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1000年裡，特別是在過去300年裡，人類歷史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更迅速、更實質的轉型。人類跨越了一道全新的門檻，步入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安東尼·吉登斯寫道：「在最多不超過300年的時間範圍內，其變遷之神速、劇烈、範圍之廣是任何之前的歷史變遷都難以與之相比的。因現代化的降臨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不僅加速了以前的發展趨勢。從某些特定的、重要的方面看，那完全是一個嶄新的世界。」[1]變遷不全在人類本身，由於人類對生物圈產生了全新的影響，這種變遷對於整個地球而言也是意義非凡的。[2]
由於我們置身於此種轉型之中，很難清楚而客觀地看到其特點。因此，在描述這種轉型時我有意貼上了一個含糊的標籤——「現代革命」。
置身於現代性前夜的世界
為了把握現代革命的規模和意義，我們想像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世界之旅，回到第二個千年開頭的幾百年，也許是不無裨益的。
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1982年）中，埃裡克·沃爾夫帶領他的讀者做了一次公元1400年的世界之旅。[3]這種概述使我們想起，甚至到了那麼晚的時候，世界上有多少地區尚未被整合進農耕文明。雖然農耕文明堅定不移地蠶食著孤立的農民、遊牧民族，甚至食物採集民族，公元1000年的農耕文明所控制的土地仍然不及現代國家的15%。因此我們必不可把現代國家對過去500年間無國家人類共同體的破壞歸罪於農耕時代。實際上，無國家共同體，包括北歐或者中國東北地區的農民或者蒙古和斯基泰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對於強大的農業帝國仍然構成強大的軍事挑戰。與此同時，不同類型的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更多是通過交換而不是衝突建立起來的。遊牧民族用馬匹和皮革交換城市生產的絲綢或酒類；西伯利亞騎兵用海象皮和其他皮草換取金屬製品；中美洲和熱帶非洲叢林裡的園藝社會販賣黃金、皮革、豹皮和奴隸，以換取城市製造的各種物品。相反，從中國到羅馬的國家則需要草原上的馬匹和僱傭軍；他們的商人或者穿越大草原或者穿越森林地帶從事貿易。在美洲也是如此，各城市不得不與沿著連接城市和遙遠的叢林共同體的商路，與無國家結構的共同體所控制的地區或者穿行於這些地區從事貿易。
分析性的範疇促使我們把每一種生活方式都看作自成一體的世界，但是正如沃爾夫所堅持認為的那樣，情況絕非如此，「在公元1400年的世界，每個地方的人口都存在著相互聯繫。將自身定義為具有獨特文化的人群相互之間總是通過血緣或者儀式關係而聯繫在一起；國家的對外擴張將其他民族融合成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組織；精英集團的此消彼長攫取了控制農業人口的權力，建立新的政治的和象徵的秩序。」[4]
農耕文明的精英們一般將那些生活在其邊界之外的人們（許多人也生活在邊界之內）視為「蠻族」。蠻族共同體包括食物採集民族、遊牧民族、園藝社會以及孤立的農民，他們常刀耕火種，狩獵並採集其副食品。在這些將世界連接起來的網絡中穿梭往返的就是各種類型的商人——有的野蠻粗俗，有的損人利己，也有的公平買賣。大多數人生活在很小的共同體裡面。在這裡，血緣比國家權力還強大。對於那些構成農耕文明的大多數人口和資源的村民其實也是如此。當然，對於地主和稅吏的壓搾、往來軍隊經常帶來的死亡、疾病或者奴役，村民不會視而不見。但是在大多數家庭的大多數時間裡，家庭、親屬和鄰居組成的地方性共同體才是有價值的。
在遠離農耕文明地區的廣袤的邊疆地區生活著由村落組織起來的農民共同體，通常接受有親屬關係的領導人。這些共同體有的已經處在了國家的邊緣。亞馬孫盆地的大多數地區就居住著一些小型園藝共同體，他們也從事狩獵和採集。在北美，沿著密西西比河一帶，農民生活在人口眾多的共同體內，其構成頗類似於國家。有些地方的密西西比文化遺址，比如靠近聖路易斯的卡霍基（Cahokia），人口達到30 000以上。卡霍基是一個龐大的政治和儀式中心，由大約100多個土丘組成。密西西比文化一直延續到16世紀，不過像卡霍基這樣的遺址大多早已衰落，而歐洲人帶來的歐亞大陸的疾病則消滅了剩下的共同體。但是我們有一個見證人留下了記載，這個人叫普拉茲的勒帕耶（Le Page du Pratz），他在密西西比河谷的納謝（Natchez）部落有過一段短期生活。正如布裡安·法甘所概括的那樣，「他生活在一個嚴格分層的社會裡——有貴族和貧民之分，有一個被稱為偉大太陽的首領——其成員住在由九座房屋、一座神廟組成的村子裡，該村位於一座土丘頂上。普拉茲見證了偉大太陽的葬禮，他的妻子、親戚以及僕人吃下迷幻藥，然後抱成一團要為他殉葬」。[5]
在西非和中非也可以發現一些較大規模的共同體。如現在的津巴布韋境內某些地區或現在的加納北部地區，自公元1000年，也許甚至更早，高密度的人口和廣泛的貿易網絡就支撐起了國家系統。西非國家主要依靠對專營黃金的貿易網絡的控制，這個貿易網絡穿過撒哈拉沙漠，北抵地中海沿岸現在的摩洛哥地區，或者埃及和伊斯蘭世界。中非和東非的國家與沿海城市有貿易往來，穆斯林將他們在那裡的貨物（主要是黃金和奴隸）運輸到伊斯蘭世界、南亞和東南亞。14世紀的中國船隊在太監鄭和率領下到達非洲東海岸。但是，即使這些遠征可以稱之為新，也只不過是因它們取代了古代貿易網絡的中間商。中國早在公元7世紀就有非洲奴隸了，正如沃爾夫所論，「到1119年，據說廣州的大多數有錢人都蓄有黑奴。」[6]
北歐也為周邊農耕文明提供奴隸，直到第一個千年的後期，歐洲大部居住的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農民。這些地區雖然缺乏農業帝國的大規模常備軍，但是對於他們「開化」的鄰居而言卻是危機四伏的。特別是周圍的農耕文明的財富總是令人競相垂涎。哥特入侵者於5、6世紀在羅馬帝國的遺址上建立了一系列王國，而早在公元4世紀滿族的祖先就在中國北方建立了若干個國家並建立了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清（1644—1911）。這些衝突導致國家結構傳播到了現有的農耕文明邊界之外。在公元第一個千年中期，國家開始在整個北歐出現。在東歐，農業人口迅速擴張並向今天的烏克蘭和俄羅斯移民；因此到公元第一個千年末，國家開始遍及整個東歐。
在新世界也是如此，農耕文明經常遭受周圍「野蠻人」的威脅。在中美洲，許多大型城市，包括特奧蒂瓦坎和圖拉（Tula）都曾遭到已經有文化和貿易聯繫的北方共同體的毀滅性入侵。阿茲特克人的功名堪與哥特人相媲美。阿茲特克人的祖先最早稱作墨西卡（Mexica），來自園藝農業者或者食物採集共同體，在今墨西哥谷地以北，他們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受到中墨西哥文化傳統影響。阿茲特克人遷移進墨西哥谷地，在那裡各城邦的夾縫中尋求生存之地。在14世紀，他們開始充當僱傭軍；到1428年，他們打敗了他們的主人，創立了自己的王朝。[7]在東南亞和大部地區以及中國不斷擴張的邊界，大範圍的無國家農業共同體也是盛極一時。在美拉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諸島上還能夠找到這類共同體中最與世隔絕的類型。
在非洲—歐亞大陸，存在著另外一種重要類型的邊民：他們居住在農業文化和遊牧文化地區之間。畜牧民生活在極其乾燥的地帶，完全不適宜於養活高密度的農業人口。這些地區從蒙古一直延伸到中亞大草原和伊朗，經美索不達米亞和撒哈拉，自南面進入東非。[8]主要基於馬、山羊、綿羊和駱駝的畜牧文化是整個乾涸的歐亞草原和沙漠上傳播最為廣泛的一種生活方式。駱駝畜牧文化在阿拉伯和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地帶尤為重要。中部和東部非洲大多地區主要居住著牧牛的大型畜牧民族共同體。畜牧共同體一般由親族群體構成氏族（clan）、部落，以及較大規模的部落聯盟。在和平時期，畜牧民族以數百個家庭結成小群體，沿著固定線路行進。他們或者在每一個新的宿營地支搭帳篷，或者在流動的住房裡面遠行。有個希臘作家叫偽希波克拉底的，描述了2000多年前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使用的這種牛車：「輕型牛車有四個輪子，不過也有六輪的，它們覆以毛氈。打造得就像房子一樣，有的分成兩間，有的分成三間，防雨、防雪、防風。牛車由兩到三頭無角公牛拖拽，因為寒冷，所以牛無角。婦女就住在這些牛車裡面，而男子則騎在馬背上，他們身後跟著畜群，公牛或者馬。」[9]
