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250年裡，現代革命改變了世界。表13.1和表13.2以及圖13.1，對這一時期的工業生產進行了一些比較。它們所表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工業生產幾乎增長了100倍。當然，這些數據非常粗糙：粗略的統計正如「工業潛力」的定義一樣並不可靠，而且沒有把所有國家包括進去。儘管如此，我們從這些圖表中所能得出的一般結論卻是清楚的，即使將某些細節加以重大修正也不會改變這些結論。
就大歷史的範圍而言，這些圖表所表現出來的重大變化看上去是全球性的、瞬間的。但是為了正確理解這些數據，我們必須使用更小一點兒的透鏡，研究世界不同地區轉型的形式和時間表。從一兩個世紀的時間尺度來看，轉型表現出一個清楚的序列。而這個序列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對現代革命的形式和影響是決定性的。那些處在一個新全球交換網絡中心的地區最先體驗到了創新的高速度以及現代化所特有的巨大動能之流。到19世紀晚期，它們在工業方面的領頭作用賦予其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的優勢，使之在全世界現代性的特點和形式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轉型首先在西歐變得明顯起來。在一個世紀內，它使歐洲的增長速度，以及歐洲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發生了一場革命。這些變化根本改變了歐洲在全球世界體系中的角色。1750年英國、德意志、法國和意大利僅佔全球工業生產的11%，而到1880年，它們幾乎佔到了40%。
表13.1 總工業潛力，1750—1980年
資料來源：丹尼爾·赫德裡克（Daniel eadrick），《技術變化》，載於《人類行為造成的地球變化：過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和區域性變化》，B.L. 特納二世（Turner II）（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8頁；基於保羅·拜洛赫，《1705—1980年國際工業化水平》，載於《歐洲經濟史雜誌》第11期（1982年）：第292、299頁
註：這些數據包括手工業和工業製造。數據取整數，以每三年的年度數據為準，1913年、1928年和1938年除外。由於取整數的誤差，在「世界」這一欄裡的數據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欄裡的總計數據會有誤差。在這幾欄裡的數據也沒有列入相關國家
表13.2 總工業潛能，1750—1980年，佔全球總數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表13.1
圖13.1 1750—1980年全球工業生產潛力（根據表13.2繪製）
從整體上看，今天的「發達國家」在1750年佔全球生產的27%，1860年占63%，1953年占94%。英國明顯地在工業化的第一個世紀裡扮演著領先的角色。1750年，英國佔全球生產的2%；1880年，達到20%以上。
工業力量平衡的改變使軍事和政治力量的平衡發生了一場革命。到1800年，歐洲列強控制了全球大約35%的土地；到1914年，它們控制了大約84%的全球土地。[1]列強的人口平衡也在改變，只是不大明顯而已。表11.1的數據表明，在1000—1800年間，歐洲佔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2%——14%之間（14世紀暫時增長到了14%）。然後在1900年，其人口比例上升到18%，20世紀末又下降到大約9%。這些數據低估了歐洲人口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忽視了數百萬離開歐洲到美洲和澳大拉西亞地區定居的人口。
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期，工業化似乎是一個歐洲現象。然而到20世紀，隨著生產開始在大西洋經濟的中心地區以外蓬勃興起，工業化就表現為全球性的了。隨著歐洲和大西洋社會的人口、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增長，其他地區的政府認識到它們要模仿歐洲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成功。由於他們的努力，也由於世界經濟和文化的一體化，歐洲的現代化模式就被強加給了世界其他地區。這些變化的速度和範圍使得單獨的區域工業革命，就像新石器時代單獨的區域性轉型一樣完全沒有了可能。實際上，歐洲的現代化模式為全球現代化提供了一個模板，就像領先的農業地區的技術提供了模板一樣，在農業時代早期區域交換網絡中得到複製。今天全世界的商業人士都穿西裝而不是長袍，英語成為商業和外交的世界語言就絕非偶然了。
為什麼轉型首先發生在歐洲？為什麼歐洲的轉型沒有像宋朝的經濟革命那樣夭折呢？在工業化的最初一個世紀裡，局限於歐洲和美洲的現代化軌跡究竟是怎樣的？早期轉型的主要特點何在？這些問題正是本章所要解決的。
由於最初走向現代化的一些變遷具有重大意義，本章餘下部分將集中在西歐和北大西洋的中心地區。為清楚明白起見，我們將現代革命區為三個方面：經濟變遷、政治變遷以及文化變遷。實際上，這些變遷只是以驚人的速度發生的同一個相互關聯的複雜轉型的不同側面而已。
英國經濟革命
由於經濟史學家把注意力放在經濟變遷的細節上面（帕特裡克·奧布賴恩稱之為歷史學上的「點彩派」），許多人就質疑「工業革命」這個概念，就像考古學家質疑「新石器革命」一樣。近而觀之，雖然細節畢現，卻看不出更大的范型。但是從世界史的大範圍看，就不會遺漏經濟變遷的革命性本質。在最近的研究中，奧布賴恩寫道：
當我們就18世紀上半葉和19世紀上半葉進行比較時，我們對當時經濟變遷速度的衡量，不管是已經構建起來的還是重新構建的，所有跡象都表明，這兩個特定時期截然不同的證據是不可動搖的。無論在英國（還是歐洲和美洲的其他地方），資本積累的持續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總之，在1750—1850年間，英國經濟保持了長期的增速，這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在國際上也是引人注目的。[2]
在討論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時，我將重點放在英國。這並不是說英國是一個典型：相反，它的領先正好說明是一個非典型。[3]正如奧布賴恩和卡格拉·凱德爾（Caglar Keyder）所論證的那樣，法國現代化道路，雖有別於英國，但是從任何客觀標準看決不「落後」。法國農民支撐的時間更久一些，甚至在法國大革命後其地位還得到了鞏固，因此進入19世紀，法國農業比英國農業更為傳統，其社會結構也許更為不平等。但是，這兩個國家在1780—1914年間生產的長期增長卻無甚差異。[4]其實在創新速度上也不相上下。許多戰略性的技術突破都不是英國的而是「西方的」。其中包括蒸汽機設計的早期開發、法國發明的雅克紡織機、使用先進的數字編碼技術控制機械（1801年）、美國發明的棉花軋花機（1793年）、在法國首先發明的新式漂白過程（1784年）、瓷器（邁森，1708年）、玻璃製造和造紙的新技術、航空技術的濫觴、兩位造紙工人蒙戈爾菲耶（Montgofier）兄弟在法國的西南的安東奈伊（Antonnay）首次進行的可操控飛行（1783年）。儘管如此，英國的經濟轉型是研究最多的地區（參見圖13.3）。也是這些轉型首次在同時代的社會中變得最為明顯的地區。早在1837年，法國革命家布朗基用工業革命這個術語表明英國發生的經濟轉型非常具有革命意義，就像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更為明顯的政治和社會變遷一樣。[5]因此，英國仍然是觀察騰飛的瞬間以及區域意義的最佳場所。
表13.3英國1700—1831年經濟增長的測算
資料來源：N. F. R. 克拉夫特，《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牛津：克萊雷頓，1985年）。第45頁
註解：「國民生產」是將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結合在一起所做的測算
不幸的是，布朗基的術語誇大了工業變遷的重要性。在英國，工業生產方式的變遷只是三重經濟革命的一部分。第一重，隨著資本主義體系特有的社會階層和經濟交換的出現，發生經濟行為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相應發生轉型。第二重，農業部門發生轉型，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是獲取利潤，而不是養家餬口。雖然農業技術的變遷並不像工業方面那麼驚人，但是它們的實際影響更大，至少在19世紀早期之前的情況是這樣。N. F. R. 克拉夫特的統計表明，在18世紀大部分時間裡，農業生產至少與工業生產發展速度相當，有時還更快一些。[6]第三，基於商業化和使用新能源（例如煤和蒸汽）的全新生產方法使許多英國製造部門的規模和產能發生了革命，棉花、煤炭和鐵器的生產尤其如此。此種產能的大幅提高，多因各種汲取礦物燃料中古代太陽能的巨大儲備的技術所致。
