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第二章中已經看到，至少自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以來，人類社會跨越海洋進行貿易的要求是如此強烈，城市和大國的發展與陸上和海上的經濟政治網絡的關係是如此密切。在本章中，我們將看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產生的巨大變化；這一時期，由於歐洲的發現之旅，貿易網絡快速劇烈的擴張，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國家海外帝國的建立。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社群組織第一次能夠使其軍事和商業影響突破早已建立的邊界，去支配和開拓新的地區。此一發展奠定了一系列世界性帝國和現代全球航海貿易網絡的基礎。
古代的海上帝國
古老的地中海世界見證了幾個海上大國的興衰。儘管公元前5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雅典人成功地遏制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統治下波斯帝國的海上行動，但要說他們控制了東地中海，甚至愛琴海的海上航線，都是言過其實的，即便雅典的附屬國大多數分佈在愛琴海海域。雅典的商業霸權亦遠非想像中的強大。
亞伯拉罕·克雷斯克的《世界地圖》
這幅地圖創作於1375年，描繪了9個帝國的君王，他們頭戴王冠、手持權杖，統領著歐洲以外的海陸世界。左下方的黑人國王是「幾內亞王」，他的手中握有一個金球，代表當地盛產金礦。葡萄牙亨利王子沿大西洋航行到這裡，與他進行商品貿易。地圖右側亞洲部分描繪了元世祖忽必烈以及當時的國際都市杭州。受《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杭州被稱為Quinsay。
西地中海兩個航海強國羅馬和迦太基之間早期的特徵是合作精神和互相尊重勢力範圍。公元前3世紀至前2世紀，這一特徵變成了商業和政治競爭以及一系列戰爭。然而羅馬和迦太基似乎都沒有禁絕與對方進行海上貿易的意思。兩國商人參與的海上經濟網絡超出地中海的範圍，尤其是向北，在那裡，大西洋海岸的民族有廣闊的航海網絡，這個網絡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銅時代。迦太基人似乎亦對開展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貿易聯繫有興趣，但迦太基的探險家到達的最遠地方似乎是塞拉利昂海岸，公元前5世紀晚期，迦太基船長漢諾航行至此。他們未能與西非民族建立起長期的海上貿易（參見文前第一幅地圖）。
在與迦太基的競爭中，羅馬人成為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他們發起眾多海上遠征，以反對地中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其他城邦。公元前55年至前54年，他們甚至入侵了遙遠的不列顛島，而公元43年的再次入侵更具決定性。從公元前264年至公元70年這段時期，羅馬帝國逐漸控制了地中海周邊的所有地區，消除了所有潛在的競爭對手。拉丁語作家們喜歡把地中海稱作「我們的海」（mare nostrum）。正如我們看到的，地中海是一條繁忙的商業通道，它在帝國權力中心和眾多省份之間提供了快速交流的好方式。為了維持這一狀態，地中海周邊地區的港口停泊著一支裝備有200艘船隻的常備海軍。羅馬商人參與的經濟網絡的範圍超過了羅馬政治影響的範圍。例如，在第二章我們看到，羅馬時代印度洋地區的水手與地中海地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羅馬人並未試圖把他們的政治勢力擴展至這一地區。
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
公元前3世紀，迦太基是活躍在地中海西岸的航海強國，商業貿易發達，領土一度覆蓋了非洲北部與西班牙南部地區。羅馬在向地中海擴張時，遭到這個海上強敵的阻撓，雙方為爭奪地中海霸權，展開將近一個世紀的激戰，即三次布匿戰爭。
我們已經目睹了兩支歐洲中世紀海上力量漢薩同盟和威尼斯共和國的崛起，但是其政治或商業影響的擴張並不能被認為已經超出了一個固定地區貿易網絡的範圍。同樣，形形色色的穆斯林哈里發帝國無疑征服了大片地區，但從未將其勢力擴張至海外一些遙遠的地區或尚未在其貿易網絡範圍內的地區。14世紀上半期，著名的摩洛哥地理學家伊本·白圖泰的遊記非常清晰地展示了這一點（參見文前第一幅地圖）。大約1325年，他主要經陸路從北非旅行至莫臥兒印度，所經地區通常是在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網絡內。他從坎貝灣乘船向南到達斯里蘭卡，然後向北再向東到達中國。他旅行的範圍遠遠超過已經臣服於穆斯林統治者的地區，但仍然沒有超出中世紀穆斯林水手活動的貿易網絡。
斯堪的納維亞的海外擴張
人們認為，襲擊、掠奪並殖民法國、大不列顛、愛爾蘭、冰島和格陵蘭島，以及瑞典入侵東波羅的海和俄國，是北歐海上強國突破既有貿易網絡的最初表現。斯堪的納維亞的地形使其波羅的海沿岸和西海岸的海岸線皆有利於海上交流。高山、森林也促使居民將其居住點設在湖邊以及沿河處，最著名的要數沿挪威峽灣建立的居住點。從8世紀中葉到11世紀末，斯堪的納維亞民族跨越北海、波羅的海和北大西洋進行持續擴張。
維京入侵者著名的長船非常結實，可以承載大量人員、貨物和動物，而且適應性非常強。挪威水手可以一連好幾天待在海上，或沿未標識的海岸線巡航，探索適於航行的水灣和河流。瑞典戰士和商人階層渡過波羅的海，沿河到達諾夫哥羅德，甚至基輔，深入俄國西部的腹地，尋求控制內河航線以來往於波羅的海和黑海及其周邊地區。10世紀時，正是這些冒險將被稱為瓦蘭吉亞人的民族與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聯繫在一起。北歐人戰船的機動性給了他們長距離襲擊和自由選擇襲擊目標的戰略優勢，以及當他們發動襲擊時，突襲的戰術優勢。這些襲擊之於受害者的影響是可怕和具有破壞性的，但可以看出，在當地勢力足夠強大且能夠組織抵抗的地方，北歐人或避開，或選擇與之和諧共存。
