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3月23日）
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足時代，而人類對此有點不太適應。首先身體上不適應，過去食物一直是短缺的，所以人要盡可能地吸收和存儲脂肪，而今天的身體仍然這麼做就導致了肥胖症的增多。其次大腦也不適應，過去信息短缺，很多人保留對任何印著字的東西都感興趣的習慣，而今天如果還這麼干就根本沒時間處理真正有用的信息了。再者很多人在精神上也不太適應，人們很難相信未來會比現在更好，悲觀的預測總是很有市場，當今各國也許只有中國人對未來最樂觀。
2013年一個有意思的新聞是瑞士準備搞一次全民公投，來決定是否給全民發錢 — 每人每月2500瑞士法郎（相當於1.7萬元人民幣）。白給，不必工作，只要你是合法居民。提案的支持者說，「全民發工資計劃的目的並不是不讓人工作，而是讓人做自己更想做的工作。」更有意思的是幾乎沒人討論瑞士是不是出得起這筆錢，似乎所有人都認為這點錢不成問題，唯一的擔心是這麼做會不會減少年輕人工作和學習的動力。
難道瑞士已經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了嗎？據說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我們顯然還沒到共產主義，不過現在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
世界已經變了。很多適合短缺時代的運行規則，並不適合這個富足時代。總體來說這個時代的貧富差距並沒有減少，反而因為全球化、技術進步和更自由的經濟制度而加大了，但是有一個現象卻是過去任何時候都沒有的。歷史上一直都是富人享受安逸，而窮人終日辛苦勞作。但是據2013年出版的Plutocrats 一書（作者Chrystia Freeland，中譯本《巨富》）研究總結，現在富人比窮人累得多。他們工作時間超長，壓力很大而且極不穩定。有的富豪認為自己必須每天凌晨兩點半起床才能跟上世界變化的節奏。八小時工作制幾乎成了窮人的特權。跟上一代富豪相比，新一代富豪的錢大都是自己賺的而不是繼承的，70%以上的富豪的錢都是過去十年掙來的。哪怕是處在人口前0.01%的這些人，年收入超過一千萬美元，其大部分收入也是來自工資和商業，而不是來自純資本投資。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窮人」 — 美國2013年的貧困線是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19530美元 — 的日子則相當不錯。美國並不是一個以高福利著稱的國家，但我們仍然經常能聽到中產階級華人移民對福利制度的抱怨。一個華人用自己辛苦掙的錢買了幾處投資房出租。租客中有的家庭根本不工作完全靠福利生活，政府直接給交房租還發錢，拿著食品券偶爾還能吃頓龍蝦。這位房東冬天去修房子發現人家的暖氣開的比自己家都高，而且因為正在開party嫌進出麻煩連門都不關。他把這件事貼在中文論壇，所有跟帖者都表示了憤慨。這就難怪中產華人往往支持共和黨，要求減稅：憑什麼讓我們工作養你們這些不工作的？
就憑現在是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事實上，把錢送給窮人消費有利於社會進步。更重要的是，這麼做還有利於經濟增長。
美國經濟史學家James Livingston 在2011年出版的 Against Thrift（《反節儉》）一書中提出，消費，不管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道德上，都未必就不如工作。這本書總結了過去一百年美國經濟增長的種種手段，非常值得當今中國借鑒。
經濟學有一個「常識」：投資推動經濟增長。資本家運營一個企業是為了獲得利潤，利潤到手之後他並不是全都自己享受，而是把其中一部分投資出去搞擴大再生產，比如買機器和僱傭更多的工人。這樣不但資本家可以在未來獲得更多利潤，還刺激了就業。利潤，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也許並非所有經濟學家都認同這個常識，但如果我們關注美國總統大選中的辯論，這是共和黨人最喜歡的經濟理論。共和黨候選人說，你需要對投資減稅，這樣資本家就會擴大投資，經濟和就業就會增長，而且你反過來可以收到更多的稅。也許是根據這個原理，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發達國家，投資收入的稅率低於工資之類的所得稅。
在消費和投資之間更鼓勵投資，這個原理甚至與人類文明的傳統美德暗合。你應該推遲享樂，不要有點錢就花了，省下來投資多好。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想想，投資帶來增長這個理論的背後其實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市場是無限大的。只有每一筆投資生產出來的產品都一定能賣出去，不斷投資才有意義。如果市場已經飽和，又沒有新產品被發明出來，還投什麼資？從物理學的角度看投資刺激增長顯然是一個簡單線性理論，在非線性條件下並不成立。
