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homon
1987年，羅納德·德雷弗已經接受了三巨頭組合解體並代之以羅克斯·沃格特為項目負責人的層級結構的事實，因為他別無選擇。當然，在此之前，他多次飛到華盛頓，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裡奇·艾薩克森哭訴自己的委屈。但是，艾薩克森沒有鬆口，而是耐心地告訴羅納德：要麼接受沃格特作為項目負責人，要麼結束這個項目。（據基普稱，艾薩克森說這番話時「不留一點兒餘地」。）
羅納德說，在沃格特剛上任時，儘管沃格特對組織結構進行了調整，而且毫不遮掩他難相處的個性，但是羅納德的心情卻沒那麼糟糕。總體來說，項目的運行更加專業、有效，而且資金充裕。剛開始，羅納德覺得沃格特「還不錯」，儘管他有時也會因為自己的建議沒有被立即採納而感到生氣。在整個項目組中，似乎只有沃格特可以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直接交流。（其他人認為這個說法有點兒誇張，比如他們也曾派人給基金會做項目演示。）慢慢地，羅納德覺得自己的影響力正在減退。他抱怨說，沃格特嚴格控制信息的流通（這是羅納德自己的感覺，其他人，例如基普，就沒有這種感覺），導致其他團隊成員都難以全方位地瞭解項目的運行狀況。羅納德擔心，撰寫申請報告會阻礙科研工作取得進展。由於羅納德討厭這類書面工作，基普只好參與其中，撰寫了大量文字材料，也產生了一些新的矛盾。羅納德批評說，有些說法（尤其是在機器性能評估方面）過於樂觀、自信。羅納德覺得基普可能會認為他大驚小怪，生他的氣。羅納德事後想，矛盾肯定是在他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產生的。
1991年，斯坦利·惠特科姆就任項目副主任，成為羅克斯·沃格特的助手，還兼任治療師。1980年，斯坦利成為設計LIGO探測器的第一批實驗人員之一，但是，在當時看來這個項目充滿變數，如果留在項目組，他的學術生涯將前途未卜。於是，1985年，他接受航空業獵頭的邀請，離開了LIGO項目組。（有人認為，他之所以離開，是因為他與羅納德的關係比較緊張。）他告訴我，在實驗室裡修修補補、埋頭創新給他留下了非常愉快的記憶，所以後來他又回到了項目組。20世紀80年代初，項目組只安排了三四個人在實驗室裡從事研發工作。每個人都清楚自己的職責，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1991年，他回到項目組，並擔任副主任。這時候的項目組表現出樂觀的發展態勢，但是嚴謹性有餘，探索性不足。據斯坦利稱，沃格特是一位嚴厲而高效的項目負責人。在三巨頭組合時代，「酷愛分析的雷納與直覺能力驚人的羅納德」勢如水火，而沃格特接手之後，所有人都可以有效地開展合作。但是，羅納德·德雷弗與羅克斯·沃格特無法友好相處。
現在，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就緒，LIGO項目可以啟動了。在這之前，行業研究花了三年時間，起草那份條理清晰的申請報告花了一年多時間，與國會博弈又耗時兩年，團隊的耐心毫無疑問已經耗盡。接下來就是他們與自然、人類與周圍環境之間的博弈了。隨著對信號源存在的信心不斷增強，項目組越來越關注黑洞和中子星，希望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在與外部的博弈取得節節勝利的同時，沃格特開始著手處理之前不敢輕易觸碰的內部矛盾。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內部摩擦，如果處理不好，也會讓人產生如鯁在喉的感覺。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儘管團隊主要人物在重大問題上看法一致，但是他們的具體表現卻大相逕庭。對於其中的衝突，很多人三緘其口。人們有所保留是有原因的，其中之一是他們不願意公開批評羅納德，因為羅納德似乎拒絕接受批評，哪怕是善意的批評。1997年，雪莉·科恩為準備一部加州理工學院的口述歷史作品，做了大量的採訪工作。根據她的錄音資料，羅納德在接受採訪時口若懸河地談論了他本人對那些衝突的看法。我採訪過一些在LIGO項目組佔據重要地位的科學家，在我的再三請求之下，有的人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對事件的描述幾乎一致，但是與羅納德的說法有出入。而且，幾乎所有人都要求隱去姓名。