畜牧民族所到之處都會對周邊的共同體發生影響，因為他們的生產能力有限而流動性極強，迫使他們與相鄰的農業或者園藝民族開展貿易，而他們尚武的品格又意味著搶掠經常比貿易更能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們的搶掠導致了相似的反入侵策略，導致了防衛牆的構築，從華北一直延伸到中亞和巴爾幹地區。[10]內陸中亞草原上騎馬的遊牧民族可能早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就構成了強大的軍事同盟。由於草原能夠養活的人口極少，這些同盟唯有設法從相鄰的農耕文明那裡攫取大量財富才能夠比較長期地維持其結構，因而最強大的畜牧民族的軍隊會出沒在商路附近或者緊鄰農業民族的邊境線上。這類同盟的組成有的可以冠之以國家的名稱，雖然與農業世界的國家有所不同。他們不是畜牧、農業或者貿易的產物，而是這些不同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的混合物。[11]成吉思汗締造的遊牧帝國最為著名。蒙古帝國創立於13世紀，經過一系列比亞歷山大大帝還要輝煌、漫長的遠征，控制了所有內陸歐亞草原、伊朗大部和整個中國。這是第一個延伸到所有歐亞主要地區的政治體系。
農耕文明與畜牧民族的交界處也許是一切邊境中最為活躍、最為複雜的。在這些交界處，不同技術、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同體經常交流觀念、貨物和民族，這時我們就能夠看到也許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為強有力的智力作用。頻繁的交流使得這些交界處成為整個非洲—歐亞世界創新的強大動力源。包括騎馬、冶金和戰爭在內的新技術，以及從薩滿教到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思想，通過這些交流而傳播。也使得疾病、基因和語言得以流傳。印歐語言也許是從現在的俄羅斯某地，由畜牧的移民帶到了中國、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和歐洲。各農耕文明的軍隊裡也經常含有大草原來的騎兵分隊。有時遊牧民族，從帕提亞人到塞爾柱人到蒙古人，他們的領袖在邊境成功地建立了王朝，然後推進到城市的中心地帶。
在西伯利亞大部、北冰洋沿岸、部分非洲地區、北美大部、南美南部和亞馬孫盆地，以及整個澳大利亞都可以找到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小型的、不甚強大的共同體。它們之間的生活方式差別甚大，不可能進行任何合適的概括。在這裡必須就其中一個群體做一些文字描述。
漢蒂—曼西人（Khanty and Mansi）住在烏拉爾山以東的西西伯利亞。他們所操的語言與今芬蘭語和匈牙利語有一種疏遠的聯繫。當17世紀俄羅斯商人和士兵進入他們境內的時候，他們的人口約為16 000人。（當時的俄羅斯人口大約為1000萬，令人聯想到在食物採集文明和農耕文明之間的巨大差別）。根據俄羅斯旅行家的敘述，漢蒂——曼西人主要以漁獵為生。但是他們也從相鄰的民族借鑒各種技藝。某些南方氏族種植大麥，放牧牛馬，而某些北方氏族則飼養馴鹿，與他們周圍的薩莫耶德人（Samoyed）一樣。他們的外袍是用馴鹿和麋鹿的皮革製成，不過有的氏族也用羽毛和魚皮製衣。在南方，甚至有用植物纖維紡布製衣。大多數漢蒂——曼西人住在半永久性的帳篷裡過冬；夏天到來的時候，他們遷移到獵場和漁場，住在樺樹皮帳篷裡。他們天熱的時候乘著樺樹皮製作的小劃子順流而下，而在冬天則改用魚皮的小劃子。俄羅斯人發現，他們雖然人數很少，卻是強大的軍事對手，因為他們使用金屬盔甲、長弓和鐵矛。
下面的敘述來自1675年一個俄羅斯公使關於他們生活方式的記載。正如我們從所有農耕文明的使用文字的旅行家的敘述中所知道的那樣，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的態度，以及所描繪的對象，兩者是一樣的多：
各種奧斯亞克人（Ostyaks，即漢蒂人）捕魚甚多。有些人吃生魚，其他人則曬魚乾或者煮食，但是他們不知道鹽也不知道麵包，只吃魚和一種夏天採集的白色根莖蘇薩克（susak）。他們不能吃麵包，如果麵包吃了個飽，就會死掉。他們的住地是氈包，他們捕魚，不只是為了採集食品，也為了用魚皮製衣，還有靴子和帽子，他們用魚的肌肉縫製這些用品。他們使用木製輕舟，可以載五六人，甚至更多。他們總是攜帶弓箭，隨時準備戰鬥。他們有許多妻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就有許多妻子。[12]
就像漢蒂——曼西人一樣，許多食物採集共同體與更大的共同體聯繫密切，與他們交換各種技藝和貨物。有的交換體系延續了數千年。例如北極產品海象皮和珍貴皮毛的貿易將西伯利亞的食物採集共同體與西面和南面的農業共同體或遊牧共同體，甚至間接地與更加南面城市建立起了聯繫。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西坡的大量農業居民與東坡的無國家共同體開展貿易，或者經過轉手貿易體系，獲得羽毛、古柯葉和美洲虎皮。甚至南美洲西部某些農作物，如甘薯和花生也是從亞馬孫盆地的熱帶雨林運輸來的。[13]這些貿易使當地首領能夠建立前所未有的政治體系。18世紀在北美和加拿大南部形成的軍事聯盟就是建立在從歐洲進口武器和酒類而換取當地皮毛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雖然起初這些交換可能是平等的，但是長此以往對本地的共同體則是危險的。對皮毛的貪慾令俄國深入西伯利亞，也令法國和英國的商人深入北美和加拿大，給無數他們與之貿易的食物採集和園藝農業的共同體帶來悲慘的後果。
甚至最偏遠的共同體也經常與農業共同體發生某種聯繫，或者進行小規模的動物養殖和植物培育。沿著澳大利亞西北海岸，在最近幾個世紀裡，蘇拉威西的商人成群結隊地定期探訪那裡的共同體，帶去玻璃、陶器、煙草和金屬用品，換回昂貴的海參。再把它們當作美食和壯陽藥轉賣到東南亞和中國。
通過這種或者其他多種方式，在農耕文明內部或者邊界線上的農民的、畜牧的以及食物採集植物的共同體有助於形成各自的歷史。但是對於農業時代的大多數時期而言，農耕文明和其他共同體之間力量342的均衡不像現代那樣穩定。在公元1000年，整個人類居住的世界上所能夠發現的生態和文化上的差異乃是現代革命的一個主要犧牲品。
現代革命
前文所描繪的世界有許多特徵已經存在了數千年——不過其中大多數到公元2000年的時候已經消失。20世紀初的世界與七八百年前的世界是全然不同的。實際上，現代革命造成的轉型無遠弗屆，以至於難以想像出哪裡還有有生命的地區沒有被改變了的。下文我們羅列了某些比較重要的變化的細目。
人口增長
人口增長的速度極快，從圖11.1就可領略一番。1960年，有人曾試圖對過去2000年全球人口的數學趨勢進行統計，結論是人口數量將在2026年11月1日達到無限。[14]這個（以「末日等式」著稱的）統計令人想到，這種增長率不可能是永遠如此保持下去的。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穩定在2.5億。20世紀末，人口增長了24倍，達到60億。大多數的增長發生在第二個千年的後半期。1500年，世界人口大約在4.6億；1800年，9.5億，或者10億；到1900年，剛剛到16億。1800年以前的800年，人口增加了大約4倍，而1800年以後的200年，人口增加了6倍。因此，世界人口翻番的時間急劇縮短，尤其是在過去兩個世紀（參見表6.3）。正如表11.1所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全世界人口都在增長。
圖11.1 公元1000年至今的人口（根據表6.2制）
人類繁榮昌盛，如圖11.1所示，將可能在21世紀達到頂峰。即使如此，這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現象，因為它影響到了整個生物圈。正如林恩·馬古利斯和多里昂·薩根所言，人類已經變得像「哺乳類的雜草到處蔓延」。[15]卡羅·奇波拉（Carlo Cipolla）評論道，「一個生物學家，從長遠的實踐觀察最近人類增長的圖表，會說他的印象就好像看到人體受到某種感染性疾病的突襲而出現一條增長的曲線一樣。」[16]我們人類作為大型物種，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而使地球資源為己所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人類目前消耗掉了通過陽光與光合作用進入生物圈的能量的1/4（參見本書邊碼第140頁）。無怪乎伴隨著人口增長是其他物種的衰亡。
精通技術
人口持續增長的前提條件是能夠維持人類穿衣吃飯的資源同步增長。但是如此迅速的增長需要的不僅僅是土地的增長，還需要更高的生產力，這便意味著生態的、技術的創新也要與日俱增。因此，人口的快速增長必然伴隨著技術令人眼花繚亂的翻新（實際上，唯有如此有可能使人口增長）。在過去200年裡，創新再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普遍的、無所不在的。沒有跡象表明這種創新的大爆發何時終結。相反，在20世紀後期，創新的速度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快。
