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亨的土著稱他們看到的第一批歐洲人為巴蘭達（Balanda），這是巴哈沙（Bahasa）印度尼西亞人稱呼歐洲人的用語，起源於「荷蘭人」（Hollander），當時對荷蘭人（Dutch）的稱呼。[1]
本章將考察公元1000—1700年的世界史，當時已經產生了某些變化，為現代革命預備了道路。我們將首先集中於全球化進程，證明交換網絡的規模擴大——16世紀較慢，以後逐漸加快——是如何為信息和產品，如何為創新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我們將論證16世紀形成了一個真正的全球化交換網絡，極大地擴充了信息和商業交換的範圍、意義和多樣化。全新世時代不同的世界區走到了一起，標誌著人類歷史上一個革命性的時刻。
其次，本章將描述全球交換的地誌學變遷。隨著交換網絡的地理變遷，信息流和財富流進入了新的信道。這些後果對於西歐尤為重要，西歐從前處在非洲—歐亞世界交流的邊緣，如今突然發現自己處在人類首個全球交換系統的樞紐位置。這些在交換網絡的範圍和地理方面的變化為現代革命打下了理智的和商業的基礎並且決定了其地理分佈。
思考一下三種不同的解釋標尺也許不無裨益。首先，在一定意義上現代革命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全球性進程；如果對此沒有一個正確評價，就不能正確理解現代革命。其理智的、物質的和商業的原材料來自世界各地。將兩個世界區——非洲—歐亞區和美洲區——聯繫起來而產生的創造性的協同作用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也許是並且仍然是現代世界變遷的唯一槓桿。現代革命帶來的後果也是全球性的，既有創造性的一面，也有毀滅性的一面。在某種形式上，其影響很快在全世界都感覺到了。
但是不同世界區的現代化經驗各不相同，需要認識到各自的差異性，這就要求第二種解釋的層面。不同的世界區走到一起來了，對於原住民（不論是人類自身還是非人類的）而言都是一個殘酷的毀滅性的過程。在非洲—歐亞區的不同地方，以後在「新歐洲」的不同地方，如美洲、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地區，就非洲—歐亞民族移民到其他三個區所創造的新社會而言，其優勢的形成是極不均衡的。在某種意義上，非洲—歐亞區的歷史確保了當其民族遭遇到其他世界區的社會時，非洲—歐亞區的社會總是佔據上風。
我們已經看到造成這種霸權的某些原因。有的與非洲—歐亞家畜的存在有關。用於運輸和拖拽的家畜，通過延伸並加快在最大的、最多樣化的世界區裡的交換速度，使得其優勢得到更大顯現。無遠弗屆的充滿活力的交換網絡有助於解釋非洲—歐亞社會享有的技術優勢。但是動物馴化也將疾病傳播給動物的擁有者，因此，人畜共居以及由此帶來的高效的交換體系，使得非洲—歐亞比其他世界區的人口更加容易受到疾病的拖累。[2]這在非洲—歐亞地區的征服過程中比先進的軍事技術更加管用。例如天花，正如克羅斯比寫道，「在白人帝國主義向海外推進中所起的作用和火藥一樣重要——也許比後者更重要，因為原住民可以先用滑膛槍再用來復槍抵抗入侵者，但是天花卻很少站在原住民一邊投入戰鬥。」[3]
可是甚至在巨大的非洲—歐亞世界區內部，現代革命的優勢也是飄忽不定的、分佈不均的，這就是我們需要用第三種區域性的研究尺度進行觀察了。如果我們認為現代革命是第一個全球體系的新的理智的、商業的協同作用的產物，那麼一開始我們自然會覺得現代化的理智的、商業的原材料應該優先在這個已經建立起來的交換樞紐和引力中心積累起來，也許就在地中海世界或者美索不達米亞或者北印度或者中國。事實上也許這樣的情況也有個別發生。在本章所論及的時期，這些地區的增長率，甚至創新率本身都相當高而且一直維持了下來。[4]但是儘管所有這些古老的區域中心是由這個全球交換網決定的，但是現代革命的全部力量與重要性卻出現在了其他地方。作為現代化象徵的創新之異軍突起首先是在非洲—歐亞世界區的邊緣地區變得明顯起來，這個地區直到公元第一個千年時仍未被整合進不斷擴張的農耕文明。甚至到了1176年，現代化的預適應意義在這個地區也不那麼明顯，當時亞當·斯密評論道，「中國比歐洲任何一個地方都更加富有。」[5]
要對現代革命做一個恰到好處的解釋，就必須從各種不同層面上解釋它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正如伊斯蘭教學者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在1967年首次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說：
正如農耕水平的文明在一個或者幾個地方出現，然後再傳播到全球更多地方，新的現代生活類型並不是在上述民族各個地方同時產生的，而是首先產生於某個特定的地方——西歐，然後再向其餘地方傳播。不是說那個產生新的生活方式的條件僅僅存在於西方。正如最早的都市的、文學的生活，沒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社會習俗和發明達到一定積累程度是不可能的一樣，偉大的現代文化的聚集也是以所有上述幾個東半球民族的貢獻為前提的。不僅是大量必不可少的發明和發現——早期大多數基礎性的發明不在西方。同樣必不可少的還有相對密集的、城市化的人口區域，通過跨區域的巨大的商業網絡聯繫在一起在東半球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世界市場，正是在這個市場裡歐洲才能找到它的運氣，歐洲的想像力才能夠得到充分發揮。[6]
如今霍奇森寫下這些文字後已經30年過去了，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究竟在怎樣的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現代革命是全球化進程的產物，即使它的全部意義最初是在非洲—歐亞世界區的西方邊界顯現出來的。
我們在前面幾章中已經看到，交換網絡的規模、變化和強度可以成為創新的主導因素，而在較小規模上，人口增長、國家行為以及商業擴張也是比較重要的。所有這些因素均受到馬爾薩斯循環的影響，這個循環是大多數農耕文明的特點。商業的、政治的以及信息的交換網絡在人口膨脹時代擴張最為迅速，它們經常在人口衰落時也會萎縮。在擴張階段，交換範圍的增加、人口增長、國家行為以及商業行為都會產生創新。在工業革命之前的1000年裡，有兩次大的馬爾薩斯循環在整個非洲—歐亞世界區——間接地在其他地區——的歷史形成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參見圖10.4）。第一次循環始於第一個千年後半期的人口復興，大體上到14世紀中期黑死病時結束。第二次始於黑死病以後，結束於17世紀的一次人口緩慢衰落。
後古典時期的馬爾薩斯循環：14世紀之前
擴張階段
馬爾薩斯循環更容易在人口增長的節律（參見表11.1和圖10.4）中看出。在所有馬爾薩斯循環裡，可能找出某些使人口得以增長到一個新水平的重要創新。後古典時期的循環部分是與農業技術進步聯繫在一起的，例如歐洲引進的重型馬拉犁鏵、新農作物，如黑麥或者新種稻子（在政府行為鼓勵下，雖然稻種是由農民改良的），以及設計更完美的水利灌溉系統。在中國、歐洲北部以及伊斯蘭世界，農作方法在8—12世紀之間發生了革命。在其他地方，人口增長刺激了殖民化運動。實際上，在那些曾為古典時代的邊疆地區，如中亞、北歐和東歐以及中國南部等發展最迅速。在中國，60%的人口住在黃河俯瞰之下的北方；250年後，只有40%人口住在這裡，而華南成了中華帝國的人口中心。[7]
就西部而言，在我們現在稱為歐洲的邊疆地區，隨著曾經被認為荒地的土地開始種植，內部的殖民化使人口中心北移。在英格蘭，沼澤地、林地和灌木叢在12和13世紀得到開墾。阿薩·布裡格斯（Asa Briggs）注意到，「例如達特摩爾的『荒地』得到開墾。威爾特郡（Wiltshire）和多塞特（Dorset）的梅爾（Mere）……的山坡開始種植植物；蘇塞克斯的巴特爾修道院僧侶沿著綿延的海堤圍墾灌木叢。到13世紀末，開墾的土地比12世紀之前任何時期開墾的都要多。」[8]沿著歐洲西北海岸，殖民者及其地主從萊茵河到盧瓦爾河沿岸的沼澤和濕地開展圍墾，開始了將尼德蘭改造為一項偉大的國家藝術的進程。在東歐，大量大多不見於史載的農民移民運動自6世紀以來奠定了最早的俄羅斯國家的人口基礎。
人口增長刺激了城市化。在公元1000—1300年間的歐洲和俄羅斯，人數超過2萬的城市數量從43座增加到103座。[9]伊斯蘭世界的城市也是繁榮一時。在9世紀，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人口可能達到250萬。但即使在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地帶，鹹海畔的花剌子模，那些聯結西伯利亞的林地、草原以及南方未城市化地區貿易線路的中心地帶的城鎮也相當繁榮。花剌子模顯示了大多數現代城市所特有的文化和道德敗壞的高度混合。阿拉伯地理學家穆卡達希（al-Muqaddasi）寫道，其首城柯提（Kath）有一座無與倫比的清真寺和一座王宮，那裡的穆安津在整個阿拔斯王朝統治時期都以「聲音妙曼、聲情並茂、風度翩翩、學識淵博」聞名。不過，「城裡河水氾濫，居民們都遷移到（越來越）遠離河岸的地方去了。城裡有許多廢棄的排水溝，大路上到處污水橫流。居民們把街道當成廁所，從糞坑裡撈污物，裝袋後運到大田里。由於充斥著大量污物，外地人只能在白天到大街上行走。」[10]
