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是個特別容易引起爭論的話題。有人認為腐敗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民主，如果給人民徹底的監督權，就不會有腐敗。另有人則認為在中國這樣的特定環境中，讓高層震懾貪官才是最有效的辦法。這種爭論其實往往都是空對空，很多人只不過出於自身的意識形態來決定站在哪一邊，誰也說服不了誰。可是你還能怎樣呢？
現在的經濟學家認為 talk is cheap. 為了平息以上爭論，世界銀行出了（至少）540萬美元，給一個叫 Ben Olken 的年輕人去就這個問題去寫篇博士論文。他的做法是到印尼找 600 個村莊做實驗：給每個村莊 9000 美元讓他們給自己村子修路，等路修完後再派專家評估每條路實際花了多少錢，以此判斷有多少錢被村裡的基層官員貪污了。這個實驗的設計是這樣的，把 600 個村莊隨機地（關鍵詞：隨機）分為三組：對第一組，告訴村官說路修好後上面要來檢查；對第二組，把權力交給村民，通過村民大會來監督工程質量；第三組是控制組，沒有任何防腐措施。
哪種反腐方法好使？結果控制組貪污了30%的工程款，被警告會有檢查的組只貪污了不到20%，而「民權組」貪污的幾乎和控制組一樣多。看來對印尼基層官員來說，上層的力量比村民民主要有效的多。
上面這個事件來自 Economic Gangsters 這本書。此書相當發人深省，它說的是窮國的腐敗和暴力。這本書並沒有試圖總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什麼「陽光法案 」之類，去談怎麼反腐怎麼減少非洲內戰。它只是從六個小故事入手，指出破解這些大問題的一個可能方向：這個方向就是數字和實驗。
書中每個故事都相當引人入勝。但此書最精彩之處，在於這些統計和實驗不僅僅能驗證我們的直覺估計，而且還能告訴我們一些可能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甚至違反直覺的東西。更進一步，通過這些發現，我們可以找到反腐敗的可行辦法。下面我就稍微解說一下。
在印尼這樣政府穩定且經濟不斷增長的國家中，腐敗的主要表現不是讓你辦不成事，而是讓你通過行賄或者內部關係辦成別人辦不成的事。一個具體的表現，就是很多公司通過與政府官員的私人聯繫而獲得利益，比如說拿政府合同。那麼怎樣計算與政客的這種私下「關係」值多少錢呢？其實更基本的問題是，你有什麼證據說這種私下關係對該公司的盈利真的有影響呢？
經濟學家不必搞採訪或者偵查，他們從股市的公開信息就可以把各國官商勾結程度給算出來。要點是突發政治事件對一個公司股價的影響。一個例子是蘇哈托子女的公司。每當出現蘇哈托健康可能有問題的新聞，這些公司的股價就會相對那些沒有關係的公司下跌！這裡的一個關鍵在於新聞的突發性，因為只有突發性消息對股市的影響才是直接可見的。
注意，有人也許會說，蘇哈托家族的人完全可以辯解說股價是由全體股民決定的，也許僅僅是大家都「以為」這些公司通過關係不當牟利，所以蘇哈托一有事他們就拋股票，導致股價下跌，也許公司本來根本沒問題。但經濟學家有更有力的證據：在正式新聞發佈兩天之前，這些公司的股價已經開始下跌了！也就是說有「內部人員」已經知道了消息並率先拋售股票，是他們，而不是普通股民，在帶動股價下跌。這些內部人員根據的是「事實」，而不是「觀點」。
與政府高官的關係值多少錢？蘇哈托的健康消息直接導致其子女公司股價波動達到25%。這是個什麼概念呢？當初蘋果宣佈 iPhone，股價才漲了8%，Pfizer 宣佈新藥失敗，股價才跌了10%，也就是說內部關係的價值比 iPhone 和新藥加起來還要大。
使用突發政治事件對股價的影響這個方法，經濟學家發現占俄羅斯股市總市值的87%，更有意思的是倫敦證券交易所市值的40%的公司，都有官商勾結的跡象。美國怎麼樣呢？可能是媒體監督的作用，關於前任副總統切尼（儘管大家都說他是真正的紅頂商人）的任何消息都不會影響相關公司的股價；然而關於議員選舉結果的新聞對有相關政治捐款的公司股價的影響力卻相當大。可見官商勾結是一個普遍現象，也許正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中國稱為「行賄」的這種行為，在美國叫做 「政治捐款」。
