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偉大學科的兩種影響
大約在36年以前，就是我17歲的時候，讀過一本書《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容克，1966）。這本書講述的是原子彈問世的過程。書中的一個情節令我記憶猶新。原子彈的產生有賴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理論物理學一連串的重大突破。那是物理學如日中天的時代。該書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天分很高又酷愛哲學的年輕人碰到了一位物理學家，物理學家聽說他要學習哲學後，輕蔑地說道：「在當今這個時代，不懂物理學還能搞哲學嗎？」以後那個年輕人真的皈依了物理學。我沒有緣分學習起碼的物理學知識，哲學或許可以算個半吊子，但是上述那個段子不知為何深深地刻寫在我心中。
無獨有偶。在我30餘年後開始閱讀生物學的時候，又讀到了一個段子。一個早年篤信人類天性利他的年輕人接觸到了威廉·D·漢米爾頓的思想。漢米爾頓是最先提出系統的「親緣選擇」理論，並否認無條件利他存在的可能性，在探討人類天生是利己還是利他問題上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生物學家。這個年輕人企圖駁倒漢米爾頓的思想，但找到的都是相反的證據。最後這位純真的年輕人皈依了漢米爾頓的思想，開始與漢氏的合作。但或許是心理深層的感情衝突從來也沒有平復，幾年以後他自殺身亡。（Ridley，1996：19）我被這一淒美的故事深深地感動。
這兩位不同時代的年輕人之所以分別皈依了物理學和生物學，在於這兩個學科方法論與哲學觀上的征服人心的偉大力量。
我以為，一個偉大學科之所以偉大，在於它擁有兩種影響。第一種影響源於它自身的內容，即它對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認識。第二種影響源自它的方法論和哲學觀，它將極大地改變我們的世界觀。物理學曾經是這樣的偉大的學科，而生物學正在取代物理學曾經佔有的萬流歸宗的地位。一切跡象說明，這個世紀將是生物學的世紀。生物學將改變這個世界，改變人類的身體，同時它的深層的哲學觀也將極大地改變我們的思想方法。
二、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相似特徵
說到底，人不是天使，是動物；不是機器，是生命。人類的這種本質特徵決定了，生命科學將比一切非生命的科學給予社會科學更大的啟示。物理學曾經對人類的思想方法產生了最大的影響，只是因為物理學是科學中的先行者，人類對物理現象的探討曾經領先於對生命現象的探討。
舉個例子。什麼是個體？這個概念對於每一個搞社會科學的人，乃至於每個社會生活中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概念。可是我們該怎樣定義它呢？我們所看到的很多東西能叫個體嗎？比如螺絲釘能叫個體嗎？我的答案是不能。因為螺絲釘是模子造出來的，每一個都一樣，這不能叫個體。個體應該是有個性的，所謂個性就是各自的特點，沒有個性的東西不可以叫做個體。個體不是物理現象，所以物理學在認識和定義個體上面很難幫我們的忙。
個體是一種生命現象。是有性繁殖的產物。有性繁殖導致了子代中的成員既相似又不同。個體的最基礎的特徵是這種繁殖方式注入的。個體是唯一的、獨自的。正如同出生是唯一的、獨自的，死亡是唯一的、獨自的。關於個體的這些特徵及其與生殖的關係，我們將在第八章中專門討論。在此只想指出，只有生物學的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深入認識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司空見慣的概念。
生命與非生命是如此不同。生命的世界有著非生命的世界決然不具有的如下特徵：有序、組織、整體性、機遇、偶然性、自我複製、自我調節、歷史。這些內在的特徵使得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天然地聯姻，成為密切聯繫的姊妹學科。
三、學習生物學思想的社會科學家們
生物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相互學習開始於兩個學科的奠基之時。這可以從這兩個學科的奠基人身上清楚地看到。植物分類學之父林奈（1707—1778）將他的巨著冠名《自然的經濟體系》（1749）。他把生態比作經濟，他認為上帝是設計了地球大家庭的超級經濟師，他使大自然中的生產和效率最大化。林奈和他以後的生態學家一直將生態比作經濟，並一直從經濟學中獲取營養。這幾乎令今天的社會科學家大為吃驚，因為自然科學似乎早已走在了社會科學的前面。
幾乎同樣令人吃驚的是，不僅可以稱做近代經濟學之父，而且可以稱做近代社會科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亞當·斯密（1723—1790）曾經是林奈的門徒。斯密的兩部巨著中都沒有提到林奈，但是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市場經濟和上帝（其實還是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大自然簡直就是天造地設的對偶。斯密究竟從林奈那裡獲得了什麼思想，絕對是學術史上一個極富魅力的問題。
自然，兩學科相互催化的最大佳話是馬爾薩斯《人口論》啟發了苦苦思索中的達爾文，完成了他的進化論。
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筆者打算花費更多筆墨去敘述我們營壘中的先驅和同仁從生物學思想中獲得的營養和借鑒。
堪稱社會學教父的孔德在其著名的學科劃分中自下而上列出的是：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社會學。生物學和社會學比鄰而居，且處於最高的位置。
斯賓塞比孔德更重視社會與生物體的對比。他提出了社會進化論，即後來聲名狼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還提出了社會有機論的理論。他認為社會與生物體有五個共同點：隨著生長，二者的複雜程度都在增長，功能都在分化，各部分相互依存，各部分自成一體，整體死亡後部分還存在一段時間。
