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一批農業部落的出現，在距今1 1 000年至1萬年前，農耕社會誕生了。我們可以將農耕社會定義為人類歷史中農業生產技術佔絕對主導地位，並成為大多數人類社會根基的時代。在近250年以來，隨著現代工業技術在生產力水平上趕超農業，並逐漸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農耕社會逐步走向消亡。
雖然和長達25萬年的採集狩獵時代相比，農耕時代僅僅延續了區區1萬年，但迄今為止，70%的人類成員可能都生活在農耕社會，因為這一時代的技術遠遠比採集狩獵時代高產。
農耕時代以其絢麗的多樣性著稱於世，其豐富程度甚至超過了採集狩獵時代和現代社會。可事實上，多樣性是技術創新和技術停滯共同作用的產物，因為新技術（如農業技術和畜牧業技術）雖然開創了新的生活方式，但通信技術的局限和落後卻保證了世界不同地區的有效隔離，使各地都能沿著自己的既定軌道獨立發展。我們現在可以確認幾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區域」，這些區域直至公元前1500年，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聯繫。這四個最著名的世界區域是：非洲——亞歐大陸（從非洲南部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亞西北角）、美洲、澳大利亞以及太平洋各島嶼。
在每個世界區域內，各地區社會之間保持著藕斷絲連的物質和文化聯繫，並且形成了一個較大的網絡。在某些世界區域內，由於相對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農耕文明」出現了。時光荏苒，這些文明逐漸和其他地區的農耕文明建立了聯繫，也和生活在各大農耕文明交界區域的人們展開了交流。儘管如此，據我們所知，直至公元前1492年，不同世界區域間還沒有任何顯著的交流。生活方式的豐富多彩和不同地區之間的相對孤立，解釋了為何相比採集狩獵時代和現代社會，我們更難總結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農耕時代的社會特徵。
當然，世界各地的發展軌跡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點。農業在世界各地是獨立出現的，無獨有偶，國家、城市、歷史建築以及書寫文字也是如此。所有這些類似之處引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關於人類歷史演化基本模式的問題：無論在任何地區，無論在任何社會和生態條件下，人類歷史是否存在一個基本輪廓，一個大體一致的發展方向和模式？如果這種基本模式存在，它是否來源於我們這個物種的天性或者文化演變的基本原則？抑或這些類似都是誤導性的？我們是否應該強調人類歷史經驗的多樣性、開放性，而不是其一致性和趨同性？
農業的起源
「農業」一詞在這裡用來描述能夠增加人類優選的動植物產量並且一直在演化、發展的各種技術。從生態學上講，農業能比採集狩獵更有效率地獲取自然界通過光合作用儲存的能量與資源。因為耕種者能比採集狩獵者更自覺地介入自然環境，農業放大了人類對自然環境、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農業生產者如此密集深刻地調控動植物物種，以至於他們的選擇開始改變作物的基因構成，我們將這一過程稱為「馴化」。通過砍伐森林、使河流改道、開墾山坡和耕種土地，農業生產者極大地改變了地球的面貌，使其越來越受人類活動控制。
最終，通過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農業生產者創建了新型社會群落。就規模和複雜性而言，它們和採集狩獵時代的部落有著天壤之別。人類不僅馴化了其他物種，也馴化了他們自己。
農業不會使土地的作物產量自動增加。事實上，農業生產者會通過去除對人類無用的物種，降低土地的總產量。他們增加的僅僅是那些對人類有用的作物產量。去除無用的雜草可以將更多的養分、陽光和水留給馴化作物，如玉米、小麥和稻穀；而消滅狼群和狐狸則能夠使牛羊和雞群繁盛興旺起來。通過提高人類優選的動植物的產量，農業生產者得以供養更多的人口。在使用採集狩獵技術的時代，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 思想實驗
設想你將在自然災害後重新開始生活。你去不了商店，因為交通和通信系統仍無法運作。你能吃的所有東西僅限於森林和田野中可以找到的食物。在你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你能找到哪些可以放心食用的東西？你會如何烹製它們？如果生吃，你能想像嚼食生魚和野生穀物的感覺嗎？另外，如果你想自己種植食物，你該從哪裡入手呢？
美洲印第安人有一句諺語：「狗讓我們成為人。」人類大約在3萬年前馴化了狗，並將其用於捕獵。狗後來演變成人類的伴侶，有時也成為他們的食物，甚至影響了他們的交流方式和組織方式。
採集狩獵時代的技術變革是粗放型的（通過拓展生活範圍使人口數量翻倍增長），而農耕時代的技術變革則是集約型的（它使得更多人口能夠在給定區域內生存）。久而久之，人類及其馴化的動植物開始在更大、人口更稠密的社會群落定居下來；如此一來，人類居住的生態和社會環境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種改變的性質和速度在人類歷史進程中都是革命性的、前所未有的。
農耕時代的最早證據
農耕時代最早證據的確切日期還有待修正。迄今為止，農耕時代的最早證據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和尼羅河谷之間的走廊地帶，這是連接非洲和亞歐大陸的重要通道。在肥沃的新月地帶（即環繞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重要河流的弧形高地），自公元前8000年（距今1萬多年前）起，人們就已開始種植穀物。在尼羅河以西的撒哈拉沙漠（那時的土地還不像今天這樣貧瘠），人們可能早在公元前9000年至前8000年就已經學會馴化牲畜，在隨後的1 000年內，人們可能又開始種植高粱。在非洲西部，人們從公元前8000年起就開始種植甘薯。在中國，人們從公元前7000年起便開始在南方種植稻米，在北方種植其他穀物。此時，在馬來群島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們已經開始了基於甘薯和芋頭（一種大葉的亞洲熱帶植物）種植的農業生產。最早種植根莖類作物的部落可能來自熱帶沿海地區，然而隨著冰河時代後期海平面的上升，大多數這樣的遺跡都被淹沒了。在中美洲（含墨西哥及其南部半島的大部分地區），人們儘管可能早在公元前7000年就開始種植瓜類，但直到公元前5000年，系統性農業的證據才開始出現。在安第斯地區，農耕時代開始的最早證據出現在公元前3000年。正是從上述地區和其他農業生產獨立出現的地區，農業生產技術及其生活方式逐漸擴展到世界的大多數地區。
公元前1200年的埃及墳墓壁畫。農業的興起並非一夜之間，而是歷時數千年的緩慢過程。農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迄今為止，我們對農業誕生的源頭仍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任何相關的解釋都必須說明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採集狩獵的生活方式延續了20多萬年以後，農耕種植的生活方式為何在短短的幾千年裡就在彼此沒有密切聯繫的世界各地蓬勃發展起來了。當我們認識到農業是在世界多地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時候，我們也就推翻了曾經盛行一時的一種觀點：認為農業是一項絕妙的發明，當它在誕生地出現時，人們就認識到了它的優勢，並將其從單一中心推廣到世界各地。但當研究者發現採集狩獵者即使知曉農業，卻仍堅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時，上述觀點就進一步受到衝擊。採集狩獵者反對改變，可能是由於早期農耕者的營養和健康水平普遍低於周圍的採集狩獵者，而農耕者承受的壓力卻要高於他們。如果農業反而會降低生活水平，那麼關於農業如何起源的解釋就要更多依賴於「推動力」而非「拉動力」。換句話說，早期農耕者並非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生活方式，而是如我們推測的，他們是被迫接受農耕生活的。