新技術實質性地增進了醫護知識，由此使孩子和成人都活得更長，直接影響了人口的發展趨勢。但是其間接的影響更大，因為它們極大地提高了工農業生產力。農業生產力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就是一小批人生活在土地上就能夠養活一大批人（參見圖9.3）。而在工業生產方面變化甚至更大。正如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在一部影響深遠的論述工業革命史的著作中所寫的那樣：
生產力的進步在某些部門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牽引和紡紗（請比較一下馬匹和巨大的蒸汽機）。在其他領域取得的成就只是因為相比較而言才不那麼引人注目：紡織、鑄鐵或者制鞋業。而在有的領域，相對而言確實變化較小：男子花在剃鬚上的時間與18世紀幾乎相同。[17]
紡織業或許是前現代世界裡第二重要的消費品生產部門，傳統印度手工紡紗工每紡100磅棉花需用50 000小時；18世紀英國發明的機器將這個數字降低到了18世紀90年代的300小時，19世紀30年代的135小時。[18]新技術還改變了交通和信息的交換方式，使現代交換網絡的工作速度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快、更有效率、覆蓋面更廣。在18世紀信息的傳輸速度最快不過是馬拉郵車或者船舶的速度，而今電話和網絡可以使世界各地的數百萬人進行即時交流（參見圖10.3和表10.4）。
表11.1 世界各地的人口（公元前400—公元2000年）
也許最重要的是，新技術使人類作為一個物種能夠跨越生態領域去獲得以前從未能夠獲得的，遠比植物、動物和其他人類所提供的更多能源。人類社會再也不需要主要依靠人類的和動物的肌肉或者木柴、風力和水力滿足其能量的需要。人類不是使用這些最近才從太陽中取得的能源，而是開始挖掘遠古時代太陽儲藏在煤、石油和天然氣中的能源，因此也可以說，我們這是在談論「礦物燃料革命」。學會如何使用煤和石油產生蒸汽動力或者電力相當於發現了好幾個新大陸為人類所利用。正如安東尼·裡格利（Anthony Wrigley）所論證的那樣，英國1820年僅從煤得到的能源就相當於從比整個英國牧場和耕地加在一起還要大的土地上用傳統的技術所獲得的能源。[19]大體而言，人類社會能源的使用量在19世紀就增加了5倍，20世紀再度增加了16倍。甚至就個人而言，能源的使用量在20世紀也增加了5倍。[20]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認為，「我們自1900年以來開發的能量也許比1900年以前人類開發的總能量還要多。」[21]（參見表6.1）總之，礦物燃料革命帶來了滾滾財源，人類的能源也許增加了100倍，能夠將穀物運輸到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地方——這種計劃原先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因為缺少必要的技術，能耗也不允許這樣做。曾幾何時，至少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能源似乎多少是隨心所欲的。在這層意義上，現代革命就像人類歷史上其他時期得到一種新資源，其豐富程度令人一時覺得似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似的。就像人們剛剛進入美洲、澳大利亞或者新西蘭的時候會覺得土地、獵場和其他資源一樣似乎絕對是無窮的，就像剛剛大規模使用水灌溉農田的時候會覺得水是無窮的，或者歐洲人16世紀以後重新進入美洲和澳大拉西亞（Australasia）的時候會覺得土地和其他資源一樣是無窮的，同樣，在蒸汽、煤和石油時代，也會覺得礦物燃料是取之不盡的，實際上也是免費的。新資源的大量發現經常會刺激人們短視的利用方式，這在今古大抵相同。
與日俱增的政治、軍事力量
與這些人口和技術變化相關聯的乃是社會、政治和軍事組織的深刻變化。現代經濟生產了巨大的資源，並且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意味著現代國家比前現代國家所處置的能源要多得多，而且它們必須防止財富的大起大落，迎接更為複雜的有組織的挑戰。就像水庫一樣，國家的規模、強盛與複雜必須與背後支撐國家的資源總量相當。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全世界的國家都獲得了規範其國民日常生活的能力，其方法在從前較早時期是根本無法想像的。事實上，現代國家將其國民網羅在一個法律和行政統治的牢固圈套裡面的能力之強，足以解釋為什麼它們不像農耕文明那樣經常訴諸恐怖主義的統治手段。但是除了它們具有的這些新力量之外，現代國家還能夠在前所未有範圍內濫用暴力，因為武器生產極為迅速——其速度之快，如果人類有意為之，就能夠在數小時內摧毀自己以及大部分生物圈。
生活方式的轉型
個人生活也發生了改變。在農業時代後期，大多數家庭住在鄉村，從事小型農業。如今，許多地方的小農場已經不復存在，就算依稀尚存，也是日薄西山了。在國家帶來的痛苦中倖存下來的少數食物採集民族，如今通常生活在邊緣地區；他們遲早會被整合進現代經濟和法律體系，而喪失其傳統的文化和經濟結構。畜牧民族也已經變得邊緣化了。僅僅在數百年內，現代革命就摧毀掉了已經繁榮了數千年的生活方式。
典型的現代家庭，不是如同大部分歷史上的大多數人那樣做工，也就是靠土地生活，生產自己需要的食品，而是生活在都市的環境裡，通過某種形式的有償工作取得收入，購買他人生產的食品。1980年，在比較工業化的經濟體中約65%、全球約38%人口住在城鎮；也許在21世紀初，全球城市化的水平或許將會超過象徵性的50%的臨界點。[22]在城鎮裡，家庭仍然是消費單位，但不再是生產的基本單位以及開展社交活動的基本組織。親屬網絡被國家控制的網絡所取代。此外，新的避孕方法、新的兒童撫養手段以及新的教育和公共福利，導致性別角色的重新定位。
生活的意義和本質都改變了。在富裕地區，更好的醫療條件延長了人類的壽命。20世紀末，富裕社會的平均期望壽命也許比典型的繁榮昌盛的農業社會高出一倍，比石器時代社會高出三倍。2000年，在布基納法索出生的孩子可以期望活到44—45歲，在印度出生的孩子可以期望活到62—63歲，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可以期望活到70—80歲（參見表14.4）。富裕社會裡的現代人可以達到從前一切早期社會中所無法想像的水平。而另一方面，按照許多標準，現代人工作比早期社會的農民和食物採集民族更辛苦。隨著現代意義的鐘錶計時的出現，他們的工作節奏不再屬於他們自己了。[23]此外，他們並不清楚究竟在為誰而工作。在自給自足的農業家庭以及食物採集的共同體裡，人們清楚知道自己工作的「意義」何在，因為工作與生活直接相關，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對於高度專業化的現代工商業的工作者而言就不那麼直截了當了。無論如何，親屬網絡和傳統社會角色的衰亡，把人們在許多傳統社會裡賦予他們目標和地位的明確規定的自我認同感給剝奪掉了。人口的巨大流動性，不管是奴隸貿易、大規模移民還是被迫的流離失所，把父輩、祖父輩對共同體的情感全部從這些人那裡剝奪掉了。
就整體而言，在最工業化的國家裡，個人關係在今天已經不那麼具有暴力性了。例如在英國，現代謀殺率僅為800年前的1/10，300年前的1/2。謀殺率之所以發生遞減是因為大多數現代國家解除了國民的武裝，壟斷了暴力的使用權。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寫道：「市民循序漸進地被解除了武裝：在叛亂結束時候大規模收繳武器、禁止決鬥、控制武器製造、實行私人武器許可證制度、約束當眾炫耀武力。」[24]但是，儘管在整體上已不那麼崇尚暴力，現代都市共同體的個人關係仍然缺乏傳統社會所具有的那種親密性和持續性。個人關係日益變得隨意、匿名和轉瞬即逝。這些變化也許有助於解釋現代生活為什麼沒有對價值和意義的明確感受，這正是現代生活的品質所發生的微妙、無序的變化，19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埃彌兒·塗爾干稱其為「失范」。