中國的城市也十分發達，尤其在比較商業化的南方。到12世紀，中國可能已經是「世界上最城市化的社會」，城市化水平或許已經達到了10%。[11]杭州（馬可·波羅稱之為「京師」，南宋首都）當時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至少有100萬居民。各色人等聚居在一起：工人階級居住的郊區有擁擠的多層住房；僑民聚居區有基督徒、猶太教徒和突厥人；一個巨大的穆斯林居住區有許多外商；富有的南區住著政府官員和腰纏萬貫的商人。[12]在這個城市裡進行各種貿易，從謝和耐列出的行會名錄中可以領略一二。用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的話說，其中有「珠寶、金飾匠、制膠工、古董商人、賣蟹的、賣橄欖的、賣蜂蜜或姜的、醫生、算命的、清潔工、澡堂老闆以及……兌錢的。」[13]此時的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4]
城市化刺激了當地的以及國際的商業。整個自上而下的市場形成了。在最低層面，市場仍然採取以貨易貨，正如12世紀的中國人所描述那樣：
包茶裹鹽作小市，
雞鳴犬吠東西鄰。
賣薪博米魚換酒，
幾處青簾撫醉叟。[15]
但是地區的和國際的市場同樣發達。在公元1000年的西北歐洲，人們多為自給自足的農民；在更南面的地方，即使在例如意大利等古老的城市地區也是如此，大多數產品出自鄉村。然而早在第二個千年初期，隨著人口和城市的擴張，貿易和商業網絡也有所增加。香檳地區著名集市將佛蘭德地區和古代意大利和地中海的貿易網聯結起來。在歐洲，貿易和城市的擴張如此驚人，以至於歷史學家羅伯特·洛佩茲（Robert Lopez）稱這種「中世紀商業革命」是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另一位歷史學家卡洛·奇波拉則認為，「歐洲10世紀和12世紀城市的興起，標誌著西方歷史的一個轉折點——職是之故，也是整個世界史的轉折點。」[16]這些評論表達了歐洲變化的速度，不過他們低估了非洲—歐亞大陸其他地方的變化的規模和重要性。
這種商業化在整個非洲—歐亞區都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從存在一個統一而牢固的興旺發達的跨地區貿易體繫上就可以看出來。13世紀的世界體系——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對此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研究——將中國、東南亞、印度次大陸、伊斯蘭世界、中亞、非洲撒哈拉以南部分地區、地中海以及歐洲連接成了一個商業網絡，從事的貿易超過了古典時代。[17]正如托馬斯·埃爾森（Thomas Allsen）所證明的，無數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技術的信息在這些網絡裡像貨物和疾病一樣川流不息。[18]遊牧民族充當了這些體系的保護者、嚮導以及有時是商人的角色。這個由穆斯林主導的商業和文化網絡，伊本·白圖泰在回憶錄中做了生動描寫。他是一位摩洛哥學者，於1325—1355年間，從摩洛哥出發行至麥加、歐亞大草原、印度、中國。[19]在蒙古人統治下，跨歐貿易體系甚至更加活躍，因為蒙古人在他們統治的地方積極保護貿易。雖然陸路網絡從各個方面刺激了整個歐亞貿易網交換，海路也許更為重要——尤其是連接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海上貿易。歐洲商業早熟的一個象徵，就是商人在這些體系中扮演了相當積極的角色。到了10世紀，從格陵蘭島（甚至紐芬蘭）到巴格達和中亞都可以發現維京商人和定居者。早在14世紀，意大利商人（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經常在地中海和中國之間穿梭往返，以至於出版了導遊書為他們的旅途提供幫助。但是他們不是什麼獨行客。亞美尼亞和猶太商人在跨歐亞交流中也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基督教、祆教、佛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等各大宗教也沿著這條非洲—歐亞貿易網絡自由自在地傳播。與之同行的還有疾病。最後，自東至西，腹股溝淋巴結炎也蔓延開來了。即使這種疾病終結了後古典時期的擴張，它的傳播本身就說明了非洲—歐亞交流的範圍和強度。
這些網絡的樞紐依然位於伊斯蘭世界，因此伊斯蘭教在這個時期有所擴張就沒有什麼可以吃驚的。在公元1000年以前的數世紀裡，就在非洲—歐亞交流網絡薩珊王朝和伊斯蘭教帝國中明顯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歷史的第一個千年裡，控制這個地區的伊斯蘭文明鼓勵思想、商品和技術在非洲—歐亞不同地區的交流，由此刺激了人口的增長以及商業和信息網的協同作用。正如安德烈·沃森（Andrew Watson）已經證明的那樣，伊斯蘭教的擴張持續不斷，部分是由於早期國家對創新尤其是在農業方面的創新的開放。[21]在好幾個世紀裡，伊斯蘭世界的農民進口並學會了種植大量新式農作物——有果樹、蔬菜和穀物，還有纖維植物、辛辣調味品和麻醉品——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阿拔斯王朝的交換，就像以後我們所稱哥倫布大交換一樣。許多新的農作物來自印度、非洲或東南亞。而且由於信息就像農作物和技術一樣匯聚到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世界也成為歐亞科學和商業的中心。正是在這裡，而不是在歐洲，古典地中海哲學和科學的最大成就為未來而得以保存。在公元1000年，無可懷疑非洲—歐亞四墺既宅的樞紐位於伊斯蘭世界，伊斯蘭的擴張持續了整個後古典時代的馬爾薩斯循環。到公元1500年，伊斯蘭教國家包括地中海世界最強大的帝國奧斯曼帝國、波斯的薩法維帝國，以及從菲律賓到東南亞、南亞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系列國家。
但是，雖然非洲—歐亞的交換網絡的樞紐在西南亞洲，但是它們的引力中心卻在印度和中國。經過東地中海的交換可能更加多樣化並且來自一個更大的地區，但是最大的交換量卻僅見於東亞。歐洲商人被吸引到了亞洲，尤其是中國，因為在那裡可以找到一個由世界上最多人口和最具活力的市場動力所維繫的最大市場。東亞經濟歷史沒有像歐洲那樣得到廣泛研究，而且自18世紀以來，亞洲經濟史的模式基本上受到了靜態的「亞細亞」的經濟和社會的想像所局限。實際情況與此不同。[22]不僅亞洲經濟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它們有世界上最高水準的商業化程度，在社會各個層面上以及最高水準的生產能力，不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都是如此。
實際上，正如第1章所言，琳達·謝弗曾經論證，這一時期世界史的主要地理特點可以用「南方化」來概括。[23]她提出，南方化類似於最近的西方化，始於紡織品生產、冶金、天文學、醫學和航海等方面的技術和商業的創新，這一切皆以印度和東南亞為先鋒。在公元9世紀，有一位穆斯林作家賈希茲（al Jahiz）寫道：
就印度人而言，他們是天文學、數學……以及醫學的領軍；只有他們擁有後者的秘密，並且將這些秘密運用於各種形式的醫療手段。他們有雕塑和人物繪畫的技藝。他們有象棋的遊戲，這是最高貴的遊戲，而且比其他遊戲更加需要判斷力和智力。他們鍛造吉達（Keda）劍而且用於實戰。他們有美妙的音樂……他們擁有能夠表達各種數不勝數的語言發音的文字，他們有大量詩歌、大量長篇論文和深刻理解力的哲學和文學……他們完備的司法制度和得體的風俗習慣使他們能夠發明別針、軟木塞、牙籤、衣服折襉以及染髮劑……他們發明了解藥（fir），在服用毒藥後能夠用解藥使之喪失毒性，也是辨認星相的科學的發明者，後來世界其他地方都紛紛沿用。當阿丹從天園降下，他就直接來到他們的土地上。[24]
印度次大陸開始並保留的創新傳播到東南亞和中國，然後傳播到伊斯蘭世界，為古典時期的馬爾薩斯循環提供了巨大的動力。謝弗指出，「到2000年南方化過程創造了一個繁榮的南方，從中國到穆斯林地中海世界」。[25]
商業化及其影響
後古典時期的馬爾薩斯循環期間非洲—歐亞市場的擴張，使得商業以及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們獲得了一種他們從前根本無法享有的文化的、政治的重要地位。我們已經看到商人在一切農耕文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他們通常是上層階級中次要的有時甚至是遭到藐視的那個階層。儘管如此，隨著農耕文明的貿易網絡經過數千年的擴張，大量的財富也隨之集中到了商人的手中，而且那些支配商業財富或者以此為生的人數量也隨之增長。到古典時期的馬爾薩斯循環結束時，在大多數地中海和伊斯蘭世界、印度次大陸和中國，商人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富有的、與眾不同的社會範疇。在某些地區和國家，例如意大利或尼德蘭的城邦以及東南亞，商人在一些小國家裡占統治地位。
