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可以被定義為「任何具有交換性質的商品或財富的轉移」。長途貿易並非人類社會必要或固有的功能，但是它卻成為整個城市化歷史長河中最為普遍的現象。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首次冒險航海的目的是從海洋中獲取食物，比如各種魚類或哺乳動物等。因此，最早的海上貿易是以物易物，捕魚共同體用海產品來交換糧食、衣服和工具等。通過長途海上貿易建立的聯繫是經濟文化交流過程的關鍵因素，而這種交流塑造了地中海地區、近東和中東地區、印度洋地區以及遠東地區各具特色的文明模式。
正是在包括尼羅河河谷、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甚至印度河河谷的「肥沃新月」地帶，早期城市文明的興起促進了海上和陸地貿易的發展。到公元前第四個千年後期和公元前第三個千年早期，精細的農業技術和組織使這些地區的社會逐漸複雜繁榮起來。隨著手工匠、商人、航海家、士兵、傳教士、執政官與統治者的功能專業化，他們便從初級農業生產者中分離出來，社會分化與等級體系開始產生。這些集團認識到，錯綜複雜的陸地和海上貿易網絡的發展能為近東和印度的城市、宮殿和神廟的消費階級提供豐富多樣、質量更好的原料或手工業品。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大大小小的王國和帝國開始形成。中國也出現了與之相類似的發展，但這種發展的動力來自江河貿易而非海上貿易。
早期海上貿易
文明誕生最初，非洲地區、地中海地區、兩河流域地區已經開始了海上貿易。他們交換的商品以生活必需品為主，如糧食、木材、家畜，偶爾也有比較精緻的裝飾品、珠寶或者瓷器。圖中展示的是腓尼基、埃及、迦太基、古羅馬的手工藝品。
幾千年前，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家畜、奴隸，以及更精緻一些的物品如香水、香料、貴金屬和紡織品貿易在古代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地方性或區域性層面上進行。有些商品廣受歡迎，由於可以通過海上貿易獲得，它們的價格根本不與實際價值掛鉤。幾個世紀以來，玻璃珠是南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出口的一種重要商品。馬爾代夫群島的瑪瑙貝殼則更受歡迎。它們被用作裝飾品、身份的標誌和多子多孫的象徵，以及從中非到中國等國家的貨幣形式。
古代地中海地區的海上貿易
得益於越來越多的官方和私人書面記錄、碑文以及文學作品，我們可以清晰地瞭解到地中海地區從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末期開始形成的海上貿易模式。一般來說，從公元前1500年開始，來自腓尼基城邦的商人和黎凡特海岸的商人開始成為海上貿易最重要的一個群體。地中海地區都受到周圍更大的城邦的支持或某種程度上的控制。埃及控制南部，赫梯人控制北部，亞述人、巴比倫人和波斯人控制東部。他們都需要當地有用的原材料如木材、亞麻和本地手工製品，尤其是傢俱、金屬器皿和昂貴精美的服飾以及跨過地中海才能夠得到的東西。這些需求不僅促進了商品貿易這一形式的出現，還構成了一種朝貢體系。尤其是在強大的新亞述人和波斯帝國控制近東地區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間。沿海城市如提爾、西頓、比布魯斯和烏加裡特則是手工匠和商人的聚集地，他們還向近東地區的寺廟和宮廷提供所需的商品和奢侈品。黎凡特海港被一些中間商佔據，他們的航海活動成為社會與宗教之間，商業與文化交流之間的潤滑劑。雖然腓尼基人與他們北方和南方的鄰國從未形成一個完全統一的黎凡特城邦，但他們是幾個城市的集合，並與周邊形成緊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聯。他們將海上貿易視為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政治相對獨立。這些商人組成若干群體，他們的交易並沒有受到城邦統治者過多的限制。商人們可以通過對港口的商品收稅來積累財富，但他們的政治權力依附於通過海上貿易所發展的那些重要顧客，即大型集權式國家。
公元前1100年左右，著名的埃及僧侶溫納蒙的旅行故事使我們洞察了地中海貿易的本質。溫納蒙從自己的故鄉底比斯出發，去購買用來祭祀阿蒙神的木材原料。他先抵達坦尼斯，再從這裡前往比布魯斯，但是當他經過多珥時，遇到了臭名昭著的海盜提科斯的襲擊，提科斯搶走了用來交易木材的貴金屬。在西頓，他雖然從提科斯手中搶回了一部分珠寶，但並不能滿足交易木材所需的數量。於是他不得不求助自己的僱主，要求再派人送些黃金、銀器、亞麻製品、墊子、牛皮、小扁豆和魚。這些由奢侈品和食品組成的物品基本上代表了埃及和腓尼基之間貿易的主要商品，比布魯斯的商人可以將商品留下來供自己使用，也可以用來出售和贈予。