德國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論證說，隨著為市場所強化的現代工作形式和時間訓練，這些變化已經深入我們的心智，構成了在人際關係、飲食習慣以及性觀念等方面的行為方式。他證明現代世界的「情感經濟」是怎樣在閒散的外部限制與緊張的內部限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直接起因於武器和身體力量之威脅所導致的強制逐漸消失……而那些導致對自我約束的情感（感受或情緒）的依賴性逐漸增長」。[25]新的行為約束的內在化似乎與新的時間概念有密切聯繫。隨著人口的增長，隨著城鎮居住人口比例的更大增長，日常活動的時間表是為了更好地適應他人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的身體、四季的更替和晝夜輪換的天然節律。現代日曆和鐘錶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以及諸如國際時間變更線和以格林尼治時間（建立於1884年）為基準的各地時區的出現，是這些變化的最佳證明，因為日曆和鐘錶所測度的不是生物或心理時間而是社會時間。因此它們所測度的乃是人類的行為和態度所必須適應的社會的而不是自然的生態學領域——這種生態學的主要因素是他人創造出來的。現代革命還令消費者獲得更多改變人類心智的物品，戴維·考特萊特（David Courtwright）稱之為「心理行為的革命」。[26]這些物品有鴉片、咖啡、茶和糖，它們有時能夠幫助人們緩解現代生活的壓力和約束。
新的思維模式
現代社會特有的科學思維模式既產生了信心，也產生了廣為傳播的異化。現代科學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統治自然的力量。但是自然科學的世界是一個被各種毫無生機的力量所統治的宇宙，與大多數生活在前現代社會的人們生活其中的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大相逕庭。古代神祇被驅逐出去，而科學的世界為非人格的科學規律所控制。重力和熱力學第二定律如今統治著神鬼統治的地域。科學知識沒有大多數前現代知識體系的特殊性和地域感，因為它要建立各種適用於一切社會、一切時代的普遍原則。[27]這樣的知識體系不能提供傳統宗教的情感慰藉和倫理指導，即使能夠幫助我們制約物質的環境。一個制約物質世界的知識體系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沒有這樣的體系，我們就不可能養活60億人口。
加速度
這些轉型的速度本身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徵，因為變化速度在逐漸加快。實際上，這種變化是決定性的，它迫使我們不能像對待其他革命那樣對待現代革命。與農業的轉型不同，現代革命實際上是同時發生的，持續的時間不超過兩三個世紀。而且發生在全球化的世界裡面，創新的傳播速度甚快，以至沒有為各地自身的現代化留下任何空間。在這樣的速度之下，決定性的飛躍只能發生一次。這種單一性給那些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地區以極大優勢，使得大多數其他共同體只會覺得現代性是一種外部強加給自己的新範式，是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粗暴的社會大爆發。變化的快速傳播解釋了為什麼現代革命所發生的形式受到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歐洲文化的強烈影響。不過，這種決定性飛躍如果不是最早發生在歐洲，那麼它肯定很快也會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
關於現代性的諸種理論
我們如何能夠解釋這些令人吃驚的轉型呢？關於現代革命的性質或者它的動因，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見。一個世紀的細緻研究產生了大量關於尤其是歐洲和美洲現代歷史的信息，但是關於現代性的產生還沒有一種理論被普遍接受。除了缺乏一致的意見以及汗牛充棟的信息所造成的種種困難以外，還有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仍然生活在現代革命之中。我們不知道它的整個範圍何在，也許在未來幾個世紀之後才會弄清楚，從公元2000年轉型才剛剛開始。甚至我們對現代革命下一個最寬泛的定義，這定義也許仍然會造成極大的誤導。
像目前這樣一本書不能「解決」現代化問題。但是我們不得不試圖從大歷史的範圍，從21世紀初期的觀點，來看一看這場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以下的論證有任何與眾不同，那就是我們將現代革命置於人類甚至地球歷史的大範圍內加以考察，而不是僅僅將它當作最近幾個世紀尤其是在世界某個地區所發生的問題。它的視野因而是全球性的——這個特點將使我們的論證與其他大量敘事有所不同。關於現代革命的敘事經常是從一個（通常欲語還休）的假設開始的，這個假設就是現代化是由歐洲社會創造出來的，因此，這便意味著解釋現代化就是要考察歐洲的歷史。不幸的是，當我們為檢驗這些論證是否真正有效而進行比較分析的時候，就會發現所謂歐洲「例外論」的假設是令人沮喪的。[28]正如我所論證的，如果現代化是一個全球現象，那麼歐洲中心論的研究就必然會誤導我們。最近，對於世界歷史感興趣的歷史學家試圖把現代化看作一個全球性問題，要求進行全球性的解釋。[29]下文所述並不忽視歐洲以及大西洋世界在現代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但是我們要在世界史的範圍內加以論述，並且聚焦在問題的全球性方面。
人口增長和創新速度
為了澄清試圖解釋現代革命所面臨的某些問題，我將做一次方法論的冒險，從人口增長入手。我將論證，如果能夠解釋在過去兩個世紀裡驚人的人口爆炸，我們就能夠解釋現代革命的其他許多方面了。但是對人口增長的解釋很快導致我們提出創新的問題。人口快速持續增長必然意味著創新速度的遞增。因此創新速度的變化必然是解釋現代革命的一個關鍵。正如喬爾·莫吉爾所論，「技術的變化……說明了持續的增長。不是經濟增長所造成的，而是造成了經濟增長。」[30]
於是問題就要解釋何以會有如此急劇的全球創新。我們已經看到，迅速增長的創新在某種意義上表現在集體知識的概念上，所以現代革命實際上表現為過去200年集體知識形成速度的急劇變化。正如丹尼爾·赫德裡克（Daniel Hedrick）寫到的：「知識既是經濟增長的動因，也是經濟增長的後果，在過去200年裡，信息工業是技術變化速度增加的主要動因。[31]」我們已經看到，從前世界上不同地區的某種手段促進或者延緩了創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換網絡的規模和方式以及在這個網絡中交換的力度。這些手段還包括人口增長本身，人口增長不僅擴大了交換網絡的規模，而且多少溫和地推動了人口密度較大地區生產力的提高。在農耕文明時代，國家和商業交流乃是創新的新源泉。但是它們也會妨礙增長，因為人口增加社會壓力，導致疾病傳播。最終這些壓力即使綜合在一起發生作用也根本不能產生足夠迅速的創新速度來適應潛在的人口增長速度。因而週期性的災荒和馬爾薩斯式的循環決定了在農耕文明時代的歷史的基本節奏。
過去200年中創新的最驚人特點就是，至少在某些時間裡，生產力水平迅速而持續增長，以至於能夠與人口增長保持同步，有時甚至還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事實上，正如我們以後還會看到的，現代歷史的巨大節奏，不是受到由於生產力不足而造成的馬爾薩斯循環的制約，而是受到由生產過剩所造成的商業循環的制約。當然，確有許多有時甚至是毀滅性的災荒發生，但是在全球範圍內，食品生產與人口增長基本保持了同步，這正是人口增長何以如此迅速的原因所在。食品生產如此，其他領域產品的生產也是如此，從衣物和住房到消費品到能源和武器，莫不如此。因此我們就要解釋，集體知識、創新速度以及生產力水平的全球性同步增長是如何可能的。
某些可能的原動力
我們可以把已有對現代革命進行解釋中提出的一些有關原動力的選項逐一加以梳理。關於現代革命的學術爭論的豐富傳統，給我們提供了若干個頗有說服力的選項。[32]通常這些原動力將歐洲推入現代世界，但是原則上，它們也同樣適用於全球範圍。
人口論 人口理論〔經常與伊斯特·波斯魯普（Ester Boserup）的工作聯繫在一起〕，主要是用人口壓力來解釋創新的增長。[33]我們看到，人口增長產生的壓力改變了整個農業時代。誠然，當人口增長與逐漸增長的商業化過程共同發生作用時，它有時能夠增加勞動力供給、增加需求，從而成為一種刺激力量。例如在18世紀的英國，木材用作燃料、住房和製造業的需求增加，造成亂砍濫伐，反過來形成壓力，要去尋找更好的方法使用其他替代燃料。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一些重大發明，包括燃煤蒸汽機和使用煤炭而非木材冶鐵的方法，可以說正是對這種壓力的回應。
儘管如此，對於現代世界創新增長的突然加速，人口壓力只能解釋其中一部分原因。問題是人口壓力經常未能產生必要的創新，因此人們不是挨餓就是將就著過。畢竟英國不是唯一缺少木材的國家——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國，[34]這個問題可能糟糕。需求並非總是發明之母。
