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種解釋，此消彼長
優生學自19世紀80年代形成。它是一門取向積極的應用性學科，以改良人種和社會為目的，而其理論基礎是遺傳學，它堅信遺傳對人的素質和行為的決定性作用。自產生起，它便迅速成為一股時代的風潮。學者蕭伯納、韋伯夫婦、政治家丘吉爾（他是1912年在倫敦召開的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的領導者之一）、希特勒都趨之若鶩。以後納粹的種族主義政治實踐使得優生學聲名狼藉。但是思想和學術上對遺傳決定論的批判其實早就開始了。
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將抵禦優生學思潮視為自己的使命。20世紀初葉，他幾乎是孤軍反抗優生學。但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以後的半個世紀中，博厄斯和其弟子本尼狄克特、瑪格裡特·米德為代表的文化人類學家同行為心理學家華生（John Watson，1878—1958）、斯金納（Burrhus Skinner，1904—1990），遙相呼應，幾乎完全執掌了人類行為的解釋權。
博厄斯堅信文化在塑造和形成人的性格和行為中的決定性作用。他反對優生學的思路，認為沒有必要篩選出不適應者，文化完全可以使他們變成適應者。瑪格裡特·米德以其生花妙筆描述著她的田野工作，證實著老師的文化決定論思想。在《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1935）一書的結論中，她提出社會在男性和女性行為模式上有三條道路可走。其一是如多數傳統社會所作，將男女人格標準化。其代價是扼殺了女性（以及男性）背離社會模式的潛在才華的發揮。其二是消除男女間的差異，其代價是導致社會複雜性和豐富性的喪失，這種複雜性是以男女、年齡、階級等差異為基礎的。其三是不搞模式，既尊重差異又尊重個性，允許每個男女向任意性別方向發展。這一結論是深刻並富有啟發性的。但其前提是「在人格的形成過程中，自身性別的解剖結構作用與社會制約作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兩性人格是由文化所致。……所謂的男人氣女人氣是社會性產物」。（米德，1935：283，295，297）我們願意在另一前提上贊同米德的結論，即同遺傳相比較，文化未必是決定性力量，但對行為有很大影響，因此應避免文化對個性潛力的壓制。但是遺憾的是米德的結論其實是附帶的，她全書的主旨就是論證兩性人格是由文化所致。她的根據是對三個原始部落的考察，一個部落中男女都是男人氣，另一個部落中男女都是女人氣，第三個部落的男人女人氣，女人男人氣。讀過米德的書，我們會產生兩個疑問。其一，這是真的嗎？其二，為什麼多數民族不是這樣呢？在《薩摩亞人的成年》（1928）一書中，米德描述了一個田園詩般的社會，那裡沒有等級，沒有競爭，沒有暴力，大家和平共處，那裡擁有的價值觀與美國社會截然不同，完全是盧梭所說的自然人的狀態。米德著作受到的歡迎標誌著博厄斯的人性觀的勝利，即人生來是一塊白板，文化為之刻上了人格和行為。但是在這本書出版後55年，弗裡曼重新研究薩摩亞人的著作《米德及薩摩亞》問世了。該書以紮實的證據揭示出米德的每一項觀察都是錯誤的，說明了那裡有等級，有暴力，有戰爭，有起義。米德的神話破滅了，她的研究顯然在侍奉一種先驗的理念。
