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地理學的視角
一個人智力的高下是什麼因素決定的？在上一章中我們介紹了行為遺傳學家的觀點，他們認為遺傳的作用超過了環境的影響。這一觀點打破了環境決定論曾經佔有的一統天下。
那麼一個民族文明或文化的高下是什麼因素決定的呢？主流學術界的各派學者幾乎無例外地反對種族主義者的解釋。多數學者認為，造就這一差異的原因要從文化和歷史的發展中去尋找。但是隨著生物學思想的崛起，終於產生了一種新的解釋——生物地理學的視角。這一解釋企圖通過透視農業與畜牧業的產生，即人類文明的基石的建立，來說明決定文明高下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
一部人類文明史，各民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說來竟然也很簡單。在人類文明史的晚期，歐洲人佔了上風。其早期，則是亞洲人佔了上風。文化地理學家認為，埃及因為其南部沙漠的隔絕，在交流上幾乎是屬於歐亞而不是非洲。
農業與畜牧業的出現，毫無疑問是文明歷史的第一步。英語的「文化」（culture）中所包含的耕作、栽培、養殖的詞義，從語源學上揭示了農業、畜牧業與人類文明的不解之緣。有了農業，才有了其後的連鎖反應：能量獲取的增長，定居（雖然採集的部落也有定居的），密集生存方式的出現，新型組織方式的產生，糧食的結餘，非農業人口的出現——國王、官員、軍隊、手工業者。以後的手工業和工業無不是建立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之上。而畜牧業幾乎是與農業相輔相成的。動物的馴化，特別是大型動物的馴化，至少導致了四項重大變化。其一，食物上增加了肉與奶。其二，農耕上增加了強悍的勞力。其三，軍事上先後有了戰車和騎兵，直到坦克出現之前，騎兵始終是最具攻擊力的軍事手段。其四，殺傷力巨大的病菌的出現。
農業與畜牧業最先在歐亞大陸得到了普及。亞洲人與歐洲人正是憑藉著這兩支力量，成為文明賽場上的「強勢集團」。農業和畜牧業的發生，在本質上都屬馴化。尋找馴化成功的原因，就當然地可以成為解釋民族與文明高下的一個最重要的突破口。
生物地理學家顯然沒有蹈入行為遺傳學家用遺傳解釋智商的道路。但是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異曲同工的，那就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天賦。所不同的是他們以兩種不同的天賦來解釋兩種現象。一種是以個人的天賦解釋個人的性格和能力。另一種天賦是一個民族所生存的土地上的動植物的天然分佈。戴蒙德雄辯地告訴我們，一個民族動植物資源上的天賦，即上天的賜予，是他們能否獨立打開馴化動植物大門的鑰匙。幸運者可以獨自敲開。不幸者只好等待他人的傳播和引領。
二、馴化植物
農業考古學家認為，有確鑿證據證明世界上有5個地區——新月沃地、中國、墨西哥中南部、安第斯山脈地區、美國東部，在古代獨立發展起農業。還有4個地區很可能也獨立發展起農業，但證據尚不夠充分，它們是：非洲的薩赫勒地帶、熱帶西非、埃塞俄比亞、新幾內亞。為什麼其他地區未能獨自發展起農業？
農業是怎麼產生的？人們通常理所當然地認為，糧食生產是發現的，是發明的。而戴蒙德認為，糧食生產不是發明的，不是有意識的選擇，是某些行為的副產品，是逐步形成的。早期的農民要比採集和狩獵更辛苦，他們的體質、壽命也都弱於獵人。並且因為聲譽的考慮，男人是不願放棄獵人的身份的。糧食生產是在漫長的過程中不期而至的。現存的原始部落中的情況會給我們提供一點啟示。人類學家發現，新幾內亞的土著在採集時知道清除地面上的其他植物以增加主要植物日後的產量，在採集生薯蕷時將可食用的根塊切下來埋入土中，為日後的採集鋪墊基礎。由此，漸漸地有了混合經濟。以下因素可能導致了採集與種植兩種方式的此消彼長。其一，野生植物的減少。反之在野生食物（包括魚類）並未減少的地域，農業不會被選擇。其二，馴化植物的好處在增長。其三，其他技術的發展，如脫粒、儲藏，它們為農業的產生無意識地作出了準備。其四，人口密度的增長，它與糧食生產互為因果。以採集狩獵為生、經常變換營地的母親只能帶一個孩子和很少的隨身物品。只有在孩子不成為累贅時，才能生育第二個。而農業種植要求定居，定居導致生育率提高，其生育率高過前者一倍。選擇了種植一定是因為在該地種植比採集更具優勢，而定居下來人口的增長，增加了對糧食的要求，又反過來強化這種生產方式。這就構成了自催化過程。