黎凡特商人的成功與文化影響的擴大得益於他們強大鄰國的擴張。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對他們供應商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元前8世紀，腓尼基的海上貿易規模超越了東地中海，並在西班牙、撒丁群島、西西里以及北非海岸建立數不清的定居點。其中，位於突尼斯海岸的迦太基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城邦，它的發展被視為黎凡特文化的先驅，在與當地居民的往來中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國家的建立、複雜社會的等級區分以及商業的發展。希臘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字，此外還可能存在很多與腓尼基人交往的早期的政治經濟機構。他們相應地也被視為在意大利城市文明發展中，以及古代文明最為富有和強大的國家羅馬的崛起過程中貢獻最多的群體。
古代地中海地區的海上貿易
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已經航行至地中海東岸、紅海甚至亞丁灣，與當地人展開商品交換。埃及盛產金礦，他們用金子或者木材、糧食、牛換取藥材、紡織品和珠寶。
希臘和羅馬
希臘人從青銅時代起就開始了跨地中海的貿易活動。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臘的貿易規模極速下降，原因在於希臘進入了學者們所說的「黑暗時代」，在公元前8世紀時才開始復興。此時的希臘商人開始同周邊的腓尼基人、敘利亞人、伊特魯裡亞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如敘利亞沿岸的米納和那不勒斯灣的伊斯基亞等進行貿易往來。希臘在地中海貿易復興的一個原因是很多類似於黎凡特那樣的小而獨立的城邦的發展。這些城邦之間在海上進行自由貿易，交易的商品可以在數量眾多的天然的小的海灣和水灣間輕鬆轉換。
大量的考古發現如手繪的花瓶、雙耳瓶等瓷器殘片證實了希臘和羅馬的貿易。這些瓷器代表了那些來自羅馬或希臘的商人，或者與希臘人和羅馬人有貿易往來的人。並不能說這些瓷器就是貿易的主要商品。它們也許就是普通的盛酒或魚醬的容器，或者是那些價值一般的，同奢侈品一起運送，作為壓艙物的彩陶。
一些地方因某種商品而聞名，如埃及的玻璃、科斯島的紡織品、雅典的橄欖油、黑海的魚以及西西里的糧食作物。專業市場湧現出來，或者因為靠近貿易路線以及貨源地與集散地，或者由於一些有利的政治條件。因此，科林斯很早以前就成為整個陸地與海岸貿易的中心。希臘的羅德島，位於黎凡特和愛琴海之間，毗鄰埃及，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而發展起來，後來成為愛琴海地區一個重要的糧食市場。公元前166年以後，提洛島成為一個自由港口，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奴隸貿易中心。亞歷山大裡亞在托勒密王朝和羅馬帝國統治時變得繁榮起來，成為一個連接印度洋、亞洲和地中海的貿易中心。
米諾斯文明時期的希臘
希臘人也是最早孕育海洋文明的民族之一，他們是天生的海員和商人。早在米諾斯文明時期，希臘人就已經航行至西西里、敘利亞甚至黑海沿岸，與當地人進行貿易往來。
不管是通過戰爭、走私、非互惠性的禮物贈予，還是通過進貢，這些商品與奴隸的非交易式流動也同樣是古代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海軍與海盜可能會偶爾干擾地中海的海運貿易，但他們很少造成長期的破壞。此外，這些地區的居民也沒有興趣阻止商人們在城市之間運送他們的貨物。戰俘或是海盜俘虜都是希臘和羅馬奴隸貿易的交易對象。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羅馬人從西西里島和非洲獲得了大量進貢的糧食。儘管如此，古代地中海的經濟特徵體現在海上貿易十分發達，尤其是在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它是古典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海岸城市都建有碼頭設施，包括倉庫和為商人和治安官設置的辦公室。在大城市，也可能有專業化的市場，例如雅典的水產市場或者是亞歷山大港的奴隸市場。羅馬人可謂是偉大的土木工程師，他們創造了許多實用且美觀的建築。他們甚至建造了混凝土結構的城市水渠設施，這使得大規模的商業港口得以產生，例如利比亞海岸的大萊普提斯、巴勒斯坦和奧斯蒂亞的凱薩裡亞，以及位於台伯河口處的羅馬港。海上大宗貨物的自由流通使大城市的規模迅速擴增，需要建立一支25萬人的常備軍，而後者反過來又促進了前者的發展。公元1世紀到4世紀，羅馬大概有100萬居民。然而，其本身的農業糧食產量尚不能滿足這些人口的需求，因此商人從海上運回來自西班牙、非洲、法國、撒丁島和西西里島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區的糧食、葡萄酒等商品。