Livingston認為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其實是個神話。不過他不需要發明任何物理學，因為在他看來經濟學的思想巨變不是誰提一個新理論就能帶來的，而必須是新的事實進來，必須是基於經驗的 — 就如同哈勃發現宇宙膨脹和伽利略發現行星運動的模式一樣。他要用歷史事實來震動經濟學。
Livingston考察美國歷史經濟數據，認為投資帶動增長這件事，只在1919年以前成立。1920年以後，由於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自動化等因素，資本投入在單位產品中所佔的比重就開始逐漸下降，社會已經不再需要更多的私人投資。1900年幾乎所有投資都來自私人公司，而到2000年投資的大頭來自政府花費和個人買房，私人公司投資對經濟已經不那麼重要了。生產率在提高，產出在增加，而本錢並不需要增加，那麼結果就是利潤增加。這些多出來的利潤去了哪裡呢？其並沒有被投入到生產中，而是被投到了房地產、股市和國外。
這些進入股市和房地產的錢是泡沫和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人抱怨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由於銀行不負責任地把錢借給根本沒有還款能力的人去買房，是由於華爾街的貪婪。但華爾街什麼時候不貪婪？次貸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錢如果不這麼借出去，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 — 是剩餘利潤實在太多了。傳統上對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解釋是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說法：中央銀行信用緊縮，在該寬鬆借錢的時候沒有做。而Livingston則認為其實大蕭條是剩餘利潤過多導致的。事實上，整個1930年代銀行和私人投資都是緊縮的，可是為什麼經濟從1933年就開始恢復增長了？
這個增長，以及從此之後美國經濟的所有增長，都已經不是因為私人投資所代表的「效率」，而是因為「公平」。羅斯福新政做了兩件事來增加工人工資。首先聯邦政府寧可增加赤字也要辦一系列的工程項目來創造就業。這種政府「投資」，並不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而是以拉動就業為目的。其次，羅斯福允許公會成立，這使得工人跟資本家討價還價的能力變強了。再加上醫保和退休金等福利的增加，從此之後政府在美國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給地方和聯邦政府工作成了增長最快的就業渠道，到60年代，18%到20%的勞動力是政府僱傭的。
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增長突然放慢了。放慢的原因這本書沒有仔細說，我看另一本書，The Future Babble，的說法是因為當時發生了石油危機。政客們開始研究新的增長辦法，達成的共識是用減稅的辦法刺激私人投資。這就是裡根搞的一套。
歷史證明裡根經濟學是好使的。但這一次的經濟增長仍然不是私人投資的功勞。如果你仔細看數據，1981年從減稅政策中獲得最大好處的50家公司，其後兩年的投資反而減少了。換句話說私人公司被減稅之後並沒有把省下來的錢投到生產中去。裡根經濟學真正的作用是通過擴大財政赤字的方法讓消費者有錢去買東西。
但不論如何，裡根政策使得工資所佔比重在減少，資方所得所佔比重在增加。那麼為什麼到了90年代經濟仍然增長？這是因為有三個因素抵消了工資減少的效應：第一是社會福利等轉移支付繼續增加。第二是美國家庭越來越不愛存款，繼續擴大消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信用卡越來越普及，借貸消費成為普遍現象。不過接下來，工資減少的這個趨勢卻逐漸到了必須出問題的時候，而布什的減稅政策加劇了這一點，於是最終導致經濟衰退。
這樣Livingston講了一個美國經濟故事。這個故事的主題就是現在是消費，而不是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但Livingston還不滿足於此。他還打算整合一下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學。
馬克思的理論說任何商品都有兩個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人們進行生產和商品買賣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得使用價值，而不是為了升值和存款。這個階段被馬克思稱為「簡單商品循環」，以C代表商品，M代表金錢，那麼這個循環就是C-M-C。而資本主義出現以後，人們把交換價值，也就是獲得更多金錢，當成生產和交換的目的，商品循環變成M-C-M，使用價值僅僅被當成獲得交換價值的手段。簡單地說就是過去人們做事是為了消費，而現在人們做事是為了讓自己的資產升值。在這個資本主義時代，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所有工資都花了當月光族，他就會受到眾人的鄙視；而如果這個人把錢用於購買各種理財產品投資出去，不花錢專門等著升值，他就會受到眾人的尊敬。
