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史的三個主要時代中，近現代是最短暫但也最為動盪不安的時代。採集狩獵時代的持續時間超過20萬年，農耕時代持續了大約1萬年，而近現代僅僅維持了250年。這個短暫時代的變革也比以往更為迅速和徹底。事實上，這一時期人口的快速增長，導致人類歷史中人口總和的20%都生活在這兩個半世紀。近現代在上述三個時代中的互聯性最高。相比過往新觀念和新科技需要數千年才能傳遍全球，如今來自五大洲的人們能夠輕鬆地交流，如同大家生活在一個地球村。歷史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史。
現在我們假設近現代始於1750年左右。它深深扎根於農耕時代，然而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其起始時間為1500年，甚至更早。確定近現代的起止時間十分棘手，有些學者認為近現代結束於20世紀，我們現在生活在與「近現代」時期截然不同的「後現代」時期。近現代的許多特徵延續至今，還會在將來一段時期繼續存在。因此，將我們所處的時代視為近現代的一部分更加合理。這就意味著，我們無法知道近現代結束的確切時間，也無法如願以償地看清它的總體輪廓。
無法將近現代作為整體來對待，讓我們難以明確其主要特徵，也說明了我們刻意使用「近現代」這一模糊稱謂是有道理的。目前人們劃分近現代的要素（定義特徵）似乎是創新速度的不斷加快。新技術增強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掌控力，並且促進了人口的迅速增長。技術變革和人口變化反過來改變了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傳統、醫療和人口老齡化模式，以及社會和政治關係。
近現代向世界歷史學家提出了鮮明的挑戰。我們距離近現代太近，無法清楚客觀地加以審視；我們掌握的信息量太大，難以從細節中分辨出趨勢；變化比以往更加頻繁，且遍佈全球各地。接下來，應該嘗試在世界歷史學家廣泛認同的基礎上形成連貫的概述。
近現代的主要特徵和趨勢
近現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大量統計數據，讓人們第一次能夠量化眾多顯著的變遷。
人口增長和生產力的提高
儘管在20世紀晚期，人口增長速度放緩，近現代仍是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1750年至2000年間，世界人口從7.7億左右增加到近60億，在250年裡數量增長近8倍。這種增長態勢相當於每年人口增長0.8%，大約每85年人口會翻一番。（相比而言，農耕時代人口翻倍時間估計為1 400年，採集狩獵時代的翻倍時間長達8 000年至9 000年。）勞動生產力空前提高讓人口數量增長至8倍成為可能。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在1700年至2000年間增長了90倍以上，連人均生產量也提高了9倍。
▣ 思想實驗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對未來五十年的影響有多大？這會不會成為世界歷史上另一個轉折點？或許是新一輪全球性衝突的開端？或者，更樂觀地看，這會不會成為將我們從殘酷世界衝突中解放出來的一個轉折點？你怎麼看待？你希望怎樣？
勞動生產力的驚人提高，是近現代史上所有最重大變化的原因所在。生產力提高的部分原因是新技術的發現和推廣。例如在農業領域，得益於輪作技術的改善、灌溉技術的加強、人工肥料和殺蟲劑的廣泛應用，糧食產量與人口數量並駕齊驅。其他原因還包括人類學會開發利用新能源。採集狩獵時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3 000多千卡的能量，僅夠維持人體的合理健康狀態。農耕時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12 000千卡的能量，當時最強勁的可用動力是家畜或風力船。到了近現代，人類已經學會從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中提取能源，甚至利用存儲在原子核中的能量。如今，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支配230 000千卡的能量，這一數據是農耕時代的20倍。（相當於每天吃近1 000塊糖獲取的能量！）飛機、火箭與核能的時代取代了馬、牛與柴火的時代。
城鎮擴展
人口增長帶動了人類社區平均規模的擴大。在1500年，全球只有約50個城市的居民人口超過10萬，還沒有居民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
到2000年，數千個城市的居民人口超過10萬，約411個城市居民人口超過100萬，其中41個城市人口超過500萬。（2007年，中國上海的人口數量估計達到1 550萬左右。）農耕時代，大多數人勞動、生活在鄉村；到了20世紀末期，近5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5 000人以上的社區。村落數量的急速下降標誌著世界上大多數人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與農耕時代一樣，隨著社區規模的日益擴大，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轉變，首先是僱傭模式的變化。在農耕世界中，大多數人是小農；如今，大部分人依靠不同職業賺取薪水養活自己。
交通和通信領域的創新改變了社群與地區間的關係。19世紀以前，人們的旅行速度快不過馬蹄（或是快速帆船）。傑斐遜總統在1809年離任時，還曾騎馬回弗吉尼亞老家蒙蒂塞洛的莊園。傳遞書信最快捷的方式是使用依靠國家資助的驛馬快遞系統。而如今信息即刻就能傳遍全球，易腐物品在幾小時或者數天之內就可以從世界一端運輸到另一端。
兩幅圖對比顯示了近現代城鎮的沿革。左圖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市地圖，創作於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原是荷蘭殖民者從美洲印第安人手中購買的島嶼曼哈頓，後來改稱紐約。右圖是工業化後期曼哈頓的城市俯瞰圖，大致延續了左圖的城市規劃格局。
日益複雜和強大的政府
隨著人口的增長及人們之間互相聯繫的加強，更加複雜的管理方式勢在必行，這是政府體制變革的原因。前現代的政府樂於關注戰爭和稅務，讓他們的民眾幾乎毫無拘束地自由謀生；但現代國家面臨的管理任務更加錯綜複雜，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調節和管控管轄範圍內民眾的生活。現代國家龐大的官僚機構是現代革命最重要的產物之一。民主政體也是一樣，它讓政府機構能夠及時調整政策，更加貼近其統治的廣大群體的需求和能力。民族主義這種公民對政府在情感和理智上的密切認同，是政府與其統治下的民眾之間新型關係的另一個產物。
民主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表明現代政府越來越不願意依靠武力實現自身意願，相比農耕時代的統治者，現代政府更多地使用行政和強制權力。農耕時代的政府從未嘗試掌控子民的出生、死亡與收入數據，或是實施義務教育，而現代政府將這些重任作為日常事務對待。現代國家甚至能比農耕時代最大的帝國更有效和更大規模地使用暴力。18世紀的大炮可以摧毀一座房屋或殺死一群士兵；現代核武器則可以毀滅整個城市，傷亡數百萬人，多種核武器一起使用可以在數小時之內終結人類歷史。
權力在本質上的一個微妙變化，在於現代國家日益依賴於商業和經濟上的成就而不是生硬的高壓政治。他們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勢力範圍內社會的經濟生產力水平，以至於現代政府必須充當有效的經濟管理者。更多民主政府體制的建立、奴隸制重要性的降低、20世紀歐洲帝國的終結、1991年蘇聯計劃經濟的崩潰，以及1990年和1991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均反映出當權者越來越意識到：熟練的經濟管理方式比農耕時代典型的粗暴的、具有強迫性的統治策略，更能有效地提高生產力水平。