古羅馬城市鳥瞰圖
這幅羅馬城鳥瞰圖選自1572年格奧爾格·布勞繪製、霍根伯格刻印的《寰宇城市志》，它還原了羅馬的城市形態，圖中可以清楚看到沿台伯河修建的港口城市和高架引水渠設施。
小規模的長距離貿易由職業商人操控，他們要麼從生產者那裡直接用錢或者物品進行購買，要麼從其他商人手中購買，然後再賣給消費者，之後獲得現金或實物。這樣的貿易大部分都是投機性的，為了賣掉自己的商品，商人們可能不得不去很多地方。在文學作品中，這種類型的商人都是有些經濟實力的自由人，來往於各個市場之間，購買與出售不同數量的商品。他或許也有自己的船隻，但是大部分商人則與船主形成了一種暫時的合作關係。希臘人和羅馬人都對商人持有強烈的社會偏見，在他們看來，商人在社會層面和道德層面都不如地主。通過限制元老院議員所擁有的船隻的大小，羅馬人試圖立法限制貴族從事海上貿易。雖然這樣的法律看起來旨在維護占統治地位的貴族的形象，因為他們的地位要優於商人，但事實上，羅馬帝國富有的地主們大量參與海上貿易。羅馬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出於宗教和社會目的形成了一個聯合體，意識到海上貿易重要性的帝國當局鼓勵他們將產業和生意傳給繼承人。
在古代地中海的許多地方，女人參與貿易活動往往受到法律或習俗的限制，在沒有男人管理的情況下，她們無法獨自進行大規模貿易。她們通常交易一些適合女性的商品，比如食物、小件衣物，尤其是香水。在一些文字資料中偶爾也可以發現婦女從事規模較大的貿易，通常是通過代理商進行，尤其是公元前3世紀以後，此時更多的婦女開始獲得經濟獨立，隨後便從事一些貿易活動。
奴隸與享有市民權的人也經常性地參與到海運貿易中來，既作為自由人的助手，也作為半自由機構。古希臘法庭演說中的一些最著名的貿易爭端就包含奴隸和曾經的奴隸。羅馬解放了相當多的奴隸，其中一些人後來通過商業貿易積累了財富。在阿比特·彼得羅紐斯的早期古代小說中，虛構了一個名叫特裡馬喬的自由奴隸，繼承了他前任主人的財產後從事海上貿易活動：
長話短說，我建造了5條船，搞到了一船葡萄酒。當時，這可是非常貴重的。我把它們運到了羅馬。然而有一天，我們遭遇了海神的襲擊。船都被毀了。你也許會認為我在騙你。但這是真的，並不是我編出來的。我因此沮喪了嗎？沒有，我向你保證。我全當什麼也沒有損失。我又建造了一些更大更好的船，獲得了更大的成功，所有人都稱讚我的勇敢。你知道，一條大船的後勁是很大的。我再次運送了葡萄酒、燻肉、豆子、巴布亞香水和奴隸……有一次我掙到了1 000萬。我立即買下了我主顧的資產。我建了房子，買了奴隸和家畜；不管怎樣，我覺得自己過得很滋潤。[1]
特裡馬喬的故事固然有為了文學效果而誇大的成分，但卻十分生動地表現出了個別商人所要面對的風險刺激和潛在收益。透過那些設備裝置、廢棄的倉庫和破舊的商船遺跡，可以看出羅馬帝國（公元前31——公元400年）時期，海上貿易在某些方面的規模要更大。大量糧食、葡萄酒、橄欖油和其他產品通過往來於產地和銷售地之間的商船進行流通，同時面向城邦和私人顧客。
羅馬商船及其海上貿易
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是當時西方世界空前強大的國家，它憑借自身實力發展海上貿易，建造了技術先進的「考貝塔」商用貨船，這些商船一度遍及高盧、黑海、埃及、中東甚至亞洲地區。
一般來說，上面所描述的海上貿易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可見到。城邦的日趨強大與穩定，持久而複雜的經濟體系的形成都促進了海上及陸上貿易的發展。到公元1世紀中期，我們所說的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通過廣泛的貿易網絡聯繫在一起，其中有很多是通過海運貿易。雖然只有船匠、水手和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全部依靠航海來獲取日常所需的家畜。但可以確切地說，是海上貿易網促進與維持了高度多樣化的社會結構，同時社會內部開始出現專職的商人、神職人員、軍人和教師。在此要強調一下貿易中流通的商品種類，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原材料如金屬和木材、布料、芳香劑和香料。這些商品都已深深融入歐洲、地中海地區，以及近東和中東、南亞和東亞地區，這也使它們成為文明化的一部分。
印度洋
