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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具有獨創性而且技術上神秘莫測的大型新興項目而言，羅克斯·沃格特被加州理工學院從教務長的位置上趕下來的這段歷史，顯然不會為他出任該項目負責人加分。稍加研究我們就會發現，「沃格特」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是一個官職，指代表教會處理軍事或司法事務的宗教機構監護者。換句話說，「沃格特」與「教務長」天生就存在某種聯繫。
儘管這個名字有某種預見性，但是羅克斯·沃格特對自己的評價是：「眾所周知，我絕對沒有專權的想法。」
擔任教務長期間，他曾經表示他對加州理工學院的忠誠之心超過了他的愛國之情，他還說「僱傭槍手」這個詞是教務長職責的真實寫照，儘管他本人並不喜歡這個表達。他把更多的忠誠奉獻給學術機構，而將國家置於次要位置，可能是出於自我保護的考慮，因為對於納粹統治時代的德國國民來說，與這個正在崛起的政權格格不入是一段好的個人經歷，而與之暗通款曲則會在教務長的個人簡歷上留下污點。坦白地說，他對極權主義的政治反應——害怕、抵制——都是非常恰當的，對美國憲法和個人權利保護機制的政治反應——讚賞、接受——也沒有任何不妥之處。然而，沃格特將他對加州理工學院的忠誠之心置於愛國之情之上，的確是一個非常高明的選擇。
我與沃格特的見面地點是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室。他告訴我：「昨天是5月8日。1945年5月8日，我當時15歲，被從戰俘營釋放出來。我心裡暗暗發誓，我以後再也不會接受任何愚蠢政權的奴役了。」
在接下來的對話裡，沃格特告訴我他從小在德國南部長大，但是由於納粹的倒行逆施，他衣食無憂的生活被破壞殆盡。戰後，他先後成了農民和鋼鐵廠工人。最後，他憑借優秀的學習成績來到了富裕發達的美國。當時，一位美國士兵出乎意料地與他建立了友誼，並給他起了「羅比」這個綽號。這名美國士兵實際上是一名武器調查人員。他來到沃格特所在的大學，是為了調查這裡是否在製造核武器，而擔任學生代表的沃格特其實是他的聯絡人。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加州理工學院解雇沃格特的原因。
沃格特曾經在「旅行者」計劃中擔任宇宙射線系統的首席研究員。兩個「旅行者」號航天器是迄今為止飛得最遠的人造飛行器，與地球之間的距離已經超過150億公里，而且向著更遙遠的地方繼續前進。它們正在逐漸擺脫太陽磁場的作用，在鋼鐵外罩的保護下，迎著從遙遠的恆星吹來的風，進行著星際旅行。雖然有點兒令人難以置信，但這的確是事實。沃格特竭力主張將任務目標延伸至星際空間。他認為航天器應該攜帶更多的聯氨（一種難聞的化學燃料，在航天器脫離太陽系之後可以繼續為航天器提供動力），但這會搶佔行星科學家的有效載荷。沃格特說：「若航天器飛得很遠，我們就必須降低數據傳輸的比特率……為航天器提供動力的鈽發電機還可以繼續工作5~10年，之後就會停止工作，通信也會因為電力不足而被迫中斷……維持5年是輕而易舉的事，到那時，我們將會進入星際空間，測量銀河系的宇宙射線頻率。但是，我說的是『我們』，而不是『我』……現在，他們已經完成了那些工作。唯一讓我感到後悔的事就是，擔任行政管理工作導致我失去了這個機會。這讓我很痛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我無法體會到首先看到試驗成功的那種愉悅心情。」
1977年從地球發射升空的「旅行者」號沒有載人，但是攜帶了由卡爾·薩根領導的一個委員會特製的一張名為「地球之音」的銅質鍍金激光唱片，收錄了地球的相關信息。「旅行者」號的最低任務目標是在星際風中投放「漂流瓶」，為希望瞭解地球人的外星生命送去紀念品。有人反對這項計劃，擔心刻錄在旅行者金唱片上的圖像會把地球的位置洩露給潛在的入侵者。但是，這些外星生命必須先發現「旅行者」號，才有可能對地球構成威脅。在嘈雜空曠的星際空間中飛行的「旅行者」號體積非常小，並不容易被發現。即使在數萬年之後，「旅行者」號也很有可能不會進入其他的恆星系統。就算外星人發現「旅行者」號之後成功地破解了它所攜帶的信息，也只能確定太陽系在宇宙中的位置。相比之下，利用傳統意義上的星際探測器（無論它依據的是哪種原理）來尋找地球的位置，會容易得多。