當這些海上入侵者被納入英格蘭、愛爾蘭、法蘭克王國（Francia）和俄國既有的政治框架中時，與之達成妥協的原則已接近邏輯極限（logical limit）。9至10世紀，丹麥維京人襲擊英格蘭並定居於此，在英格蘭北部和東部建立了丹麥區（the Danelaw）。他們或是得到安撫性的貢金，即聲名狼藉的丹麥金，或是被納入英國的政治結構，並皈依基督教，儘管他們的經濟和文化影響仍是巨大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成功的丹麥維京人是克努特大帝（1016——1035），11世紀時，拋開聯合統治英格蘭和丹麥不談，他仍因傳說中試圖指揮海浪而聞名遐邇。9世紀下半葉，瑞典軍事首領在諾夫哥羅德和基輔建立了自己的統治。911年，由於在沙特爾附近戰勝了羅爾夫·甘格爾（Rolf Gangr）的海盜團伙，法國加洛林王朝國王查理三世（Charles the Simple）建立了諾曼底公國。羅爾夫及其追隨者入侵法國東北部長達數年之久。他被勸說接受基督教，並受洗取名為羅洛。自此以後，作為國王的封臣，羅洛的一部分義務是保護法蘭克塞納河谷的領土免遭其他北歐人的劫掠。諾曼底公爵們變得如此強大，以至在11世紀取得事實上的獨立。1066年，驚覺於挪威國王無情者哈拉爾德三世（Harald III Hardrada）試圖征服英格蘭，諾曼底公爵威廉著手實施了最成功輝煌的北方海上遠征，即入侵並征服英格蘭。另一個諾曼王國由羅傑·德·霍特維爾於11世紀末創建於西西里。在這裡，諾曼人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3世紀。
促使斯堪的納維亞人進行海外冒險的因素很多，無法輕易斷定哪個才是主因。尊敬和讚美成功的劫掠者的文化和社會傾向，無疑鼓勵了維京人的最初劫掠。挪威的《薩迦》（sagas）與《荷馬史詩》讚美暴力的海上劫掠者的方式有某種相似之處。一個偉大的維京人領袖可以通過選擇合適的劫掠目標，並將戰利品分發給其追隨者來提升其權力和地位。成功的劫掠和廣泛的海上貿易的結果是在挪威、瑞典和丹麥建立了更複雜有效的統治，並調整目標，使之與所劫掠地區的潛在價值相符。人口增長及其對土地的壓力，可能部分解釋了擴張的原因，尤其是挪威的擴張。奧克尼群島和設得蘭群島僅僅為搶劫和貿易提供了有限的範圍，只是適宜少量移民的長期定居。另一方面，愛爾蘭、英格蘭和法蘭克王國是繁榮的，非常適合戰士們居住，這些戰士可以轉化為統治者、農民，當然還有商人。我們不應忽略這樣的事實，即許多水手是精明（keen）的商人。在波羅的海和西部海域，他們喜歡的港口變成了商業交易的天堂，例如都柏林的維京人基地。斯堪的納維亞政治和社會的變遷似乎也推動了許多人背井離鄉。大約從870年至930年，一些家族和宗族定居冰島，他們顯然希望繼續生活在由世襲的族長及其附庸組成的相對寬鬆的結構中。冰島的移民主要來自挪威西南部，在那兒金髮王哈拉爾一世（870——945）的集權遭到前所未有的強烈抵制；在之前的一個世紀中，這裡發起了眾多維京探險。9世紀後期，英格蘭、法蘭西和愛爾蘭，甚至立陶宛的地方勢力復甦，開始反對北歐海盜，這可能鼓勵著人們到更遠的地區進行殖民。挪威相對艱難的生活可能也刺激著絕望的人們採取重大措施改變自己的處境。10世紀時，來自挪威和冰島的一群人在格陵蘭進行殖民。其領袖紅髮埃裡克是一個暴力的人，他殺人如麻，臭名昭著，即使按照斯堪的納維亞的標準來說亦如是。他繼續探索水手貢恩布約爾恩（Gunnbjorn）偶然發現的土地。貢恩布約爾恩在從挪威航行至冰島的途中，被吹離航線，他認定綠色的土地（Groenland）至少像冰島一樣具有價值。後世的人們會發現，在世界的最北端維持他們選擇的文明形式太困難了。
《貝葉掛毯》勾勒的「諾曼征服」
《貝葉掛毯》勾勒了諾曼人征服英國的歷史場面。11世紀中葉，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為爭奪英國王位，實施了一次海上遠征，將諾曼人的勢力擴展到偏遠的英格蘭。這次遠征使英國自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再次捲入歐洲事務。「征服者威廉」由此被認為是近代英國的第一位國王。
9世紀末10世紀初，定居冰島和格陵蘭島的家族逐漸形成以養殖牛羊、漁獵為基礎的相對簡單的生活方式。冰島人並未完全放棄乘著用進口木材建造的船隻劫掠愛爾蘭和不列顛的維京傳統。10世紀末，冰島的基督徒人口總計超過6萬人，但嚴重依賴挪威（後來是漢薩同盟）貿易商進口木材和糧食。儘管冰島以擁有稀有的白色獵鷹及其毛皮、粗毛料布和魚製品而自豪，但這也是一個證明維持一個島國運轉只能通過海上聯繫的最好例子。14世紀末，衰落的挪威貿易、火山運動、日益惡化的氣候和集權的斯堪的納維亞王國的政治冷漠，幾乎使冰島重蹈格陵蘭的命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尋找新的地區從事貿易的英國漁船，恢復了冰島人的海上聯繫。
1261年，格陵蘭人接受了挪威的統治，但面對日益惡化的氣候狀況，以及加拿大因紐特人的不斷到來，他們的生存依賴與挪威頻繁的海上聯繫。挪威海上力量和貿易的衰落，部分是由於漢薩同盟和波羅的海諸國的興起，因此，挪威對前往格陵蘭的海上航線的興趣減弱。與孤立、荒涼地區的貿易獲益甚少。格陵蘭出產劣質的布料、少量毛皮和象牙，但是為了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居民們需要糧食、木材和金屬等跨過北大西洋運來的基本物資。1370年，定期航行至加達（Gardar）東部殖民地的一艘船失去蹤跡，從此杳無音信，自此，就只有愛冒險的漁民或那些被嚴重吹離航線的人可能會進入這裡的港口。到15世紀末，斯堪的納維亞人口萎縮似乎停止了，儘管如此，當南歐要在美洲建立眾多新帝國之時，北歐人的北極探險卻告一段落了。
挪威人發現北美的事情家喻戶曉，如同首次登陸格陵蘭一樣是一個偶然，如果簡單地將其看作哥倫布發現加勒比海島嶼的先導，可能極容易被誤解。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維京人航行至北美與其首次登陸格陵蘭和冰島的目的大致相同。他們主要是為了尋找土地進行殖民，而非尋找可以與之進行貿易的人。著名的列夫·埃裡克松探險隊，大約於公元1000年從格陵蘭起航，探索了拉布拉多（馬克蘭）和紐芬蘭（文蘭）的一些海岸線，僅僅耗時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而他的兄弟托瓦爾（Thorvald）的探險隊在被美洲原住民趕走之前，在那裡停留了幾年時間（大約為1003——1005）。埃裡克松的姻親卡爾塞夫尼（Karlsefni）進一步進行殖民的嘗試，這個探險隊包括一大群男人、女人和牲畜。他們試圖和原住民進行貿易，但是並不能和他們達成妥協，甚至彼此之間也不能達成妥協，僵持幾年之後，只好作罷。