社會背景
就像非洲—歐亞大陸的許多地區，18世紀的英國已高度商業化。但是在兩個方面——政府和農村社會的結構——更是如此。政府和精英的支持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至少在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英國企業家能夠如此有效運用包括在其他地方發明的新技術。[7]
18世紀英國在全球交換網絡中的戰略地位當然與其正好處在一個新的全球體系中心的地理位置不無關係。地利之便確保英國政府對商業發生極大興趣。但是正如我們所見，英國政府也已經預適應了這樣的轉型。英國的高度商業化很大一部分依靠連續幾屆英國政府在貴族和商人支持下持之以恆地、大膽有為地投資金融和軍事，以保護英國的海外商業利益。[8]政府有很充分的理由支持國內外的商業行為，因為到18世紀大多數國家稅收來自關稅和貨物稅。通過建立英格蘭銀行，支持海外擴張，它保護了自己利益以及龐大的具有影響力的商業精英的利益。這與中國明朝形成了驚人的對照——明朝政府貶低商業，拒絕外貿。但是這兩個社會的地理位置的對照也是十分鮮明的：一個現在處在全球交易網的中心，另一個卻處在巨大而古老的亞全球交換網的邊緣。
商業行為使得英國鄉村發生轉型。甚至在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的英國，失地農民工也許構成人口的25%——30%。[9]在17世紀50年代，有一個英國作家堅持認為「英國堂區有1/4的居民生活悲慘，（收穫季節之外）他們無從維持生計。」最近基於英國統計學家格裡高利·金（Gregory King）的先驅性統計研究表明，在1688年，大約有40%的人口是「雇農和窮人」或者「打工者和不住家的僕役」，他們連餬口的錢也賺不夠。[10]這些人大多無一分地，而有地者亦不足維持生計，淪為（馬克思所言）無產階級。許多人遷移到了城鎮去，其數量增加極快。到1700年，英國10%的人口居住在倫敦。在那裡，居住條件在很多方面還不如鄉村（死亡率極高——據格裡高利·金研究，達42‰），但是至少有機會找到工作。[11]
18世紀早期英國經濟中最重要的部門是哪個？現代統計表明，37%的國民收入來自農業，20%來自工業，16%來自商業，20%來自租賃和服務業，而政府的收入構成剩餘的7%。換言之，英國大約一半收入來自工業、商業或者租賃和服務。[12]隨著也許一半人口主要依靠工資收入而不是農耕維持生計，而一個商業行為產生超過50%的國民收入的國民經濟，英國社會開始進一步適應資本主義而不是傳統的收取貢賦社會的理想模式。適應增長的社會結構預示著創新將在此種環境下盛極一時，而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
農業
重商的立場和方法向前現代社會最重要部門農業的傳播也許是最具重要意義的。在18—19世紀，資本主義方法開始令英國農業發生轉型。這個事實極為重要，因為農業仍然是英國經濟的引擎，正如其在傳統的農耕文明中一樣。在18世紀早期，它仍然是英國最大的生產部門，負責全國大多數的食品、衣料和原材料。在17—18世紀，土地擁有者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刺激了技術的轉型，雖然這種轉型按照現代標準是緩慢的，但是從世界史的範圍看卻是革命性的。
在大多數農耕文明裡，農業的主要功能是養活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們。然而在英國，大約兩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土地集中到了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對於這些人而言，土地是利潤而不是維持生計的來源。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小農被趕離土地或者被剝奪牧場、草場和林地的傳統使用權。自16世紀以來，政府通過批准圈地——此舉使得地主無視對於土地的傳統權利——而週期性地鼓勵這些變遷，從而產生連成一片的、封閉的土地。也許英國一半土地在18世紀中葉就被圈定，到18世紀晚期，主要通過議會的立法使這一過程基本完成。英國農民因而消失了，英國變成了第一個沒有農民階級而得以繁榮起來的大型社會。
對於大多數鄉村居民而言，這些變化是災難性的。再也不能依靠土地為自己生產，農村家庭發現自己只能完全聽任飄忽不定的、靠不住的僱傭市場的擺佈。W.G. 霍斯金斯（Hoskins）描述了萊斯特郡的維格斯頓·瑪格納（Wigston Magna），一個英國鄉村的變遷，農業「進步」帶來了金錢，但是並沒有帶來財富：
整個村莊的家庭經濟發生劇變。農民再也不能從物質、土地，自己的鄉村和強壯的臂膀的資源獲取生活必需品。自給自足的農民轉型為花錢者，因為他所需要的一切現在都在商店裡面了。在16世紀雖然必不可少但是僅起到邊緣作用的金錢，現在成了維持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農民的節儉變成了商業的節儉。現在每一個小時的工作都有金錢——價值，失業成為悲劇，因為那些僱傭工人再無一分土地讓他可以回去的。他的伊麗莎白主人間歇性地需要金錢，而他卻幾乎每天都需要金錢，當然一年中每個星期也是如此。[13]
在維格斯頓·瑪格納看來，1765年的圈地法是一場災難。小土地擁有者在大約60年間都消失了，成了農業工人或者編織機操作工或者窮人。[14]
隨著農民財產的喪失，他們以前的地主則富裕起來，中等規模的農場一般也多了起來。在英格蘭中南部地區，超過100公頃的農場比例從17世紀初的大約12%增加到兩個世紀之後的大約57%。[15]這些數字表明不平等的梯度在工業革命時期是多麼迅速地加大。在大多數農耕文明裡，大多數人能夠獲得一塊耕地；實際上，農業生產的低速度確保人們能夠得到土地，因為社會不得不把大多數勞動力分配給食物的生產。但是現在土地集中在了少數人手裡。所有權形式的改變使得農業生產的經濟革命化了。因為那些在大片土地上耕作的人不可能吃掉他們所有的出產，他們必須為了利潤而耕種。土地擁有規模的增長因而為英國農業商業化間接提供了一條途徑。
這種大範圍的商業化改變了對土地的立場和方法。為了從圈地上獲得利潤，地主不得不為市場生產，或者交給商業化的「農夫」——也就是佃農，他能夠為市場生產，然後從利潤中分出一部分交租。這兩種辦法都將農業變成了商業而不是謀生手段。但是第二種方法有利於讓貴族土地所有者與撈取錢財的粗俗商業保持溫和的距離，即使他們還是喜歡利潤。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得出結論說：「雖然我們沒有可靠的數據，但是很清楚，到1750年英國土地所有者的特有結構已經顯現出來了：數千個土地所有者把他們的土地出租給數萬名佃農，而他們則與數十萬名農業工人、僕人或者大多數時間出賣勞動力的破產的地主一起經營土地。」[16]
土地控制手段的變遷使農業技術發生了革命。商業農場主不得不為競爭的市場進行生產，因為他們不得不進行大量生產、有效生產。但是他們比農民更能取得資本以便投資於更有效率的生產方法。最後，在圈地運動之後，他們一般能夠得到大片土地，運用小農生產所不及的現代農耕方法從事規模經濟。確實，大多數在17、18世紀引入的技術不是最新的；在這一階段，有效彌補現有技術的不足才是當務之急。實際上，直到19世紀農業機械和人工肥料才開始改變現代農業的技術。在此之前，大多數產業農場主引入的方法，自中世紀以來就十分熟悉了的，許多已經在歐洲不同地區使用了。英國的新意不過是使用這些技術的人為數眾多，他們有錢投資並有效地使用這些技術。
英國農場主從中世紀開始就從低地國家借鑒了領先的方法，經常稱之為「新耕作法」。這些綜合農作和牲口飼養的新方法確有增產、減少休耕地數量的效果。許多農場主開始計劃種植休耕地作物，如紅花草或者蕪菁。蕪菁提供牛飼料，增加牲口數，而更多的牲口提供更多的糞肥。豆科植物能夠有效地固氮，有助於恢復地力。因而新的作物輪耕法增加了單位面積土地上農作物和牲口的數量。但是還有許多其他變化——包括灌溉形式的改良、土地的重新開墾以及更加系統的牲口飼養方法——所有這些都在商業化的農業生產大量低價商品的需求刺激之下完成的。
隨著這些變化開始變得更加廣泛，英國農業生產的效率提高了，而農業工人的比例卻下降了。隨著農業雇工份額的下降，農業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在1700—1800年間保持在大約37%。[17]英國農業的全部產出在1700—1850年間增加了3倍，而男性勞力從事農業的比例卻從61%（1700年）下降到29%（1840年）。據估計到1840年，英國的每一個男性農業工人生產大約1750萬卡路里熱量，相比之下法國為1170萬，其他歐洲國家就更低了。[18]表13.4表明某些農作物的產量。
表13.4 英國1700—1850年主要農作物產量