華生和斯金納從心理學的角度否定遺傳學。他們否認本能的存在，否認行為的遺傳性。他們認為行為可以還原為刺激-反應，控制了刺激即獎懲，就將控制人的行為。他們是環境決定論和教育萬能論的宣揚者。哈洛的一個簡單的實驗給了行為心理學沉重的打擊。他的實驗為兩個嬰猴提供了兩個替代「母親」，一個是由金屬線製作的配備了牛奶的巧妙裝置，另一個是用毛巾做的可擁抱的猴子，但是沒有牛奶。儘管從前者可以得到牛奶，嬰猴仍然依偎在毛巾做的猴母親身旁。這實驗清楚地顯示出決定行為的不僅僅是獎懲。華生當年說過一句雄心萬丈的豪言：「給我一打健康的兒童，只要他們身體沒有缺陷，讓我在我自己特殊的世界中教養他們，我可以保證，在這十幾個兒童中隨便挑出一個，我都可以把他訓練成任何一種專家，如醫生、律師、藝術家、商界領袖，或者甚至可以把他訓練成乞丐或竊賊，而無須考慮他祖先的天賦、嗜好、傾向、才能、職業及種族。」今天這話已很難被人相信，因為它不符合基本常識。我的一個朋友是職業田徑教練，他對我說：「我每年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訓練，而是到中學生運動會上去挑選人才，不是那塊材料就不可能培養成職業田徑選手。」可信各行的狀元都當如此。
正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代的行為遺傳學家終於出場了。他們反對文化決定論的主張，但是他們不想走向同樣荒謬的另一極端——遺傳決定論。他們說：「沒有預先安排我們做的我們做不了，而安排我們做的但環境沒有提供條件我們同樣做不了。」（斯蒂恩，1996：17）他們刺破了環境決定論的一些證據的表象，比如他們說：家裡書多的孩子喜歡讀書，為什麼其中就沒有父母基因的因素呢？這話極其雄辯，遺憾的是它只是說明了在這一場景中環境的影響是可能的（遠未證明這是必然的，決定性的），遺傳的影響同樣是可能的（決不是斷然不可能存在的）。但因為遺傳基因與環境因素每每交織在一起，要拆開二者，雄辯地說明遺傳（或者環境）的獨立作用，殊非易事。所幸他們選中了一個突破點。就是對異地撫養的同卵雙生子的研究。同卵雙生子是大自然饋贈的稀罕物，二者的基因完全相同。但是雙生子的成長環境大多也相同。從小分離、異地養育成人的同卵雙生子就是稀罕當中的稀罕。這項研究可以比較接受了同樣遺傳基因的人在不同環境中的性格和行為之異同。其實優生學的奠基人高爾頓在一百年前已經提出了這個想法。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人伯特研究了53對分開撫養的雙生子。1937年美國人紐曼等人做了19對分開撫養的雙生子的研究。1965年丹麥人尼爾森對12對分開撫養的雙生子做了研究。自1979年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布查德教授先後檢驗了70對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從而將這一研究推向高峰。與此同時，行為遺傳學家也在從事另一項研究，就是對被收養的兄弟姐妹與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的比較研究。這兩種研究，特別是前者，為解答遺傳與環境在對性格與行為的影響上孰優孰劣這一撲朔迷離的問題，開闢了新的蹊徑。
二、基因的力量
這些異地撫養的同卵雙生子表現出若干戲劇性的、很難歸結為偶然的、耐人尋味的相似性。布查德觀察到兩個39歲的大男人都有咬手指頭的習慣。另外兩位都喜歡啤酒，都喜歡聽裝的，這都不能說明什麼，但是他們都用小指開易拉罐應該排除了巧合的可能性。有兩位中年婦女回憶起幼年時代，她們在10歲時有相同的夢魘，都夢見嘴被門閂和魚鉤關住了。有兩位兄弟在同一年都開始患偏頭痛，幾年後同時消失，再後又在同一時間復發，而後又一起消失——總是同步。布查德發現這些從小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有著同樣的或高度相似的說話方式、身體儀態、幽默感、氣質、婚史、職業、服裝品位和習慣等等。
自然，學院派的嚴肅學者同新聞媒體的興趣殊為不同。他們企圖以嚴格的方法透視遺傳或曰基因對疾病、智力、性取向、精神障礙、癮行為、暴力犯罪的影響。我們分述如下。
疾病。調查發現，父母死於心臟病的子女死於心臟病的概率是常人死於心臟病概率的4倍，兄弟死於心臟病的異卵雙生子中的另一方死於心臟病的概率也是常人死於心臟病概率的4倍，而同卵雙生子是常人的9倍。被收養者的死因通常與生父母而非養父母相似。