美國建國初期，選舉權受到財產、種族、性別等多種限制，主要是成年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特權。到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普通民眾要求普選權的呼聲越來越高。圖為1851年密蘇里鄉村選舉的場景。
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
雖然財富積累速度空前加快，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卻在加大。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結果顯示，1820年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是非洲國家人均值的3倍；截至1998年，這項比率上升至近20倍。但是，現代技術產生的部分效益得到了更廣泛的分享。糧食生產供應情況和衛生條件的改善、疾病知識的增長、疫苗接種（19世紀）和抗生素（20世紀）的推廣使用，可以幫助我們深入地理解以下事實：人類歷史上首次將嬰幼兒期死亡率控制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致人類平均期望壽命翻了一倍還多，從1820年的約26歲上升到20世紀末的66歲左右。這些成果雖未普及，但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它們的影響。
女性享有更多機遇
世界許多地區已經重構了男女之間的關係。新能源淡化了僱傭關係裡體力的重要性；新式避孕方法賦予男女在生育上更多的選擇權；新技術，如用奶瓶餵養，允許父母更輕鬆地分擔照料嬰兒的重任。嬰兒死亡率降低和新型社會化養老，減輕了為了養老而生育多個子女的壓力。最後，城市化和商業化進程為女性和男性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婦女與傳統的育兒者的角色不再緊密相關，這在工業化最發達的地區表現尤為明顯。不過，性別不平等觀念即使在深受現代革命影響的社會中依然存在。即便是在美國和西歐國家，女性的平均薪資水平都落後於男性。據美國勞工部統計，「在1992年接受計時工資的工人中，女性的時薪中位數僅佔男性時薪中位數的79.4%；在全職藍領和工薪族中，女性周薪中位數占男性周薪中位數的75.4%；1992年女性年薪中位數占男性年薪中位數的70.6%，這是可獲得的最近年份的統計數據」。
前現代生活方式的消亡
現代革命最終摧毀了前現代生活方式。直至20世紀，獨立的採集狩獵部落仍存在於世界各地。但20世紀末期，採集狩獵者無一生活在現代國家之外，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轉變，因為他們被強行帶進了現代世界。農業耕作，這一貫穿農耕時代大多數人類成員的生活方式逐漸走向沒落，因為小型農戶無法與大型機械化生產的農場或工業化程度較高國家的商業化農戶競爭。20世紀末，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農業耕作方式已經消失。即便是在其倖存地——如東亞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這種方式也正在衰落。這些變化趨勢標誌著形成於人類歷史早期並隨後盛行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終結。
解釋現代革命
導致這些重大變化的關鍵原因是創新加速帶來的人類勞動生產力的陡升。所以，要闡釋現代化，我們有必要解釋創新速度為何在近現代期間飆升。迄今為止還沒有普遍認可的現代革命的起因，或者準確點說，人類歷史創新的總體原因。但是，人們就某些較為重要的誘因達成了廣泛共識。
英國達勒姆郡東部的工業城市莫頓，這裡原本以農耕生產方式為主。工業革命以後，該地因富藏煤炭資源，發展為一座工業城市。圖中描繪的是19世紀中葉，這裡工廠緊挨農田建立的場景，體現了農業社會不斷後退，為工業社會讓渡土地、人力等資源的歷史結局。
農耕時代累積的變革
第一，現代革命明顯建立在農耕時代累積的變革的根基之上。數千年的緩慢發展為農業和水資源管理、戰爭、採礦、金屬工藝、交通與通信領域帶來了遞增式的技術改進。交通與通信領域的技術改進——例如操控性更強的艦船和活字印刷術的推廣——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它們擴大了交流範圍，並且確保新技術、新產品和新理念更自由地傳播。徵兵或徵稅這種大規模人力組織的方式在農耕時代也有進步。這些技術和組織方面的緩慢變化，在全球市場規模和領域穩步擴張的背景下，成為近現代更加迅猛變化的跳板，不過其發生方式至今尚未完全明晰。農耕時代的最後幾百年間，變革的進程已經開始加速。1000年至1820年間，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呈近6倍的增長態勢，而在之前的1 000年裡，幾乎毫無增勢可言。
商業社會的興起
第二，大多數歷史學家認同現代革命與更多商業社會的興起有關。從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家一直主張創新和商業活動存在緊密聯繫。亞當·斯密認為，大市場允許專業化分工的加強，這必將促進高效生產力的發展。同樣重要的是，競爭型市場中參與買賣的企業家所面臨的，是農耕時代的地主與政府通常可以避免的競爭方式。為維持生存，企業家不得不依靠生產並銷售廉價商品以削弱競爭對手。這樣做意味著貿易和生產要達到最高效率，通常也意味著尋求並引進最新技術。隨著商品交換的擴散，僱傭工人的數量也在增加，即那些依靠自身勞動力進入市場的人。由於他們相互之間競爭上崗，僱傭工人也不得不擔憂新進的廉價勞動力及其生產效率。
正因為如此，發生在農耕時代的緩慢的社會商業化進程，很可能通過激發創新提高了生產力。隨著企業家和工薪階層財富、影響力及人數的增加，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對待創新的態度愈發開放，並且更容易接納創新。
統一性全球網絡的發展
第三，從16世紀開始，世界區域聯繫為統一性全球網絡，強烈地刺激了商業發展和技術創新。在短暫的100年內，商品交換和思想交流的規模幾乎翻倍，大量新商品和新思想進入世界流通領域。玉米、糖、白銀、咖啡、棉花、煙草、馬鈴薯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及商業專業知識不再局限在特定區域，而是傳播到世界各地，甚至連人口販賣也走向國際化。16世紀以前，最活躍的奴隸販子在伊斯蘭世界從事販賣交易，他們手中的大部分奴隸來自於北方的斯拉夫民族或突厥族。從16世紀起，歐洲奴隸販子開始捕獲和購買非洲奴隸，並將他們用船運至美洲種植園。不管好壞，這類全球性貿易畢竟推動了世界商業的普遍發展。
西歐崛起，成為全球樞紐
儘管變化如疾風驟雨，但是並沒有立刻改變整個世界，不同地區接受改變的先後順序對近現代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個事實便是引發現代革命的第四個誘因。西歐國家在農耕時代處於大貿易體系的邊緣地帶，在16世紀建立的全球貿易網絡中卻處於核心區域，這是因為他們掌控著將世界聯繫為一體的遠洋艦隊。相比其他地區，西歐具備更好的地理優勢，便於從新興的全球交易系統的龐大的商品流和思想流中獲得好處。歐洲科學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加強聯繫後，對源源不斷湧入的新思潮作出的回應。對新思想、新作物、新宗教和新商品等的認知削弱了傳統行為、宇宙論和信仰的基礎，並且尖銳地提出了應該怎樣對世界認知去偽存真的問題。活字印刷術的革新與推廣確保了新信息在歐洲更加順暢地傳播。