這些國家的稅收越來越依靠商業，導致了立場觀點、國家結構以及政策方面的變化。我們已經看到，與主要商業體系關係密切的政體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商業稅收而不是貢賦稅收。在歐洲，後古典的馬爾薩斯循環結束後小國林立，因為在這裡（與地中海東部、北印度和中國不同）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龐大的貢賦稅收的帝國繼承古典時期主宰一切的大帝國。就像部分南亞和東南亞一樣，歐洲發展成了由許多小的高度競爭的國家。它們的規模還不夠向其收取大量的貢賦；激烈的競爭抬高了生活價格；鄰近商路則便於收取商業稅收。在這些條件下，稅收的商業資源就不再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權宜之計：它們不僅在財政上拯救了許多小國，而且形成了它們的經濟和政治結構，甚至它們的價值和社會的組成部分。
富有進取心的商業城邦群出現在意大利和西南歐洲，尤其在佛蘭德和漢薩同盟中有許多小城市——它們經營皮毛與大西洋和波羅的海魚類。因為這些國家過度依靠貿易，它們的統治者經常與商人結成聯盟；有時候它們的統治者就是商人。這些國家以全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支持商業行為，致力於將貢賦和商業交流混合使用，凡是能動武之處就動武，但凡必要便大耍商業手段。托馬斯·佈雷迪（Thomas Brady）發現，在意大利，「這個由商人和土地擁有者所統治的國家……在公元1000年以後很快就興起了。比薩、熱那亞和威尼斯領先一步，但是整個中歐很快就遍地開花了，從托斯卡尼到佛蘭德斯，從布拉班特（Brabant）到立窩尼亞（Livonia），商人們不僅供應武器——在整個歐洲都是如此——而且端坐在政府部門宣佈戰爭，有時候還親自披掛上陣。」[26]這些貿易的政治組織偶爾甚至強大到在軍事上打敗強大的收取貢賦的政治組織，就像1500年以前雅典城邦（分別在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年）在馬拉松和薩拉米斯打敗波斯帝國一樣。1176年，在萊尼亞諾（Legnano），北意大利的一個公社聯盟打敗了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而從帝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巴巴羅薩的一個叔叔解釋了這一奇特的現象：「在意大利的公社裡，他們並不蔑視將騎士的腰帶或者榮譽地位授予地位低下的青年人，甚至授予醜惡的器械製造者，而其他民族卻將這些人視為瘟疫，禁止他們進入比較令人尊敬的高貴的社會階層。」[27]
這些軍事上強大的商業國家反映了一條長期而有效的規則，那就是，隨著商業網的擴張，轉移到他們手中的財富增加，同樣商人精英的潛在影響也與日俱增，他們有時會不僅在商業上，而且在戰爭中都能夠挑戰周邊的收取貢賦的精英。現代革命的一個重大標誌就是，那些經濟建立在商業交換而不是較為傳統的收取貢賦行為——如對土地徵稅——基礎上的國家，它們的軍事和經濟影響力上升了。但是直到19世紀情況才變得昭然若揭——隨著越來越多的財富在國際商業網中運轉，這些國家便動用武力，最終令那些甚至最強大的收取貢賦的國家都黯然失色，而且是在那些帝國的土地上。
宋朝一次流產的工業革命？
中國就提供了一個饒有趣味的例證，即使在強大的收取貢賦的帝國內部商業化也具有潛在影響。到公元前1000年，商業活動遍及中國大部地區，甚至土地也可以買賣。到那個千年的中期，一個強大的獨立的商人階層出現了在春秋晚期的文學經典，包括孔子（大約公元前551——前479年）的著作裡。到了漢初，商人滿足了統治者和貴族的需要，小商人在省城中心做買賣，而小販們則到村莊做買賣，由此將村莊同商業網聯繫起來。漢朝的都城長安（今西安）面積大約在34平方千米，比同時代的羅馬大得多，後者僅13平方千米。[28]在較大的城鎮裡，根據漢代史學家司馬遷（他在公元前2世紀末著書立說）所言，可以買到「酒類、熟食、絲綢、麻布、染料、皮革、裘皮、漆器、銅鐵器。」[29]有一份同一時期的文獻表明，與眾不同的富有的商人階層越來越明顯了，而且透露出商人一般不為傳統貴族所認可的氣氛：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30]
逐漸增長的商業活動提供了新的國家稅收形式，最終對國家體系施加微妙然而重大的影響。但是要改變那些輕易能夠獲得傳統稅收，如土地稅的國家，尤其是像漢朝那樣掌握大片土地的收取貢賦的龐大帝國卻是不大可能的。儘管如此，凡是傳統的稅收方法失去效力的地方，商業化就能夠改變哪怕最強大的收取貢賦的國家。在中國的後古典馬爾薩斯循環時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隨著公元3世紀初漢朝的解體，在經歷了長期衰落後，中國於隋（公元589—617年）、唐（公元618—906年）時期重新統一。在唐朝統治下，強大的中央集權和相對有序的政府，使得城市人口和商業活動尤其在南方有可能迅速增加。而唐朝對待外來的影響，不管是宗教（這是中國佛教的輝煌時期）還是貿易都極其開放。但是唐朝並不十分支持私人的商業行為。他們的稅收主要來自土地，直到安祿山叛亂（公元755—763年）為止，他們以無可匹敵的高效率徵收土地稅。因而不需要商業稅，對此也不感興趣。相應地，唐朝的大部分時期對海內外的商業和商業行為抱有傳統的蔑視態度。例如，不允許商人參加科舉考試。
然而，宋朝（公元960—1276年）統治者長期積弱。唐朝亡於10世紀，中國北方大部落入契丹（遼）王朝之手。公元1125年，宋朝對北方僅剩的控制權易手給了女真（金）王朝。宋被迫遷移到商業化觀念較強的南方，由開封遷都至杭州。面對北方連續不斷的軍事挑釁，沒有在統一中國範圍內的巨額稅收，而且置身於中國南方的商業化環境內，南宋統治者開始寬厚地對待商業活動以及從事商業活動的人的重大影響。在12世紀，他們甚至許可成功的商人買官鬻爵，而馬可·波羅得知，宋朝皇帝邀請富有的商人到宮廷裡來，這在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31]這種態度的轉變是由於嚴酷的國家財政現實所導致的。到13世紀中葉，宋朝稅收的20%來自對外貿易，而200年前僅為2%。[32]無怪乎南宋開始積極推動商業活動和技術創新。在唐朝統治下，廣州是唯一允許從事外貿的港口，而宋朝開放的港口則達到了7個。南宋還有非常發達的帆船製造業，促進了此類貿易。他們使用羅盤和艉柱舵，還有水密艙壁和特別的浮力艙。[33]國內貿易也很繁榮，尤其是在南方，那裡人口眾多，與東南亞和日本的貿易迅速發展。為了支持貨幣統一，宋朝大量鑄幣；到1080年，他們大約每年鑄造600萬貫錢幣（或者大約每人200枚），而唐朝每年發行的鑄幣不超過10萬到20萬貫（大約每人10枚）。[34]
我們已經看到，商業交換比納貢交換更有可能產生提高效率的創新，因為後者的強制壓抑了效率。但凡國家寬厚地對待商業行為，營造支持商業的政治和法律環境，就可以合理地期待開啟創新的跡象出現。理論上的預期似乎在宋朝歷史上化為現實，因為雖然宋朝政治積弱，但引領了一個增長和創新的時代。
到11世紀中期，中國分成三大政權，宋、北部和東北部的契丹人的遼、西北黨項人的西夏。這個分治時期拉開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技術創新時期的序幕，是漫長的南方化過程的頂峰。首先，宋朝經濟的農業基礎發生了一場革命。伊懋可認為，
農業革命……包含四個方面。（1）因為新知識而學會更有效地預備土地，改良或者引入新工具，更廣泛地使用糞肥、河泥和石灰作為肥料。（2）引進高產或者抗旱品種，或者早熟品種，以便在同一塊土地上每年收穫兩次。（3）水壓技術和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的灌溉網絡的建設提高了效率。（4）商業化可能增加了農作物品種，不僅是基本的食用穀物，而且有效利用了各種天賦的資源。[35]
實際上，他得出的結論是，到13世紀，中國很可能擁有了除印度外，世界上最多產的農業部門。
政府的支持刺激了其他經濟領域裡的創新。政府和官員廣泛使用活字印刷傳播技術知識，確保探礦、武器、耕作、醫藥和工程技術迅速傳播。煤和木炭用於制鐵。官方統計表明，到1078年，鐵產量每年達到了11.3萬公噸，大約相當於每人1.4千克。這一生產水平大約是唐朝產量的6倍，而歐洲直到18世紀才趕上這一產量。[36]大約在同一時期，兩個政府的武器庫每年生產多達3.2萬副13種不同規格的盔甲。黃銅生產急劇增長，以至於今天格陵蘭島的冰川表明這一時期的大氣污染曾大為增加。[37]火藥技術在宋朝也是遙遙領先，但是它們的爆炸特性卻為他們的北方競爭對手女真人在1221年的戰爭中首次利用。[38]到11世紀，發明了一種繅絲機——已知世界上第一次嘗試機械化紡織生產。在商業方法上也有重大創新（參見圖12.1）。早在11世紀政府甚至開始支持發行紙幣。[39]
這一時期的創新不純粹是中國人自己的。它反映了政府和精英們逐漸願意利用新的生產和商業思想，而不管它們來自何處。許多中國的創新基於來自非洲—歐亞體系中其他地區積累的知識集聚。例如，維繫南方人口繁榮的新稻種是從越南進口的。許多其他技術是從印度和伊斯蘭世界進口的。水壓技術在伊斯蘭世界尤其發達，灌溉有數千年歷史，而機器紡織術在印度也是高度發達的。李約瑟對中國技術的研究突出了中國技術的活力，但是，忽視非洲—歐亞世界體系其他地區地方發明的技術也是不明智的。[40]
