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達爾文的學術地位與貢獻
千年之交為媒體提供了若干契機，譬如做一點富有歷史感的智力遊戲。其中的一個遊戲就是請學者們為一千年中最有影響的十餘名思想家排序。流行的版本大多將馬克思和愛因斯坦排在一二。筆者對二翁深為欽佩，但還是以為他們都排不了第一。歷史將嘲笑世紀之交的這次投票排序，因為評選者漠視了達爾文的存在。
愛因斯坦的理論其實沒有走出物理學界。就理論高度而言，他無疑開闢了與牛頓有別的另一個物理學時代。但是就對知識界乃至公眾世界觀的影響來說，他肯定趕不上牛頓。而對一個思想家之影響力的判定，應該更取決於對社會而不是學科專業的影響。
我確實以為在社會科學家中馬克思的影響無出其右。但是如果與自然科學家中的思想家對比，他只好屈居達爾文之後，名列第二。馬克思的貢獻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唯物主義。固然這是一個爭論並未平息的領地。而達爾文剛巧也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旗幟鮮明，鋒芒畢露。達爾文的唯物主義則是包裹在他的思想深處，但是可能更具顛覆性。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的提出是從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社會學（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的。而達爾文的唯物主義則是從科學，從生物學出發的。馬克思明察這一點。他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它（《物種起源》）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在贈送給達爾文的《資本論》的扉頁上題道：他是達爾文「真誠的欽慕者」。其二是階級鬥爭的學說。這是解釋社會生活與歷史的非常重要的維度之一，但絕不是唯一的維度，而馬克思自覺不自覺地拒絕了其他一些解釋。其三，社會主義理論（包括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我並不以為社會主義思潮會隨著其運動與實踐在20世紀後半葉的失敗而埋葬，我以為它將同資本主義思潮共始終，但是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大概是過於偏頗了。無疑這會削弱其影響和解釋力。
我贊同恩斯特·邁爾的認識：「哲學家Passmore近來指出，歷史上只有一次知識革命被賦予在詞尾綴上『主義』的殊榮，這便是由達爾文發起的知識革命，被稱為達爾文主義。對比之下，並沒有牛頓主義、馬克斯韋爾(1)主義、普蘭克(2)主義、愛因斯坦主義，或海森堡主義。由於達爾文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知識革命這一論點難於駁倒，所以這一特殊榮譽便無可挑剔。」（邁爾，1988：159）「在所有的知識革命中，影響最深遠的就是達爾文革命。……達爾文所策動的知識革命超越了生物學領域，顛覆了他所在的時代的多數概念。……無論是科學界還是科學界之外，誰也沒有這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對我們現代世界觀有這麼大的影響。」（邁爾，1991：2，iv）達爾文的「共同祖先說」不僅顛覆了神創論，而且顛覆了每個物種是被單獨創造出來的學說。進化的思想不是自達爾文始，但是因達爾文得到了最大的光大，而達爾文的劃時代的創新是為進化的機制提出了新的解釋——自然選擇。生存競爭的思想同樣，雖早已存在，卻因成為達爾文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光大。一度，進步的觀念如日中天，這觀念似乎理所當然地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基石；而當進步的觀念日趨衰微的時候，研究者才發現，達爾文提出的其實是「適應」，不是「進步」，達爾文是完美的最堅定的反對者。兩個時代的強音都從一個人的思想中尋求根據在人類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固然前者其實是誤讀，但這也間接說明了達爾文的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達爾文的影響不僅在其思想的具體內容，還在於他的方法論。他改變了基督教一牛頓的決定論思想，把或然和偶然的思想帶到科學的世界。他改變了物理學為代表的「普遍」的觀念，將有性生殖所造就的「獨特性」引入現代世界觀。由於生物的世界與物理的世界截然不同，生物進化完全是偶然的，達爾文否定了進化可以預測，從而在生命、社會、歷史的領域中打消了「預測」的狂言，提升了「解釋」的地位。達爾文對超長時段的研究還使人們認識到，對知識的進步，觀察與實驗同樣重要。而實驗曾經被物理學為代表的科學視為壓倒一切的手段。