資料來源：瑪克辛·伯格，《製造的年代（1700-1820年）：英國的工業、創新和工作》，第2版（倫敦：勞特裡奇，1994年），第81頁，引用了R. C. 亞倫，《農業和工業革命》，載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1700年）》，羅德裡克·弗魯德（Roderick Floud）和唐納德·邁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主編，第2版（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4年），1：109頁
註解：「穀物」包括小麥、黑麥、大麥、燕麥、大豆和豌豆、畜用棉籽和燕麥。「畜牧產品」包括肉類、奶製品、奶酪、皮革和農場售出的草料
18世紀英國農業生產效益的不斷增加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首先，它有可能使人口迅速增長。克拉夫特的統計表明，在18世紀，生產效率的增加之快足以支持馬爾薩斯所觀察到的人口快速增長，但是在19世紀，生產效率增加得更快，因而避免了從愛爾蘭到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其他許多國家曾經遭受的馬爾薩斯危機。[19]在英國，增長的人口擴大了農業產品的市場，刺激了進一步的投資，把更多的勞動力釋放到了非農業的經濟部門。
為什麼有那麼多商業資本被吸引到了土地上面呢？一個答案是人口的增長以及維持溫飽的農業生產的衰落，促進了農村產品的內部市場。那些失地者不得不去購買食品，不管他們多麼窮困。因此農場主一般能夠依靠一個不斷擴張的農產品市場。這些過程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市場——一個銷售廉價消費品的巨大市場。這樣的市場在一個只生產維持溫飽的農民構成的社會裡幾乎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發展，正是這個事實限制了前工業世界的農業商業化。像北京、巴格達或帝國時代的羅馬那樣的城市需要大量的食品供應，許多精英家庭也是如此，他們需要奢侈品也需要生活必需品。但是在這些巨型城市之外，大多數人都是自己養活自己。大多數人完全依靠市場獲得生活必需品的社會的出現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它極大地刺激了大量消費品的商業化生產。
尤其是變遷極為迅速，因為在英國，就像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一樣，農村產品的外部市場在18世紀增長十分迅速。主要是殖民地市場，受到頗具商業頭腦的政府的保護（有時不惜花費巨額成本）。在英國，殖民擴張以及1651年、1660年的航海法為英國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受到保護的市場。西印度尤其重要，因為其經濟作物（自17世紀中葉以來主要集中在砂糖）意味著他們不得不進口所有所需要的食品。這就是英國所處的全球交換網絡的位置對於商業化行為的巨大刺激之一。
工業
既然所謂失地僱傭工人數量激增，統治精英越來越依靠商業稅收，農業部門高度商業化，以及順利通達增長的世界市場，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就是，像改造農業一樣改造工業為什麼需要花費那麼長的時間。之所以延遲的原因之一就是建立一個工廠或者購買一台蒸汽機，與投資「改良」農業或者更新畜牧業相比，需要一個更高層次的投資。因此，大多數工業生產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仍然是傳統型的。大多數生產仍然是在手工作坊裡面進行，其規模與4000年前之無甚區別，或者利用農民家庭的勞力在家裡紡紗織布。實際上，有一段時間工業革命實際上刺激了小規模生產。第二個延遲的原因也許是在一個仍然由農村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裡，對工業產品的需求比對農產品的需求更低。
然而，對利潤的追求終於使工業發生了轉型，就像使農業發生轉型一樣。難以確定前現代世界特有的創新的涓涓細流是在什麼時候變成滔滔江河的。在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歐洲工業生產有了不少創新。但是很難證明英國的創新速度在18世紀中葉以前比其他地方更快。在1709年，在木材成本（1500—1760年間增加了10倍，而價格總體僅增加5倍）持續上揚的情況下，亞伯拉罕·達爾比（Abraham Darby）在施羅普郡（Shropshire）的克爾布魯克達爾（Coalbrookdale）開始試驗在吹爐中使用焦炭制鐵。[20]這項技術早在11世紀的中國就已經投入使用了，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達爾比從中國的實踐直接借鑒了這項技術。[21]實際上，他的方法並不十分高效，而且在18世紀60年代得到改進之前也沒有廣為傳播。但是他們確實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產量，1784年亨利·考特（Henry Cort）採用攪煉法也是如此。總之，英國的鐵生產在18世紀增長了10倍。[22]
另外一項技術發明的重大意義直到後來才變得明顯，那就是使用蒸汽泵將水從礦井裡面吸出來。大氣壓力是一種潛在的機械動力資源的觀念，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在中國和歐洲可能都非常熟悉。[23]法國發明家丹尼·帕潘（Denis Papin）於1679年就已經弄清楚地大氣壓力的科學理論，首次證明蒸汽作為一種機械動力具有潛在用途。托馬斯·薩弗裡（Thomas Savery）1698年製作了一台工作蒸汽泵；其引擎運用壓縮蒸汽形成的真空吸水。托馬斯·紐康門（Thomas Newcomen）在1717年製作了改良型機器。因為效率低，用一個滾筒重複加熱和冷卻產生動力，所以未能推廣。它還需要大量耗煤，因此最早的工業蒸汽機總是位於大型煤礦附近，那裡能源充足而價廉。它們在那些地方提高了產能，尤其是那些容易週期性暴發洪水的煤礦。1742年，在克爾布魯克達爾的達爾比鐵工廠裡，蒸汽機首次投入使用，不是用於唧水而是用於吹爐的風箱。到18世紀中葉，歐洲和美洲許多地方的企業都在使用紐康門的蒸汽機。
紡織生產者試驗新技術，以便適應前現代經濟的第二大生產部門日益增長的需要。1702年在德比開設了一家工廠，使用荷蘭一種特殊的以水輪為動力的捻絲機。1718年，一位新廠主托馬斯·隆貝（Thomas Lombe）竊取了意大利技術，開設了一座改進型工廠，這是早期工業間諜的一個典型事例。到18世紀30年代，棉麻生產也在試圖使用類似的工廠以及紡織機械，其中還包括1733年發明的飛梭。政府自18世紀30年代以來通過禁止進口棉花紡織品支持創新。在18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三種新機器開始改變棉紡技術：理查德·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織布機，詹姆斯·哈格裡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紡織機，以及薩繆爾·克朗普頓（Samuel Crompton）的紡紗用走錠精紡機——珍妮機的改進型。[24]它們都極大地提高了產量，但是最初它們主要用於家庭工業。在1780年以後的20年裡，這些創新以及其他創新使棉布織品價格降低了85%，棉布在歐洲首次成為大宗消費品，不再是昂貴的進口貨。[25]
阿克萊特首次製造了大型水力織布機，以水輪驅動並進行工廠化生產。他的機器並不要求工廠的組織，但是工廠卻賦予僱主更大的紀律和質量控制權。這使人聯想到這一時期的主要變遷是管理和技術兩個方面的。在前工業化世界，大多數非農業生產是通過家庭或者小作坊組織起來的。生產企業由小團隊組成，有時候通過親屬聯繫起來的，他們在一起工作，經常幹著相似的工作；有一段時間這些企業由於工業革命的早期發明，例如珍妮機而有所增加。工廠則是更大的、更無名化的生產單位，像軍隊而不是家庭。它通常需要更為複雜的勞動分工、技能以及權威。工廠的逐漸傳播與技術變遷有某種關聯：勞動力集中在一起工作可以充分地利用大量原動力。但是工廠的形式也賦予企業家某種權力，規定工藝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畢竟一個一個招募來的僱傭勞動力不能指望他們表現得像一家人在家裡工作一樣團結。因此工廠的推廣在很大程度上與加強工作紀律有關，它與技術革新同步進行。[26]這種方法是既要控制工人，也要控制機器。工業革命的管理技術也根源於全球世界體系。對於大眾的紀律約束以16世紀以來歐洲軍隊以及美洲莊園主的奴隸為先導。[27]但是其他管理手段例如通過考試選拔行政人員則最初來自中國。
我們迄今描述的變遷可以說明，至少在紡織、煤炭和冶鐵等重要部門，技術和管理兩方面創新的動力十分強勁。但這並不是說在非洲—歐亞大陸的世界體系，如在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斯蘭世界或者歐洲其他地方就沒有類似的發展。令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乃是蒸汽機、機器改良以及工廠管理三者的共同導致的。