每次發生金融危機或者經濟衰退，就會有一批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站出來說你看這證明了馬克思是對的。馬克思是對的嗎？馬克思的學說仍然把私人投資當成經濟增長的動力。馬克思主義者對這次美國經濟衰退的解釋是產業空洞化 — 傳統製造業在減少，資本轉而投到金融上。Livingston對此不以為然：現在都什麼時代了，憑什麼還非得用傳統製造業來測量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力？
馬克思的貢獻在於提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別，而解釋經濟危機還得借助凱恩斯。1930年凱恩斯出版《貨幣論》，提出導致問題的是那些既沒有被用於擴大再生產，也沒有用於給個人股東分紅的剩餘利潤。這正是Livingston在此書中強調的關鍵論點。眾所周知凱恩斯強調需求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Livingston告訴我們凱恩斯還說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有一種新的道德觀。凱恩斯曾經寫文章說，現在工業化和自動化使得我們的勞動時間減少了，這其實不是壞事，而是好事。這說明經濟問題被解決了，可以把人解放出來去消費。凱恩斯說人不應該為錢而工作。攢錢，而不是追求使用價值，其實是一種噁心的病態行為！
這樣把馬克思和凱恩斯結合起來，Livingston對這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提出了四個論點：
· 第一，產生經濟衰退的原因是剩餘利潤。增加私人投資已經不能帶來經濟增長，應該靠消費帶來增長。
· 第二，為擴大消費，應該搞財富的再分配，比如增加社會福利。
· 第三，投資應該社會化。決定一個項目是否上馬，不應該只看其能帶來多少利潤，而應該全社會一起評估它的社會價值，也就是說要追求使用價值。
· 第四，花錢是道德的，消費文化是個好東西。
這個新道德標準值得專門說說。傳統上我們認為人應該勤勞致富，富了以後把錢用於投資。存款很道德，而舉債消費就不怎麼道德。最起碼，一個人花的錢應該都是他自己掙的。有統計表明美國一對退休夫婦平均一生之中對政府醫保項目的貢獻只有14萬美元，而他們從這個醫保中花掉的錢卻高達43萬美元。這道德麼？如果我們假設消費帶來增長，那麼舉債消費和接受社會福利就都是道德的。Livingston提出1990年以後美國經濟的增長正是家庭債務帶來的，債務降低了剩餘利潤的負面影響。
更進一步，Livingston提出一個有點驚世駭俗的觀點：消費其實比工作更好。不過我必須給他補充一點，他這裡說的工作是純粹以掙錢為目的的工作。人工作是為了追求交換價值，而消費追求的是使用價值。衣服買回來立即失去交換價值，買衣服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換取別人對自己的認同 — 憑這一點消費就比工作光榮：為增加社會效益而犧牲自己的金錢！從只知道賺錢養家的工人變成一個消費者，這其實是對人的提升。她開始關注別人怎麼看自己！就這個機制，就足以給整個社會增加愛心。我們消費，在很多情況下純粹是出於精神上的追求。往大了說就是追求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這是靈魂的昇華。這就是為什麼越是廣告氾濫、消費文化發達的地方，人們越有同情心。
事實上，美國之所以會發生民權運動這樣的社會進步，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消費文化。本來，爵士、藍調、搖滾這些黑人音樂只在南方少數地區存在，再加上其藝術水平比不上古典音樂，入不了上層社會之耳，也就成不了主流。然而二十世紀以來品味沒那麼高的普通民眾有錢了成了消費者了，而這時候正好唱片出現，黑人音樂才迅速流傳開來。對黑人來說，這更意味著整體形象的提升，再加上媒體的廣泛報道，黑人在全美國得到了廣泛的同情。到1980年超級碗上出現黑人拍的廣告，黑人文化正式成為美國主流文化。現在還有誰敢歧視黑人音樂？還有誰敢歧視黑人？馬丁路德金這樣的英雄人物當然有功，但是給他們帶來戰略機遇期的是消費者。