達爾文的思想擁有最大影響力的另一個指標是，今天他的思想仍然活著，不斷被發展和移植，先後走進了心理學、倫理學等學科。達爾文所奠基的生態學更是早已啟發和催化了城市生態學。
二、生平、重大事件與背景
1809年2月12日達爾文出生於英國施魯斯伯裡鎮。父親是醫生，醫術高明。祖父是醫生、作家和科學家，在18世紀末提出地球上生物同源的觀點和粗略的進化思想。達爾文似乎不可能不受到祖父進化思想對他的影響，但是以後幾乎沒有提到這一點。達爾文8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他是在幾個姐姐的照顧下長大的。
自幼年起，達爾文就對大自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搜集貝類、昆蟲、鳥蛋和礦石。8—16歲（1817—1825）在私立小學讀書。15歲時學習射擊和打獵。16—18歲（1825—1827）被父親送到愛丁堡大學學醫。但是達爾文對醫道毫無興趣，他的志趣在博物學和地質學。
1828—1831年（19—22歲）父親知道他學不成醫，把他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學習神學。這絕對是更大的誤會。有好一段時間達爾文的主要興趣是打獵，讀這段史料甚至給人以紈褲子弟的印象。然而天造地設，達爾文不期然進入的竟是當時博物學和地質學最發達的學府。邁爾告訴我們：當時英國所有的博物學家都是牧師，同時也是劍橋大學的教授，或教授植物學，或教授地質學。達爾文最欽佩的兩位教授亨斯洛和塞治威克，剛巧一個是植物學家，另一個是地質學家。興趣激發了達爾文的學習興趣。最終在178名畢業生中，他的成績名列第十。
1831年8月，達爾文畢業不久，接到亨斯洛教授的信，教授提供了一個隨皇家海軍周遊世界作博物學考察的機會。這機會一度幾乎失去，因為父親不贊成。父親只給他留下一線機會：有一個父親信任的人贊同就同意。於是有見識的舅舅促成了這次偉大的旅行。當時英國的海軍考察往往兼顧博物學，這工作通常由隨船醫生負責。達爾文加入的是貝格爾號雙桅帆船，船長30米，船上74人，目的是改進海軍的航海圖。當時英國社會生活中沿襲的是嚴格的等級制，貴族與平民生活上不往來。貝格爾號船長菲茨羅伊是查理二世後裔，在這船上他是唯一的貴族，他只是想找一個陪自己吃飯和談話的貴族夥伴。船上原有一個非貴族出身的醫生兼博物學家，因為達爾文的物質條件大大優於他（自備了槍支、顯微鏡、望遠鏡、指南針、解剖工具、標本儲存盒、地質錘，等等），且達爾文有錢遊歷海岸並僱傭當地採集者，又是船長的私人朋友，而這位醫生兼博物學家的工作又遜色於達爾文，於是他自覺無趣而告辭了。事實上那個時代的科學幾乎都是貴族從事的。
達爾文從1831年12月—1836年10月，乘貝格爾號持續旅行考察了將近5年時間。他獨自穿越了阿根廷草原，跨過了安第斯山。考察巴西雨林時，在一天的時間裡他捉到了68種甲蟲，射中了80種鳥。大英帝國遍及世界的殖民地是他的強大後盾。經由殖民地的管理者，他將大量標本寄回倫敦，並與亨斯洛等學者頻繁通信。亨斯洛等人不斷將他的考察成就發表。這樣，達爾文還在貝格爾號上就成了名人。當然特別要說到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島（處於現在的厄瓜多爾，島名是西班牙語海龜的意思）。貝格爾號在這一群島考察了一個月。群島的副總督事先就告訴達爾文：島與島之間海龜的甲殼形狀各不相同。達爾文自己為群島上物種的差異找到了更多的證據，並大為驚異。他在航海日誌中寫道：這些「變異將破壞物種的穩定性」。暮年達爾文在自傳中說：「那是我所有觀點的發源地。」那裡每個島上相似而又相異的海龜和鳥類，引起達爾文長久的思考，並最終敲開了自然選擇的大門。
達爾文《物種起源》的發表震驚了菲茨羅伊。他出席了1860年著名的牛津辯論，並有失態的表現。他因為認定是那次旅行引發了達爾文的異端思想而極度內疚，5年後自殺身亡。達爾文與這位虔誠的教徒在船上單獨相處了5年。他曾因與達爾文在奴隸制看法上的分歧而暴怒。斯蒂芬·古爾德說：「懷疑的種子一定是在貝格爾號航行的寂靜時光中萌發滋長。……他5年來每一天都與一位無法與其爭論的、威嚴的船長共餐。誰知道5年來連續的高談闊論會使『寂靜的煉金術』如何冶煉達爾文的大腦呢？」（古爾德，1977：19）自然，達爾文的異端思想是否並如何被一位正統者的思想所磨礪，是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團了。