智力。斯蒂恩綜合了包括11萬個研究對象的111項獨立研究，作出如下概括：以下二者的智商相關係數分別為，同一個體的兩次測試0.9，一起撫養的同卵雙生子0.86，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0.72，一起撫養的異卵雙生子0.6，分開撫養的異卵雙生子0.52，一起撫養的兄弟姐妹0.47，分開撫養的兄弟姐妹0.24，一起生活的父母和其子女0.42，分開生活的父母和其子女0.22，一起收養的被收養的子女0.29，配偶0.33。基因與環境的影響力顯然都存在。學者們通過兩種方法推算智商的「遺傳率」。其一是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的相關係數（0.72）。但是儘管分開，仍可能有部分成長環境是近似的，因此他們認為這一指標可能偏高。其二是一起撫養的同卵雙生子的智力相關係數減去一起撫養的異卵雙生子的相關係數後乘2，結果為0.52，即（0.86－0.6）×2＝0.52。這一思路是，前者的基因100％相同，後者的基因50％相同，因為都是一起撫養的，所以前者的相關係數減去後者，也就是抵消了相同環境的作用，剩下的是50％的基因的作用，所以還要乘2。綜合這兩種計算方法，一些學者認為，智商的遺傳率為60％，也就是說環境因素在智力中只佔40％。
同性戀取向。研究顯示，同性戀有文化和心理之外的身體原因。研究者為同性戀男性、異性戀男性、異性戀女性三組成員注射相同劑量的雌性激素，結果發現，注射三天內，異性戀男性血液中的黃體生成素（LH）的含量出現抑制，異性戀女性血液中LH的含量急劇上升，同性戀男性的血液竟與後者近似。異性戀女性與同性戀男性在語言測試上都優於異性戀男性。在雙生子中一方為同性戀之中，52％的同卵雙生子和22％的異卵雙生子也為同性戀。寄養兄弟只有11％。
精神障礙。人群中躁狂－抑鬱症患者低於1％，父母和兄弟姐妹患此病的人的患病率達到10％。但環境的影響也很大，遺傳的只是易患性，且與多個基因相關。32％的同卵雙生子和7％的異卵雙生子同患此病。但是此種病病症有個不尋常的特徵，就是它有時會伴隨著創造力的爆發。舒曼終生都是躁狂－抑鬱症患者。藝術家患此症概率是普通人的2—3倍，詩人是普通人的10倍。病症，特別是精神上的病症，有時也是優勢，這將使優生學的實踐面臨嚴酷的挑戰。
上癮行為。76％的同卵雙生子和61％的異卵雙生子同為酒精中毒者。但即使如此，學者們認為，在上癮行為中環境的作用比基因更大。
犯罪與暴力。領養兒童的研究顯示：生養父母均無犯罪的子女犯罪率為14％，養父母犯罪子女犯罪率為15％，生父母犯罪子女犯罪率為20％，生養父母均犯罪子女犯罪率為25％。9％的同卵雙生子和2％的異卵雙生子都走向自殺。研究者還指出，沒有犯罪基因，暴力犯罪是糅合了機會與傾向的。兇殺往往是衝動下發生的，往往沒有預謀，往往是熟人所為。但是，酒精濫用、家族的社會封閉、抑鬱症、易衝動和注意力渙散的性格，都容易導致暴力，而這些因素是有遺傳性的。對易衝動性的測量表明，在31項研究中，同卵雙生子的一致性平均為51％，異卵雙生子為20％。社會因素不是暴力犯罪的全部原因，因為在遭受社會疾苦的人群中只有很小的百分比轉變為犯罪。
三、遺傳行為學家的新觀念
今天的遺傳行為學家大多並不忽視環境的作用，他們在強調長久以來被忽視的遺傳作用的同時，企圖更深入地認識遺傳與環境的複雜關係。進化論研究者早就指出，很多疾病的基因為什麼在進化中沒有被淘汰，是因為過去的生活環境不會誘發這些疾病，比如過去的飲食習慣不會導致大面積的心臟病、糖尿病，血緣團體的同居抑制了同性戀傾向的抬頭。飲食習慣的改變，居住方式的改變，導致了病症和反常行為的出現。但是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既定和同樣的環境中，為什麼有些人得病有些人不得病？基因是一些疾病和同性戀的直接原因。而具體看，各種情況又有差別，肺癌的外因更重要一些，而同性戀中基因的作用更重要一些。