以下是羅納德的觀點，是我根據1997年的錄音資料整理出來的。他說，他們兩人的矛盾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當時羅克斯·沃格特是LIGO項目的負責人。在團隊的周例會上，沃格特開始攻擊羅納德，他可能沒有表現出敵意，但是他的批評顯然不是出於善意。「他還指責我的研究方法不科學，這讓我尤其無法忍受。」羅納德認為，他在英國學到的那些技術得益於歐內斯特·盧瑟福的影響。他喜歡在不影響結果的前提下走捷徑，省去一些不相干的細節，因此很多實驗進展迅速，這種做法不應該被錯誤地定義為不嚴謹。毫無疑問，羅納德發明的一系列有獨創性的實驗技術，以及他做出的高明、新穎的設計，在現在的引力波探測器中仍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不滿地辯解說，他的那些方法使團隊的研究取得了進展，工作效率比傳統的團隊快一倍，而且需要的資金更少。在他眼裡，其他科學家都屬於傳統型，不能像他一樣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後就取得重大突破。羅納德·德雷弗的工作風格顯然是沃格特無法理解的。
羅納德接著說道：「我每次都採取不起眼的措施，然後就能發揮作用。沃格特說：『他是碰巧了。』其實，我從來不指望碰巧。我的直覺非常厲害，真的非常厲害……但是，我發現這很難解釋得清。他越來越反感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沃格特在周例會上的攻擊讓羅納德不安，也困惑不解。由於不知道該怎麼辦，他通常呆坐在那裡，一言不發。隨後，沃格特解除了羅納德實驗室負責人的職務。「我感到無比震驚，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差點兒崩潰了。」
加州理工學院與普林斯頓大學的榮休教授彼得·戈德萊希回憶說：「有一次，羅納德告訴我：『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原來，沃格特經常衝他大吼大叫。我問他：『他衝你吼叫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走開呢？』羅納德說：『我可以走開嗎？』我告訴他：『當然可以，你是教授啊！』……我真不敢相信，羅納德竟然這麼天真！」
當初，戈德萊希是支持由羅納德·德雷弗掌管LIGO項目組的教授之一。他說：「我與羅納德接觸過幾次，他顯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傢伙……他不懂人情世故，一門心思地鑽研物理，而且直覺敏銳……根據我以往的經驗，沃格特可能會無緣無故地憎恨某個人，而且他善於取得人們的信任，讓他們認為他鄙視某個人是有道理的。我非常不喜歡沃格特這樣做……我覺得，羅納德遭遇到那些麻煩，我是有責任的。」
1997年1~6月，雪莉·科恩對羅納德進行過5次採訪。第三次時，羅納德還是不停地兜圈子、老生常談，最後終於談到了最緊要的內容。雪莉似乎已經被拖得筋疲力盡，希望盡早結束這次採訪。羅納德笑著說道：「接下來，我告訴你我是怎麼被踢出項目組的。」就在這時，只聽見「卡嗒」一聲——磁帶的第二面錄滿了，之後關於被解雇的過程又錄了整整兩盒磁帶。
羅納德承認：「我在閱讀方面有點兒問題。」由於他不善於領會信息，因此他希望開會時可以錄音，以便會後回顧會議內容，但這遭到了沃格特的拒絕。據羅納德回憶，在一次極為反常的會議上，沃格特為他制定了兩條規則。「第一條也是最奇怪的規則是：我和沃格特不能同時出現在一個房間裡。他當時就是這麼說的。」兩個當時在場的人做了書面記錄，從他們的記錄看，這條規則看上去正常一些：如果羅納德出席周例會，沃格特就會退席，例會就會取消，耽誤工作進度的責任就要由羅納德承擔。「第二條規則大致是這樣的：我不可以使用LIGO項目的任何設施，包括複印機、電話等。」多年之後，在回想起這件事時，羅納德仍然像當初一樣迷惑不解，甚至覺得哭笑不得。「我覺得那次會議實在太奇怪了。隨後不久，阿根廷的那次會議就召開了。」
羅納德被禁止在其他任何會議上、大學裡介紹他的研究。由於心中放不下這個項目，羅納德忍受著痛苦、焦慮的煎熬，在大多數時間裡都循規蹈矩。「我不知道這個國家奉行什麼樣的規則。我發現，我之前的那一套在這裡完全行不通。在我的祖國，這樣的情況絕不可能發生。還是算了吧，是我沒有搞清楚這裡的規則。」
只有一次例外情況，卻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事情的起因與在阿根廷召開的一次會議有關。1992年，羅納德打算與他在格拉斯哥大學的同事布萊恩·米爾斯合作，展示他的研究成果。米爾斯在分析了羅納德的一些想法之後，提出了讓激光在干涉儀中循環傳播的建議。（據當時在現場的人回憶，羅納德與米爾斯的合作跟他說的有些不同。他們說，羅納德不願意接受年輕的米爾斯提出的建議，而且米爾斯在提這些建議時的堅定語氣讓羅納德十分惱火。）就在他們準備合作撰寫一篇論文時，米爾斯死於一次爬山事故。「這個消息讓很多人感到難過，當然我也不例外。我們都喜歡他，但他卻離開了我們。」羅納德產生了一種緊迫感，他的意思是，米爾斯的悲劇迫使他不得不在1992年的阿根廷會議上介紹他們倆的合作成果。儘管沃格特禁止羅納德介紹自己的成果，他還是這樣做了。