航海5年的成果達爾文整理了整整10年。他一直在思索的當然是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的生物給他留下的疑問。這之中發生的兩件事情催化了他的思考。
1837年3月，鳥類專家約翰·古爾德為達爾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島上搜集的鳥類作出了鑒定。達爾文以為它們差異極大，屬於不同科別。古爾德告知，它們的關係非常密切，是鳴雀的不同類別。這使達爾文大為震驚，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它們都是來自南美大陸，經過世代的繁衍，在適應群島不同的生態的過程中，進化成幾十種不同的新種類。4個月後他開始了第一次物種進化的寫作。此時他已確信物種在適應環境中發生的變化，他所不解和思考的是進化的機制。
1838年9月28日（29歲），達爾文閱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思考已久的理論在一瞬間成型了。達爾文暮年在自傳中寫道：「在我進行了15個月的系統探索後，為了消遣，偶然閱讀了馬爾薩斯論人口的書。這時，通過長期對於動植物習性的觀察，我已經可以接受無處不存在著的生存鬥爭的觀點了，我突然想到，在這種情況下，有利的變異會得到保存，不利的變異會遭到淘汰。於是我至少得到了一種用來說明原理的理論。」他的日記顯示，打動他的其實是一句話：「可以有把握地認為，如果人口不受限制的話，每25年就會翻一倍，或者以幾何速度增長。」外行會以為似乎馬爾薩斯更智慧，其實他從來就沒有進入變異與演化的思路，作為人口學家他自然也無須進入。他促進了達爾文思考的只是一點：物種內的鬥爭比物種間的鬥爭更激烈。達爾文與馬爾薩斯的本質區別是：馬爾薩斯只看到了「量」的變化——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數量淘汰，短時段中也確乎不可能有「質」的變化；達爾文則洞悉了這一過程中的「質」的變化——漫長的淘汰過程將導致物種的質變，這遠比物種間的鬥爭在進化的問題上更具意義。
1839年1月（30歲），也就是形成了進化論思想雛形的第二年，達爾文結婚。他們夫妻二人都從父母處獲得了大筆錢財，以至可以高枕無憂。同年10月在他們第一個孩子降生後，達爾文第一次犯病。以後疾病一直纏繞著他。有時一天只能工作2—3小時，有時整天都不能工作。這個一直不能確診的疾病引起達爾文研究者們的濃厚興趣。精神病專家兼達爾文研究者科爾普認為，內心的衝突和恐懼是主要病因。什麼衝突？恐懼什麼？那就是世俗輿論與他的思想發現間的水火不容。他的夫人愛瑪最早瞭解丈夫思想上的異端，她深愛達爾文卻恐懼其異端。她在婚前給達爾文的一封信中說：她非常害怕兩人會在天堂永遠分離。達爾文一直把這封信帶在身邊，他後來寫道：他無數次狂吻這封信，為之哭泣。達爾文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在異端的道路上走出了多遠。近年來出版的達爾文筆記披露出這位曠世異端的思想軌跡：「柏拉圖在《斐多篇》中說，我們『想像的理念』來自預先存在的靈魂，而不是來自經驗——然而預先存在的是猴子。」（古爾德，1977：9）「一個瞭解狒狒的人，對形而上學的貢獻會超過洛克。」（克羅寧，1991：475）達爾文關於道德問題的手稿放在一個大口袋中，題目是「關於道德感和某些形而上學的陳舊而無用的筆記」，他意識到公之於世將帶來太大的震撼力。這之中當然有性格問題。達爾文在異端的道路上走得與馬克思同樣遙遠，但是在性格上他畢竟不是馬克思。同時這也不完全是性格問題，兩個學說的迥異的性質也對提出者的心理產生了截然相反的影響。馬克思的學說指向人的解放，可以幫助他在內心佔據道德優勢。而達爾文的學說將人類打下神壇，相當程度上回歸禽獸，他難以從中找到馬克思振奮自我的精神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達爾文的學說在離經叛道上超過了馬克思的學說。主客觀的條件都使前者比後者更感覺到，他在冒天下之大不韙。饒有趣味的是這兩位曠世異端在英國的居住地相距僅16英里，他們去世也僅相隔一年，生前從未謀面。
1842年達爾文遷居倫敦郊區，躲開了喧鬧的倫敦學術界和社交界，與前者保持著恰當的聯繫。1839—1843年出版了航海期間動物誌。1842—1846年出版了航海期間地質學。