奧拉斯·馬格努斯的《海圖》，1539
有關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最早的地圖之一，描繪了北歐的物種、產出，如海魚、馴鹿、木材。圖上出現的海象、翼龍等神怪形象，是畫家根據水手的見聞臆測出來的。諸如捕魚、狩獵、商品交換等場景，則反映了北歐海上民族的日常生活。
從廣闊的北歐海上帝國的角度來描述殖民征服事件是吸引人的，但斯堪的納維亞人佔領的地區並不具有政治、經濟甚至文化上的統一性。貿易聯繫和貿易聯盟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但遠達不到專營的程度，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被納入更廣闊的歐洲民族之間的互動網絡中。大多數情況下，北歐人被他們遭遇的社會同化了。無論凱爾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法蘭克人、希臘人，還是斯拉夫人，都含有維京人的元素。儘管一些富有進取心的斯堪的納維亞人領袖和君主努力成為海外領土的統治者，但沒有人建立起長久的帝國。甚至克努特大帝的英格蘭和丹麥聯合王國在其死後也不復存在。北歐的探險和殖民大多是個人或家族的行動，涉及既有統治家族的領袖和成員，但是並不能像後來歐洲海外擴張的情況一樣被稱為國家事業。
中國
隋（581——618）唐（618——907）時期政治和經濟的成就，奠定了帝國擴張的基礎，為作為遠東地區海陸支配力量的宋朝（960——1279）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然而，中國的海上力量並非主要指向公海。商業聯繫的擴張主要掌握在富有進取心的個體商人手中，他們經常不得不與對於和外國接觸極其謹慎的帝國權威相抗衡。在很大程度上，這可以歸咎於來自草原地區的持續入侵。
明初永樂帝統治時期，中國正從蒙古人統治時所導致的內部分裂和經濟問題中恢復過來，曾短暫實行海上帝國主義，例如鄭和（1371——1433）的航行。鄭和是一個來自中國南部的穆斯林，他受命進行一系列遠征，這些遠征兼具軍事和外交使命，目的是在印度洋和東南亞宣揚國威。這些航海活動涉及約200艘大型船隻，將近3萬名船員——水手、士兵、外交人員、學者和商人。這些航行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海盜行為，尤其是來自日本的海盜行為愈演愈烈之時，中國的海軍實力得以彰顯。中國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地位得到加強，昂貴的禮物、遠方異族的使節、所有渴望改善其商業前景者使帝國宮廷應接不暇。然而永樂帝的繼任者們並未將其舉措和嘗試貫徹到底，把政治影響的邊界延伸至中國參與其中的商業網絡的邊緣。取而代之，為了應對北部邊疆入侵的巨大壓力，他們在海上和陸上恢復了防禦、內向的姿態，這些都具有以前王朝的特徵。外國水手在中國港口依然受到歡迎，許多中國人到國外進行貿易，並定居東南亞和印度。
隋代五牙艦
出現於隋代的戰船，因為有五層船樓而得名。船上設有高度靈敏的牽拉船桅和風帆，船樓上建有垛口和作戰平台，兩側船舷裝有拍桿，起到拋石機的作用。船的底部填充土石，用於保持高度穩定性。
《平定台灣得勝圖》
這幅畫描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施琅率軍平定台灣的歷史場景。戰艦從台灣島凱旋，彰顯了清朝盛世時期強大的海軍實力。
西班牙在美洲
1492年，熱那亞航海家克裡斯多弗·哥倫布（1451——1506）的船隊在加勒比群島登陸。這隻船隊是從伊比利亞半島出發向西航行，旨在尋找到達中國和東印度的航線的。這次著名的航海由西班牙王室支持，它開闢了一個供西班牙人和其他歐洲人探索開發的新世界。
西班牙對新近發現的「西印度」進行殖民是突然的，且進展迅速。最初的假設是中國大陸距西方並不遙遠。一旦發現中美和南美海岸證明這一理論有誤，西班牙便乘機殖民、征服、利用和開發大陸地區。必須強調的是人們堅決要從發現美洲中獲益，美洲的發現是由西班牙王室以及與王室委員會一道來到新世界的代表所促成的。西班牙人所表現出來的經濟上的進取心是引人矚目的。他們將早期征服墨西哥和巴拿馬獲得的部分收益用於遠征秘魯，而且當弗朗西斯科·皮薩羅於1536年遭遇印加大起義威脅時，支持他的商人迅速集結物資和人員幫助他。
西班牙征服的兩個最重要的地區是墨西哥和秘魯。16世紀上半葉，伊斯帕尼奧拉島和古巴是深入大陸的補給站。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馬建於1519年，同年，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s）率領小股軍隊從墨西哥灣出發向內陸挺進，尋找阿茲特克人的黃金，他們充分利用了阿茲特克帝國內部存在的政治紛爭。科爾特斯和即將成為征服者的人擁有火槍、大炮和弩，但若沒有特斯科科湖以東的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幫助，他們不可能完成引人注目的征服，借此他開闢了通往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蒂特蘭的通道，1520年，他在首次試圖征服該城失敗後，從這裡撤退。與此同時，歐洲殖民者引入美洲的疾病之一天花，先是在1518年重創了伊斯帕尼奧拉島，緊接著在1520年侵襲了墨西哥。後來，天花向南傳播至秘魯，並且在西班牙輕鬆征服美洲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1492年，哥倫布率領船隊到達巴哈馬群島，他將這片新發現的土地稱為「西印度」。此後十年裡，他又進行過三次遠航，希望找到東方的中國、印度。儘管哥倫布發現的並非亞洲，但是他取得了一個更偉大的成就，那就是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位於秘魯和智利的印加帝國被堅定的西班牙海上遠征所擊敗，這些遠征由雄心勃勃且冷酷無情的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和迭戈·德·阿爾瑪格羅等人領導。船隻使他們能夠佔據深入印加帝國的有利位置，並且他們充分利用了火器和騎兵。隨著受人尊敬的印加王瓦伊那·卡帕克（Wayna Capac）於1528年死於天花，他們也得益於帝國內部爆發的嚴重政治衝突。卡帕剋死後，發生了王位繼承權之爭。瓦斯卡爾（Huascar）和後來繼承王位的阿塔瓦爾帕（Atahuallpa）之間的內戰，給了西班牙人利用敵人政治弱點的天賜良機。儘管如此，征服印加帝國仍是一件緩慢的事情，征服者領導層之間激烈且致命的爭吵使事情複雜化了。征服並未真正完成，直到最後一個活躍的抵抗中心於1572年投降。