羅納德回到加州理工學院的當天，就被踢出了項目組。
解聘通知書的落款是加州理工學院管理層，而不是沃格特。1992年7月6日，羅克斯·沃格特簽發了一份備忘錄，告知LIGO項目組的全體成員和加州理工學院的部分教職工，羅納德·德雷弗不再是LIGO項目組成員。他必須在LIGO團隊成員的陪伴下，才可以從他在LIGO項目組的辦公室裡拿走他的私人物品。
在羅納德的內心，一股難以名狀的憤懣之情悄然滋生，不僅影響了他未來的生活，還給他既往的時光蒙上了一層陰影。羅納德原以為在LIGO項目組的前5年裡，自己的工作還是比較順利的，但是現在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覺得其中也有陰謀詭計，而之前他完全沒有察覺。他從人們的風言風語中瞭解到，在那5年裡，沃格特已經先發制人，向學校管理層投訴他了。羅納德認為，沃格特此舉的目的就是意圖毀壞他的名聲。
也許沃格特希望羅納德辭職，回到格拉斯哥大學。換作其他任何一個更傳統、更敏感的人，沃格特的願望早就已經實現了。但是羅納德的心性不同於常人，他對這種常規的打壓手段有極強的耐受力。顯然，在沃格特施壓之後，羅納德的第一反應不是憤而辭職，而是在平靜接受的同時感到迷惘。對羅納德來說，生活的意義在於工作，在於實驗，在於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變成現實。LIGO項目就在加州理工學院，除了LIGO項目，他別無所求；除了加州理工學院，他哪兒都不想去。
一天，連通他與秘書辦公室的那扇門被堵上了。不是被鎖上了，而是被封死了。建築工人離開之後，那扇門就看不見了，只在牆上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記。羅納德指責工人們的活兒幹得很糙。他的秘書搬走了。（去了哪裡？地下室嗎？）羅納德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想：「太讓人難受了！」
羅納德說：「之後，有人通知我別再來上班了。」說到這裡，他的語速變得很慢，流露出傷心、懷疑的情緒。有謠言稱，在羅納德辦公室的鎖被人換掉之後，彼得·戈德萊希從窗戶爬了進去，為羅納德打開了辦公室的門。但是，這只是一個傳言，戈德萊希也不願意證實這件事。戈德萊希說：「後來……我收到了沃格特簽發的備忘錄……這一回，我真的生氣了。」我問他是否真的爬窗戶了，他朝我擺了擺手。他的意思不是說這已經是陳年往事了，而是表明他仍然憤怒難平。「沃格特認為，他是項目負責人，是保證研究取得進展的發動機，但是羅納德這個無用的矮胖子卻打算搶他的功勞，甚至還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我認為這是讓羅納德最不能容忍的事。當然，正因為沃格特有這樣的毛病，沒有人會對他心存感激……我真的無法理解沃格特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所有人都很尊重他。所以，我後來勸說，沃格特應該辭職，因為他肯定會被辭退的。這是他無法逃脫的下場。」
沃格特說，羅納德「四處打電話，說我精神錯亂，說我領導建造的探測器根本沒用」，至此，衝突徹底爆發了。（羅納德明確地否認了沃格特的控訴。）
雷納·韋斯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觀點，他說：「羅納德變成了項目組中不受歡迎的人。他被沃格特禁止參加會議，這項決定實在是過分了。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們都很擔心，認為LIGO項目離不開羅納德。大多數教授都認為羅納德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就連基普也這樣想。但是，沃格特卻沒有對天才加以保護，以至於天才牢騷滿腹。」