那麼為什麼最終多數地區沒有獨立走向農業？戴蒙德不認為這是人種差異所使然。他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他到新幾內亞作野外考察，偶然斷了糧。陪同的當地人找來一些蘑菇。他擔心有毒，當地人憤怒地說，這不是侮辱人嗎，我們向你介紹了幾百種樹，怎麼可能不懂得蘑菇，接著就講出了當地沒有毒的29種蘑菇。由此推論，戴蒙德認為，幾乎每個民族對自己地區的野生植物都瞭若指掌。同時，無論何處，在接受一種優良作物上面，都不存在某種文化保守主義約束人們的手腳。但是各地的生物區系和環境是大不相同的。比如新幾內亞，他們受制於自己地區野生植物品種的短缺。他們只能完成對甘蔗和香蕉的馴化。
全世界一共有20萬種會開花的野生植物，只有幾千種可供人類食用，只有幾百種得到或多或少的馴化，而成為主打的十幾種食物佔了人類植物食品全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在數十萬年的時間中，人類幾乎嘗試了這個星球上的全部植物。在任何一個地區有價值的植物要想逃過初民們的眼睛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該地缺乏有價值的植物，將是無可奈何的。也正是這一原因，決定了世界上的多數地區在古代不可能獨立走向農業。
與此對照，新月沃地能夠成為農業文明的搖籃的原因正是其植物種群的豐富。其一，品種繁多。該地佔有了全世界56種最有價值的野生植物中的32種，包括小麥、大麥。其二，由於氣候變化大，促進了一年生植物的演化。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不會費力氣去生長不能食用的木質或纖維質梗莖。並且其果實比木本植物更耐儲存。其三，該地短距離內地形高度上富於變化。這樣就錯開了植物的成熟期，並演化出適應性很強的植物系列。其四，因為該地沒有豐富的水產品，在採集與狩獵資源短缺遂開始向農業轉化時，沒有與之競爭的其他生存方式。這種優越的條件使得新月沃地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率先成功地馴化了小麥、豌豆、橄欖。享有與之近似的優越條件的中國也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馴化了稻和黍。（戴蒙德，1997：6—8章）
三、馴化動物
馴化小型動物對人類也有很大的幫助。比如雞、鴨、鵝，從狼馴化成的狗，再比如蜜蜂、蠶，等等。但是如上所述，大型動物的功能是無可匹敵和不能替代的。在20世紀前完成馴化的大型動物只有14種，它們均為食草類哺乳動物。其中9種只能算作地區性重要動物：單峰駝、雙峰駝、羊駝（和美洲駝）、驢、水牛、犛牛、爪哇野牛、印度野牛和馴鹿。只有5種遍佈世界，且非常重要：牛、綿羊、山羊、豬和馬。大象不在此列，因為我們馴化的定義是：使某種動物在圈內有選擇地交配，從而與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繁殖和飼養它為人類利用。這14種動物中的13種是在歐亞大陸馴化成功的，只有羊駝和美洲駝是在美洲馴化成功的。澳洲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一種也沒有馴化。