1494年，當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有效地確定只有巴西東部向葡萄牙殖民者開放時，一項重要的決定得以達成。然而葡萄牙並沒有急於開發這片新土地。16世紀30年代，為了回應法國殖民巴西的威脅，葡萄牙人才開始殖民和開發條約分配給他們的這一地區。葡屬伯南布哥的首府奧林達建於1535年，但是，1600年，累西腓（Recife）的港口成為這一地區重要的城市中心。葡屬巴西的行政首府巴伊亞建於1549年。
大量喜歡冒險且雄心勃勃的葡萄牙移民或其他地方的移民，為大片政府贈地的前景，以及蔗糖和煙草貿易的豐厚回報所吸引，準備橫渡大西洋。西班牙及加勒比地區的移民亦為強佔並開發礦產和農業資源的機會所吸引。他們將自己置於舊城中心的原住民人口之上，並逐漸將這些城市變成歐洲城市的模樣。絕非所有來到美洲的人都變得富裕且有權有勢，因為舊大陸司空見慣的財富不均衡、地位不平等被劫掠新大陸獲得的巨額財富放大了。然而，最貧窮的白人農民也比原住民富有。殖民者及王室官員把原住民和後來輸入的黑人奴隸組織起來，形成一支勞動力，供殖民主義者役使，他們採掘礦產資源，或收割用於出口的蔗糖和煙草等經濟作物。然而阿茲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朝貢體系與西班牙殖民制度之間有一些相似之處，征服之後發展起來的社會和經濟體制是最重要的一點。在這種社會和經濟體制下，一小撮兒歐洲精英擁有權力，並冷酷無情地對比他們龐大得多的將近兩千萬無自由的原住民和移民行使權力。逐漸地，領取實物報酬的勞動者的需求被領取工資和簽訂契約的勞動者所取代，前者經常受驅使從事勞作，至死方休，對後者而言，儘管由西班牙領主和奴隸主制定的條款是嚴厲的，領主和奴隸主的行為也經常超出條款規定內容，但較以前畢竟有所改善。原住民人口迅速下降，原因是疾病、飢餓、過於繁重的工作和非人道待遇的重創，但是來自非洲以及葡屬巴西的奴隸補充了這一人口損失。
西班牙征服阿茲特克
西班牙很早就開始在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建立商業據點，進行殖民活動。1518年，西班牙殖民者聽聞美洲內陸有一個遍佈黃金的阿茲特克帝國，便組織一支遠征軍入侵了這個古老的印第安文明。
印度洋上的葡萄牙帝國
學者們將葡萄牙海軍擴張的源起追溯到了13至14世紀，此時正值穆斯林勢力在伊比利亞半島大幅衰退、在摩洛哥沿岸逐漸式微。到1400年為止，冒險越過直布羅陀海峽的意大利和加泰羅尼亞海軍對西北非海岸線已有深刻瞭解。1415年，葡萄牙佔領了摩洛哥的休達港（Ceuta），這個港口就坐落在直布羅陀海峽內。此後葡萄牙在摩洛哥境內相繼建立多處沿海貿易港口，這開創了葡萄牙與非洲的長久聯繫。摩洛哥本是地中海周邊廣闊的伊斯蘭世界中的一部分，但由於葡萄牙人與穆斯林在黃金和奴隸貿易上的利益衝突問題，最終葡萄牙人決定將穆斯林勢力趕出北非。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終於實現了這一目標。當時出於經濟和政治原因，葡萄牙帝國對其他地區也產生了興趣。受到國王若昂一世（King Joao I，1357——1433）和他的兒子「航海家亨利」的影響，葡萄牙人前往亞速爾群島、佛得角群島、馬德拉群島和西非海岸進行航海探險。亨利的政治目標與商人的商業願望達成一致，他們都想瓦解穆斯林貿易並直接進入盛產黃金和奴隸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
截至15世紀末，大西洋和非洲西海岸都有了葡萄牙貿易據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幾內亞灣的埃爾米納城堡（Elmina）。1481年，葡萄牙人在這裡修建了貿易基地。這裡提供非洲國家和部落的奴隸，以及用黃金來換取包括紡織品在內的歐洲商品。到16世紀末，葡萄牙人的興趣從黃金轉移到（男性）奴隸身上，運奴船渡過大西洋將這些奴隸運到加勒比海和巴西。葡萄牙人在1473年發現了聖多美島（Sao Tome），隨即就在這個地方發展了早期「殖民工廠」生產模式，他們使用奴隸種植蔗糖、操作磨坊。在這些地區，奴隸暴亂十分常見，由於非洲很多國家相對複雜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所以它們反對葡萄牙人的統治。當時，很多其他歐洲國家也覬覦這個地區。15世紀70年代，西班牙派遣貿易船隊來到貝寧（Benin）海岸，但是到了16、17世紀，荷蘭取得了葡萄牙在非洲的大多數財富。這些情況促使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1481——1495年在位）尋找機會繼續向南開拓，同時他也希望向東方拓展。若昂二世帶領海軍沿非洲海岸向更深處探索，並到達了非洲南端和印度洋。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在1487至1488年到達了大魚河（the Great Fish River）沿岸，只是船員發生叛亂他才決定返航。
迪亞士將其返回大西洋時途經的海岬命名為好望角，因為它讓人們看到了找到印度航線的希望。但是葡萄牙遇到了巨大的挑戰，因為它不得不與它的鄰居西班牙爭奪西部的新勢力範圍。新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1495——1521年在位）派遣達·伽馬艦隊到東方尋找信仰基督教的君主（Christian monarch），並努力將葡萄牙打造成為與東方進行貿易的中心（參見文前第一幅地圖）。
