大有改進，其他很多地方顯然變得更糟。
好消息是今天的老人更長壽，健康情況也更好，可享受更多的休閒娛樂，而且不像古人經常必須面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在第一世界的26個國家，人民平均壽命為79歲，日本甚至已達84歲，約是傳統社群居民平均壽命的兩倍。現代社會人類壽命延長之因包括公共衛生的改善（如注重飲水的衛生安全、紗窗的裝設、疫苗注射）以對抗傳染病，加上現代醫學的進步、食物分配系統更有效率以避免饑荒（參看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以及戰爭死亡人數的驟減（第四章）。拜現代醫學和交通運輸科技所賜，現代的老人生活質量大有提升。例如，最近我剛從非洲旅行回來，與我同行的14個團員當中，有3個介於86~90歲間，儘管年事已高，他們都還走得動。現今的美國人，57% 的男人和68% 的女人都可以活到80歲以上，多半可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曾孫。第一世界的嬰兒98% 以上都可順利度過幼兒期和兒童期，反之傳統社群的孩子則有半數在青春期之前就夭折了。因此，第一世界的父母很少因為孩子死亡而悲痛。
然而，我們卻面臨更多的壞消息。由於生育率下降、老年人的存活率上升，現今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兒童以及能工作、有生產力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過去人口呈正金字塔形，下面是眾多年輕的人口，上面則是人數稀少的老年人，現在這個金字塔已經反轉。目前，在貧窮的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只佔人口總數的2%，但在第一世界某些國家，已佔人口總數的20% 以上。人類社會的老年人比例未曾像今天這麼高。
這樣的人口比例顯示，今天社會扶養老年人的負擔更加沉重。這也就是美國、歐洲各國及日本社會福利制度危機的根源，有生產力的年輕人口過少，最後將無法支付老人的退休金。然而，如果老人繼續工作，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又會減少。反之，如果老人退休，社會福利制度由年青一代來負擔，由於年輕人口驟減，他們的負擔將沉重許多。老人即使希望與子女同住，讓子女照顧、贍養，子女也不一定願意。我們不由得想到，是否該考慮傳統社群老人結束生命的選擇，如協助自殺、鼓勵自殺或安樂死。當然，我絕非建議讀者做這樣的選擇，而是注意到近來這些選擇已成為社會大眾、立法者和法庭不斷辯論的議題。
人口結構成為倒金字塔形的另一個結果是，儘管老人仍對社會有用，如果人數眾多，其用處將變得有限。假設倫內爾島上有100個老人仍記得龍捲風來襲的情景，以及如何因應這樣的災難，當地社群就不會特別尊敬、重視那個80歲的老婆婆。
年老對男性與女性的衝擊各有不同。第一世界的女性平均壽命比男性更長，也就代表女性成為寡婦要比男性變成鰥夫的可能性更大。例如，美國年老男性已婚比例占80%，其中鰥夫只佔12%，相比之下，年老女性已婚的比例不到40%，其中一半是寡婦。會有這樣的現象，一個原因是女性平均壽命比較長，另一個原因則是男女在結婚時，男性的年齡比女性大，而且鰥夫很可能再婚，娶年輕的新老婆，寡婦則很少和比自己年輕的男性結婚。
過去，老人總是住在同一個地方，甚至自成年以後都住在同一間房子，和同一群人一起過日子。通常，他們有子女和媳婦或女婿住在附近，與社會的關係緊密，身邊都是交往一輩子的朋友。
但在現代的第一世界，老人很少有這樣緊密的社會關係。在新居家庭的結構中，子女婚後則自立門戶，不和新郎或新娘的父母同住。所謂空巢症候群應運而生。美國在20世紀初，男女結婚之時，其父親或母親通常已不在人世，因此他們的父母很少經歷空巢期，即使出現空巢期，通常不到兩年。現在的美國父母在子女成家、自立門戶之後，至少需面對10年以上的空巢期，長達數十年者也很常見。
在空巢期盛行的美國社會中，很多老人很難住在老朋友的附近。美國每年遷居人口多達20%，因此不管是年邁的父母、他們的朋友或者雙方一生都可能會搬很多次家。有些老人會跟自己的一個子女同住，如果子女搬家，也得跟著他們搬遷。有些老人可能選擇住在朋友家附近，不一定和子女一起居住。還有些老人則遠離朋友和子女一個人住。此外，也有不少人住在養老院，子女偶爾前來探望。正如本章開頭那個斐濟友人的指責：「你們美國人不顧自己年邁的父母，把老年人都拋棄了！」
除了新居家庭結構、住處經常搬遷，造成現代老人在社會上被孤立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從職場正式退休。這是19世紀末才出現的社會現象，在此之前人們就是一直工作，直到年老體衰身心不堪負荷。目前，在工業化國家，因各國制度不同，退休年齡從50~70歲（日本人較早退休，挪威人則比較晚）。此外，退休年齡也因職業而有所不同，如飛行員較早退休，大學教授則比較晚。現代工業社會把退休納入正式政策可歸因於三個趨勢，一是平均壽命的增長，到了某個年齡，很多人便無法繼續工作，只能退休。如果人們平均壽命不到50歲，就用不著強制其在60歲或70歲退休。二是經濟生產力的增加，只要少數人工作，就有強大的生產力，供養大多數不工作的人。