為了當上教務長，沃格特在「旅行者」號即將擺脫太陽磁場影響，開始收穫宇宙射線頻率這個勝利果實之際，將「旅行者」號計劃的領導權拱手讓人。走馬上任的時候，他在內心深處反覆權衡：萬一被解雇，他是否有可能回頭，繼續參與宇宙射線系統實驗。（他為什麼會考慮這個問題呢？）在就任教務長後不久，沃格特在一次訪談中對自己的未來進行了展望：「如果我再次回到實驗小組，那裡的同事們肯定會感到非常尷尬，因為我和他們的聯繫中斷過。因此，毫無疑問，我只能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結果沒過幾年，沃格特真的被時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的默夫·戈德伯格炒了魷魚。如果戈德伯格有足夠大的權力，說不定他還會更早解雇沃格特。但是，要解雇一個教務長，戈德伯格必須徵得董事會的同意。儘管董事會認為沃格特是一名經驗豐富且富有創造力的管理者，但他們也認為他性格多疑、難以相處。怨恨與指責導致沃格特與管理層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他們的合作只能走向終結。所有這些都是逸事，除了把沃格特推向命中注定的位置以外，可能與本書沒有多大的關係。
消極因素接踵而來：失業（雖然薪金照發），無法回到之前從事的科研領域（「這會讓他們感到非常尷尬」），只能在物理大樓地下一層的男衛生間附近找到一個落腳之地（沒有實驗室，也沒有合作團隊），忍受失望的折磨。（在他被解雇時，學校的教職工為什麼沒有聯合起來予以抵制呢？）最終，沃格特做好了「進入一個全新領域」的準備。與此同時，積極因素——抱負、夢想和活力——給了他前進的動力，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三巨頭組合解體形成的空當。就這樣，羅克斯·沃格特走馬上任了。
後來，他又從LIGO項目負責人的職位上被人趕了下來。「我已經有25年沒有接觸LIGO項目了。」他似乎在提醒我，我們的談話沒有任何意義。然而，對於我的拜訪，他還是歡迎的。他那間寬敞的拐角辦公室位於LIGO總部大樓裡，走廊的盡頭是他同事的辦公室，但是他已經有近25年時間沒和他們說過話了。LIGO項目組的重要科學家都見過他，但從未與他接觸。在他們眼中，聲名狼藉、身材魁梧的羅克斯·沃格特令人望而生畏，就像是一個出沒於黑暗衣櫥的幽靈，最好還是把他關在門後，永遠不要放他出來。因此，看到我與他接觸，他們都露出了難以置信甚至頗為好奇的神情。
沃格特的教務長任期結束的那天，由於部門裡的一些文件需要教務長過目，所以加州理工學院物理、數學與天文學系主任來到沃格特的辦公室。沃格特指著那些文件說：「把這些東西拿走吧。你們以後不用找我簽字了，我剛剛辭職了。」埃德·斯通主任大吃一驚：「天啊，這是真的嗎？」沃格特解釋說，LIGO項目組已決定由他擔任負責人。斯通來找沃格特，本來是想在他心情好的時候說一些奉承話，再談工作的事。但是，在他剛剛被趕下教務長寶座的時候來找他辦事，等於為他送上了一個安慰獎。
據基普推測，儘管羅克斯·沃格特那天的反應可能會令埃德·斯通產生錯覺，以為他已經是LIGO項目的負責人了，但實際上，「下台」幾周之後他才得到這份新工作。
我們在他的辦公室就座之後，沃格特告訴我，他是被迫接受這個職位的：「我婉言謝絕了，但是他們仍然堅持讓我接受。」由於韋伯的棒式引力波探測器與他的那個有爭議的實驗結果引起人們對這個領域的懷疑，所以他並不願意擔任這個職務。「說句題外話，韋伯是個悲劇人物。雖然他是一名優秀的科學家，但是他迫切希望探測到引力波，以至於在解讀數據時犯了大錯。」
最終，沃格特在巨大的行政壓力面前妥協了。「但是，一旦我決定接受這份工作，我就會把它看成我自己的項目，全身心投入其中。我必須心無旁騖。」
1987年，沃格特開始擔任LIGO項目負責人。三巨頭組合——羅納德·德雷弗、雷納·韋斯和基普·索恩——得到了解放，可以在項目組裡自由地追逐各自的目標。沃格特對基普讚不絕口：「他應該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對雷納·韋斯的評價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一個好人。」他甚至還表揚了羅納德·德雷弗：「我知道，羅納德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科學家，不過他的個性有點兒瘋狂。」（開誠佈公地說，輿論一致認為可以考慮給三巨頭組合授予諾貝爾獎。）在LIGO項目負責人的崗位上，沃格特把他性格中的所有優點和所有不足都發揮得淋漓盡致。有人對他進行過恰如其分的形容，因為是通過第三方瞭解到的，所以我在這裡匿名引用：「沃格特擁有無與倫比的洞察力、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他製造問題的能力也無人可及。」
1989年，羅克斯·沃格特作為首席研究員，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交了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聯合小組辛勤勞動的成果：一份長達229頁的「引力波探測器的建造、操作與支持研發報告」。這份全面深入、富有洞見的報告以一段引言開篇：