達·伽馬的王室船隊受到了東非沿岸國家的熱烈歡迎。但是達·伽馬與莫桑比克當局起了衝突，並且在不知道如何到達印度的情況下被趕出蒙巴薩（Mombasa）。然而，他卻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到達馬林迪，當地首領看出了與葡萄牙聯手抵抗其敵國的潛在可能。在那裡，達·伽馬在經驗豐富的印度洋航海家伊本·馬吉德（Ibn Majid）的帶領下穿越印度洋。到達卡利卡特（Calicut）後，葡萄牙船隊受到了熱情款待。儘管達·伽馬沒有什麼可以作為交換的商品，但是當達·伽馬將葡萄牙國王的親筆介紹信呈獻給卡利卡特首領後，他還是得到了大量的印度香料。達·伽馬天生就是一個好士兵而非優秀的外交家，他與印度人的關係多次陷入危機。總體而言，達·伽馬的船隊給這個地區主要的海上伊斯蘭國家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不久之後，印度人所擔心的事情終於還是來臨了，人們馬上感受到了歐洲商人侵略和貪婪的本性。歐洲的商人們控制了從非洲東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很多港口。雖然在多處反抗勢力存在的情況下佔領蒙巴薩港口並非易事，但是歐洲商人還是在1505年得逞了，並將其作為軍事和商業探險的重要基地。
1505年葡萄牙王室正式建立印度諸邦與聯邦屬地，旨在專門為葡萄牙戲劇性地入侵印度洋地區提供政治框架。與此對應的商業機構是印度之家，這個機構的主要目標是操控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特別是在16世紀佔整個香料貿易量四分之三的胡椒貿易。胡椒的主要生產地是印度洋的馬拉巴爾海岸。早期葡萄牙公司試圖切斷主要受穆斯林海員長期控制的紅海航線，從而掠奪加泰羅尼亞、威尼斯、亞歷山大以及擁有主要產品供應資源的黎凡特等地的商人。「印度之家」打算在他們的殖民地實施皇家貿易壟斷。基於此目的，1513年葡萄牙進攻了位於紅海入海口的亞丁灣，亞丁灣人民進行了頑強抵抗。最終奧斯曼帝國粉碎了葡萄牙人的整個計劃，因為前者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條舊有航線。緊接著，葡萄牙取道蘇伊士灣，但由於海軍力量所限，並沒有攻下地域如此廣闊的帝國。然而，葡萄牙成功地征服並操控了當地一些重要的貨棧（entrepot）。他們還佔領了一些重要的港口，1503年佔領科欽（Cochin），1510年佔領果阿，1515年佔領霍爾木茲。果阿的葡萄牙人搶奪了霍諾瓦蘇丹國（Sultanate of Honovar）向印度南部的印度毗奢耶那伽羅王朝（Hindu Vijayanagara）貴族提供亞洲馬匹的生意。為了確保他們的商業利益不受南部馬拉巴爾海岸的穆斯林港口的競爭，他們維繫了與毗奢耶那伽羅王朝的合理關係，其中一些港口有很小的海軍勢力。
達·伽馬抵達印度
1498年，在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支持下，達·伽馬的船隊抵達了印度土邦卡利卡特，他提出在葡萄牙和印度之間建立一條直接的香料貿易通道。曼努埃爾一世由此自稱為「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航海、遠征與商業之王」以及「香料貿易之王」。
16世紀早期，葡萄牙的主要優勢就是他們強大的海軍裝備和技術。當然，這些都要依靠配備加農炮的遠程輪船等武器裝備和強勢侵略性的突襲戰術。雖然葡萄牙人一般不會在意如何對他們入侵的地區使用紛繁複雜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但是他們懂得分而治之。古吉拉特邦反對歐洲入侵者的勢力暫時聯合起來組成了「所有穆斯林的聯盟」（League of all the Muslims）。但這個聯合艦隊組織鬆散，結果在1509年坎貝灣海域的第烏海戰中被一舉擊潰。無奈之下，古吉拉特邦蘇丹國的統治者只能與入侵者在第烏達成妥協。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控制下的其他港口也都妥協了，並被迫同意葡萄牙人徵收通行稅、港口關稅和以護航或不受葡萄牙艦隊干涉為名的保護費。如果拒絕合作，就意味著默許葡萄牙船隊入侵港口、劫掠商人。科欽聯合葡萄牙攻打葡萄牙的北方敵人卡利卡特，並於1513年戰勝卡利卡特。與其受害者相比，葡萄牙人的優勢在於一致和連貫的政治目標，以及印度公司背後王室的支持。
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成功建立了幾個主要商業聚點，但他們卻無法征服位於東海岸的戈爾康達（Goloconda）和卡納蒂克（Carnatic）的穆斯林商人勢力。他們也無法侵佔默蘇利珀德姆（Masulipatnam）水手控制下的東南亞貿易，該地區成為莫臥兒帝國德干地區的主要港口。16世紀中期，莫臥兒帝國出現於印度。帝國的主要建立者是莫臥兒王朝第一位君主巴布爾（Babur）的孫子阿克巴（Akbar）。阿克巴本人並不是印度人，但是他與拉傑普特（Rajput）王宮的聯姻政策塑造了一個與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的文化十分相近的王朝。在阿克巴（Akbar）子孫後代的維護下，莫臥兒王朝穩步成長。到17世紀末，莫臥兒王朝直接或間接地統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區。儘管如此，位於印度南部到中部的馬拉塔帝國（Hindu Maratha Confederacy）的崛起導致了莫臥兒王朝的瓦解，這也促使印度南部、東部沿海以及恆河流域半獨立國家的興起。此後，歐洲的侵略者也不斷削弱莫臥兒帝國的勢力。
印度諸邦和聯邦屬地（Estado da India）的早期目標就是繼續擴充領土，要越過印度次大陸直抵香料群島和其他傳說中的東部富庶島嶼。1508年首支葡萄牙艦隊來到馬六甲，1511年殘酷的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領葡萄牙皇家海軍佔領了馬六甲，這個印度洋地區香料貿易網中的重要港口。馬六甲的穆斯林首領被迫流亡，並在馬來半島南端建立了柔佛蘇丹（Johore）王朝，這成為馬六甲的政治和商業重鎮。