1842年完成了關於進化與自然選擇的32頁的概要。1844年完成了231頁的論述。將之寄給胡克，胡克讀後相信其正確。但是達爾文不想公開發表。
1846—1855年整整八年，他在研究籐壺（一種海生甲殼動物，成體一般有石灰質殼板，頭端朝下固著在岩石、船體或海草上，種類上千）。當代一位學者說：直到今天達爾文關於籐壺的研究仍然是這個領域中的權威著作。他的房屋中曾經掛滿了從世界各地搜集到的籐壺，他的孩子們是在籐壺中長大的。一個朋友聽到過他的孩子問自己的玩友：你家的籐壺在哪裡？當代科學史的研究者好奇：他為什麼將他的劃時代的進化論研究擱置起來，研究籐壺？傳記作家鮑爾貝引述過達爾文與胡克的一次交談。胡克對一位法國博物學家略有微詞，認為他沒有專長。而聽者有心，達爾文認識到自己也在作著物種的宏觀思考，卻沒有對某一特定物種有所研究。一年後他開始了籐壺研究。還有一些科學史的研究者認為，達爾文想要在公佈進化論之前更牢固地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籐壺的研究終於以1855年出版的皇皇四卷而告終結。
1855年，賴爾、胡克等瞭解內情的朋友催促他發表進化論。達爾文又繼續寫作進化論著作。
1858年6月18日，達爾文接到正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從事科考的英國年輕博物學家華萊士的來信。信中附有華萊士的論文。文章的觀點與達爾文的進化論極其相似。達爾文深深地陷入苦惱之中。他只好求助賴爾和胡克。二人商定在不久舉行的林奈學會上同時宣佈華萊士的論文和達爾文一年前寄給格雷的論文摘要和1844年的部分草稿。這件事情最終成為科學史上一項美談。華萊士沒有因優先權與達爾文發生爭執，很高興論文的同時發表使自己迅速成名。以後他也甘居進化論思想的第二位人物，他甚至將自己日後的一部著作冠名為《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無法再停頓和擱置了。第二年，即1859年《物種起源》問世。這部數百頁的著作其實只是他計劃中的巨著的摘要。而科學史上的一個最大的謎團就是達爾文為什麼將他思考成型的理論擱置了20年？多數學者認為擱置的原因同他患病的原因近似，源自他的恐懼加慎重。為了應付預感到的滔天洪水般的批駁，他在永無休止地加工著這一理論，從來沒有覺得已臻完善。他已經把手稿托付給妻子，一旦他突然死去一定將之交給科學界同事。他沒有生前發表的強烈願望。而對自己學說的不斷的質疑和加工，使得達爾文在思想深刻與廣博上遠非華萊士所能匹敵。他大大地超越了他的時代，很多思想隔代才引起迴響。
1860年圍繞進化論舉行了著名的牛津大辯論。
1882年達爾文去世，享年73歲。死前叮囑：做一具樸素的棺木。後由於要入葬西斯敏教堂的墓地，不得不改做一具豪華的棺木。
三、碩果探因
在本章最後一節，想討論一個科學社會學問題，就是達爾文為什麼能取得如此輝煌而豐碩的成就。
家庭富有應該是起始原因。不然他一開始就不會進入劍橋大學。中途不會隨同貝格爾號去考察，因為考察必須自費配置昂貴的設備。最終如果沒有家庭的遺產他不會安居倫敦郊外，放棄任何職務，專心自己的科學思考。
其二是很多偶然的因素輻輳在一起：自幼喜好博物學，歪打正著進入劍橋大學學習神學，因極其偶然的原因隨同貝格爾號考察，而後進入漫長而安靜的冥想空間，乃至華萊士的論文率先寄給了達爾文。
其三是貝格爾號將近5年的考察。這是他的5年的「研究生期」。這5年中，他擺脫了一切俗事，像出家的修道者一樣專注。幾乎只是在「面壁思考」與「觀察大自然」這二者中轉換。與此同時，他還佔有了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紅利」，可以同倫敦學術界保持通信聯繫。
其四，還在船上的時候他就成了名人，他極其迅速地進入學術界。這種輕而易舉使他沒有為此分心，同時也沒有滋長他的功利心。
其五，疾病。疾病實際上幫助了達爾文。疾病使他遠離社交界，使他龜縮在象牙塔中，不耗費時間和精神，特別是後者。疾病當然應該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如前所述，達爾文有時被迫停止工作，有時一天只能工作2—3小時。那麼為什麼他還完成了如此輝煌、豐厚、令人不可思議的學術成果呢？結論只能是：時間的干擾其實並無大礙，研究工作是帶有創造性的，不可能全天候進行；精神的旁騖，也就是分心和分神，才是最大的破壞。疾病其實構成了一個屏障，守護著一個偉大思想者的精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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