為什麼馴化大動物在世界上如此不平衡？因為大型野生動物的分佈就不太平衡。北美洲的大型動物絕少。澳洲幾乎沒有。全世界共有148種大型動物，可作馴化之候選。其中歐亞大陸擁有72種。撒哈拉沙漠以南擁有51種。歐亞最多，但是非洲也不少。為什麼非洲的斑馬和野牛都未馴化成功？
答案近似於上面所說的植物馴化，不是該地的人不行，而是該地的動物不行。
我們先說間接的論據。其一，馴化動物同馴化植物一樣，沒有文化上的障礙。當有機會獲得歐亞大陸馴化出的大型動物時，其他地方的人從不拒絕。其二，各個大陸幾乎所有的傳統社會中都有調教和飼養寵物的現象或記錄。寵物自然都是從野生動物中馴化而成的。有些寵物的馴化難度很大。這證明了這些民族並不缺乏馴化動物的能力。
我們接下來直面這個問題。考古學的證據顯示，人類對大型動物的馴化全部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完成的。其順序是羊、豬、牛、馬、驢、駝。也就是說，從4500年前至今，就再也沒有具有重大意義的動物馴化了。一百多年以前的那位優生學家高爾頓就說過：「每一種野生動物都有可能得到馴化。有幾種在很久以前就馴化了，但其餘的大部分有時僅僅由於在一個小小的細節上出了問題，就注定永遠野生了。」制約人類馴化動物的有以下一些原因。
其一，飼料的約束。被人類馴化了的大型動物統統是食草類動物，絕非偶然。生物能轉換的效率通常在10％左右。也就是說，一隻食肉類動物吃掉10磅肉食，只能增加1磅體重。換言之，如果飼料最終都以植物來換算的話，飼養食肉類動物比飼養食草類動物昂貴10倍。這至少注定了，飼養食肉類動物作人類的食品，是得不償失的。
其二，生長速度。有些動物生長太慢。比如大象和猩猩，長成成熟需要15年時間。人工繁殖得不償失。
其三，圈內繁殖問題。古代的人類始終企圖馴化陸地上跑得最快的獵豹，幫助人類狩獵。但是獵豹古怪的求愛和交配方式——以雄性追逐雌性數天為交配的序曲——在圈內是不可能實現的。
其四，有些動物性情殘暴，幾乎無法改變，比如熊。人類為避免風險只好放棄。斑馬和野驢都屬此列。
其五，有些動物神經緊張。比如瞪羚。在野外這是它自衛的本能，但在圈內就極不適宜了。
正是以上這些原因，極大地制約著馴化的廣泛成功。歐亞大陸的人們幸運地擁有了牛、馬、豬、羊的野生的祖先，於是他們的馴化成功了。其他各大洲的人們不幸未能擁有這些物種，因而他們無法享受從馴化中獲得的福祉和優勢。（戴蒙德，1997：9章）
四、緯度的力量
但是以上關於歐亞大陸得天獨厚地享有了馴化的優勢的推論，顯然還不周嚴。世界上只有5—9個地區獨自開發出農業。而其中畢竟包括了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為什麼這三大洲早生的農業未能像歐亞大陸那樣走向普及？
戴蒙德跳出了以往的所有解釋，提出的一個如此簡單，卻超出大家想像力的解答。那就是各大洲緯線長度的差異。歐亞大陸的橫軸（即緯線）長度超過縱軸（即經線），其他各洲都是縱軸長度超過橫軸。同時，歐亞大陸的緯線長度是其他洲的一倍以上。同一緯度往往意味著溫度、雨量、晝長、季節變化、疾病等方面的近似，從而造成馴化成功的植物在傳播上的易行。不同緯度上植物的傳播則幾乎不可能。戴蒙德說：「請想像一下，一個加拿大農民如果愚蠢到竟然會栽種在遙遠的南方墨西哥生長的玉米，那會有什麼結果？」（戴蒙德，1997：187）很多在生態上非常適合糧食生產的地區在史前時代沒有學會種糧食，雖然一些生產糧食的地區就在他們附近。比如，農業和畜牧業沒有從美國西南部傳入加利福尼亞，從新幾內亞傳入澳大利亞。這都是緯線的不同所使然的。
戴蒙德說：「動物也一樣，能夠適應與緯度有關的氣候情況。在這方面，我們就是典型的動物，這是我們通過內省知道的。」（戴蒙德，1997：187）現在的人類已經不是典型的動物，因為他越來越依靠外在手段去生存，比如衣服和其他取暖設備。但是遠古時代的人類一定能夠像動物一樣感知大自然。