儘管如此，宋朝的創新速度還是獨一無二的。實際上，宋朝的商業化和創新的範圍十分驚人，以至於令人想到中世紀的中國已經走到了工業革命的邊緣。但是即使有過一場革命，但它並沒有維持很久，因此不能使整個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有三個主要原因未能使變化廣為傳播。第一，宋朝的統治者支持商業和企業是暫時的；第二，中國處在非洲—歐亞交換網絡的邊緣而不是中心，這就降低了其技術創新傳播到其他地區的速度；第三，世界體繫在整體上還不夠大，或者說還不夠一體化，不能確保中國的創新迅速影響到其他地區。
圖12.1 中國宋朝的商業活動
北京故宮博物院惠允使用
在中國，一個充滿競爭的國家體系原非常態。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文化統一性，以及完整的交流體系，使中國早晚會重新得到統一，而宋朝的商業和技術的創新也會被再度用來支持強大的統一王朝。事實上，這個過程在1279年忽必烈汗征服中國南方後完成了。重新統一後，鼓勵國家商業化的三個條件中的兩個（規模小、強大對手）已不復存在，而第三個（靠近富有的貿易體系）只是持續得稍微長久一些。中國不再是一個脆弱的，由幾個競爭的、從任何可能的資源獲取國家稅收的國家所組成的地區。在元、明統治時期，政府稅收又回到了更為傳統的貢賦資源上，如農業稅等。[41]統一中國的巨大規模意味著商業稅收競爭不過更為傳統的稅收資源。在以後數百年裡，這一龐大體系的巨大慣性使之從傳統國家稅收的轉型，比由小型的、競爭的國家所組成的地區更加複雜和艱難。
在15世紀，中國政府幾乎完全脫離了世界貿易網絡，即使許多臣民不顧阻礙繼續從事貿易。宋朝的航海傳統一直延續到15世紀。實際上，在1405—1433年間，一個穆斯林太監鄭和率領由60艘船、4萬名士兵組成的艦隊七下西洋（參見圖12.2）。[42]他們到達錫蘭、麥加和東非，也許還到了北澳大利亞地區。但是這些並不是出於貿易使命，政府在背後提供支持，不是尋求商業稅收，而是宣示對中國的象徵性臣服。此舉因國貲所費糜多，無怪乎難以為繼。終於，明朝政府決定將貨幣投放在防禦脆弱的北方邊界，再無興趣進行這些昂貴的遠征了。數十年內政府就禁止了一切中國海運，雖然意志堅定的中國商人總是有辦法繞開這些禁令。
削弱宋朝經濟革命影響力的第二個因素乃是中國的地理位置處在非洲—歐亞交換網的邊緣。雖然在中國的交換量極大，但是中國的交換網絡延伸得並不遙遠，不能像伊斯蘭教的心臟地區以及美索不達米亞那樣交換網絡的樞紐地區那樣，傳遞各種不同的信息和貨物。中國的創新當然對其他地方產生過影響：許多發明創造，包括使用活字印刷、紙幣（以及造紙術）、使用火藥等都傳播到了西方，在那裡產生了革命性影響。此外，中國巨大的商業動量吸引商人通過陸路和海路到東方來。但是這些發展在中國以外幾乎沒有留下直接痕跡。
第三個並且與前一個因素有關的因素，乃是非洲—歐亞網絡的鬆散聯合以及與其他世界區的網絡相隔絕。其他地方採納中國創新的緩慢程度，表明世界性的工業革命既不存在於中國，也不存在於世界其他地方。貨物、思想、財富的交換仍然受到自公元前第一個千年起就幾乎沒有變化的交通手段的限制。信息交流有限性的一個標誌就是，中世紀的歐洲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中國也不熟悉非洲—歐亞地區的西部，兩者可謂等量齊觀。
圖12.2 15世紀中國和歐洲的造船業
大船是中國海軍統領鄭和所用船的複製品。1405—1433年間，鄭和7次率領多達60艘船，4萬名士兵的中國船隊，遠航到東南亞、印度和東非，所到之處都帶著驚人精確的海圖。他最大的船至少5倍於哥倫布的聖塔·瑪麗婭號，還有水密內艙。哥倫布要在鄭和航海之後50年才環航世界。他的艦隊沒有中國人船隊那樣技術精良，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儘管如此，哥倫布的船操縱更加靈活，也許更適合於對陌生大海的探險。承蒙北京文物出版社惠允複製此圖
總之，在後古典時期馬爾薩斯循環期間，非洲—歐亞的交換網絡雖不及現代那樣聯繫緊密，但是比之前更具有統一性，在各主要農耕文明中，商業活動盛極一時。創新比在古典時期傳播得更為迅速，尤其是在宋朝統治下曾出現過一個驚人的增長時代。而這個時代的創新，就像從前的時代一樣，起因於國家統治者與商人精英結成緊密的聯盟，從而聯結成廣為傳播的商業和信息的交流網絡。
現代初期的馬爾薩斯循環：從公元14世紀到17世紀
第一個全球交換網絡
14世紀，在經歷了與黑死病相關的長期蕭條之後，整個非洲—歐亞地區的人口再次上升。人口增長又一次促進了商業和城市化。前一次循環形成的商業網，在14世紀後期和15世紀前期已被破壞殆盡，到16世紀早期得到復興——但是現在它們延伸得更遠了。這些如今主要通過海洋建立的聯繫，歐洲商人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歐洲商人和航海家的活動通常得到政府的支持，最終導致這一時期一個最重要的突破：首次出現了全球性網絡。16世紀早期大西洋兩岸的連接是一個具有真正世界史意義的事件，大多數現代歷史學家，尤其是那些遵循馬克思傳統的歷史學家認為這是過去1000年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絕非偶然。正如馬克思本人所言：「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解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43]
最早出現於16世紀的交換體系將非洲—歐亞、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最後美拉尼西亞、澳大利亞和波利尼西亞的市場聯結成為第一個真正的世界體系。[44]新的體系的規模幾乎兩倍於任何從前的體系，包含更多的貨物和資源。新體系的規模和其中發生的交換規模意味著比從前世界歷史更多的財富在流動。如今在國際交換體系中流動的巨額財富令世界最大的財富儲藏庫和最小的儲藏庫之間的梯度變得更大，增加了掌控這些財富交換的商人和金融家的影響力。富人和窮人之間逐漸拉大的鴻溝令各種商業流動充滿活力，而在新的全球體系中積累起來的經濟「電壓」給商業的發動機以前所未有的動力。西班牙從美洲掠得的白銀給歐洲和世界商業注入活力，因為它在歐洲暢通無阻，或者經菲律賓轉移到印度，然後再到中國。中國對白銀的需求（紙幣和銅幣貶值、鄉村普遍商業化、稅收的貨幣化使然）更是刺激了全球的白銀貿易。[45]
其他交換也十分重要。由於非洲—歐亞和美洲世界體系的聯結而使農作物、技術、民族甚至致病病毒大肆蔓延，這在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1972年）中做了詳細的描述。疾病流傳對所有較小的世界區是一個毀滅性過程。到1500年，疾病在非洲—歐亞地區人口密集的居住區流傳提高了整個地區的免疫力。但是這種抗病力並沒有發生在美洲或者其他澳大拉西亞或太平洋地區的一些比較與世隔絕的族群裡。例如，歐洲人在16世紀到達美洲時帶去了疾病，美洲人主要死於歐亞的疾病而不是其他原因。[46]
我們的數字只是不無依據的猜測，但是在中美洲和秘魯等人口較為密集的居住區，16世紀人口的下降是一場真正的災難：人口下降大約70%，而在美洲的人口整體下降了50%——70%。[47]同時代的人，在各自分水線兩邊都感受到了疾病交流的不平衡性。正如在尤卡坦的一位當地美洲人說，在歐洲人到來之前，「那時沒有什麼疾病；他們那時沒有骨頭疼痛，他們那時沒有高燒；他們那時沒有天花（參見圖12.3）；他們那時沒有胸口灼熱；他們那時沒有肺癆；他們那時沒有腹部疼痛；他們那時沒有頭疼腦熱。那時候人的道路是有秩序的。外國人一來就全都變了。」[48]英國殖民者1585年在羅阿諾克島（Roanoke）看到了同樣的情形，只是從流行病學的另外一面來看待這事而已。托馬斯·哈里奧特（Thomas Hariot），一位殖民地的考察者，在造訪了當地村莊之後寫道：
圖12.3 16世紀阿茲特克的天花受害者
采自16世紀西班牙的「新西班牙」的歷史。轉引自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的《生態擴張主義：歐洲900—1900年的生物擴張》（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6年）圖版9：轉引自《新西班牙帝國史》，第4卷，第12部，Lam. Cliii，圖版114。哈佛大學皮博迪考古與民族學博物館惠允使用
在離開這些城鎮之後的數天內，有人開始很快死去，而且許多人簡直死得快極了；有的城鎮20人，有的40人，有的60人，有的120人，實際上數字十分之高……這疾病十分奇特，以至於他們不知道叫什麼，也不知道如何治療；根據這個國家最年長的人講，以前從未發生過。[49]
當歐洲人移民到澳大拉西亞和太平洋，那裡的人口也遭受同樣慘痛的經歷。撒哈拉以南非洲通常得以倖免，因為他們一直以來是廣義的非洲—歐亞網絡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他們甚至居住在比大多數歐亞人還要危險的充滿細菌的環境裡面。在其他地方，歐亞疾病趕走了當地的居民，使得歐亞移民的定居更為容易，以至於最後將小型世界區的大片土地變為歐亞殖民地，上面滿是歐亞農作物、牲畜和疾病。[50]