地理論 地理論則主要利用特殊的地理因素來解釋創新速度的增加。例如，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之所以用煤替代木材是因為那種燃料蘊藏豐富，開採方便。在E. A. 裡格利筆下，這些觀察被用於支持這樣的觀點，即強調以「偶然」的地理因素來解釋歐洲在現代革命中所起的作用。[35]這些理論家指出，世界的某些地區人口眾多，生產力和商業化水平高；所以或許偶然的地理位置，諸如煤的蘊藏地點或者美洲相對較近，最能夠解釋歐洲與例如19和20世紀的中國不同的發展軌跡。
這類地理因素無疑是重要的，而且它們在下文的說明中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由於它們本身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只是因為它們早就存在那裡了。變化的機會並不確保變化一定會發生。實際上，英國的冶鐵工在亞伯拉罕·達爾比（Abraham Darby）於18世紀向他們示範如何煉焦之前幾乎兩個世紀就試圖開始使用煤了。正如莫吉爾所論證的那樣，這類地理因素可以形成變化，但是它們根本上不能成為變化的原因。[36]我們必須解釋，為什麼諸如煤的開採這類地理因素會突然開始被有效地利用，這種想法促使我們在現代工業社會學術的、經濟的或者社會的歷史中尋找與眾不同的因素。
觀念論 第三類理論可以稱之為觀念論。它們論證到，創新的速度受到不同思維方式影響。此類理論中最簡單的一種，就是把現代革命解釋為出現了持續不斷的新發明浪潮。T. S. 阿什頓（Ashton）在概括這個問題的典型的學院式研究時，對於這種研究方法做了漫畫式的描寫，「大約在1760年有一波小機械橫掃了歐洲」。[37]當然，在簡單的意義上，這些理論是正確的。創新的數量增長著，每一種發明創造都有助於普遍提高生產力。但是這類研究即使包括阿什頓本人的論述[38]在內的非常成熟的成果也會引起爭論，它們不能解釋為什麼創新速度居然會如此之高、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的創造發明、為什麼對於更多的生產或者提高效益的技術和物質技能那麼興趣盎然，以及為什麼總是在彼時彼地。
精緻的觀念論者假設，思維方式和思維態度發生的深刻變化，刺激了新的商業和技術方法的產生。這種研究思路（其始作俑者後來至少部分撤回了他的觀點）中最著名的例證就是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思想與資本主義之間聯繫的論著，該書發表於1904—1905年。他論證到，與天主教有所不同，新教形成了一種努力工作、儲蓄和理性思考的新倫理，促使實業家以一種新的方式勤儉節約和努力創新。[39]但是這些理論是很難站住腳的。宗教不是鐵板一塊：就像一切思想體系一樣，它們是複合型的、多元化的、可塑的，足以適應許多不同的環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佛教、伊斯蘭教、儒教甚至天主教都至少部分鼓勵某些韋伯生拉硬扯到新教和資本主義裡面去的道德品質。（部分對於實業家而言的）「自由」經常被認為是創新的一個重要動因，也是「科學興起」的一個重要動因。但是對於這些論證而言，問題是要解釋這些特殊的因素為什麼以及怎樣突然變得如此突出呢。[40]即使最精緻的觀念論者也難以解釋在人類歷史上為什麼會發生如此之大的立場變化。如果是新教導致了科學或者理性思考或者現代化，那麼又是什麼導致新教產生的呢？立場的變化當然是對創新速度的提高作了部分解釋，但是它們只不過是某種更為深刻原因的表現而已，而不是造成這種變化的唯一動力。
商業論 第四類理論著重強調商業交換的作用。經濟史家研究了追溯到至少亞當·斯密著作的傳統，突出了逐漸擴張的商業交換的作用。斯密論證到，創新的速度與商業化水平直接相關。他在《國富論》第一章寫道：「勞動生產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產中技能、熟巧和判斷力的進一步完善看來都是分工的結果。」換言之，逐漸增加的分工提高了生產力。但是斯密解釋逐漸增加的分工本身是由於市場興起造成的。他在第二章開篇寫道，「給人類帶來許許多多好處的勞動分工並不是源於一個能預見到分工將能帶來普遍富裕的人類智能的產物，它是人類天性中的一種傾向的必然結果，儘管這個過程是緩慢而漸進的。當然人類天性中的這種傾向並沒有預見到會有如此之大的實用性。這種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換，以物易物，相互交易。」[41]隨著交換網絡的擴大，廉價的外來商品將會降低本地商品生產者比較昂貴的價格，迫使他們或者做更加細緻的分工，以便組織更加有效的生產，或者著重其他他們能夠更加有效生產的產品。正是通過這種辦法，龐大的交換網絡確保了最有生產效率的方法很快地被投入實際運用。除此之外，凡是在市場規模龐大的地方，人們能夠進行更為細緻的分工，因為他們有足夠消費者購買他們專門的產品（參見圖11.2）。《國富論》第三章解釋了市場與勞動分工，用了一個標題：「勞動分工受市場大小的限制」。換句話說，逐漸增加的交換網絡刺激了分工，而分工又刺激了生產技術的創新——這種增長的類型我們稱之為斯密式的。[42]
圖11.2 18世紀的大頭針工廠
亞當·斯密曾用這種大頭針工廠作為例子，說明勞工分工的優勢。選自喬爾·莫吉爾的《財富的槓桿：技術創造和經濟發展》（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78頁：原圖載熱內——安托萬·菲爾肖·德·雷姆爾（Rene-Antoine Ferchault de Reaumur）：《大頭針製作法》（1762年）
正如前一章所論，在貿易網絡的擴張、日益細化的分工以及日益增長的創新速度之間顯而易見存在深刻的聯繫。大致而言，商業行為（亦即通過相對兩相情願而非強買強賣的方式的交換形成的歲入）所激發出來的創新要比收取貢賦（亦即以威脅手段為主形成的歲入）為多，因為所產生的商業收入是在高效率狀態中形成的，而武力威脅是無法產生這種效率的。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條規律也有許多例外；收取貢賦者有時會對高效率的創新深感興趣，而商人也未必心甘情願地放棄武力。此外，大多數前現代國家表明，作為一條普遍規律，在農耕文明裡，收取貢賦所形成的財富比商業交換更多，所形成的權力更大。這種差別有助於我們理解乍一看好像是一團迷霧的東西：雖然商業網絡與農耕文明同樣歷史悠久，但是它們對創新的作用在過去兩三百年之前是極為有限的。那麼，為什麼到了現代貿易會突然變得如此重要呢？是否貿易達到了一個重要關頭了呢？如果是，我們能否對此加以描述呢？或者說，在這種重要性中，還有沒有其他因素突然加入進來了呢？為了解釋現代化，我們必須解釋市場在最近數百年裡如何以及為什麼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一種眾所周知的研究理路（經常與現代化的商業論有關）論證到，歐洲通常是商業化的，歐洲市場通常也是充滿活力的。這一類論證的困難在於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早在18世紀末，商業化，甚至整個生產力，在中國、日本、北印度以及歐洲都大致相當，不過只有大西洋地區的創新速度在19世紀開始迅速增長。最近，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研究指出，亞洲經濟擁有龐大人口，直到1750年甚至1800年都是最大、最有生產效率的經濟。實際上，他主張中國人均收入到1800年一直高於歐洲。[43]
社會結構論 儘管如此，貶低歐洲例外論的做法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難以解釋19世紀以來這些地區與眾不同的發展軌跡。自卡爾·馬克思時代以來就有一個起到很大作用的答案，那就是，即使從斯密的觀點看西歐並沒有自1800年起就脫穎而出；從制度和社會的觀點看，歐洲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這個觀點就是典型的第五種研究理路，解釋了創新速度何以突飛猛進。社會結構論認為，不同的社會結構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了創新速度。大體而言，他們試圖解釋商業促進生產的能力是如何隨著強大的社會團體依賴於商業而不是其他不同類型的貢物交換而發生變化的。在前幾章裡，我引用過這一類論證來證明為什麼在親族社會裡創新速度十分低下，為什麼納貢國家的結構固然刺激了創新，但不是野心太大就是猶豫不決。以社會結構解釋現代化必須證明，新的社會結構的出現會給創新帶來強有力的刺激。這些理論應主要歸功於馬克思，他訴諸一種「資本主義」特有的社會結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極其正式的論證方法論證，資本主義特有的普遍交換極大地促進了一種全新的、特別強大的技術發明，他對這種增長做了極為詳盡的分析。後來埃裡克·沃爾夫對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框架加以修正而做了簡明扼要的論述。[44]