三是社會保險使老人在退休之後生活無虞。政府強制或支持的退休計劃始於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俾斯麥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老金、健康和醫療保險制度及社會保險，以政府的力量照顧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這樣的制度漸漸傳到西歐、北歐和新西蘭，美國也在1935年通過社會安全法案。然而，並非每個老人都歡迎這樣的制度。很多人到了某個年齡（如65歲或60歲）即被迫退休，但他們仍希望繼續工作，也還有工作能力，有人甚至正處於生產力的巔峰。當然，至少老人可以選擇退休，利用政府福利制度頤養天年。但退休也帶來新的問題，也就是多年的工作關係將被切斷，可能過著孤立的生活。
為了解決老人的居住和照顧問題，現代社會開始出現養老院這樣專司照顧孤單老人的機構。雖然古時的修道院和修女院會收留孤苦無依的老人，全世界第一家公共養老院是在1740年奧地利於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主政時成立。這樣的機構有各種形態，還有其他名稱，如退休之家、退休小區、老人院和養護中心。由於現代很多成年子女都必須外出工作，無法在白天照顧年老的父母，於是把他們送到養老院。老人住進養老院後也可結交新朋友，以發展新的社會關係。然而，有人進了養老院後，物質生活雖然不再缺乏，社會需求卻未得到滿足，如子女每年只來探望一次，甚至完全不聞不問。
現代老人更加孤立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社會上的用處不比以前。原因有三：一是現代社會識字率高、教育的普及和科技進展神速，我們現在以文字來儲存知識，幾乎人人識字，也不需要倚賴老人的記憶保存知識；二是所有的國家社群都支持教育體系，第一世界的學校都提供義務教育，老人不再是社群的老師；三是過去的科技進展如蝸牛前進，一個人在兒時學到的技能70年後依然有用。但是今天的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每隔幾年就有重大的進展，舊的技術很快就落伍了，因此一個老人70年前學的東西早就沒有用了。以我自身的經驗為例，我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上學的時候，老師教我們計算乘法的4種方式：背誦九九表、在紙上進行直式乘法、用計算尺以及使用對數表。這4種方式我都非常精熟，但是這樣的技能已經沒用了。我兒子那一代的年輕人拿出袖珍型計算器，幾秒就能得到正確答案。同樣，我雖然會做真空管收音機，也會開手動擋汽車，但這些技能也都過時了。我這一代的人年輕時學的技能大都沒用了，然而還有許多我們不曾學過的東西卻已成為不可或缺的能力。
老人問題的因應之道
簡而言之，在現代西方社會，近百年來，老人的地位已有很大的轉變。我們還在摸索如何解決因此而生的問題。從一方面來看，老人的壽命更長，健康狀況也比以前的老人好，現代社會也更富足，可以給老人更好的照顧；從另一方面來看，老人的技能大都已經過時，不能再發揮作用，儘管身體比較健康，在社會上的處境則更加悲慘。大多數讀者也許已經開始面對這樣的問題，不知如何安置年老的父母，或是自己已經是老人。我們該怎麼做？我將從我個人的觀察提出幾點建議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建議是，身為祖父母的老人可幫忙照顧孫子孫女，為子女減輕負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美國和歐洲正值生育年齡的婦女大都在家當家庭主婦，照顧自己的孩子。然而，近幾十年，年輕婦女基於個人興趣或經濟因素紛紛投入職場，外出工作，孩子的照顧就成了很多年輕父母頭痛的問題。雖然他們可以請保姆或是把孩子送到托兒所，但照顧幼兒的細緻程度依然令人擔憂。
這時，祖父母就可以幫上很大的忙。他們有高度的責任心照顧自己的孫子孫女，自己也有養兒育女的經驗，而且能夠一對一專心地照顧孫子孫女，不會突然說要跳槽，願意無酬幫忙，也不會抱怨薪水太低或沒有獎金。我的朋友圈中很多已經當上祖父母，而且來自各個專業領域，如醫生、律師、教授、企業家和工程師。他們經常照顧自己的孫子孫女，也很喜歡做這樣的事，讓他們的子女、女婿或兒媳可以外出工作而無後顧之憂。我的這些朋友正像昆族的老人，留在營地幫忙照顧小孩，讓他們的子女外出狩獵或是撿拾果仁。這樣的安排使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三方都能獲益。但是現在夫婦常到了三十幾歲或40歲出頭才生孩子，祖父母也許已經將近80歲或更大，就很難有體力照顧幼兒一整天。