正當歐亞大陸馴化的動植物的輸入改變了美洲的經濟、社會結構以及交換網絡之際，美洲馴化的動植物的輸入同樣改變了非洲—歐亞地區。從美洲引入了玉米、大豆、花生、各類西紅柿、甘薯（casava）、木薯（tapioca）、西葫蘆、番瓜、木瓜、番石榴、牛油果、菠蘿、土豆、紅辣椒和可可。[51]木薯已經成為非洲—歐亞許多熱帶地區的大宗產品，而玉米和土豆也是許多溫帶地區的大宗產品。自從16世紀葡萄牙人輸入了美洲的農作物後，中國採納的速度比在非洲—歐亞地區其他任何地方都迅速。[52]甘薯早在16世紀60年代就開始種植，中國種植的農作物超過1/3原產地在美洲。[53]因為這些農作物可以在那些常見農作物生長不好的地方種植，美洲的農作物有效地擴大了耕種面積，因而使得非洲—歐亞地區在16世紀的人口有得以增長。
增長與創新的范型
在這一時期產生的巨大的財富和信息流深深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國家和社會。在美洲，最初的影響是迅速而毀滅性的。全球的整合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以及傳統帝國、國家、文化和宗教的終結。歐洲人每進入一個地方，從毛里求斯到夏威夷，這種情況就會重複一次。
在非洲—歐亞地區造成的後果較輕微，而速度也比想像的更慢。但是在非洲—歐亞地區的許多地方，當然也是在人口密度較大的核心地區，新的擴大的交流網、人口增長、國家行為以及商業化刺激了增長和創新。正如喬爾·莫吉爾所言：
發現的時代……乃是曝光效應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技術變化採取的方式主要是，觀察外來的技術和農作物並且從別的地方將它們移植進來。富於進取心的歐洲人採納了美洲的農作物，而將牲畜、小麥和葡萄輸入新世界。此外，他們還將非歐洲的植物從美洲移植到非洲、亞洲，或者非洲和亞洲移植到美洲，從事大量可以稱為生態學的套利行為。例如他們把香蕉、砂糖、稻米引入美洲，又將木薯（又稱manioc）移植到非洲，最終成為那裡許多地方的大宗生產的農作物。[54]
人口增長部分是因為是歐洲、中國和非洲採用了美洲農作物這種「創新」所致。這些新農作物的耕種在整體上要求一系列小型的農業創新，包括不同類型的作物輪作法、耕地和灌溉法。在中國，新作物尤為重要，因為它們可以在不適宜種植稻穀的地方播種；它們也給非洲帶來了巨大變化。[55]但是在航海和戰船（為16世紀統一的世界體系的誕生提供了技術資源）、採礦技術、戰術和商業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發展。
儘管如此，創新的速度在某種程度上並不那麼引人注目；任何地方的創新都沒有達到工業革命的水平。甚至在歐洲，全球世界體系的出現產生最大影響的地方，第二個千年中期的技術創新——在戰術、造船、建築以及冶金之外的領域——也是驚人的緩慢。[56]總之，正如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所注意到的那樣：
（1770年的）西方技術和生產方法依然固守農業社會的基本傳統，尤其仰仗人力和畜力。農業本身自從14世紀以來在方法上幾乎毫無變化。製造業雖然有重要的新技術，仍然必須將技巧和手工工具結合起來，通常在很小的作坊裡進行。西方對新的製造業發展機遇的最重要回應就是極大地發展了鄉村（家庭）生產，尤其是紡織和小型的金屬貨物。[57]
在非洲—歐亞地區，新的全球交流網絡的大範圍影響是細微的、間接的。在所有核心區域，人口有所增長，商業行為有所擴大。中國在1400—1700年間的人口由大約7000萬增加到1.5億。印度同期人口由7400萬增加到1.75億，而歐洲則由5200萬增加到9500萬（參見圖11.1）。根據最近統計，亞洲人口增長比歐洲快，一直持續到18世紀，但是亞洲占世界總人口的66%，而生產出的產品其價值佔全世界的80%。[58]歷史學家通常斷言東亞的人口增長率可能導致這個地區更大的貧困，但是這種斷言是錯誤的。相反，正如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說論證的那樣，似乎亞洲人直到1750年或者1800年在世界經濟和體系中的優勢，不僅表現在人口和生產，而且表現在生產效率、競爭性和貿易上，總之，表現在資本形成上。此外，與後來的歐洲神話不同，亞洲人擁有技術並發展了與之相稱的經濟和金融機構。因此，現代世界體系中積累和權力的「中心」在這幾個世紀裡並沒有多大變化。尤其是中國、日本和印度一路領先，而東南亞和西亞緊隨其後。[59]
實際上，正如前文所述，甚至18世紀晚期的歐洲觀察家如亞當·斯密也認識到亞洲經濟的統治地位。而且歐洲在技術方面並不佔有主導。菲利普·柯廷寫道，在17世紀，
世界史的「歐洲時代」的黎明還沒有到來。印度經濟仍然比歐洲更具有生產效率。甚至17世紀的印度或中國的人均生產率可能也比歐洲高——雖然根據現在標準是很低的。歐洲的技術領先仍然只是表現在有限的領域，如海運等，16世紀到17世紀的航船設計非常發達。還有，歐洲進口亞洲製品而不是相反。[60]
整個這一時期亞洲的白銀順差，也表明亞洲處在正在出現的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心位置。這些變化不僅是表面的：商業活動對社會的各個層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中國，政府開始以紙幣收稅而不是16世紀的那種方式，這是一個明顯的標誌，表明甚至在鄉村的商業變化達到了何等程度。正如彭慕蘭所證明的那樣，白糖的消耗量或者布料或者其他非必需品等的指標，以及預期壽命等統計，都表明在18世紀中國和歐洲的生活水平是不相上下的。[61]
根據所有這些指標，近代馬爾薩斯循環早期的擴張時期——雖然交換網絡規模大為增加——仍然溫和地刺激了某種程度的創新，但不是現代社會所具備的那種高水平創新。我們因此可以期望，世界大部地區都陷入了某種形式的馬爾薩斯衰落。在17世紀的非洲—歐亞大部地區增長的速度放緩，雖然不像上一個循環結束時的急劇衰落。不久以後，在世界許多地區又恢復了增長，即使在印度和中國到了19世紀出現停滯。最晚到1800年，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這樣的觀察家仍有理由認為，我們看到的在農耕文明發生作用的馬爾薩斯循環范型是經濟生活的永恆特徵。[62]某些現代研究者論證到，要是沒有一兩個像英國煤礦儲備那樣的偶然因素，他們的情況也會差不了多少。[63]
儘管如此，在近代的馬爾薩斯循環早期，還有其他的變化為19世紀的決定性的發展預備了道路。
商業化對貢賦社會的影響
以社會結構論的模式對創新的研究表明，當各社會部門緊密綜合進一個商業網絡裡，因而各社會部門都受到效率和生產率的影響，確保在競爭的商業環境裡獲得成功，這時我們可以預期發生迅速的創新。我們前一章所描述的馬克思主義模式的簡化版提到了關注日漸增長的商業化在兩個領域裡發生影響的重要意義：首先，商人精英日益增長的影響和權力；其次，（佔到農耕文明人口大多數的）鄉村人口捲入到了各種商業行為，直到最後，債務和征地使他們全部脫離了土地，成為僱傭勞動者，生活完全受到商業網絡的制約。
傳統馬克思主義對這些問題曾經做過許多研究，證明在非洲—歐亞的大多數中心地區，這個過程發生的速度很快。商人和市場即使在最初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其功能也是至關重要的。不甚商業化的國家，如波蘭和俄國，積極支持商業活動，只要有可能就進行殖民擴張，尤其是進入到潛在獲利的地區，如西伯利亞盛產皮毛的地區。通過這些方式，由各種親族社會佔領的世界大部地區被拖入了商業交換的網絡裡，經常深刻地影響了它們的生活方式。[64]
隨著國家收入逐漸依賴商業資源，削弱了從封建稅和土地稅得到傳統貢賦收入的意義，甚至迫使大型貢賦國家也對商業行為發生興趣，上述變化就能夠改造國家。就像許多傳統國家一樣，俄國人壟斷了大多數有利可圖的貿易，包括貴金屬和皮毛貿易。但是在17世紀，他們開始探索從國內貿易課稅並且收取鹽，特別是伏特加的銷售稅。這些稅收是頗具心機的，因為在大多數農民都是自給自足的國家，這些商品都不是可以在家庭作坊裡生產出來的，因此必須購買。鹽是保存食品所必需的，而伏特加很快就成為農村的宗教和社交儀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724年，酒類銷售稅已經佔到了政府國家歲入的11%；到19世紀初，伏特加稅構成國家歲入獨一無二的最大源泉，占政府全部收入的30%——40%。[65]隨著商業稅收日趨重要，俄國政府雖然對商人充滿敵意，但仍不得不與其達成交易。在19世紀50年代的某些時候，政府擔心不能對那些繳納酒類稅的經營農場的商人開出有吸引力的條件，它就有可能破產。由於俄羅斯帝國直到19世紀在許多方面仍為典型的貢賦社會，其國家收入轉變的事例是特別令人震驚的。
商業化就像它影響到城鎮和國家一樣，也影響到了農村地區。事實上，在公元第二個千年的中葉，在非洲—歐亞各大文明中幾乎沒有幾個農村地區的農民是不從事某種類型的商業行為的。在所有這些文明裡，人口數量的龐大以及增長都極為依賴賺取工資收入的勞動力。中國鄉村早就商業化了。伊懋可注意到，早在公元1000年的中國宋朝，與市場逐漸增加的聯繫使得中國農民進入了適應性強的、理性的、追求利益的小企業主的階層。農村發展出了更廣泛的職業，山坡上的樹木成長起來，供造船業之用，供逐漸擴大的城市建造房屋。蔬果生產供應城市消費。壓搾各種油料以供餐飲、照明、防水，製作發膏和入藥。砂糖精製化、晶體化，用作保鮮劑。魚類在池塘和水庫裡面放養，以至於培育魚苗成為一項很好的生意……種植桑葉本身就是一項獲利豐厚的職業，還有特別的桑樹苗市場。農民還製作漆器和鐵製工具。[66]
