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共識」再次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不過這一次的主題是反對意見。比如北大姚洋，MIT 的黃亞生等都寫文章反思。但我遍觀這些文章，發現這些反對「北京共識」的人，似乎沒整明白到底什麼是「北京共識」。
姚洋和黃亞生眼中的北京共識，就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國進民退。正如黃亞生的文章所說，政府主導經濟這個做法一點都不新鮮，歷史上很多國家都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時代。而「國進民退」，更是當前世界各國的普遍趨勢，金融危機以來更是如此，儘管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不喜歡這個趨勢。問題是，國進民退不是「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這個詞，是時代週刊記者，「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教授」，雷默發明的。這個詞的緣起，是針對所謂「華盛頓共識」。後者代表了九十年代末，2000年前後西方學者的一個普遍的樂觀情緒，認為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人類歷史已經終結了。也就是說美式民主自由 + 私有制資本主義，就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任何國家必須往這個方向走，而且越早實行這套制度，國家就會越早變好。
然而好多窮國，比如菲律賓和阿根廷等等，整了這一套之後發現似乎不太好使。中國沒整這一套，反而發展得不錯。這就自然使人懷疑華盛頓共識這個「終極理論」可能有點問題。從邏輯角度，這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華盛頓共識」的確是終極理論，但是是個「成人理論」，窮國不適合馬上實施，就好比說雖然每個女人都應該生孩子但最好不要十六歲就生一樣。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華盛頓共識」也許不是終極理論：也許終極理論根本不存在，也許對於每個國家有不同的終極理論，也許終極理論雖然存在但不是目前人類社會所能理解的。
雷默在「北京共識」這本書（的確是一本小書，我曾仔細研讀了一遍）裡並沒有回答關於終極理論的問題。他只不過說有個女孩正以一種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方式度過十六歲，並號召其他女孩向她學習。雷默總結了中國發展的三大智慧，其中不包括國進民退。
我不知道雷默同學大學學的是什麼專業。他熱衷於國際問題，同時還是兩項美國特技飛行記錄的保持者。他熱愛物理學，喜歡談論海森堡測不准原理，非線性動力學，和天體運行。雷默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式，是一種「新物理學」。
第一個智慧叫做「創新」。沒有哪個國家跟中國一樣，像禱告似的整天在報刊文章和吃飯聊天中談論「創新」。十六大江澤民做了 90分鐘的報告，其中「新」字出現了90次。雷默指出，中國人不是說著玩的。上世紀90年代，英特爾曾經以為中國可以作為一個過時芯片的傾銷市場，但很快發現中國人只想要最新的技術。中國農民每過三年就完全淘汰他們用的種子用新良種，而玉米種子更是每隔 33個月就完全更新。
但新技術還不是最主要的「新」。中國「新」的本質是「變化」。這個真正的智慧是，經濟發展必然會導致因為變化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比如農民離開土地進城的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答案是「更多的變化」。消除變化帶來的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變化。在我看來這其實等價於「自行車理論」。表面上看，自行車很容易倒 — 很多人看到中國的問題預測中國要崩潰 — 但實際上，自行車只要在動就不會倒。
「創新」的另一個含義是不拘泥於意識形態，實事求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等於不承認所謂「終極理論」。我說不清我怎麼走，我也不想聽你的，反正我得走。走的時候不怕犯小錯，不停地實驗。
第二個智慧叫做「穩定」。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整天談論 「創新」的，和整天談論「穩定」的，居然是同一幫人。這叫「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雷默總結，中國政府認為穩定的關鍵在於要讓老百姓獲得實惠，政府要貼近普通民眾。這樣一來創新和穩定就完全不矛盾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搞的這一套創新和穩定不是純經濟學，而是經濟手段加政治手段。這樣看來那些試圖用純經濟理論來指導中國發展的學者，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發展的問題本質上不是一個純經濟問題。
我其實還可以多談一句，那就是「發展經濟學」，其實是一種「非平衡態經濟學」，是非線性科學。而傳統的經濟學，比如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等等，其實都是「平衡態經濟學」，是線性科學。經典經濟理論很可能解釋不了中國的這一套。
第三個智慧叫做「不對稱」。這是一個窮國在發展中國家如何為了確保獨立而保持對強國的作戰能力，又不至於陷於軍備競賽的智慧。比如美軍非常強調製空權，一打仗先派飛機上。防守這邊只好使用地空導彈。而美軍戰機的反制辦法，就是你地空導彈只要一開雷達，我馬上順著你這個雷達信號發射導彈打過去。所以戰場上什麼時候開雷達，是使用地空導彈一個非常頭疼的問題。大多數地空導彈還沒發射出來就因為開雷達而被美軍消滅了。
中國發明了一種東西，它的價格極低大概也就幾萬美元（已經開始出口了）。它的作用只有一個，那就是一旦開啟，可以形成幾百個地空導彈的雷達信號，讓美軍飛機不知道哪個是真的。
這就叫不對稱作戰。相對於全面提升軍備水平，中國熱衷於「殺手鑭」和「點穴戰」，追求四兩撥千斤。
我認為以上這三個智慧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普世」的。創新，穩定，和不對稱，哪一點錯了？哪一點說國進民退了？
除以上三點之外，雷默還附送兩個小技術。
第一個技術叫做「把目的當成手段」。比如確保對台作戰的絕對優勢，可以說是一個目的，為了這個目的任何官僚主義都得給解放軍的發展讓路。但其實這是一個手段，也就是說解放軍實際上是利用打台灣這個借口來方便實現自己的現代化升級，還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讓日本越南等國看著不舒服。另一個例子是北京奧運會。
第二個技術是關於怎麼跟中國政府打交道。比如你想幫中國討論治理艾滋病的問題，在中國政府看來，這是一個丟臉的領域，根本就不會理你。你怎麼辦呢？最好的辦法是不提艾滋病，而是把艾滋病這個小領域放大到整個醫保這個大領域，跟中國政府說你想幫助中國建立一個世界級的醫保計劃。中國政府對這個是感興趣的。也就是說，創造一個在中國不足之處與之合作的環境，比直接攻擊中國的不足之處要有效得多。
「北京共識」是2004年的理論。單純從理論上看，我認為這些智慧到今天並沒有過時。國進民退可能會過時，GDP 可能會過時，但只要中國一天不是發達國家，「北京共識」就是有效的理論。我更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等中國是發達國家的時候，還能不能繼續貢獻「新物理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