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食物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越洋輸送人類和商品的交易網絡的性質。眾所周知，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對人類文明中基本的食物與健康水平有重要的影響。
關於這些影響的例子，可以從一個已經出現的主題中提取。借助季風跨越印度洋地區的商品交易使得中國、東南亞和南亞的香料流通到阿拉伯、非洲東部、近東和地中海。可以看到的是，這種交易影響了烹飪方法，反之亦然。約從公元1世紀開始，羅馬烹飪越來越追求將東方香料作為配料。儘管馬庫斯·加文·阿比修斯（Marcus Gavies Apicius）著名的食譜書大概是公元4世紀或5世紀的文本，卻是基於更早的公元1世紀的版本。它廣泛使用了進口香料，尤其是胡椒。阿比修斯的食譜當然不是羅馬帝國的普通百姓能遵循的，但是它列舉的一些合理的證據提示我們，有權勢且富裕的社會精英的需求與香料市場密切相關。一旦某些物品如胡椒，被確立為上流社會生活方式必需的奢侈品，那麼其需求就固定了。香料既是防腐劑，又是調味品，其持續增長的重要性使香料商人們總能在地中海和周邊地區的富裕精英中找到市場。人們覺得，對食物來說，防腐劑的更多使用不僅能改善儲存，也提高了飲食的營養價值。現在我們將簡要考查一些事例，在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航海的發展是如何影響飲食中主食的變化，從而在更廣闊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香料之路
公元第一個千年，阿拉伯商船隊經由印度洋進入東南亞，做起了香料貿易。他們將丁香、肉桂、豆蔻、胡椒等香料運回歐洲，再以高價出售，從而滿足地中海、中東地區上流社會的需求。
漁業
捕魚活動在人類文明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很久了，歐洲許多史前史學家認為，尼安德特人的骨骼顯示他們缺乏維生素D，但可以在北緯40°以內接近赤道的地帶通過長時間暴露在陽光下獲得，他們不食用魚，尼安德特時期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具備可能捕獲魚的工具。相比之下，相當多的考古證據顯示晚期史前時代人類文化中出現捕魚工具和魚骨頭。為了捕魚，探險者必須接觸水面，包括跋涉深水，在航海史上這是重要的一筆。歷史上，所有進入海洋的社會群體都能收穫海中食物，但魚類作為陸上食物的一種補充，卻很少成為人們飲食的一個支柱。如同海上其他方面的活動一樣，在15世紀，西歐捕魚業在規模和強度上也有令人矚目的擴張，並最終促使全球性捕魚工業的誕生。
正如人們所見，16世紀伴隨著英、法和其他歐洲國家移民在北美的定居，艦船的數量也飛速增長，它們在紐芬蘭、新英格蘭和緬因州附近的水域捕撈作業。到16世紀末，為尋求滾滾財源，數百艘船隻參與到捕殺鱈魚和鯨魚的隊伍中。大部分捕獲的魚出現在法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餐桌上，他們比以往更喜歡吃魚，部分是因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造成的飲食需求。瀝干、醃漬和運輸方式的改善也使大獲豐收的魚能夠被分配銷往整個西歐。獵捕鯨魚是為了獲取它們的肉、骨頭和脂油。19世紀時脂油忽然成為照明行業的重要原料。與19世紀的其他方面一樣，航海捕鯨業也在英國的控制之下，但是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的船隻也很引人注目。19世紀末期捕鯨和捕魚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航海國家的重要產業。
捕鯨
16至18世紀，挪威的斯匹茨卑爾根島是當時歐洲公認的捕鯨中心。來自荷蘭、法國、英國的航船匯聚在這裡，據估計，僅荷蘭一國，每年捕殺的鯨魚就多達6萬頭。他們捕獲鯨魚，主要為了用鯨魚肉、魚骨和魚油牟取暴利。