但是在中國，正如在非洲—歐亞大部，這些過程是有限的。雖然捲入許多這類的商業行為，各地農民仍然拒絕割斷與土地的最後聯繫，而且政府提高傳統的土地稅，支持他們的這種抗拒。王國斌指出，在18世紀的中國，「許多農民擁有至少某些財產，有的還出租土地。實際上所有土地都是在家庭生產的水平上進行生產的；地主擴大他們直接生產的基礎以回應市場機遇，這種情況很少發生。」[67]傳統農民經常在道德上恪守一條古老的原則，就是他們對土地擁有權利；他們相信土地不像許多袋稻米一樣可以買賣。這些觀念在許多農村地區一直保持到20世紀。在俄國，直到1906年，在一份支持新成立的杜馬中農民代表的請願書中，起義的農民士兵仍堅持認為：
在我們看來，土地是上帝的，土地應當是免費的，誰也無權購買、出售或者抵押；買地的權利只對富人有利，對窮人卻是糟糕透頂……我們士兵是窮人，退役之後我們沒錢買地，每一個農民都絕對需要土地……土地是上帝的，土地不是誰的，土地是免費的——在上帝自由的土地上辛勤勞作的，是上帝的勞工，而不是紳士和富農僱傭的勞工。[68]
雖然中國農村在18世紀就已經高度商業化了，但是對土地的所有權結構和控制限制了大多數人捲入商業網。而根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模式，這些局限性必然限制了創新的長期增長速度。
商業的態度和實踐已經深深地進入農村生活，甚至影響到了某些最傳統的貢賦帝國的政府活動，但是它們並沒有削弱傳統農業社會所特有的權力和生產結構。
新的全球地誌學：歐洲角色的變化
在西歐，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商業化比其他非洲—歐亞地區都更徹底，歐洲社會比其他中心地區更年輕、更具可塑性；它們的國家比較小，對於國際商業壓力比較敏感；它們對商業性更開放，原因我們以後再討論；也許最重要的是，全球交換網絡的地誌學變化確保了現代馬爾薩斯循環初期，歐洲大量的、多樣化的和高密度的信息和商業交換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巨大。
全球交換的地誌學變化
全球交換網絡的誕生極大地影響到了歐洲，因為與之俱來的是全球交換的地誌學的重新佈局。就整體而言，非洲—歐亞地區交換體系的結構相對穩定了數千年，樞紐地區在地中海東部、北印度和中亞；自從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引力中心東移到北印度和中國這些定居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但是隨著非洲—歐亞和美洲世界區的聯結，西歐和整個大西洋沿岸就突然成為新的樞紐地區，成為聯結非洲—歐亞區和美洲區交換流的中心，一度處在非洲—歐亞區邊緣突然變成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個交換中心的最重要樞紐。即使全球交換體系的引力中心直到1800年仍然位於遠東，而交換的多樣性卻出現在西歐新的樞紐地區。
這個事實造成了重大的後果，尤其是對於歐洲的未來而言更是如此。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偶然性。歐洲恰好處在能從這個全球交換網絡獲益的有利位置。數千年來一直處在非洲-歐洲交換網絡邊緣的歐洲到了16世紀突然幸運地發現自己處在歷史上最大的、最變化莫測的全球交換的樞紐。由於位置的調整而處在新的全球網絡中心，令整個地區的生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現在經過歐洲的交換比之前所有這類流動都更為巨大。16—19世紀的白銀從美洲流向歐洲、伊斯蘭世界直到遠東，只是歐洲作為中介商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一個範例而已。[69]顯然，我們不需要用歐洲例外論來解釋歐洲在現代世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像我們不需要把城市文明在蘇美爾的濫觴當成該地區例外論的象徵一樣。正如安德魯·謝拉特所指出的：
西歐只是由於新世界的發現和大西洋鏈的建立而一跤跌倒在這個角色上面而已。因此，社會的或者經濟的成熟，與地區發展方式之間沒有什麼先決關係；從地方觀點看，變化經常是隨意的、不可預言的。世界體系的擴大及其形態和聯繫，迫使某些地區進入一個一時間看上去並不合適扮演的新角色。[70]
正如在4000年前的蘇美爾，交換規模的劇增以及交換網絡突如其來的重置，刺激了這個原本死水一潭的地方進行全新的投資。[71]
但是我們不應當過多強調偶然性，因為歐洲的戰略位置不完全是偶發的。非洲—歐亞其他地區本來也會建造並資助商業船隊進行環球航行，也許這些船隊與鄭和指揮的明朝船隊極其相似。如果他們果真這麼做了，那麼，將會是他們而不是大西洋圈成為新的全球體系的樞紐。實際上，一個樞紐和引力中心在中國疊加的世界，也許會發生一場甚至比我們所知其樞紐和中心長期位於世界不同地方的更迅速、更無序的現代革命。新體系的地誌學並不純粹由地理所決定的，歐洲變成了新全球交換體系的樞紐，部分是因為它已經預適應了這樣一個角色。
西歐社會通過兩種方式為在這個於16世紀出現的新全球商業體系中生存下去做好的準備。首先，它們是年輕而易於變革的國家。在西歐出現國家只是過去1500年間的事情。到那時，強大的、成功的國家在美索不達米亞已經存在了3000年了，而在中國也已經存在2000年了。這些龐大的、收取貢賦的國家的成功標誌著它們的政治和軍事結構、階級聯盟及其價值觀適應了農業時代的社會和政治的生態。相反，歐洲年輕的政治組織則進化成為一個比較商業化的世界。它們政府的結構和傳統、特有的階級聯盟和立場，及其戰爭傳統已經適應了這種很不相同的社會政治環境。當然，不同的歐洲國家也存在著驚人的差別，查爾斯·蒂利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修訂本，1992年）做了極好的描述。儘管如此，基本的規律仍然是：地中海以北的歐洲國家體系（以及在更大程度上新的美洲殖民國家）在一個比傳統時代更商業化的世界裡發展出了它們的基本結構和立場。
其次，我們在前文（第10章）曾經提到，歐洲國家體系具有的一些特點，共同刺激了精英更加寬容地對待商業行為。西歐有別於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在古典時期統治該地區的帝國崩潰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新的收取貢賦的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對於這個角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西歐在後古典的馬爾薩斯循環期間出現了許多小國家，相互之間競爭不斷，而且靠近地中海世界主要貿易通道。這是一個似曾相識的組織。[72]在有限的商業化時期，正如古希臘城邦的鼎盛時期，這些因素創造了具有驚人的商業和軍事優勢的政體。它們的商人在整個已知世界裡旅行，而且，正如前文所述，它們的軍隊有時甚至能夠挑戰龐大的收取貢賦的帝國，就像希臘城邦在馬拉松和薩拉米斯戰役中驅逐波斯人那樣。但是它們不能指望永遠取代帝國。在18世紀商業化程度高得多的世界裡，國家和地區之間類似的差異證明更加重要。
這兩個因素解釋了為什麼西歐社會已經很好地適應了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現實。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解釋15世紀以來歐洲貿易體系競爭激烈甚至到殘酷的重商主義。在黑死病之後的擴張階段，歐洲國家捲入了一場生死之爭，以便在擴大的歐亞貿易網帶來的商業利潤中分一杯羹。甚至最傳統的國家，諸如將穆斯林趕出西班牙的軍事政體或者路易十四統治下強大的法國也明白商業稅收的重要性。西班牙王室在其鼎盛時期十分依賴商業稅收和貸款，而17世紀的法國依賴大量新的消費稅和商業稅。[73]日漸增加的商業行為，政府的利益和支持有助於促使歐洲改進船舶設計和航海術、紡織工藝（紡織品是大多數前現代經濟中第二大經濟部門）、水閘，甚至也許還有印刷。它們是伊比利亞征服大西洋貿易網絡以及接著征服美洲農耕文明的間接因素。[74]從美洲攫取的巨大財富——而巨大的商業的、政治的、軍事的力量可以這些收入為基礎，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例子所明確證明的那樣——強化了富於進取心的重商主義，這成為現代歐洲的一個標誌。這種國家權力依附於商業稅收的複雜情況也解釋了為什麼歐洲的船隻到16世紀就已經遍佈世界各地了。
因此，歐洲發現自己處在了全球貿易體系的中心。一個高度競爭的世界以及商業化國家在大西洋沿岸的出現，確保了大西洋最終充當起橋樑作用。實際上，脆弱的、非常短暫的橋樑已經由維京航海者在前一個馬爾薩斯循環建造起來了，他們預示了以後幾個世紀裡歐洲國家富於進取心的擴張主義。
全球交換網絡對歐洲的影響