基因行為學家還提出了一些新鮮的、耐人尋味的見解。
人們通常以為，隨著人的成長先天的作用越來越小，環境的作用越來越大。基因行為學家反駁這種見解，他們提出：「遺傳決定了發育的模式與時間表，甚至決定了衰老的模式與時間表。」（斯蒂恩，1996：17）賴特說：「孩子越大環境會有更多的作用的機會，但基因的影響並不像人們期望的那樣逐漸消失，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它（基因）更可視為等待自身達到的事情。」（賴特，1998：97）它很像是在等待一個定點列車的到達。裡德利說：「基因的影響隨年齡增加，而共享環境的影響隨年齡消失。你的年齡越大，你的家庭背景對預測你的IQ的作用就越小，而你的基因的預測作用就越好。有著才華出眾的父母的孤兒，在被一個愚人家庭收養後，也許在學校成績平平，但是到了中年卻可能成為一個才華出眾的量子力學教授。一對愚人父母的孤兒，若在一個雙雙得到諾貝爾獎的家庭中長大，在學校也許會表現更好，但到了中年可能就只是做一份不要求多少閱讀技能或深刻思想的工作。……基因對解釋IQ的相對差異的貢獻從幼兒那裡的20％，上升到兒童階段的40％，再到成年人的60％，而到中年人那裡則甚至可能達到80％。……到成年期，智力就像個性：大部分是遺傳，小部分是由於個人所獨有的環境，極小部分是你所成長的家庭的影響。這是一個反直觀的發現，它摧毀了那種認為基因先起作用，培養後起作用的觀點。」（裡德利，2003：95）
斯卡爾的主張：「非共有環境」（孩子們雖然在一個家庭中，但因性格的差異導致父母對待他們的方式並不相同，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決定的）比共有環境起的作用大得多，而首先是基因促成了「非共有環境」。基因塑造了愛激動的孩子，他父母對待他不同於其他孩子，因此他有了自己的獨特的環境。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發現老師對他不好，對優秀學生更好。一句話，基因和環境是交織在一起的。（賴特，1998：48）裡德利說：「環境不是某種僵化的實在之物：它是由行動者本人所主動選擇的獨特的影響因素的集合。具有一定的基因，會使一個人傾向於經歷一定的環境。具有『運動的』基因，會使你想在體育場上鍛煉；具有『知識的』基因，會使你尋找知識活動。基因是後天培養的代理者。……環境，作為小的遺傳差異的一個放大器，把喜歡運動的小孩推向給他們以回報的運動，把聰慧的小孩推給他們以回報的書本。」（裡德利，2003：96）「非共有環境」的概念異常深刻。它將一個尋常卻模糊的認識結晶成理論。「非共有環境」一方面突破了僵化的環境論，指出基因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將基因和環境結合起來。裡德利說：「高爾頓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完全錯了。先天並不主宰後天；它們不是相互競爭，它們不是競爭者；根本沒有先天與後天對立這回事。」（裡德利，2003：96）
我想以個人的經歷來佐證斯卡爾的「非共有環境」，雖然我的例證中直接看到的是性格，而非基因，與非共有環境的關聯。插隊時代，我有一位摯友，我們同為叛逆抗上的知青，他是頭領，在我們農場近萬名知青中他幾乎成為神話，在當時「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他公然帶領大家探親超假，勞動時不冒尖，他的群眾威信極高，自然是領導的眼中釘。後來他最好的朋友都勸他改變作風，怕他吃大虧，只有我說大家不要勸他，他的作風會為他開闢出自己的道路。果然如此，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時，一貫「表現」好的知青不一定走成，他只放棄抗上一年，就被推薦上學，因為領導怕他，巴不得招安他，送走他。我自己的情況也有近似之處。我在我的系裡屬六親不認的另類，屢屢投票否定了人家的學位、職稱。開始自己心裡也發怵，後來聽到的反應是：他就是這麼個人，不是故意要跟誰作對。這樣我就在別人特別給予的「寬大」政策中一意孤行了。人們可能置身在同一個環境中，卻以不同的性格和行為造就出不同的小環境。