與此同時，歐洲國家身處幾乎連年戰亂的境況中，迫切需要擴大資金來源。因此，他們熱衷於利用全球經濟體系中存在的商業機遇。為達到目標，他們的手段之一是掠奪美洲資源，利用美洲的商品，如白銀，換取進入世界最大市場南亞及東亞的通道。歐洲內部不斷增長的商品交換和知識交流創造了開放的創新環境，因為創新者可以利用全世界的知識和商業資源。西歐在現代革命初期階段的領先地位，讓它和北美地區在近現代史上留下了獨特的烙印，並取得了持續至今近200年的全球霸權地位。憑借歐洲的首要地位，英語，而並非波斯語或漢語，成為現代外交和商務領域的通用語言；在聯合國工作也需要穿西裝打領帶，而不是身穿土耳其長衫。
▣ 思想實驗
世界不同國家常常擁有不同的實力和重要性。想像1789年的世界情形。中國很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為富有、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那時的歐洲開始在世界經濟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北美大部分領土或者被美洲原住民佔領，或者被歐洲殖民主義勢力控制；美國實力相對較弱，且經濟地位無足輕重。現在設想一下未來情形，中國再次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為富有和最具影響力的國家，歐盟成員國組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美國實力更弱，經濟地位更加微不足道，美國國家及其公民該怎樣適應這樣的地位落差呢？
其他因素
第五，更特殊的因素必須深入到闡釋現代革命的所有細節中。歐洲國家特有的商業化性質無疑有助於解釋他們為何善於接受創新，但是地理因素，如氣候變化以及英國等歐洲西北部國家和地區存在的大型且易采的煤礦層，也可能造就了歐洲在現代革命中的天時地利因素。
工業革命 1750—1914
這些論據表明現代革命的因素出現在世界各地，儘管其全面影響首先表現在歐洲西北部和當今美國的東海岸地區。在大西洋地區，技術變革從18世紀晚期開始加速。常見的標誌性變化包括引進和推廣生產效率更高的農業技術，更高效的棉紡織加工機器，蘇格蘭發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機以及第一列機車。到19世紀初，人們發現不尋常的事情正在發生。1837年，法國革命家奧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宣稱英國正在進行一場「工業革命」，其意義不亞於當時剛在歐洲和美洲發起的政治革命。此時，歐洲生產力水平已經超越印度和中國兩個古代超級大國。
水晶宮是工業革命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它是1851年在倫敦舉行的萬國工業博覽會的場館，見證了英國工業革命的空前成就。當時人稱，「世界歷史從未目睹過像1851年的世界各國工業大展覽這樣的盛事。一個偉大的國家正在邀請所有的文明國家來參加一次盛會，比較和學習人類智慧的結晶」。
19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擴展到美國。蒸汽機被廣泛應用於採礦、冶金、機械等工業生產部門。圖為1867年美國俄亥俄州一家木材加工廠的產品海報，展示了將蒸汽機用於木材加工的場景，該工廠加工的木材可以被用作修建鐵路的枕木。鐵路的修建，大大加快了資源、信息的交流速度，對促進美國經濟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意義。
工業革命的三次浪潮
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呈現波浪式發展態勢。每一波都帶來了新的生產力提升技術，並將工業化進程擴展到新的區域。第一波浪潮出現在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期，英國發生了最具有關鍵性的變革，儘管英國引進的許多革新其實是由其他國家首創。其中最重要的變革是引入高效棉紡織機器和瓦特發明的蒸汽機。
蒸汽機是一種首次高效利用化石燃料儲能的機械，它提供了一種似乎用之不竭的廉價能源，尤其是在那些可利用煤炭的地區。蒸汽機使從礦井中抽水的工作變得更加簡單，因此快速降低了煤礦開採成本。蒸汽機與18世紀晚期發明的新型紡織機結合，徹底改革了紡織工業這個在大多數農耕社會中位列農業之後的第二大產業。為了更加高效地利用這些新技術，企業家開始將工人集中到監控嚴密的大型生產車間，這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工廠。
第二波創新浪潮發生在19世紀初期至中期。在這幾十年裡，蒸汽機被安裝在車上以製造出第一批機車。鐵路系統大幅降低了陸路運輸成本，它們對美國、俄國等大國的經濟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意義。緊接著，對煤炭、機車、車輛、軌道的需求刺激了煤和金屬的冶煉與管理，早在19世紀初期，這些技術就傳播到歐洲其他地方和美國。
第三波創新浪潮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工業技術在此期間傳播到北美、歐洲其他地區、俄國和日本。俄國和日本在19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遭受西方列強的軍事羞辱，這讓兩國政府強烈地認識到要生存就必須鼓勵工業化，因為工業實力能夠顯著增強軍事力量。鋼鐵、化工和電力是這一波工業革命期間最重要的新技術。新型組織形式將銀行和工廠組建成大型股份制企業，其中最大一家在美國建立。在德國和美國，系統性的科學研究方法與大型企業主體都開始在技術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創新開始在現代政治和企業的結構體系下逐漸制度化。
到19世紀末，在與德國和美國的競爭下，英國逐漸喪失產業主導地位。1913年，美國對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占比接近19%，德國占比9%，而英國只有8%多一點。
經濟發展
工業化革命的三個浪潮改變了生產力水平。從1820年至1913年間，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6倍多，德國增長了9倍，美國增長了41倍。與此同時，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9倍，德國增長了3.4倍，美國增長了4.2倍。此前的人類歷史還從未見證過生產力有如此驚人的飛速發展。
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速沒有跟上。正好相反，工業化領先地區不斷增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侵蝕著印度、中國以及奧斯曼帝國的傳統農耕社會。在歐洲和其他大西洋強國的機器紡織品以低廉的價格削弱其他地區本土產品的競爭力的同時，他們現代化的軍隊也攻佔了世界大片地區。
19世紀後期，財富和權力的地區差異急劇擴大。1820年至1913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的占比從33%降至9%，印度的占比從16%降至8%，而英國的占比從5%上升至超過8%，美國的占比從約2%上升至超過19%。直至19世紀末，印度被英國統治；中國遭到歐洲、大西洋以及日本等列強的商業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軍事支配；南北美洲、大洋洲大規模湧入歐洲移民；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處於歐洲的財政支配和商業統治下；非洲和東南亞的大多數國家也已劃入歐洲帝國的勢力範圍。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不平等像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一樣引人注目，這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全球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也在19世紀後期誕生了。