馬克思的思想如今已不再時髦，事實上有些人宣稱已經被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駁倒」了，而且其中許多內容今天理所當然已經過時。然而，就像安東尼·吉登斯一樣，我相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仍然是試圖處理18世紀以來橫掃世界的大量轉型的必不可少的核心思想」。[45]在馬克思的著作裡，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會形成一種社會，其中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技術與一定的社會結構相互關聯。我們已經運用了埃裡克·沃爾夫的親族社會和收取貢賦的生產模式。在這裡，我們必須更加近距離地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作為一理想類型，它有三種主要因素：（1）一個由實業家或「資本家」所組成的統治階級，他們擁有生產資料（即資本），並用這些生產資料生產商業利潤以維持他們的精英生活方式；（2）一個由人民所組成的階級，與農民不同，他們沒有從事生產的財產，只能通過出賣勞動力以維持生計，因此成為工資收入者或者「無產階級」；以及（3）一個競爭市場通過市場力量而不是法律或人身強迫制約的商業交換將兩者聯繫在一起。在一個理想的資本主義世界裡，精英集團主要是由資本家構成的，其餘的人則主要構成無產階級，大多數的交換都是通過市場實現的。
確切地說，在這個世界裡的財富分配比收取貢賦的世界還要不平衡，因為大多數無產階級不直接擁有像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料。一般而言，財富的這種巨大落差正好說明了資本主義引人注目的動力，正如太陽和圍繞它的空間之間巨大的溫差促使了地球產生的複雜過程。資本主義極大的不平等，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資源主要不再是像收取貢賦的社會那樣通過使用（或者威脅使用）肉體暴力而轉移的。相反，國家動用武力主要是為了維持法律和所有權的結構，以保護財產集中在某些人手裡。正是這種巨大的反差推動了財富有效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同樣也矛盾地解釋了為什麼現代國家必須比收取貢賦的世界要大得多、複雜得多。
為什麼這樣的結構能夠刺激創新呢？主要的論點在於，社會的主要階級發現自己處在一個迫使他們要不斷地、無休止地有所創新的環境裡。就像生態變化促使物種在環境劇烈變化例如在冰川時期迅速進化一樣，資本主義新的持續不斷的社會生態變遷，迫使人類的一切階級不斷尋找更多的有生產效率的工作方式。通過這種途徑，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導致了人類行為的新進化，推動了人類以革命的方式開發自身的創造力。
至此，馬克思的論證與正統的經濟學家開始有所不同。在實業家、競爭的市場以及僱傭勞動者構成的世界裡，實業家和僱傭勞動者都必須從市場購買創新產品以維持生計。實業家不得不這樣做是因為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最成功的長遠策略就是不斷降低產品價格和銷售價格，而要實施這樣的戰略就要在生產、運輸和管理中引入各種降低價格的創新。就像人類誕生以前的進化一樣，這個過程是無休止的，因為競爭者會迅速成功地複製這些創新，使得實業家的創新變得普遍化、經常化和高速化。
僱傭勞動者也不得不主動尋求改進生產的辦法。作為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要與其他僱傭勞動者競爭。為了找到購買他們勞動力的買主，僱傭勞動者必須提供比他們潛在的競爭者更加具有生產效率而價格低廉的勞動。在這裡，競爭的棘輪效應確保了勞動的生產效能逐步推進。這些規則解釋了一個奇特的悖論，也就是列夫·托爾斯泰所稱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鞭子」——失業的威脅——遠比奴隸和苦役鞭子還要有效得多。奴隸主不能讓他們的奴隸和苦役餓死，不過也無意讓他們生活得更好。這樣的制度不能激發勞動者的創造性。然而資本主義的僱主並不佔有他們的工人，不需要保護他們免於飢寒交迫。事實上，他們普遍將失業或者貧困看作對工人勤奮工作的一種有益鞭策。所以工人就有義務確保他們的勞動有足夠的生產效率，足以讓僱主來購買。通過這樣的方法，經濟的鞭子能夠刺激真正的甚至創造性的自我節制，而管家的鞭笞只會產生不情願的服從。資本主義產生了一條紀律，以一種從前收取貢賦的社會特有的直截了當的、野蠻的方法所無法具備的力量觸及了僱傭勞動者的理智、心靈以及身體。彷彿是資本主義的結構迫使人們在大腦裡面安裝新的軟件。或者，用一個不大嚴格的比喻，彷彿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把全新的動力和意義〔或者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話說，「文化基因」〕注入了人們的頭腦裡去了。[46]
這是一種創新永不止息的社會的模型，因為社會的兩大主要階級發現自己都被綁在了提高生產效能這個無情的踏車上面。現代化的社會結構理論意味著如果我們能夠解釋現代社會如何以及為什麼開始符合這樣一種理想的模型，我們就能夠著手解釋現代革命了。
但是，在這裡，還是存在困難。最近的研究表明，似乎難以將資本主義的歐洲和非資本主義的中國和印度區分開來。在東亞大部分地區，僱傭勞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十分普遍。實際上，彭慕蘭和王國斌的充分研究已經證明，中國和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十分接近，以至於不可能簡單地用歐洲的資本主義水平更高來解釋工業革命。[47]事實上，兩者的相似性之大以至於兩位作者留給我們的印象表明，就現代歷史上至關重要的加速增長這個問題而言，其動力似乎只有一些偶然的差別，諸如煤的分佈等。
在下面兩章裡，我將試圖繼續對現代的創新速度做出解釋，這種解釋產生了上述許多理論，不過還可以再加上一個。
交換網絡的規模和協同作用我在第7章曾經論證，在普遍範圍內，創新速度是信息網絡的規模和差異所造成的。換言之，相互作用的規模和種類可能是改變創新速度的強有力的決定因素。在第12、13章裡，我將論證，在現代社會的早期階段，信息交換的規模，甚至更重要的是信息交換的種類突然增加，可能極大地刺激了集體知識的增加，尤其是在這些交換最集中、差異最大的樞紐地區。但是我將把這種假設綜合進過去學術著作中用於論證現代化之原動力的各種論證中去。首先，我將總體上描述某些導致創新速度加快的因素。其次，我將解釋為什麼創新速度的提高會首先明顯出現在歐洲。預先概括性考察一下這個論證也許不無裨益。
對於創新速度提高的全球性解釋
積累 尤其是在非洲—歐亞地區，過去數千年的積累已經形成了好幾個地區，在這些地區發生的創新在農耕文明時代收取貢賦的社會結構裡已經盡可能地傳播得很遠了。到18世紀，這些地區有中國、日本、部分印度和部分西歐地區。[48]
交換網絡的擴大 16世紀以來創造的全球性交換體系突然地並且是決定性地引爆了集體知識和商業化的全球化過程。擴大了的信息交換網絡開啟了新的創新可能性，有助於衝擊世界人口高度集中地區技術的上限。由於這樣的變化，所交換的信息的數量和種類劇增，傳播的速度劇增，導致全世界各社會所能汲取的知識庫產生驚人的增長。增長的商業交換提升了商業行為，由此也加速了從斯密和馬克思關於現代化的論述所常見的創新過程。
關於歐洲在現代化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
一種關於交換的新地誌學 少數社會在地理上得益於集體知識的全球性突然增加。信息交換的全球體系的出現，改變了大規模交換網絡的地誌學。一度處在亞非交換網絡邊緣的歐亞板塊的大西洋沿岸，突然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全新的全球化交換體系的中心。歐洲，接著是北美大西洋沿岸成為第一個新世界體系的中心，即使這個體系的重心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在印度和中國。交換的數量仍以東亞為最多，直到19世紀，但是大量的思想、貨品、財富以及技術開始在歐洲和大西洋地區流動。[49]這種地誌學的重組令西歐在商業上和學術上都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與此同時，在數千年來一直作為歐亞交流中心的美索不達米亞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不在這個新的全球交流體系的中心了。在全球交換網絡中的這些急劇變化給歐洲帶來了巨大優勢。[50]由是觀之，現代化不是某種開始於歐洲而傳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相反，它是全球化過程的產物，這一全球化過程使得以大西洋為界的國家扮演了一個全新的角色。
