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分期
像所有的故事一樣，歷史也是有結構的，而歷史分期就是史學家們用來創建結構的一種主要手段。然而，歷史的發展天衣無縫，渾然天成，很少會自然而然地中斷，因此嘗試將整個人類歷史按照時間順序整齊地斷代一定是人為的。歷史分期總會違背複雜的歷史事實，即便是最嚴謹的斷代也不免會扭曲歷史。任何歷史分期的設計都必須在清晰、連貫、準確和真實的矛盾需求中妥協而來。
在世界歷史中，尋找合理的方案劃分歷史是一種挑戰，並且極其複雜，因為它試圖為所有人類社會歷史作出條理清晰的解釋。對《極簡人類史》而言，這種挑戰更大，它嘗試著用一些鮮為人知，甚至對很多世界史學家來說都陌生的尺度描述歷史。本書不可避免地犧牲一些重要的細節，因為它試圖勾勒出更大的框架。例如，書中提到農業文明的進程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特定文明社會獨有的發展史。本書選取了一個不同的歷史片段，這個片段與我們熟悉的片段相比，不分伯仲，只是不同而已。但由於它的不同，它向我們展現了一些新事物，也能給我們帶來新的啟示。也許當我們用大比例尺看待歷史時，發現的最重要的對象莫過於人性。以這種尺度，僅以這種尺度，才可能把人類的歷史軌跡作為整體看待並有所感悟。
但這樣做，我們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來思考歷史分期的問題。接下來，我們會討論世界史中由歷史分期帶來的某些特殊問題，一些歷史分期的傳統方法和本書中採取的整體講述人類歷史的折中方案。
理論運用上的問題
由於任何一種編年體都會強調過去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所以歷史分期會產生理論運用上的問題。強調性別的史學家可能會尋找男性和女性地位及權力發生變化的歷史時期來研究（女性選舉權或早期農業社會父系社會關係的出現）；研究戰爭的史學家可能會關注武器和戰術的變化（例如火藥的使用和第一個有組織軍隊的出現）；研究宗教的史學家或許會把目標聚焦在第一個千禧年裡第一種「世界性」宗教的出現。不同的問題凸顯不同的歷史面貌，產生不同的歷史分期。換句話說，選擇歷史分期就是在人類歷史中，對孰輕孰重作出相當隨意的判斷。關注歷史中的小部分，歷史學家能避免某些挑戰，但在世界歷史上，歷史分期要求對地球上所有社會中的變化作出判斷，歷史學家在確定這些變化能達成一致意見嗎？目前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組織方面的問題
歷史分期也會造成嚴重的組織方面的問題。由於不同的宗教和社會都有其各自獨特的歷史軌跡，我們如何找到公平對待它們的標準呢？畢竟，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都會產生成百上千的不同事情，那麼史學家究竟要關注哪些事情呢？這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因為相鄰的地區或國家的發展方式相近，而相距甚遠的社會鮮有相同之處，那麼我們能因為它們同時存在，就將它們放在同一時期嗎？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會面臨失去世界歷史聯繫的危險。現代史的專業研究出現在歐洲，許多早已確定的歷史分期方案使歐洲歷史獨樹一幟。比如在傳統上將歐洲史分成古代史、中世紀史和現代史，但是這樣的標準在歐洲大陸以外地區毫無意義，雖然這種標準早已制定並為人熟知。無獨有偶，中國史學家長期使用動態標準為歷史記載提供框架，但這些標準在其他方面也毫無意義。比如「唐代的美洲」這種提法有何意義呢？能否找到對非洲、歐亞大陸、美洲及太平洋地區都有意義的標準呢？對於這些問題的最終解釋方案，在世界史學家之間很難達成共識。
倫理方面的問題
歷史分期會帶來倫理問題，因為它很容易暗示價值判斷。如果我們的歷史分期假設某些歷史時期較其他時期更為「先進」或「進步」，那麼這種情況尤為顯著。歐洲歷史的教科書上常會使用諸如「黑暗時代」「中世紀」「文藝復興」「科學的革命」或「民主革命時期」等標記，描述這個歷史時期時，這些標記絕不會保持中立。用過這些標記，我們大約會瞭解一段歷史：黑暗時期蒙昧落後，中世紀時期承上啟下，現代社會真正始於文藝復興。這樣的歷史體系對於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作出了價值判斷，因為它隱藏性地比較了不同地區發展的不同層次。直到現在，史學界對這樣的觀點仍有廣泛爭議，即西方社會開始現代化時，其他社會還處於早期歷史時期，需要奮起直追。有可能創建一種歷史分期體系，避免把對某個時期或地區的價值判斷強加於另一個時期或地區嗎？對於這個問題，也沒有普遍認可的答案。
技術的問題
所謂技術上的問題，我指的是由於曆法不同所引發的問題。為什麼說「哥倫佈於1897年橫渡大西洋」聽上去這麼奇怪呢？因為我在記錄這個年代時，使用的是伊斯蘭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的曆法。古希臘的城邦大多時候用每個統治者的年號來紀年，直到公元前4世紀，才由柏拉圖的朋友蒂邁歐提出使用一個統一的紀年系統。這個紀年系統從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當天算起，依據現代曆法（基督紀元），這一年是公元前776年。這些例子都證明了，編寫一部通用的曆法是一項複雜、長期、困難的工作。但是，在我描述的所有這些困難中，人們達到了邏輯合理、廣泛一致的觀點，但在曆法的使用上仍有爭議。使用基督教的曆法是不是隱含著文化帝國主義呢？我們能簡單使用縮略詞公元前或公元後（「BC//AD」），或是基督紀元前或當代（「BCE//CE」）來逃避這些指責嗎？沒有一個歷史分期的體系，能夠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或是所有不同的要求。大體上如歷史作品一樣，歷史分期的框架反映了創造框架的時代，和人們的偏見與判斷，同時也反映了提出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範圍。這意味著有一個框架能適合眾多不同的歷史範圍，並為史學家提供記錄歷史的依據。