民主革命
經濟變革常常伴隨著深層次的社會、政治及文化變革。農耕時代的農民群體主要依靠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但工業社會中的城市工薪收入群體，和作為僱主的企業家階層一樣，對只有國家能夠提供的法制秩序和經濟管理體系依賴度很高。隨著職責的多樣化和複雜化，各國政府也反過來更依賴於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合作。這些變革正好可以解釋各國政府與其民眾之間為何反覆出現激烈爭吵。最早的現代化民主政治體制在動盪不安的18世紀下半葉誕生於美國和西歐。歷史學家羅伯特·帕爾默（Robert Palmer）將這段時期稱為「民主革命時代」。更加民主的治理方法將向更廣泛的人群賦予政治影響力，而換來的是監管的加強。例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府開始徵募大量軍隊，採取細緻的人口普查措施，並監管工廠、辦公場所乃至家庭內部的生活。
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次革命，「網球場宣誓」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奏。當時第三等級要求召開國民議會，遭到國王路易十六的壓制。國民議會代表在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聚集宣誓，「不制定和通過憲法，絕不解散」。
文化變革
文化生活也發生了變革。19世紀期間，在北美及歐洲大部分地區，大眾教育將讀寫能力傳授給大多數民眾，而新興的大眾傳媒為民眾提供大量的閱讀信息，全面報道本國及世界各地的要事。大眾教育同新型的大眾娛樂形式一道，開始為國民共享的「民族」身份賦予現代意義。所有的宗教傳統此時都必須直面現代科學提出的挑戰，大多數傳統開始融入某些現實科學理念，並注意摒棄其他方面。19世紀的輝煌成就提升了科學的威望，也挑戰了傳統的世界觀。
英國自然學家查爾斯·達爾文（1809—1882）提出的進化論頗具挑戰性。它暗示生命本身可能是一種不可捉摸的力量的產物。但正是由於進化論過分依賴理性解讀，科學世界觀無法發揮傳統宗教的精神慰藉作用。這解釋了為何科學帶來的挑戰不僅沒有摧毀傳統宗教，反倒似乎促進了新型宗教運動的發展，譬如基督教的福音派。
在大西洋核心區域之外，工業革命的間接影響範圍廣、破壞性強，這是因為歐洲及北美發展壯大的政治、商業與軍事實力已經威脅到傳統的政治經濟結構，並且開始侵蝕古代思維方式下的信仰。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人口迅速增長、土地資源短缺、稅負增加以及城鎮帶來的新機遇顛覆了鄉村生活方式。然而，正如社會主義者指出的那樣，早期工業城鎮的條件通常比鄉村更差。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民生活方式被緩慢侵蝕，以及早期工業城鎮的惡劣環境，共同營造了劍拔弩張的社會緊張局面。
處於早期工業革命核心區域外的政府機構不得不面對近乎不可能的挑戰，他們要設法追趕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同時又不能破壞自身政權的傳統社會和文化結構根基。過渡期必定是痛苦的經歷，因為農耕時代的主導政治形態主要建立在傳統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並非商業貿易的基礎上；然而，人們逐漸意識到工業化與商業活動緊密相關。不足為奇的是，現代政府形式的產生常常導致傳統社會結構與治理體系的劇烈崩塌。日本是少數的在不破壞傳統社會結構的前提下，成功實現向現代工業化經濟過渡的社會之一。
1900年，現代革命的眾多特徵在北大西洋核心區域已隨處可見。無論如何，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也開始感受到它在生活方式、經濟運行、政治治理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影響力。
▣ 思想實驗
就人類歷史而言，面向全民的公共教育是非常晚近的現象。細想19世紀的公共教育所普及的人數比以往都更多，但也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多。1900年，5歲至19歲的美國人入學率僅有51%。現在設想，假如沒有公立學校和強制考勤，你通過自學能學會什麼？哪些是你無法學習的？例如，你的父母沒有受過教育，誰能教你閱讀？你可以在哪兒學習數學？你如果連基礎數學都不懂或是沒有閱讀能力，又能找到什麼工作？你認為公共教育在現代社會比在農耕時代更加重要嗎？
大眾傳媒使信息傳播不再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信息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圖為1848年美國民眾通過報紙瞭解墨西哥戰爭。
20世紀危機 1914—1945
1913—1950年間，曾讓世界大幅改觀的經濟增長引擎似乎拋錨了。國內生產總值的世界增長率從1870年至1913年間的年均1.3%減緩為1913年至1950年間的0.91%。經濟增長的緩慢態勢影響到工業革命的所有核心區域，但這種影響在曾經的農業大國，如中國和印度，表現更為突出。這種趨勢下的明顯例外是俄國，其經濟年均增長率從沙皇晚期的1.06%上升至1913年至1950年蘇聯早期的1.76%。
曾經促進工業革命發展的國際金融業和貿易體系的崩潰，是導致增速減緩的部分原因。1870年至1950年間，投入國際貿易的世界生產總量比例發生實質性下滑。部分問題在於，工業化國家政府仍在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實現經濟快速增長，通常他們像過往的大型農業帝國一樣，將增長視作一場零和博弈（雙方利益針鋒相對，不可能取得妥協的局面），要獲勝只能排擠受保護的市場中的競爭對手。19世紀後期帝國主義的迸發就是這種競爭關係最明顯的表現形式，因為歐洲諸國盡力壟斷對他國的控制權。大國競爭關係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貿易保護主義（通過限制外國競爭對手進而保護國內生產者利益）的蔓延。第三種表現形式是共同防禦體繫在歐洲的興起，它將巴爾幹半島危機演變成一場全球性戰爭。主要工業強國間的相互猜疑和競爭關係阻塞了國際交流主動脈，這對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造成致命打擊。
▣ 《西線無戰事》節選
自1929年出版以來，《西線無戰事》一直被奉為講述戰爭中士兵個人苦難的經典小說。德國作家埃裡希·馬裡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個人從軍體驗，寫作了這部小說。下面引用書中最意味深長的語錄：
此刻，我第一次發現，你我同病相憐。我想起你的手榴彈，你的刺刀，你的步槍；現在，我看清了你的妻子，你的面容和我們的友誼。原諒我，戰友。我們發現得太遲了。為何從未有人告訴我們，大家都是可憐人，你們的母親像我們自己的母親一樣都憂心忡忡，我們一樣都畏懼死亡，一樣都垂死掙扎，一樣的悲痛欲絕，原諒我，戰友；你怎麼會是我的敵人？
來源：Remarque,E.M.（1929）.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A.W.Wheen,Trans.,P.223）.