杜爾凱姆是一位最強烈地意識到要為社會學爭取獨立地位的社會學奠基人之一。他執意從社會因素去解釋曾經隸屬於生理學家的自殺問題。但是杜爾凱姆同樣沒有忘記人類與動物的對比，沒有忘記從中獲得靈感。他在《社會分工論》（1893）中提出：猩猩頭蓋骨的最大體積和最小體積相差200立方厘米，近代成年人的最大頭蓋骨和最小頭蓋骨相差600—700立方厘米；越是發達的民族比起落後民族，其內部成員服飾上的差距越大；杜爾凱姆由此概括：越是進化，物種內部從體質到文化的離散就越大。顯然，他是看重人與動物的最基礎的比較的。
美國城市社會學之父羅伯特·帕克身後留下的最有生命力的概念大約要算urban ecology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帕克的學生和後來人根據城市不同地段的不同功能提出了同心圓、扇形、多中心三種模式。中國老一輩社會學家由這三種模式推測，將帕克的那個關鍵詞urban ecology翻譯成了區位。最初我很難理解urban ecology，於是覺得城市區位學翻譯得真好，可是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帕克要用ecology這個詞。直到後來知道當時芝加哥大學校園中社會學家與生物學家、生態學家的密切交往，才明白這個詞彙的產生，以及區位學的誤譯。當時世界生態學的研究中心剛剛從哈佛大學轉移到芝加哥大學，生態學的思想和詞彙，諸如群落、食物鏈、生態位、共生、依存，等等，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1941年9月在芝加哥大學召開了社會科學家和生物學家共同參與的題為「生物系統和人類系統融合的層次」的學術討論會。出席大會的社會科學家有帕克、雷德菲爾德、克魯伯等人。與會者一致認為：有機體和人類社會不僅類似，簡直就是同一種現象。帕克比以往的社會科學家受到生態學更深刻的影響，所以他提出urban ecology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參閱帕克，1987；沃特斯，1994：380—383）
197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赫伯特·西蒙是當時最重視從生物學中獲取思想營養的經濟學家。他在1983年在斯坦福大學所作的演講《論事理》（這篇演講收錄在中譯本《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中）集中地體現了他對生物學思想的全面借鑒。他討論了適應、生境、利他、社會的進化、文化的進化、理性的進化，努力融合經濟學與生物學的思想。他可以稱為當代經濟學家中邁向生物學的先驅。他同帕克一樣不是滿足於借助生物學作生動的表達和膚淺的類別，而是真正吸收生物學的本質思想。
在被稱為保守主義經濟學的《聖經》的《財富與貧困》一書中，吉爾德也作出過杜爾凱姆式的比較生物學的表述。我們索性引用一下。他在推崇資本主義冒險精神時說：「千百萬個精子中只有一個精子孕育這個生物學上的要點，說明摸彩是生命的首要事實。就我們生命的基礎和氧核糖核酸來說，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千百萬分之一機會的彩票中獎者。即使一切學科中最具宿命論特點的生物學，在論述人的形成這個最深刻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問題上，也認為那是一種偶然的隨機現象。……只有在漫長的人類冒險活動中才能看出機遇的作用。事實上如果理性地計算個人的利益將首先慫恿個人躲開風險，尋求安全。」（吉爾德，1981：401）
哈耶克也沒有忘記閱讀和借鑒生物學。他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負》的第一章「在本能和理性之間」，討論了自組織、自生長、秩序的擴張這些貫穿於生物的世界和人類的社會中的現象。
在對當下正在發生的事物作出深入思考的思想家中，我很偏愛兩個人。一個是羅伯特·弗蘭克。在其1995年出版的《贏家通吃的社會》中他從正在發生的事情中提煉出令人驚歎的一番又一番的道理。這以後我開始閱讀生物學。而當我在2002年讀到弗蘭克1998年出版的《奢侈病》的中譯本時，發現他已經開始大量地參考和引用生物學的知識和思想。
我偏愛的另一個當代學者是福山。我們曾經共享兩種學術興趣：對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理性觀的批評，對信任的研究。他的信任研究做在我的前面，而我的生物學閱讀在他前面。我的《信任論》裡面已經大段地講述生物學的思想。那時候他的著作裡還沒有生物學的痕跡。但是以福山的智慧，當然可以敏銳地感知生物學對這個世界的衝擊。他在其1999年出版的《大分裂》中已經開始借鑒生物學的思想。2002年他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問世。果然這本書更屬反省生物技術的後果，而不是借鑒生物學思想的著作。但是福山顯然開始大量閱讀生物學了。
社會科學家們一百餘年來不絕如縷、愈演愈烈的閱讀生物學的軌跡，昭示著一個重要的事實：生物學對社會科學家的巨大的吸引力。我們無法拒絕新知，無法拒絕一個最富創造力的學科理論上的召喚。
四、意義與趣味
說到根本，人類學、社會學和當代生物學中的一些重要分支都是研究行為的。生物學家有一句名言：事實比想像更離奇。其他生物不計其數的行為機制和行為方式為人類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的參照系和最可寶貴的借鑒。這些思想資源當然不能代替社會科學對人類的解釋，但是忽略了它們幾乎將陷入坐井觀天的地步。
社會生物學的教父愛德華·威爾遜的話咄咄逼人，卻無法反駁：「一種題材的法則對於其上位的學科（社會科學是生物學的『上位學科』——筆者注）來說是必要的，因為那些法則可以激起挑戰，並逼使心智形成更為有效的重組。但是它們對該學科的目的而言則並不充分。生物學是解開人類本性之謎的一個關鍵，如果忽視了它所提供的那些快捷有效的原則，其損失之大就不是社會科學家負擔得起的了。」（威爾遜，1978：1314）
而除了意義之外，筆者在這一節要對讀者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生物學的思想趣味無窮，閱讀生物學根本不是工作，而是一種智力上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