富足採集狩獵者
解釋農耕革命起源的輪廓已經成形，但是許多細節還需要實際例子的支撐。人們已經對中美洲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農耕文明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上述兩個地區，農耕村莊都是伴隨著採集狩獵者加大對特定資源的開發力度，並逐步提高其工具和技術的精準和效率以適應環境，如此這般，歷經幾個世紀後逐漸形成的。這是邁向農業的第一步。當步伐越走越遠，這樣的技術工具便可以將傳統採集狩獵者轉換成「富足採集狩獵者」。相比傳統採集狩獵者，富足採集狩獵者能從給定區域獲取更多的資源。久而久之，他們得以獲取足夠的資源，過上半定居的生活：在一個地方住上大半年。這種生活模式在物產豐富（如魚類和野生穀物充足）的地區尤其容易出現。上一個冰河時代末期，這種社會群落在世界多地出現，這種現象讓我們不由得將這些變化和始於18 000年至16 000年前令人捉摸不透的全球變暖聯繫起來。
在溫帶和熱帶地區，溫暖的氣候可能已經造就了局部的「伊甸園」——物產極其豐富的地域——原本稀少的高營養植物（如野生稻穀）在這裡繁榮興盛起來。實際上，由於上一個冰河時代嚴酷的氣候條件，集約型農業基本不可能實現；可是到了後來，冰河時代末期竟成為農業產生的關鍵條件之一，使農業在近10萬年內第一次成為現實。
上一個冰河時代的末期正好和採集狩獵時代全球人口大遷移的最後階段重合。人類學家馬克·科恩（Mark Cohen）指出，截至上一個冰河時代末期，地球上已經很少有人類未曾涉足的地方，而且從採集狩獵時代的標準來看，當時世界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人口過剩的問題。或許正是由於當時溫暖、濕潤、適合作物生長的氣候與部分地區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不期而遇，促使一些採集狩獵部落在11 000年至1萬年前開始定居生活。納吐夫部落就是代表這種變化的一個典型的例子，14 000年至12 000年前，他們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附近肥沃的高地上。納吐夫部落大體上已開始定居生活，但他們仍延續採集狩獵的生活方式，采收野生穀物並捕捉瞪羚。在尼羅河東部的埃塞俄比亞，類似部落可能直到現代社會早期依然存在，他們以采收野生高粱為生。
充分發展的農業
最終，一些定居或半定居的採集狩獵者變成了農業生產者。對農業生產出現後的第二階段的最佳解釋可能來自人口統計學。如前所述，針對遊牧式採集狩獵者的現代研究發現，採集狩獵者部落可以通過各種方法控制人口增長，如延長母乳餵養時間（這樣可以抑制婦女排卵）、殺嬰、殺老等各種方式。當然，對於定居在物產豐饒地區的採集狩獵者們來說，這種限制完全沒有必要，可能早已被廢止。即便如此，經過兩到三代的發展，定居在物產豐饒地區的採集狩獵者們可能也很快發現，周圍環境能夠提供的資源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
人口過剩帶來了兩個顯而易見的選項：遷移或精耕細作（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產生更多的食物）。當土地資源匱乏，且臨近部落也面臨相同問題時，他們可能別無選擇。定居下來的採集狩獵者必須精耕細作。即使是那些能夠返回其傳統游移生活的採集狩獵者可能也會發現，兩三代以後，他們便無法涉足祖先曾有的領地，他們也會逐漸失去游移式採集狩獵者應有的技能。那些選擇精耕細作的部落必須利用現有技術，努力提高生產力。他們已經有了不少急需的知識：他們知道如何除草，懂得如何灌溉，知曉如何馴化各種牲畜。人口過剩也為人們更加精確、系統地應用這些知識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上一個冰河時代末期出現的全球氣候變暖擴大了可食用作物（如小麥和野生稻米）的耕作範圍，提高了產量，使農業的精耕細作成為可能。
上述論據似乎都可以證明為何人類邁向農業社會的過渡期出現在上一個冰河時代末期。它們也符合我們所知的其他地區向農業過渡時期的情況，尤其是溫帶地區——這裡的農業主要建立在穀物種植基礎之上。這些論據還有助於解釋為何一些地區未能出現高度發達的農業（如澳大利亞），儘管我們的考古記錄中已經有不少澳大利亞邁向農業社會的早期證據，如富足、半定居式的採集狩獵者的出現。
變革的種子
當農業出現在一個地區之後，它便開始傳播。這首先是由於農耕部落的人口迅速增長，他們必須找到新的土地用於耕種。儘管對許多採集狩獵者來說，農業可能只是一個毫無吸引力的選項，但農耕部落通常確實比採集狩獵部落擁有更多的資源和人口。當衝突發生時，更多的資源和人口意味著更強大的力量。農業最容易擴展到那些與現有農業區接壤，且擁有相似土壤、氣候和生態的地區。而在環境條件不同的地區，農業的擴展則有待於新技術的發展成熟，如能夠適應新定居點自然環境的更好的灌溉手段和新型的作物品種。
▣ 思想實驗
上一個冰河時代之後，更加溫暖、濕潤、適應作物生長的氣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採集狩獵者最終彙集成為農耕社會。你認為21世紀的全球氣候變化能夠改變我們居住的這個社會的根本性質嗎？它會像11 000年前發生過的那樣，引領我們創建一種全新的生活模式嗎？
這樣的變化十分明顯，例如，當農業從亞洲西南地區擴展至氣候更涼爽、濕潤的東歐、中歐和北歐時，或是當玉米種植從中美洲向北擴展時，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作物本土化時產生的細微基因變化。在沒有新技術的地方，採集狩獵的生活方式可能延續更長的時間，農業的擴展可能被抑制，有時甚至會推遲數千年時間：例如亞歐大陸無樹草原的邊緣地帶，農業種植的生產方式直到現代才被引入。通常，農業擴展都會經歷所謂「萌芽」階段：部落村莊人口過剩，年輕家庭被迫開闢新的土地，定居在離原來村莊不遠的地方。
總體特點和長期趨勢
儘管存在超乎尋常的文化多樣性，農耕部落之間共享一些重要的特徵，這些特徵確保了農耕時代的延續。這些特徵包括：以村莊為基礎的社會構成，人口活力增強，技術創新加速，農副產品革命，灌溉，流行性疾病，權力等級，以及與非農耕民族的關係等。
埃及墳墓壁畫上的豐收場景。本地人口壓力、向新環境的擴張以及不斷增長的思想和物資交流，都促使農耕技術不斷進步。
以村莊為基礎的社會構成
所有農耕社會的根基都是村莊，這是由耕種農戶組成的較為穩定的社區。儘管地區與地區之間在作物品種、農耕技術和禮節儀式等方面差異巨大，但他們都受春耕秋收、夏儲冬藏的農耕節奏的影響，都需要家庭內部和家庭之間的協同合作，都需要處理與外部族群之間的關係。
人口活力增強
不斷提高的農業生產力，意味著農耕時代的人口增速遠遠超過採集狩獵時代。快速的人口增長意味著支撐其成為現實的村莊模式和技術，最終將擴展到可以進行農業生產的其他地區。現代研究顯示，在農耕時代期間，世界人口由1萬年前的600萬增長到1750年現代社會初期的7.7億。雖然這些數字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地區和年代差異，但基本可以得出每年約0.05%的平均人口增長率；以這種增速，人口每1 400年會翻一番。我們可以把這種速度和採集狩獵時代每8 000年至9 000年翻一番的速度，以及現代社會約85年翻一番的速度做一下對比。
技術創新加速
本地人口壓力、向新環境的擴張以及不斷增長的思想和貿易交流，都促使農耕技術不斷進步。大多數技術突破來源於針對特定作物的細微調整和改變，如確定播種的時間或者選擇更好的品種。但總體來說，生產力的提高還是依賴於各種環境下全面的技術創新。實行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者用火焚燒森林，清理出空地，並在森林燃燒留下的灰燼上種植作物。幾年以後，當土壤的營養物質耗盡，他們又會遷往別處。在山區，農耕者們學會了如何開發坡地，他們會建造形似台階的梯田。