沒有比引領事物的新秩序更難把握、更冒險和更不確定的了。
——馬基雅維利，《君主論》（1513）
雷納稱這份報告是一部偉大的作品。項目組全體成員通過潛心工作，為LIGO項目成功地建造了兩台在美國海岸線的不同位置同步工作的4 000米探測器，對各種懷疑觀點給予了有力的回擊。雷納通過這份目標明確的報告，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提出了金額為193 918 509美元的資金申請。他們計劃從1990年開始，利用4年時間建成實際可行的探測器。小組在概要部分為LIGO項目（從此以後這個名稱正式啟用）列出了兩大目標：「第一，驗證廣義相對論……第二，為觀察宇宙打開一扇不同於射電天文學和粒子天文學等傳統方式的新窗口。」通過這份申請報告，沃格特開始了他作為LIGO項目負責人的新使命（儘管他最終沒能完成）。他們的資金申請也得到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批准。
2億美元的資金不可能輕輕鬆鬆地通過銀行賬戶轉給項目組。這個數額雖然看起來不小，但與那些動輒數十億美元的預算項目（例如，粒子加速器項目）相比就不算什麼了。然而，LIGO項目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最大型的項目，因此必須經過國會同意。毫無疑問，他們已經解決了一個大麻煩，但是還有更多的麻煩需要解決。為了讓美國國會同意基金會的資金支持計劃，他們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一些國會議員對LIGO項目進行了攻擊，他們認為，根據沃格特的介紹，這個項目（甚至所有的科學研究）都是一種徒勞的燒錢行為。因此，美國國會凍結了這筆資金，導致場地建設停了下來。在兩年時間裡，沃格特頻繁去往華盛頓，尋求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支持，成為國會大廈所有辦公室以及撥款委員會的常客。
沃格特要求加州理工學院為他安排一名說客，幫他遊說國會議員。時至今日，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們也很少使用這個手段。在受到百般阻撓之後，加州理工學院安排了一名專業人員為他出謀劃策，他帶著這名助手去到華盛頓，準備破除堅冰。1991年3月13日，美國眾議院召開科學、空間與技術委員會聽證會。沃格特以為自己已經做好了準備，結果反對方的證詞還是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正是在這次聽證會上，著名天文學家托尼·泰森發表了措辭極其嚴厲的評估意見。
1971年，托尼·泰森建造了自己的韋伯棒，並開始探測引力波。他做了幾年實驗，除了檢測到阿拉斯加的一次地下核武器試驗以外，一無所獲。當時，近5兆噸的核武器被投放到一個豎井中。引爆後，阿拉斯加爆炸點周圍的地面在不到1秒鐘的時間裡足足升高了50英尺，也讓托尼放置在貝爾實驗室裡的韋伯棒產生了反應。LIGO項目在美國國會引起爭論時，托尼已經在做其他領域的研究了，但他認為自己仍然是引力波探測實驗的支持者之一。
在收到科學分委會的做證要求之後，托尼告訴自己：「我最好還是置身事外吧。」但是，科學分委會以傳喚到庭相威脅，托尼只好同意通過工程計算來完成這個項目的技術可行性評估。此時，距聽證會的時間已經不足一個月了。托尼對LIGO項目表示支持，並且指出這項技術必將取得快速發展。至今，托尼仍然深信一點：「如果發現了通向宇宙的一扇新窗戶，我們就應該上前去看一看。」然而，他也對該項目能否取得科學成果表示擔心。在這一點上，他與那些對純技術不太感興趣以及不願意冒險的人不謀而合。他認為第一代引力波探測器成本過高，成功的可能性極小。天文學界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才能完成新型探測器的研發，但是研發費用並不包括在所申請的預算（此時已追加至2.11億美元）中。此外，耗費巨資建造的設施竟然僅供4個人（應該是指基普·索恩、雷納·韋斯、羅納德·德雷弗和羅克斯·沃格特）使用，這也令他感到不滿。他證詞中的一段話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段距離到底有多長，足夠繞地球1 000億圈……在引力波的作用下，這麼長的距離在短時間裡發生變化的幅度竟然小於人類一根頭髮的直徑，而且留給我們的測量時間不到一秒鐘。此外，我們不知道這種微小的變化何時會發生，下個月、明年還是30年以後？