詹姆斯·瓦特在18世紀60年代多次改進蒸汽機。首先，他將冷凝器和汽缸分離，消除了熱能喪失的主要根源，使得他的機器消耗的燃料大為降低。其次，瓦特的機器不是利用壓縮蒸汽形成的半真空所產生的大氣壓力（紐康門的蒸汽機就是如此），而是直接利用蒸汽本身的巨大力量去推動活塞（參見圖13.2）。種種改進使得蒸汽機更加經濟、動力更強大、更具有適應性。到1790年，紡輪也用蒸汽機而不是人力或者水力來推動了。到1800年，一台動力驅動的走錠精紡機可達200—300名紡織工的產量。蒸汽機的改良標誌著人類數千年來在動力使用上的重大發展。6000年前，人類首次學會了利用其他動物的拖拽力，或許在5000年前，首次學會系統地、大規模地利用同類的力量，此後在生產基本必需品方面的動力資源沒有任何變化。隨著蒸汽動力，然後是電力或者石油的引入，人類社會終於開始發掘儲藏在無機世界裡的巨大能量。（早期最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火藥，但這主要是破壞性的而不是生產性的技術）。每一次變化都開闢了一個人類可資利用的全新的生態市場。
圖13.2 18世紀英國蒸汽機的改進
a.首次用於1712年的紐康門「大氣引擎」，蒸汽被泵入氣缸，噴入一股冷水，蒸汽收縮，形成真空將活塞吸入，帶動泵。按照後來的標準，這個裝置非常低效，主要是因為氣缸被輪番加熱和冷卻。因而消耗大量的煤，只有在有充沛和廉價的煤可供使用的礦區才算經濟。b. 1769年詹姆斯·瓦特獲得專利的改良蒸汽機。在幾次改進中，他將冷凝器和氣缸分離，以便氣缸保持連續的壓力。他還開始利用蒸汽的壓力，而不是蒸汽收縮形成的真空。瓦特的發動機提高了燃料效率，有可能離開煤礦使用蒸汽發動機。轉引自詹姆斯·E.麥克裡蘭三世和哈羅德·多恩的《世界史上的科學和技術導論》（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82頁，圖13.1；第284頁，圖13.2，1999年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版權所有。蒙霍普金斯大學惠允複製
改良的蒸汽機迅速提高了在幾個重要工業部門的生產效率。它們還要在生產組織的方式上有所變化，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使用多台機器，這樣，家庭工業就不能望其項背了。它們在工廠裡最有效地運行，多少也能夠進行連續性的監督，而人的工作無非就是看管機器——修理損壞的零件、提供原材料以及保持其平穩運轉。隨著蒸汽機的廣泛流行，它們成為消耗煤和鐵的大戶。它們的生產因而刺激了煤礦和鐵的生產，也刺激了工程技術的開發。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裡，它們使得陸路運輸方式發生了革命。利用蒸汽動力旅行的想法醞釀了好幾十年（實際上，法國18世紀60年代就發明了第一台蒸汽機車），但是最早的蒸汽發動機過於龐大。1802年，在克爾布魯克達爾由理查德·特裡維西克（Richard Trevithick）設計了一台體積較小的高壓蒸汽機，製作了第一台實用蒸汽動力機車。這台機車被當作快捷運煤的機械馬使用。在以後的30年裡，鐵路和引擎的質量都有所發展。最早設計運載乘客和煤的斯托克頓和達靈頓鐵路公司於1825年成立了。
我們在分析這一系列創新的時候，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雖然它們影響重大，但是它們的發展卻是逐漸增加的。英國發明家依靠的是大量傳統技藝以及融匯在全球世界體系的觀念網絡中的技術知識。托馬斯·隆貝的「捻絲」機器，其淵源可以從意大利追溯到中世紀的中國。關於棉花的商業潛能反映了17世紀以來印度紡織品出口的重要性，而染布技術更要歸功於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方法。[28]在《蒸汽機誕生前史》一文中，研究中國科技的史學家李約瑟（Josephy Needlman）認為：蒸汽機的祖先在中國、希臘，也在歐洲，並且總結道：「沒有哪個人可稱為『蒸汽機之父』，也沒有哪個文明可稱為『蒸汽機之父』」。[29]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是非洲—歐亞大陸的，甚至是全球的，只是它們提高生產效率的潛能首先是在英格蘭得到體現罷了。
表13.5 英國1770—1831年工業產生的價值
資料來源：瑪克辛·伯格，《製造的時代（1700—1820年）：英國的工業、創新和工作》，第2版，（倫敦：勞特利奇，1994年），第38頁[30]
此外，工業和農業一樣，早期工業革命所需要的技術更多地依靠傳統工匠的熟練程度，而不是新的重大的技術方法。許多先行者都是操作工人而不是科學家或者理論家。彼得·馬賽厄斯指出：
總的來說，創新並不是實用科學的具體應用，也不是國家教育體系的產物……大多數創新是靈感突發的業餘愛好者或者出色的工匠的產物，這些工匠被訓練成了鐘錶匠、磨坊設計師、鐵匠或者在伯明翰從事貿易……他們主要是當地人士，有實踐經驗，直接負責某一個具體問題。直到19世紀中葉，這種傳統仍然在英國製造業佔據統治地位。1851年，水晶宮，一個以鑄鐵和玻璃建造的奇跡，外形就像19世紀的火車站一樣，卻是出自德文郡公爵的一位頭號園丁的想法，就不是偶然的。他熟知花房的樣子。[31]
這並不是說發明和改進新技術的任務不費吹灰之力，也不是說科學與此無關，而是說現存的技術知識達到了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取得這些進展。[32]
對於此種創新浪潮的第二種解釋乃是商業性的和社會性的。由於全球交換網絡的變遷以及精英的極大商業化，英國的企業家處在擴張中的商業網絡的主要十字路口，控制著龐大的、受到保護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北美市場，因而他們能夠開發像棉花這樣在英國所沒有的原材料。他們還能夠在龐大的受到保護的市場上銷售，這個市場正在迅速發展，因而能夠吸收由於新的機器而劇增的產品。但是隨著英國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革，越來越多的人脫離了依靠農村維持生存的經濟方式，變成了城市的工資收入者，英國的國內市場也在迅速增長。在一個全球化世界體系裡迅速擴張的市場以及高度的商業競爭刺激了創新，尤其是在供應大眾化市場的商品生產，例如紡織品（參見表13.5）方面的創新。在這種刺激下付諸行動的不僅有著名的發明家，還有數以千計的白鐵匠和管理人員，他們在這些重大突破中獲得了商業成功。促成工業革命的各項發明乃是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對於新商業挑戰和機會的反應。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概括了需求的作用：
在系統的、進取的政府幫助之下，出口提供了活力並且——通過棉織品——形成了工業的「主導部門」。它們還促進了海運業的重大發展。家庭市場為普遍的工業經濟提供了一個廣泛的基礎，（通過城市化）而為改進內陸運輸提供動力，也為煤炭工業和某些重要的技術創新提供了強大動力。政府為商人和製造業提供了系統支持，也為技術創新和資本商品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某種不可忽視的動力。[33]
儘管如此，18世紀英國和歐洲創新速度與日俱增的根本原因在於，在一個由日益增長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競爭力量所構成的世界裡，存在著某種極大的創新壓力。商業壓力的重要性在某些發明家的動機中至為明顯。例如詹姆斯·瓦特在他的自傳中寫到，他對製造「價廉物美」的機器深感興趣。[34]18世紀歐洲的創新數量之高乃是更好的證據。隨著工業化進程中在其他地方的創新壓力也有所增加，在所有工業化地區的創新速度也就隨之提高。這表明在西歐出現了一種創新文化——也就是一種激勵企業家主動尋求並利用高效率新技術的社會氛圍。這便最強有力地說明工業革命既面向商業也面向社會結構。
法國的政治革命
伴隨經濟革命而來的是政治革命。國家的權力和範圍在17—18世紀逐漸地、在19世紀迅速地增長，它們所掌握的資源也越來越多。因此，它們與被統治人民之間的關係也就發生了變化。如今政治制度之於過去那些收取貢賦的大帝國，就像那些大帝國之於被它們取代的酋長和「大人」的政治制度一樣。查爾斯·蒂利強調了這一點：
在過去的1000年裡，歐洲國家經歷了一種特殊的發展：從黃蜂到火車頭。它們長期關注戰爭，把大多數行為留給其他社會組織去做，只要這些組織按時上繳貢賦。收取貢賦的國家與它們的繼承者相比，雖然殘暴，但是其程度還算溫和；它們只是叮咬，但不敲骨吸髓。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甚至那些資本密集型的國家採取行動、行使權力，並且承擔義務，聽命於那些支持它們的資本。這些火車頭行駛在由市民支撐的軌道上，靠一個市民機構維持其運轉。離開這樣的軌道，戰爭的引擎根本無法開動。[35]