四、學術爭論與政治正確
遺傳行為學的研究接連在學界乃至社會引起巨大的爭論。兩個最為敏感的問題是遺傳與智商的關係和遺傳與暴力犯罪的關係。
最激烈的環境論者對智商測定持徹底否定的態度，並且提出了一些很有啟發性的看法。比如加格納（H. Gargner）認為，不存在普遍的智力因子，智力分為7種類型：語言，音樂，空間，邏輯-數學，運動，個人，人際交往的能力。但是更多的人們似乎還是贊同智商測定。更耐人尋味的是，對智商的基本看法上的爭論遠沒有對種族間智商差異的爭論來得激烈。幾十年來，對種族間智商差異的大爭論接連發生了三次。
多年以來，心理學家都瞭解，美國黑人兒童測定的智商比白人兒童低15分，很少有人對這一測試和統計提出異議。流行的解釋是惡劣的環境造成了黑人的劣勢。1969年，詹森發表文章，提出原因不是兒童們的環境，而是他們的基因。這文章一問世就引起軒然大波。記者們過後評論：這篇小小的論文可以引發一場國內戰爭。
西裡爾·伯特曾經是享有盛譽的英國心理學家。他是通過雙生子研究遺傳問題的老派學者。他從其研究中提出智商的遺傳率是0.77。他死於1971年。1975年一些人提出他編造數據，他是騙子。這一爭論一直持續了二十年。
1994年默裡和赫恩斯坦的著作《鍾形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力和等級結構》出版。該書論證的三個基本觀點是：智力對當代生活中成功的重要性，智力的遺傳基礎，平均智商的種族差距。此書復活了詹森引起的爭論。
遺傳行為學家的主要辯護詞是，個體的差異大於群體間的差異。「隨便找兩個瑞典人，他們基因上的差別比他們的平均和美洲印第安阿帕契族的平均還要大12倍。」因此對遺傳行為學的深入瞭解只能減少種族歧視。但是這種解釋幾乎是徒勞的。其實對這種裹挾了濃厚的「政治正確」氣氛的爭論，應該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人群的差異，包括種族，究竟可不可以成為科學研究的題目，認識這種差異對人類有沒有積極的意義。
遺傳與暴力犯罪的關係比前者更刺激人們的情緒。遺傳行為學家認為二者有間接的關係，應該深入研究，藥物可以削弱犯罪的傾向。1992年美國馬裡蘭大學計劃召開一個名為「犯罪的遺傳因素：研究結果、使用和含義」的學術會議，因題目的刺激而被反對並最終取消。1995年在馬裡蘭終於召開了更名為「遺傳學與犯罪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的討論會。會場一度被抗議的群眾佔領，他們高喊著：如果帶著鎮靜藥物進入貧民區，我們就將對你們發起攻擊。遺傳行為學的學者們對藥物的使用提出了兩個看法：對一個暴力傾向很重的人注射鎮靜劑不是比進監獄強嗎？藥物治療究竟由個人來選擇還是社會來選擇，應該是價值觀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
這些問題——種族差異可否研究，藥物治療由誰來選擇——不僅重要，而且切近。
五、動物的習得性
強調基因和遺傳的思潮二十年不衰，大有後來居上之勢。自21世紀初葉始，鐘擺終於回頭，對後天習得性的再認識重新崛起。不同學科的學者從各自的角度強調後天在起作用。
一些動物學家提出，腦容量越大、大腦結構越複雜的動物，比起大腦簡單的動物，行為中後天習得性因素所佔比例越大。（葛蘭汀，約翰遜，2005：134）