20世紀航海技術的快速發展在本質上改變了世界捕魚船隊。以蒸汽機和柴油機為動力的巨型船隻同時具備冷藏技術，使得漁民能夠從本地港口出發航行到更遠的地方，在海上待得更久、捕獲更多。聲波定位儀和其他尖端的偵測方式使漁業成為一個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產業。在深至900英尺的大海裡用一艘或者幾艘船合力將更大更有效率的漁網收起，可捕獲不計其數的魚，政府和國際組織迫於不斷增長的壓力，不得不禁止某些特定的捕撈方式，以保護海洋資源。
自20世紀以來捕魚業的生產能力伴隨著持續增加的需求不斷增強。現在遠離大海居住的人們也經常吃魚，在英國，這種需求由炸魚和薯條商店主導，已被作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不太明顯但很重要的發展是，為了培育促進海洋生物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多使用了魚粉。例如，對這些產品需求的增長是北大西洋青魚和馬鮫魚遭到過度捕撈的重要原因，它也威脅著更小的魚類如鯷魚甚至鱗蝦的供應。儘管可能會導致漁民歉收，但過去25年來世界各國持續關注過度捕撈，促使人們劃定捕撈區域，規定漁網的尺度，制定配額和許可證制度。涉及漁場和資源儲備時，國家利益經常發生衝突。19世紀70年代，冰島和英國甚至曾進行過多次被稱為「鱈魚戰爭」的激烈海軍演習，以保護各自的捕魚權。
赫爾曼·麥爾維爾在其著名的小說《白鯨》中，講述了新英格蘭捕鯨船及其狂熱船長的故事，賦予捕鯨以神秘浪漫的形象，但近些年來捕鯨的歷史已經被視為是鯨的悲劇。為了應對北部大西洋水域的過度捕撈，捕鯨者在20世紀初進入太平洋和大西洋南部，一度把偏遠的南喬治亞島作為捕鯨行業的中心。直到新技術成功研發後，捕鯨業才衰落下去，它不會再以先前那樣的速度繼續消費大鯨魚了。北方海域的須鯨和露脊鯨被捕殺殆盡，太平洋的抹香鯨也劇烈減少，鯨魚已經成為迫切需要保護的海洋生態環境的象徵。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只有日本還在繼續經營著重要的捕鯨業，這主要是為了滿足日本人對鯨魚肉的需求。
水稻
水稻首先在東南亞種植。史前時期，它的一些品種向西北和東北部傳播至中國和南亞，逐漸成為印度和中國的最主要農耕群體的糧食作物。農耕群體構成了亞洲大陸早期農業文明的基礎。水稻種植成為東亞文明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9至12世紀中國人口實現大幅度的持續增長，這要歸因於水稻種植的改進。有些改善是技術上的，如使用更好的灌溉和種植工具，發明分類插秧的技術等。還有一些改進是生物學上的，特別是著名的早熟稻的採用，它是11世紀宋朝從越南占城引入的，首先在沿海各地種植，後來擴展至整個水稻種植區域。早熟稻使農民可以種植兩季農業作物（增加了冬季作物），從而獲得比以前更大的收穫。
稻米作為貨物的最大優點是它不會像其他食品一樣迅速變質。它可以存儲多年，支持人們度過歉收年景，甚至可以救濟災荒很嚴重的地區。印度洋海上貿易中的稻米不僅是亞洲和非洲眾多地區的主食，而且由於長期以來培育出了名目繁多的品種，人們還把它當作一種美味。商人通過將孟加拉稻米用船運到錫蘭和馬爾代夫，或者將馬達加斯加的稻米運到東非大陸，來獲得可觀利潤。
18至20世紀早期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稻米貿易成為大規模、高度繁榮的南中國海貿易航線的重要體現，其完全由中國和泰國的商人牢牢把持，他們挫敗了歐洲意欲打破此局面的企圖。19世紀，為了供養工業化帶來的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歐洲人開始從印度進口大量糧食，稻米僅僅是其中之一。稻米作為一種商品作物的擴散，是過去幾個世紀海上貿易爆炸性增長的表現之一。到了19世紀末，北美開始廣泛種植水稻，該作物至今仍是其農業經濟的一部分。
馬鈴薯