歐洲的國家權力數世紀以來一直在增長，部分原因是富於商業進取心的國家有大量的資源可以支配，部分原因是對國家稅收以及有組織的火藥革命的需求所做的回應。[36]但是這些變遷雖說在17、18世紀的「絕對主義」中達到了頂峰，也不過奮起直追而已。相比中國或者伊斯蘭世界這樣龐大的帝國，公元1000年的歐洲國家只不過是一觸即潰的蕞爾小國罷了。激烈的軍事競爭，由於火藥的發明而愈演愈烈，最終消滅了那些小型的、不具生存能力的國家。那些倖存下來的國家經歷了一個騷動不安的青春期，它們吸取了許多經驗教訓，學會了許多那些大型農業帝國早已掌握的治國之道。然而，與奧斯曼或者中國相比較，即使歐洲的絕對主義國家的權力和範圍亦毫無驚人之處。
法國大革命後一段時期的變遷乃是國家權力直接觸及其大多數臣民的生活。正如蒂利指出的：
在1750年後的民族化和專門化時代，國家開始激進地從幾乎普遍的間接統治制度，轉向直接統治的制度：直接干預地方社區、家庭生活以及生產企業。隨著統治者從招募僱傭軍轉到招募自己的國民，隨著日益通過稅收支持18世紀戰爭的龐大軍事力量，它們開始直接與社區、家庭和企業發生聯繫，掃除了這一過程中自發的中介。[37]
從大革命的法國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變遷，主要是因為大革命本身掃除了許多舊制度的中介權威。但是變遷也是為白手起家建立一支軍隊的需要所驅動。反過來，法國軍隊的征服也將新的政府運作方法（以及十進制）傳遍歐洲其他地方。
戰爭的管理對於這些變遷至關重要。早期近代歐洲國家主要依靠僱傭軍，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後，國家開始直接參與招募、組織和籌集資金支持國家軍隊。因此，隨著國家的組織和稅收的作用迅速擴張，它們發現不得不應對一些全新的難題（例如可能的招募人員的健康和教育）。[38]所有這些壓力迫使政府收集更多關於人口和經濟的信息。到19世紀後期，國家開始對公共健康發生興趣，支持公共教育體系。政治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法國大革命政府選舉政治的信奉也迫使它們對全民戰爭以及法律和秩序負責。由公民組成的軍隊在一定程度上將民族性的意識轉變成一種重要的合法化機制，促使國家主動支持民族主義思潮，支持那些構建民族主義的史學家和作家。
選舉政治迫使國家考慮更廣泛的人口眾多的部門，它們這樣做至少部分是要表現自己是代表「人民」的。令許多傳統論者吃驚的是，只要民主政治運用得當，就會強化而不是削弱國家。選舉還使政府獲得關於它們所統治人口的立場和態度轉變的最新信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員以及其他社會中介將上達統治者的民意過濾掉。不管其直接的形式如何，收集——或者用吉登斯的話說，「監管」[39]——信息的新方法，對於統治者在複雜的新現代政治環境下取得成功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警察是這些變遷中特別重要的方面，因為它是現代國家開始真正壟斷強制工具的壟斷過程之一。在舊制度的法國，國家很少關心警察事務，通常由地方權威處理；在極端的情況下也會使用軍隊。在1790年末，法國政府首創了一個科層制的警察組織，在處置犯罪和叛亂方面起到預防性的而不只是反應性的作用。最初歸約瑟·富歇領導，他原先是雅各賓派，現在是警察大臣。正如蒂利所總結的，「到富歇時代，法國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最近似的警察管理的國家」。[40]
通過這些辦法，法國成為典型的現代國家的先鋒：一個龐大的科層組織，有規模、有權力、有財富，還有管轄範圍。這種現代政治革命既是經濟革命的原因也是其結果。資本主義如要獲得其全部的動力，那麼一個有效率的、具有商業化頭腦的國家是必不可少的，就這一點而言，它是原因。現代財富梯度的擴大前所未有地把更多的財富放在了少數人手中，保存這些大量資源之流需要比農耕時代更大、更精心修建的水庫。總之，國家不得不強大到足以保護有錢人和企業家。吉登斯評論道：
私有財產，正如馬克思一貫表述的那樣，它的另一方面是大量個人不再掌握生產工具……僱傭工人的「自由」不可否認乃是早期大規模建立資本主義企業的重要方面。沒有法律的強制機器的中央化，這一過程是否能夠實現，或者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權利是否能夠牢固建立起來，都是成問題的。[41]
捍衛正在出現的財富梯度的工作從生活的許多方面展開。在英國，它促使通過圈地法、捍衛王室森林（正如E. P. 湯普森所生動描述的那樣），小偷小摸入獄、放逐甚至處死，以及保護企業家權利免受工業暴力侵犯（湯普森也很好地研究了這個主題）。[42]但是這種情況也同樣發生在其他領域。例如，現代貨幣體系的建構，沒有一個擁有相當稅收和管理資源的強大國家的存在，以及對法律和法院的有效控制是不可想像的。
另一方面，現代國家也是現代經濟轉型的產物。正如最初國家的出現部分是為了應對管理和組織民眾與資源在城市大量集中所帶來的挑戰，現代國家至少部分原因是為了應對工業經濟產生的巨大財富所帶來的全新挑戰和可能性。現代國家掌握的巨大資源應當有新的管理手段，即使國家覺得不需要管理和調節那些帶來增長的商業組織。但是現代國家也從新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獲益匪淺。新的通信形式改變了軍隊和裝備的運動，而新的製造方法不僅轉變了武器生產而且轉變了武器的性質。美國內戰是現代化時期第一場真正的工業化戰爭。與此同時，通信方式的改善以及更高的識字率提高了國家處理實現有效統治所必需的大量信息的能力。隨著現代國家越來越依靠技術以及現代經濟所產生的龐大稅收，它們不得不學習如何以最佳方式通過調節干預和規範企業行為的平衡來刺激增長。正如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對現代性的經典研究中所闡述的那樣，以為現代國家比前現代國家較少實行干預主義的信念廣為流傳，實際上是一種誤導。大體而言，現代國家比傳統農業國家更廣泛、更有效地進行干預，但是它們也更意識到過分干預某些經濟行為的領域也會遏制生產效率。[43]
在過去兩個世紀裡，與這些概述相比還有許多例外。許多現代國家從未刻意嚴格管制其公民，而其他一些國家則發現很難為具有獨立生存能力的資本主義經濟設置一個框框。但是對於那些許多已經經歷了這些轉型的國家的公民而言，上述做法的社會後果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現代國家以從前無法設想的而且經常在收取貢賦國家似乎認為不可取的方式管制其公民生活。國家要求兒童離開父母接受強制教育，要求取得個人生活的詳細信息，其範圍從收入多少一直到他們的宗教信仰、詳細規定我們應當怎樣做及不應當怎樣做。此外，在這些要求背後還有可怕的警察力量撐腰。現代國家取代了以前由家庭、地方社區負責的教育、經濟以及治安的功能。通過這些方式，我們的生活所受到的管制遠比從前為多。就像多細胞有機體的神經中樞一樣，現代國家管制個人的生活，因為比前現代國家更大、更加相互依存的社區，沒有某種中央的協調作用就不能存在下去。
另一方面，大多數現代國家通過公開討論，通過普通市民當選官員的選舉制度，培養公民參與政策的制定和貫徹。通過這些方式，現代國家鼓勵公民將自己視為積極分子而不是臣民。現代政府還為自己的權力設置明確的界限，因為它們知道它們所掌握財富的多寡取決於能否避免過分干預企業行為。雖然它們掌握的權力比前現代國家更大，卻更加克制地動用這些權力。此外，現代國家還擔當了許多行為只有它們才能擔當的行為。它們提供基礎設施、警戒、從教育到公共健康護理的各種服務，還要維持一個令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昌盛的法律和行政體系。現代國家的管制權力導致某些批評家將其描述為「極權主義的」，但是它努力包容並培育其公民，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許多人仍然視之為解放和自由的同盟和捍衛者。許多現代政治生活就是不斷協調現代國家行為維持管制和支持之間的平衡。
文化革命
從前的農民進城、日益關注技術創新、政府推廣教育以及大眾傳媒的推廣，乃是現代文化生活的重要變遷。
而最重要的變遷也許是推廣大眾教育和普及識字。正如我們所見，識文斷字乃是為了處理最早國家繁重的管理工作應運而生的。但是在農耕時代大部分時期，識文斷字是精英人士的特權，是大多數普通民眾無緣置喙的權力形式。現代國家以全新方式對待其公民，要求廣大民眾本身介入現代社會的管理工作，儘管也許此種介入是無關大局的。而大眾介入生產與管理的重要前提就是識字。這一文化革命的影響極為深遠。例如，普及識字由於削弱了傳統的、經常是巫術性思維形式的權威性，開始了一個「祛魅」的過程。通過這種辦法，大眾教育有助於推廣一種不同的世界觀——即使不是對現代科學的熱情的理解，至少也是對現實不科學的圖景表示懷疑。
這些進步伴隨著對高級文化的性質以及對知識的態度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又受到後者的影響。通常現代人對待知識的態度是競爭性的，有點兒類似於市場。在農耕文明裡，大多數人依賴口傳信息，知識主要掌握在某些特定教師的權威手裡。教育由傳授傳統的技藝以及傳統的知識體系所構成。凡是識字得到普及之處，知識就變得更為抽像，更為非個人化，而抽像的知識就開始獨立於某些特定教師的尊嚴。此外，社會也變得越來越商業化了，檢驗傳統知識的習慣變得越來越普遍，這在古典時代的希臘、阿拔斯王朝的波斯、宋朝的中國以及早期歐洲都可以看到此種現象。歐洲檢驗知識的方法在歷史上也是有先例可援的，蘇格拉底哲學的辯證傳統在伊斯蘭世界廣為傳播，一些重大爭論就在經學院裡獲得解決。[44]通過文藝復興，列奧納多·達·芬奇或者克裡斯托弗·哥倫布等思想家發現，像學術販子一樣從一個宮殿到另一個宮殿叫賣他們的觀念是非常自然的事情。[45]