歷史分期的框架
最簡單的斷代方法就是將過去分成兩個大的時代，這種方法在很多的創世故事中都出現過。這兩個時代就是創世時代和現代（如某些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解釋），或是「衰落」前期和後期（如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教義中《創世記》的記載）。這種二元斷代法提供了一種有力方式來對比過去和現在，對當代社會抑或讚揚抑或譴責。甚至到今天，這種斷代史的蹤跡在二分法框架中依然存在，比如現代理論框架把歷史僵硬地分成所謂的「現代」和「傳統」社會。
然而大多數斷代史的框架都把過去分成很多個主要的時代，每個時代又分成多個時期。朝代的歷史通常意味著一種週期觀，即歷朝歷代都要經歷由盛及衰的過程，正如每位統治者一樣，都要經歷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過程。在一種更為線性的觀點的構想中，所產生的歷史記載常常會把所描述的框架看作一系列獨特的時代，其中的每個時代都可能被看成一個更為龐大、更為普遍的軌跡中的一部分。在公元前8世紀時有這樣的記載，古希臘的詩人赫西俄德把歷史描述成五個偉大的時代，起初是黃金時代，人類心滿意足，像神仙一樣；接下來經歷了幾個衰落的階段，即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英雄時代；最後就是赫西俄德自己所在的時代，在他看來，暴力和愚昧是這個時代的特徵。
崛起和衰落的類似模式在更近代一些的著作中再次出現，比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把時間順序的週期性和線性結合起來，認為人類歷史始於一個簡單而理想化的時期，即原始的共產主義時期，接下來的歷史階段具有生產力不斷提高、剝削和不公不斷出現的特徵。但是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框架發展到頂點時，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會解決所有矛盾，從而「回到」第一階段的平均主義社會。
現代社會大部分斷代史框架都呈現出線性的特徵，這些框架受到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著作的極大影響，他們比歷史學家更急於建構斷代史，以涵蓋所有人類歷史，因為考古學家不同於歷史學家，他們主要處理物質形態的手工製品，所以圍繞物質文化方面建構斷代史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另外從大的範圍上看，這些斷代史清楚地指明了歷史的線性變化。19世紀的丹麥考古學家湯姆森（Christian Thomsen, 1788—1865）和沃爾索（Jens Worsaae, 1821—1885）構建了一個由三個時代組成的框架，即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這一框架對史前研究仍然有一定的影響。20世紀，戈登·柴爾德（G. Gordon Childe, 1892—1957）從重要的技術意味著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一馬克思主義史觀出發，主張人類史前歷史的轉折點來自於技術和社會層面。他強調最重要的是農業的出現（即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和城邦的出現（即城市革命）。19世紀的人類學家，如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和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 1832—1917）提出了相似框架，即不同的社會結構出現在從「蒙昧」到「野蠻」再到「文明」這一漸進運動中，而不同的時代是由不同的社會結構區分開來的。
在20世紀晚期，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對運用框架的危害性越來越敏感，這種框架意味著對價值觀作出輕率的判斷。雖然大部分斷代史的現代框架保留了歷史的指向性，但專家們通常會抵制要麼進步、要麼衰落這種方向性的假設。大多數斷代史的現代框架，在極大範圍上仍主要綜合了技術和社會學的因素來區分不同時代。這種傳統及其根源可追溯到有記載的最早期的歷史。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蘇美爾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通過對比城邦中的英雄武士吉爾伽美什和他那來自蠻荒之地的好朋友恩奇都，來說明不同的技術意味著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道德體系以及不同類型的政治、社會行為。馬克思把這種對歷史的深刻認識正式地寫進了「生產方式」的概念中。它為應對斷代史的挑戰提供了最好的辯解，那就是基礎性技術決定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水平、人口增長、兩性關係、政治結構、關於宇宙的想法、社會、神明甚至歷史變化的節奏和本質。
世界歷史斷代
以下的框架也取決於技術和社會的發展，它從整體上把人類歷史斷代成三部分，根據地域的不同，在每段大分期中又有從屬時期。當然，由於各種不同的目標，這個總的結構是一個不盡完美的折中方案，但它反映了世界史的現代著作中，一個合理而廣泛的共識。