歐洲的預適應 但是為什麼歐洲能夠如此完美地利用這些預想不到的優勢呢？因為歐洲本身處在這個新出現的世界體系和高度商業化的中心。歐洲的優勢不僅是一種地理學上的幸運問題。相反，西歐社會在十分重要的意義上預適應了利用新的全球化交換體系所創造的機遇。西歐許多地區社會的、政治的以及經濟的結構幫助歐洲利用了與全球交換網絡一同出現的新交換體系，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將回到大家比較熟悉的關於歐洲歷史某些重要特徵的論證上來。正如王國斌在對中國和西歐的早期現代化階段進行重要的比較研究時所指出的那樣，「歐洲政治經濟學並沒有創造工業化，歐洲政治經濟學也沒有故意設計一套方案去推行工業化。相反，歐洲政治經濟學創造了一套制度，一旦工業化出現就能推動它發展。」[51]
本章小結
在過去的兩三百年裡，世界已經發生了轉型。運用本章所描述的策略來解釋這種轉變將是下面兩章的任務。我將集中精力於人口增長，希望通過成功地解釋現代社會令人震驚的人口增長，幫助我們澄清現代化的許多方面。這樣的論述將會解釋人類為什麼以及如何學會從自然環境攫取巨大的資源以養活數以億計的人口。這就意味著要解釋現代世界所特有的創新和生產能力的驚人增長。
關於創新的革命性增長這個對現代革命至關重要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每種解釋都著重於說明某個不同的原動力——人口壓力、地理因素、變化的觀念、市場和交換網絡的擴張、社會結構的變化等等。在以下數章對於現代化的解釋中將用到這些因素，但是主要關注的是關於交換網絡的地誌學變遷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將論證，一個全球交換網絡的出現極大地刺激了全世界的商業活動和生態學創新。全球信息網絡中的信息交換範圍的擴大，極大地提高了生態創新的速度，而增長的商業交換則加快了斯密和馬克思所說的現代化創新。在全球化體系中，歐洲迅速成為一個新的樞紐地區，因而得天獨厚地利用了這個新全球體系所創造的巨大商業機遇。但是我還將論證，歐洲的社會和經濟制度有助於它利用在新全球化交換網絡中所處的有利位置。
延伸閱讀
J. L.安德森（Anderson）《關於長時段經濟變遷的解釋》（1991年）是一部有用著作，介紹了各種理論文獻。最近的重要作品有，安東尼·吉登斯，《歷史唯物主義比較批判》（第2版，1995年）；喬爾·莫吉爾，《財富的槓桿》（1990年）以及E. A.裡格利，《連續性、機遇和變化》（1988年）和《民族、城市和財富》（1987年）。E. L.瓊斯（Jones）的《歐洲奇跡》（1987年）和《增長再現》（1988年）堪稱經典，引發了大量關於現代世界的討論。安德烈·貢德·法蘭克的《白銀資本》（1998年）、彭慕蘭的《大分流》（2000）以及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1997年）有力地提醒我們，1800年以前歐洲的落後和衰落，因而將現代化追溯到歐洲中世紀的各種流行一時的理論都貶值了。這些著作證明，現代革命乃是全球進程的產物。瑪格麗特·雅各布的《科學革命的文化意義》（1998）對於強調科學革命在解釋歐洲現代化興起的重要性，具有很大影響力；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1992年修訂本）對歐洲國際體系做了最為充分概述。埃裡克·沃爾夫的《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1982年）讓我們想到那些沒有國家結構的民族在現代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除了這些著作之外，還有大量文獻涉及到「現代世界的興起」的各個方面，我們在最後兩章列出了其中一部分。
[1] 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評》的第2卷（劍橋：政治群體出版社，1985年），第33頁。
[2] 此種轉型對地球的影響，約翰·R. 麥克尼爾做了令人信服的論證，參見所著《太陽底下的新鮮事》。
[3] 埃裡克·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第24—72頁。公元1000年的類似的世界之旅，參加約翰·曼（John Mann）所著《1000年的世界地圖》（劍橋，麻省：哈佛大學出版社，1999年）。
[4] 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第71頁。
[5] 布裡安·M. 法甘：《地球上的人類：世界史前史導論》，第10版（上桑德河，新澤西：普倫蒂斯——霍爾2001），第362頁。
[6] 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第42頁。
[7] 邁克爾·D. 科伊：《墨西哥：從奧爾梅克人到阿茲特克人》，第4版，（倫敦：泰晤士和赫德孫，1944年），第158頁。
[8] 關於遊牧文化，托馬斯·J. 巴爾費爾德的《另類的遊牧民族》（恩格烏德·克利夫斯，新澤西：普林蒂斯——霍爾，1993年）以及安納托利·M. 哈扎諾夫（Anatoly M. Khazanov）的《遊牧民族和外部世界》，朱利婭·克魯肯登（Julia Crookenden）翻譯，第2版（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94年），都做了極好的論述。
[9] 偽希波克拉底，《空氣、水、土地》，轉引自G. E. R. 勞埃德（Lloyd）、J. 查德威克（Chadwick）和W. N. 曼（Mann）翻譯並作序的《希波克拉底作品集》（哈蒙斯沃思：企鵝出版社，1978），第163頁。
[10] 參見大衛·克裡斯蒂安：《俄羅斯、中亞和蒙古史》，第1卷，《從史前時期到蒙古帝國的內陸歐亞》（牛津：布萊克威爾，1998年）
[11] 克裡斯蒂安：《俄羅斯、中亞和蒙古史》，第1卷，第85—94頁，第149—157頁；尼古拉·迪·科斯莫（Nicola di Cosmmo），《中亞史上國家的形成和消長》，載於《世界史雜誌》，第10卷，（1999年）第1號，第1—40頁。
[12] 這位公使的文字轉引自特倫斯·阿姆斯特朗（Terence Armstrong）：《俄羅斯的北方居民》（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65），第36頁；參見詹姆斯·福賽斯（James Forsyth）出色的西伯利亞史著作，《西伯利亞各民族史：俄羅斯北方的亞洲殖民地（1581—1990）》（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2年），尤其是第10—16頁。
[13] 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第65頁。
[14] 艾倫·W. 約翰遜和蒂莫西·厄爾：《人類社會的進化》第2版（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0），第9頁。
[15] 林恩·馬古利斯和多里昂·薩根：《微觀世界：微生物進化40億年》，第228頁。
[16] 卡羅·M. 奇波拉：《世界人口的進化史》，第6版（哈蒙斯沃思：企鵝出版社，1974年），第114—115頁。
[17] 戴維·蘭德斯：《被解縛的普羅米修斯：西歐1750年至今的技術變遷和工業發展》（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69年），第6頁。
[18] 喬爾·莫吉爾：《財富的槓桿：技術創造和經濟發展》（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99頁。
[19] E. A. 裡格利（E. A. Wrigley）：《連續性、偶然性和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的特點》（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4—55頁。
[20] 約翰·R. 麥克尼爾：《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第14—15頁；參見第6章。
[21] 約翰·R. 麥克尼爾：《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第15頁。
[22] 保羅·拜洛赫：《城市和經濟發展：從歷史的黎明時分到當代》（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13頁。