觀念現身於市場，在市場裡求得生存之地，不是因為某個特定教師的權威，而是因為它們找到了那些已經檢驗過其質量的買家，市場成了現代科學的實驗基地。雖然科學對生產方式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但是科學思維已經存在於不論在思想政治方面還是在貿易方面逐漸為市場力量所主導的世界裡了正如瑪格麗特「。·雅各布所論證的：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科學知識已經極大地滲透到有文化的英國人思維中去了，而且……這種知識直接貢獻於工業化過程，創造出了一個如今我們生活其間的世界。」[46]但是觀念市場，就像商品市場一樣，如今已經全球化了；如印刷等新技術確保了新觀念更為迅速、更大範圍地傳播。自19世紀德國公司首倡建立實驗室以提高其生產效率和利潤以來，科學便與企業行為相結合。到19世紀末，科學研究在創新過程中起到了主導作用，如果繼續依靠個別企業家和工匠的技能與熟練程度，則科技創新本身必然會逐漸消失。
科學與現代文化緊密相聯，還可以反映出另外一個更加微妙的變化。僱傭勞動者與傳統養家餬口的農民有所不同，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占主導地位的不是某個特定的看得見摸得著、有名有姓的、可以向他訴苦的地主或者統治者。現代世界是由更大、更為非個人的力量所統治的，從匿名的科層制度到「通貨膨脹」「法制」等抽像概念等等，不一而足。抽像的力量取代了地主、劊子手以及監工行使強制的職能，在這裡出現一個同樣由抽像力量統治的宇宙觀也就沒有什麼驚人的了。在一個更加商業而不是強制的世界裡，也許上帝的形象就會消失在萬有引力的中性面具後面。
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
最近的研究開始強調早期工業革命的局限性。在英國，農業、棉花、冶金以及其他一些製造業的生產能力極大增加，但是在19世紀30年代以前，其經濟增長在整體上並不特別快。英國最初的工業創新影響到了某些特定部門，但是在19世紀中葉之前，其他一些部門幾無變化（參見表13.5）。雖然英國農業生產能力有所提高，但是直到19世紀30年代，食品生產一直略微落後於人口增長。[47]而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下降，表明英國工業革命自身的動力十分有限。如果它恰好像中國宋朝的工業革命時期那樣處在世界貿易體系的邊緣，那麼它的影響力可能就更為有限，而且在一個世紀之內就會歸於失敗。
但是英國與中國宋朝有所不同，它處在迄今存在的最大、最具活力的交換網絡的中心，整個世界也更為統一、更為商業化。此外，工業革命證明了自身的活力，因為交通和通信——如鐵路、輪船、自行車和現代印刷術，以及電話電報——的發明從整體上加速了信息交換，尤其是新技術的交流。喬爾·莫吉爾注意到，「技術本身更容易流動：移民的思想、遠銷國外的機器以及技術圖書雜誌等都使得技術信息從一個國家傳輸到另一個國家。更大的流動性也意味著國際和地區間更大的競爭。從日本到土耳其，那些仍然不受技術變遷影響的社會就會發覺自己落後了，發覺受到了威脅，因為距離越來越不能保護它們。」[48]通信技術的改進使得那些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創新很快被北大西洋其他已經商業化的地方所採用。結果形成傳遍整個世界的連鎖反應，而不是地區性的創新要到一兩個世紀之後才慢慢走遍世界。
工業化的區域類型發生極大的變化。正如亞歷山大·格申克隆在20世紀60年代所指出的，變化的先後順序本身是很重要的。[49]到19世紀早期，許多外來的觀察家越來越意識到英國正在發生的變化。自此以後，工業化必然成為一種更加有意識的過程，更加依賴於有意識、有計劃的政府干預（這個過程在20世紀的指令性經濟中達到頂峰）。有可能從英國借鑒技術，而政府也逐漸推動發展。到19世紀末，政府和大銀行主動控制了工業變遷。但是現存的基金、政府結構以及地理位置也起了很大作用。正當工業生產處在英國、比利時、德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早期變遷中心的時候，一個龐大的、現代工業部門在法國、尼德蘭以及瑞典得到了發展。儘管如此，19世紀經濟增長的速度總體上在這些地區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如果我們關注比較廣泛的圖景，就能夠發現一連串、一系列的工業化「浪潮」，每一次浪潮都由不同的技術以及不同的動力中心所構成。[50]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8世紀末，其影響幾乎沒有超出英國以外。尤其是蒸汽技術要到19世紀中葉才發揮重大影響。19世紀20—30年代，比利時、瑞士、法國、德國和美國發生了真正的工業革命。到19世紀70年代，這些地區開創了新的工業，如化工（尤其是染料和人造化肥生產）、電力、鋼鐵製造業等，丹尼爾·黑德裡克稱之為第三次浪潮。工業革命如今迅速傳遍了整個大西洋經濟，實際上，許多技術的發展，例如電力的利用有賴於這個樞紐地區——包括巴爾幹、德國、斯堪的納維亞、法國、英國以及美國在內——許多不同的領先發明。
將科學系統運用於生產，德國工業家在這方面敢為人先，而美國則在農業的工業化、來復槍等槍械部件的互換，以及內戰期間戰爭工業化方面領先一步。到1900年，美國的商品製造業超過英國，德國則緊隨其後：美國擔負起全世界24%的商品生產，而英國為19%，德國為13%（參見表13.2）。美國和德國還在兩種新的、多細胞的工業組織方式方面遙遙領先：全國性公司，將以前許多互不相關的從原材料生產到製造、批發、零售企業的工作縱向整合起來，而多元分工合作則將以前不同生產部門橫向整合起來。[51]第二次、第三次浪潮在19世紀後期共同創造了一段長期繁榮，直到20世紀下半葉。
以海嘯般的巨大變遷，第二次、第三次工業化浪潮將現代革命帶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具有更大的毀滅性影響。正如全球化的第一階段摧毀了美洲傳統社會，這次新一輪全球化全面破壞了大西洋沿岸工業化中心以外的一切傳統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系。隨著工業化中心地區生產效率提高以及英國機器生產的棉布等商品價格降低，其他地區的工業生產者的生計遭到歐洲進口商品的破壞。在進入全球市場時，小型生產者發現自己要與那些掌握最先進技術的大型聯合公司競爭，從長遠看，誰將喪失競爭力是不容置疑的。凡是有力量開展如此競爭的地方，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歐洲強權都會通過設置關稅壁壘以及迫使較小強國或者殖民地接受歐洲的進口產品而加快這一過程。在這個計劃中，一支新興的工業化軍隊以及現代化、大批量生產的武器與更為快捷的運輸系統，如輪船和鐵路等，其所具有的力量是決定性的——其決定性程度之高以至於歐洲能夠甚至在19世紀末印度次大陸在遭受可怕饑荒時期仍然從印度進口穀物。[52]甚至中國曾經自給自足的經濟隨著大西洋經濟日益增長的引力扭曲了世界貿易而不得不屈服。英國在1842年威脅切斷供應北方穀物的大運河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一開始接受的歐洲進口產品就是鴉片。在以後的60年裡，工業化的歐洲列強開始在政治和經濟上控制中國，就像英國控制莫臥兒王朝的印度一樣。在19世紀的最後20年內，歐洲國家直接對非洲大部實行帝國統治。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的殖民地代表了19世紀最殘酷無情的資本主義形式。
19世紀晚期的轉型創造了一個兩極分化的世界，一邊是工業化世界，一邊是非工業化世界。同一個過程使得大西洋社會更為富有，卻使得世界其他地方破產；原先在國家內部隨著傳統農業傾圮而加大的不平等梯度，現在變成了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梯度。隨著經濟和軍事勢力平衡的轉變，中國從1800年占世界工業生產的總量33%跌落到1900年的6%以及1950年的2%；印度和巴基斯坦則由1800年的20%跌落到1900年的2%。20世紀的術語第三世界在1750年時是毫無意義的，當時今天的第三世界國家佔全球工業生產的75%；到20世紀末，已不到15%了。第三世界的工業生產在19世紀下半葉破產了，全部生產由1860年的37%下降到1880年的21%，以及20世紀上半葉大多數時間裡的7%（參見表13.3和圖13.3）。
圖13.3 「西方的興起」：1750—1980年中國和英國／美國的工業潛能佔全球總量的百分比（根據表13.2繪製）
20世紀國際景觀上人們所熟悉的「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鴻溝，最早出現在19世紀。邁克·戴維寫道：