New York.Fawcett Crest.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的王位繼承者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到刺殺之後，奧地利入侵塞爾維亞，俄國介入塞爾維亞保衛戰，德國對俄國宣戰，同時將俄國的盟友英國和法國捲入戰爭。歐洲遍佈全球的殖民和商業網絡將其他國家拉入戰爭漩渦。德國在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中國的殖民地被法國、英國和日本軍隊攻佔；從印度、東南亞、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等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以及阿根廷這樣的半殖民地，軍隊和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至歐洲。1917年美國對德國宣戰。
「一戰」期間，德國首先對英法聯軍使用芥子毒氣，「二戰」中，日本侵略軍曾在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等大型戰役中，多次使用這種生化武器。芥子毒氣這種工業化戰爭的產物，帶來了極端的殺傷力。
19世紀的軍事變革決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是異常血腥的戰爭。新型武器，包括機槍、坦克和飛機，而類似芥子毒氣這樣的生化武器足以灼傷受害者的五臟六腑。諷刺的是，醫療進步讓更多的兵力留在了前線，而對敵方陣地發起的突襲常常徒勞無功，士兵性命最終喪失在成千上萬機槍火炮的槍林彈雨中。現代工業國家靠掌控經濟來武裝各自的軍隊，有效發動「全面戰爭」。在戰爭大後方，女性代替男性在農場、兵工廠或鐵路上勞作，對勝利的貢獻不亞於軍隊。事實上，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成為戰後婦女選舉權迅速普及的主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非工業革命時代的第一次全面戰爭——美國內戰更配得上這個稱號——而是將工業化戰爭的驚人規模和破壞力展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成為近現代史上具有實質意義的第一次全球性戰爭。
全球巨變
法國凡爾賽懲罰性和平條約的簽訂，以及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的失敗，證明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對抗並未消失。1929年，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最終崩潰，由此引發的經濟蕭條影響到幾乎所有的主要的資本主義強國，以及為他們提供原材料的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經濟大蕭條似乎印證了社會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制度最終走向瓦解的預言。許多國家政府重新開始閉關自守（國家基礎上的經濟獨立與自給自足），而之前他們卻在爭相角逐正在萎縮的世界資源和市場份額。
1933年，德國出現了以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為首的法西斯政權。希特勒決心挽回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必要時進行武力征服。法西斯主義在其創始人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的出生地意大利氾濫，並蔓延到了西班牙、巴西以及其他地區。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反映了19世紀後期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度幻滅。法西斯主義者預感國家和種族衝突時代的到來，最優越且最強大的民族定能取勝；革命社會主義者則將此衝突定義為階級鬥爭，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本家和工人勢不兩立。
俄國出現了由馬克思主義指導、決心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19世紀資本主義瓦解的另一顯著標誌。沙皇俄國政府鼓勵工業增長，但是（與日本明治政府不同）未能在統治結構框架下成功接納實現工業化所必需的企業家。最終，城市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迅速壯大和貧困農民的日益增多造成了社會危機，同時由於在日俄戰爭中的軍事敗績和參與「一戰」的巨大消耗，沙俄帝國解體。傳統精英對於這場危機的反應過於被動遲緩，這讓弗拉基米爾·列寧（1870—1924）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並通過一場激烈的內戰（1918—1920）牢固掌握了政權。
布爾什維克致力於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建立生產資料（例如土地）、銀行和所有大型企業均為集體所有的社會形態。在列寧的繼任者約瑟夫·斯大林（1879—1953）執政期間，蘇聯建立了非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使其足以對抗資本主義競爭對手。斯大林政府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創的管理方法，開始管控並協調整個蘇聯經濟，不讓市場力量發揮重要作用。為應對工業化和加快重整軍備進程，斯大林政府建立了龐大、強力和高壓的國家機器，必要時甚至不惜採取專制行動。人們曾在一段時間內認為新體制可以匹敵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及軍事實力。20世紀30年代至後來的50年代期間，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的確比其他國家更快（由於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缺乏以市場價格為參考，我們無法進行確切的財政對比）。但由於後來市場價格逐步透明化，我們發現蘇聯為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付出了慘痛的人道代價。
▣ 思想實驗
1935年，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說《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這裡》（It Can't Happen Here）出版。故事主要講述了為什麼法西斯主義甚至可能出現在美國。其他虛構作品，如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2004年的小說《反美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呈現了類似的情景。你認為法西斯主義可能在美國最終勝出嗎？若此事發生，哪些因素是誘因，而哪些不是？
重整軍備
20世紀30年代期間，在日益緊張的國際形勢下，世界主要強國開始重整軍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端於日本和德國妄圖創建各自的陸上帝國。日本於1931年入侵中國東北，並在1937年全面入侵中國；德國的擴張主義衝動促使其在1939年入侵波蘭之後全面發動歐洲戰爭。1941年，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美國，在日本對珍珠港進行先發制人的襲擊後參戰。蘇聯也在遭受德國侵略後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東亞及東南亞的戰區，與歐洲戰區一樣廣闊。但是，最終，在美國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蘇聯非凡的協調調動能力下，同盟國終於扭轉了對軸心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戰爭形勢。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加殘酷。近6 000萬人喪生，大約占當時世界人口的3%。
▣ 思想實驗
1945年，哈里·杜魯門總統決定動用原子彈結束「二戰」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爭。想一想從杜魯門決定使用最恐怖的武器從而引起人們的爭辯開始，到後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核俱樂部。現在設想一下，如果你有機會給杜魯門建議，你會提議其他選擇嗎？美國仍是世界上唯一在戰時使用核武器的國家，你認為這一史實有何重大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20世紀的全球社會再次陷入文明危機。圖為重整軍備的德國納粹軍隊。