16世紀，幾種新的主食從新大陸引入舊大陸，包括玉米、木薯、馬鈴薯和若幹不同種類的甜味馬鈴薯和蕃薯，它們促進了人口增長，維持了非洲到美洲的大規模人口海上遷移。這種遷移本身是對廉價和順從勞力需求的一種回應，也迫使歐洲定居者在他們新開墾的土地上種植必需作物。從美洲到達歐洲的最著名的作物當屬馬鈴薯，它被稱讚提高了北歐貧困人口的營養攝入。馬鈴薯生長於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的高地山谷，16世紀30年代後期西班牙人發現了馬鈴薯，西班牙水手在16世紀中期開始食用這種作物，並於16世紀70年代將其帶回了西班牙。馬鈴薯從西班牙迅速傳到了歐洲其他國家，在愛爾蘭受到了大眾的熱烈歡迎，儘管如此，由於愛爾蘭鄉村人口自17世紀以來對馬鈴薯的依賴愈發嚴重，1845至1846年暴發的馬鈴薯晚疫病導致馬鈴薯饑荒，加之緊隨其後暴發的霍亂、斑疹傷寒等疾病，使愛爾蘭減少了約200萬人。
馬鈴薯
馬鈴薯原產於南美洲秘魯等地，16世紀被西班牙殖民者帶到歐洲，因花朵美麗，最早被當做觀賞類裝飾品。後來法國人發明了烹飪馬鈴薯的方法，歐洲人開始普遍種植並食用它。
蔗糖和奴隸
甘蔗的首次種植可能出現在公元前7000年的東南亞。甘蔗最初生長在新幾內亞或印度尼西亞，到達印度的時間不晚於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大帝的統治擴大至印度河流域，蔗糖開始和牛奶、大麥、稻米、姜和其他物質一起，廣泛應用於食物和飲料中。最早關於蔗糖提煉過程的書面描述來自於公元500年的一份印度教資料，類似於用沸騰的甘蔗汁製作成球狀的糖蜜。儘管公元1000年時甘蔗已經開始在印度洋地區廣泛種植和使用，可是它並沒有經常出現在歐洲的交易市場中，而是被視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奢侈品。8至9世紀隨著穆斯林的征戰，甘蔗被帶到了地中海地區，尤其是北非、塞浦路斯群島、羅德島和西西里群島。阿拉伯帝國培養的商界和政界人才有效地改善了甘蔗種植、改良和推廣的基礎設施。漸漸地，歐洲也獲得了煉糖技術，中世紀的威尼斯是一個重要的轉運港，將蔗糖分裝運載至歐洲的其他地區。持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再征服運動為十字軍戰士學習糖料製作提供了機會。11至12世紀地中海東部的拉丁領主成為塞浦路斯、黎凡特和馬耳他甘蔗種植園的監管者。14世紀時蔗糖生產的中心似乎從東地中海轉移到了西地中海。
聖多美島、加那利群島和馬德拉群島是葡萄牙早期制糖工業的中心，15世紀20年代早期，馬德拉群島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是偉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主導的海上擴張的一部分。此島氣候宜人，土壤肥沃，被殖民後的第一個百年裡主要種植和發展小麥與甘蔗，且迅速地將現有的黑奴投入到種植業和勞動密集型的制糖工業中，然後將蔗糖出口到歐洲其他地區。地中海的制糖工業被馬德拉群島的制糖業嚴重摧毀，不過，在16世紀後半期，美洲尤其是巴西也發展了更為廣泛的制糖經濟，馬德拉居民被迫改種其他作物，特別是小麥和植物染料，如靛藍。馬德拉在引進葡萄樹後開始生產紅酒，這是馬德拉出口商品中最為著名的。馬德拉群島和更北部的亞速爾群島，那個同樣由於航海家亨利的大西洋計劃而於15世紀20年代出現居民的群島，都是來往於伊比利亞半島和美洲途中的重要據點。聖多美作為制糖中心的重要影響可以追溯至1500年左右。後來，當這些地方的經濟開始由於新大陸的發展而蒙上陰影時，眾多居民紛紛移居到了巴西。
甘蔗種植在16世紀時由歐洲移民和殖民者傳播到南美和加勒比地區，從那時起，它成為巴西和西印度群島的主要出口商品。早期的歐洲移民不願親自從事不體面的體力勞動，事實上， 伊比利亞半島和歐洲其他地方也沒有足夠的人口儲備以提供勞動力，因為他們不得不準備移民到新大陸，經常在種植園惡劣的條件下從事辛苦的工作。由於原住民在歐洲人到來之後迅速減少，勞動力需求問題立刻突顯出來。勞動力需要從西非奴隸港口獲得，因此，蓬勃發展的制糖工業與海上貿易活動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奴隸貿易緊密地聯繫到一起。很明顯，奴隸參與地中海和近東的制糖工業由來已久，但是大西洋甘蔗種植的相對爆發性增長，為以奴隸為基礎的蔗糖種植園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推動力。