葡萄牙商業據點
1560年，葡萄牙殖民者侵佔了位於印度西海岸的果阿——達曼——第烏島，將其作為殖民和商業據點。直到17、18世紀，葡萄牙殖民者一直控制著這些地區。
與近鄰西班牙在帝國事業和商業上的競爭，為葡萄牙平添了探索東南亞可能性的一定程度的緊迫感。生產香料的島嶼特爾納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捲入了一場戰爭，在伊比利亞衝突的重壓下，當地人已無暇顧及其內部爭端。1529年西班牙退出，至此葡萄牙完全掌控這一地區，那是西班牙曾肆無忌憚實施壓迫並激起憤恨的地方。在接下來的50年時間裡，蒂多雷的作用僅限於一個貯藏和輸送馬魯古（Moluccan）群島丁香和肉豆蔻的牢固倉庫。葡萄牙對蒂多雷、安汶島（Amboina）和班達群島（Banda Islands）的佔領得到了當地穆斯林首領的默許。但是在1575年，同樣是這些穆斯林統治者把愈發不受歡迎的葡萄牙人驅逐出了特爾納特。
值得一提的是，受葡萄牙經濟影響最大的還是遠東地區。中國政府的確考慮過將葡萄牙人驅逐出馬六甲，因為他們認為馬六甲地區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1516年，首位葡萄牙人來到珠江口，就此開啟了他們在中國南方既盈利又和平的商業探險。葡萄牙人企圖建立防禦工事並實施海上貿易壟斷，但這遭到了中國海軍勢力和政府官員的堅決反對，並促使官方於1521年禁止中國商人與葡萄牙貿易。然而，兩個國家中唯利是圖的商人經常違反這一規定，他們在小港口或者遠離政府監督機構的小島上進行交易活動。16世紀中葉，中國政府對國內商人的海外貿易態度發生了轉變。自1567年開始，中國政府允許兩國間少量的商業往來。在中國禁海政策的壓力下，人們想在公海造船並非易事，因此外國海員就佔據了優勢。此後，葡萄牙人通過其於1557年建立的澳門小島重新開展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澳門就坐落在珠江口。他們從馬六甲進口象牙、檀木和秘魯白銀，出口絲綢、制陶術、中國銅、汞和樟腦。中國是15世紀才引進銀幣的，來自日本的白銀得到了來自新大陸的西班牙銀塊的補給。1571年以來，西班牙人都是通過馬尼拉與中國進行貿易。他們給中國帶來墨西哥和秘魯白銀，從中國帶走絲綢、香料和陶瓷。
在1542至1543年間，葡萄牙人發現了去往日本的路線，其實他們原本的目的地是中國，但是颱風把他們的船隊吹向了日本。到了日本後，他們發現日本人很隨和。於是，他們開闢了從澳門到長崎的新航線，這條航線令裝滿中國商品的葡萄牙船隊獲利豐厚。1641年荷蘭奪取了馬六甲，此後澳門商人就將他們的商業目標轉向了菲律賓群島，澳門商人將絲綢賣給西班牙人，然後西班牙商人再將這些絲綢出口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
雖然葡萄牙人對財富和大宗貿易懷著無限的渴望，但一些商人的商業追求中也摻雜了宗教熱忱，所以他們並非單純的帝國主義者。對於一些人來說，主導印度洋地區貿易的渴望，是與反對穆斯林的情感和對抗其他基督徒的行為相互交織的。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和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就是典型的好戰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希望建立廣闊的葡萄牙海上帝國，從而實現在中央政權控制下壟斷海上貿易的夢想。然而，也有敢於反對暴虐的帝國主義行徑的葡萄牙商人，他們希望啟用完善的法律制度使葡萄牙人與非基督徒進行平等貿易，而非通過使用武力來征服和控制對手的貿易網。
《南蠻屏風》與日本的葡萄牙商人
這幅南蠻渡來圖取自日本安土桃山時代的畫作《南蠻屏風》，描繪了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葡萄牙商人前往日本進行貿易的生動場景。
《坎迪諾世界地圖》
這幅世界地圖展示了葡萄牙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認識的東西方世界，圖中精確描繪了印度洋的非洲海岸，印度半島的輪廓也首次被描繪出來。遍佈非洲、美洲、印度半島的紅框藍心旗幟代表著葡萄牙的勢力範圍。縱貫大西洋和南美洲的一條較粗的藍線，則是葡萄牙與西班牙劃分東西方世界的「教皇子午線」。
近代以來有學者提出，儘管葡萄牙人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但是他們並沒有完全破壞印度洋地區的貿易活力。葡萄牙人的確成為海上貿易中的佼佼者，但與其完全控制這片海域的目標還是相距甚遠。後來在當地勢力的反抗、競爭以及強大歐洲競爭者帶來的壓力下，葡萄牙勢力在印度洋地區漸漸消失了。最終，葡萄牙人以合夥人的身份參與了印度洋的海上貿易活動，雖然相當暴力且意想不到。
葡萄牙王室壟斷東方貿易的美夢終結了，之後他們不得不允許私營貿易的發展。這一政策的實行不僅減少了葡萄牙王室在東方的貿易收入，而且還刺激了大量歐洲競爭者湧入該地區。隨著實力的增強，這些競爭者與葡萄牙商人的關係由合作走向競爭乃至衝突。
為了增加貿易量，葡萄牙人將一些技術經驗分享給中國和日本海員，這對中國人和日本人來講是很有益處的。從長遠角度來看，葡萄牙人缺乏擊敗對手的人力和經濟資源。不僅美洲和非洲的發展消解了他們的實力，而且歐洲和非歐洲的競爭對手也組成聯盟對抗葡萄牙人。例如，歐洲商船經常造訪蘇門答臘島北部亞齊（Achin）的胡椒生產區，此地位於有利的海灣地帶，是香料和黃金貿易的中心位置，法國、荷蘭和英國軍隊幾經嘗試，都沒能佔領這一地區。亞齊的海上貿易者通常都會載著貨物直接來到紅海港口，避免遇到更靠北的和波斯灣航線上巡航的葡萄牙船隻。1641年，胡椒產區的人們協助馬六甲人將葡萄牙人驅逐出境。奧斯曼帝國在土耳其和近東地區的崛起及薩法維帝國（1501——1736）在波斯的崛起，與葡萄牙人對印度洋地區產生興趣幾乎同時發生。這不僅僅是巧合。這兩股強大的穆斯林勢力控制了波斯灣和紅海的內陸重要地區，此外他們還限制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歐洲人的活動範圍，並主導了這些地區的貿易網。1622年，阿拔斯一世（1571——1629）和他的英國盟友的艦隊將葡萄牙人驅逐出霍爾木茲地區。1698年，葡萄牙人最終被阿曼伊瑪目的海軍勢力驅逐出蒙巴薩島。