生物學家發現，同一作物，如果是多次獨立從野生植物馴化過來的，它們染色體的不同排列會揭示出它們起源的多重性。相反，如果是一次馴化後的傳播，染色體會顯示出很大的一致性。以這一尺度檢查幾大洲的農作物，發現新大陸的作物至少是在兩個以上的不同地區獨立馴化的，而舊大陸的作物竟是在一個地區馴化的。這雄辯地說明了前者與後者在作物傳遞上的順利與挫折。
人類的農業在11000年前始於新月沃地。中國早期的糧食生產獨立於新月沃地，高大的山脈曾經阻隔了兩地間作物的傳遞與交流。但是從公元前2000年始彼此的作物已種植在對方的土地上，因為緯度畢竟一致或接近，高山畢竟不是大洋。到公元元年原產於新月沃地和中國的作物已經貫穿歐亞大陸，甚至從大西洋上的島國愛爾蘭直到太平洋島國日本。
上述兩個原因導致了歐亞大陸順利地被農業文明覆蓋，而其他各洲遲遲未能全面進入。一個農民多半打不過一個獵人。但是技術、武器、文人、政府和病菌都是在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這就注定了農人的後代與非農人的後代在財富與權力上的差距。（戴蒙德，1997：10章）
五、細菌
戴蒙德在指出鋼鐵、技術、武器、集中統一的政府都是在農業與畜牧業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之後，特別提出了一個從農牧業中生長出來的鮮為人知的因素——細菌。他說，在白種人征服新大陸時，他們身上的細菌殺死的印第安人遠遠超過他們的武器。1519年600名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登陸，去征服幾百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初次交鋒他們損兵三分之二。使他們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是天花。1520年西班牙人傳染給對方的天花病殺死了阿茲特克帝國的一半人，包括其皇帝。1618年墨西哥的2000萬人因傳染病減少到160萬。與此同時，印第安人缺乏一種細菌可以有效地打擊對方。戴蒙德沒有將細菌歸因於人種，而是認為它們與鋼鐵、槍炮一樣直接或間接地起源於農業。
為什麼病菌是產生於農業文明呢？人類社會中的傳染病大多是從動物的疾病中演化而來的。病菌需要有宿主，它們在人體外是不能生存的。如果病菌殺死了所有的人，病菌自己也就滅絕了。所以流行病的病菌只能演化並此起彼伏於規模和密度較大的群體中。天花出現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腮腺炎出現在公元前400年，麻風病出現在公元前200年。這些傳染病是以稠密的人口為其生存基礎的，因此它們是在農業造就了定居和人口的密度與規模後才誕生的。隨著人類與流行病菌的長期博弈，基因中缺乏抗體的人死亡了，具有抗體的存活下來，存活下來的成員自然擁有更多的繼承了此種基因的後代，因此最終該群體可以同這種病菌共存且抵抗住它們的襲擊。採集和狩獵的小型群體不可能演化出流行病菌，並且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這一適者生存的漫長選擇過程，當外部的大群體帶著他們身上的病菌到來的時候，小群體將遭遇滅頂之災。（戴蒙德，1997：11章）
讀戴蒙德的這一論述，使我想起大仲馬小說《基督山恩仇記》中的一個小片段。大仲馬講述了古代人的一種謀殺伎倆。一個人從微小的劑量開始，每天服用砒霜，並逐漸增加劑量，因為慢慢適應了，最後他能夠一次服用較大的劑量。於是他可以在與另一個人飲用同一杯飲料時，神不知鬼不覺地殺死對方。大仲馬所說的伎倆中的道理顯然是拉馬克「用進廢退」的思想。而戴蒙德講述的病菌中的道理則是標準的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的思想。前者成功的範圍和幅度都是很有限的。後者造就的差異則既屬必然，同時落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