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均：根據研究估計，收入不均的擴大，約有兩成是由全球化對工資造成的壓力導致的。
貧窮與收入不均（inequality）的主題經常糾纏在一起，但它們完全是兩回事。正如我們討論過的，貧窮是指收入低於某個水平。收入不均是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貧窮率下降時，很有可能社會貧富不均的程度便會加劇。例如，經濟強勁增長，會幫助窮人變得稍微有點錢，但會讓富人變得更有錢。同樣，當股市大跌、經濟衰退時，很可能窮人會稍微變窮一點，但富人可能會輸個精光；在這種情況下，貧窮率提高了，但收入不均程度反而下降了。
基本上，人們出於不同理由而關心貧窮與收入不均問題。貧窮讓人們沒有能力負擔基本的生活必需消費，收入不均更多的是影響人們對公平性的感受。在一個公平的社會，報酬和不平等不應該受到出生、家庭背景甚或運氣的擺佈，而應該與人們的努力和技能有合理的因果關係。
家戶收入5等份評估法
為了衡量收入不均，我們需要用一些方式來描述整體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的狀況，而不只是收入低的族群。標準方法是把收入分配分成5等份、10等份甚至100等份，然後算出每一等份的人的收入佔整體收入的比重。為了簡化，我們將採用5等份評估法（有一些情況會用到前5%的族群），如果收入分配的每一等份都恰好是那一年總收入的20%，那麼收入就是平均分配的。
來看看美國社會，最低收入組所得收入的比重遠低於總收入的20%，而最高收入組所得收入的比重遠大於20%。2009年，美國收入分配的最低收入組占總收入的3.9%，第二低收入組占9.4%，中間收入組占15.3%，第二高收入組占23.2%，最高收入組（收入高於10萬美元的家庭）占總收入的48.2%。如果你進一步觀察最高收入組，屬於收入分配前5%的族群（2009年，收入高於18萬美元的家庭），其收入就佔了社會總收入的20.7%。
20世紀70年代以來，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有增加的趨勢。1975年，最高收入組佔到總收入的40.7%，1985年佔到43.1%，1995年佔到46.5%，2000年佔到47.7%，而在2009年更高了一些，佔到48.2%。最高收入組占總收入的比重多了7個百分點，這是相當大的變化，而且如果你更仔細地觀察最高收入組，會發現增加的7個百分點幾乎全跑到收入分配前5%的族群中去了。
這樣的收入不均，應該成為公共政策議題嗎？某種程度的收入不均其實是不可避免的。舉例來說，人們通常在20多歲時賺得比50多歲時少，退休後，收入將再次下降。因此，在整個人口中，會有一些隨著年齡而來的收入變化。從某一年到下一年，你會看到變化發生，人們可能會有特別好或特別壞的一年，不同的產業（建築、農藝、投資、電子）也會有好或壞的年頭。而且，人們會對自己的獲利能力有一些選擇，例如選擇何種職業生涯、工作多少小時、做幾份工作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選擇都會導致收入不均。完美的平等不是一個可達成的目標，較好的問題可能是：目前收入不均的程度合理嗎？
問題在於「流動性」
處理這個問題的一種方式，是觀察收入分配的流動性。在任何時候，收入分配都是一個概況，它告訴你在某個時間點，人們位於哪裡，而非他們正在向上、向下或是穩定發展。人們隨著時間移動的跡象，表明他們不會一直陷入某個收入水平。為了研究人們在收入分配中的移動情況，你需要持續追蹤同一批人，大部分政府不會做這種調查，它們聚焦於整個人口，而非個人。然而，密歇根大學的收入動態追蹤調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從1968年起就持續追蹤美國人口的代表性樣本。
PSID數據顯示了人們在收入分配5等份之間的合理移動量，但這種移動大多是在一個或兩個等份之間發生。處於收入分配最底層的人會上移一點，但他們很少能持續移動到最上層。同樣，處於收入分配最上層的人可能會後退，但他們很少會一直退到最底層。流動性的比率，並未隨著時間改變太多。比較過去30多年，美國人並沒有比其他國家呈現出更多的隔代流動性（也就是說，子輩容易和父輩保持同樣的或相近的經濟地位）。因此，雖然收入不均的程度逐漸加劇，且有一些流動性，但更大的流動性不會抵消惡化的收入分配。