1509年第一批定期船舶裝載的奴隸被運往聖多明各，到西班牙控制的金礦裡工作。1515年，熟練的蔗糖種植者從加那利群島被運往加勒比地區，1516年，聖多明各的新蔗糖種植園開始向歐洲出口產品。但它們的出口很快就被葡萄牙的殖民地產品所取代，那些殖民地位於巴西、中美和南美沿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許多地方。起初，大西洋奴隸貿易由葡萄牙人控制，商人在西非擁有官方的貿易壟斷路線。17世紀，英國、法國和荷蘭的貿易在大西洋兩岸迅速發展起來。1637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取了黃金海岸的埃爾米納，並襲擊了其他港口，這只是它侵食葡萄牙在世界海上航線地位的系列戰役的一部分。我們已經考察了荷蘭人在印度洋地區的活動，因而可以恰當地將其稱為整體戰略的西部行動。
這幅畫描繪了殖民時期的北美印第安人的聚落。
荷蘭的西印度公司成立於1621年，與它的東部同行一樣，也是集資籌建的，但其管理委員會由來自尼德蘭南部的加爾文派避難者牢牢控制，其思想立場是堅決反對天主教，因而反對伊比利亞。1630年荷蘭奪取了葡萄牙的伯南布哥殖民地，一個繁榮的蔗糖生產地。他們從西非隸屬於葡萄牙的販奴港口進口了上千個奴隸。1644年西印度公司購買了近七千名奴隸，並將他們販賣到美洲。但是，荷蘭的甘蔗種植園經營並沒有持續多久。1654年，堅定的荷蘭加爾文主義者被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和克裡奧爾人驅逐，儘管荷蘭的海軍強大無比。雖然在巴西遭遇失敗，根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條款被逐出加勒比海地區，但聰明又有野心的尼德蘭商人將自己定位為「海上馬車伕」，在歐洲、非洲和新世界之間運輸蔗糖和其他產品。
美洲的英、法征服者和殖民者在17世紀也將自己的國民帶入制糖工業和奴隸貿易。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敦——建立於1607年，詹姆斯敦不能種植甘蔗，相對缺水的百慕大群島也不能種植。不過，當英國人在1627年定居於巴巴多斯島時，發現這裡是一塊完美的甘蔗生長地。隨著販奴者和殖民地種植園主的腰包逐漸鼓起，英國政府通過稅收和關稅徵收，也積聚起巨大財富。關稅依據利率制定，不鼓勵從其他國家的殖民地進口產品。17世紀中期，英國的制糖島嶼已經取代巴西成為西北歐的主要供應商。貫穿整個17世紀的是不斷尋求平衡的供求關係。據估計，從17世紀到18世紀這一百年間，英國人均糖耗量從4磅上升至8磅。英法兩國還建立了特許貿易公司，英國皇家非洲公司（1672年）和法國塞內加爾公司(1673年），兩者都是私人投資、享受不同程度政府支持的企業。
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種植甘蔗不是販運非洲黑奴的唯一目的，巴西腹地（內陸）的鑽石和黃金礦井（山），以及圍繞這些礦井（山）發展起來的城市移民，都是奴隸的主要消費者。18世紀巴西的棉花種植繁盛一時，19世紀時被美國超越，但是咖啡種植飛速增長，甚至在19世紀30年代取代蔗糖成為主要的出口物。煙草是第一種主要由北美奴隸生產的農作物，同樣是因為為數甚多的移民不願意接受低下的地位和惡劣的工作環境。17世紀後半期，伴隨著英國商人和海上艦隊的興起，北美東南沿海地區和非洲間的奴隸貿易也急劇增長。在這些地區，奴隸主要種植的作物是水稻和靛藍，但是18世紀末美國的亞拉巴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的新型棉花種植園很快成為對非洲奴隸需求最大的產業。
此時大西洋的奴隸貿易並不是唯一的奴隸貿易。印度洋和地中海區域的奴隸貿易徹底退回到了古代，而且在一些地區一直持續到20世紀。在16至17世紀遍佈地中海的眾多港口裡，還有可供使用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奴隸。總而言之，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舊大陸的奴隸貿易涉及數以百萬的奴隸。大西洋奴隸貿易引人矚目的是其增長速度和驚人強度，關於它的真實統計赤裸裸地見證了海上擴張在奴隸勞力身上製造的的一系列悲劇。