托尼告訴我，他沒有把自己被迫做證的事及時通知基普和沃格特，對此他深感後悔。他承認，直到做證前一個小時，他才開始考慮自己的證詞會產生何種影響。在聽證會的前一晚，他把自己證詞的副本交給了基普和沃格特。
基普·索恩說：「事實上，在聽證會的頭天晚上，托尼通過聯邦快遞將證詞副本送去給加州理工學院的沃格特。但是郵件送達時，沃格特已經去華盛頓了。因此，包括沃格特在內的所有人，事先都不知道托尼·泰森會在聽證會上說什麼。這完全是一次突然襲擊。」
基普在聽證會上做證後，於當天深夜給托尼打了一個電話。通完電話後托尼心情沉重，連續幾天都難以入眠。托尼說：「沃格特說了一些有意思的話。基普顯然非常難過，我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1991年3月16日，基普在寫給托尼的電子郵件中對他估計的引力波發射源進行了辯解，並且說「我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的態度是非常謹慎的」。接著，他寫道：「你和一些天文學家認為『引力波的強度與引力波發射源的出現概率被嚴重高估了』（引自托尼的聽證會證詞。這句話還與一個對天文學家的非正式調查有關，而托尼在完成這次調查後就後悔了），但事實上，我堅信你們的這個觀點與我在LIGO項目申請報告以及天文學與物理學分會調查報告中做出的估計沒有任何關係。」
在郵件的附言中，基普寫道：「開誠佈公地說，你的證詞中的『嚴重高估』的說法令我深受傷害。幾天來，我夜不能寐。我認為你的觀點是不公正的。幾年來，為了做出誠實、準確的估計，我做了大量工作。請明確指出我在哪些地方犯了錯誤，否則就要彌補你對LIGO項目以及我個人聲譽造成的不利影響。」
三天後，托尼·泰森給沃格特發了一封傳真：「我修改了原來的書面證詞。」傳真全文使用的都是大寫字母。他刪掉了「嚴重」這個詞，並添加了「在過去」三個字。於是，修改後的證詞變成：「大多數人都認為，引力波的強度與引力波發射源的出現概率在過去被高估了。」
托尼修改證詞之後，沃格特說：「對我個人而言，回過頭檢查證詞是一項痛苦的工作。在LIGO項目的問題上，我的朋友有的持支持態度，有的持反對態度。為了防範風險、支持創新，我們必須千方百計地尋找各種資源，包括：研究人員的聰明才智，必然會產生重大科學發現的大型設施的建設計劃，以及少數大型科研項目面臨的風險與前景等。」
沃格特回憶說：「托尼真的讓我大吃一驚，他的證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為人可靠，是一名優秀的科學家，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友好。但不管怎麼說，那份證詞破壞力很強。」當時，那名遊說助手走過來對他說道：「他這是要覆滅你。」
由於LIGO項目沒有表現出令人信服的「大科學」特徵（具有這種特徵的往往是志存高遠的物理學的加速器項目，而不是天文學的探測器項目），所以反對者發起了反LIGO運動。2億美元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天文學研究年度預算的兩倍，金額之大可見一斑。（裡奇·艾薩克森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LIGO探測器的建造是一個歷時數年的工程，與年度科研預算毫不相干，把它們放到一起做比較，顯然具有誤導性。」）因此，這很有可能會影響到那些有望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小型科研項目。LIGO項目組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理由是，這項申請有助於建立一條新的預算線，從長遠來看可以確保科研活動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沒有人可以挪用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研究項目的資金，有遠見的儀器設計與開發項目未來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然而，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有影響力的天文物理學家——約翰·巴考和傑瑞·奧斯特裡克，對LIGO項目表示反對。沃格特聳聳肩說道：「普林斯頓大學的人密謀反對LIGO項目。他們擔心LIGO項目會佔用天文學研究的預算，因此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雷納告訴我，LIGO名稱中的「天文台」（Observatory）一詞為人們的擔憂提供了哲學依據（在成功觀察到天文現象之前，它是不能稱為「天文台」的）、經濟學依據（與造價低廉得多的天文台爭奪資金的問題前面已經講過了）和社會學依據（該項目與物理學的關係似乎更近，因此無權分享天文學研究的預算）。雷納認為他應該為項目名稱的問題負責，同時他感到有點兒好奇：如果當初這個項目被命名為「設施」（facility）或者「實驗」（experiment），現在會是什麼狀況呢？然而必須承認的是，LIGF或LIGE還不如LIGO。