跨越阿拉伯半島的商隊將印度洋與地中海地區、近東與中東地區聯繫起來。公元1000年，南亞大帝國出現，促使因印度洋地區貿易網而發展的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商品、資金、技術和思想的交流刺激了統治階層對農民徵稅，同時也刺激了地區性的市場與貿易網的增長。此外，還促進了農場、森林和山坡農林作物產量的增加，鼓勵人們交易貴金屬和進口商品。這種貿易在政府人員、手藝人、宗教文化精英與那些從事奢侈貿易的商人之間展開。因此，城市文明化開始在近東地區發展起來。非洲之角和東南亞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海上貿易帶來的刺激做出了回應。
地中海、近東和印度洋地區的海上貿易受益於羅馬（後為拜占庭）帝國的相對穩定和繁榮。儘管其主要對手波斯帝國佔據優越的地理位置，羅馬自身則處於劣勢。這一地區先是處在帕提亞人的統治下，到公元3至7世紀，又在薩珊王朝的統治下。漸漸地，薩珊王朝勢力擴大，控制了阿拉伯半島的關鍵地區，特別是佐法爾和阿曼。早在公元1世紀，羅馬人就意識到他們在與南亞和中國的貿易中處於劣勢，這一點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就有記載，他於公元79年死於維蘇威火山噴發。從波斯人的角度來講，羅馬的金銀使印度商人變得富有。因此，他們能更好地在波斯灣與靠港口供應的內地貿易區進行貿易。公元5世紀時，由於羅馬帝國分裂，羅馬黃金的流通量下降，於是印度商人便將目光轉移到了東南亞的黃金產地。
東西方貿易中轉站——金角灣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城市金角灣，扼住歐亞大陸的交通咽喉，是拜占庭帝國重要的商業據點。阿拉伯商人將他們從東方世界採購的香料、瓷器、茶葉運到君士坦丁堡，然後轉銷給那裡的威尼斯商人，與他們交換歐洲產的金礦、橄欖油或者羊毛掛毯。
阿克蘇姆是文明化的一個生動例子，它因加入印度洋貿易網絡而變得繁榮。它是尼羅河河谷以南的非洲首個城市化的地區，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7世紀是它最繁榮的時期。阿克蘇姆的貿易範圍隨著地中海文明化而擴大，經由埃及、阿拉伯半島到達印度。借助季風，印度和紅海地區的貿易不斷增長，這可看作是阿克蘇姆興起的一個原因。公元2世紀到公元4、5世紀，由於頻繁的戰爭和政治因素，導致索馬裡和阿拉伯西南地區的貿易受阻，這一時期也是當地基督化的過程。阿克蘇姆擁有一支重要的商人船隊和一支海軍，這使得他們控制了紅海和亞丁灣的貿易。其主要港口阿杜利斯在公元6世紀取代了也門的貿易港口薩巴和其他小的王國，成為印度和埃及之間的主要貿易轉口港。
在伊斯蘭國家的海上貿易興起之前，紅海南部的貿易主要集中在也門（松香，比如乳香和沒藥）、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裡（黃金、生鐵和松香）。逐漸地，東非大部分地區開始融入與南亞的貿易中。也門商人和後來的阿克蘇姆商人的貿易冒險活動沿著海岸線，一直到達非洲之角以南。相比地中海和南亞地區的商人，他們的冒險活動既沒那麼頻繁，也沒那麼有影響力。這是因為他們所接觸的索馬裡和肯尼亞人聚居區並非大的城邦，後者與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城市文化沒有太多的聯繫。當地居民不生產複雜的商品，只是提供生鐵和犀牛角等原材料。
《開羅地毯商人》
這幅油畫描繪了開羅的阿拉伯商人，他們頻繁出現在非洲——印度洋的海上貿易網絡中，從埃及、索馬裡經紅海到達阿拉伯半島甚至印度，與當地人進行大宗商品貿易。
公元1000年，印度洋地區海上貿易網絡的範圍空前擴大，從地中海沿岸、美索不達米亞、東非海岸北部和西部，到東南亞群島和東亞的南中國海。南亞和阿拉伯半島的商人和船員控制著這一區域的貿易。他們的港口和商船總是裝滿大量來自各個地區的特色產品和財富。
季風的規律性對商人來說是一大好處。因為季風強度不同（西南亞季風尤其猛烈），所以並不是任何時候都適合航行，他們依季節而變化，使遠距離航海得以進行，並有規律地與遙遠的地方開拓貿易聯繫。因此，人們可以更重視有規律地獲得來自遙遠國度的材料和產品，也可以更依賴在遙遠國度的市場出售自己的產品或通過貿易獲得產品。漫長的季節很難被避開，在季風不利於航行的時候，某些港口不得不維持幾個月的平淡期，因此商品的流通通常是發生在季風條件利於航行的時候。只是在蒸汽時代到來後，這種受季風影響的情況才有所改變。但是季風雨的到來也為這一地區的農業發展帶來所需的水資源，所以說人類在陸上和海上活動的季節性變化都離不開天氣因素。
歷史學家肯尼思·麥克弗森強調「貿易平衡」對南亞地區的發展十分有利：「簡單來說，南亞出口商品的價值遠大於進口商品，於是大量金銀流向了次大陸地區。」[2]雖然大量黃金經由陸路從中亞和西伯利亞流入印度的精英階層手中，但在公元100年，大量的黃金開始從地中海、東非（間接到西非）以及東南亞地區流通到南亞商人感興趣的地區。