羅納德說：「所有事都讓我摸不著頭腦，真是太奇怪了。」最後，在為數不多的盟友的鼓勵下，羅納德開始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提出申訴。學術自由與終身教職委員會是一個不受加州理工學院管理層領導的重要機構，它受理了他的申訴。在提到委員會的報告時，羅納德說：「從根本上看，這份報告是對我的一個強力支持……它客觀公正地陳述了我的悲慘遭遇……我的學術自由遭到了侵犯。」但是，幾年過去了，情況沒有任何改變，羅納德仍然不受項目組的歡迎。他甚至「不敢」走進LIGO總部大樓。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羅納德竟然希望LIGO項目組同意他恢復原職。一次，一個有外部人士參加的監督委員會召開了一個會議，羅納德計劃在會上做一個科研提案，而沃格特也準備做一個提案。委員會將根據科研價值，在他們兩個人的提案中做出取捨。但是，當羅納德走進會場時，沃格特的支持者接二連三地站起來，對羅納德進行人身攻擊，這令他感到十分沮喪。羅納德說：「這些人曾經都是我的朋友。」他的語氣很沉重。
當然，關於這件事，也有不同的說法。那些願意匿名發表評論的人幾乎眾口一詞，也讓羅納德的陳述顯得與他們不同。我在這裡匿名引用他們說的一些話：「在沃格特成為項目負責人之前，羅納德已經與LIGO項目組的大部分成員產生了隔閡，在隨後幾年裡，這種隔閡越來越明顯……他與項目組其他成員的隔閡是多個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他希望將研發工作完全置於他一個人的掌控之下。他讓其他科學家給他當助手，卻不願意與他們分享權力。」「羅納德矢志不渝地堅持所謂的『非標準研究策略』……他依靠的是自己的直覺，而不是分析能力，他不願意使用系統的方法，他也沒有這樣的能力……1988年全年和1989年年初，沃格特希望推行更標準的系統研究方法。羅納德百般阻撓，不願意團隊成員使用這些系統方法。」「羅納德缺乏條理性，在做決策、解決問題、按時完成任務等方面表現極差。對於一個多人合作的系統性研究項目來說，如果負責人有這些缺點，就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沃格特採取了有力措施，希望項目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下……這些舉措引起了羅納德的反抗，但是他沒有光明正大地表示反對，而是利用各種伎倆，在背後『搗亂』。這讓沃格特非常生氣，於是他採取了一些羅納德所謂的不正當措施。」「封堵那扇門是沃格特制訂的對秘書辦公室進行改造的計劃的一部分……在實施之前，改造方案以及封堵那扇門的安排，都已經與羅納德通過氣了。顯然，羅納德忘記了這件事。」「給羅納德辦公室換鎖也是沃格特要求的，目的是防止羅納德指責他（沃格特）進辦公室拿東西……換鎖的事徵求過羅納德的意見……他可以拿到新鑰匙。有一天，羅納德來到辦公室，發現自己沒有辦公室鑰匙，這顯然是因為他忘記那次談話內容了。」「羅納德宣稱自己有25項學術自由遭到侵犯，但是學術自由與終身教職委員會的結論是，只有兩件事對他的學術自由構成了侵犯。」「如果我說沒有人受得了羅納德，這應該不算誹謗。」
這件事持續了很長時間，人們稱之為「羅納德事件」。雷納說：「羅納德和沃格特都特別看重忠誠這個品質。沒錯，『忠誠』這個詞非常恰當。你是站在我這邊還是反對我？羅納德不斷質疑沃格特在技術方面做出的決定，沃格特則認為自己不只是一名管理者。如果你說他是一名管理者，我想他肯定會大發雷霆。（他會告訴你：）『我是物理學者，同其他人一樣，我也擅長思考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尊重他的看法，因為他是一個聰明人。但是，羅納德不會認同他。我認為，他們最後搞得那麼僵，這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在羅納德的影響下，沃格特感覺自己低人一等，這是沃格特無法容忍的。」
雷納接著說道：「突然之間，我們發現項目組分成了水火不容的兩派。與此同時，我們的工作出現了不可原諒的過錯。這個過錯就是我們的項目停滯不前了。」
最終的衝突發生於1994年。「當時，我們剛剛啟動與芝加哥橋樑鋼鐵公司簽訂合同的一些項目。他們負責修建那兩條管道，我是這項工程的科學顧問。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派了一個人出席項目啟動儀式。結果，沃格特在公開場合對這個傢伙發了一通火，導致項目陷入了困境。
「沃格特認為基金會的那個傢伙問了一個有敵意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那個問題合情合理。但是，沃格特發火了，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身材高大的沃格特面紅耳赤，氣沖斗牛。他對著基金會派來的那個矮個子傢伙喊道：『你有什麼資格這樣問？你給我閉嘴！』