反對聲導致天文台的建造工作被擱置下來。沃格特需要得到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的支持，他首先找到了多數黨主席喬治·米切爾。米切爾希望將LIGO項目搬到緬因州。在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地質學家的幫助下，LIGO項目組開始了在緬因州的選址工作。雖然緬因州的各個方面都符合要求，但是由於需要拆遷、平整土地，因此成本將超出預算。米切爾承諾發行特別債券，同時緬因州將資助600萬美元，來負擔多出來的那部分成本。
沃格特問米切爾：「你們州的經濟情況不佳，為什麼願意為LIGO這樣一個前景不明朗的科研項目發行特別債券呢？」米切爾回答說，為了聲譽。緬因州希望吸引高科技和生物醫藥項目，LIGO是幫助他們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他們希望借助LIGO項目，展現他們的進取心和奉獻精神。
沃格特認真研究了紛繁複雜的地震與地質信息，在向國會做陳述時，把項目的地址擬定為華盛頓州的漢福德和緬因州。但是，時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席的沃爾特·馬西拒絕就選址問題當場做決定，也不願意繼續討論這個重要問題，因此沃格特的選址建議被擱置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沃爾特·馬西後來又催促沃格特趕到華盛頓。原來，LIGO項目的選址方案即將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公佈，他希望沃格特到國會大廈支持他。
沃格特回憶道：「我問他：『沃爾特，你選擇了哪裡？』他回答說：『你來了就知道了。』」
沃格特趕到華盛頓之後，得知沃爾特選擇的兩個地點分別是華盛頓州的漢福德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頓。沃格特不滿地說：「沃爾特，你這是陷我於不義啊。米切爾肯定會非常生氣。」米切爾的確十分惱火。為了支持LIGO項目的選址工作，緬因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米切爾不遺餘力地支持LIGO項目，而且緬因州可以提供更適合的科研場所。後來，沃格特才知道，這次變故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米切爾是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為了壓制米切爾，共和黨執政的白宮做出了這個決定。儘管沃格特傾向於緬因州，但他還是失去了米切爾這個國會盟友。此時，美國國會仍然不同意給LIGO項目撥付建設資金。根據國會的標準，這筆款項的金額不算非常大，與美國的總預算相比不值一提。但是，用政治通貨計算的價值雖然難以量化，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但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裡奇·艾薩克森對具體細節的回憶卻有所不同。他說，他們剛開始的時候考慮了猶他州、加利福尼亞州、美國東海岸以及中部地區的多個地點，包括軍事基地、私有土地、沙漠和沼澤地。沃格特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做陳述時，提交的名單涉及近20個可能的地點、100多種組合方式，而且排序沒有先後之分。在拿到這份名單後，基金會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評判標準，包括兩台探測器的相對位置、地震的相關情況、成本、征地難易程度，以及其他重要指標，並成立了兩個獨立的委員會，對這些地點組合進行篩選。最後，當時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席沃爾特做出了決定。艾薩克森直白地說道：「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決策的基礎是科學，而不是政治。」