據估計，在15至17世紀的兩百年中，約有50至60萬非洲奴隸被販賣到巴西，有45萬奴隸到達非伊比利亞人佔據的加勒比地區，另外40萬到達西班牙佔據的美洲地區。這一時期北美是一個小型的進口地，但是從1701年到大西洋奴隸貿易正式被終止的1808年，有驚人的600萬人口被強行擄到穿越大西洋的販奴船隻上。每次購買的較少數量的奴隸來源於分散的非洲奴隸販子集團，他們通過紛繁多樣的途徑獲得奴隸，包括受騙人、罪犯和戰俘。奴隸們聚集在等候區，在那裡他們也許會等待幾個月的時間，然後像貨物一樣被分裝，開始了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之旅。即使是一個自由的水手，穿越大西洋的征途也是極其不舒適的，更何況被限制在船舶裡的奴隸，雖然提供通風口和可以睡覺的木板，但一定是極其難以忍受的，這是一個備受折磨且常常是致命的旅程。在等候區和旅途中，痢疾和高燒是奴隸中最常見的致命疾病。乍一看死亡率不是特別高，通常介於4％至12％，但我們需要明白的是，被運送的奴隸大部分是年輕健康的成年男性（數量是女性的2倍），他們在運輸途中的生存能力本應是很高的。
以上概述的海上貿易通常是所提及的大西洋三角貿易的一部分，船隻從歐洲尤其是不列顛和法國出發，攜帶工業製成品尤其是紡織品，出口到非洲銷售。隨後將非洲奴隸帶往美洲銷售，最後載運來自新大陸的由蓄奴種植園生產的商品，包括朗姆酒（由糖蜜製作）、可可（或巧克力）、咖啡和棉花，回到歐洲和非洲以及亞洲的部分地區。
船舶建造者、船員、商人和投資者都從這些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但是後來，自由貿易提倡者降低了可以保護種植園主利益的關稅，使得這一體系不能更經濟地運行。19世紀初的一個轉變是對奴隸勞動力的依賴減少，美國和英國政府被迫開始廢除奴隸貿易。儘管如此，這遠遠早於奴隸解放運動。英國在其殖民地廢除奴隸制始於1838年[1]，法國始於1848年，美國直到1865年才開始推動廢奴運動。巴西、古巴和波多黎各做出改變則更為緩慢。
1822年法國販奴船（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
法國販奴船隻「維基蘭特」號，1822年在貝寧河被英國皇家海軍俘獲。船上載有345個奴隸。毫無疑問，種族優越論構成了海上貿易擴張最野蠻一面的基礎。
當然，19至20世紀的全球海上貿易擴張還涉及其他許多具有標誌性的食物，它們是由大量簽訂契約與合同的奴僕甚至擁有土地的工人生產（加工）的糧食（果實）。例如，在歐洲與英國投資者和商人的操控下，19世紀60年代之前絕大多數的食用香蕉只在熱帶地區種植，那時它們已成為以大農場為基礎的種植作物。到19世紀90年代，大公司為香蕉產業的發展而砍伐叢林，修建鐵路、公路甚至港口，現在香蕉產業已經成為巴西、烏干達、印度和菲律賓等國家經濟的支柱產業。在發達國家的人看來，飲茶甚至比食用香蕉更理所應當，然而，飲茶之風在全球的盛行也是近代以來的新現象。中國人和日本人自古以來被認為是癡迷的茶客，但歐洲人直到17世紀才真正認識到茶。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進口大宗數量的茶。起初茶葉的生產主要集中在中國，通過東南亞的港口進行貿易，直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才鼓勵印度、爪哇和錫蘭種植園種植茶葉。隨著茶葉在世界範圍的生長，一些國家如阿根廷、秘魯和俄國已成為主要的出口國，利用全球海上貿易網絡分銷其產品。
疾病和海上貿易
人類必須時刻與致命的傳染性疾病抗爭，當人類文明開始轉向靜態的農業模式，與史前狩獵採集時代相比，在相對有限的飲食範圍內，人類身體各種有效的營養素和維生素減少，更不容易抵抗疾病。與此同時，農業文明為新的病原體創造了條件，其中一些寄居在植物、昆蟲和動物身上，其他的則無須任何中間宿主即可在人類之間傳播。形成對這些疾病的免疫力是一個非常緩慢且明顯痛苦不堪的過程。世界不同文明發展出自身獨特的致命疾病，如南亞的天花和中國的麻疹。由於諸多文明之間建立了海上和陸上貿易聯繫，因而它們也分享了疾病，且逐漸融合了免疫力，但是，突然的遠距離運輸將攜帶病原體的船員帶到他們以前從未踏足的土地上，會造成生命的巨大痛楚和死亡。傳染病通過海上貿易網絡進行傳播的一個早期例子，是公元前5世紀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公元前431——前404年）摧毀古代雅典的瘟疫。