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
起初，英國、法國和荷蘭是通過加的斯（Cadiz）和里斯本繁榮的大西洋港口獲取非洲、亞洲和美洲貨物的。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和政治鬥爭所導致的後果是，歐洲人無法進入這些港口也無法獲取盈利的貨物。在跨海貿易遭遇排斥的情況下，他們鋌而走險成為海盜或者從事相關活動（國家支持海盜活動），他們還試圖建立與印度洋和美洲地區的直接貿易聯繫。像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這樣的海員，他們為商人的私營公司開啟探險活動。為了購買和裝配去往美洲和東方進行襲擊和貿易活動的船隻，這些商人投入大量資源。隨著這些海上冒險活動的開展，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性質發生了轉變。歐洲商船和戰艦在東方海域的結合讓人望而生畏。
為了到東印度尋找商業機會，荷蘭共和國於1602年建立聯合東印度公司，後簡稱荷蘭東印度公司。有趣的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他們與西班牙君主國長期的爭鬥，因為這使荷蘭建立了一支實力雄厚的商人艦隊。17世紀初，尼德蘭是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要商業夥伴，尼德蘭為這些地區提供食物、衣服、原材料和包括武器在內的大量製造業產品。荷蘭人是公海海域的優秀海員，這得益於他們習慣操縱大噸位的貨船，在波羅的海、北海和大西洋海域內運載包括酒、衣服、木材和食鹽等在內的貨物。1600年，英國在倫敦建立了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相比，它的資源和船隻數量都相對較少，但是同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它也利用競拍機制來增加利潤，並將貿易貨物種類從香料擴充至絲織品和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舶速度更快，這為他們爭取了更多的貿易時間。不僅如此，英國船隻在裝備上也更勝荷蘭一籌。
荷蘭東印度公司
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的「工廠」。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接踵而至的荷蘭和英國，佔領了全球重要的貿易口岸。控制全球貿易網絡為歐洲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商業財富，同時也帶來了大量嶄新的關於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會習俗的信息。
荷蘭東印度公司印度洋貿易網建立之初就具有侵略性。荷蘭人與柔佛人和坎蒂人[1]這樣的葡萄牙敵人聯合起來，將葡萄牙人驅逐出馬六甲和錫蘭地區。此外荷蘭人還掠奪武裝力量薄弱的地區，例如爪哇島。荷蘭人將他們主要的東南亞基地建在了雅加達（曾叫巴達維亞）。為了更好地掌控殖民地，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都在當地建立了軍事基地。他們控制了這個地區之外的很多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港口。為了保障對中國和日本日益增加的貿易的主導地位，荷蘭東印度公司將很大一部分資源都集中在東南亞和遠東地區。在17世紀，他們的戰略重點逐漸從控制貿易轉移到控制生產中心上，特別是錫蘭、馬拉巴爾海岸和馬魯古群島的胡椒和香料產地。而英國則在孟買、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都有基地，此外還控制了阿拉伯海的大部分地區。
荷蘭和英國起初是盟友，但是不久，隨著英國被迫退出香料貿易，並失去一些海外基地後，這種聯盟關係就破裂了。後來競爭升級為衝突，17至18世紀歐洲戰爭頻繁爆發，導致主要海上霸權國家地位大洗牌，英國排在了西班牙、葡萄牙聯盟之後，而荷蘭則排在法國之後。與此同時，印度洋地區傳統貿易網的內聚力破裂了。由於這些戰爭，歐洲國家間的政治和商業利益交織在一起。漸漸地，英國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的陸上和海上勢力，使得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他殖民地代理機構都將更多的地區納入不斷擴大的海上帝國。
大不列顛海上帝國
很多英國人會以他們祖先在印度次大陸取得的霸權為傲，對此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即印度滿足了英帝國的貪慾。例如，18世紀英國為得到印度紡織品所主導的變化，對孟加拉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英國的家庭手工業者施壓禁止進口印花棉布，於是英國人將目光轉向了白布，更何況從孟加拉國獲取白布然後運往英國進行加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結果，英國船隻頻繁往來於兩國間，英國和孟加拉國的棉布貿易量直線上升，但同時英國也開始干涉孟加拉國的經濟和政治活動。在這種經濟影響的長期作用下，孟加拉人愈加依賴他們靠出口棉織品賺取的收入。工業革命爆發後，隨著生產和運輸技術的進步，英國棉花生產佔據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孟加拉國的工業則崩潰了，孟加拉國人民不得不回歸農業。孟加拉人反對莫臥兒帝國的活動產生了政治影響，他們不僅加強其首領的地位，而且還允許英國東印度公司作為一支獨立軍事力量進駐孟加拉國。1757年，克萊武帶領英國東印度公司成功佔領了孟加拉國，並接管該國的行政和稅收工作。這些經濟收入使英國東印度公司征服更多的印度領土、購買中國茶葉，最終掠走印度白銀。