「芝加哥橋樑鋼鐵公司的總裁和工程師面面相覷，心中暗想：這個傢伙肯定是瘋了，竟敢衝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人大吼大叫！要知道，錢可是捏在人家手裡呢。他到底想幹什麼？我記得，從那時起，我就和沃格特斷絕了關係。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可能是我有生以來做出的最艱難的決定。我真的認為我傷害了他。
「我說：『你惹了大麻煩了，我再也無法保護你了……現在，是你離開項目組的時候了。雖然不情願，但我還是要告訴你，你已經完成了你的使命。』此後，沃格特的心情無比沮喪，好像隨時會死去。他臉色蒼白，無精打采，整個人就像一具行屍走肉。我們一起坐在車裡，誰也沒有說話。
「下車後，我說了一句：『對不起，沃格特。』
「因為各自要趕飛機，所以我們就此別過。在我朝外面走去的時候，他對我說道：『你在看問題時老是出錯。』」
斯坦利回憶說：「當時，北嶺正好發生地震了。」他向我保證：「真的只是巧合。但是我記得我們那時正在華盛頓向國家科學基金會乞求資助，但被罵得狗血淋頭。那天早晨，電視新聞報道了北嶺地震的消息。」
當時，雷納也在華盛頓參加一個會議：「國家科學基金會對沃格特進行了質詢，現場的氣氛令人害怕。沃格特做錯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試圖為自己的決策做出辯解。他告訴基金會，他為什麼開除羅納德，為什麼死守著那些錢，為什麼不願意為項目組辦公室安排更多的人手，等等。結果，基金會置若罔聞，直接向他宣讀了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沃格特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像一座石雕。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在為羅克斯·沃格特辯解時，基普詳細介紹了項目組在沃格特領導下取得的重大成績。沃格特讓研發工作變得系統化，提高了團隊的效率，並幫助他們在探測器零部件的設計與製造工作上取得了進展。他幾乎憑借一己之力，為LIGO項目制訂了一個恰當的研究計劃。他對選址以及真空管道的設計工作進行了把控。在項目組遭遇幾何光學和激光等方面的難題時，他果斷地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決定。他為改良第一代探測器的具體設計創造了便利條件。此外，他確保了LIGO項目審批的全過程（包括檢查評估、國會聽證）不出紕漏。在沃格特的努力下，整個項目組團結一致，為追求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而奮鬥。
回顧往事，沃格特聳聳肩膀說道：「那時的我就是一個賭徒，相信自己一個人就可以把探測器建造出來。」沃格特自己也意識到他是受名聲所累，因此在我們的交談進行到第5個小時的時候，他半是辯解半是懺悔地說道：「我之所以犯那些錯誤，一部分原因在於我當時接收到的信息。」在重點強調了第一個原因之後，他又微笑著說出另外一個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於我的性格特點。」
作為項目組曾經的核心人物，羅納德·德雷弗被解雇之後，加州理工學院給了他大約100萬美元的資金和一處場地，供他完成自己的研究，組建一個新實驗室。由於設施不足、位置欠佳、很難整修，這個實驗室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麻煩。1997年，羅納德的實驗室仍然沒有建成，甚至還有一些資金沒有到位。在華盛頓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兩個LIGO探測器場地大興土木時，他只能當一名心情沮喪的看客。在談到他能做的那些小型實驗時，他說他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受，覺得這些實驗只能排在第二位，比不過真正意義上的引力波探測實驗。我覺得，某些我無法理解的原因妨礙了我，甚至是逼迫我，讓我不能在那個實驗中做出自己的貢獻……我情不自禁地想……我本來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甚至可以繼續留在LIGO項目組裡」。
雷納說道：「這一段插曲是LIGO項目中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羅納德·德雷弗是一個悲劇。從那以後，沃格特和羅納德都沒能東山再起。沒有人希望這樣的事情重演。不幸的是，這段往事已經被記錄下來了。但是，你不一定非把它寫進你的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