消費文化還可以解釋更大社會變革。從1975年到1992年發生在東歐的天鵝絨革命，其本質並不是老百姓反對政府，「革命」沒有游擊隊之類的武裝鬥爭。Livingston認為這個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東歐消費者也想要牛仔褲和流行音樂之類的現代商品，想要更多的休息時間和更多的藝術，而計劃經濟政府滿足不了。蘇聯式經濟體制一個重大缺陷是把利潤過多地用於擴大再生產，而不是用於消費。在這樣的背景下，後來當選捷克總統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1978年的文章《無權者的力量》，根本就是一篇消費文化宣言。他說我們想要欣賞流行音樂的權利— 不僅僅是本國流行音樂，也要西方流行音樂！哈維爾還代言搖滾樂隊，要求把演奏搖滾樂的自由作為基本人權。蘇聯體制的真正失敗之處在於它提供不了這些東西。事實上，當時蘇聯通過石油出口換來外匯，從西方進口了很多東西，包括童裝，來滿足國人的需求。可是消費者看到西方電視節目以後想要更多！結果一點點小危機，比如食品價格上升，就會導致大事。
所有這些訴求，都可以用更早的時候美國左派的一個口號來概括：more。早在1907年美國經濟學家Simon Patten就提出經濟已經從短缺時代變成了過剩時代，過去是「疼痛經濟」，現在則是「快樂經濟」。Patten的學生Walter Weyl則在1912年出了一本書，The New Democracy，提出在這個時代如果能夠搞好收入的再分配和生產的社會化，那麼就可以不要絕對的社會主義，而變成有條件的社會主義。與此同時美國勞工聯盟創始人Samuel Gompers，作為一個工人領袖，則提出他既不想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想搞垮大公司，他想要的是「合作社會（coorperative society）」。這是一種平行的社會結構，其發生在純粹的資本主義之後，但又不是社會主義。Gompers說工人唯一要的就是more：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多的休閒時間等等。快樂經濟會使得過去窮而無知的人變得富裕而有知識，那麼民主也會加強，簡直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社會形態。
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中國怎麼沒有採納美國人早在中國建國前就提出來的這個溫和的路線圖，反而搞了比較極端的社會主義？一個最可能的原因當然是美國是發達國家，而早期的中國遠遠沒有達到「快樂經濟」。也許中國曾經有可能走這個路線，只是由於一些歷史上偶然的原因沒有走成。比如根據沈志華教授在《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的中國》這本書中的說法，1957年國際上一系列突發事件導致中國走了另一條路。不論如何，先有資本主義，等資本主義富裕到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再搞合作社會，然後再談搞不搞社會主義，這個路線圖絕對不應該讓任何社會主義者感到震驚。
不敢質疑經濟學的歷史學家不是好作者，但此書對剩餘利潤的擔憂和批評顯然不是新思想，凱恩斯以降的整個需求派經濟學不都這麼說嗎？最近Daniel Alpert還出了一本 The Age of Oversupply，也說這個問題，而且還被批評其並無新意。也許Livingston在這方面的貢獻是用美國經濟史給需求派提供了子彈。另一個可能的批評是你如此推動「反節儉」，過度消費會不會導致資源不足和環境崩潰？但Livingston真正推崇的是使用價值。今天的很多政府項目其實已經是投資社會化，不是單純追求盈利而把各種因素綜合考慮。可是如果不是讓錢，也就是市場去配置資源，你這個「投資社會化」到底能否有效運行，Livingston沒有給我們提供更多論證。還有一點，把財富再分配— 對富人收更多的稅來分給窮人— 這一招也不能無限使用，現在美國排在前10%的富人已經承擔了過半的聯邦稅。我認為，提出消費文化是個好東西，是此書的最大亮點，尤其是在這個很多人反對消費文化的時刻。
在我看來，所謂「消費文化」，其實是人類歷史上「普通人」的一次進步。過去無論文化、科學、藝術還是政治進步大多是精英推動的，升斗小民整天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奔忙對身外之物沒什麼可說的。普通人在原始社會是奴隸，在封建專制社會是農民，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工人，換句話說都是給人幹活的角色。而這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給普通人帶來一個新角色：消費者。作為消費者的普通人不必被壓迫就有話可說。他們不再僅僅作為勞動力被社會選擇，他們做選擇。他們的喜好決定哪種藝術能夠流行哪種科技能夠壯大，以及哪個精英能變富豪。他們變得有思想有個性，他們追求能取得別人認同的使用價值，並因此把同情心用於推動社會進步。
也許消費文化還時不時表現的比較庸俗，也許消費者氾濫的同情心還時不時把政策搞壞，但是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只要有「more」— 更多的物質、教育和休閒時間，世界必將進化到人人都是貴族的一天。消費文化，才是真正的「庶民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