隨著有史以來最可怕的武器原子彈的使用，戰爭宣告結束。1945年8月，原子彈被投放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兩座城市，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彈。（投放原子彈的B-29轟炸機飛行員保羅·蒂貝茨上校〔Paul Tibbets〕以自己母親的名字，將戰機命名為「艾諾拉·蓋伊」號〔Enola Gay〕，這顆原子彈綽號「小男孩」。）隨著對城市的空中轟炸首次成為現代戰爭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多數人員傷亡都是平民。戰爭的極端殘忍性的最有力的印證，可能就是希特勒的納粹黨對近600萬猶太人進行的系統性謀殺，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大屠殺」（Holocaust）。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歐洲不再主導全球經濟體系。美國和蘇聯成為新的超級大國。他們擁有自己的盟友和附庸，各自代表著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隨著東歐大部分國家的加入及1949年毛澤東（1893—1976）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陣營的規模和實力得以壯大。截至1950年，世界近1/3的人民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以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美國、蘇聯、日本乃至拉丁美洲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東南亞、印度、非洲及其他地區反殖民運動的強勢興起，揭開了終止歐洲帝國主義統治的序幕。在印度，成立於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黨，成為獨立運動的強力支持者，充滿感召力和創造性的莫罕達斯·甘地（1869—1948）被推舉為領袖。在他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下，英國被迫於1947年承認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新生國家的獨立地位。儘管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國家危機四伏，但是關於資本主義滅亡的預言還為時過早。科技創新在此期間迅猛發展，內燃機投入大批量生產，飛機製造業興起，（飛機起初作為戰爭武器，後來演變為新型的商業和民用運輸方式，）紡織品、橡膠的化學替代品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屬於聲吶、核能和石油的年代；同樣也是一個屬於根本性科技突破，尤其是物理學突破的年代。
其他一些進步成果同樣保障了資本主義增長引擎重新啟動，19世紀經濟增長的強勁步伐得以延續。促進增長復甦的管理準則首先出現在美國，其中兩個方面的進步尤為重要：第一是亨利·福特（1863—1947）於1913年首先倡導的大規模流水生產線；第二是20世紀20年代隨著普通人有機會獲得現代化商品，如汽車、電話和收音機，大眾消費主義的意義初見端倪。
▣ 思想實驗
許多人認為，美國青少年將大眾消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這是從理論角度闡述大眾消費的經濟學家做夢也想不到的。商家樂於接觸青少年，他們每年花銷超過1000億美元。青少年消費確實為美國經濟注入活力。但是，許多社會科學家和媒體評論家駁斥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我們的子女正持續受到媒體（廣告主、電視節目與網站）的擺佈，不間斷的購買行為，為成年後的超支和債務埋下了隱患。你怎麼看？有什麼論據可以支持雙方的觀點？其中一方是否更加合乎情理？我們若是接受一方觀點並反對另一方，要緊嗎？我們能否辯證地看待雙方觀點？
購買力成就的消費主義
大眾消費主義最終解決了消費不足這個19世紀困擾生產者的根本問題。隨著生產力的提升，一些生產商發現產品的市場營銷困難重重。至少從19世紀70年代起，人們就認識到當生產力超越了市場需求時，資本主義經濟就容易受到繁榮與蕭條的週期性影響。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經濟週期相當於農耕時代的馬爾薩斯增長與衰退週期循環。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週期是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引發的，而馬爾薩斯災難主要是生產不足（或消費過度）導致的。20世紀早期，人們意識到為了保障經濟長期增長，刺激需求與市場保護前景更加廣闊。
然而為了促進需求增長，政府和僱主必須保證消費者錢包裡有充足的現金購買商品和服務，必須提高僱員的生活質量而不應削弱他們的收入水平。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時期，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主張各國政府要振興資本主義經濟，不應該加大降薪力度，而應當採取諸如發放失業金的策略來刺激消費。其實政府已經在嘗試採取這類措施。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政」通過政府項目為經濟投入了大量資本，試圖通過新建道路和大壩等基礎設施，來創造就業機會並拉動消費。
來源： University of Minnersota Meddia History Project.（2007）.Retrieved May 22,2007.來自： http：//www.mediahistory.umn.edu/timeline。
對資本主義政府來說，大眾消費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削弱了一些反資本主義論述。在20世紀，人們發現擁有日益增長的物質財富的人口，不大可能轉變為革命的無產階級，而這一階級被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馬克思視作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大眾消費策略是資本主義制度對抗革命的最有效手段。
危機與創新
對於眾多領域來說，1914年至1945年的危機時期，同時上演了一場知識領域的革命。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以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 1885—1962）、埃爾溫·薛定諤（Erwin Schrodinger, 1879—1961）、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和馬克斯·玻恩（Max Born, 1882—1970)為代表的科學家闡明的「量子力學」理論，駁斥了早期的機械論宇宙模式。奧地利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通過揭示無意識心理動機的重要意義，對在人類事務中理性作用的信念提出了挑戰。新型藝術形式，如電影將藝術現實主義引入了大眾文化，並激勵藝術家和作家嘗試新的、不太注重現實的表現手法，從以畫家畢加索（1881—1973）為代表的立體主義，到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的夢囈一般的語言，處處都可以看到這種嘗試的影子。
大眾文化的新技術，包括廣播、報紙尤其是電影，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讓我們得以影響世界各地民眾，影響觀點、態度和幻想，各國政府和廣告客戶開始逐漸重視它們的價值。
蘇聯在運用大眾傳媒傳播思想方面尤其具有創造力。新型大眾傳媒有助於培育能夠衝擊傳統高雅文化霸權的大眾文化。在工業化國家的核心區域之外，傳統宗教和藝術，如印度教和佛教的復興，開始在創新民族文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以對抗北大西洋區域的文化霸權。
現代歷史 1945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引擎再次轟鳴，造就了世界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從1913年至1950年間的0.91%，上升至1950年至1973年間的2.93%，之後在1973年至1998年間降至更為適度但仍然引人矚目的1.33%。
隨著市場的開拓，美國「馬歇爾計劃」提供的大規模重建援助資金，推動了全球性監管機構，如聯合國（1945年）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47年）的成立，國際經濟秩序重新恢復正常狀態，再次呈現穩定發展的趨勢。出口國際市場的商品在總產量中的比例，在1913年至1950年間跌落之後，於1950年至1995年間增長了3倍。先後發生在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的國際貿易復甦和大眾消費主義傳播，刺激了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在歐洲和日本首次出現了大量購買私家車、電視機、收音機的消費者，而空運成本的降低使他們去往異國度假成為可能。新一波電子技術領域的創新受到戰時科研項目的促進，引領了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的電子革命。而生物技術領域的創新，包括發現脫氧核糖核酸結構等，釀成了基因工程新技術的發展，其意義我們仍無法預知。
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逐漸擅長通過刺激消費，以及在干預和「自由放任主義」之間尋求適度平衡的方式，來維持經濟增長。20世紀70年代初期與90年代後期的衰落表明經濟週期仍未得到完全掌控。然而，19世紀後期的諸多貿易保護主義幻想破滅，因為政府認識到在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形勢下，單個國家（甚至是最強大的國家）的財富增值通常需要依賴全球經濟增長，而並非佔有受保護市場。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現實更清晰的研判，成為美國政府決心（通過「馬歇爾計劃」）資助歐洲和日本戰後重建的原因，儘管此舉意味著將昔日的敵國扶持成為商業競爭對手。
本著這種精神，加上來自於反殖民主義運動的壓力，歐洲政府放棄了他們在19世紀後期開拓的帝國。在1945年後的40年間，大約有100個國家從其歐洲領主手中取得了獨立。另一批新興國家湧現於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截至2007年，聯合國已擁有192個成員國。