當巴士底被攻佔的時候，在世界各主要社會內部自上而下的階級分化並非表現為不同社會之間收入的巨大差別。例如一個法國無套褲漢和一個德干農夫的生活標準，與他們同各自的統治者之間的天壤之別相比，兩者差別並不太大。然而，到維多利亞統治後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和階級與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一樣深刻，人類不可挽回地被區分開來。《國際歌》呼籲他們起來的有名的「飢寒交迫的奴隸」，乃是與電燈、馬克沁機槍和「科學」法西斯主義同時的維多利亞後期的現代發明。[53]
19世紀70年代末的饑荒波及了全球赤道及亞赤道地區，乃是現代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因為歐洲帝國主義破壞性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增強了傳統的、與厄爾尼諾有關的乾旱的影響，由此造成了15世紀以來某些最嚴重的饑荒。[54]
隨著工業化核心之外的傳統統治者意識到他們的脆弱，他們開始想是否不得不將他們統治的領域工業化。可是從何做起呢？前面幾章得出的結論表明，他們面臨的難題是政治的、文化的和經濟的。趕上北大西洋中心地區的創新速度意味著要改變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以及經濟結構，以便創造一個組織精良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必然是一個精心打造的痛苦的政治工程——特別是對於比較保守的沙皇俄國那樣的傳統政府而言更是如此，沙皇俄國保持了傳統收取貢賦帝國的許多反商業觀念。最後，傳統政府不得不向新的工業世界讓步，但是不論採取何種形式的讓步，對於這些政府現有的支持基礎而言都是威脅，並且會削弱它們的穩定。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個高度傳統的政府，其社會已經略有一些商業化，開始了由國家引導的工業化運動。日本的明治政府提高了工業化速度，獲得極大成功，而沙皇政府卻沒有；只好由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政府嘗試開展一場自相矛盾的沒有企業家參與的工業化運動。雖然斯大林主義的工業化運動在早期取得了成功，但是其最終的失敗說明沒有一個競爭的市場環境，創新是非常難以為繼的。[55]其他曾經是強大的地區——包括伊斯蘭世界、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國——經過不夠徹底的改革，增強了在經濟上或者有時軍事上對歐洲的依賴。
本章小結
西歐率先在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跨過了現代化門檻。發生了三方面相互聯繫的變遷：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英格蘭的工業革命（主要是用於表現經濟變遷的用語）已經得到最為深入的研究，這些變遷最早在這個國家發生。英格蘭的社會結構與18世紀資本主義的模式極為符合，僱傭勞動者階層增長迅速，政府則與商業利益結盟。英國資本主義的創新能力首先表現在農業部門，有商業頭腦的地主通過大規模引進改良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工業突破緊隨其後，在那些能夠取得礦物能源的大型工廠使用蒸汽動力乃是一個重大創新。財富日增、管理市場經濟以及保護新形式財富的需要對政府提出了新挑戰，政府必須以新的方式提供資源和政治支持。這些變遷從18世紀後期以來改變法國政府的革命性變遷中可以最清晰地看出來。政府首次延伸到其眾多臣民的個人日常生活，關注他們的教育、健康和立場。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化變遷可能就是注重對世界開展科學研究。雖然科學態度在20世紀通過大眾教育而廣為傳播之前並沒有廣泛影響到普羅大眾，但它們在工業革命的創新中起到重要作用。科學影響在19世紀的第二次、第三次創新浪潮中獲得更大的重要性。隨著英國創新速度減緩，科學革命蔓延到了西歐和北美。在工業化中心之外，現代革命在早期階段大多是破壞性的。在19世紀末，世界不同地區財富的差異，首次與一國之內的財富差異一樣嚴重，已經運轉千年的傳統結構被破壞了，令那些仍然依靠它們生活的人陷於困頓。
延伸閱讀
關於工業革命的文獻甚多。經典的研究仍然不失其價值，儘管某些細節已經過時，其中包括霍布斯鮑姆的《工業和帝國》（1969年）、戴維·蘭德斯的《被解縛的普羅米修斯：西歐1750年至今的技術變遷和工業發展》（1969年）。近著有瑪克辛·伯格的《製造的時代，1700—1820年》（第2版，1994年）；帕特·哈德遜（Pat Hudson的《工業革命》（1992年）以及E. A.裡格利的《連續性、偶然性和變化》（1988年）。N. F. R.克拉夫特的《英國的經濟增長》（1985年）是一份經濟學調研報告。瑪格麗特·雅各布的《科學文化與西方工業的形成》（1997年）是一部探討工業化與科學出現之間關係的經典研究。對於全球範圍內工業化所做的一份極好的調研乃是彼得·斯特恩的《世界史上的工業革命》（1993年）。在《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增長，1780—1914年》（1978年）一書中，帕特裡克·奧布賴恩和卡格拉·凱德爾比較了現代化的兩種不同道路。彭慕蘭的《大分流》（2000年）、王國斌的《變化的中國》（1997年）以及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1998年），論證了中國在許多方面像西歐一樣，甚至到18世紀晚期與工業化僅咫尺之遙。喬爾·莫吉爾的《財富的槓桿》（1990年）與詹姆士·麥克裡蘭三世和哈羅德·多恩的《世界史上的科學與技術》（1999），考察了技術發展。查爾斯·蒂利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修訂本，1992年），在論述某些與工業革命相關的政治變遷時極其出色。彼得·馬賽厄斯和約翰·戴維主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1989年）是一部討論歐洲工業革命的論文集。邁克·戴維的《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2001年）在論述現代革命給工業中心以外的世界帶來的毀滅性後果方面堪稱無與倫比。克裡斯·貝利（Chris Bayle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2003年）是一本出色的論述「漫長的」19世紀的全球歷史，強調戰爭和國家建設之間的聯繫。
[1] 丹尼爾·赫德裡克：《帝國的工具：19世紀的技術和歐洲帝國主義》（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3頁。
[2] 帕特裡克·奧布賴恩，《工業革命的現代概念導論》，載於《工業革命與英國社會》，帕特裡克·奧布賴恩與羅蘭·基諾主編（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頁；關於他提出的「點彩派」，參見第5頁。亦可參見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伊薩卡，紐約：康奈爾大學，1997年），第279頁：「在貶低工業革命造成的斷裂方面付出了諸多努力。但是世界上物質的發展前景在1780—1880年間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前一個世紀並不存在這種變遷。」
[3] 英國的領先正好是一個非典型，這是亞歷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schenkron）在《從歷史的觀點看經濟落後：論文集》（坎布裡奇，馬薩諸塞：哈佛大學出版社，1962年）一書率先就工業革命所做的比較研究提供給我們的信息。
[4] 帕特裡克·奧布賴恩和卡格拉·凱德爾：《1780—1914年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增長：進入20世紀的兩條道路》（倫敦：亞倫和烏溫，1978年），第196頁。
[5] 加裡·霍克（Cary Hwake），《工業革命再解釋》，載於奧布賴恩和卡格拉·凱德爾：《英國和法國的經濟成長》，第54頁。
[6] N. F. R.克拉夫特：《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牛津：克萊雷頓，1985年），第115頁。
[7] 關於其他地方發明的新技術的事例，參見喬爾·莫吉爾《財富的槓桿：技術創造和經濟發展》（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00—109頁。
[8] 參見帕特裡克·奧布賴恩，《工業革命的政治前提》，載於奧布賴恩和基諾主編的：《工業革命與英國社會》，第125—155頁。