以最基本的行為「吃」為例。人工繁殖和飼養的食肉類動物的野化是個難題。有兩隻放到野外的小老虎，「一開始它們不管自己餓不餓，見了動物就追。一天夜裡，它們大開殺戒，捕捉了七隻羚羊。……它們並不是為了獲得食物才追殺獵物，而是為了捕殺而捕殺。」（葛蘭汀，約翰遜，2005：140）很可能它們不知道這些動物能吃。而「只要把那些死掉的動物開膛，露出裡面的內臟，它們就什麼都明白了。……小虎生來就知道怎樣捕殺獵物，但其他的事情則需要學習才能知道」。（葛蘭汀，約翰遜，2005：141）為什麼何物能吃要通過後天學習？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開發出一份更寬的、彈性的食譜。「由於必須要通過學習才能認識到什麼可以吃，什麼不可以吃，人類和動物就能夠靈活地適應生活環境的變化。如果動物緊緊依靠本能覓食，一旦它本來的食物來源忽然消失或減少，它就有可能會被餓死。」（葛蘭汀，約翰遜，2005：136）
動物對天敵的恐懼是源自先天還是後天？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不能來自個體的經驗，因為切身經驗的結局多半是葬身虎口或狼口。但先天與後天的情況仍然可能並存。「潘克賽普發現，實驗室裡長大的老鼠也會害怕貓，雖然它們從來沒有見過貓，也沒有聞到過貓的氣味。你只要把一束貓毛放到它們的活動區域，它們馬上停止玩耍。恐懼的動物一般不玩耍，顯然這些老鼠很害怕。」（葛蘭汀，約翰遜，2005：204）羚羊則是另一種情況。「小羚羊注意到別的羚羊遇到獅子就拚命逃跑，於是它也就跟著逃跑，現在我們知道班杜拉博士的說法是正確的，這部分上應該歸功於邁尼卡對猴子和蛇的研究。……邁尼卡博士的實驗表明，要讓實驗室裡長大的猴子也像野外的猴子那樣害怕它是很容易的。她讓前者觀察後者是怎樣對蛇驚恐萬狀的，結果那些不害怕蛇的猴子也馬上開始害怕起來，並且以後如果它們遇到蛇，還是會感到害怕。只要讓它們看一下別的猴子是怎樣害怕蛇的，它們就會一輩子怕蛇。整個過程只要幾分鐘。……猴子並非一生下來就害怕蛇，這種恐懼也是後天獲得的。……但它們生來就有怕蛇的傾向。」（葛蘭汀，約翰遜，2005：248，207）
羚羊例子中的核心特徵是什麼？是模仿，是有樣學樣。模仿，是從動物到人類的共通的學習中最基本的手段。模仿可以迅速打通與生俱來的某種傾向，比如上述的猴子怕蛇。模仿還可能形成一些同天生傾向毫無關聯的行為。威爾給我們講述了貓的「便盆文化」：「我們的一隻貓來到了便盆前準備撒尿，而此時它的三個孩子也尾隨而來。貓是一種缺乏隱私的動物，所以它的後代們才能貼著便盆，如此近距離地看著母親的一舉一動。小貓的視力不是很好，因此它們並不清楚自己看到了什麼。這時候，其中的一隻笨拙地爬進了便盆，並學著母親的樣子抓撓著移開那些填料。然後突然間這個小傢伙也蜷起身子，背著耳朵，專注地尿起尿來。沒人教它該這麼做，但我們也很難相信貓天生就認識便盆這種現代產物。因此看起來，小貓的這種舉動是由母親的行為引發的。」（威爾，2001：13）
「日本宮崎縣，有個叫幸島的小島，島上住著幾十隻野生日本猴。其中一隻猴偶爾看到人洗芋頭，於是便模仿人，在吃芋頭前洗芋頭。這樣洗芋頭的動作就逐漸地在同伴中間傳開。現在世界上只有這裡的野生猴有用海水洗芋頭吃的習慣。用海水洗芋頭，可能有鹽味，這也是其中的原因。」（祖父江孝男，1987：166；威爾，2001：179）在五年的時間裡，大約十分之三的猴子有了這一習慣。威爾認為，日本學者1953年觀察到的這一現象，顛覆了動物的習性絕對地源自基因的傳統觀點。（威爾，2001：179）
迄今為止，人類所觀察到的動物的最長學習過程是黑猩猩用石頭敲開棕櫚果。將世界上最硬的堅果放在一個堅硬的平面上，找一塊尺寸適宜的石頭，用相當的準度和恰當的力度去擊打。觀察者認為，這些黑猩猩的熟練程度超過任何第一次操練的人類。而掌握這技能，黑猩猩必須學習多年。日本學者松澤哲郎觀察和記錄了這一過程。年幼的黑猩猩在敲打棕櫚果的成年黑猩猩旁，偷幾個棕櫚果和石塊擺弄，有時也隨機地組合二者，當然不可能敲開。「做了三年無用功後，它們才開始把堅果放在兩塊石頭中間，一塊用來當作石砧，另一塊當作錘子，並把多種動作協調在一起，敲開了堅果。