[23] 關於鐘錶計時的興起，在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著、埃德蒙·約福克特（Edmund Jephcott）翻譯的《時間論》（牛津：布萊克韋爾，1992年）中做了極好的分析；埃利亞斯論證到，為了協調相互依賴的日益複雜的網絡是現代時間計劃的直接和普遍使用的最基本的動因。
[24] 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修訂版（劍橋，麻省：布萊克韋爾，1992年），第69頁；正如蒂利所指出的，對於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工具而言，美國至今仍是部分例外（第68頁）。
[25] 諾伯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第1卷，《言談舉止的歷史》，埃德蒙·約福克特翻譯（紐約：萬神殿出版社，1978年），第186頁。
[26] 戴維·考特萊特：《習慣的力量：毒品和現代世界的形成》（坎布裡奇，麻省：哈佛大學出版社，2002年）。
[27] 關於地域感，參見托尼·斯旺（Tony Swain）在《陌生人的地域：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歷史》（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年）有豐富的令人浮想聯翩的敘述。
[28] 最近有一些歷史學家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比較研究：參見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伊薩卡，紐約：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7年）、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以及安德烈·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8年）的出色研究。亦可參見羅伯特·B. 馬克斯（Robert B. Marks）在《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態的述說》（蘭哈姆，MD：羅曼和裡特費爾德，2002年）對於這些論戰所做的概述。
[29] 這些關於現代化的論戰在克雷格·洛克哈德（Craig Lockard）的《全球歷史學家和巨大的分歧》，載於《世界史學報》，第17卷，第1號（2000秋）：第17頁，第32—34頁做了一個扼要的概括。
[30] 喬爾·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148頁。
[31] 丹尼爾·赫德裡克，《技術變化》，載於《人類行為造成的地球變化：過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區域性變化》，B. L. 特納二世等主編（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9頁。
[32] 在J.L. 安德森（Anderson）所著《關於長時段經濟變遷的解釋》（巴辛斯托克：麥克米倫，1991年）中對於各種增長理論有一個很精彩的概述；亦可參見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7章（「理解技術進步」）的概述。
[33] 例如參見，伊斯特·波斯魯普：《人口與技術》（牛津：布萊克韋爾，1981年）。
[34] 可是中國木材短缺不像英國那樣嚴重；參見彭慕蘭：《大分流》，第220—236頁。
[35] 在裡格利的《連續性、偶然性和變化》，以及彭慕蘭的《大分流》中都特別強調煤的重要性；地理因素參見E. L. 瓊斯（Jones）影響深遠的研究著作，《歐洲奇跡：歐亞歷史上環境、經濟和地緣政治》，第2版（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以及《反覆發生的增長：世界史上的經濟變化》（牛津：克來雷頓，1988年）。
[36] 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162頁。
[37] 參見加裡·霍克（Gary Hawke）《工業革命再解釋》，載於帕特裡克·奧布賴恩（Patrick O』Brien）和羅蘭·基諾（Roland Quinault）主編《工業革命和英國社會（1760—1830）》（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55頁。所引T. S. 阿什頓的原話。
[38] 參見阿什頓：《工業革命，1763—1830》（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48年）。
[39]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塔爾科特·帕森斯譯，（1930年；紐約：斯科利納斯重印，1958年）。
[40] 最近瑪格麗特·雅各布就觀念是現代革命的重要推動力的論證，重新加以細緻的研究，參見所著《科學文化與工業化西方的形成》（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我在第12章援用了雅各布的論證。
[41] 亞當·斯密：《國富論》，第5版，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編（紐約：現代書屋，1937年），第1頁，第3頁。
[42] 參見莫吉爾：《財富的槓桿》，第5頁：「貿易促進經濟增長可以稱之為斯密式的增長。」
[43] 弗蘭克：《白銀資本》第173頁，第166頁。關於中國生產力水平，亦可參見彭慕蘭《大分流》，以及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關於論證歐洲經濟從15世紀以來的優越性的不同觀點，參見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觀》（巴黎：OECD, 2001年）。
[44] 參見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第3章。
[45] 安東尼·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第2版（巴辛斯托克：麥克米倫，1995年），第1頁。我引用的這段文字不僅與吉登斯對馬克思的批判相符節，而且與他想拯救他認為馬克思仍然有價值的地方相符節。費爾南德·布羅代爾也論證說，如果加以解凍並且更加變通的細緻的方式加以研究，馬克思關於社會的模型對於歷史學家而言仍然是有價值的；參見布羅代爾，《歷史和社會科學》，載於《論歷史》，沙拉·馬修翻譯（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51頁。
[46] 丹尼爾·C. 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意識詳解》（倫敦：企鵝出版社，1993年），第204頁，提到文化基因是一種實體，入侵人的大腦，很像寄生蟲。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6年）第1版，套用了這個術語，指任何理智的或文化的信息可以通過模仿從一個人轉移到另外一個人那裡。「文化基因」的思想被廣泛運用以至於在蘇珊·布萊克莫爾（Susan Blackmore）《文化基因的機器》（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看出它的局限性。
[47] 彭慕蘭：《大分流》；王國斌：《轉變的中國》。
[48] 關於這個積累過程的論證，參見彭慕蘭：《大分流》。
[49] 這個新中心的經濟史的最佳論述仍為拉爾夫·戴維（Ralph David）的《大西洋經濟的興起》（伊薩卡，紐約：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73年）。
[50] 與馬克思一樣，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強調全球交換的地誌學變化的經濟學意義：「資本集中在這樣一個巨大匯聚點上，其節點鏈接通往各大陸的道路，可以在機械、勞動力培訓以及大片的居住區進行投資，形成新的附加值的製造業」〔謝拉特，《激活大敘事：考古學和長遠變化》，載於《歐洲考古學雜誌》，第3卷，第1號（1995年）：第21頁〕。這些論證是重要的也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新的信息網絡在幫助解釋變化的創新速度方面也許同樣重要。
[51]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第151頁。