農副產品革命
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技術創新對非洲——亞歐大陸世界區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考古學家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將這些變化稱為「農副產品革命」。從大約公元前4000年開始，一系列的技術創新使非洲——亞歐大陸區域的農耕者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大型牲畜的農副產品——那些無需屠宰牲畜就可以加以利用的產品。農副產品包括纖維、奶、用作肥料的牲畜糞便以及用於耕田犁地、運輸人員和物資的牽引動力等。在乾旱貧瘠的地區，如亞歐大陸的無樹草原、亞洲西南部的沙漠、東非大草原等，農副產品革命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畜牧業，這是一種所有部落成員都依靠他們飼養的牲畜生活的模式。和農耕時代典型的種植部落不同，畜牧生產者通常是遊牧式的，因為在畜牧業興盛起來的乾旱草原，牲畜須在各處草場時時遷移，以確保它們有足夠的草料。
▣ 農副產品革命
正如下面來自牛津大學網站的引文所述，「農副產品革命」是一種仍需6 000多年前的遠古文物不斷測試的理論。
牛津大學考古學系教授、阿什莫林博物館歐洲史前文物部主任安德魯·謝拉特參加了第一個計劃。正是他首先提出，除了肉食，人類可能並未利用第一批馴化動物的農副產品（如奶、羊毛、鬃毛和牽引動力），而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擠奶和其他動物農副產品的開發才成為史前農業生產的一部分。這種社會經濟轉型有助於推動社會發生革命性變化，如遊牧部落的誕生，地中海農耕經濟的產生，以及複雜的國家層面的社會的出現等。
牛津大學黎凡特考古實驗室向研究機構提供了出土於以色列內格夫沙漠、公元前4500—前4000年的陶製器皿碎片，檢測其中是否含有奶液殘留，用以測試謝拉特提出的「農副產品革命」假說。這些樣品如今正在理查德·埃弗謝德（Richard Evershed）教授位於布里斯托大學的生化研究中心接受檢測。
來源：牛津大學希伯來及猶太研究中心。（2004）。2007年5月18日檢索。
來自：http：//www.ochjs.ac.uk/Levantine.html
儘管如此，農副產品革命的主要影響還是集中在種植區，在那裡，馬、駱駝和牛已經開始用於耕種土地以及運輸人員和物資。羊駝的馴化，意味著南美洲也曾有過農副產品革命的經歷，但其主要的影響還是局限於非洲——亞歐大陸地區，因為美洲大多數有可能被馴化的動物都在採集狩獵時代消失殆盡。非洲——亞歐大陸歷史和美洲歷史之間的許多重要的差異，可能最終會歸結於這個關鍵技術的不同。
只需要灌溉
被統稱為「灌溉」的水利管理技術，對農業生產力的影響更大。懂得灌溉的農民將小股水流導引到自家田地；還會用泥土或廢渣填充沼澤，鋪墊新的土地；他們還修建運河網絡和堤壩，服務於整個地區。在非洲——亞歐大陸、南北美洲甚至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太平洋各島嶼，人們都已開始某種形式的灌溉。灌溉技術影響最大的地區當屬土壤肥沃但氣候乾旱的地區，如分佈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南亞次大陸北部和中國華北地區等地的沖積平原，以及南美安第斯山脈的低窪地帶。在上述地區，灌溉型農業十分高產，隨之帶來了迅猛的人口增長。
隨著農業生產力越來越高，傳播範圍越來越廣，它已經能夠支撐規模更大、人口更稠密、相互聯繫更緊密的社群。在這些社群中，由於人口壓力和信息交流日益頻繁，持續穩定的創新活動在許多領域不斷湧現：包括建築、戰爭武器、信息記載、交通、商業、科學和藝術等。反過來，這些創新活動又刺激了人口的進一步增長，這就可以解釋為何農耕時代的變革比採集狩獵時代更加迅速。儘管如此，創新活動仍然很難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這種滯後可以解釋為何從年代甚至世紀的宏觀層面來看，所有的農耕社會都無法逃脫先擴張後消亡的歷史怪圈，這種循環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人類社會發展向前的大體趨勢。此外，這種循環也造就了更加顯而易見的歷史發展模式：政治的起伏、商業的成敗、文化的興衰等。這些都曾是讓歷史學家們十分著迷的話題。
這種興衰交替的模式被稱為「馬爾薩斯週期律」，這是以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名字命名的，他堅稱人口會比食物供給增長得更快，從而引發饑荒和突然的經濟衰退。
流行性疾病
由於流行性疾病和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人口增速可能減緩。採集狩獵部落基本上沒有流行性疾病，因為他們規模小且流動性強，而農耕社會卻為病原體（致病媒介）創造了更為適宜的環境。與牲畜的密切接觸使病原體有機會從動物轉移到人體；垃圾的不斷積累為疾病的滋生和害蟲的繁殖提供了溫床；而人口眾多的社群則為流行性疾病的傳播和蔓延準備了大量潛在的受害者。於是，由於人口增長和部落間交流急劇增加，疾病在地區間的傳播越發暢通無阻。就像人類搭上了馴化動物這輛快車，各種疾病也開始搭上人類這輛快車。疾病的影響，通常是從災難性的流行性疾病爆發開始，隨後經歷一系列病理弱化的過程，最終在多地民眾的免疫系統適應了新型疾病後，以災難性爆發的日趨減少結束。
在佛蘭德斯的圖爾奈，人們正在埋葬感染黑死病的死者。農耕社會為病菌（致病媒介和病原體）創造了更為適宜的環境。據估計，瘟疫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
正如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指出的那樣，非洲——亞歐大陸世界區域內廣泛的流行病交換，使這一地區的人口形成了足以應對大量疾病的免疫力，而其他世界區域的人口在這些疾病面前仍十分脆弱。跨越亞歐的疾病交流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何在公元元年後的第一個一千年裡，人口增長緩慢——因為這些流行性疾病曾多次爆發。它也可以解釋為何在1492年世界重新聯合以後，疾病交流的災難性後果主要出現在非洲——亞歐大陸以外的地區。畢竟，非洲——亞歐大陸地區的人們已經獲取了足夠的免疫力，能夠抵禦比其他世界區域的人們多得多的疾病。
權力等級
在許多熱帶地區，人們可以根據生活需要逐步收穫根莖類作物。然而在穀物種植區，如亞洲西南部、中美洲以及中國，作物成熟幾乎都在同一時間；這樣，所有的莊稼都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收穫並儲存。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穀物種植使得人們能夠積累和儲存大量剩餘的糧食，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第一次。隨著種植穀物的農民人口翻倍和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儲存的剩餘糧食越來越多。為了控制不斷增加的寶貴糧食庫存，衝突時有發生，這就導致了新形式的社會不公，形成了新的權力體系。