它們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協調和精練，只有在六七歲以後，它們的技巧才開始接近那些成年長輩的水平。」（威爾，2001：202—204）通常的觀點認為，如果一種行為能夠通過模仿普及一個群體中，一定是被模仿的行為中包含著某種獎賞。而小猩猩的敲打幾乎是五年的無用之功，幾乎相當於人類讀小學的年頭。如此模仿的動機不可能是功利上的獎賞。威爾認為：「靈長目動物的社會學習來自於盲目的因襲態度——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和融入感……即基於觀察式學習基礎上的歸屬和認同。」（威爾，2001：206）
講完上述內容後，一位同學給我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剛好連接了人與動物：「人類的性行為是純粹的本能，還是包含後天的習得性？」應該說，現實中發生的是融合二者。不受一點啟發，本能的傾向也差不多可以搞通這一奧秘。而實際上，在性成熟期之前，沒有受到過一點啟示的人是罕見的。時下的網絡社會，男女之道以圖文並茂的形式鋪天蓋地。在過去，農村人更多地受到的是牲畜的啟示。城市人更多地受到的是書籍的啟示。舊時婚嫁年齡太早，成婚前父母還會出示秘藏的春宮圖點撥新人。動物中的情形似乎和前述的對天敵的恐懼是先天還是後天相類似。多數靈長目動物的性行為沒有私密性。「對黑猩猩而言，只有當它們擔心會招致更高地位成員的嫉妒時，才會把性愛地點轉移出公共的視野。……當兩隻倭黑猩猩交配，小倭黑猩猩有時會跳到它們上面一睹細節。」（瓦爾，2005：58）而我們懷疑，一些獨居的動物，比如老虎、海豚，有沒有窺見同類交配的機會。人類應該介於二者之間。性行為是私密的，但還是受到了少許點撥。退而言之，即使我們認定，沒有受到一絲啟示的青年男女也可以完成性愛，畢竟性行為的多種方式、姿態、技巧，是文化的產物，是後天習得的。同一文化環境下，兩個人的性傾向及能力是基因的產物。而一對在與文化完全隔絕的狀況下長大的青年男女的性行為，在我們看來多半是蹩腳和低效的。
六、早期刻印
早就有人提出，幼崽或嬰兒出生後的最初歲月對其性格形成至關重要。而將這一認識提煉成關鍵詞且引入學術領地的是動物行為學創始人洛倫茲。他的兩個關鍵詞是「刻印」和「關鍵期」。他認為，「存在著一扇狹窄的時間之窗，只有在此期間印刻才能發生。如果有鵝出生不到15小時或是已經超過3天，它就不會印刻行為。一旦發生印刻，它就會堅持下去。……印刻作用的關鍵性在於，它是一種本能。這種行為不可能是學會的，因為它是該幼禽的初次經歷。」（裡德利，2003：156—157）
大家在最初歲月的印刻作用上有很大的共識，但對印刻的解釋，先天派和後天派是大相逕庭的。雖然，洛倫茲認為那是初次經歷，沒有學習過程，因而不是學來的，是本能。但是既然這行為是降生後得來的，環境論者就不可能認同洛倫茲的解釋。有趣的是爭論從出生後的最初歲月，回溯到子宮。20世紀60年代，古特裡布做了一個實驗。他發現剛降生的綠頭鴨對同類的叫聲有極大的偏好，雖然它從未聽過，卻能判斷出那是同類。古特裡布為孵化小鴨的母鴨做了聲帶手術，使其無法發出聲音。於是，小鴨出生後喪失了對母親選擇偏向。古氏的結論是：小鴨能判定聲音，是因為它們在孵化出來之前已經聽到了母親的聲音。「他覺得這摧毀了整個本能概念，因為它帶入了一種出生前的環境觸發因素。」（裡德利，2003：158）
大多數男性的無名指比食指長，而女性的無名指和食指同樣長短。曼寧指出，這是人在子宮時睪酮暴露濃度導致的。「控制生殖器生長的同源框基因也控制了手指的生長。……忘記手相術，這是真正的預測。無名指不同尋常地長的男性有更大的危險患上孤獨症、失讀症、口吃、免疫機能障礙，他們也會生育相對較多的兒子；而無名指不同尋常地短的人，患心臟病和不育症的危險更大。……無名指的長度是在子宮中就被印刻下來的。」（裡德利，2003：161）布蘭查德發現，每多一個哥哥，男性成為同性戀的可能增加1/3。他認為，這是因為男性胎兒會啟動母親的免疫反應，導致子宮內的變化，進而導致下一個男嬰的特徵。（裡德利，2003：166）