[9] 凱瑟琳娜·利斯和雨果·紹利：《貧困和前工業化歐洲的資本主義》（詹姆斯·庫南翻譯）（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08頁。
[10] 英國作家的話，轉引自凱瑟琳娜·利斯和雨果·紹利：《貧困和前工業化歐洲的資本主義》，第108頁；基於格裡高利·金的統計的研究，轉引自克拉夫特：《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第13頁。
[11] 數據根據格裡高利·金，利斯和紹利在《貧困和資本主義》第11頁中做了概括。
[12] 克拉夫特：《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第13，16頁。
[13] W. G. 霍斯金斯：《中世紀農民：一個萊斯特郡的村莊的經濟社會史》（倫敦：麥克米倫，1965年），第269頁；轉引自瑪克辛·伯格：《製造的年代（1700—1820年）：英國的工業、創新和工作》第2版（倫敦：勞特利奇，1994年），第85頁。
[14] 阿薩·布裡吉斯：《英國社會史》，第2版（哈蒙斯沃思：企鵝出版社，1987年），第206頁。
[15] 伯格：《製造的年代（1700—1820年）》。第80頁。
[16] 霍布斯鮑姆：《工業與帝國》（哈蒙斯沃思：企鵝出版社，1969年），第28—29頁。
[17] 克拉夫特：《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第62—63頁。
[18] 克拉夫特：《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第62，121頁。
[19] 克拉夫特認為18世紀年生產效率增長係數為0.2%——0.3%，到1801—1830年增加到了0.7%，以及1831—1860年的1.0%（《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第2、76—77頁，第81頁）。
[20] 詹姆斯·E.麥克裡蘭三世（James E. McClellan III）和哈羅德·多恩（Harold Dorn）的《世界史上的科學和技術導論》，（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79頁。
[21] 阿諾德·佩西（Arnold Pacey）：《世界文明中的技術》（劍橋，麻省：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0年），第113頁。
[22] 麥克裡蘭和多恩：《科學和技術》，第280—281頁。
[23] 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84—85頁。
[24] 關於這些紡織機的更多的細節描述，參見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96—98頁。
[25] 關於這些紡織機的更多的細節描述，參見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111頁。
[26] 參見安東尼·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第2版（巴辛斯托克：麥克米倫，1995年），第124—125頁關於工廠制度的討論。
[27] 馬克思和韋伯都評論了現代軍隊對於工業體系的重要性。它是為現代工廠體系做準備，吉登斯也注意到了這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第125頁）。
[28] 佩西：《世界文明中的技術》（劍橋，麻省：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0年），第106頁，第117—119頁
[29] 李約瑟：《中西方的文書和工匠》（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0年），第202頁；轉引自喬治·巴沙拉（George Basalla）：《技術進步》（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40頁。
[30] 原文作Lather（泡沫），疑誤。——譯者注
[31] 彼得·馬賽厄斯：《最早的工業國家：英國經濟史（1700—1914年）》，第2版（倫敦：馬土恩，1983年），第124—125頁；並且參見麥克裡蘭和多恩的《科學和技術》，第287—289頁。
[32] 瑪格麗特·雅各布在《科學、文化和工業化西方的形成》一書中正確地強調了科學知識廣泛傳播的間接意義（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莫吉爾則強調某些特定蒸汽機的創造性（《財富的槓桿》，第50—51頁）。
[33] 霍布斯鮑姆：《工業與帝國》，第50—51頁。
[34] 詹姆斯·瓦特語，轉引自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87頁。
[35] 參見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修訂版（坎布裡奇，麻省：布萊克韋爾，1992年），第96頁。
[36] 參見查爾斯·蒂利，「戰爭如何造就國家，國家如何造就戰爭，」《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第3章。
[37] 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第103—104頁。
[38] 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第106—107頁。
[39] 安東尼·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以及《民族——國家和暴力》（劍橋：政治體製出版社，1985年）相關文字。吉登斯是從米歇爾·福柯那裡借鑒了監管這個術語。
[40] 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第110頁。
[41] 吉登斯：《民族——國家和暴力》，第152頁。
[42] 保護王家森林免於偷獵是E. P. 湯普森的《輝格黨和狩獵法：黑色法令的起源》（倫敦：亞倫和烏溫出版社，1975年）的主題，而保護企業家的財產權免於勞工激進主義則是其《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倫敦：維克托·哥蘭茨出版社，1968年）一書的主題。
[43] 卡爾·波蘭尼：《大轉變：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波士頓：燈塔出版社，1957年）。
[44] 參見約翰·梅爾森（John Merson）在《通往世外桃源之路：正在形成現代世界的東西方》（弗蘭契森林，新南威爾士：兒童與會員，1989年）一書第83頁以下，對經學院中學術交流的生動敘述。
[45] 梅爾森全文引用了達·芬奇致米蘭大公的一封信，信中羅列了他不得不銷售的各種類型的軍事發明（《通往世外桃源之路》，第70頁）。
[46] 雅各布：《科學革命的文化意義》，第221頁。
[47] 克拉夫特：《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經濟的增長》，第98頁。
[48] 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134—135頁。
[49] 格申克隆：《從歷史的觀點看經濟落後》。
[50] 關於工業化的極好的、短小精悍的概括，參見丹尼爾·赫德裡克的《技術變化》，載於《人類行為造成的地球變化：過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區域性變化》，B. L. 特納二世等主編（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5—67頁。
[51] 關於不同的現代生產單位的類型，參見理查德·巴爾夫（Richard Barff），《多國合作與新國際勞動分工》，載於《全球變遷的地理學：重繪20世紀末的世界地圖》，R. J. 約翰斯頓、彼得·L. 泰勒和米歇爾·L. 瓦特主編（牛津：布萊克韋爾，1995年），第51頁。
[52] 例如，參見邁克·戴維（Mike David）：《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厄爾尼諾饑荒以及第三世界的形成》（倫敦：維爾索，2001年），第51頁。
[53] 邁克·戴維：《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第16頁，以及第3章。
[54] 邁克·戴維：《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第115頁以及相關文字。
[55] 我在拙作《帝國的與蘇維埃的俄羅斯：權力、特權和現代化變遷》（巴辛斯托克：麥克米倫，1997年）做了充分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