然而無論如何，沃格特需要在華盛頓找一個新盟友。他對遊說助手說：「幫我約一下約翰斯頓。」助手提醒道：「約翰斯頓不好約啊。」約見貝內特·約翰斯頓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後，助手幫沃格特爭取到了20分鐘的時間。沃格特知道，她肯定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於是，沃格特在那20分鐘裡使出渾身解數，讓路易斯安那州的這位參議員對宇宙學產生了興趣。約翰斯頓取消了後面的幾個約見安排，與沃格特談了兩個小時。這次談話為路易斯安那州啟動利文斯頓引力波探測器項目奠定了基礎。談到最後，兩人都席地而坐。沃格特在地板上繪製了宇宙起源時空圖，向約翰斯頓參議員詳細介紹了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那些微妙而美好的禮物。他們最終達成了協議，選定了地址，還談妥了項目資金。經過兩年艱苦卓絕的努力，美國國會終於同意將2億美元的資金撥付給加州理工學院。
沃格特說：「就這樣，我立了一大功，申請到了那筆資金。這中間真的吃了不少苦頭，不亞於打了一場艱苦的戰役。但我喜歡勝利的感覺。」
一夜之間，LIGO項目變成了加州理工學院嘗試過的最大的項目（此項統計不包括曾經執行過「旅行者」號等大型任務的噴氣推進實驗室）。那些整天泡在實驗室裡埋頭做科研、對學術政治漠不關心的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們，第一次聽說這個計劃斥資2億美元建造第一代探測器、叫作「LIGO」的科研項目。為了贏得支持，基普曾經把LIGO項目的有關信息向加州理工學院的所有人做了詳細清楚的介紹。儘管如此，當好消息傳來時，仍然有很多實驗人員感到震驚。他們從實驗室裡走出來，四處打聽詳細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LIGO項目應該可以緊鑼密鼓地啟動了：破土動工，建造房屋；在隨後20年裡，現有的這些機器就會建造完成；一個個零部件被組裝起來，拆解後再組裝；紅色的激光束在探測器的兩個「大動脈」中來回反射。但是，這一切都是在沃格特被辭退之後才發生的。
沃格特知道，2億美元聽上去是一大筆錢，但是對於LIGO項目而言，它只是杯水車薪。然而，他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展這個項目了：沒有管理機構，只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個小時。
據加州理工學院的一些人介紹，沃格特通過近乎偏執的強硬手段，組建起一支全新的科研隊伍，並招收了一些剛畢業的博士擔任研究助理。團隊的負責人恪盡職守、目光長遠，所有人熱情高漲、責任明確。但也有人針對其可行性提出了質疑。此外，團隊還遭到了落選科學家的抵制與抨擊。沃格特可能把反對者的這些目標不統一的威脅變成一種黏合劑，使人數不多的科研團隊緊密團結起來，形成了一種類似於「臭鼬工廠」的管理風格：為一小群專業人員提供資金支持，然後將他們關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中，以免他們的創新思維受到任何限制。秉持這種管理風格的研究團隊無須接受任何官僚機構的領導，組織結構中也沒有傳統的等級制度。
「臭鼬工廠」這個詞來源於美國航空航天和國防業的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級發展計劃，帶有某種烏托邦的意味，意指不受任何限制的孵化器。1943年，洛克希德公司利用大約6個月的時間，在伯班克研發出美國第一代噴氣式戰鬥機——P–80「流星」號。由於附近有一家塑料廠，研發人員工作的馬戲團帳篷裡始終充斥著難聞的氣味。研發人員開玩笑說，這種氣味與連環漫畫《萊爾·艾布納》中從事非法生產的臭鼬工廠散發出來的惡臭味兒非常相似。於是，洛克希德的這項計劃就有了「臭鼬工廠」的別名。
沃格特的臭鼬工廠管理風格源自他對權力的憎恨。面對管理層的監管，他經常擺出不屑一顧的姿態。由於憎恨官僚，他寧願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因為他覺得其他人選都是「白癡」。只要他義無反顧地站出來，就可以避免其他人佔據這個位置。他說：「每次擔任某個職務，我都覺得我的上級是一個白癡，而我做的才是最重要的工作。不管我爬到多高的位置，我的上面總還有一名白癡在那裡指手畫腳。」為了徹底擺脫這種狀況，沃格特下定決心，不能讓任何人佔據比他高的位置，就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也不行。基金會只能提供資金，而不能插手具體業務。科學家們做出任何決定，都無須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或其他人做出解釋。