一名叫巴克爾的醫生分析了1911—1930年英格蘭出生的5600名男性的命運。出生至一歲時體重最低的孩子死於缺血性心臟病的比例最高，體重低的嬰兒的死亡風險是體重高的嬰兒的3倍。災荒期孕育的胎兒，出生時體重較輕，即使以後生長正常，後天易患糖尿病，「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節省的表現型與戰後充裕的食物之間不能相配所導致的。」巴克爾提出了一種對饑荒的適應。「一個營養不良的幼兒的身體，由於刻印有出生前的經歷，所以出生時就『預料』到一生都生活在食物匱乏的狀況中。它的整個新陳代謝都適應長得較小，儲存熱量、避免過度運動。相反當幼兒發現身邊物質充足的時候，它就會通過快速生長來補償，但這樣一來就會給他的心臟帶來壓力。」（裡德利，2003：159—160）
語言的學習也存在關鍵期和刻印的問題，過了關鍵期事倍功半，甚至根本學不會。裡德利在語言學習上企圖融合本能論與環境論的觀點，他說：「它是一種暫時的、先天的、通過經驗從環境進行學習的能力，是一種為了習得後天的先天本能。想把它極端化為先天本能或後天培養，你倒是試試看。」（裡德利，2003：175）
很多刻印是發生在出生之後的。那麼子宮中的刻印是先天還是後天呢？這兩個字眼不夠嚴格，很難用它們來深入討論。用更精確的語言就是：基因和環境。基因應該是早就確定的了。而印刻應該屬於環境的作用，它是直接改變了性格，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基因，並同基因聯手形塑著性格呢？
七、大腦的後天重組
以往人們普遍認為，胚胎中的神經細胞肯定是不斷增長的，不可能處在衰減的趨勢中。因而胚胎中神經元不斷衰減和死亡的發現，令人們震驚，並誘導人們重新思考這一問題。「Viktor Hanburger發現雞的胚胎細胞的脊髓某處有2萬多個神經元，而成年雞該處只剩下1.2萬個，也就是說只有60％的神經元存活下來。」（齊科，1995：8）另一些學者做了這樣的實驗。「他們將新生貓的一隻眼的眼瞼合上，發現在一個星期後，貓眼睛與大腦第四皮層的連接有所改變。將大腦皮層與閉著的那隻眼連接的神經軸突明顯減少，而連接睜著的那隻眼的軸突異乎尋常地多。」（齊科，1995：9）該實驗表明，睜著的眼睛後面的神經鍵保留了，而被縫合了一星期的眼睛後面的神經鍵消失了。這實驗似乎還意味著「大腦的正常發育不僅依賴於基因的遺傳，也取決於生物體與外界的交互。基因提供中樞神經系統的整體結構，而神經系統的活動以及感官刺激將該系統予以完善，使其正常工作。這一完善過程並不是靠增加新的成分和連接，而是通過消滅原始存在的一些東西來實現。……大腦正常發育也就涉及這樣一個剪除過程——大腦發育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消除掉它的一些神經鍵。……在大腦發育和成熟的過程中，不常使用的神經鍵連接將變弱或消失，而常常使用的神經路徑將被保留並加強」。（齊科，1995：10—12）
為什麼要預備如此眾多和密集的神經元供後天剪除？答覆是：「神經鍵的密集使正在發育的大腦具有很大的彈性。……1歲前的兒童能夠辨別任何人類語言的聲音，而在1歲時，他們漸漸喪失了辨別非母語語音的能力。……在他剛出生時，辨別這些音的神經鍵連接是存在的。但由於在他生活的語言環境裡這些連接從來不曾使用過，因此這些連接很快就消失了。……這一發現證實了大腦發育是一個逐漸喪失神經鍵連接的過程，當大腦發育完全時某些能力就會喪失。」（齊科，1995：11—12）
遺傳行為學曾經打破了老派環境論的一些僵化的認識。現在輪到從環境的視角思考遺傳論的一些僵化的認識了。我們距離解釋遺傳與環境的關係，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在認識上畢竟高於昨天，告別了昨日的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