歐洲的戰略位置肯定令歐洲受到這個新全球體系變化的影響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重大。信息交換經常在世界近代史的敘述中經常被忽視。可是，正如我在前幾章所論證的那樣，總體而言，在不同共同體之間信息交換的數量和多樣化是創新速度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早期近代歐洲發現自己被新的信息所吞沒。在新交換體系的中心，歐洲最早接受大量關於新世界以及非洲—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知識。歐洲變成了某種新地理和文化的全部知識的情報交換所。因此，正是在這裡，通過首個全球交換網絡而川流不息的新信息洪流最早地、極大地影響了知識分子的生活和行為。
對大量新信息的吸收消化改變了歐洲知識分子的生活。瑪格麗·雅各布寫道，16、17世紀日積月累的「遊記文學」「令長期以來尤其是被教職人員認為至高無上的宗教習俗的絕對價值受到質疑」。[75]隨著信息交換場所的擴大，隨著印刷出版物流通更為迅速，傳統知識體系所宣揚的真理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不得不擺脫許多狹隘的地方觀念。正如安德魯·謝拉特最近在一篇強調在人文歷史中廣泛交流之作用的論文中所寫的那樣，「『學術進化』……主要包括適合於越來越多人群的思維模式的出現……這種改變表現在最近500年科學的成長，以及它爭取接受文化自由的標準方面。」[76]這種對新信息和知識的吸收最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對現實的傳統解釋持激進的懷疑論態度處在現代科學計劃的中心，早在16世紀的歐洲就已經十分明顯了。17世紀以來，歐洲「自然哲學家」就知道他們正在處理急劇擴張的信息，許多都會破壞傳統關於現實的描述。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觀察到，「僅僅就是這個原因，以有限知識為基礎的哲學框架很可能都是錯誤百出的，而例如通過發現新大陸的航海活動而得到拓展的人類經驗，則極大地推動了早期近代對傳統哲學的懷疑主義的潮流」。[77]懷疑各種知識的基礎、尋找更多的宇宙結論（牛頓的萬有引力原理便是例子），以及更加精確的測試過程（例如伽利略所使用的方法）可以視為逐漸顯現的全球信息交換網中知識體系的檢驗框架日益擴大之後所造成的後果。
全球交換網絡對於歐洲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們是耳熟能詳的，同樣也是意義重大的。歐洲商人和支持他們的統治者獲得了極大而且迅速的回報。西班牙士兵征服了中美洲和秘魯的農業中心，而葡萄牙、法國、荷蘭和英國的遠征軍開始紛紛向美洲以前無國家的農民和食物採集民族居住的地區殖民。美洲白銀的橫財維持了16世紀的西班牙強權。實際上，西班牙如此依賴美洲白銀，以至到17世紀白銀供應中斷，它的商業和政治影響力就一落千丈了。美洲白銀也幫助了通常得到政府支持的歐洲商人通過戰爭或者購買的辦法進入亞洲富裕的貿易網。正如安德烈·貢德·弗蘭克所提出的，在這段時期，他們用海盜般的方式打破了南亞和東南亞商業網的大門，與三個世紀以前蒙古軍隊控制絲綢之路上的貿易路線一樣。[78]歐洲商人現在開始取代13世紀蒙古人在世界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他們卻是在更大的新的全球貿易體系中扮演這樣的角色。
這些活動的回報刺激了商業精英和國家之間建立以前曾經嘗試構建的聯盟。極度依靠商業稅收形成了國家特別的結構和與眾不同的政治。首先，在這種政治組織裡，商人通常享有較高地位；在有的國家，如威尼斯或者荷蘭，他們就是國家。其次，國家既然依靠商業稅收，就不得不支持商業行為，因此極其熱情地保護商人的權力，與大型的、更為傳統的農業大國有所不同。最後，這種環境甚至對於統治精英的立場也會產生某種微妙影響，刺激他們不僅不斷地思考如何攫取稅收的辦法，而且思考如何積累新的工商業財富。17世紀歐洲國家的重商政策——如英國的航海法，保護英國殖民地的英國商人——證明了新的政府立場以及由這些變化而採取的行動。還能說明這些潮流的是，濫觴於15世紀威尼斯的專利法在整個歐洲如今突飛猛進。政府還建立了科學協會或者提供獎金以推動創新。（最著名的獎金嚴格說來屬於下一章論述的內容。1714年，英國政府設立了一份獎金，鼓勵製作一種儀表，它應堅固可靠，可帶到船上供水手測量經度。直到1762年約翰·哈里森方才贏得了這筆獎金）。[79]
隨著時間的推移，商業化改變了傳統的收取貢賦的精英。這些轉型很可能發生在精英們的收入因商業收入而大量增加的時候。英國羊毛貿易提供了一個經典範例，因為它引誘土地擁有者趕走佃戶，以綿羊取而代之，尤其是在16世紀因為王室解體有新土地可以選購的時候。在英格蘭，傳統的收取貢賦的貴族日益投身於商業或者為佛蘭德的市場提供羊毛，或者投資海外貿易和走私（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約翰·霍金斯的遠征），或者與商人聯姻。在一直維持到早期近代的貴族特權的繁文縟節背後，我們還要看到貴族的個人和性質的緩慢變化。在整個西歐，貴族的名分不知不覺從收取貢賦者轉移到從事商業和擁有企業的土地擁有者身上。許多貴族，例如法國司法專家查爾斯·盧瓦索（Charles Loyseau）都堅信，在這整個時期「一切收益不是骯髒的就是自私的，與貴族精神背道而馳，貴族合適的角色就是收取租金。」[80]但實際上，這種作為一個收取貢賦階層的貴族的理想化形象正在逐漸變得不合時宜。審查一下他們的賬簿我們就會發現，許多貴族正在慢慢變成資本家，儘管得知這樣的情況，他們自己也會嚇一大跳。與此同時，商人通過聯姻、購買貴族頭銜（尤其是在法國），或者與那些熱心開發其熟悉的金融和商業知識的貴族建立合作夥伴而把貴族「商業化了」。貴族如果拒絕更加富於創業精神，或者拒絕與幫助他們這樣做的商人聯盟，他們必定一敗塗地。在19世紀的俄國文學裡，這種失敗的經典象徵包括斯捷潘·奧勃朗斯基（安娜·卡列尼娜的兄弟）和契訶夫《櫻桃園》中的郎涅夫斯基夫人。
商人與政府的結盟最終形成了一種共生現象。許多政府以前就與商人緊密共事，有的在其機構中就有商人的影子，但是如今這種合作開始甚至在比較大型的國家裡也發生了，而且範圍遍及全球。在某些情況下，商人開始被結合進政府部門。最為極端的就是荷蘭，那裡的商人就是政府；另一種極端情況就如西班牙和俄國，傳統政府僅僅偶爾依靠商人獲得貸款或開展重大商業活動。居間的是英法兩國，商人和各種商業活動逐漸整合進政府機構。[81]
政府與商人共生現象的最引人注目的後果就是戰爭的高度商業化，最終使商業國家在與收取貢賦的帝國的競爭中獲得戰爭和商業兩方面的成功。歐洲內部激烈的競爭環境不僅使歐洲國家商業化，也使戰爭商業化了。這種狀況在美洲白銀流的支撐下導致軍事技術的革命，使得戰爭的破壞性和戰爭費用都達到了一個新水平。查爾斯·蒂利論證到，在歐洲，國家的形成就是為了戰爭的需要。[82]正如早期蘇美爾和許多其他相互競爭的小規模或者中等規模國家的地區性體系，戰爭屢見不鮮。因此預備戰爭和動員必要的士兵、兵器和糧秣是政府的中心任務。這些體系的軍事後果，在耶穌會士艾儒略與一中國友人的對話中也有反映，這個中國人問道，「國王既多，戰爭能免乎？」艾儒略答到，諸王彼此聯姻，而且教皇的權威也足以維持和平。實際上，他的中國朋友是完全正確的：艾儒略的對話恰好發生在三十年戰爭期間。[83]中國本身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對照，因為在17世紀中葉，滿洲人為推翻明朝，一時間戰事連綿不斷。在這些戰爭中，由在華歐洲人根據奧托曼和南亞的設計，以中國規格精心製作的大炮和滑膛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清王朝建立統治，軍事創新就再度延緩下來，中國和歐洲軍事技術的鴻溝迅速拉大，導致19世紀的中國不堪一擊。[84]
不過，雖然戰爭的基本類型還是古老的，但是在歐洲國家動員戰爭的方式與眾不同。蒂利注意到，15世紀前，戰爭動員是通過我們所知道的廣泛收取貢賦進行的：「部落、封建稅收、城市民兵以及習慣形成的武裝力量在戰爭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王室則從他們能夠控制的土地和人員收取貢賦或者租金作為所需要的資本。」[85]然而，自15世紀到18世紀初，國家依靠從資本家那裡貸款，購買或者僱傭軍隊的辦法越來越普遍了。通過這種辦法，軍事勝利逐漸成為衡量商業成功的尺度。早在1502年，羅伯特·德·巴爾沙克（Robert de Balsac），一位意大利老兵，在對戰爭進行一番研究之後評論道，「最重要的是，要贏得戰爭就要為這一事業提供足夠多的金錢。」[86]在以後的100年裡，新財富的湧入極大地提高了歐洲延續數百年的軍備競賽的賭注。
向更為商業化的戰爭方法的轉變部分反映了歐洲國家的商業化本質。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以火藥革命著稱的軍事技術的根本性變化。[87]其技術的根源遍及整個非洲—歐亞體系。中國人在宋朝實驗了火藥，也許是受到在燃燒裝置（這種裝置創造出了希臘火）中使用石油的拜占庭技術的知識影響，這種知識經過阿拉伯人的中介傳播到東南亞，再傳播到中國。火藥的爆炸性質最早於1221年為金人所利用，他們是宋朝的北方對手。[88]但是只有在歐洲這種技術方才得到充分的發展。早在15世紀，攻城加農炮就開始使戰爭革命化了，因為它要求建造更為複雜和昂貴的堡壘。機動的攻城加農炮將這些花費傳播得更遠。16世紀可拆卸式滑膛槍的頻繁使用改變了步兵戰術，令訓練和紀律達到一個全新水準。戰船上裝置加農炮同樣也改變了海戰戰術。陸軍和海軍裝備費用的提高對於那些能夠最迅速地籌集資金、府庫充足的國家——也就是那些高度商業化的國家，如荷蘭等——甚為有利。但是甚至傳統國家，如俄國也開始尋求更為商業化的國家收入資源，以支付軍事改革。伊凡雷帝在16世紀即開始首倡俄國伏特加專賣，到19世紀，它已成為俄羅斯國家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支付了大多數防務開支。[89]