儲存糧食的增加使人類社會第一次有能力養活大量的非農業生產者，他們都擁有專業技能，如牧師、陶工、建築工人、軍人或藝術家。這些人都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而是用他們各自的產品或服務換取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隨著農業生產者和非農業生產者開始交換物資與服務，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勞動分工。伴隨著勞動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家庭與家庭、社會群落與社會群落之間的相互依存越來越密切，聯繫個人與社會間的職責和依賴關係的網絡也越發緊密。
最終，剩餘糧食逐步增長到足以支撐各種精英團體的程度。這些精英團體要麼通過交換物資和服務，要麼通過武力威脅，實現了操控和管理他人生產的物資。農民開發自然環境，一些團體專門剝削農民，而這些團體又受上層集團剝削，如此這般，人類社會開始出現等級結構。威廉·麥克尼爾將這些精英團體稱之為「宏觀寄生蟲」（macroparasites），而人類學家埃裡克·沃爾夫稱其為「納貢者」（tribute takers）。
與非農耕民族的關係
最後，農耕時代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是農耕社群和其他類型社群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整個農耕時代，居住在主要農業區之外的放牧者和採集狩獵者仍持續地對農耕社群施加影響：他們在農耕區之間運輸物資；向農耕區引介新技術（例如與畜牧業有關的相應技術——從改進後的馬鞍到更加先進的武器）；進行商品貿易（如皮毛、象牙或羽毛）。
▣ 思想實驗
職業測試有助於將多種職業可能壓縮至契合個人特點和興趣的少數幾個特定領域。這種測試對學生非常有價值，且十分有助於長遠目標的實現。想想如果每個人都干同樣的工作，現代社會該如何運作？然後想想這唯一的工作最有可能是哪種職業？（去問問農民！）
城市出現之前的農業社會 公元前8000—前3000年
早期農業社會是指農耕部落業已存在，但尚未出現大型城市和國家的時期。在非洲——亞歐大陸地區，這一時期從約公元前8000年一直延續至約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第一批城市出現的時期；在美洲，這一時期開始時間稍晚，但持續時間更長；在大洋洲和太平洋島嶼地區，這一時期一直延續到現代。
村莊組成的世界
在早期農耕時代，村莊是地球上最大、最常見的社會組織模式，也是人口活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今天的世界，無論從人口、技術、文化還是政治方面來看，村莊已經被邊緣化，而我們大多數人也都忘記了千百年來村莊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在早期農耕時代，大多數村莊都在進行人類學家稱之為「園藝種植」的農業活動。這些活動主要依賴人力（如果對比現代社會，主要是女性人力），而他們的主要勞作工具則是各種各樣用於挖掘的木棍。當然，這些村落也進行了不少先鋒性的創新活動，如改進灌溉和修築梯田，最終使人口更多的農耕社群得以出現。於是，村莊便成為千百年來農耕社會人口和地域擴張的主要原因。
等級制度的出現
在早期農耕時代的村莊裡，由於稠密的人口居住在相對狹小的空間，人們開始遇到新的問題。隨著部落規模的擴大，人們必須找到定義自己與鄰里關係的新方法、新途徑——確定誰有資格管理庫存資源、誰掌控司法、誰組織戰事、誰管控貿易和宗教信仰等。隨著專業化的範圍擴大，農耕部落還必須找出一套調控人與人之間交流和衝突的辦法，因為此時人們的利益和需求已經逐漸多樣化。小型採集狩獵部落原本只需基於血緣的家族式規則便已足夠，現在卻必須用更加複雜的規則加以補充，用來規範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因為此時人們之間的接觸越來越短促，且呈現出匿名化、非個性化的特點。此外涉及整個部落的大型計劃，如修建寺廟、挖掘運河、準備戰事等，也需要有新型的領導團體。
▣ 梯田
在東南亞各國（如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山間蜿蜒盤旋的梯田是令人歎為觀止的奇觀異景，也是遊客必到的景點，其中一些梯田已耕種了2 000多年。以下描述菲律賓北部伊富高（Ifugao）部落的選文顯示，修築梯田可能比遠遠看上去複雜得多。
「開荒地」（Habal，坡地、甘薯地、燒荒開墾地）。在坡地上開墾，通常沿等高線修築（尤其適合種植甘薯）。其他旱地高山作物（包括芋頭、山藥、樹薯、玉米、小米、綠豆、木豆等，但是不包括海拔600—700米以下種植的水稻）也可以在坡地上合理地間作套種。通常在連續幾年正常的耕作週期下，間作套種的作物彼此界線分明。
「屋舍梯田」（Lattan，定居點、村莊梯田、居住地）。水平梯田，土地表層光滑或有墊層，但並未耕作；主要用作房屋或穀倉的庭院，用於晾曬穀物等。各自分散獨立，築有籬笆、圍牆等，各有其主。
「排干田」（Qilid，排干梯田、壟田）。水平梯田，土地表面平整，表層經過耕作或挖有溝渠（通常沿等高線修築），便於種植旱地作物，如甘薯和豆類。排干田雖屬私人所有，但這種暫時的排干狀態只會延續很短幾年，便會回到更加持久穩定的梯田使用狀態。
「池塘田」（Payo，築堤梯田、稻米梯田）。農田平整，築有堤壩，以保持土地有淺水淹沒，為濕地作物（如稻米、芋頭和其他作物）的種植創造條件。這種田地屬私有財產，田地間有石製標記，是價值最高的土地形式。
來源：康克林·H· C（1967-68）。伊富高民族研究面面觀。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actions, ser. 2, 30, 107-108。
考古學證據顯示，所有這些由人口規模擴大、人口密度增加導致的社會壓力最終造就了制度化的政治、經濟等級。在這種制度下，富有的統治者、牧師和商人位於社會頂層，而貧窮的奴隸、流浪者則處在底層。考古學家懷疑，但凡同一社群中墓穴或住所大小不一時，就意味著等級制度已經出現。當發現夭折兒童的墓穴格外奢華時，我們便幾乎可以確認新興的等級制度是可以繼承的，父母可以將地位傳給自己的兒女。當紀念性建築出現時，如太平洋復活節島上的雕像或是巨石組成的圓圈（像英國的巨石陣），我們便可以確信，此時的社群首領已經有足夠權力可以組織並協調成百上千的勞動力。
早期婦女地位的限制
性別等級可能是最早的制度化等級之一。當家庭成員和外部成員建立起更加複雜的人際關係時，他們勢必會受到新規則、新系統的影響，並擁有新的期望。日益加深的勞動分工也在家庭和村莊以外創造了新的機會。然而，在一個每戶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完全依賴盡可能多生養子女的世界，女性通常沒有多少機會承擔更加專業化的角色——而這些角色往往會帶來巨大的權力和財富。語言學家、考古學家伊麗莎白·巴伯（Elizabeth Barber）曾指出，上述事實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男性更容易在剛剛出現的等級制度中佔據高位。戰事可能也改變了性別關係：隨著人口增長，部落間競爭加劇，男性開始壟斷暴力組織。
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個楔形文字泥板，上面記錄了大麥和麥芽交易的信息。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0年，最初就是為了記賬之用。
巴比倫世界地圖是已知最早的世界地圖，它反映了文明誕生時，人們對當時世界的認識。地圖刻在一塊楔形文字泥板上，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的楔形文字，講述了巴比倫帝國「荒廢的城市」。位於下部的最顯眼的圓點，代表著當時世界的中心——巴比倫城幼發拉底河從城市中間穿過，城市四周環繞著「鹽海」，更遠處呈輻射狀的三角形圖案，則代表了「遙遠的未知之地」。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男性在村莊以外權力構建中的壓倒性優勢重塑了村莊和家庭內部的關係和觀念。基於其在家庭外部逐步顯現的權力構建中的地位，男性開始出現天生的優越感，而女性則越發受到她們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與男性關係的束縛。即便能在家庭以外賺錢養家的女性，也仍然在家務活動中受到上述關係的制約。在家庭內部，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確保了男性、女性需要繼續協同合作。家庭內部這種親密關係的構建主要依靠個人素質和性別差異。儘管如此，在家庭之外，一種由文化期望和權力關係交錯而成的強大網絡還是出現了，我們稱其為「父權制度」。