或許英國東印度公司把印度當成商品生產國，但是，就對工業革命的影響來說，財富從印度流入私營資本主義商人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對工業革命產生了推動作用，不過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於英國在18世紀建立的廣闊的貿易網。為了提高生產，這個貿易網為出口貿易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如果只關注國內市場，那麼商品生產的規模就會相對變小。英國東印度公司取代了莫臥兒帝國和當地首領等封建統治者，並將農民、藝術家和商人群體貢奉的貢品送往國外。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下，英國海軍和陸軍戰鬥力頑強、將領指揮有力，這將使他們能夠瓦解印度首領和其他歐洲勢力的反攻。法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761年被驅逐出印度南部地區的。英國商船隊是對印度剝削最嚴重的勢力之一。英國海軍利用兵力和技術優勢征服並統治印度，然後從印度為英國謀取利益。工業革命不斷改善著英國的商品生產能力和財政水平，同時印度和其他帝國財富為他們需要出口的物品提供了市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隊和其他設備則為這些物品提供了有效的運輸。
普拉西戰役
1757年，克萊武率領不到3 000人擊潰了孟加拉國的7萬大軍，將孟加拉國變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範圍，這場戰役為英國將印度變為它的殖民地鋪平了道路。
為了搾取印度農民的經濟收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引入合同來實現這一目的。1793年孟加拉的《永久居留法》頒布，法律否認農民是國家的居民，規定他們要繳納固定的契約金，而非變動的稅金。基於此機制，印度財政收入大幅提高，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這些白銀全部轉移到了英國本土。不斷強化的英國統治最終導致了19世紀早期印度經濟的蕭條。歷史學家迪特瑪爾·羅特蒙特（Dietmar Rothermund）這樣概括英國和印度的關係：「作為一個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的資本主義企業，東印度公司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生長在腐朽的封建軍事政權統治下的農業國中的寄生蟲。」[2]
自1813年起，東印度公司不再從事貿易壟斷活動，1833年之後，這個公司的貿易活動也終止了，此後公司變賣了靛藍和絲綢生意，只專注於管理部分帝國政務。可悲的是，就19世紀早期來說，印度貨物出口到英國和中國的數量相當可觀，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卻將大部分利潤帶回了倫敦，以至於印度經濟水平並沒有獲得相應的提高。
另外一個英國剝削其殖民地的例子與印度鐵路有關。英國交通史學家會說，英國公司修建和裝備的印度鐵路對於英國工程學和企業家精神來說是一個贈禮；然而印度的經濟史學家會辯駁這是英國在海外殖民地的貪婪和利己主義的證明。19世紀50年代，鐵路正以驚人的速度修建。然而當時工業化程度仍相對較低，直到1858年對印度的直接統治仍沒有清除英國佔領時的寄生本質。達爾豪西伯爵（Lord Dalhousie）是英國的鐵路擴張主義者，在他的推動下，印度在實現政治上的統一之後，其鐵路運輸系統更加完善了。截至1900年，鐵軌覆蓋長度已經達到25 000英里。事實上，雖然在1865年印度鐵路火車的製造業已經啟動，但是較之從英國進口機器和鐵軌，自己製造的成本價錢要高一些。因此在1865至1941年間，印度國內只建造了700輛火車，但隨著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印度從英國進口了12 000輛火車。此外，英國之所以為這項事業投資，是因為對其5%的利潤感興趣，這個利潤全部來源於印度的納稅者。進入20世紀，印度的民族主義者批評了英國將資金投入到鐵路而非擁有大量農業人口的灌溉事業上的行為，灌溉事業將給大量的農業人口帶來收益。至此，有人可能會說，英國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早期就已為自己將來的衰退埋下了禍根。將印度公司納入到英國的法律體系中，這需要咨詢有實力的印度律師，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就是其中之一。通過鐵路，人們能夠到不同的地方參與政治活動，並且通過報紙的廣泛流通，人們的民族意識和政治意識也提高了。1750至1947年間，英國在其他地區的人們眼中就是海上寄生帝國。英國通過海上貿易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其後又通過海軍和海上貿易資源不斷剝削印度。印度洋和一些此前相互孤立的地區都陷入這張廣泛的政治、經濟網絡中，這張網幾乎囊括全球，在其中發生的任何危機均會影響所有個體，並造成世界性的戰爭和全球經濟蕭條。
大英帝國
19世紀大英帝國達到鼎盛時期，皇家海軍控制著連接各個大陸的海上交通生命線。當時英國人這樣描述帝國的輝煌景象：「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是我們的牧場，秘魯是我們的銀礦，南非和澳大利亞是我們的金礦，印度和中國是我們的茶葉種植園，東印度群島是我們的甘蔗、咖啡、香料種植園，美國南部是我們的棉花種植園。」
[1] 坎蒂人（Cantii），指今倫敦東南肯特地區，以坎特伯雷為主要居住地的英國人。——譯者注
[2] Rothermund, Dietma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from Pre-colonial Times to 1991 , Routledge, London, 1993,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