東南亞和中國
東南亞貿易網絡的發展是人口密度的增長、社會和經濟差異的加大以及海上技術的發達相結合的必然結果。最初，該地區的航海就對旅行和交流具有重要意義。在更新世末期，隨著航海水平的發展，水稻和其他穀物的種植技術也隨之提高，幾種主要的家畜和家禽——如豬和雞——傳播到整個地區。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末期，來自東南亞的商船抵達了中國和印度的港口。他們用丁香、水稻和錫交換中國的絲綢、銅、羅馬黃金和印度棉布。城市文明的發展步伐在這個地區要慢於中國或南亞，國家的最早建立是依靠農業生產率提高、採集物的剩餘以及金屬製品和陶瓷等手工業的發展。然而與印度洋、中國和地中海建立海洋貿易聯繫，似乎鼓舞了在島嶼之間，或在三角洲和大河的河口建立沿海貿易國家。在隨後的1000年裡，這些地區的城市和宮廷對商品需求的不斷增長推動了跨印度洋和東南亞到中國的海上貿易不斷增長。到公元9世紀，中國商人開始進入東南亞和印度的港口市場。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遠航至遙遠南部的非洲東海岸，最遠到達了莫桑比克和馬達加斯加，他們在那裡遇到了馬來西亞移民的後裔。
在公元第一個千年和第二個千年早期，中國的海上貿易之所以擴張，有幾大因素。對進口貨物和中國出口市場的需求都有所增長，這從根本上都是受中國經濟增長的刺激。唐宋時期中國的人口數量幾乎增長了兩倍。到12世紀末，中國人口已達1億。增加人口的生存要靠土地資源的更深入開發，不僅是技術開發，也依靠對農業勞動力的組織和控制，儘管地主與佃戶之間，工人與商人之間的關係幾乎始終是中國內部動盪的根源。中國北方人口遷徙到中原和南方地區，這也是人口平衡的一個轉變。金屬製品和紡織品——不只是絲綢，還有麻布和棉布的產量增加。高質量的陶瓷器產量增加，技術改善，達到了完美的水平，使中國瓷器傲視大部分文明世界。
北宋時期的海上貿易
北宋時期的中國海外貿易發展迅速，在當時世界貿易網絡中佔據重要地位。當時出現的交子成為國際流通貨幣，商品遠銷南亞、東南亞甚至地中海地區。《清明上河圖》描繪了20多艘船隻，折射出北宋航運業的發達景象。畫中出現的香藥鋪，反映了北宋的「香藥海上貿易」。
從東南亞跨印度洋到中國的海上貿易穩步增長，無疑是這些地區的城市和宮殿對大量產品和貨物日益增長的需求所刺激的。到9世紀時，中國商人開始參與到東南亞和印度的港口市場中來。宋朝（960——1279）時期的中國是一個空前和平穩定的時期，經濟得到巨大增長，國內的農業、手工業和貿易迅速發展，以中國海運為主體的南亞和東南亞的海外貿易繁榮發展。自11世紀開始，中國參與海洋貿易的步伐迅速加快，11世紀全球範圍的貿易迅速發展，高質量的瓷器、紡織品（尤其是絲綢），以及金屬製品漂洋過海，用來交換寶石、香料、穀物和紡織品（尤其是棉花）。
宋朝的海外貿易十分可觀。從海上貿易關稅可知國家的收入情況，根據進口商品的不同類型，徵稅的額度從10%到40%不等。10世紀時，這一數額漲幅非常平穩，只有50萬吊[3]，但到了11世紀，增長至6 500萬吊。到了12世紀初，關稅增長到佔全國總收入的20%。13世紀時，蒙古的征服對海上貿易的干擾很小。他們向海外擴張，包括1281年入侵日本，但在日本被傳說中的「神風」颶風破壞了。蒙古人也沒有試圖干擾日益擴張的宋朝商人到東南亞，尤其是越南和馬來西亞的貿易活動。事實上，蒙古人對越南、柬埔寨和爪哇的遠征甚至可能加強了中國南方與這些地區的聯繫，為此後明朝初期統治者更雄心勃勃的遠征鋪平了道路。到14世紀和15世紀早期，中國就已成為南海地區在商業和軍事上佔統治地位的海洋國家。
哥倫布航海發現之前的美洲和大洋洲
出於不同的原因，美洲和大洋洲不可能用上面的方式進行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5世紀末，美洲已經有相當發達的海上和陸上的貿易網絡。尤其是加勒比海的群島和海灣，那裡是天然的海上交流舞台。從考古發現來看，打火石、陶器、石珠子和衣服配飾都是加勒比地區海上貿易的商品。金屬、黑曜石、紡織品以及可可豆看來同樣經由海洋到達世界其他地區。早期西班牙擴張活動常常遇到一些從事海上貿易的皮筏和木舟。這種貿易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的主要城市文明地區。
1502年，哥倫布在第四次遠航中曾記載了中美洲洪都拉斯海上貿易商品的多樣性：
我們的獨木舟與帆船一起同行，感謝上帝，我們的人免受任何艱苦或危險，並帶回了當地眾多特產。昂貴的貨物堆成了山，不同款式不同顏色的棉斗篷和刺繡無袖上衣。有凹槽的長柄木劍、小刀、火石、短柄小斧等。食物方面，這些當地人與伊斯帕尼奧拉島的原住民所食用的食物相似，同時還有用玉米釀的酒，味道有些像英國啤酒。[4]
塔希提的波利尼西亞船隻