這三個主要時代始於「採集狩獵時代」，這是距今最遙遠的時代，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超過95%的時間都處於這個時代；接下來是「農耕時代」，持續了近一萬多年；最後是「近現代」，距今時間最短，目前已經歷了250年。在曾經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1 000億人中，大約12%生活在採集狩獵時代，68%生活在農耕時代，剩下20%生活在近現代。人類預期壽命在近現代大幅增長，這意味著如果統計所有人生活過的總年數，現代人占比接近30%，農耕時代的總生活年數占比超過60%，而採集狩獵時代的相應比例不超過10%。
正如所有的斷代史框架一樣，我們需要意識到某個斷代史的局限性和它的優勢。這裡採用的方案是以技術的根本變革為基礎構建框架的。第一個獨特的人類社會的出現依賴於採集狩獵；農業和社會的出現主要取決於農業生產；最後就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
這個方案對第一和第三時代結構方面的劃分尚可接受。10 000年前，所有人類社會依賴於技術，這一主張是合理的，這些技術被寬泛地描述為採集狩獵，這樣概括人類社會是有益的。然而，至今採集狩獵社會在世界的許多地方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我們要更加準確地定義第一時代的話，我們可以說整個人類社會都依賴於採集狩獵。現代也是一樣，提供一個總體的歷史劃分框架相對簡單，因為世界上的任何部分都相互聯繫，並且受到同一推動力和影響力的支配。所以我們可以把現代定義成近兩三百年的深刻技術變革，帶來世界上所有社會形態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時代。這個時代中的次級歷史分期，表現出現代社會關於一些最重要的轉變達成的一個廣泛（但絕非普遍）的共識。
農耕時代（距今大約10 000年至250年）的結構劃分是最棘手的。這個時代為大量歷史著作提供了素材，整個時代最為多樣化，沒有任何標記能充分地捕捉這種多樣性。歐亞非大陸、美洲和太平洋世界的歷史在完全獨立的舞台上演。在亞歐大陸的某些地方，農業社會早在一萬年前就出現了；在美洲，所有社會依賴於採集狩獵已經長達幾千年；而在澳洲，農業社會直到現代才出現。因此，定義這一時代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描述成：農業首先開始在世界的一些地區對人類社會產生重要影響。但是時間上的巨大差異意味著在這個大時代中，選擇靈活的從屬時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這裡採取的方案說明我們已經意識到，在農業社會的歷史中有四大階段。這些階段發生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在第一階段中存在著農耕社會群落，但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和國家；在第二階段中存在著城市，早期形式的國家和帝國；第三階段以更龐大、聯繫更緊密的城市和國家為特徵；回顧歷史，第四階段可以這樣定義，在公元1000年至1750年之間，世界處於轉型的邊緣，而這次轉型比以往人類歷史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具革命性。
以往斷代史框架解決倫理道德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簡單地照顧表述和稱謂，並牢記所有歷史分期都是有幾分隨意性的。這裡使用的表述方法，並不意味著對社會的不同形態或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作出優劣判斷，但這種斷代方式能清晰地呈現出某種軌跡。從整個範圍上看，人類歷史存在指向性是毫無疑問的。採集狩獵社會、農業社會、現代社會從時間上看並不是隨意出現的，而是有著清晰的時間順序。這種時間順序的潛在邏輯性，反映了人類和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化。從大的時間順序上看，人類改變技術，用於生產出越來越多的能源、食物以及其他資源，從而保障人口增長，這一過程反過來會促進一個更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的產生。這些技術先進、人口眾多的較大型社會，與生產力低下的較小社會接觸時總會佔據優勢。人類歷史的形態是存在的，建構某種全球性的歷史框架也是必要的。
延伸閱讀
Bentley, J.H.（1996）.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749-756.
Dunn, R.E.（Ed.）. （2000）.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Boston & New York: Bedford.
Green, W.A. （1992）. 「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1）, 13-53.
Livi-Bacci, M.（1992）.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Long, T. （2005）. 「Periodization, Conceptions of.」 In W. H. McNeill （Ed.）,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Vol.4, pp.1458-1462）. Great Barrington, MA: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