領導者和領導力
隨著本地社群被納入更加廣泛的交流網絡，權力等級也塑造了其他關係。在這些更加寬廣的交流網絡中，傳統的親緣關係思維不再奏效。家族宗譜也開始穿上了半虛構式的外衣，整個社群都聲稱他們源自共同的、通常帶有神秘色彩的祖先。這種家族宗譜觀念催生出新型的等級制度，即通過判定與創始人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來為後代劃分等級。血緣親近的後代往往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此時，貴族便開始出現了。儘管如此，當民眾選擇領導者時，能力和出身都有同等的份量。當出身高貴的人缺乏領導才幹時，那些擁有更多才能，以神靈的撫慰者、捍衛者和調停者身份出現的人，便常常被人們選作領導者，去輔佐或替換那些出身高貴的無能者。最簡單的領導方式源於社群的需求，因此領導者主要需要依賴民眾的首肯。這種首肯使早期的權力結構十分脆弱，因為一旦領導者未能完成民眾期冀的任務，他們的權力便會迅速蒸發。
▣ 思想實驗
設想如果今天你的學校因火山爆發被掩埋，而在距今1 000年後又被人挖出，考古學家可以根據哪些線索判斷出誰是學校的領導？倘若對未來的調查者來說，房間的大小可以說明問題的話，那麼體育教師（在體育館中引導活動）就應該是最有權威的人；倘若書籍的數量說明問題，那麼學校的圖書管理員就應該手握權力了；倘若未來的考古學家們知道支票和信用卡是什麼模樣，他們也許就會關注財務辦公室了。
儘管如此，隨著社群擴大，領導者手中的資源越來越多，他們開始勻出其中一部分，專門用於供養職業執法人員或早期軍隊。通過這種方式，領導者至少可以脅迫由其統治的部分民眾，幫助其用武力威脅控制勞動力，並聚合更多的資源。儘管考古學證據和人類學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許多特定社群此類過程逐步清晰顯現的暗示，但是我們基本上已無法得知這些過程的細節。這些過程為更加強大的政治組織（我們稱之為「國家」）的形成鋪平了道路。國家的出現和大型、定居式社會群落（我們稱之為「城市」）的產生基本是同步的。
最早的城市和國家 公元前3000—前500年
對於那些將歷史定義為「通過書面記載研究過去」的人們來說，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才是人類歷史真正開始的時期，因為在這一時期，書面記載的資料在兩大世界區域（非洲——亞歐大陸和美洲）出現了。在此之前，我們談論的所有一切都只能歸結於「史前」。從世界史角度來看，這一時期標誌著人類社會在規模和複雜性上都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在世界區域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非洲——亞歐大陸區域，第一批城市和國家出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美洲，第一批城市和國家出現在中美洲和秘魯，但時間比非洲——亞歐大陸區域晚了2 000多年。在大洋洲，城市和國家在整個農耕時代都沒有出現；但在太平洋地區，在距今1 000年左右，國家的萌芽在一些海島（如湯加和夏威夷）出現了。
如果要找出第一批城市和國家出現的首要原因，那一定是不斷增加的人口密度。最早一批城市和國家正是出現在人口密集的區域，人口的急劇增長往往是由灌溉農業的迅速擴張帶來的。人口密度的突然增長加劇了大型社群帶來的協調和管控問題，使專門領導者的需求大大上升。人口的快速增長也使領導者擁有的資源成倍增加。這解釋了為何最早的城市和最早的國家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出現的。城市可以定義為「內部有複雜勞動分工的大型社區」。（與此不同，村莊甚至一些早期的城鎮，一般都只是由從事農業生產的類似家庭組成，其內部財富等級有限，也沒有嚴格的勞動分工。）國家可以定義為一方面依賴制度化、系統化的武力強制，另一方面依賴民眾許可的權力組織。
城市和國家只是一系列社會創新變革的一部分，這些變革都發生在農業生產高度發達的地區，與人類社會不斷擴大的規模和日趨複雜的結構密不可分。這些創新變革包括組織專業化團體（如官員、士兵、作家），強制徵稅，建造標誌性建築等。
非洲——亞歐大陸和美洲
由於農業的發展進步和城市國家的出現密不可分，當我們發現城市和國家出現的最早證據均源於農業傳統發達的地區時，就應當沒有絲毫驚奇。考古學證據顯示，最早的大到足以稱之為「城市」、強到足以稱之為「國家」的社群均來自於連接非洲和亞歐大陸的尼羅河谷至美索不達米亞的走廊地帶。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幾個世紀，世界上最早的一些國家就出現在位於美索不達米亞南部、考古學家稱之為「蘇美爾」的地區，以及尼羅河沿岸（即今天的埃及和蘇丹一帶）。考古證據顯示，在接下來的1 000年裡，城市和國家又陸續出現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至印度河谷一帶和中國北方地區。
▣ 在電子時代記錄新石器時代定居點
自1993年起，一個由考古學家組成的國際小組一直在位於今天土耳其境內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古城進行挖掘工作，這實際是重啟了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在此地開始的考古挖掘。為了同步直播在恰塔霍裕克挖掘現場出土的9 000多年前的歷史文物，團隊成員麗貝卡·戴利（Rebecca Daly）在他們的網站上進行博客連載，以下是她在2004年7月28日更新的博客內容。
貝裡達今天開始挖掘羊羔的墓穴，這讓我倆十分激動，因為我們都懷疑裡面肯定有些意想不到的東西。現在出土的物品越來越多，人類遺骸實驗室正開足馬力，努力完成交辦的每一件事情。正當他們迎頭趕上時，更多的東西出現了！我們確認，貝裡達現在發現了一件有趣的類似鳥骨一樣的東西，他和來自人類遺骸實驗室的洛麗都覺得這是一支笛子。這件東西的確就是笛子的造型，而且它的兩端都被削掉，這暗示人們可能會利用中空的內部做某種事情。我的期望值很高，貝裡達看來真能找到有趣的物件。如果這件東西真是笛子之類的東西，那就太棒了，因為這可能是人類發現的最早的樂器。整個墓穴底部和上層均撒滿赭石，暗示著這是下葬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用整隻羊羔做陪葬品，自然意味著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座墓葬，而且證據顯示這座墓葬的主人下葬時還遵循嚴格的流程順序，這使我們的推斷更加可信。
來源：《恰塔霍裕克未解之謎》（2004）。2007年4月8日。
來自：https://www.catalhoyuk.com/history.html
烏爾帝國建基於兩河流域南部地區，那裡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國家的發源地。烏爾城是烏爾帝國的都城，「烏爾的旗幟」出土於烏爾城的皇室墓穴，四周用馬賽克精心鑲嵌而成，分為「戰爭」與「和平」兩個場景。圖中顯示的是「和平」場景。
在美洲，我們也可以追蹤到類似的從村莊發展到城市、國家的模式，但能證明這兩種變化的證據出現得更晚。儘管早在公元前2000年，大型部落和強力領導者就已經出現在中美洲的奧爾梅克地區（Olmecs，墨西哥南部的海灣地區），但考古學家們仍舊相信，美洲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和國家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瓦哈卡河谷（Oaxaca Valley）以及更南部的瑪雅文明的核心腹地。在安第斯地區也是如此，國家大小的社群，如莫契文化（The Moche Culture），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末期。