18世紀70年代，庫克船長航行到太平洋沿岸的島嶼塔希提，發現了仍然處在原始文明階段的波利尼西亞人。這幅1776年創作的畫作描繪了波利尼西亞人使用的傳統船隻，與旁邊先進的英國船艦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這方面來看，前哥倫布時期美洲的海上貿易與舊大陸十分相似。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美洲跨地區貿易沒有特別重要的顯著證據來證明。大約10萬年以前，人類文明出現在東南亞群島上。35 000年之前，人類掌握了足夠的海洋知識，於是他們穿越洶湧的海洋來到印度尼西亞，新幾內亞，婆羅洲和澳大利亞。作為最具冒險精神的群體，馬來——波利尼西亞人最終遷徙到東非海岸以及太平洋上的島嶼，包括所有定居點中最遙遠的復活節島。美拉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島群的開拓要遠遠晚於東南亞島群，是在新幾內亞居民習得農業技術和種植作物與養殖動物很久以後。他們獨特的源自摩鹿加群島的拉皮塔風格陶器，向東最遠在位於西經140度、距澳大利亞西北部有5 000英里的馬克薩斯群島被發現。在島與島之間航行的過程中，他們乘坐有單或雙的船體和舷木支架以便保持平衡的輕型木船或獨木舟。在公元前1300年以前，他們曾遠航至斐濟，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裡，他們到達了波利尼西亞群島。大約到13世紀末，南太平洋各群島，包括新西蘭，就已經有人殖民了，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表明，這些群島之間一定有航海聯繫。雖然重要的航海貿易網絡的存在不容易證明，但是各個群島似乎各自獨立發展，直到17、18、19世紀歐洲人陸續到來為止。澳大利亞的情況更不尋常，在經歷最初的海上移民定居後，航海貿易或重大的海洋資源開發就幾乎沒有發展，因為陸地、河流和海岸的資源足以養活其人口。直到18、19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澳大利亞與印度洋世界的聯繫並不多。它的土著也不經常接觸其他文化，因為外來光顧者很少，澳大利亞的航海活動僅限於沿岸海域。
中世紀歐洲的海上貿易
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與公元7世紀穆斯林對地中海地區的征服成為破壞海上貿易的原因。然而，這些破壞並沒有中斷地中海、大西洋和北海地區的貿易。北海位於羅馬帝國的邊緣地帶。政治穩定、大城市以及常備軍為商業活動提供了發展的保障，但這對商業交流的維繫並不是最重要的。在基督徒與穆斯林們建立起新的城市國家後，他們用新的貿易網絡取代了原有的貿易網絡。在本書的第六章，我將更為清晰地論述伊斯蘭世界的貿易，所以，接下來要論述的內容則是漢薩同盟與威尼斯共和國是如何發展成為商業帝國的。
成立漢薩同盟這個構想是在13世紀德國北部港口呂貝克首次提出的，當時日耳曼騎士正在「安撫」波羅的海沿岸。這是基於控制戰略口岸使其連接到一個網絡，最初是要建立一個政治和軍事網絡，後發展為海上貿易帝國。1356年，首屆會議在呂貝克召開，所有決定都通過集會的形式做出，沒有等級之分，故稱為「漢薩同盟」。會員數量龐大，大約有100個港口和貿易中心參與進來，範圍從芬蘭的南部海岸一直延伸到萊茵河，令其便於控制重要的貿易路線和貿易商品。漢薩同盟的貿易網十分龐大，從波羅的海到北海，再到大西洋，乃至地中海也被囊括其中，並且通過一些重要的港口如里斯本、馬拉加、巴倫西亞和威尼斯而連接起來。14世紀時，漢薩同盟規模初具。在重要的港口如布魯日、倫敦、卑爾根和諾夫哥羅德設有同盟辦事處。這種辦事處是漢薩同盟設在這些城市中的小飛地，有些像我們今天的大使館或者領事館，但僅僅具有貿易功能。舉例來說，1323年在布魯日設立的辦事處主要掌管北歐的紡織品、糧食、水果、葡萄酒、香料等來自波羅的海、大西洋、地中海的商品交易。
14世紀英國溫切爾西港的封印
這枚來自14世紀英格蘭溫切爾西港口的印章生動地表現了中世紀歐洲國家與城鎮的海上貿易活動。這艘船有著與眾不同的圓形船體，船尾、前甲板和舵槳。該印章描述的是船即將離開去從事貿易的場景，船錨在響亮的號角聲中緩緩升起。
雖然能夠在受到壓迫時集結或配置強大的海陸軍力量，但這些商人集體的協商能力才是他們的影響力所在。他們獲得了稅收特許權和在特定港口從事海上貿易的壟斷權。一旦出現新的利潤高的商品，他們就會馬上壟斷。15世紀，正是由於漢薩同盟對卑爾根漁業的壟斷，英國人被驅逐出挪威海域。於是，後者將目光轉向冰島，機緣巧合地促進了冰島與歐洲大陸之間進行大規模的常規海上貿易。當時他們在挪威的傳統供應商更願意向西南部而非西北部航行。15世紀末，來自漢薩同盟的力量進駐該地區，英國人再次被擠走。他們只能在更遠的西部地區開闢一條遠離拉布拉多和紐芬蘭海岸的新的漁業貿易路線。