它似乎源於波斯或埃及，然後沿著完善建立的海上航線擴散至希臘，於公元前430年到達雅典。據說，雅典政治家伯裡克利就死於此次瘟疫。曾遭遇感染但倖存下來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首先感染瘟疫的人群是住在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的居民。他還指出，早前有記載說瘟疫曾經突然襲擊愛琴海北部的利姆諾斯島，此島坐落於通往達達尼爾海峽和黑海的主要貿易路線之上，是雅典人控制的海上帝國的一部分。通過以上觀察可以明確得知，引起傳染病的細菌是由船舶攜帶而來的。那時雅典與對手斯巴達交戰正酣，雅典公民聚集在城市避難所堅不可摧的城牆後面，過度擁擠的情況似乎促進了疾病在這座城市的傳播。估計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這場瘟疫，而伯裡克利的死亡使雅典失去了政治領導者，突然而劇烈的人口減少可能也嚴重影響了他們維持一直依賴的統治地中海東部的海軍力量。經過與斯巴達及其盟友的長期抗爭，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最終投降，交出了他們的海外帝國，拆除了曾長期抵禦敵人的防衛城牆。
公元前430年的瘟疫似乎僅限於東地中海，但目前可知的規模更大的一個例子，是瘟疫摧毀了查士丁尼皇帝治下(526——565年在位）的羅馬帝國。公元2至3世紀時羅馬帝國曾爆發瘟疫，但原因還不明確。5世紀40年代爆發的瘟疫有充足的證據可確定為黑死病。該傳染病可以由黑老鼠攜帶並通過跳蚤在它們之間傳播。它可能起源於印度北部或非洲東北部，到545年時它似乎已經從埃塞俄比亞傳遍了羅馬帝國，遠及不列顛諸島。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區廣泛的海上貿易聯繫無疑幫助了這種瘟疫的傳播。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南亞、波斯灣、紅海和地中海的港口城市是高度國際化的地區。城市裡商人和其他船員組成的繁忙群體，沿著業已建立的海上航線頻繁來往，無形中為感染疾病的黑老鼠提供了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途徑。攜帶瘟疫的巴氏桿菌在鼠群裡並不是長期存在的，實際上它們對鼠群和人群一樣致命。現代研究表明，老鼠可能在非洲得上該病，在公元第一個千年初始，當它們適應了城市居住環境後，開始將細菌傳染給人類。繁榮的貿易港口中收集和暫時儲藏食品與其他有機物的倉庫，為黑老鼠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黑老鼠在印度洋地區的活動比它們在大陸地區的活動更容易，因為在那裡它們可以爬上固定船隻的繩索去尋找那些每次由海洋運載的大量食物。如果瘟疫在向北蔓延之前，已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於印度洋地區製造問題，那麼那裡的人群可能開始擁有免疫力，多少會減少其毒性。然而，當它穿過埃及的土地屏障進入地中海，便遇到了一個沒有這種免疫力的群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促進疾病傳播的海上貿易網絡是其顯著的受害者之一。瘟疫爆發引發人口大幅下降和隨之而來的農業減產，最重要的是城市財富積累和支出的減少。可以說瘟疫本身，加之5世紀30年代由毀滅性的火山噴發和之後的全球氣候災難引起的隱喻般的現實狀況和精神氛圍，對印度洋、中東和地中海地區的經濟有嚴重的負面影響。6世紀和7世紀上半葉，幾個較嚴重的流行病主要限於地中海東部，但在7世紀下半葉更劇烈和廣泛的瘟疫爆發，影響了伊斯蘭和基督教世界。由於此種傳染病不能寄宿於人體，故最後終於消失。