「任何人想要權力的話先得說服我，讓我尊重他們。如果他們是官員，我根本不會尊重他們。如果得不到我的尊重，就得不到我的配合。我從來都不會配合任何人，也因此遇到了很多麻煩。但是，對我個人而言，我感到很自在，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沃格特解釋說：「受過納粹政權迫害的人都會厭惡權力。」
沃格特深情地說，他的父親是一名埃及考古學家，為人坦率，喜歡挖苦人，對納粹攫取政權持強烈反對的態度。他的母親不關心政治，是一名實業家，繼承了她父親的公司。說到這裡，沃格特順帶恭維了我一番：「我一直有種女權主義傾向，認為女性沒有享受到平等的權利。這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有騎士精神的人，也不是因為我品格高尚，而是因為我的母親經營過一家大公司。我的母親之所以能繼承那家公司，是因為她是我外祖父唯一的孩子……我非常尊重我的母親，她是世界上最美麗、最能幹的女性……她帶我去過她的工廠，所以我瞭解她的工作……我手下的女教授們也非常優秀，因此我有女權主義傾向。」
加州理工學院的檔案管理員已經拿到了他辦公室的鑰匙，正在整理他留下的那些公文。他們把文件分門別類地放進幾個大垃圾桶，有的要處理掉，有的移交他人（但我分不清）。沃格特曾經存在的證據將變成檔案材料，供後來的學者閱讀研究。在那些檔案中，沃格特變成了一個父親、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一個有影響力的科研帶頭人，情緒多變、令人害怕、熱情似火、極易受到傷害，同時還是一位強烈要求下屬對他忠貞不二的反集權主義者。1945年勞動節那天，他開始重新書寫自己的人生，但是以往的那些經歷仍然激勵著他。
沃格特希望我明白，很多德國人曾經在納粹統治下受盡折磨。「儘管其他德國人的遭遇與猶太人不一樣，但他們在納粹統治下同樣過著無法形容的悲慘生活。納粹非常善於摧毀人們的反抗意識，在逮捕男性的同時，還會逮捕他們的妻子。」被處決的政治犯的孩子先被送進軍校，再被送上戰場。一個14歲的孩子可能需要帶領一支全部由兒童組成的部隊。兒童的「身體可以擋子彈，這正是納粹需要的」。這些孩子甚至沒有接受任何軍事訓練，手上的武器是鐵鍬和鐵鎬。1944年英國發動反攻，德國陸軍給這些孩子分發火箭炮和步槍，然後將他們送上戰場。最終，沒有一個孩子倖免於難。在說到這些暴行時，沃格特對權力的怒火以及發自內心的鄙視凸顯出來：「納粹在本國公民頭上作威作福，沒有一點兒仁慈之心。」
談話一下子偏離了主題，然後，沃格特似乎又迫不及待地想把話題拉回來。他的手猛地一翻（我覺得他是在翻轉一個想像的沙漏），然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1945年5月8日，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也開始了新生活。」
隔著一盆開敗了的蘭花，這位八十四五歲高齡的老人一邊看著我，一邊講述著他人生的酸甜苦辣。他個性堅強又極其脆弱。（他告訴我：「每天早晨對我而言都是一種煎熬。」）雖然他希望忘記那些痛苦的經歷，但是那個年代打在他身上的烙印實在太深了，讓他無法忘記。他希望留在記憶裡的是他作為一名科學家為社會做出的貢獻，比如「旅行者」號和凱克天文台，後者擁有全世界口徑最大的光學、近紅外線望遠鏡（在為修建凱克天文台申請資金時，沃格特發揮了關鍵作用）。沃格特也希望把LIGO留在他的記憶之中。他仍然認為，保護科學，保護移民及其理想，是他一生的義務。
他希望自己忘記的是那15年中最後一年的年初，當時盟軍開始挺進德國境內。我提出的關於他童年生活的問題，顯然勾起了他的痛苦回憶。他四下張望，若有所思，似乎不想談論這個話題。這讓我感到迷惑不解，因為我問的問題其實都非常簡單。終於，他開口了。他的話簡潔明瞭，沒有任何粉飾，措辭小心謹慎。顯然，他希望化繁為簡，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闡述事實，而且點到即止。他說：「我不願意出名，也不願意被任何人奉為英雄。我只希望默默無聞地生活。」
他盯著我，沉默了一會兒。這是我們長達5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唯一一次停頓。我無法確定，但我認為他是在考慮我是否值得信任。他盯著我看，專注程度超過談話的其他任何階段，似乎在尋找蛛絲馬跡，用來判斷我是否可以信任，他是否應該回答我的問題。他輕聲地（輕聲細語完全不是沃格特的風格）說道：「你問我是否渴求得到一官半職，我的回答是『不』。我討厭權力，因為行使權力……會讓人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