學者們大多同意，商業行為深刻影響到了早期歐洲。至於在歐洲鄉村的影響如何則莫衷一是。在傳統的史書裡，西歐鄉村一直被視為極具資本主義特色的，因此與例如中國或者印度的鄉村完全不同。最近的研究迫使我們對於這樣的結論有所調整，因為我們已經認識到甚至在東亞，農村地區的商業化程度到底有多深。儘管如此，仍然可能至少在某些歐洲（尤其是英國）的農村地區，鄉村的商業化比東亞的商業化更為進步，開始改變傳統對土地的擁有和控制的方式並且打破確保農民得到土地的傳統結構。
在歐洲其他地方，商業在鄉村是極其容易獲得立足點的。從外面城市來的首飾或者生活必需品如鹽等早就出現在鄉村市場上了，即使那只不過是一種物物交換的貿易方式而已。不過這種貿易不可能使鄉村生活方式發生革命。更重要的是要迫使農民尋找給薪的勞動作為農耕的補充。多種壓力驅使歐洲的農民，就像東亞的農民一樣進入市場來補充他們的農業活動。這類壓力可以轉化為國家稅收。人口壓力因豐產土地短缺，也會造成同樣後果。在歐洲許多地方，後古典時期的馬爾薩斯循環的人口增長意味著到13世紀，也許一半農民家庭缺少足夠土地，不尋找某些給薪的工作就無法養活自己。凱瑟琳娜·利斯（Catharina Lis）和雨果·紹利（Hugo Soly）在研究工業化時期的歐洲過程中指出：
在皮卡迪，大約有300年時間……13%的人口是由失地窮人和乞丐構成的，他們居住在村外的小木屋裡，靠支薪工作度日；33%的人口只有一小塊土地，很可能被迫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以勉強維持生計；……36%的人口是窮人，沒有牛馬拉犁，但是一般能夠成功地出賣勞動力；……16%擁有足夠的財產避免任何困難；而……3%的人口統治其他所有人。[90]
土地出產不足以養活家人，不足以支付國家、地主的以及其他（包括教會）的義務，於是農民就有幾種不同選擇。他們可在當地市場上以比較有利的價格出售農產品，儘管在這裡他們經常面臨更大的生產商的競爭。他們可以從當地的貸款人借錢，利息較高時，這經常是進入金錢世界的最危險做法。他們還可以從事家庭商業活動，如紡織等。這些現在被稱為原工業化的過程可以創造一些地區，在這些地區裡，其鄉村收入主要來自家庭工業行為。瑪克辛·伯格（Maxine Berg）關於論述17世紀後期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家庭工業的敘述，可使我們對多樣化的家庭工業有一個大致的概念：
在尼德伍德林地（Needlewood Forest）有木料車削、木工和箍捅工，南斯塔福德郡有煤業，在坎諾克·蔡斯（Cannock Chase）還有鐵和金屬製品，包括鎖、門把手、紐扣、鞍具和針，煤業和鐵。在西北的金威爾林地（Kinvel Forest）有大鐮刀匠和鋒利工具的製造者，在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交界處的斯陶爾布裡奇（Stourbridge）有玻璃工。西北的波爾夏姆（Bursham）有陶器工廠，東北有鐵石礦。整個鄉村則遍佈著皮革和紡織，加工大麻、亞麻和羊毛。[91]
她還補充說，在1629年的埃塞克斯（Essex）已有40 000—50 000人以製衣業為生，以至於他們「除非連續工作，每週領取工資，否則就不能維持生活，」一場商業危機立刻就會造成數以千計的人陷入貧困。[92]家長可以送一些家庭成員外出掙工資，或者在鄉村，或者到城裡去。最後，在這條悠長的滑滑的斜坡的底部，有的工人發現他們必須徹底放棄土地，作為僱傭勞動者謀生。
這種策略如今在農耕文明的各個地區，凡是農民遭受到大商業的、國家稅收的或者人口壓力的地方都可以見到。每一份工作增加了家庭預算的現金含量，或者更加促使他們商業化。農民發現自己不情願地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在這裡，對於17世紀法國社會史上的這一過程進行一番描述：
面對自己所擁有的穀物與滿足生活的最低需要之間巨大的和長期的不平衡，大多數農民不得不訴諸臨時措施。他們出租一些多餘的土地以彌補自身所需。他們每逢夏忙時節就去一些大農場打工。他們不辭勞苦地耕耘果園，在附近的市場售賣蔬果。有一頭瘦弱的母牛提供奶品。在布瓦錫（Beauvasis）很少有豬，因為它們與人類爭食。草場上有四五隻雞，一些綿羊與集體的牲口一同放養在牧場上，這也就是普通農民家庭所能夠養得起的。加上在冬季紡紗織布取得的不多收入，每年基本上尚能彌補虧空。收成不好，農民就交不起稅了。這時候，他們就不得不借糧食。這些債務早晚會使他們喪失最後一部分土地。土地貧瘠和負債纍纍，農民就會面臨失去他們在共同體中享有的優厚地位，陷入無地窮人階層的危險。[93]
隨著農民和地主進入企業活動網絡，這兩個集團發現他們與土地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對於精英集團而言，他們的收入來自日益增長的商業資源，在農產品數量不斷市場化的環境下，以土地養活農民就變得不再那麼至關緊要了。因為地主如今已經有了不必依賴於農民的耕作作為收入來源，他們能夠用綿羊代替農民而生活下去，就像16世紀英國的極端情形那樣。由於這些變化，國家、地主，甚至某些比較富裕的農民開始將土地視為商業利潤來源，而不只是生產資料。在某些國家，如英國，政府鼓勵土地商業化，取消或者買斷對土地的古老權利或者剝奪那些只在習俗上擁有土地權利的佃戶。在那裡，通過圈地運動而剝奪農民對土地的傳統所有權，一舉摧毀了傳統的農業制度。而在其他地方，農民有時因為更為令人煩惱的壓力，如稅收、債務、歉收以及土地短缺而慢慢地脫離了土地。有時，正如在大革命前的法國，他們對土地的權利得到了保護，但是商業壓力使他們為了生存不得不變成小業主。還有些地方，隨著商業化滲透到鄉村，土地變成了商品，農民變成了工資收入者或小業主。通過這種辦法，資本主義開始瀰漫到了鄉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土地的商業化使財富的梯度拉得更大了，因為它開始破壞農耕文明耕者有其田的基本規則。馬克思用來描述這一變化的比喻是觸目驚心的。他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與前幾章描述的更為簡單的積累形式不同，這是一種社會「電解作用」，就像發生在汽車蓄電池裡的電能積累一樣。在這裡，潛在的電力因一個離子的吸引走向電池負極而另外一個離子走向正極而產生的。[94]在原始積累期間，財產和財富流向資產階級，而喪失財產就產生了一個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早期階段，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損人利己的過程；原始資本主義就像任何新生的掠奪者（如最早的、最簡單的收取貢賦者）一樣最關心的是毀滅而不是保護獵捕對象。[95]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論證的那樣，因這種社會電解作用而產生的日漸增長的潛在能量恰好解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活力。將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就決定性地、一勞永逸地迫使他們從事僱傭勞動。作為僱傭工人，他們發現自己要與其他僱傭工人競爭，而作為傳統的農民，他們的主要任務就只是活下去。作為僱傭工人，他們為低效率付出的代價就是被解雇或者可能變得一無所有，而作為農民，他們只是陷於貧困，因為還擁有一塊土地可以養活自己。因此，正如馬克思所主張的那樣，把農民逐離土地是為了創造一個使大量人口都像商人一樣關注效率和生產效益問題的世界。就像商人一樣，他們必須從事買賣（因為他們不再生產只為養活自己的食品和衣物），而且就像商人一樣，他們不得不更加勤奮地工作，只是為了在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裡活下去。馬克思用「絕對剩餘價值」的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早期歷史上有增無減的工作負擔。最近簡·德·弗裡斯（Jan De Vries）論證到，至少在歐洲，在18、19世紀「工業（Industrial）革命」之前還有一個「勤勉（industrious）革命」。[96]
仍然不明確的是，與非洲—歐亞地區的其他地方相比，這些過程在西歐更加超前一步。可以說到17世紀，大多數農民均參與市場活動，而大多數人實際上遭受土地被侵佔的地區就只有西歐，尤其是英國。儘管如此，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這些差別不足以判斷說西歐或「英國」現在是「資本主義」，而比如說中國還不是「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