工業化進程開始延伸至19世紀後期的工業核心區域之外，部分原因在於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的積極支持。直至20世紀90年代，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長都非常迅速，其中韓國、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尤為突出，它們均受到日本增長模式的影響。
火箭與盧布
即使世界劃分為兩大主要陣營，世界經濟仍保持增長態勢。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相互較勁。在數十年的時間裡，這些對抗關係險些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這將是一場核戰爭。然而，冷戰也是一場爭奪經濟和政治霸權的較量。雙方均認同在現代社會中，經濟增長是政治和軍事成功的關鍵。兩大集團採用了競爭方式來獲取經濟增長，而且在大約三十年時間裡，都難以明確究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還是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速度更快。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後，蘇聯的國民生活水平開始提高，因為繼任者將投資引向消費品和住房領域。20世紀50年代，蘇聯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似乎展現了計劃經濟的技術活力。這些成就包括研製導彈、核武器，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了第一顆空間衛星——「旅行者」號（Sputnik），1961年將第一位宇航員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 1934—1968）送入太空。
在隨後的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增速減緩，當蘇聯人得知他們的生活標準遠遠落後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大家的希望破滅了。雖然當大量資源被配置到大型工程時，計劃經濟確實可以實現創新，但是缺少競爭所帶來的持久壓力，無法形成資本主義世界驅動生產力提升的持續創新潮流。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仍未成功引進正在徹底革新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新電子技術。蘇聯的領導者們知道，這個事實對蘇聯來說意味著軍事和科技災難。
美國早在1941年就啟動了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這項計劃旨在摧毀納粹德國。1945年7月16日，美軍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市附近成功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核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在看到爆炸之後，引述了《薄伽梵歌》：「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實際上，原子彈所能造成的科技災難，將時刻成為懸在人類世界上方的「達摩克裡斯之劍」。圖中呈現的分別是原子彈引爆0.025秒、8秒、9秒的景象。
蘇聯經濟的屢次失敗告訴大家許多關於現代革命驅動機制方面的知識。蘇聯的當權者們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知道計劃經濟固有的不足：缺乏競爭和缺少盈利動機。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經濟的高增長率仍主要依賴於大規模、高強制性的勞動力和資源調配，而並非效率的真正提高。80年代中期，新一屆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承認，蘇聯經濟止步不前的原因在於，國家無法再像30年代與40年代那樣不停地調動新資源了。蘇聯經濟體制走向崩潰的原因在於其採用動員性的發展戰略，這與傳統農業帝國如出一轍。這種方式儘管對軍事危機行之有效，卻扼殺了創新。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從反面印證了卡爾·馬克思宣稱的「資本主義是現代化的原動力」這一論斷。
中國的適應性調整
社會主義中國是上述規律的一個明顯例外。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政權嘗試採用斯大林的方法實現工業化。但是，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災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動亂，外加中蘇關係裂痕加深，促使中國政府放棄蘇聯式理想化的全面國有經濟體制。1976年，毛澤東逝世，他的繼任者再次謹慎地引入市場經濟元素，隨著企業活動在中國推進，經濟增速加快。
放眼世界各地，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變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大眾教育在世界多地推廣，因此，多數國家的大多數民眾掌握了基本的讀寫能力。越來越多的民眾居住在大型城市，因為日漸改善的醫療、衛生和教育服務條件，日益增多的薪金和工作機會，都吸引著來自鄉村的人們。
這是人類歷史上，城市首次成為比鄉村更健康的地方，至少城市裡能提供清潔水源、基本衛生條件、醫療服務、交通及居民用電等基礎設施。在短短一代人（1955年至1990年）的時間裡，人類的平均壽命從大約35歲提高到55歲，從這一驚人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
城市化同時改變了兩性關係，因為在適應城鎮生活的家庭中，女性的薪酬收入與男性同等重要。婦女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政府部門、教育、醫藥和科學領域。然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如經濟平等，依然任重道遠。以1990年的世界範圍為例，相對於每100位同等處境的男性，約80位女性接受過中等教育，約65位接受過高等教育，而僅有約60位女性實現成功就業。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新型電子通信技術和交通運輸的發展，使得蘇聯（及其解體後的俄國）和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讓整個世界比以往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種全球一體化的新動向成為人們逐漸熟知的「全球化」。全球化趨勢促進了大多數核心工業經濟體與眾多新興工業體的經濟增長。儘管許多較貧窮的國家，尤其是部分非洲國家及拉美國家，因參與競爭的成本過高而使發展水平遠遠落後。然而無論怎樣，全球化畢竟增進了文化間的緊密聯繫。隨著電視和廣播的廣泛應用，及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普及，發達工業國家的文化規範和消費主義價值觀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
可口可樂文化與文化抵制
美國的影響力無可爭辯。隨著可口可樂這樣的消費品走向世界，美國的服裝、音樂、體育和娛樂風格在全球廣泛傳播，全世界無人不曉。然而，西方的影響力也同樣招致了強烈甚至暴力的抵制：世界各個國家政府及其公民都在盡力捍衛符合傳統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價值觀，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激進的反西方主義新思潮的興起，僅僅是對抗西方價值觀日益盛行的一種表現形式。
日益突出的全球性不平等加劇了人們對西方價值觀的反抗。1960年，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他們賺取的收入是世界最貧窮的20%的人口收入的30倍。到1991年，此差距擴大至61倍。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使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貧困狀況更加突出，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收入、醫療與教育資源、清潔水源和空氣等必需品獲取方面的不平等狀況。儘管在20世紀工業化擴散到越來越多的國家，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其進程要麼不徹底，要麼因為咖啡或原油類等專業商品貿易發展緩慢而受限，要麼由於軍人政府腐敗經營、剝奪利潤或是挪用資金擴充軍備，並未將獲得的利潤重新投資於教育、醫療健康和保證持續增長的領域。
▣ 思想實驗
1999年，喜馬拉雅山區的不丹成為世界上最後一個向國民引進電視機的國家。在這個偏遠的佛教國家，有許多人害怕電視會給國家文化和公民帶來不利影響。尤其是對民眾來說，這畢竟意味著第一次廣泛接觸西方文化。不丹國王認為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新聞，將使不丹人瞭解民主的運行機制。但隨著46個頻道的開通，他們知曉的遠不止正在實踐中的民主。2002年，不丹見證了第一波犯罪浪潮，其中包含販賣毒品、偷竊與謀殺。倘若第一套碟形天線從未被引進，不丹是否境況更好？「兩耳不聞窗外事」是否有時也是福音？
韓國首爾市中心的一棟建築上，掛著麥當勞的廣告牌，西方消費品的流行程度可見一斑。
雖然現有的財富與科技可以為全人類提供基本的醫療條件、清潔的水源和充足的糧食，但在世界最貧窮的地區，仍有數百萬人死於饑荒或是傳染疾病。缺乏適當的教育和醫療服務，使艾滋病迅速蔓延，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年人中幾乎1/4人口患有艾滋病。由於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遭受人口過剩、土地所有權碎片化及廉價海外進口商品的衝擊，農民日益成為邊緣化群體。