漢薩同盟限制對手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而非政治。它並不追求控制整個國家或者地區，而只是控制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市場和海上貿易的主要商品如穀物、木材、布料、魚和葡萄酒。漢薩同業公會的早期威力表現在1284年，當挪威國王埃裡克二世發現德國商人已經壟斷了挪威的國內貿易時，他試圖限制北部德國商人的活動。但他很快發現，這些商人和他們的團體能夠通過封鎖挪威的糧食貿易來困死挪威。於是他不得不做出讓步，在支付賠償金，取消稅收以及允許這些商人自由通過卑爾根市南部的港口後，這些商人才解除了封鎖。
然而，久而久之，漢薩同盟受到那些新興的民族國家的衝擊而逐漸衰落，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曾得到過漢薩同盟的幫助。但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們又不能忍受一個獨立的海上同盟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活動。16至17世紀時，漢薩同盟遭到了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打擊。由於政治和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強，民族國家如英格蘭、瑞典和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西班牙不斷壯大。例如，瑞典國王曾憑借新式海軍與那些來自呂貝克的商人進行競爭，強奪了芬蘭灣的控制權。漢薩同盟面對來自這些民族國家的壓力時，表現得十分軟弱，無力抵抗。1669年，漢薩同盟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但只有8名會員派代表參加。
漢薩同盟
1356年，德意志北部城邦為了向波羅的海南岸擴展商業利益，組建了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漢薩同盟。成員最初以港口和貿易中心為主，如呂貝克、漢堡、羅斯托克，後來荷蘭、英國也加入同盟。從14世紀到15世紀，漢薩同盟覆蓋了幾乎整個歐洲大陸的重要港口和城市。
公元6世紀，東哥特人統治了意大利北部，此時威尼斯也隨之建立。它位於波河三角洲北部的瀉湖島嶼。最初人們為了避難而來到此處，但威尼斯佔據了可以發展成海上貿易帝國的最佳位置。最初，威尼斯是連接東西地中海的紐帶。羅馬帝國時期，東西地中海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結合得日趨緊密。但由於蠻族與穆斯林的入侵以及羅馬帝國內部矛盾的激化，這種聯繫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隨著地中海地區國家和伊斯蘭王國之間開始建立一套相對穩定的政治關係，大規模貿易因此發展起來，威尼斯也隨之成為基督教港口和伊斯蘭教港口之間重要的媒介。1081年，威尼斯獲得了與君士坦丁堡進行貿易的機會。在後來的12世紀，威尼斯開始與十字軍所建的黎凡特進行貿易。即使在後來東方的拉丁帝國衰落後，威尼斯依舊同埃及、黎凡特和地中海其餘地區維持著大規模的貿易。胡椒等香料、絲綢和蔗糖則是威尼斯從亞得裡亞海運往歐洲其他地區的主要商品。作為交換，這些地區向威尼斯提供北歐的羊毛紡織品以及它們自己的特殊產品——玻璃。
1202年，在威尼斯商船的支持下，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開始。但威尼斯人需要建造更大的船隻來運送十字軍，因為開支巨大，他們一度經濟吃緊。十字軍在得到威尼斯人的部分經濟支持後，便加入到他們襲擊位於達爾馬西亞海岸的扎達爾基督教港口的活動中，這一舉動旨在加速威尼斯控制亞得裡亞海的貿易。但這一消息傳到了教皇因諾森三世那裡，被激怒的教皇不得不把整個十字軍軍隊逐出了教會。戰役的下一個階段是十字軍佔領君士坦丁堡，並任命了一個傀儡皇帝。在這種極具偶然性的情況下，法蘭克人和威尼斯人奪取了整個城市的控制權，並開啟了神聖羅馬帝國東方模式的一段短暫統治。
這些執迷不悟的威尼斯人在瓜分君士坦丁堡的戰利品方面存在一定特權。這些戰利品包括造船廠，加上通往東地中海地區的利潤較高的商路控制權，其中有克里特島及其群島，位於非洲、愛琴海、黎凡特以及埃及航線的交匯點。在1669年奧斯曼帝國將這些商人趕出干地亞地區之前，他們一直控制著這條商路。威尼斯的海軍力量確保了其在伊斯的利亞半島以及亞德裡亞海東岸、克里特島、愛奧尼亞群島和愛琴海地區的領土控制。其他一些沿海城市建立的商業和軍事基地與威尼斯展開競爭，尤其是熱那亞和比薩，但它們均無法在海軍和商業方面比肩威尼斯。通過孜孜不倦地發展著自己的商業，威尼斯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商業城市之一。