農耕文明
隨著人口增長以及物質、文化交流將更多的地區連接起來，早期國家形態開始從上述核心區域向周圍地區擴展，使財富和權力更加集中。隨著國家模式的不斷擴張，一些與其緊密相關的制度和實踐也逐步固定下來，我們稱之為「農耕文明」。無論直接還是間接，農耕文明的擴張都反映了不斷增長的人口密度和規模。城市不過是人類社群中規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罷了。而國家則是大型、強制性的權力組織，是管理並護衛城市規模的社區所必需的。當然，國家也依賴城市和內陸地區聚集的大量財富為其提供經濟上的支持。
使用武力募集財富的方式最初就是赤裸裸的掠奪，後來這種掠奪變得更加制度化，我們稱之為「徵稅」。管理大量財富需要新型的政權模式和財務制度。事實上，在所有新興國家，文字最早都是作為一種記載追蹤財富去向的技術出現的。甚至在沒有出現完整書寫系統的印加古國，統治者們也發明了一種類似結繩記事的系統進行財務管理。
護衛大量高度集中的財富並維持城市間及城邦（自治城邦包含城市及其附屬領地）間秩序需要軍隊的參與。在蘇美爾及其他地區，入侵的軍隊可能建立了第一批國家，且毋庸置疑的是，這些國家都熱衷於參與戰爭。同樣，早期國家的統治者們也會參與那些有助於維持其統治權力的儀式性活動。他們會組織奢華展覽以炫耀財富，這其中常常包含用活人獻祭；他們會建造宮殿、寺廟和祭奠死者的紀念塔，如金字塔或廟塔（一種類似金字塔的寺廟建築，尖頂，外部有樓梯，頂層設有神壇）。這些設計複雜的建築旨在提升當地統治者、他們治下的城市以及他們膜拜的神靈的威望。
帝制國家
隨著時間推移，由於城邦之間貿易往來日益緊密並逐漸融合，國家規模不斷擴大。最終在獨裁者掌控的眾多城鎮區域內形成了帝國體制。阿卡德王國的薩爾貢（Sargon of Akkad，統治期約為公元前2334—前2279年）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地區北部建立了可能是全球第一個的帝制國家。到公元前2000年中期，商朝（約公元前1766—前1045年）已經在中國北方創建了帝國。這類國家變得越來越常見。隨著規模的擴大，他們通過地方統治者直接或間接地擴大了徵稅和管轄的區域。交通與通信條件的改善，譬如，公元前2000年非洲——亞歐大陸出現的輪式車輛，延伸了城邦及其官員和軍隊所能到達的範圍。
然而，帝國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其勢力範圍，因為商人將各國連為一體，構建了商業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龐大網絡。事實上，有專家說早在公元前2000年，連接中國和地中海的絲綢之路沿線貿易已經創造了泛亞歐的單一貿易體系。
儘管這些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社群令人印象深刻，人們也應當牢記他們權勢的局限性。只要公民足額繳稅並在需要時承擔徭役，就沒有多少農業國家真正關心民眾生活。主要城市以外的法律與秩序常常交由地方統治者或貴族來維持。廣袤的疆土仍在帝國統治者的直接掌控之外。學者萊茵·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估算公元前1000年早期，國家控制的領域不超過當今各國領土面積的2%。在此彈丸之地以外，是世界大多數人口居住之地，還有採集狩獵者、自耕農和牧民等更分散的小型社群。
▣ 思想實驗
在21世紀，肆無忌憚的炫富——豪宅、奇珍異寶，諸如此類——仍展示巨大財富的一種方式。你認為一百年後會怎樣展示財富？炫耀財富會不會招致不滿？或許我們應當通過贈送物品的方式來展示財富，正如美洲原住民的贈禮儀式那樣。畢竟，比爾·蓋茨正忙著贈送他們數十億美元的財產呢。（哇，真不少！）
漢謨拉比法典石碑，建造於公元前1754年左右，現存於法國盧浮宮。漢謨拉比是巴比倫的第六位國王，統治著兩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該法典向人們揭示了早期人類帝國的法制規範與秩序。正文包括282條法律，詳細規定了帝國的刑事、民事、貿易、審判等領域的制度。
兩尊阿布廣場寺（Square Temple of Abu）的信徒雕像，製作於約公元前2700年。廣場寺位於蘇美爾的埃什南納，這是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座城邦，也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城市之一。雕塑展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城市居民的風貌，貝殼貼的大眼睛尤其引人注目。
雖然農耕文明常常將這些外邦群體視為野蠻人，但他們在提供創新源泉和聯繫農耕文明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亞歐大陸的草原牧民傳播了宗教理念和冶金文化，在中國、印度與地中海國家之間運輸了貨物。他們可能首創了農耕文明中的某些軍事和交通技術，例如輪式戰車。這段時期最具有創新意義的航海技術出現在西太平洋地區，那裡的拉皮塔民族利用巨大的雙重殼體獨木舟，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間來到新幾內亞至斐濟、湯加的大片區域內定居。
城邦在數量、規模及勢力上的長期增長，不僅反映了治國之道和戰爭方面的創新，也反映了整個農耕時代持續的人口增長。我們的統計數據含糊不清，精準性欠佳，但至少從長遠來看，農耕地區的人口增長比其他地方更快。當然，這些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並沒有農耕時代早期快。
尤其在城市中，衛生條件惡劣，空氣差，水質污濁，人口死亡率相當高。儘管城市有更好的機遇，但相對於鄉村來說，更容易使人喪命。人口增長也因為週期性人口萎縮而減緩。疾病蔓延至缺乏免疫力的人口居住區是造成這種萎縮的部分原因，對土地資源的過度開發破壞了整個文明的生產基礎也是原因之一。臨近公元前3000年末期，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地區的人口驟降，很可能就是由於過度灌溉造成的，因為這會使土壤鹽分過高，造成農作物產量減少。考古學家能通過大麥這種相比小麥抗鹽性更強的穀物的日漸廣泛的使用，來追溯公元前2000年晚期的土壤鹽漬化過程。
農業、城市與帝國 公元前500—1000年
在公元前500年至1000年這一段時間裡，多數始於公元前3000年之後的長期趨勢都得以延續。隨著世界各國人口增多（儘管這個時間段的中期進展緩慢），國家勢力、規模和數量不斷增長，交換網絡的範圍也日益擴大。隨著農業發展，城市乃至國家出現在曾屬於偏遠地區的歐洲西北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印度及中國南方。農耕文明逐漸侵入採集狩獵者、自耕農和牧民聚居區。南北美洲也經歷了類似的進程，只不過時間上滯後了近2 000年。
非洲——亞歐大陸
創建於公元前6世紀的波斯（現稱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標誌著國家勢力的顯著擴張。因為該王朝掌控的區域達到其過往朝代最大疆域面積的5倍。在此後的1 500年時間裡，類似規模的帝國被稱為標準的帝國，其中包括中國的漢朝（公元前202—220年），地中海的羅馬帝國（公元前27—395年），以及印度的孔雀王朝（約公元前324—前188年）。阿拔斯王朝從749/750年開始統治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大部分地區（最終在1258年崩潰），控制區域略大於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面積。帝國間的交往也非常頻繁。居魯士二世，阿契美尼德帝國的開創者，曾在公元前6世紀，侵略過現在中亞的局部地區。當中國的漢武帝400年後再次侵入相同地區時，地中海沿岸國家與東亞農耕文明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緊密，他們將整個亞歐大陸融合成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體系。