對世界大多數地方而言，「現代化」意味著農民階層的消失，而在整個農耕時代，大多數人都屬於這一階級。東歐劇變也令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倒退回第三世界。對許多人來說，直至21世紀初期，現代革命還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直接或間接地講，現代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嚴重不平等，仍很有可能繼續激起血腥的游擊戰衝突，我們仍將見到持有現代武器的小型群體，試圖抵禦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經濟和軍事勢力。
▣ 思想實驗
你可以想像未來嗎？
想像一個你自己喜歡的未來。未來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何不同？會有多少人生活在未來的世界？他們如何生活？他們能活多久？未來會出現一個管理全世界的超級政府嗎？還是仍舊存在大量小型的本土政府？
現在想像一個你不喜歡的未來，然後問問自己相同的問題。
最後，想像一下你設想的哪種情況才是最有可能出現的未來。真實的未來最有可能就是好與壞的混合體。別在意你的回答是對還是錯。重要的是你能夠盡自己所能，想像這些不同版本的未來世界，因為你就屬於創造未來的這一代人。
資源耗費殆盡
有人將世界最貧窮國家的悲慘境遇視為經濟落後的標誌，也有人將這些境況視作向整個未來世界發出的危險警告。20世紀下半葉，人們明顯感到人口的迅速增長和資源耗費的加劇，正在向整個生物界施加新的壓力。在《陽光下的新鮮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一書中，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辯稱道，從長遠看，人類與環境的關係變化最終將成為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變化。
隨著城市不斷吞噬耕地和林地，普通道路和高速公路相繼侵佔更多的土地，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為了維持生計持續伐林開荒，人口增長已成為影響環境的最重要因素。儘管如此，在20世紀末期，隨著全世界城市化程度加深，受教育水平提高和服務質量改善，供養更多孩子的成本增加、需求降低，人口增長速度已明顯放緩。按照現在的情況來看，世界人口將在21世紀末達到峰值—90億至100億。
在另一方面，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化已擴展至中國、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希望享受到和今天歐洲以及北美地區一樣高水平的物質生活，即使人口增速放緩，人類對環境的壓力也會持續增加。環境壓力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其他物種無法利用被人類入侵的棲息地，這樣一來，今天的物種滅絕速度已和過去6億年裡物種滅絕最快時期的速度相當。一些資源已被開發利用得接近枯竭，如魚類資源和清潔淡水。
其中最迫切的威脅，莫過於燃燒大量化石燃料對大氣層造成的影響。二氧化碳就是一種溫室氣體，這些溫室氣體可以阻擋太陽熱量到達地球，從而導致大氣層平均氣溫升高。在農耕時代，毀林造田可能已經造成全球二氧化碳濃度升高，而從工業革命開始的化石燃料燃燒，則使二氧化碳水平進一步急劇上升，從1800年的280ppm到2000年的350ppm，到2150年，可能會上升至550ppm至660ppm。對大氣層的人為干擾究竟會造成什麼後果，我們還不得而知，但這些干擾很可能會導致全球氣候系統發生重大而迅速的改變——其劇烈程度不亞於發生在上一個冰河時代末期的氣候變化。這些變化導致的洪水將淹沒許多沿海地區，使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氣候模式陷入混亂，並通過改變土地的生產力動搖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於是一些學者聲稱，由於我們這個物種擁有獨一無二的重塑世界的能力，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紀元——人類世。
人類憑借一己之力成為全球地質變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20世紀最後20年，人類可能已經成為生物圈變化的主導性力量的觀點才逐漸成形。如今，許多學者辯稱，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地質時代「人類世」。他們這種觀點的依據是什麼？
地質時間表是基於岩石分層，用於追蹤記錄地球歷史重大事件的系統，它包含幾個不同類型的地質時期。其中最大一級稱為「宙」（eons），如「顯生宙」（Phanerozoic），即大型生物時代，涵蓋了剛剛過去的5.4億年。其次為「代」（eras），如「新生代」（Cenozoic），即哺乳動物時代，涵蓋了剛剛過去的6 600萬年。「代」還可以細分為「紀」（periods），如「第四紀」（Quaternary），涵蓋了剛剛過去的200萬年。最後，「紀」還可以再細分為「世」，其中離我們最近也最短的就是剛剛過去的「全新世」（Holocene），自上一個冰河時代末期算起，持續了大約11 500年，這是氣候異常穩定的一段時期。英國地理學家尼爾·羅伯茨（Neil Roberts）在其新書《全新世：一部環境史》（The Holocen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可讀性極強的全新世歷史，並且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類世這個全新概念。一部分學者開始宣稱，全新世已經結束，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人類世，這是一個充滿不可預知的急劇變化的混亂時代。人類世最突出的特點即是我們（現代智人）這個物種扮演的變革性角色。對於大多數現代人來說，人類對自然不斷增強的控制力，意味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更好的營養，更優越的居住和醫療保障條件，更便利的通信和更快捷的交通。但在過去的50年裡，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為了這些利益，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在現代，人類世的概念主要歸功於荷蘭氣候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據稱在21世紀初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保羅·克魯岑對我們仍居住在全新世時代的論調勃然大怒，忍不住大聲呵斥：「我們不是在全新世，我們在人類世！」
儘管人類世是新近出現在地質學意義上的時間尺度，它在更宏大的時間尺度行星史上同樣引人關注，因為在近45億年的地球生命史中，這是第一次單個物種在塑造生物圈中扮演了關鍵性作用。而且，我們改變事物的速度非常快。歷史上也曾有過某些物種，它們對整個生物圈產生了變革性影響，如第一批可以進行光合作用的細菌（它們能進行光合作用，並開始向大氣層釋放氧氣），或者對地區環境產生重要影響。但歷史上從未有哪個單一物種，能在短短幾個世紀內改變整個生物圈。正如2011年一篇論文的作者提出的，「人類世這個術語意味著：（1）地球正移出自己現有的時代，即全新世；（2）人類活動是地球移出全新世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說，人類僅憑一己之力就已成為全球地質變化的重要力量」。
人類世的概念不僅吸引著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大歷史學家均對其有濃厚的興趣，因為它對我們現代智人這個物種至關重要。這種理念就是一個強大的透鏡，我們可以透過它審視歷史，進一步思考究竟是什麼使我們如此與眾不同。歷史學家可能也會認同這種理念彌足珍貴，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更加準確的思考人類歷史紀元的方式，而在此之前，人們都模糊地將其描述為現代性。人類世的理念同時也吸引了各種全球性組織以及來自不同背景，研究人類活動對生物圈影響的專家們。保羅·克魯岑自己就曾將這個理念稱為「對世界的一個警示」。
人類的結局
1969年，隨著登月計劃的實現，人類小心翼翼地邁出了離開地球家園的第一步。所有這些步伐讓人類的目光聚焦於現代革命帶來的重大變化，提醒我們人類社會不斷增強的力量和複雜性是有代價的，其間伴隨著許多危險。人類現在已經擁有了摧毀自身和破壞地球的力量。我們與日俱增的力量帶來了許多我們準備不足的重要責任，地球村的高度複雜性也使人類社會可能面臨令人恐懼的崩潰，顯得愈發脆弱。與此類似，歷史上許多基於灌溉的野心勃勃的農業文明（從蘇美爾到瑪雅）也經歷過這種崩潰。但從另一方面講，當今人類社會的高度複雜性和寬廣知識範圍，也使我們有能力過渡到一種可持續的、與生物圈更加友好的關係模式。
然而，現代革命是否會催生一個能夠維持生態、經濟和政治相對穩定的新型全球系統？抑或當今時代的加速變革是否正是人類社會突然崩潰的前奏？這種崩潰是否會將人類社會重新拖回早期農耕社會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究竟哪一種情況會出現，我們還不得而知。或許，現代產業革命最深刻的悖論就是，一方面人類掌控生物圈的能力越來越強，而另一方面，我們還沒有展示出足夠能力，表明我們可以正確運用這種掌控力，使生物圈更加平衡、可持續。作為一個物種，我們真的可以掌控我們令人驚歎的創造力嗎？想知道我們人類令人歎為觀止的集體成就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流芳百年，我們尚需時日。
[1] 勝利城（Vijayanagar，又譯維查耶那加爾），印度古城名，14世紀中葉，維查耶那加爾王國興起後建都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