威尼斯海軍是建立在輕帆船艦隊的基礎上的。他們與先前地中海地區的海軍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武器方面則更為先進。船隻攜帶近距離射程的小型槍炮和一般性的可投擲武器。這使得水手能夠更靠近岸上的對手。最重要的是，共和國擁有數量龐大的海軍艦船（截至1581年已達146艘），並且能夠輕易地建造更多船隻，同時召集僱傭兵或其他軍事力量進行支援。自羅馬帝國滅亡後，威尼斯的常備海軍規模在地中海地區獨一無二。強大的海軍力量使得威尼斯有能力去採取一個更靈活的政策來鎮壓「海盜」，儘管這只是一個不太現實的目標。尤其是在16世紀，大量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海盜橫行於地中海地區，此外還有許多北歐強大的戰船也加入其中。
中世紀的威尼斯
中世紀的威尼斯在地中海貿易中處於壟斷地位，它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在世界各大洲廣泛建立殖民據點和商站。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威尼斯壟斷了東西方貿易，成為東方商品進入西方世界後最著名的貿易集散地。
全球貿易網絡的起源
漢薩同盟以及威尼斯對海上商業的有力推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15世紀哥倫布、達·伽馬和他們的同伴發現新大陸後，經營新的貿易機會的標準。
16世紀早期，葡萄牙航海家們開始同印度洋地區和遠東地區進行海上貿易。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控制這一貿易網，他們試圖建立一個由王室壟斷重要貿易物品（比如胡椒等）的模式。然而漸漸地，在與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徒的貿易往來中，他們變得更傾向於合作而非武力征服。他們更願意通過使用海軍力量來獲取直接利益。此後，通過向已經佔領的港口徵收商品稅，或者發放許可證給那些他們佔領的地區來獲利。在這兩種政策行不通的一些地方，他們就在主要的商站同當地航海者在運往歐洲和新大陸殖民地市場的香料、紡織品、陶瓷、金屬以及其他商品方面展開競爭。
西班牙征服和移民美洲的方式不同於葡萄牙人征服印度洋地區的方式。原因在於西班牙人採用了一種完全開放的新形式的遠距離海上貿易。西班牙從美洲攫取了大量的白銀。這些白銀不僅對世界範圍內的貿易產生破壞性的影響，而且也促使新貿易網的擴大。16世紀中葉，位於秘魯的波托西銀礦的產量比世界範圍內其他地區銀礦產量的總和加起來還要多。秘魯白銀向北流通到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爾科，通過大帆船運往菲律賓的馬尼拉。此地彙集了各種各樣的東方商品，尤其是來自中國的絲綢。交易過後，再由同樣的大帆船運載商品跨越太平洋，到達秘魯後穿越加勒比海最後返回西班牙。
黑三角貿易
地理大發現以後，葡萄牙、西班牙向外拓展海上貿易。來自兩國的商船隊裝載鹽、酒、布匹前往非洲換成奴隸，然後穿過大西洋到達美洲，把奴隸換成蔗糖、煙草和黃金，最後返回歐洲。這條航線大致成三角形狀，由於以販賣黑人奴隸為主，因而被稱為「黑三角貿易」。
同樣地，西葡兩國對美洲的開發促使大批人口越過海洋來到新大陸，他們中的一些是來自舊大陸的雄心勃勃的移民，但大批黑奴也被販賣到巴西和加勒比地區用來種植甘蔗、煙草，其他商品則從殖民地出口到歐洲、非洲和東方。
由歐洲殖民主義力量創造的高風險高利潤的跨世界貿易網絡伴隨著影響深遠的社會與政治變化，形成一種不可小覷的經濟動力。現代資本主義的傳播以及全球工業化等多種因素造就了現代國家的雛形，但我們必須承認，16至17世紀海上貿易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1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包括其優勢與缺陷。
[1] Petronius, The Satyricon, translated by Paul Dinnage, Panther Books, London, 1971, pp.92-3.
[2] McPherson, Kenneth, The Indian Ocean. A History of People and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hi, 1993, p.55.
[3] 1弔錢為1000個銅幣。——譯者注
[4]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lated by Benjamin Kee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