「羅馬軍團跨過舟橋」，圖像來自圖拉真的紀功柱。圖拉真柱為羅馬帝國皇帝圖拉真所立，以紀念他勝利征服達西亞。公元2世紀，是羅馬帝國歷史上實行向外擴張政策的強盛時期。
不斷延伸的政治、商業和知識交流網絡可以詮釋這一時代另一重大發展：遍佈全球各地的宗教傳統的湧現，成為最初的世界宗教。早期的宗教傳統通常要求特定社會或地區群體的效忠，而世界宗教宣稱表達普遍真理並代表全能神靈，這反映了帝國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調和廣大區域內不同民族信仰的需求。
第一個世界宗教很可能是拜火教，其創始人可能來自公元前6世紀的中亞，大致是居魯士二世創建阿契美尼德帝國的時期。而在印度經歷了快速城鎮化和疆域擴張期之後不久，佛教誕生於印度北部。佛教在公元1000年初期出現重要發展，這段時期它開始傳播到中亞、中國及東南亞。基督教的影響力在羅馬帝國時期擴大，直至公元4世紀，在君士坦丁大帝統治下成為官方宗教。
佛教和基督教都成功傳播到中亞並最終傳入中國，但只有佛教對中華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創始於公元7世紀亞洲西南部的伊斯蘭教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傳播到北非、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最初的傳播者是征戰的軍隊，隨後又被穆斯林傳教士和名為「蘇菲派」的信徒傳播至其他地方。
帶來第一批世界宗教的社會力量同樣也激勵了哲學和科學雛形的誕生，這是人們對現實進行總結概括的早期嘗試。儘管通常與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和科學傳統密切相關，這些理念也能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天文和數學傳統以及印度北部和中國的哲學傳統中得到體現。
美洲
在南北美洲，政治體制也在規模、軍事實力、文化和商業範圍等方面獲得縱深發展。在公元後第一個千年裡，複雜的城邦體制與初創的帝國出現在中美洲。處於鼎盛時期的墨西哥特奧蒂瓦坎城（Teotihuacan），擁有逾10萬人口，控制著跨越中美洲大部分地區的貿易網絡。但我們不確定該城市是否直接控制其他城市乃至國家。再向南，瑪雅文明由大量的區域國家構成，其中一些國家至少短時間控制過他們的鄰國。然而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期間，這兩種強大的體系均走向崩潰。正如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初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南部地區，這種的體系崩潰可能歸咎於土地資源的過度開發。
▣ 思想實驗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宗教。但迄今為止，美國一直盛行基督教。你在自己的社區見到過更多的佛教和伊斯蘭教信徒嗎？如果沒有，請在線搜索詞組「佛教寺廟」或「清真寺」，並添加你所居住的城鎮或城市名，你可能會對搜索結果大吃一驚。眾多族群已經設法進入了美國主流社會，但這些群體中的大多數人信奉起源於猶太——基督教的神學教義和傳統。對於其他宗教，如佛教和伊斯蘭教來說，要被21世紀的美國主流社會所接受，是否還需要更多時間？
但是，就如同蘇美爾的政治傳統最終被巴比倫和亞述採納一樣，中美洲的特奧蒂瓦坎城和瑪雅人的政治傳統為農耕時代下一時期更強大的帝國奠定了文化基礎。在安第斯山脈地區，城市和國家也開始出現。第一個可能是秘魯北部的莫切王國，它在公元第一個千年期間興盛了近800年。與特奧蒂瓦坎城一樣，莫希王國也影響了一大片區域，儘管我們無法確定該國對其他城市和國家具有多大的直接政治影響力。公元500年至1000年間，類似的國家實體也出現在更加偏南，即當今秘魯和玻利維亞交界處的的喀喀湖附近的陸地區域。
其他地區的擴張
在農耕文明以外的地帶，人口增長也產生了新的階層結構。在亞歐大陸人煙稀少的草原地帶，遊牧部落開始組成大型的移動聯盟，劫掠鄰近的農業地區並徵稅。在中亞蒙古地區，匈奴人於公元前2世紀創立了一個大帝國。公元6世紀，突厥強國出現，鼎盛時期的突厥國疆域從蒙古地區延伸至黑海。在太平洋沿線，來自斐濟附近的島嶼移民開始定居在波利尼西亞群島，零散地分佈於太平洋中東部區域。夏威夷島與遙遠的復活節島直到公元600年才有人移居，而新西蘭更是在公元1000年後的某段時間才有人居住，大概是波利尼西亞群島中最後一塊定居地。波利尼西亞群島上居住著農耕民族，包括湯加和夏威夷在內的部分區域，人口增長為權力階層的誕生創造了先決條件。
最後，連農業文明很少影響到的地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北美洲，隨著玉米栽培技術緩慢向北推廣，大量的農業或半農業社會群落開始形成，比如著名的「阿納薩齊人」（Anasazi）或者「古普韋布洛人」(Ancient Pueblo People，分佈於科羅拉多高原，即今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羅拉多州和猶他州的交匯處）。在北美洲東部地區，農耕社群出現在諸如俄亥俄河谷這類區域，人們在這裡栽培向日葵等本地植物。甚至連澳大利亞的採集狩獵部落也強化生產，開始在人口稠密地區定居，尤其是在海岸線上。
現代革命前夕的農業社會 1000—1750
農耕時代的最後一個階段，即從1000年至1750年，前期的歷史趨勢得以延續，但是根本性的變化也暗示著現代化社會變革即將到來。
農耕文明傳播到以往邊緣化的區域，例如北美洲、非洲南部、中國西部地區。遷移的農民通常在都市商人和政府的積極支持下移居到新地域。儘管亞歐大部分地區14世紀遭遇黑死病（腺鼠疫），美洲16世紀遭遇歐洲帶來的疾病（如天花），導致人口急劇下降，但世界人口總數仍維持增長態勢。美洲地區16世紀的經濟崩潰和人口驟降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美洲原住民人口可能在哥倫布之後的16世紀下降了約50%—90%。但從長遠來看，隨著亞歐大陸移民者的到來、牲畜和作物新品種的引進以及後續耕地面積的擴充，人口數量得以彌補。在農業、武器、運輸（尤其是海運）和工業領域，連續的穩定創新舉措通過平穩地提昇平均生產率和鞏固國家政權，維繫了經濟增長態勢。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估算，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商品及服務總產值，GWP）從1000年的1 200億美元左右（以1990年的國際貨幣測算）上升至1820年的近7 000億美元。
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的「工廠」。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接踵而至的荷蘭和英國，佔領了全球重要的貿易口岸。控制全球貿易網絡為歐洲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商業財富，同時也帶來了大量嶄新的關於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會習俗的信息。
全球網絡的誕生