是什麼因素驅使美國的收入不均在過去30多年加劇？全世界大部分的高收入經濟體，在同一時間，收入不均也有一些增加。最大的理由似乎是信息與通信技術的改變，以及它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如同本書討論過的，勞動力市場不是一個龐大僵化的市場，而是由很多不同市場組成的，例如建築工人市場、醫生市場等等。技術工人的供給量隨著時間逐漸增加，今天的學生比起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更可能完成高中學業，而且至少可以繼續上大學。但是，科技的非凡發展也明顯增加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舉例來說，信息科技明顯提升了技術人員的生產力，使用試算表軟件編製財務報表的人可以告訴你其中的差異。相反，薪資水平較低的那一端，很多低技術含量的工作都消失了，因為科技進步減少了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
科技並不是收入不均惡化的唯一原因。進出口貿易（或全球化）的增加，意味著美國的工人必須更直接地和低工資國家的工人競爭，這會壓低企業對美國低技術勞工的需求與工資。根據研究估計，收入不均的擴大，約有兩成是由全球化對工資造成的壓力導致的。
工會的減少已經改變了美國的收入分配，而且導致收入不均擴大。在歷史上，工會可促使收入平均分配。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約1/3的美國勞動力加入了工會。到了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工會成員的比例掉到了13%左右；如果把公家機關的工會（例如教師工會）排除在外，只有8%的民間部門的工人加入了工會。
什麼公共政策可以減少收入不均？一個顯而易見的辦法，是對高收入的人課徵重稅。有趣的是，隨著收入不均的擴大，那些高收入的人繳納的聯邦政府稅金的比重也顯著增加。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1980年，收入排行前20%的人的納稅額，占聯邦政府總稅收的56.3%，其中不僅包括所得稅，也包括社保、醫療保險、消費稅，以及他們最後通過公司所得稅間接支付的錢。到了1990年，這個比重上升至57.9%，1995年佔到61.9%，2000年佔到66.7%，2007年佔到68.9%。如果只看收入排行前5%的家庭，他們在2007年所繳的稅，占聯邦政府總稅收的44.3%。總之，那些收入較高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收入，但他們繳納稅金的比重也增加了。
無論用什麼形式，把更多的金錢分配給窮人都會減少收入不均，但如同我們在前面的章節討論的，這類政策必須小心設計，才能維持就業動機。重新分配可能也無法解決收入不均擴大的社會根本問題，例如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不一樣。
有些人大力提倡擴大薪資收入租稅抵減制度，這個概念是，如果某人全職工作，那麼我們應該確保他賺到像樣的工資。積極採用這個政策工具來減少收入不均，可能要付出高昂代價，但它可能也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好處，例如家庭穩定以及相關社會問題的減少。
用於減少收入不均的政府預算，不一定要直接付現金給貧窮家庭。可採取擴大公立學校或學校午餐計劃預算的形式。在某些地區，可以擴大公共交通，低收入家庭往往會比其他人更常使用。政府可以花更多的錢保護小區的公共安全，例如在低收入地區配置更多警力。政府可以在公共領域投入更多資源，例如圖書館、公園、學校（尤其是課後輔導計劃）和小區活動中心等。這類措施不是直接把錢分配給中低收入的家庭，但它們會增加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的安全程度，這才是低收入家庭急需的。雖然收入不均逐年惡化使我煩惱，但我比較擔憂的是窮人每天面對的生活條件，而不是富人的高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