5世紀20年代佛教徒從朝鮮抵達日本，如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提到的，他們也許是無意中將天花帶入日本島嶼。疾病逐漸傳播，隨著日本越來越融入遠東的海上共同體，735年至737年天花的大流行消滅了約三分之一的人口。這場災難嚴峻地考驗了日本人在新的律令統治時期的信仰。聖武天皇作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將此遭遇看作天神對他統治缺陷的不滿。因而，他決定通過提倡一種更有道德的生活，並確保在日本各省份建造諸多神殿來增加他自己和他子民的虔誠。然而，日本所面臨的問題是，其島嶼位置和相對較少的人口意味著不斷增長的海上聯繫會帶來不斷增長的新型流行病的危險。黑死病在9世紀初從中國到達日本，接著許多流行的瘟疫如腮腺炎、麻疹、天花等接踵而至，約13世紀時，日本也最終融入東亞大陸的疾病模式中。
14世紀黑死病捲土重來。1331年它裹挾著毀滅性的影響滲透進中國，然後沿著商隊路線穿過中亞。這些路線在14世紀被頻繁使用，部分是因為成吉思汗及其後繼的統治者對大片土地進行征服，並在政治上將它們連接到一起。在歐洲被稱為黑死病的臭名昭著的流行病的傳播再一次「得益」於海上貿易。它於13世紀40年代從中亞向西傳播，在1346年到達克里米亞，1347年到達君士坦丁堡。它從這些地點穿越地中海的海上網絡，在1348年至1349年到達英格蘭和低地國家。在14世紀50年代，它可能通過英國和德國的港口到達斯堪的納維亞。細菌通過海港入侵一個地區後緊接著會很快滲透進內陸，仍然是借助連接港口與經濟腹地的貿易路線。人們發現能免受黑死病襲擊的為數不多的歐洲地區是良好的內陸地帶，例如位於中歐的波蘭南部的平原和法國南部的貝阿恩地區。後來瘟疫的爆發遵循了與5世紀和6世紀時類似的模式，每隔十多年就會再次爆發。這些瘟疫對人口、農業、商業經濟、政治和社會凝聚力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例如，在英國，1400年的人口估計只有1300年的一半。如14世紀50年代的法國扎克雷農民暴力起義，部分原因就是黑死病造成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混亂。
黑死病與海上傳播
中世紀歐洲約有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海上貿易使得這一疾病跨越大西洋，傳播到歐洲以外的其他世界。
流行病學研究最終辨認出引起黑死病的細菌並強調了跳蚤、老鼠和人類之間的傳染關係，而這項研究是因19世紀末另一場恐怖疾病的爆發而產生的。此事件的原因是中國遠征軍於19世紀50年代到達已經爆發鼠疫的雲南，被派往該地區的戰士在鎮壓了一場嚴重的叛亂後將鼠疫帶回中國內陸，鼠疫通過陸路交通網絡的傳播相對較慢，直到1894年它才傳入國際貿易港口香港和廣州。然後，鼠疫從這些地方經由全球海上貿易路線擴散到整個世界。此時受到感染的人類和動物比中世紀的傳染源移動的速度更快，移動的距離更遠。在20世紀初，鼠疫在某些情況下對孟買、悉尼、舊金山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20世紀早期商船的速度和規模已經能確保傳染病在殺死所有潛在可利用的、任意船舶上的人類和動物宿主之前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新大陸的傳染病
14世紀末，舊大陸主要地區的疾病交流已經逐漸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此時海上世界的開放揭開了世界生物文明史的新篇章。持續發展的貿易路線刺激了經濟增長，促進了文化交流，同時在重要的疾病全球傳播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麻疹、天花和鼠疫（或者類似的不能確定的疾病）的盛行貫穿了整個舊大陸的歷史。新舊大陸之間海上航路的開通將一些具有傳染性的致命疾病引入美洲。哥倫佈於1492年進行的那次著名遠航中的傳染病宿主造成了一場真正的大混亂，傳染病在歐洲的環境中也很危險，一經釋放，這些歐洲人攜帶的傳染病就為新大陸的居民們帶來了滅頂之災。加勒比海群島的阿拉瓦人和他們陸上的同胞被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傷寒襲擊並遭到感染。