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變化就是世界主要地區在16世紀實現了統一。在此基礎上，第一個全球交換網絡誕生了。它將數千年來從未來往過的地區聯繫在一起，形成商業和知識協同，為現代世界的興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於非洲——亞歐大陸來說，剛剛過去的一千年，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日漸廣泛而密切的國際交往。維京掠奪者和商人的足跡遍佈中亞、地中海、西歐海岸沿線乃至遙遠的冰島和格陵蘭島。公元1000年，他們甚至在加拿大的紐芬蘭島建立了短期的殖民地。13世紀早期蒙古大規模的征戰，締造了從中國東北延伸到地中海的廣袤區域內的相對和平。同時，在他們的保護下，絲綢之路的商隊路線從13世紀晚期到14世紀早期獲得蓬勃發展。海上航線同樣活躍，從地中海經南亞和東南亞到中國進行貨物互換，業已成為常規路線。15世紀早期，明朝皇帝派遣龐大的中國船隊，由回族將領鄭和統率，連續幾次航行至西方，其中部分航程到達亞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島及非洲東部地區。
地處亞歐核心地帶的波斯和中亞地區的控制權，在11世紀晚期先由阿拔斯王朝這一伊斯蘭帝國掌握，隨後被蒙古人據為己有，這促進了技術、商品以及宗教文化傳統在亞歐大陸範圍內的廣泛交流。在美洲大陸，談到第一批帝制國家的湧現，最成功、最著名的案例當數建立在墨西哥特諾奇蒂特蘭（Tenochtitlan）基礎上的阿茲特克帝國，以及建立在秘魯庫斯科城基礎之上的印加帝國。它們是最初的美洲政體（政治組織），其職能是對大面積區域實施政治和軍事管控。
然而，小型的高度商業化的西歐非帝制國家，最終通過建立全球海上運輸網絡將零碎的世界農耕地區連接起來。公元第一個千年內，第一批國家在西歐建立，因為這片區域已被併入羅馬帝國的商業和文化圈。公元9世紀，查理曼大帝和他的繼任者試圖在西歐重建羅馬帝國。他們的失敗嘗試正好說明歐洲是一個中型國家競爭激烈的地區。由於這類國家相比大型帝國，如阿拔斯王朝或唐朝（618—907）而言，課稅基礎更加有限，他們必須尋找替代性收入來源（包括貿易收入）以便在惡性戰爭中生存，這已成為地區準則。
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繪圖家繪製的1502年世界地圖，展現了當時人們心目中世界的樣子。圖中歐洲和非洲的地理信息已經相當準確，而亞洲與美洲則非常簡略。在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海圖是緊俏商品，而且因為不斷有新的地理發現，海圖每隔幾年就需要更新一次。地理大發現時代極大地拓展了歐洲人的空間視野，整個人類世界開始連為一個整體。
無怪乎掠奪成性、窮兵黷武的貿易國傳統就此形成。歐洲國家因受阻於地中海東部，希望尋求新渠道爭奪南亞和東亞的廣大市場。其探索過程得到歐洲各國政府的強力支持，最終在此種鼓勵下，由葡萄牙人帶領歐洲商隊駕駛小巧靈活且全副武裝的艦船完成了環球航行。歐洲國家通過介入東南亞龐大貿易體系所侵佔的利潤，以及通過征服中南美洲的幾大文明所獲取的更加可觀的收益，相比起初投入的金錢和資源而言，其回報則不知高出幾許。
全球貿易網絡的衝擊
美洲和歐洲是最先在新全球貿易體系下經歷深刻變革的地區。在亞歐大陸東部，歐洲國家的侵襲影響力有限，僅僅維持了一個世紀多一點。葡萄牙和西班牙軍艦，以及一百年後接踵而至的荷蘭和英國艦船，佔領了重要的貿易口岸，干預當地貿易，尤其是香料貿易，但他們對區域的主要政治體影響很小。在南北美洲，歐洲的新型武器、傳統政治與經濟結構的解體，外加也許是最重要的一環，即亞歐病原體諸如天花病毒的作用，擊垮了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讓西班牙政府攫取了貿易貨物和貴金屬等意外橫財，也為橫跨大西洋的第一個帝國提供了資助。正如我們所見，歐洲疾病在美洲的毀滅性極強，因為大多數本地人對這些已經在非洲——亞歐大陸蔓延數百年的疾病缺乏免疫力。
▣ 思想實驗
雖然大規模流行病，如黑死病和天花，重創了當時的世界人口，但是我們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流行性疾病危機。這是由什麼疾病造成的呢？你注意到它的存在了嗎？僅在1981年至2001年期間，艾滋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病毒的致死率已超越人類史上所有其他疾病。儘管世界各地都有經濟、社會和醫療方案來治療和控制艾滋病，但該流行病仍然遠遠沒有結束。艾滋病在我們有生之年被攻克的概率有多大呢？
控制全球貿易網絡為歐洲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商業財富，同時也帶來了大量嶄新的關於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會習俗的信息。這些讓歐洲知識分子觸手可及的新信息洪流，對於打破常規、催生質疑和創新性思維方式發揮了關鍵作用，這與所謂的科學革命緊密相關。歐洲思想家在受到新知識洪流的衝擊後，脫離了舊觀念的束縛，不得不對萬事萬物重新審視，並不斷試驗新的觀念。
世界上沒有哪個地區完全免受首個全球貿易體系的影響。南北美洲與非洲——亞歐大陸間的貨物交換，刺激了後者整個地區的人口增長。隨著玉米、木薯與馬鈴薯這類農作物傳播到中國、歐洲與非洲，它們在這些地方要麼增補了現有的作物種類，要麼使得人們得以開墾不適宜其他作物生長的土地。美洲大量的白銀資源極大地促進了國際貿易，尤其在16世紀70年代以後，因為中國政府逐漸要求以白銀支付稅款，這樣，白銀不斷流入這個仍是全球最大的單一經濟體。新型癮品如煙草與古柯葉首次出現在非洲——亞歐消費市場，而像茶葉這類傳統癮品，流通範圍則變得更加廣泛，從而刺激了從伊斯坦布爾到墨西哥城的廣大城市消費者的需求。
或許最重要的是，歐洲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地位發生了轉變。如果將世界劃分為分散的區域，歐洲可能僅僅是非洲——亞歐大陸的一個邊緣地帶。亞歐貿易網絡的中樞位於地處中東地區的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在這個誕生於16世紀的全球一體化體系中，歐洲國家認為他們處於一個空前龐大且最具活力的貿易網絡的中心。流動在這些網絡上的巨大財富流和信息流將改寫歐洲以及大西洋地區在世界史中的作用和意義，最終還將改變整個世界。
世界史中的農耕時代
農業技術的引進提高了生產力，增加了人口數量，並激發了創新。這些進步解釋了為何農耕時代比採集狩獵時代的變化更加迅速。然而，更龐大、更密集的社群帶來了新的問題，要通過形成龐大的、稱之為「國家」「帝國」和「文明」的結構層次才能得到解決。隨著家族和家庭成員發覺他們融入了國家、區域和市場，並受其中力量的制約，人類社群的性質在這些結構層次中發生了改變。更大區域和更多社群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商品交換促進了農耕技術、通信技術、信息存儲技術及戰爭武器方面的許多細微進展。儘管創新速度比採集狩獵時代快得多，但仍跟不上人口增長的步伐。這也正可以解釋為何以更小的尺度來看，對大多數統治者及其臣民而言，農耕時代典型的變化節奏是循環性、週期性的。
近代世界建立在農耕時代的人口、資源與信息緩慢積累的基礎上，但創新速度的大幅提升，為人類生活方式的另一種根本性變革創造了條件，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羅馬帝國滅亡後，君士坦丁堡一度成為地中海世界貿易網絡的中心。它扼住亞非歐交通的咽喉要道，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拜占庭帝國衰落後，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地位逐漸衰落。到1500年地理大發現之後，全球貿易網絡中心轉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清明上河圖》呈現了公元10世紀北宋都城汴京的繁榮景象。北宋在當時世界貿易網絡中也佔據重要地位。由於絲綢之路被西夏阻斷，北宋開始發展海上貿易。北宋的銅錢成為國際貨幣，絲綢、瓷器、茶葉等遠銷地中海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