第二個建議則是關於科技與社會的快速轉變。在這種趨勢下，雖然老人的技能早就過時，但他們依然可以提供寶貴的經驗給下一代。畢竟，今天的年輕人因應問題和變化的經驗還是不足。我們的老人就像我在倫內爾島遇見的那位80歲的老婆婆。她是恐怖龍捲風的倖存者，知道在災後可以採集哪些果實果腹，以免餓死。同理，老人的記憶也有可取之處。我將舉兩個例子說明這一點。第一個例子是關於我的大學導師。他生於1902年，他在1956年告訴我，他親身體驗馬車被汽車取代的感受。他說，他們當時都為這樣的運輸革命歡欣鼓舞，街道不再馬糞遍地，變得更乾淨，同時也少了馬蹄聲，變得更安靜。今天我們卻常常把汽車和污染、噪聲聯想在一起，可見科技變革也會帶來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
第二個例子則是我和我兒子喬舒亞在飯店的經歷。有一天我和喬舒亞在飯店吃晚餐，結識了一個86歲的老先生。他為我和我那22歲的兒子描述1943年11月20日，他和戰友在西南太平洋的塔拉瓦環礁涉水登陸海灘與日軍決戰的情景。這場戰鬥非常慘烈，不到三天，在不足半平方英里的戰場上，總計有1 115名美軍壯烈犧牲，日軍總數有4 601人，除了19人，其他都戰死了。我第一次聽聞戰場歸來的老兵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希望喬舒亞永遠不必經歷這種恐怖。如果他那一代的年輕人能從老人口中聽到世界大戰的情景，應該能從中得到寶貴的教訓。
第三個建議則是瞭解老人的長處和短處，並善加利用他們的才能。隨著年紀漸增，人不免會喪失一些能力，如抱負、競爭力、體力、耐力、專注力和思考能力。因此，像破解DNA結構這類問題最好留給40歲以下的年輕學者。反之，隨著年齡增長，一個人的經驗、對人的瞭解以及人際關係、整合跨領域問題的能力則會增強，也更能放下自我去幫助別人。所以，物種起源、生物地理的分佈、比較歷史等研究工作最好交給40歲以上的學者。這種轉變使得年紀大的人選擇監督、管理、顧問、教學、擬定策略和統籌方面的工作。例如，我有一些農民朋友到了八十幾歲已很少騎馬或開曳引機，而是花更多的時間思考農場的經營策略；我的律師朋友上了年紀後也較少上法庭打官司，而更多地指導年輕律師；一些醫生朋友也是，他們因為年紀大了，很少做耗時、複雜的手術，工作目標變成訓練年輕醫生。
社會該利用老人的長處，看他們喜歡做什麼事，而非強迫他們像年輕人一樣每週工作60個小時，或是到了某個年齡就強制他們退休。反過來說，老人也應該好好思索自身的轉變，想辦法發揮自己的能力。有兩位作曲家就值得我們學習（見圖40、圖41）。這兩位在年紀大的時候都很誠實地說出自己能做什麼，以及不能做什麼。為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歌劇寫腳本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曾描述他和施特勞斯第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時施特勞斯已經67歲。「在我們見面的第一個小時，施特勞斯就坦白告訴我，作曲家到了70歲，便不再擁有神妙的靈感。因此，他已經寫不出《蒂爾的惡作劇》（Till Eulenspiegel）和《死與淨化》（Tod und Verklarung）那樣的交響詩（施特勞斯二三十歲的傑作）。他已經沒有鮮活的創造力。」但施特勞斯解釋說，有些情景和文字還是會觸動他的心弦，讓他想用音樂表達出來，音樂主題甚至已在他心中縈繞。為女高音和管絃樂寫的《最後四首歌》（Four Last Songs）就是他在84歲完成的作品。這是施特勞斯最後的作品，也是經典之作。他以樂曲營造出秋日蕭瑟的氣氛，讓人感覺死亡的腳步近了，管絃樂褪盡鉛華，摒除世俗與官能的況味，呈現真摯的情感，並加上他在58年前寫的一些樂曲片段。
另一個作曲家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54歲寫出《 唐·卡洛》（Don Carlos）、58歲創作《阿依達》（Aida）之後即打算結束自己的創作生涯。然而他的出版商還是說服了他繼續寫，在74歲創作《奧泰羅》（Otello）、80歲完成《福斯塔夫》（Falstaff）。這兩部晚年作品也是他最偉大的作品，風格簡約、微妙，與早年的作品大不相同。
在這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如何為老年人開創更美好的生活一直是我們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過去很多人類社群善待老年人，讓他們發揮長處，都很值得我們學習。我們當然也能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