接下來說走私。中國的走私規模到底有多大？賴昌星只是冰山一角麼？其實很容易測量。只要從中國和香港的公開貿易統計數字就能算出來：這是因為在大多數國家，進口要繳稅，而出口不必。所以公司會如實上報出口數字，而會為了避免關稅少報進口數字。只要比較香港的對中國出口，和中國的從香港進口這兩個數字就可以了。數據證明走私很嚴重，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
更有意思的事實是不同貨物的走私量和關稅直接相關，經濟學家甚至總結了一個公式：關稅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走私額度就會增加3個百分點。這樣算來，如果關稅已經達到了30%，繼續提高關稅就沒有意義了，因為更多的走私會使你實際收到的稅收減少。既然如此何必還制定那麼高的關稅？也可能是為了保護本國產業，但也可能是官員故意制定這樣的高關稅來讓走私者給自己行賄。所以走私與腐敗密切聯繫。但此書的精彩之處在於，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從比較中港進出口不同數字，可以進一步看出走私的細節。走私的真正做法並不是瞞報商品的數量，而是把高關稅的商品（比如雞肉）當成是低關稅的類似商品（比如火雞肉）進口。海關檢查的時候很難分辨類似商品的不同類型，比如說有機的雞肉產品和一般的雞肉產品，而這兩種產品的關稅可能相差極大。
既然如此，反走私的最好辦法顯然是給類似的商品制定相同的關稅！但這一點居然很難實現 – 就連美國政府都做不到。美國的鋼材市場就是關稅混亂的代表：對於幾乎相同的鋼產品，關稅居然能有幾分錢到幾百元的差異。其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官僚，歷史因素，和利益集團的遊說。美國鋼材進口者使用類似的 「雞肉變火雞肉」 手段，把高關稅鋼材說成低關稅鋼材進口。美國的羊毛衫進口關稅，男式是18%，女式是32%！顯然有人從這個差異中受益。也就是說，走私現象的背後不僅僅是走私者的貪婪和海關官員的腐敗，更是特殊利益集團左右國家政策的結果。
本書的第三個故事說文化對腐敗的影響。官員腐敗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算計，更有習慣和文化的因素。通過對駐聯合國總部各國外交官違章停車（因為有外交豁免權，他們吃了罰單也不用真交錢 – 但紐約市政府很有意思，還是保留了這些罰單的詳細數據，以至於經濟學家可以給每個外交官建立一個罰單檔案）現象的分析，經濟學家發現越是腐敗的國家的外交官，越傾向於違章。這個結論當然很平淡，那麼為什麼烏干達和哥倫比亞很腐敗，但其外交官居然一次違章都沒有呢？
經濟學家進一步發現，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對美國越有好感，這個國家的外交官就越不願意在紐約違章停車。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普遍憎恨美國，其外交官就會肆無忌憚地違章停車。
這個研究結果非常有意義，它說明官員腐敗的一部分心理因素是對國家，對其政府高層失去了認同感。比如說非洲的一些國家根本就是1880年代歐洲 「Scramble for Africa」行動中，不考慮民族，語言和歷史胡亂拼湊劃分出來的，可以想像必然非常腐敗。從這個角度說，我國強調「教育反腐」是有道理的。
本書後面三個故事主要講非洲的暴力和各國戰後重建的問題。種族屠殺，甚至「獵殺女巫」事件，表面上看都是民族和宗教問題，然而經濟學家的計算表明，這些事情的背後實際上是經濟利益的算計。在非洲，如果某年乾旱，其下一年爆發內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下一年獵殺女巫事件也會大大增加。因此援助非洲的關鍵所在，不是事後送錢，而是提供比如說只與天氣情況掛鉤的保險。
這本書我的感受，是現在的社會科學的確已經全面數字化。觀點根本不值錢，數據和實驗才是真正有效的東西。實際上很多實驗結果與一般人的事先觀點可能恰恰相反。比如說肯尼亞農村是如此之窮，以至於學校連課本非常稀少，如果要援助，人們可能自然認為提供更多課本有助於促使學生提高學習成績。這還有什麼可說的麼？但隨機測試表明這個政策是不行的：那些被隨機選擇獲得課本的班級中，學生們的成績並沒有什麼提高。事後分析原因可能是標準教科書的程度太高，是為精英孩子準備的，農村孩子理解不了。
現在是數字左右社會科學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