豬流感可能是西班牙人的第一個殺手，它侵襲新來者如同侵襲本地人一樣。西班牙人在1518年將天花引入加勒比海地區後，據說那裡只剩下1 000個當地的倖存者。1520年科爾特的增援軍隊將它帶到了陸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於總體缺乏免疫力，阿茲特克、瑪雅、印加文明和其他居民很快屈服於瘟疫造成的龐大的人口損失，西班牙的征服比他們自身想像的更為順利。瘟疫不僅直接屠殺人口，還導致士氣低落，需要強調的是，美洲原住民和他們的西班牙征服者都將此視為神靈不滿的表現。麻疹爆發十年後，傷寒在1546年緊跟而來，歐洲人也是初次經歷傷寒，這說明歐洲和美洲之間的海上聯繫使兩個地區很容易一起遭遇瘟疫的蔓延。16世紀50年代相似的瘟疫肆虐歐洲和美洲，數百萬人喪生，它甚至可能遠及日本。
15世紀歐洲的海上擴張無疑也促進了天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傳播。但這並非歐洲和舊大陸其他地區之間唯一的海上疾病交流。梅毒在15至16世紀曾肆虐歐洲和亞洲，關於它的起源爭議不斷。有一種觀點認為，與西非人種交往的葡萄牙種植園監工和奴隸販子將當時的雅司疹帶到了屬於溫帶氣候的地中海，在那裡，它們突變為梅毒。之後成千上萬的以年輕女性為主的奴隸們被帶往伊比利亞和歐洲的其他地方，從而促進了梅毒的傳播。另一種傳統觀點認為，在哥倫布前往加勒比地區的第一次航行中，士兵和水手們從美洲將梅毒帶回了歐洲。記載中最早的梅毒爆發時刻是1494年，在那不勒斯的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的軍隊之中，這似乎很符合傳統的猜測。查理撤軍後大量僱傭軍的遣散促進了梅毒的迅速傳播。達·伽馬1498年的探險又將它帶到了印度，在16世紀早期，梅毒從印度通過海上貿易路線傳播到了中國和日本。
古代佛羅倫薩藥典中的圖片描述(老楞佐圖書館)
這幅圖例來自佛羅倫薩藥典，根據征服特諾奇蒂特蘭城當事人的記述所描繪。它展現出天花受害者的痛苦，此流行病於1520年傳入科爾特。阿茲特克的原始資料提及此病稱為「巨大的疹」。它幾乎導致總人口的1/3患病。
1518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頒發了皇家許可證，允許從非洲進口奴隸到加勒比海地區，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應對大幅度下降的原住民人口，黑人與他們的歐洲主人擁有同等的疾病免疫力。一些新的病原體隨著奴隸船隻越過了大西洋。16至17世紀，瘧疾和黃熱病從舊大陸傳播到新大陸，成為全球航海的意料之外後果的又一例證。學者們推斷，在水手們依賴大型水桶去維持他們漫長航程的補給時，水桶裡的蚊子成為攜帶傳染病的載體。
黑奴的流動跨越大西洋到達加勒比島嶼和美洲大陸，由於獲得了一定的免疫力，他們逐漸取代了不堪一擊的原住民，後者逐漸消失殆盡。當奴隸貿易放慢腳步後，來往於大陸之間的人們的健康水平相對有所改善，人口也有所增長。然而，長期的瘟疫與奴役使美洲原住民人口減少至哥倫布發現美洲前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像詹姆斯·庫克船長那樣的航海探險家還把疾病傳播到世界上更偏僻的地區（參見文前第二幅地圖），對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可預測的結果。據估計，90%的夏威夷群島原住民死於18至19世紀傳入的疾病。在澳大利亞、南太平洋群島和美洲一些較偏遠的地方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他地區的疾病傳入帶來的後果。在歐洲、亞洲、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區港口之間持續增長的海上交流的長期結果卻是製造了一種常規穩定的疾病傳染模式。由此，一旦惡劣的衛生條件得以改善，即使存在流行性疾病，人口數量依然能得到增長。但是，隨著艾滋病從它的源頭非洲傳播到世界各地，就可以清楚地證明，疾病越洋交流的歷史還遠遠沒有結束。
[1] 英國於1833年通過《廢奴法案》，宣佈在所轄殖民地逐步廢除奴隸制，但作為適應期，獲得自由的奴隸仍然要為前主人工作至1838年。 ——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